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禹，历史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研究员。
目前学界对近代高校与地方的关系虽有不少探讨，但关于近代高校对地方问题的研究仍显不足。问题意识怎么来，一直是学界所重视的重要问题。我们发现西南联大学人来云南之前，鲜有研究云南问题者，也就是说学术研究中缺乏云南问题意识。然而，来滇不久，西南联大学人即意识到了云南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由原本鲜少研究云南问题转向研究和关心。用西南联大教授孙云铸的话说，研究云南问题“皆系因地制宜，为同人南来后日夜所不能忘怀者”，又如云南地质“在国内实罕见其俦，而又地居窎远，战前鲜为人所注意，故地质各方面之大问题，均有待解决”。可见，原本不被联大学者关注的云南问题开始被关注和热捧，表明在全面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人学术研究实现了云南问题意识的重要转向。
“语言学在云南”：发现云南问题
1943年西南联大教授罗常培结合自身云南语言研究的实际，提出了“语言学在云南”的重要学术观点，表明了罗常培云南问题意识的产生和转向。同样，作为历史学家的郑天挺也意识到“语言调查可在云南”。“语言学在云南”是典型的云南问题意识的高度总结，代表了西南联大学人学术研究云南问题意识的转向。因此，也可以说民族调查和研究也在云南，地质调查在云南，动植物研究在云南，等等。所谓“在云南”，其实就是学术意义上的云南被“发现”和再“发现”，体现了联大学人学术研究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而所谓云南问题意识，就是学术研究以云南为研究对象，问题意识从云南历史与实际情境中产生。西南联大学人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云南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学术研究可以向云南问题研究转向。而这种云南问题意识的转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云南问题意识出发，研究云南边疆语言与民族问题。罗常培是语言学大家，在到云南之前，他主要关注内地的语言学问题，并未发表云南语言问题的论文。而至云南后，罗常培开始研究和关心云南语言问题。1941年发表《昆明话和国语的异同》，1942年1月来到大理开展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调查了摆夷（傣）、傈僳、俅子、怒子、那马、民家几种语言，其后发表了《贡山怒语初探叙论》《莲山摆彝语文初探》《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等论文。1943年3月，罗常培第二次来到大理调查民族语言，获得了茶山、浪速、山头三种景颇语材料，不久发表了《语言学在云南》等文章。1944年后，罗常培在云南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关于臧缅语族父子连名的系列论文，如《论臧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再论臧缅族父子连名制》《三论臧缅族父子连名制》，对臧缅语族父子连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在特定的历史时空，罗常培的语言学研究与云南问题相结合，实现了学术研究云南问题意识的转向。
吴泽霖由贵州大夏大学西迁至昆明西南联大后，有感于当时学界“对滇黔民族问题研究尚乏其人，良可惋惜”，随即开始着手对云南东部苗族进行调查研究。在贵州大夏大学时，他“曾在贵州东南部作苗族社会组织及生活状况调查”，到西南联大后他转向对云南东中部苗族的调查。由于时空的变化，云南地方民族的特点，以及吴泽霖一直研究苗族问题，因而转向对云南苗族问题研究亦在情理之中。
张印堂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在来云南之前，他主要研究华北和东北的地理问题。而至云南后，他意识到“过去隔闭离绝的云南，数年以来，已由国人的惨淡经营，积极的建设，一变而为我国后方的重地了。值此长期抗战，它的重要，益形增加”，于是开始研究云南边疆民族和边疆地理。1941年他发表了《滇缅沿边问题》《云南气候的特征》《云南西南部掸族之种族特征与其地理环境之关系》，1943年出版著作《滇西经济地理》，发表《云南经济建设之地理基础与问题》，1945年发表《滇缅铁路沿线主要矿产之分布及开采现状》。这些成果是张印堂对云南边疆民族地理和经济的开创性研究，是云南问题意识与地理学研究背景深度结合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西南联大时期，南开大学成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广泛地开展了云南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该研究室分为“边疆语言、人类学（包括社会人类学及体质人类学）、人文地理、边疆教育四组”，“以边疆人文为工作范围，以实地调查为途径，以协助推进边疆教育为目的”。联大学人创办研究机构，出版学术刊物《边疆人文》和《语言人类学专刊》，目的是“因地制宜对滇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人文地理、语言民俗展开调查研究”。所谓“因地制宜”开展云南边疆民族问题研究，实际就是云南问题意识的转向。
