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广田先生的国文课上表达对于自由的向往
1938年4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一座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大学就这样在战火中诞生了。一个神奇的现象是：这所由三个学校临时组成的仅仅存续了8年的战时大学，培养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30年培养的人才的总和。如果问其中的缘由，这里的师生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两个字：自由。从1941年秋入学，到1946年夏毕业，西南联大给张世英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是一个学术上的“自由论坛”，各种思想和主义、各种学术派别和学术观点在这里和平共处、相互激荡。
李广田（1906—1968）先生讲授的“大一国文”是张世英在一年级最感兴趣的一门课。李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任教西南联大之前就出版了《画廊集》《银狐集》等作品，是著名的散文作家。李先生的国文课本选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讲完其中的三种“境界说”后，让同学们各写一篇作业，谈谈自己经历过的人生境界。张世英谈的是自己经历过的所谓“第三境”，即解决了一道几何难题之后所得到的快乐，恰似“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的作业受到了李先生的夸赞。也许可以这样说：张世英后来提出的“人生境界说”固然是接着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讲的，但“境界说”的种子，是在李广田先生的国文课上种下的。
一次，李广田先生给同学们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人与枯骨的对话。在李先生的要求下，张世英第一次用白话文进行写作。文章的梗概是：来自“人世间”的“我”与来自“极乐园”的“枯骨”在一荒原处相遇。交谈中得知，“枯骨”30年前也来自人世间，那时“为官者，恃其高位，凌压小民；为学者，骋其雄辩，颠倒黑白；为商者，见利忘义，尔虞我诈”。被问及人世间的现状，“我”回答道：那里依然是“彼此欺压。力大者结党营私，爬至上位，作骄傲之色；力小者爬上不得，卒为在上者扼杀”。于是，“枯骨”把“我”带到了极乐园，园门上“自由之路”四个大字赫然在目。那里，“无骄无媚，欲笑则笑，欲哭则哭，无言论自由问题之发生，更无控制思想之论调，所谓‘与虫鱼同欢乐，与草木同游戏’”。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李先生给了这篇作文92分，评语是：有妙想自有妙文。文章发表在了昆明一家报纸《扫荡报》的文艺副刊上。
在西南联大，旁听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学科背景和学术风格迥然的老师之间也互相旁听。如果走进西南联大的教室，发现前排听众席上坐着的不是学生，而是几位学术大师，一点也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常态。张世英就曾经历过这样的奇观：中文系的闻一多和哲学系的沈有鼎同时开设“易经”课，两人常常出现在对方的听众席上，有时还会发生争论。在张世英看来，“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他自己就旁听了好几门课程，大呼过瘾。多年之后，他不无得意地写道：“西南联大是百花园，学子在这里可以任意采摘；西南联大是万神庙，学子在这里可以倾心跪拜。我和我的联大同学们就是在这样自由的学术雨露中成长起来的。”
贺麟、冯友兰两位先生引领他走上西方哲学之路
