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志愿服务是当前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国际志愿服务发展过程中，学界主要围绕“援助叙事”“发展叙事”“后殖民叙事”三种叙事形式展开了各种讨论。同时，在专业知识建构的基础上，各个国家形成了相当丰富且复杂的国际志愿服务模式。由此，基于国际志愿服务的发展历史、学术议题、核心争议以及实践历程，本研究主要呈现了国际视野下志愿服务的社会图景，并根据中国当前国际志愿服务发展的状况，探讨了中国特色国际志愿服务的发展路径。中国特色国际志愿服务应当超越“殖民–援助”的二元对立，转向一种“团结–发展”的共同体叙事。这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国际志愿服务的总体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国际志愿服务    “团结–发展”    中国路径

【引用本文】田丰、于若含. “团结–发展”：国际志愿服务话语叙事的中国路径. 社会建设. 2026, 13 (2):  54-76。

国际志愿服务（也称作跨国志愿服务或海外志愿服务）一般是指基于“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精神的个人或组织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自愿、无偿地为当地社会或民众提供的公益服务。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国际志愿服务强调以提供国际发展援助为宗旨（Sherraden et al.，2008），也被理解为“用于国际理解、发展援助和人道援助的一种政策和项目工具”（Sherraden et al.，2006），因而国际志愿服务既是国民之间相互理解和友善互助的民心互通渠道，也是国家公共外交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网成、肖芝，2022）。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开展，国际志愿服务理应成为当前政界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一、国际志愿服务的缘起、历史与体系

国际志愿服务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它起源于西方民间社会在启蒙教育、宗教教育和灾难恢复等背景下的自发行动（Smith & Elkin，1980）。一战期间，受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批反战人士主张以国际劳动营、志愿军等和平方式取代战争冲突（王艺，2020）。在此背景下，1934 年成立了国际民众服务组织（Service Civil International），致力于推动欧洲战后的重建工作。到了 20 世纪 30—40 年代，随着部分殖民地国家陆续获得独立，西方非政府组织开始动员本国民众向这些国家提供紧急援助和经济救济，志愿者组织数量随之迅速增长（Lough，2015）。同一时期，新成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在志愿者的支持下，为大屠杀受害者建立了首个避难所。

到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国际志愿服务模式发生显著变化，逐步从民间组织主导转向国家积极参与。一些原本由民间非政府组织自主发起的国际志愿服务项目，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关注和支持（Sobocinska，2017）。一些由政府资助的国际志愿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包括美国的和平队（Peace Corps）、英国的海外志愿服务社（Voluntary Service Overseas）和澳大利亚的毕业生志愿者计划（Volunteer Graduate Scheme）等。然而，政府的介入并非单纯出于人道援助，更多是为了改善发达国家的“殖民形象”，以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支持。尽管其直接动机在于维护本国海外利益，但客观上推动了跨国志愿服务组织或项目的持续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联合国提出了“第一个发展十年”倡议。自此，“发展”逐渐成为国际志愿服务的核心主题（Lough，2015）。与此同时，面对高级官员和技术专员不愿外派从事志愿服务的现实，以及发达国家亟待缓解青年就业压力的社会需求（Pinkau，1977），国际社会开始广泛探讨如何鼓励更多青年投身国际志愿服务。

在国际上，受全球和平运动与反战运动的影响，许多年轻人希望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国际服务工作。为回应公众日益增长的国际服务需求，一批小规模的全球志愿服务组织在私人资金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如 1971 年成立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和 1976 年创建的国际仁人家园组织（Ehrichs，2000）。与此同时，联合国也于 1970 年宣布成立一个全球性的志愿服务组织，即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United Nations Volunteers，UNV），并于同年设立了特别志愿基金（Special Voluntary Fund）以支持其各项活动。然而，这一时期各国内部的民间组织却出现了明显的“国家化”趋势（Gillette，1972）。不仅民间志愿服务组织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拨款，甚至部分民间组织也被重组为政府机构。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盛行，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削减了用于国际志愿服务的公共资金（Murray & Overton，2011）。许多原本由政府资助的国际志愿服务组织不得不转向私营部门寻求额外支持。与此同时，技术援助合作模式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批评者指出，该模式过分强调可量化的短期成果，却忽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能力建设（Tarp & Hjertholm，2000），同时也缺乏对当地技术与文化的应有尊重（Devereux，2008），并存在技术专家责任界定不清等问题（Morgan，2002）。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志愿服务的重点逐渐从基础设施和工业化领域的技术支持，转向强调全球公民意识、专业能力建设以及多部门伙伴关系的建立（Smith & Laurie，2011）。值得关注的是，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制定的《关于适当使用志愿者的方案咨询说明》（The Appropriate Use of Volunteers in Development: Programme Advisory Note）不仅推动“以人为本”的志愿服务理念获得国际认同，也促使该组织从协助安置志愿者的被动角色，转向积极推动志愿者能力建设、开发人道主义与和平项目的主动角色。可以说，这一时期国际志愿服务的重心已经转为为各类项目输送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力资源，以及促进志愿服务在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中发挥更积极作用（UNV，2013）。此外，短期志愿服务项目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主流。例如，国际志愿旅游（international volunteer tourism）为年轻人参与短期国际志愿服务提供了新选择。

