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藏在心里让我不安，本以为时间一久，便会变淡，不知何故，年纪越大，不安越甚，碰到机会，这负疚感便来折磨我。
在2001年的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评选会上，北京大学的曹先擢教授介绍《新华字典》发行达三亿册，说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本书可以和它相比，给它奖励是完全应该的。他特别强调说，在表彰《新华字典》时，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魏建功先生。他主持编纂《新华字典》，功劳卓著，贡献巨大。当时，听到魏建功先生的名字，我心里为之一动。
最早一次提到魏先生便使我震动，使我不安和负疚的，是在1974年。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全结束，我和后来回北京大学做教授的褚斌杰先生，奉命去武汉大学，找谭戒甫先生商量修改他的《屈赋新编》。当时，出版业务还没有真正恢复。周恩来总理知道老先生有这样一部著作，要求中华书局给他出版。也许这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深意吧！因为在这之前，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哲的书只出了一部，就是非常有名的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专门向他介绍了《柳文指要》，并说这部书完全是在毛泽东主席关怀下出版的，以此向美国人展示我们并不摒弃文化遗产，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是要继承的。出版《屈赋新编》也是要说明这一点吧？
谭戒甫先生是大学者，一派儒者之风。帮他修改稿子的任务完成后，他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席中，谭先生问褚先生：“先生尊师是哪一位？”中国学者是讲究师承的，斌杰先生是忠厚长者，学养深厚，他谦虚地说：“不敢，恩师是游国恩游先生。”谭先生又面向我，问道：“您的尊师是哪一位？”当时，虽然我已从北京大学毕业七八年，但因为“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真正工作多久，何况，我和谭先生差着辈分，谭老称我为“您”，我很惶恐，正想着该如何回答，褚斌杰先生大概看我犹豫，便代我回答道：“牧之的尊师是魏建功魏先生。”
我记得很清楚，听到斌杰先生说到魏先生的名字时，我心里一震，顿时脸红心跳，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心思从白发苍苍的谭先生面前，从丰盛的湖北人的饭桌上，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北京大学大批判的日月。当时，我们起劲地批判认真教授我们古典文献专业教研室的老师，说他们用“封、资、修”毒害我们。那时，魏先生是教研室主任，自然首当其冲。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是1959年成立的。成立时，翦伯赞、齐燕铭、吴晗、魏建功、金灿然等专家兴致勃勃，要培养古籍整理与出版的人才，要为整理国故、批判继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培养接班人。我1961年入学，是这个专业的第三届学生，学的课程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史记》等专书课，有“古籍整理概论”“目录版本学”“文字·音韵·训诂”“工具书使用法”等专业课。试想，这样一批人物发起建设的专业，学的又是这样一些功课、这样一些内容，“文化大革命”起来，能不成为批判的对象吗？
魏先生是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上早有三个“概要”之说，即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概要”、沈歉的“文字学概要”、魏建功的“声韵学概要”，魏先生名列其中，可见先生造诣之深。魏先生讲课十分投入。记得一次他给我们讲授“文字·音韵·训诂”，教我们什么是古音，什么是今音，今古音之区别，古代人如何吟诵诗文……说着说着，他便吟诵起《醉翁亭记》来，随着抑扬顿挫的吟诵，他的眼里流出了泪水，进入作者塑造的境界里去了。读到后来，先生声音哽咽，泪水模糊，难以自持。至今我仍然清楚记得魏先生当时的音容笑貌。这便是一大“罪状”，叫“发思古之幽情”。“为什么要发思古之幽情？显然是对今天的社会主义不满。为什么流出眼泪？可见不满之深，思古之重。”当时，我们这些自诩为“革命小将”的学生就是这样给老师上“纲”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细想想，今天还有哪位老师能够这样投入地、热诚地给学生讲今古音，并且以身示范？