抱着“改造社会”的愿望，张世英第一年念的是经济系，但他很快发现，经济学讲的尽是些“生意经”，完全不是“经世济民之道”，于是在二年级时转入了社会学系。“哲学概论”是文科各系的公共必修课，由不同的老师开设，张世英选修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课。贺麟（1902—1992）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他的课语言生动，深入浅出，情理交融，很受学生的欢迎，可坐几百人的教室被挤得满满的，连窗户上和走廊里都站满了人。与贺先生同时开设“哲学概论”课的另一位老师的班上，选课人数很少，课堂上冷冷清清。贺先生把黑格尔和陆王心学结合起来讲，并以荷花“出污泥而不染”释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荷花的品格是对黑格尔“对立统一”和“扬弃”思想的最好诠释。贺先生生动地举例说：有人说自己从来不贪钱，可是你根本没有跟钱接触过，你说你不贪钱，这都是空话。如果让你当会计、当出纳，还一点不捞钱，这才算清高。出污泥而不染，就得先从污泥里长出来，并且不沾染污泥，这才算真正的清高。
黑格尔哲学竟然能够为张世英早已形成的清高思想提供理论上的说明！于是，张世英于1944年秋又一次做出了转系的决定：从社会学系转到了哲学心理学系。用他自己的话说：越转越空，从具体走向抽象，由实际走向空灵。此后，张世英“在学习和研究的大方向上就算终生无悔了”。张世英学术方向的改变，当然得益于西南联大宽松的转学转系制度。当时的西南联大，转系现象相当普遍，比如杨振宁考入联大时报的是化学系，一进校就改念了物理系；朱德熙是从物理系转到中文系的；何兆武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四个系。日后张世英在北大的同事黄枬森，入学时是被物理系录取的，也是在选修了哲学心理学系的课之后，引发了对哲学的兴趣，转入了哲学心理学系。
转入哲学心理学系后，张世英读的第一批哲学原著是巴克莱（今译“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视觉新论》和《三篇对话》。“存在就是被感知”，张世英觉得这个思想“很好玩”“很有意思”。一次，读经济系时的一位同学问他：“哲学是讲什么的？”他用巴克莱的哲学回答说：“哲学就是把桌子化解为无，我们平常人太现实了，你还在念经济系！什么银行、货币，说穿了都是无，一堆感觉，你不感觉它，银行、货币也就没有了，只有学了哲学才能使人真正高超起来。”那位同学说：“学这些有什么用呀？难怪哲学系尽出疯子，你可别学疯了。”张世英固然没有疯，但他的确开始对哲学“痴迷”了。
贺麟先生引领张世英走上了哲学之路，此后，他经常去贺先生家请教哲学问题，先生总是热情地接待他。贺先生讲黑格尔哲学，主要是从新黑格尔主义的观点讲的，所以，推荐他阅读罗伊斯、布拉德雷和克罗齐等人的原著。贺先生当时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所以，张世英有机会接触这些人的原著和中文译稿。毕业前夕，张世英选择贺先生做他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题目是《论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哲学思想》。贺先生除耐心为他讲解布拉德雷的哲学思想和原著外，还特别叮嘱他：“我虽然主持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非常看重翻译工作，但我要提醒你的是，不能靠翻译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要念原文，翻译终究代替不了原文。”
张世英在哲学道路上的另一个引路人是冯友兰（1895-1990）先生。冯先生同样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当时兼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进入哲学心理学系之前，张世英听过冯先生的一个讲座——“论道统”，虽然听得懵懵懂懂，但对先生的外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身穿长袍马褂、满脸大胡子、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道学先生。”转入哲学心理学系之后，他开始系统听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同时阅读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冯先生的课和冯先生的书给张世英留下了两个深刻印象：一个是重史料，重逻辑分析。冯先生“连中国经典原著中本来含混有歧义的地方，也要清楚明白地指出其含混之处何在，歧义的各种可能性何在，还要留下一些可以让听者自己去琢磨的空间”。另一个是中西结合。冯先生总是联系西方哲学史讲中国哲学史，他的“新理学”是“柏拉图主义、新实在论与中国程朱理学相结合的一个统一体”。冯先生的课把张世英引向了一个形而上学的、超感性的“理”的世界。听了冯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史，张世英觉得“中国传统思想缺乏分析和逻辑论证，许多内涵很深厚的东西都被掩藏了起来，可以玩味，却难于解说”。在他看来，与其他同类著作相比，冯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史注重逻辑分析和论证，在口味上与他这个自命为“有数学头脑的人”非常契合。于是，他打定主意，“要学哲学就要学西方哲学”。新中国成立以后，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经过多次修改，但张世英一直珍藏着抗战时期的旧版。