2001 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社会发展委员会在第 39 届会议上将国际志愿服务确立为推动减贫、灾害预防、灾后重建以及社会融合的关键行动战略（UNV，2013），国际志愿服务组织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与此同时，私营企业也开始作为重要主体与政府支持的国际志愿服务组织展开合作。国际志愿服务不仅成为公司培训员工、建立社会信誉的重要途径，也推动了志愿服务组织资金来源的多元化（Hills & Mahmud，2007）。然而，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志愿服务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和趋势。首先，政府角色由直接资助者逐步转向服务购买者。志愿服务组织需要按照政府招标文件中的具体条款和交付要求来设计和执行项目（Mitlin et al.，2007）。非政府组织为了生存不得不迎合政府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原有的自主性与创新空间。其次，私营公司日益推动志愿服务项目商品化发展。例如，不少私营公司推出了“志愿旅游”等付费项目，宣传其能使游客与当地居民“共同受益”。数据显示，自 1990 年以来，全球每年大约有 160 万人参与志愿旅游项目，年消费规模高达 8.32 亿～13 亿英镑（Tourism Research & Marketing，2008）。更重要的是，“新管理主义”的成果导向逻辑也深刻影响了国际志愿服务领域的资金持续性（Smith & Laurie，2011）。志愿者的日常工作被量化为“服务时长”“服务人数”等指标，项目资金的使用及成效也面临严格的审计和评估，影响了项目资助的可持续性。

回溯国际志愿服务的缘起与发展历程，能够清晰地看到国际志愿服务经历了由民间自发、政府主导到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合作的发展阶段，也推动了国际志愿服务由各国独立开展转向协同合作的新模式。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发展”就成为国际志愿服务的核心目标。在“发展”话语框架的指引下，国际志愿服务从单纯的“慈善行为”升级为关乎全球正义、社会平等以及为弱势群体赋权的重要战略行动。然而，“发展”话语本身隐含着意识形态和权力不平等。当其与进步主义、理性主义等其他价值理念纠缠在一起时，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就演化为“谁来定义发展”等问题。同时，当“发展”目标嵌入日常的志愿服务实践中，其又面临着“赋能还是依附”“强干预还是弱干预”等实践张力。国际志愿服务也正是因为对“发展”目标理解的阶段性变迁，表现出从以技术援助和知识转移为主调善举的初期阶段，到强调相互学习与公民赋权的中期阶段，再到重视全球公民身份、社会正义、个体发展、社区建设的当前阶段（Smith & Laurie，2011）。因此，以“发展”话语的历史性演变为切口，不仅能够相对清楚地看到“发展”所引发的“目标–价值”张力，同时也能进一步理解国际志愿服务形塑下的国际秩序。

二、国际志愿服务的叙事话语演变及其内在张力

事实上，既有对国际志愿服务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大叙事，分别是“援助叙事”、“发展叙事”与“后殖民叙事”。援助叙事主要侧重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等物质性支持以帮助后者尽快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叙事是援助叙事的延续，更加强调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送技术、知识与专业人才以提高后者的能力建设水平；而后殖民叙事是对上述两者的批判性解构，主要反思了上述两者都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的隐性渗透。如果深入探查其中的细节，就会发现国际志愿服务发展历史和三种主流叙事充满了张力与矛盾，包括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碰撞、新帝国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纠缠，以及政治动机与公益目标之间的拉锯等。这些张力影响了有关“什么是好的国际志愿服务”、“该如何开展国际志愿服务”，以及“为什么要开展国际志愿服务”等议题的讨论，而对这些议题的反思又进一步影响了国际志愿服务的发展方向与实践创新。本文将对此展开讨论，以更好地呈现国际志愿服务复杂且矛盾的理念内涵与实践行动，进而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志愿服务模式提供有益借鉴。