第二，从云南问题出发，注重云南历史研究。在来云南之前，郑天挺意识到云南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临行前，老友张怡荪劝我到云南后，注意南诏史，我欣然同意”。至西南联大后，郑天挺十分留心和有意识地转向对南诏史、云南史的研究，留意购买《滇海虞衡志》《云南备征录》《南诏野史》等史籍，用心阅读《云南备征志》《新唐书·南蛮传》《明史·云南土司传》等云南历史典籍，注意“择其有关南诏者别录于册”。这几乎奠定了其云南历史研究的基础，1943年郑天挺发表《历史上的入滇通道》，研究成果初步发表，学术研究向云南问题意识的转向即获得成功。西南联大历史学系为了研究南诏历史，1941年11月计划去大理拓碑，这次拓碑计划源于喜洲西南发现两处荒冢。经幢有梵文，碑铭文字隐约可辨，“对于南诏宗教史，以至政治史之研究，当可不无裨益”。此举表明联大历史学系学术研究中的云南眼光和视野，以及因地制宜研究南诏史的迫切感和使命感。
第三，社会学围绕云南地方问题研究，实现了社会学的中国化。1938年8月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成立，目的是“搜集关于本国人口、农业、工商业及天然富源等各种基本事实，并研究各种相关问题，以期对于国情有适当的认识，并将研究成果，贡献于社会”，“以期对我国政府及我国社会科学，有所贡献”。研究所选定呈贡县作为实验区，但不局限于呈贡县，昆明、昆阳县、个旧县也是研究的重要区域。1940年国情研究所推出了《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呈贡县农业普查》，1944年完成了《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1946年完成了《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及人事登记初步报告》。西南联大社会学的研究，以国情研究所为依托，以云南问题为导向，对社会学的重要问题人口、户籍、社会关系开展了中国化的尝试。
第四，注重从有色金属、地质、动植物等方面研究云南问题。在矿产调查方面，袁复礼发表了《自镇雄地质所见之云南东北部之古地理》，冯景兰写成了《云南保山昌宁顺宁蒙化地质矿产》《路南县地质矿产报告》《云南之地质矿产及矿业》《大理之矿产》《云南玉溪地质矿产》《云南呈贡县地质》，谭锡畴发表了《云南易门安宁禄丰主要铁矿床述要》等文章。
在地质研究方面，西南联大时期的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计划研究“云南各纪地层分层之研究、云南史地之变迁、调查云南地质构造以求横断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以及中国南部各山脉生成之关系”；“研究云南之各种金属矿床，如个旧锡钨矿，滇北铜矿，易门铁矿，滇西水银、锑、铅、银等矿”；“研究云南非金属矿床，如滇北之盐，昆明区之磷，滇西之砒，云南各处之煤”；“研究云南之各种火成岩及变质岩，并求其与各金属矿产之关系”。这是一个庞大且切合云南实际，并遵循云南省情的研究计划，是以云南为研究对象和问题的重要表现。因此，在云南问题意识的驱动下，张席禔教授计划研究《云贵三叠纪之比较及分层之研究》。孙云铸在昆明发现了三叶虫化石新品种和寒武纪地层，发表了《云南西部之奥陶纪海林禽动物群》《滇西中志留纪地层》《云南古生代地质略史》等论文。袁复礼在云南呈贡和沾益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刮刀”和“雷兽”化石，打开了云南早期人类历史研究的大门，填补了学术空白。
在动物昆虫方面，1940年沈嘉瑞对“云南昆明鱼虱之新科之记载”的研究，并对“昆明淡水蟹之发生”情况进行了研究。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虫学组，在北平时，主要以“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察哈尔五省之虫害”为研究对象，而迁滇后，以云南虫害为研究对象，曾组织调查活动：“呈贡、婆兮、竹园、开远、大庄、河口、建水、蒙自、会泽、石屏，更深入元江、墨江、宁洱、思茅、车里、佛海、南峤诸县调查，获害虫八百号。对于稻、麦、木棉、甘蔗、烟草、玉蜀黍、高梁、梨、桃、苹果、栗、柑桔、咖啡、蔬菜、金鸡纳树之害虫、仓库害虫及蚊虫、蚤虫等尤有较详之调查。婆兮工作站，着重于甘蔗虫害之研究。呈贡工作站，着重于梨蛆之研究。国产杀虫剂方面则对于桉叶油之研究已有相当结果。”在植物研究方面，也充满了云南地方倾向。1942年至1943年生物学系曾计划由吴韫珍教授主持“昆明附近各县植物之调查及采集”。吴韫珍等带领青年教师及学生广泛采集云南植物标本，绘制标本图，并与吴征镒发现了“金铁锁”新物种，丰富和完善了《滇南本草》和《植物名实图考》。值得一提的是，西南联大助教吴征镒由此走上了研究云南植物的道路，成为了世界植物区系研究的权威学者。