说起来，张世英学术方向的选择颇富戏剧性：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却把他的兴趣引向了西方哲学！他的两位学术引路人在学术观点上完全是相左的：贺先生是接着“陆王心学”讲的，侧重人生体验，是“新心学”的创立者；冯先生则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强调理性和抽象，是“新理学”的创立者。从大学毕业一直到“文革”以前，张世英偏爱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自然对程朱理学的兴趣大于对陆王心
学的兴趣，这无疑受到了冯先生的影响。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受尼采、海德格尔等西方现当代哲学家的影响，张世英更倾向于陆王心学，似乎又与贺先生当年的观点更为接近了。
从冯文潜、汤用彤、金岳霖三位先生那里习得治学之道
“西洋哲学史”是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的一门必修课，一直由冯文潜（1896—1963）先生讲授。冯先生来自南开，是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曾一度兼任联大哲学心理学系主任。除“西洋哲学史”外，冯先生还讲授过“美学”“柏拉图哲学”和“逻辑学”等课程，据说他的哲学史讲稿是用中、英、德三种语言写成的。冯先生不仅课讲得好，而且对学生非常热情，常常让学生去他家讨论问题。得知张世英正在读巴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冯先生就约他到自己家中谈谈对巴克莱的理解。冯先生建议，读西方哲学原著还是应该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此后，张世英便经常去先生家就《理想国》中的问题进行请教。冯先生对他说：“这才是西方哲学史最最重要的必读之书，要像读《论语》一样地读。”并且非常具体地给他讲了一套读经典著作的方法：“每读完一节或一章，就合上书本，用自己的话把原文的大意写下来，个人的心得和评论写在另一边。”这种读书方法，使张世英受益终生。
一些同学回忆，冯先生是联大哲学心理学系老师中对学生最为关心的教授，对此，张世英有切身体会。据张世英回忆，一次，在自己生病期间，冯先生打听到他的房号，到床边问寒问暖，给了他“慈父般的关爱”。得知他因经济困难，不得不在外“兼职”，因而不能去教室听先生的“美学”课，先生便破例允许他以读书笔记和学年考试成绩结业，还对他说：“学习不一定非得围着老师转不可。”最后竟然给了他92分的高分。
大学毕业后，在冯先生的引荐下，张世英去了南开大学任教。冯先生鼓励他把巴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译为中文，并亲自为他校阅。冯先生说：“做学问重在严谨扎实，翻译重在忠于原文，有人讲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讲得天花乱坠，但对照原文一看，却错误百出，做学问不先下一番‘我注六经’的苦功夫，就想‘六经注我’，一步登天，那只能是空中楼阁。”张世英回忆说，在怎样做学问、怎样打基础方面，自己深深受益于冯先生。他称冯先生是他“哲学生命的养育者”。1963年，冯先生病逝，张世英专程从北京去南开大学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张世英转入哲学心理学系是经系主任汤用彤（1893—1964）先生批准的。汤先生来自北大，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 之一。张世英给汤先生的画像是：身材矮胖，头发全白，笑颜常开，穿灰色长服，活像一个罗汉。由于汤先生研究佛学，长得又有佛相，同学们背地里都亲切地称呼他“汤菩萨”。