（一）援助叙事：资源倾斜与胜利秩序的交织

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进程与战后国际发展体系的演进，新的国际话语体系将过去的殖民国家重新定义为发达国家，而过去的被殖民国家则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从而确立了基于“发展水平”的分类模式（Lewis，2006）。在这样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援助”话语开始占据主流，它主张发达国家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快走上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经济增长的美好道路（Franco & Shahrokh，2015）。一种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送各种价值、知识、技术和人才的援助模式应运而生，这种模式也被称作“经济援助志愿服务”（development volunteering）。经济援助志愿服务模式的基本假设是，西方社会是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应该追随的最终状态，而“落后”是可以通过“发达人”的存在和影响来改变的（Sobocinska，2017）。来自发达国家的志愿者们能够帮助接收国进行能力建设，协助他们更好地实现发展目标，为接收国的弱势群体带来积极改变（Franco & Shahrokh，2015）。由此，在援助话语叙事下，国际志愿服务是能够有效地将发达国家的思想、人员、资源和援助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媒介力量。

尽管经济援助志愿服务在早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与资金帮扶，但是研究者发现这种援助形式也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例如西方专家主导了援助的模式与范围，一味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知识，忽视甚至压制了对本地既有技能的保护与提升（Morgan，2002）。这导致经济援助志愿服务模式忽视了对当地社区自身能力建设的支持与促进，引发了一些长期致力于国际志愿服务的组织的反思和批评。

（二）发展叙事：个体能力与国际发展的交织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发展”与全球公民身份、伙伴关系以及世界主义等理念相互交织，国际志愿服务出现了“理性化”趋势（Anheier & Salamon，1999），跳出了“援助”话语。国际志愿服务以志愿者的需求和体验为中心，不仅重构了需求端，同时也重塑了功能与角色。

首先，近些年来，国际志愿服务组织的愿景已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培养公民意识成为国际志愿服务领域的新目标（Franco & Shahrokh，2015），国际志愿服务越来越与志愿者的特定需求、自身利益以及自我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Anheier & Salamon，1999）。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思潮通过将“个人自主、改进和责任”等个人主义观念与全球公民身份和行动主义等发展观念进行有效联结，重构了“需求对象”的设想。西方志愿者从过去的“英雄”形象，转变为通过志愿服务来提升个人能力的“学习者”形象（Smith & Laurie，2011）。

其次，学界关于“国际志愿服务的作用与功能”问题的讨论延伸出了两条发展路径（Franco & Shahrokh，2015）。一条是强调知识专业化，即只向接收国输送专业技术和服务，如教育、医疗卫生等。但是这一路径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批评。相关研究者认为，国际志愿服务已经成为西方志愿者提升专业能力的培训基地，志愿者在短暂的志愿工作后将经验带回了本国。当志愿者离开后，那些依赖志愿者的社区将面临严重的专业人才短缺问题（Tiessen et al.，2018）。另一条则是强调知识在地化，即将国际志愿服务视作跨国文化接触与交流的平台，引导志愿者深入当地生活；鼓励志愿者提高对服务接收国的文化规范与社区需求的关注和认识，并鼓励他们与当地组织展开合作，从而形成公正平等、相互尊重的互惠关系（Devereux，2008）。然而，这一路径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频繁更换志愿者可能会给当地儿童造成情感伤害，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所谓的跨文化交流在实践过程中往往难以打破对殖民地的刻板印象，反而会加重当地人的自卑感等（Tiessen et al.，2018）。

（三）后殖民叙事：文化扩张与结构不平等的交织

尽管发达国家一直在歌颂国际志愿服务推动了世界和平与国际理解，为人类福祉作出了独特贡献，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批评国际志愿服务在本质上是具有帝国主义倾向的新殖民主义行为，阻碍发展中国家培育出独立的发展能力，会加剧国际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Devereux，2008；Tiessen et al.，2018）。在此种意义下，国际志愿服务被定义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扩张、经济援助、政治和社会渗透的重要组成部分（滕素芬，2011）。

