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学，尤其是从兰克史学发展而来的客观主义史学，将历史学上升到证据科学的高度。历史学家提出的观点、作出的判断乃至对某些趋向的预测，都建立在证据之上。历史学中的证据，基本是指史料，包括各种文本、图片或影像，以及历史遗迹、遗存，甚至基于记忆和回忆的口述材料。历史学家深信，只要能够确认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便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还原过去。然而，20世纪中期尤其是8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中的叙事复兴、文化转向，让历史知识的性质和历史研究的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学家发现，在推论式的和证明式的历史研究之外，还应有一个诉诸情感和道德的场域。如果只是将历史研究视作一种寻找证据并完成科学论证的活动，那么历史学家并不能全然发现历史的真谛和揭示历史的意义。
呈现证据背后的“了解之同情”
柯林武德曾把历史学家的工作比作侦探破案，认为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寻找证据、发现真相。他在《历史的观念》“后论”部分“历史的证据”一节中，杜撰并描述了一位探长侦破约翰·道埃谋杀案的过程。一个炎热的雨夜，约翰·道埃被人用匕首从背后杀死在自己的书桌前。警察和探长先后来到案发现场，他们听取和辨别每一个嫌疑人的陈述，排除与案件无关的干扰；对周边环境进行仔细勘察，寻找和获取与犯罪相关的一切证据。最终，探长凭借匕首柄上的一点绿色油漆和垃圾箱里的大量纸灰，发现凶手就是约翰·道埃的邻居，居住在隔壁院子的修道院院长。
这位院长长期以来一直遭到约翰·道埃的勒索，因为后者威胁要公布他死去的妻子年轻时的一次越轨行为。为了维护妻子的名誉，院长不得不向道埃支付金钱，直到自己的全部财产被敲诈干净。道埃在被杀的那天早上，依然在敲诈院长，想得到院长妻子生前的一份定期存款，那是她托付给院长以备女儿结婚之用的。不堪折磨的院长决定结束这一切，但在他杀死道埃的那一刻，却在书桌上发现了妻子写给道埃的信。原来妻子当年出轨的人正是道埃，而他一心维护的女儿竟然是妻子与道埃所生。
如果是侦探破案，那么当他借助证据发现真凶并了解到犯罪动机后，他的工作就可以宣告结束。但历史学家并不能止步于此，他的任务不仅仅是搜寻证据、发现真相和展示冷冰冰的事实，还应当向人们揭示事件背后的隐情，呈现修道院院长及其家人所遭受的痛苦和创伤。在约翰·道埃一案中，修道院院长自始至终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而当他杀死道埃之后，却发现更大的痛苦在等着他。陈寅恪曾提出，要对古人抱有“了解之同情”。历史学家展现历史事件中痛苦与创伤的一面，并不是为当事人辩护，而是要阐释痛苦和创伤等情感因素在形塑个体行为和推动事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或许是历史研究中更具人文价值也因而更有普遍意义的内容。
孤证不立？
历史研究的道德意蕴
卡洛·金兹伯格在公元1世纪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的《犹太战争》中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在描述犹太人拒绝向罗马人投降而选择集体自杀的约塔帕塔之围和马萨达之围中，都只有两个幸存者。金兹伯格分析说，这是因为当时罗马和犹太的法律传统拒绝接受孤证作为定罪的依据。约瑟夫斯显然熟悉这一传统，故而在自己的著述中有意保留了两位见证者，以确保事件的真实性。不过，金兹伯格又强调，在许多历史事件中，尤其是因战争或宗教纷争而引发的种族屠杀中，往往只有一位幸存者或见证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仍要遵循孤证不立的原则？
金兹伯格看到，指责证据不足或证词因回忆而产生的不可靠性，正是修正主义者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惯常手段。但是，对任何一位有良知的历史学家来说，他都不会固守实证主义的教条，将孤证视为不可靠的证据而予以舍弃。即便当前证据不足以证明事件的真实性，但也不能就此否认事件曾经真实发生过。利奥塔甚至更进一步，他以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例指出，由于很多用于证明罪行及其数量的证词和证据都被销毁，那么人们是否可以依据“没有证据就不能确证”的原则而否认大屠杀的存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像大屠杀这类人类历史上的“极限事件”（event at the limit），挑战了传统的以证据为基础的历史认知模式，历史学家必须超越证据，才能看到客观主义规则之下所不能呈现的东西。
为此，罗伯特·伊格尔斯通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但又互为补充的认知历史真相的模式。一种是科学的或实证主义的，对应的是证据和论证；另一种是道德的和存在主义的，涉及人类历史上种种创伤性事件，依靠的是见证和回忆。实证主义的真相观旨在发现证据、提出证明，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起逻辑连贯的一致性；道德层面的真相观面对的却是超出人类理性认知的极端事件，甚至因为证据的匮乏而无法得到证实，只能依靠支离破碎的回忆或证词与之建立起联系。历史学家只有将实证主义的证据意识与情感主义的道德意识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体认过去和洞察真相。
不是证据的证据
当历史学家将目光转向庶民、女性、少数族裔、被殖民者等身处权力之外的边缘人群时，却发现没有足够的史料去重建他们的过去。因为在精英主义排他性的历史撰述中，他们不仅被排除在主流的话语体系之外，而且失去了自我表述的能力。印度“庶民研究”创始人拉纳吉特·古哈在梳理印度农民起义的史料时发现，不论在英国殖民者的官方档案里，还是在印度本土精英的论述中，都很难看到印度农民的真实处境和实际欲求。古哈进而提出要逆向阅读精英主义者留下的材料，从权力的缝隙中再现农民的行动和意识。
与古哈类似，史景迁在重建王氏的过去，尤其是她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时，也面临着史料和证据阙如的境况。为此，他转向了不被历史学家认可的文学材料，即与王氏基本处于同一时代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史景迁看来，文学材料同样可以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证据。比如，女性在家庭和婚姻中的地位、女性的日常生活和情感需求等，而这些正是构建王氏内心世界必不可少的依据。在对王氏死前一个梦境的刻画中，史景迁从《聊斋志异》中撷取大量互不相关的文字，用蒙太奇的手法加以拼接组合，恰如其分地再现了王氏对爱情和生活的渴望、幻想、迷惘与恐惧。
一些历史学家批评史景迁背离了历史研究的证据原则，但史景迁却认为，他的想象建立在人们的同理心之上，是合理的推测而并非虚构。他援引中国史学传统指出：“中国早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理所当然地重建了他们历史上重要人物之间的对话，尽管当时不可能无意听到或记录下这些对话。对这些历史学家来说，记载对话是一种手段，一种惯例，可以加强重要人物之间的互动，吸引读者深入他们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不是证据的证据，反而能够发挥传统证据力所不及的作用和价值，让历史学家得以走进那些被漠视的个体的内心世界，探究已经逝去的时代风貌。
史料和证据固然是历史学的基础，但历史学并不等同于史料学，更不是证据科学。现代史学发展到今天，在经过多次转向后，向我们展现了愈加丰富的多样性：它既可以是科学的、理性的和实证的，也可以是审美的、叙事的和实用的。历史学家在对史料进行整理、分类、甄别、考辨，使之成为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证据的同时，还应投身于证据导向之外的那个更加广阔的领域，揭橥情感、记忆、道德背后的历史意蕴。在这个理性与感性交融的场所，历史学家势必能展现更多的技艺，也值得为之付出更大的努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