在西南联大时，汤先生开设的课程非常广泛，包括印度哲学史、印度佛学概论、汉唐佛学概论、魏晋玄学、斯宾诺莎哲学、中国哲学与佛学研究、佛典选读、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等。张世英选修了其中的三门课：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和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汤先生对考证的重视。“他的论断似乎都有史料上的依据。他反对曲解历史、曲解原文，作哗众取宠之新论。……汤先生不作雄健挥洒之宏文，但其讲课和著述皆于平实中见真知，有苍劲古朴之气韵。”汤先生的治学之道一直是张世英做学问的一面镜子。
在“魏晋玄学”课上，汤先生大谈“物我两忘”和“即世而出世”的人生境界。汤先生说：笛卡尔明主客，乃科学之道，但做人做学问还需要进而达到物我两忘之境，才有大家气象。张世英“对汤先生既能游刃于章句考证之中，又能寄心于玄远之境，感到无比崇敬”。汤先生所强调的“大家气象”把他引入了一个既要面对现实又能超脱现实的境界。多年以后，张世英回忆说：他晚年强调既要重主客，又要超主客，强调哲学与文学相结合，与汤先生当年在“大陆理性主义”和“魏晋玄学”两门课上给他的教诲有着深层的联系。
西南联大的教授来自不同的学校，往往带有各自学校的风格，哲学心理学系也不例外。一般认为，北大重史，清华重论；北大重融通，清华重分析。金岳霖先生来自清华，是分析哲学的大师，擅长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张世英选修了他讲的“知识论”和“形而上学”两门课。学生们眼中的金先生是欧美派：身材高大，身穿西服，外披一件风衣，经常戴一顶太阳帽。走进教室后，他往往要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先闭目凝思片刻，再开始讲课。他的课颇有维特根斯坦之风：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边讲课边思考，讲到兴奋处，会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或者突然要某位同学发表看法。张世英就被他叫起过多次，有时，干脆让张世英“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
张世英回忆，金先生的课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对古希腊“自由精神”的赞赏。在张世英眼中，“金先生从专业上说，爱好的是分析哲学，但从人生观上说，信奉的是老庄哲学。……是借游刃于概念分析而逍遥于方外之学者”。金先生在课上和课下经常提到罗素的一个观点：“哲学不会对哲学问题作出一种确定无疑的答案为所有人接受，哲学之所以值得学，也不在于它的答案，而在于问题本身，在于提出问题，这些问题能丰富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能展望事情的各种可能性，而不受各种习俗偏见的束缚，从而扩展我们的思想境界。”张世英坦言，罗素和金先生对于哲学的这种看法在他晚年“所形成的哲学思想中，还保留着一些印记”。
大学毕业时，张世英被保送，可以入北大或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在填写个人志愿时，不免有些犯难：教他分析哲学的金岳霖先生是清华派，重“逻辑分析”和“理论体系”；指导他毕业论文的贺麟先生是北大派，更偏向于“史”。张世英从小喜欢数学，高中时期读的是理科班，大四还选修了微积分。最终还是从小养成的性格决定了他的选择：他决定上清华，做金先生的研究生，走分析哲学的路子。他先登门拜访了金先生，金先生表示热烈欢迎：“我早知道你有数学头脑，宜于研究分析哲学。”随后，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贺先生。贺先生显然有些意外：“原以为你会选择北大研究院，跟我研究黑格尔；也好，各有千秋，跟金先生学分析哲学，会做出很好的成绩的。”遗憾的是，因家庭经济困难，张世英休学了两年，终未如愿做金先生的学生。阴差阳错，后来他还是走上了研究黑格尔的学术道路，在金先生那里接受的分析哲学的训练，使他终身受益。
跟吴宓、王佐良、李赋宁三位先生学英文