批评者认为，在国际志愿服务实践中充斥着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的组织架构，志愿者缺乏应有的文化敏感，志愿服务实践也缺乏有效的问责制（Chandhoke，2007）。首先，当前国际志愿服务项目过度关注志愿者的体验和需求，放松了对志愿者专业资质的要求，导致责任不清、质量参差不齐，严重时还会对当地社区居民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Tyleret al.，2020）。例如，在国际医疗志愿服务项目中，志愿者的需求往往凌驾于社区真实需求之上；大多项目周期过短，仅聚焦于提供即时性外科治疗，回避了当地医疗问题的深层社会政治因素，包括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薄弱、医疗可及性差、深度贫困等（St-Amant et al.，2018）。研究者认为，对深层因素的忽视会使国际志愿服务在不经意间加深种族主义与殖民思想。其次，国际志愿服务为了缩减成本、缓解本国青年失业问题，往往采用短期供给模式，项目设计过度追求可量化、可展示的成果，不仅忽视了对当地社区的能力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长期目标（Campbell & Warner，2016），而且使得全球南方被想象成一个“全球游乐场”，从而带来了更严重的消极影响（Smith & Laurie，2011）。例如，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在 2006 年的一份公开声明中警告，当前日益增长的志愿旅游项目过度强调对志愿者职业发展的有利影响，正在强化一种“一切为了我们”的项目理念，可能会使此类短期志愿服务成为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形式（Devereux，2008）。为了应对这一潜在趋势，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开发了一项“全球交流”计划，尝试通过双向派遣来避免短期志愿服务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

三、国际志愿服务的分类与实践

志愿者与接收方的共同受益是国际志愿服务正当性与可持续性的前提。志愿者的经历体验与组织方式紧密相关（Sherraden et al.，2008），而服务模式的选择则受到实际效果评估与深层价值理念的双重影响。围绕服务时长、群体选择、组织方式与服务目标等实践议题，西方学界已展开大量类型学讨论与批评性反思。这些讨论既揭示了现有模式的限度，也为我们审视西方经验进而探索“团结–发展”导向下的中国国际志愿服务路径提供了重要参照。

（一）服务时长：长期志愿服务与短期志愿服务

国际志愿服务项目的效果通常会受到服务时长的影响（Campbell & Warner，2016）。国际志愿服务的项目时长通常在一年以上，长期志愿服务项目的发展潜能更大（White & Cliffe，2000），能够有效促进志愿者与当地社区居民在技术、知识、经验等方面的深度交流学习。当志愿者有足够长的时间深入社区时，能更好地理解当地社区，获得居民的信任。在这一过程中，志愿者更有可能克服帝国主义、精英主义以及西方现代化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Devereux，2008），从而形成一种基于平等互惠的合作伙伴关系。

与此相应的是，尽管短期国际志愿服务项目正在日益增多（McBride et al.，2006），但是饱受批评。短期国际志愿服务会导致志愿者将志愿服务工作视作一种娱乐，从而无法对当地产生真正贡献（Keesbury，2003）。然而，在当前国际志愿服务资助日益短缺、全职志愿者难以招募的情况下，短期国际志愿服务项目仍因成本低廉、组织灵活性强等优势，可以有效维持。

（二）群体选择：青年志愿者与资深志愿者

早期国际志愿服务项目主要招募具备专业技术能力、有工作经验的资深人员作为主要力量。例如，美国和平队为帮助中东欧国家开展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派往这些国家的志愿者均是高级人才，包括法学家、金融家、高级会计师及高级企业管理人才等（刘国柱，2014）。当前，青年正在取代专业人才成为国际志愿服务项目的主力军。联合国最早提出，以青年志愿者取代具备一般技能的成年志愿者能够节约经费（UN Volunteers，1970）。起初，发达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起用大量青年志愿者持怀疑态度。可是，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青年失业问题，加之政府考虑到国际志愿服务项目拨款压力，青年逐渐成为国际志愿服务的核心力量。到了 21 世纪，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蔓延，国际志愿服务成为提升专业能力、丰富个人履历的重要社会实践，吸纳了大量青年。不过，由于青年志愿者缺乏足够的知识、技能、反思能力、国际经验和利他主义动机，不仅会使服务质量严重下滑，还会破坏当地的劳动力市场、阻碍当地青年就业，反而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权力不平等（Palacios，2010）。