第五，西南联大学生毕业论文选题也有云南问题意识的关怀，说明西南联大学人云南问题意识转向的普遍性。如历史系学生吴承明选取了《古代云南与中土之关系研究》作为毕业论文，因为作者意识到研究云南的重要性，“是中国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而我们“对此西南一隅则茫然无睹”。于是吴承明选取了云南与内地的关系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社会学系学生以云南为研究对象尤为明显。1943年社会学系11人毕业论文全都以昆明市为研究对象：陈誉《茨厂劳工》研究昆明茨坝中央机器厂，沈瑶华、常绍美《昆明纱厂与劳工》，陈道良《云南纺织厂劳工调查》，萧远浚《昆明市二一个商业公会的研究》，全慰天《昆明二七个同业公会之研究》，白先猷《昆明市二六个同业公会之的研究》，虞佩曹《昆明市离婚案件之分析》，朱鸿恩《昆明市十六个职业工会之研究》，廖宝昀《社会救济事业之研究》（昆明市），赖才澄《大普吉农村之社会实况及其问题》，徐先伟《尾则夷族之生活概况》（路南县）。
“因地制宜”：转向云南问题意识
西南联大学人云南问题意识的产生和转向与云南优势、云南特点、云南区位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及与学者的个人际遇、时空变迁、抗战建国需要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南联大作为外来的高校，如何在抗战背景下，做出具有影响和特点的研究，成为了西南联大学人学术研究的重要考量。而云南得天独厚的文化、民族、历史、矿产、动植物资源，成为西南联大学人学术研究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正如孙云铸所云：“今云南正当横断山脉之主干，西接喜马拉雅，东连中国南岭主干，同人皆系治地质科学者，今身当此精华之区，又安能默而息乎”，反映了西南联大学人研究云南问题和云南问题意识转向的急迫性和得天独厚。
云南是有色金属、地质、动植物的王国，天然的优势，成为了联大学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关键。西南联大语言研究学者，“搬到昆明，一部份（分）研究语言的人，一方面想尽量发掘这块语言学的黄金地，一方面感觉图书仪器缺乏，别项工作不易进行，都打算利用当前环境做一点垦荒事业”。西南联大学人认识到云南是地质乐园，大有可为：“缘云南实为地质学家之乐园，其矿产种类之繁多，与夫各时代地层之完备、地质构造之复杂，在国内实罕见其俦”。更是论称，“云南地处亚热带，而昆虫种类之繁，尤非北方所能比拟，加以气候温和，终年滋生，因此滇省昆虫问题倍形复杂，而予研究以绝好机会”。
各高校学人来到云南后，面临学术研究对象和问题重新选择，这是促使其云南问题意识产生和学术转变的重要动因。如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因在昆明的地理优势，研究相关社会学问题以昆明及其周边地区为研究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的来源。因此，1942年陈达联合李景汉、吴泽霖开展了云南省社会问题研究，“李景汉担任昆明市的研究”，“吴泽霖研究云南少数民族”，陈达研究云南选取了县社会行政研究。陈达选取了昆明县、昆阳县、呈贡县为研究范围，调查工作从1943年6月开始，至1945年2月完成，分为社会行政与社会福利、农民生活、合作事业、劳工事业、结论五部分。云南是茶叶的发源地和重要产地，得益于此，西南联大学人围绕茶叶生产的自然环境、茶叶生产和贸易情况、茶叶贸易的前途进行调查。云南民族众多，又是边疆省份，因此联大学人就地取材，开展了民族语言的调查与研究，边政问题的研究。如联大学人对摆夷社会组织之调查，主要对“元江、思茅、车里、佛海等地择一关键之摆夷社区研究，对亲属制度、政治机构、社会结团型式、两性社会地位、礼俗进行”调查，对摆夷宗教与手工艺的研究，主要在元江、车里、佛海等地选择著名摆夷区域进行研究，调查宗教和手工艺术情况。
时空变迁是影响西南联大学人云南问题意识转向的重要原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北、华南、华东、沿海地区逐渐沦陷，迁来昆明的西南联大学人学术研究的地理空间受到挤压，以往研究上述区域的学人，不得不寻找新的研究区域。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云南成为了西南联大学人研究的新场域和问题意识的重要来源。尤其是民族问题和语言问题的研究，除了云南本身的优势外，沦陷区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无法开展，因此西南联大学人转向云南民族和语言的调查研究自然而致。地质学也是受地域空间影响较大的学科，虽然可以去西北地区做地质调查和研究，但云南时空特点，决定了西南联大学人主要研究云南的地质问题。因此，开展了很多云南地质问题的研究，产生了一大批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研究云南问题，服务抗战需要，也是促使联大学人云南问题意识转向的重要初衷。1941年，地质学者袁复礼在云南拉里黑车站发现了价值巨大的锌矿，这对于支持中国抗战具有重要的意义。西南联大时期的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计划研究云南地层问题、地质构造问题、矿产问题和矿物岩石问题，这些研究计划的出发点是关系云南“矿产资源而有助力于抗战”。刘崇乐是著名农业家，到昆明后，他就地取材，转向对云南紫胶的研究，而这种实用研究的转向，很大程度是因为紫胶具有“培植简易，成本低廉，军用及电工上之必需品”的用途及特点，实际就是以自身的研究服务抗战的需要。汤佩松也注重实用研究，他把研究目光投向了云南蓖麻子，蓖麻子具有广泛的用途，对于“战时与战后之复兴工业之建设，至为重要，蓖麻油既可充各种工业之原料以及机械用之滑机油，其用途至广”。可见，西南联大学人云南问题意识具有服务国家抗战需要的特点，这种转向的原因其实也与服务抗战需要相关。