西南联大的教授绝大多数具有海外留学经历，从院长到系主任基本上都是“海归”。这些喝过洋墨水的教授不仅把国外先进的理念和知识带回了国内，而且特别重视对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不仅要求学生用英语写作文，还要求学生用英语做注释。哲学心理学系除规定英语为必修课（学两年）外，还规定德语为必修课，张世英的德语功底就是在西南联大时期打下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出了“贷金”制度，资助背井离乡的学子完成学业。这笔钱只够维持学生的最低生活，由于物价飞涨，学生们拿到手里的“贷金”不断贬值，生活非常窘迫。所以很多同学都在外面兼差，或做家教，或到中小学教书。1942年秋到 1943年夏，张世英休学一年，到昆明附近的一个县城中学教书，贴补一点生活费用。工作之余，他把时间主要用在了补习英文上。在那个年代，老师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往往也要谋些差事补贴家用。于是，张世英便和经济系一位同学请大一期间的英文老师王佐良（1916—1995）先生教他们英文。王佐良1939年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虽然两位同学付给老师的报酬不多，但王先生逐字逐句地给他们讲解英文版莎士比亚作品，并要求他们背诵其中的一些段落。这段经历对张世英英语能力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尤其喜欢《哈姆雷特》中的那句名言：“To be, or not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在他看来，哲学最终就是在讲“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
1943年到1944年，在社会学系读书的一年时间里，张世英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英语的学习上。他当时的志向是：要向联大的大师们那样，出国留学，回国后做大学教授。大二英文课的老师是李赋宁（1917—2004）先生。李赋宁1935年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与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并称为外文系“四大才子”。1939 年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考取了清华大学外文系研究生，毕业后留在联大外文系任教至1946年。据张世英回忆，李赋宁的英文水平非常高，批改作业也很认真，对提高他的英文水平起了很大作用。其间，他还自学了易卜生的英文版剧本好几种。为了练口语，张世英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附近的一个小教堂——文林堂去“做礼拜”，跟着牧师学口语。
吴宓（1894—1978）先生曾经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他开设的“世界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等课程，非常受同学们的欢迎。一次，张世英在去专业课教室的路上，途经一个大教室，看见窗外站满了人，他便挤进去向里张望，原来吴先生正在上“英诗”课，黑板上写满了大小不等的 one（一）和 many（多）。张世英被先生的课所吸引，站着听了足足 50 分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竟然旁听了大半个学期。吴先生在课堂上从“多即是一，一即是多”的道路中引申出美之为美的原理，认为美就是从多中见一。张世英坦言，他晚年的许多美学观点，“就有当年吴先生课堂讲演的蛛丝马迹”。
在西南联大，同学们最感兴趣的一个娱乐活动就是周六晚上去南屏电影院看电影，好莱坞的影片和影星往往是同学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一些经典电影的中文片名经常为同学们所称道，如《鸳梦重温》《翠堤春晓》《蝴蝶梦》《长相思》等。同学们盛传，这些经典影片的片名许多是吴宓先生翻译的。张世英印象最深的是：吴先生把“The Old Maid”（字面意思“老处女”）译为“长相思”。多年之后，他仍然对吴先生充满诗意的翻译赞叹不已，还以“‘长相思’与‘老处女’”为题，写过一篇散文。出于对吴先生的崇拜，张世英和经济系的一位好友萌生了出钱请先生为他们单独教英语的念头。他们的想法非常简单：抗战时期教授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学生们靠在外兼职赚来的一点钱，请这些先生单独给他们上课，既可以学到知识，又可以给老师一点补助。不料，当张世英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吴先生时，先生大怒：“什么给我钱啊！我吴宓是钱买的？”单独上课的愿望落空了，但吴先生的学问、严谨和人格给张世英留下了深刻印象。