尽管如此，当前各国政府仍将青年作为开展国际志愿服务的主要来源，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志愿服务有助于青年拓宽国际视野、提升跨文化解决问题能力、增强外语学习能力、构建当地社会关系网络，是培养青年国际人才的重要途径。

（三）组织方式：多元主体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国际志愿服务的组织方式对服务实际效果有重要影响。根据组织方式的不同，国际志愿服务项目可以划分为五个类型：政府项目、非政府项目、企业项目、私人营利项目，以及国际合作伙伴项目（Sherraden et al.，2008）。其实，类型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不同项目之间通过合作或合并，形成了复杂的国际志愿服务项目分支类型。

具体来说，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财政补贴来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服务项目（Sherraden et al.，2008）。一些非政府组织或准政府组织也会在发展过程中被政府吸收或接管，重组为正规的政府机构（Sobocinska，2017）。例如，1950 年启动的澳大利亚毕业生志愿者计划由澳大利亚政府于 1963 年接管，并在既有项目基础上成立了澳大利亚海外服务局。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也与非政府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星巴克公司与地球观察研究所的合作关系，以及添柏岚公司与亚洲非政府组织“绿色网络”的合作关系（Hills & Mahmud，2007）等。此外，国际志愿服务还可以通过“派遣国非政府组织–第三方机构–接收国政府部门”三方协作模式开展（Sherraden，2007）。

（四）服务目标：促进发展援助与促进国际理解

国际志愿服务项目的工作目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改善社会、经济、环境状况的促进发展援助类项目，另一类则是强调以志愿者体验和收获为中心的促进国际了解类项目（Holmes et al.，2010）。其中，促进发展援助类项目侧重于为接收国输送具有特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志愿者，从而为当地社区作出贡献。例如，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将志愿者派遣到需要帮助的国家，为当地居民带去新的技术和知识，共同设计具有可持续性的社区建设方案。促进国际了解类项目则强调志愿者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和全球公民意识的提升。这类项目时间相对较长，需要志愿者承担大部分花销，还要求志愿者与当地人产生联系，深入了解当地文化风俗，最终实现公益目标（王怡，2021）。如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冈比亚协会”在非洲冈比亚开展的药物滥用预防、艾滋病预防的志愿服务项目，尽管不少加拿大青年初到冈比亚不适应当地炎热的气候与简陋的住宿环境，但是由于受到当地居民的热情欢迎和集体主义文化的吸引，很多青年与当地居民建立起类家庭关系，让青年志愿者更好地融入社区，并将短期旅游体验转变成长期志愿服务（Campbell & Warner，2016）。

批评者对以上两类国际志愿服务的批评认为，项目往往只能让志愿者从中获益，对发展中国家和当地人民却产生了负面影响。不少研究者指出，能否使当地社区与居民真正获益，不只取决于这些项目的理念、流程和目标，更关键的在于采取何种方式与当地社区建立合作关系（伊斯特利，2008）。当志愿者与当地居民在生活情境中进行密切互动时，会有效改善志愿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刻板印象（Palacios，2010）。同时，志愿组织坚持以当地居民需求为导向，由当地居民主导并设计相关的服务方案，志愿者作为协助者参与执行，能够有效避免上述批评。

四、“团结–发展”国际志愿服务：一个初探

中国国际志愿服务实践是南南合作的典型代表。自 1963 年中国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以来，截至 2026 年，援外医疗队已累计覆盖全球 77 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派出医疗专业志愿者 3.1 万人次。此外，包括农业农村部的农业援外项目以及团中央、商务部联合发起的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在内的多个项目，长期以来以南南合作形式开展国际志愿服务。可以说，中国国际志愿服务从诞生之始，就始终秉承着“团结–发展”的话语叙事，致力于通过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并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持续贡献。

（一）中国国际志愿服务的既有实践和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更深层次融入全球化体系，为开展国际志愿服务创造了一定条件。目前，中国国际志愿服务主要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窗口型、治理型、救援型和交流型（见表 1）。