“添了一张新页”：云南问题意识转向的时代价值
“语言学在云南”，表明云南丰富的民族语言资源，为西南联大学人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舞台，为此他们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研究。罗常培调查了摆夷、傈僳、么些、俅子、怒子、那马、民家语言，并且把所得俅子语的材料整理成《贡山俅语初探》。此外，袁家骅也曾调查过峨山窝尼语、路南阿细语和剑川民家语。“合起来说，收获很多，而且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添了一张新页”。罗常培和袁家骅关于云南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成为了中国语言研究中的新篇章，具有开创性意义。
边疆人文研究室把云南的族群分为三类：“一为台语系之摆夷（包括仲家、沙人、侬人、僮人等），二为臧缅语系之㑩㑩（包括藏、羌戎、纳苏、傈僳、么些、阿卡、窝尼等），三为猛吉蔑语系之苗（包括藏、羌戎、纳苏、么些、阿卡、瑶卡、瓦崩童、浦满等）”。这是中国民族划分的一次尝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西南联大学人在云南从事社会学的研究，“感觉关于本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缺乏基本事实”，于是把云南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场域，通过社会调查，把学术研究与云南具体社会情状结合起来，开启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一环。西南联大地质学系学人，通过把云南地质作为研究对象，经过地质调查，构建了中国地质学的云南谱系。袁复礼在云南沾益蔡家冲发现了“雷兽”，“雷兽”作为生物进化史的重要化石，对构建中国生物进化史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西南联大病虫害研究和调查以云南全省为对象，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所到各地调查之结果，计植物种类一百二十四种，其中食用作物凡三十五种”，“调查云南经济植物之病害时所得之病原菌，已定名者共二〇二种，小麦单穗已采得四千五百余种”，“在云南各地采集菌类样本得二千余号，现正在订名，并已将食用菌及毒菌绘成彩色图四百余幅”。由调查到植物种类和为病原菌以及菌类订名，尤其是对食用菌和毒菌绘成彩图，都是云南历史上的第一次，“发现”了云南，具有学术原创性，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因此，滇人普遍认为“在昔滇以僻远，中土人士之至者绝罕。故自来言滇事者，非臆说武断，即影附支离。阮元、檀萃之伦（论），牵于职事，用志多纷。杨慎谪居虽久，偏擅惟在词章。皆于滇事鲜所发明。自联合大学南来，集诸科多数之专家，得悠长之岁月，或以修志躬身莅其地，或受委托精研其事，其已结集者既不少成书，其待编行者方层出不穷”。这充分肯定了西南联大学人以云南问题意识为导向，实现了学术研究的转向和创新，为推动云南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发现”和再现了云南。
西南联大学人学术研究云南问题意识的转向具有普遍性，具有全面开花的特点。涉及学科多，具有文理工齐头并进的特点。研究主要涉及到的学科有中文、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地质学、理学、工学、社会学等学科。从研究群体来说，主要以教师为主，同时还有本科生和硕士生也是云南问题意识的重要研究主体之一。从云南问题意识上来看，研究的问题具有多样性，如对云南民族语言、民族经济、民族文化、边疆、历史、社会、教育、动植物、昆虫、地质、矿产等问题的研究，具有涵盖面广的特点。从研究范式来看，既有实证研究，又有调查研究，也有实证和调查相结合的研究。其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曾昭抡作为著名化学家，也转向了对云南问题研究，他先后对滇缅公路一线地区、大小凉山地区、个旧锡矿进行了考察。这种跨学科学术转向具有典型性，也验证了云南问题意识转向的普遍性。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