见证了张世英和彭兰的爱情
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非常简陋。几十个人住在一间狭长的人字形草房里，几个熟识的同学用布帘隔开一个空间，组成一个“小组”，有些同学几年时间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很少相互往来。比如，张世英和杨振宁就住在同一间草房里，却不认识彼此。狭小的茅舍和图书馆无法满足同学们的读书和社交需求，于是，校旁的茶馆就成了他们的自习室，“泡茶馆”成了联大学子的日常。可以说，联大的茶馆浓缩了那个时代的自由精神与青年理想。这种场景犹如启蒙运动时期英国的“咖啡馆”文化和法国的“沙龙”文化。
张世英和彭兰就是在联大校旁云林街的茶馆里相识的。彭兰（1918—1988）出生于湖北省鄂州市彭李下村，父亲彭兆松（字宏大）为前清翰林，母亲萧氏是湖北省浠水巴河镇书香大户之女，舅舅是秀才。她自幼聪慧，很小就显露出惊人的文学天赋。一次，舅舅随口出了个上联“围炉共话三杯酒”，年仅九岁的彭兰当即对出下联：“对局相争一盘棋”。中学毕业后，彭兰于1938年秋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由于当时日寇已经占领武汉，她一时无法前往昆明，直到1940年夏季，才买到一张通行证，化装成老太太，乘小船离开武汉，经历艰难险阻，辗转到达西南联大叙永分校。1941年夏，转入昆明西南联大校本部中文系学习。彭兰是学校里有名的才女，大二时就以“谷兰”的笔名在昆明的报纸上发表过诗词，同学们都称她为“女诗人”，闻一多、浦江清、罗庸、朱自清等先生对她也是欣赏有加。
在西南联大，有各种各样的同乡会，背井离乡的游子们经常在茶馆里相聚。张世英和彭兰是湖北同乡，彭兰还是湖北同乡会的会长，自然有机会相识。第一次见面，彭兰“身穿浅色长旗袍，上身披着一件不带纽扣的红毛衣，高髻云鬓，宛若古仕女图中的仕女”，给张世英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彭兰的这件红毛衣非常抢眼，每当她走进茶馆，同学
们就会说：“红毛衣来了。”起初，“女诗人”并不知道张世英是哲学心理学系的，不时会流露出对哲学系同学的某种“偏见”：“哲学系的人，好争辩，寡人情，不通世故。”得知张世英也喜欢旧体诗，两人便常常以诗相酬和，心中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依稀蝶梦到沧州，月色清明夜色柔。”这是婚前彭兰赠给张世英的第一首诗。
闻一多先生和彭兰是同乡，他欣赏彭兰的才华，得知她七岁丧父，二十岁丧母，便对她多了一份关爱，于1944年端午节收其为干女儿。一日，彭兰把张世英带到闻先生家进行“面试”。面试在一间房子里单独进行，等在外面的彭兰未免有些紧张，担心通不过。闻先生出来后对彭兰说：这个孩子很有思想，很有前途。面试就这样顺利通过了。1945年7月22日，他们在《云南日报》登了一则结婚启事：“我俩定于7月22日结婚，国难期间一切从简，仅此敬告各亲友。张世英、彭兰。”结婚仪式非常简朴：就在学校旁边的一家小酒馆举行。但嘉宾阵容异常“豪华”：证婚人是汤用彤先生，彭兰的主婚人是闻一多先生，张世英的主婚人是冯文潜先生。三位先生和他们的夫人共同见证了这对新人的
爱情，闻一多先生用篆字写了一个横幅“我心则悦”，还为他们刻了一对石章。
本来，张世英想请他的恩师贺麟先生做他的主婚人，同时请贺先生的夫人一起参加他们的婚礼，但思想进步的彭兰不同意，因为蒋介石接见过贺先生，在她眼中贺先生的思想很保守，不够进步，很难想象让民主斗士闻一多和他同坐一桌，张世英只能作罢。贺先生很大度，得知他结婚的消息后，还向他道了喜：“听说你和闻一多的高足结了婚，恭喜你哟，什么时候带她到我家来坐坐。”张世英不免有些难为情，以后也从来没带彭兰去过贺先生家。
闻一多先生引领他“走出象牙之塔”
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张世英和彭兰的政治倾向是有差别的。受闻一多先生的影响，彭兰是学校里的进步学生，属于“左派”，经常向张世英讲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张世英虽然对国民党和三青团有所不满，甚至还上过他们的黑名单，但总体上说，自幼养成的清高思想使他倾向于远离政治，在政治思想上属于“中间派”。据闻一多先生的长孙闻黎明（1950—2022）提供的资料，在1945年3月发表的《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上面，闻一多的很多学生都签了名，却未见张世英的名字。1946年1月13日，昆明各界联合发表《昆明教育界致政治协商会议代电》，闻一多身边的很多教授和学生都签了名，而且彭兰也签了名，仍然未见张世英的名字。