窗口型国际志愿服务主要利用外事资源聚集的优势，通过社区组织吸纳外籍友好人士，包括驻华工作人员及家属、留学生、长期居留的外籍人士等，在商圈、酒店、景区等地设立国际志愿服务站点，围绕出行服务、文化交流、支付服务、饮食服务等开展国际志愿服务。典型案例包括北京三里屯和重庆渝中区的国际志愿服务站点和外籍志愿服务队伍。

治理型国际志愿服务聚焦于外籍人士聚居的社区和商圈，通过动员其中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或职业声望且长期居留的外籍人士，如公司高管、企业家、艺术家等，加入居委会、业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借助社区议事厅、调解工作室等渠道，协助开展社区治理、纠纷调解等事务。上海虹口和浦东“社区议事厅”、浙江义乌“国际老娘舅”等项目是此类实践的典型代表。

救援型国际志愿服务主要在灾害发生时响应受灾国家的援助请求，由应急管理部统一选拔自愿参与的民间专业应急救援队，共同组织成中国国际应急救援队。救援队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与受灾国共同展开境外灾害救援行动。典型代表包括在 2023 年土耳其地震和 2025 年缅甸地震中表现出色的中国救援队和厦门市曙光救援队等。

交流型国际志愿服务则以孔子学院项目为典型代表。该项目的志愿者经过考核培训后，被选派到海外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及其他教育机构，主要从事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化推广工作。这些志愿者大多为高校在校生和毕业生。

除上述四种类型之外，近年来中国的企业、社会组织也逐步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志愿服务项目和活动，推动中国国际志愿服务事业取得了一定发展，在“团结–发展”的话语叙事下开展了一些探索性实践。

（二）国际志愿服务的中国路径：“团结–发展”的话语叙事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中国应当依托“团结–发展”的话语叙事，探索国际志愿服务的多元化模式，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志愿服务的话语体系。本文以招商局集团在巴西巴拉那瓜集装箱码头（Paranagua Container Terminal，TCP）社区共建和斯里兰卡“爱心村”等标杆案例，展示了在“团结–发展”的话语叙事下，推动民心相通、长期发展和社区治理的体系化运营，将国际志愿服务深度嵌入全球化进程的可复制模式。

巴西 TCP 社区共建和斯里兰卡“爱心村”等国际志愿服务项目建立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坚持赋能导向的长期主义，激发属地发展的内生动力，着力满足社区治理需求，精准对接当地居民最迫切、最根本的需求，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转变。巴西 TCP 项目针对的是港口周边岛屿渔民在饮水、教育和文化设施上的缺失，而斯里兰卡“爱心村”则直击肯达村农业产业链薄弱、村民收入不稳定的核心痛点。项目内容（建储水设施、校舍或提供农业培训）不仅精准对接痛点，而且赋能属地长期发展和社区治理。斯里兰卡的“爱心村”项目在修建社区中心和生产基地的基础上，还以志愿服务的形式提供了农业种植、养殖技术及销售培训，帮助村民掌握可持续的生计技能，累计创造近 800 个工作岗位。

“团结–发展”话语叙事下的志愿服务模式，最核心的特征是将国际志愿服务视为创造共享价值、保障长远发展的战略性投资。通过志愿服务项目，中国与当地利益相关方深度绑定，如巴西项目积极联合了当地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斯里兰卡项目则依托港口公司与当地政府合作。这种共赢路径有效构建了良好的社区关系、政府信任与公众声誉，使志愿服务组织转而成为属地社区发展的长期伙伴，确保了项目的合法性、接受度与持久性。尤其是“团结–发展”的国际志愿服务模式强调员工参与的重要性，员工在志愿服务中奉献了专业技能，深化了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增强了社区共同体的归属感。通过属地化的精准需求调查，以志愿服务的形式落地赋能导向长期主义的“团结–发展”理念，激发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案例中可以看出，“团结–发展”的话语叙事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国际志愿服务的互惠逻辑。在西方当前主导的国际志愿服务话语叙事中，“互惠”构成了国际志愿服务的合法性基础。“互惠”强调从赠予、接受到回报的循环过程。换言之，志愿服务派遣国不仅决定了国际志愿服务的方式、方向与周期，接收国往往只能被动接受，甚至还要向派遣国回赠礼物。这种互惠机制在本质上是建立在派遣国与接收国之间的“中心–边缘”剥削关系上。“团结–发展”的话语叙事强调的是民心相通，是以平等、团结、互助及和谐为基本特征，充分尊重服务对象的需求、感受、意见和隐私等基本权益的新型国际合作关系（田丰、王露瑶，2025）。

