近读钟敬文先生主编的《中国民俗史》总序，颇受教益。这篇“总序”本是钟先生对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讲话，经董晓萍教授整理，冠于《中国民俗史》书首，题为“总序”。

“总序”纵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态势，并时时提到一些国外的民俗学研究的论著并加以评论。总序针对博士生的培养路径，较广泛地讨论了读书与治学方法的问题，而在博士生如何选择、确定学位论文论题方面，多所措意。读完总序之后，我的感受和认识可用四个字加以概括：“大家风范。”

总序有一段话，我读后为之振奋，不禁陷入深深的沉思。钟老不专门研究史学，但他这几句话，却同我们所研究的史学理论有极大的关系，并给予我们新的启示。这几句话是：“历史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还是一种教养、一种义务、一种道德，我们应该对学习历史有自觉的要求。”

历史学是一门知识，这是人们早就有了的认识。东汉王充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 古今是有联系的，不懂得历史知识，这种联系就建立不起来。清人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自珍全集·尊史》），说明历史知识是认识社会发展法则的基础。这都是在强调历史知识的重要性。

历史学是一种教养，这一见解，所见不多，我们也未曾认真思考过。经钟老启发，我于是想到了古人的有关论说和做法。春秋时期楚庄王时，大夫申叔时论教导太子读书，说道：“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上》） 三国时人韦昭对上述内容作了解释，其中所教之内容多为史书；而教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获得综合教养。这些话，虽是在贵族圈子里说的，但道理上应有相通之处。

历史学是一种义务，这是我们很少说到的又一个理念。为什么历史学是一种“义务”？我想，因为历史学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承担着某种责任。当然，这种责任最终还是通过具有历史知识的人来实现的。诚如李大钊所感受、所论述的那样：“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这是由史学的研究引出来的‘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李守常《史学论》第六章） 所谓“有为者亦若是”的理念和激情，可以说是集中反映出历史学所蕴含的人们的社会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国人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无疑就是一种责任。反之，轻视历史、无视历史、数典忘祖等等，都是对社会、对国家缺乏义务感和责任心的表现。可见学习历史之重要，莫此为甚。

历史学与道德的关系，这好像是一个伦理学方面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古老的人生哲理。《易·大畜》有言：“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注家解释“前言往行”为前贤的“嘉言懿行”。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说的历史，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指的历史记载，不论怎样理解，都是说人们的道德培养同历史学有直接的关系。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进一步解释这种关系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具有“史官不绝，竹帛长存”的优良传统，因此后人可以通过阅读史书而了解前人的言论和行动，从而产生了“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史通·史官建置》） 的自觉要求，于是历史或历史学就在这种潜移默化中促进了人们的道德自觉，提高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平。

记得中国古代史学的伟大奠基者司马迁在《史记》中反复说过：记述黄帝以来至其当世的历史，是为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又说：“述往事，思来者。”而他对于记述历史人物也有明确的目标和标准，即“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史记·太史公自序》） 。综观太史公所言，却也暗含着历史是知识、是修养、是义务、也是道德的思想。

钟老作为杰出的民俗学家，他对于历史和历史学有如此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不仅是广大的民俗学研究者应当认真领会的，也是我们史学工作者要认真领会的。治学，贵在博而返约，然博而能通则尤贵矣。读了钟老《中国民俗史·总序》，深感在博与约、博与通这两个方面，他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