还有一件事，“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揭发，说魏先生被鲁迅骂过。鲁迅何许人也，中国文化革命的巨匠，文化革命的旗手！那个年代的认识是“鲁迅骂的一定对，被鲁迅骂过的人一定不是好人”。其实，事情本来很简单。1922年12月，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二十四周年，鲁迅陪俄国诗人爱罗先珂看了北京大学剧社的演出，随后又看了燕京女校学生的演出。看完后，爱罗先珂写了篇剧评，发表在《晨报副刊》上。文章批评北京大学剧社演得不好，“学优伶”，“做猴子状”，是“退化的孩子”，表扬燕京女校演得好。这一文章在北京大学引起强烈反响。魏建功先生当时是北京大学剧社的负责人之一，看了文章十分不满，便写了《不敢“盲”从——因爱罗先珂先生的剧评而发生的感想》一文加以反驳，还特地在盲字上加了引号。鲁迅便写了《看了魏建功君“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批评魏文。其实魏先生的文章不过是一个青年大学生的年轻气盛之举，鲁迅的“声明”发表后，他也没有再讲什么，仍然以崇敬之情去听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课程。后来，矛盾解除，魏先生与鲁迅的往来反而更加密切。他们的交往，在鲁迅的书信中多有记载。比如，1926年7月19日，鲁迅致魏先生信，感谢他热心协助校订《太平广记》。鲁迅的日记里还记载了魏先生协助其校订《唐宋传奇集》，送书到家，并共进晚餐云云。1929年5月30日，鲁迅致许广平信中说：“晚上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忙于翻检电码之静农，一个是帮我校过《唐宋传奇集》之建功，同吃晚饭，谈得很畅快，和上午之纵谈于西山，都是近来快事。”可见爱罗先珂之风波早已过去。
1985年，八十五岁高龄的冰心先生在《我的大学生涯》一文中，把此事写得十分轻松，她说：“记得有一次鲁迅先生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看过我们的戏——忘了是哪一出——鲁迅先生写过文章说爱罗先珂先生说我们演的比当时北京大学的某一出戏好得多。因此他和北大同学还引起了一番争论。北大同学说爱罗先珂先生是个盲人，怎能‘看’出戏的好坏？”冰心先生的叙述是客观的，而且将其当作一件有趣的往事来讲述。
其实，魏先生早已对自己的行为作过反省。风波之后魏先生和鲁迅的来往、帮助鲁迅校订的行动便是有力的说明。
1956年，事情过去三十四年之后，魏先生在《文艺报》上撰文（《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回忆鲁迅先生时，又一次做了自我批评。他说：“由于我年少好胜，意气用事，想不通爱罗先珂怎么能看见我们做猴子优伶状，同时燕京女校同学以女扮男又不见怪。我把辩解的真实话弄成尖刻失态的言语，对爱罗先珂进行了人身攻击，对一个残疾人失去了应有的同情。先生因而写了这篇斥责我的稿子。”
从这一件事，从几十年来魏先生对此事的回忆和反省中，我们可以看出魏先生是一个多么可亲、可敬、率真的性情中人，是一个多么坦诚、磊落、表里如一的人。
回想在北京大学做魏先生学生的五年中，我从未听他说过自己，没听他说过自己有什么著作，也没听他说过自己为社会做的贡献。直到毕业多年，我才在工作中渐渐了解了魏先生的业绩。1937年，他为了支持抗战，在云南蒙自就地取材，用白藤治印，义卖收入悉数捐给抗日前线；抗战胜利后，为清除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五十年奴化教育的影响，促进台湾回归祖国，他毅然去台湾推行国语，创办《国语日报》；1953年，他苦战三年，主持编纂了今天无人不用的《新华字典》；1959年，他与同好受命创办古典文献专业，培养古籍整理与出版人才；后来，他积极参与文字改革工作，主持完成《汉字简化方案》，并编成《简化字总表》，等等，哪一件都是开创性的壮举，哪一件都是尽心尽力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服务。正如我的同学文印君所概括的：“凡此，都体现了一种精神——作为学者，魏先生不忘自己的本分；作为中国人，先生常怀深厚的爱国情怀。”
呜呼，“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作为他的弟子，我们为有这样好的先生而自豪；作为他的学生，我们一定会学习他为人做事的精神，以先生为榜样。
在席中，谭戒甫先生问我的老师是谁，魏先生给我们讲过课，又是专业的负责人，当然是老师无疑。褚斌杰先生代我回答，本是如实奉告。但在我点头之后，我却抬不起头来。想当年，我们无知，硬把知识当成“毒草”；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就忘记先生传道、授业、解惑的苦心。如今谭先生问起，我又用老师的名字装点自己，我心里实在感到愧疚。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的愧疚没有丝毫减轻。我想，在一个讲究尊师重道的社会中，一个把老师与“天地君亲”排在一起的民族，居然发生过这样的事，历史是多么会教育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