“团结–发展”的话语叙事是一种以接收国实际需求为驱动、以共享所有权和联合决策为核心的志愿服务工作主张。这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志愿服务组织的派遣工作是以接收国需求为驱动，在教育、医疗、农业、信息技术等专业领域满足接收国的民生与经济发展诉求。在服务过程中，当地人的需求和参与是项目的根基。志愿者与当地社区参与者之间互为“学习者”。志愿者不仅要尽可能了解当地人的想法，还要重视并充分发挥当地人的社会资源和地方知识。因此，通过国际志愿服务更好地融入全球治理体系，能够用实际行动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诚意，也进一步检验了中国方案的真实性和进步性。正如习近平（2023）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的，“只要大家把彼此视为朋友和伙伴，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成就，赠人玫瑰则手有余香，成就别人也是帮助自己”。这一论述正是强调了“团结–发展”的话语叙事的关键。

中国特色国际志愿服务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基于“团结–发展”的全球合作方案，在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通过合作创造更大的价值，实现合作双方的共同发展（李爱敏，2016）。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在承认各国追求本国利益的正当性的同时，必须兼顾他国利益关切，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着一种去政治化的国际合作方案（张育瑄，2024），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均平等相待。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提出时就已经预设了即便当前国际体系中各国之间存在着利益竞争与冲突，仍然存在一条能够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乃至全球利益融合为一体的“团结–发展”路径（郭树勇，2005）。

国际志愿服务正是这一“团结–发展”路径在基层治理与民心相通层面的微观实践。据此，“团结–发展”的话语叙事强调志愿者在服务期间必须深入扎根于接收国社区，将服务承诺视为一种义务（王杨，2025）。当接收国面临超出约定范围的困难时，志愿者秉持专业精神，在风险可控的合理范围内坚持兑现承诺。例如，面对 2022 年斯里兰卡局势与疫情的双重影响，招商局“爱心村”项目并未简单终止或冒进。在中国大使馆的指导支持下，志愿者以保障安全为首要原则，通过优化行程与物资分发路径，克服困难将生活物资送达约 300 户贫困家庭，灵活地延续了应对粮食危机的服务内容。

五、结论与讨论

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大国博弈加剧、地缘冲突持续延宕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正面临旧秩序松动、新秩序未成的历史关口（王帆，2025）。2025 年以来的形势表明，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各国之间的有效沟通与互信合作显得尤为重要。面对这一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积极团结世界进步力量，汇聚和平发展动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郑东超，2026）。国际志愿服务作为重要载体，能够在促进民心相通、增进跨文化理解、缓解人道危机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面对发展了上百年的发达国家国际志愿服务模式，如何打造中国特色国际志愿服务的合作模式与价值理念，挑战新自由主义的不平等伙伴关系，仍需在学术上更清楚地梳理国际志愿服务中的“理念–实践”张力，从而能够做真正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因此，跳出当前国际志愿服务的“殖民–援助”二元话语叙事，转向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团结–发展”话语叙事，重塑平等、可持续的国际交往范式，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国际志愿服务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是作为负责任大国，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所贡献的中国智慧。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中国推进国际志愿服务的政策建议。

一是“团结–发展”的话语叙事下的国际志愿服务要重视关系网络建构。以多边主义与区域协同拓展“团结”网络，加强对国际志愿服务合作的战略规划，将国际志愿服务纳入国家对外交流合作整体布局，深化志愿服务的国际合作，加强与联合国、国际机构、国际性社会组织的多边双边合作。依托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等国际机构，加强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联合国机构的项目合作。同时，打通与港澳台志愿服务组织的合作渠道，发挥其国际平台和合作网络优势，逐步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基点、辐射全球的国际志愿服务网络。此外，强化与周边国家的既有合作机制，形成特色鲜明的边境地区与境外区域的志愿服务网络互动互通的协作模式，协同推进跨境志愿服务项目。