其实，当时闻一多先生对张世英进行“面试”时，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政治倾向。闻先生希望他“走出象牙之塔”，并送给他一本绒面烫金的《海上述林》。这是瞿秋白翻译、鲁迅编校的一部论文集，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章，1936年5月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诸夏怀霜”意指华夏儿女无不怀念秋白。这部书初版仅印制了五百本，其中只有一百本精装版，足见其珍贵。据闻黎明先生回忆，这部书是闻一多先生认识的第一个中共高级干部华岗送给他的，“是闻一多经常读的，且常常在晚上夜深人静时，一个人偷偷读的”。闻黎明甚至不敢相信闻一多先生会把这样珍贵的书轻易送人，但既然“能把这部书送给张世英阅读，说明对他的信任和期望”。
当时，一些进步同学在联大门口民主墙上画的一幅漫画对张世英触动很大：几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哲学系学生，正汗流浃背地爬梯子，梯子的顶端是一座庙，庙中央端坐着满脸大胡子的冯友兰，喷云吐雾地讲着“本质与现象”“思维与存在”“有与无”“变与不变”等哲学概念。张世英隐约地觉得自己就是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爬梯子同学中的一员，顿觉汗颜无地。此后，他经常拜会闻先生，聆听他的教诲。逐渐地，张世英的交往圈子发生了变化，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人士。1946年6月25日，在昆明举行了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这次，彭兰和张世英的名字都在其中了。“由此可见，张世英确实是通过彭兰受到闻一多的影响，才逐渐开始过问政治的。”用张世英的话说，是“红毛衣”的内在美引领他走向了“明朗的天”。
1946年夏，昆明时局格外紧张。国民党特务准备对李公朴、闻一多下手的传言越来越多。彭兰和张世英就曾亲眼见到国民党特务在闻家大门口叫喊：“闻一多，你这个多字，是两个夕字，夕阳西下，你小心就要落山了。”7月10日，两人准备前往武汉，去闻先生家辞别，并劝先生尽快前往北平，但先生似乎执意抗争到底。闻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你俩的婚姻，是我促成的，算得是文学与哲学的联姻了，世英要多学点文学，若兰（闻先生觉得她单名不好叫，就给她起了这个名字）其实也有思想，有哲学头脑，要学点外文，我一向主张学中文的要懂外文。我将来要等到那个时候，还是要回到书斋里一心做我的学问，我可以不问政治了，我也不是个闹政治的人。”闻先生和当时的很多人一样猜测，国共很可能会分江而治，所以嘱咐他们回武汉后要尽快北上。
张世英明白了：闻先生之“走出象牙之塔”，纯属被逼无奈，“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把他逼出象牙之塔的”。骨子里，他仍然“是一个并没有彻底走出象牙之塔的纯粹学者”。几天以后，在前往武汉的路上，张世英和彭兰在报纸上看到了闻一多遇刺身亡的消息。他们想重返昆明，被同车的一位地下党员劝阻了，于是，他们从贵阳给闻一多先生的夫人发了一封唁电。电文如下：
干妈：想不到我们就是那样地同干爹永诀了，当我们听到李公朴先生被害的消息，我就担心干爹的安全。十六号我梦见了他，他仍旧像平时一样穿着一件灰长衫，只是表情常沉默。惊醒后，我感到非常恐慌。十七号的清晨，就在报上看到了那不幸的消息。我们的恐慌变成了事实，我的心碎了，肠断了，感到天地陡然变得这样的狭小，我恨不得要到百丈的悬岩上去狂啸。满腔悲愤，何日能伸？！干妈，我们这一群可怜的弱者……何日不在生命的危险中。干爹死了，但是他却永远生存在爱好和平正义者的心灵中，他是为正义而牺牲，为民主而流血，希望你不要过度的悲哀，要很坚决地活下去。小弟小妹要你扶持，使他们能成为一个健全的国民，继以慰在天之灵。我本想乘机返昆，无奈交通阻塞，只有西望昆明，暗挥热泪。大弟不知脱险否？俟其痊愈后，希早日扶柩返汉。经济方面，请奉是否能代为筹划？希速函告，勿视儿等为外人，此后弱弟幼妹情若同胞，当力求略尽姊兄之责。泪与笔俱，言不成章，仅此敬候痊安。大小妹统此。英、兰儿同上。七，十七。
闻先生走了，但先生“走出象牙之塔”的话语，深深地印在了张世英的脑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