二是“团结–发展”的话语叙事下的国际志愿服务要紧扣以人民为中心、可持续、包容性的发展本质。国际志愿服务的目标领域应精准聚焦，积极对接并服务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构建的综合性发展框架。国际志愿服务议题需从传统的文化交流、农业援助、医疗卫生等领域，拓展到更具发展内涵的新领域。例如，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与创新（如人工智能治理、社会创业等）、保障社会公平与韧性（如社区营造、公共卫生、文化遗产保护等）、推动绿色转型（如气候变化应对、生态环境保护等）。特别是要聚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密切相关的全球性议题，将国际志愿服务深度嵌入中国的海外援建项目（如基建、医疗、农业等）之中。以民生为本位、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国际志愿服务项目，不仅能提升海外援建项目本身的可持续性和潜在的民生效益，更能在地化地催化社区发展，提升当地居民自主发展能力，生动践行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使国际志愿服务成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是“团结–发展”的话语叙事下的国际志愿服务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通过参与式服务充分开发和激活在地居民参与热情。这不仅是国际志愿服务项目工作方法和工作思路的转变，更是将在地居民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主体和平等伙伴。搭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志愿合作网络，要主动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互联互通与共同发展目标，深化与在地组织的合作，挖掘当地志愿者资源，实质性地推动其角色从“受益者”向“合作者”与“贡献者”转变，激活各地内生力量，在共同协作中促进民心相通、夯实民意基础，累积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型社会资本。同时，鼓励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企业履行全球公民责任，参与国际志愿服务项目合作，结合项目进程定向派遣志愿者团队，有机嵌入当地社会网络。这不仅能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友好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舆论，更能生动诠释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最终实现经济利益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为构建开放包容、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民间互信的基础。

四是“团结–发展”的话语叙事下的国际志愿服务要将需求导向贯穿全过程。习近平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小而美”民生项目可以增强国际志愿服务项目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有利于构建平等、互鉴的协作网络，与当地居民及志愿服务组织发展成为超越单向援助的发展伙伴关系，确保国际志愿服务扎根当地社区，切实回应当地居民的民生需求，使广大民众直接受益。“小而美”民生项目在推动当地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中，将团结互助的精神转化为助力发展的具体行动，形成凝聚团结共识、促进民心相通的纽带，体现“团结–发展”话语叙事中对人的真切关怀与对发展质量的终极追求。

五是“团结–发展”的话语叙事下的国际志愿服务要重视多元主体参与模式。国际志愿服务的多元主体参与模式本身就是南南合作团结精神的实践，也是提升发展合作效能的关键。要广泛吸收国际经验，以多元共治重构国际志愿服务的供给模式，探索政社联动、企社联动、中外联动的国际志愿服务项目，推动从政府主导、单向输出的国际志愿服务模式，向多元主体平等参与、资源互通、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互利共赢模式转型。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委托等方式，赋能中国本土社会组织“走出去”，联合当地组织共同参与，形成国家引导、社会实施、海外落地的高效实践路径。同时，积极引导海外中资企业利用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围绕民心相通与本地化可持续发展，配套开展由企业资助、社会组织运营的国际志愿服务项目，助力社区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将自身的经济收益转化为共享的社会价值。

综上所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推进国际志愿服务必须完成“团结–发展”的话语叙事转型。这不仅是理念层面的自我革新，更是实践路径的战略重构。以“团结–发展”为引领的国际志愿服务新范式，本质上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与合作共赢理念在全球公共领域的生动投射。它要求我们超越西方语境中隐含的“施恩–受惠”二元对立，将志愿服务提升为一种基于共同未来愿景的联合行动。因此，中国特色国际志愿服务的未来实践，应当自觉成为全球南南合作新范式的探路者与建构者。它不追求取代或复制既有发达国家志愿服务体系，而是致力于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一种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隔阂、以共同发展超越零和博弈的国际交往路径。这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上持续深化对“团结–发展”共同体叙事内在逻辑与实践机制的理论阐释，在政策制定上加强国际志愿服务与外交战略、发展援助、经贸合作的系统联动，在实践推进中不断完善政府引导、社会协同、企业参与、海外扎根的高效协作网络。唯有如此，方能使中国国际志愿服务真正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力量、全球发展的贡献力量、国际秩序的维护力量，为构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新格局贡献不可替代的中国智慧与中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