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古典学研究》2026年第2期（总第9期）。
任何事物都既有正面，也有背面。这很容易激起人们的好奇甚至猎奇，纷纷以追逐背面、阴影、他者、遗忘和沉落为尚，以探赜、索隐、启幽、钩沉为能，因为人们像培根那样相信，“时间的本质似乎与河流相同，带给我们轻薄漂浮之物，将重要且实在之物下沉淹没”。颇为有趣的是，这种“反传统”的观点既成为了现代革命精神的重要支柱，也引发了全面复兴传统的浪潮：只有抛弃眼前流行的东西，回到时间的河流中去打捞沉没的贵重物，才是人类前进的正确方向——这不是开历史的倒车，而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西塞罗就是被时间之流淹没的历史江心石，而他所弘扬的“折中”方法，近年来也逐渐得到了正确的认识。
一 西塞罗的历史沉浮
在古今的巨大变革中，西塞罗是非常好的研究案例，因为他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被视为西方文教的哺育者，但随着近现代文明的革新而逐渐被弃如敝屣。这种巨大的张力构成了思想史的绝妙风景，在强烈的对比中让后人更清楚地看到了现代文化转型的本质。
西塞罗当得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美誉。他继承了传统的宇宙论，宣扬天道，要人们恒常模仿。他以生命捍卫共和，被尊称为“祖邦之父”，虽然谈不上为民请命，却也是在尽力避免独裁统治对普通人的极限压榨。他撰写了大量的政治和法学著作，旨在为万世立法，而他最重要的贡献便在于接过了柏拉图的“绝学”，因为那种精思明辨而又着眼于现实的政治哲学已经在当时的希腊地区几乎丧失殆尽（orbam，《论诸神的本性》1.11）。西塞罗仰慕、追随、模仿和推进柏拉图，尊之为无比博学的人、天才、杰出的哲人甚至哲人中的神。
西塞罗宁与柏拉图共进退，也不与其他人同流合污（《图斯库路姆论辩集》1.39）。西塞罗是柏拉图最好的学生，不是因为他追随学园派，也不是因为他折中综合（eclectic synthesis）各种流派，而是因为他对柏拉图的理解如此精妙，他的著作就是我们更好理解柏拉图思想的桥梁和捷径。柏拉图的著作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西塞罗，西塞罗的生平也能帮助我们理解柏拉图的真正意图，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柏拉图——这也是柏拉图这位最伟大教师的功劳。
西塞罗生前命运多舛，死后却风光无限，其丰厚的著作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人们的必读书目，滋养了整个西方世界，成为了古学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必修课。维兰德的如下评价看上去有些夸张，实际上却恰如其分：
十八个多世纪以来，西塞罗的名字彪炳史册，正因为有他这样的人，文明人与野蛮人和不文明的兽性之人（Tiermenschen）才得以区分。他留给我们的作品价值崇高，这已得到普遍承认，甚至当古老的罗马帝国在欧洲完全覆亡之后，在数世纪黑暗野蛮的国度里，他的伟大声望仍旧安全地守护着欧洲相当大的部分。
即便到了十八世纪，西塞罗的地位依然十分崇高，他的个人魅力和渊博的学识还在激励着每一个读书人。孟德斯鸠（1689—1755）年轻的时候极力赞颂西塞罗，愿意追怀仿效，就因为西塞罗在古人中最为出色，尤其无愧于“哲人”的头衔，在哲学上具有原创性：
在罗马人中，西塞罗第一个从学者们的手中拯救哲学，并使之摆脱异国语言的含混。他使哲学为一切人所共有，就像人人皆有理性一样。……他品评所有学派，挫败了所有的哲人，指斥每个偏见，这多么令人愉悦啊！现在他与这些怪物斗争，现在他嘲笑哲学。他介绍的那些桂冠者毁灭了他们自己；那个被这个所挫败，然后这个又发现自己被击败。所有这些体系都一个一个接连消失，在读者心中留下的，只有对哲人族的蔑视和对批评家的赞赏。
但就在一片赞颂声中，不和谐的音符终于登上历史舞台，并且逐渐升调，最终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孟德斯鸠晚年一改往日的心态，倨傲地评价自己年少时的偶像“虽然能出色地充任二流角色，但完全不胜任一流角色；他才具很高，但精神平庸”。随后的德意志哲人康德（1724—1804）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他的著作常常不具名地批判古人，他的伦理道德思想直接针对当时极为流行的以西塞罗主义为核心的“通俗哲学”，因而总是在不经意间泄露出西塞罗的影响。黑格尔（1770—1831）进一步把西塞罗送进了哲学史的故纸堆，认为他充其量算史料来源，在保存希腊化时期哲人的观点方面略有微功，但缺乏哲学头脑，没有研究过原著，只有一些不入流的道德说教，最多是“茶余酒后的哲学”。
从此，西塞罗在哲学史和一般意义的文化史上地位一落千丈，再加上现代哲人对罗马史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许多著名的罗马史学家甚至以贬低西塞罗为能事。据说，西塞罗不仅生前遭遇过前“三头同盟”（Triumvirate，此处即克拉苏、庞培、凯撒）以及后“三头同盟”（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的迫害，而且在去世将近两千年后再次被两组“三头同盟”攻杀：十九世纪的“三头同盟”——黑格尔、威廉·德鲁曼（Wilhelm Drumann，1786—1861）、特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以及二十世纪的“三头同盟”——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1903—1989）、赫尔曼·斯特拉斯伯格（Hermann Strasburger，1909—1985）、艾利希·格鲁恩（Erich S. Gruen，1935— ）。
二 “原创”取代“折中”
现代学人对西塞罗的评价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落差？或者说，“为何各个时代的人们都当他是机会主义的折中派，或者最多把他看成个不可救药的杂家”？虽然并不是“各个时代的人们”都把西塞罗当成折中派，而是近两三个世纪以来才如此，但这个定论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几乎忘记了西塞罗的杰出贡献和辉煌成就。时间的枢轴轻轻翻转一下，历史的真相就被遮蔽得严严实实，人们以当前的认知去看待一切，便离事实越来越远，也就容易被从生养自己的土地上连根拔起。古今之变的原因有很多，撮其要者无非是天道下降为人事，外在转向内在，神圣堕落为凡俗，超越蜕变为实存，经典让位于私言，真理等同于意见。从知识生产的流程来说，人们不再相信“道法自然”或“人副天数”，不再宗经和征圣，而是相信自己的原创，西塞罗的“折中”似乎就因为缺乏创造性而显得很不入流。
康德认为自己正处在“折中主义的时代”，据说，
在这个时代，各种互相矛盾的原理的某个联盟体系被极其虚伪和肤浅地做作出来，因为它更适合于一个满足于对一切都知道一点儿、对整体一无所知、但却对一切都能应付自如的公众。
由于对此非常不满，康德打算改弦更张，不再以神意、天道、经籍和古人的教导为依凭，不再从外在的材料中折中出一个东拼西凑的怪物，而要从一个公认的原理建立完整的体系，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在最根本问题上的分歧。康德所谓的“联盟体系”（Koalitionssystem）就是“折中主义”（synkretistische）的代名词，它本身就意味着虚伪（Unredlichkeit）和肤浅（Seichtigkeit），因为“一以贯之”（Konsequent）是哲人的责任，但古往今来的哲人似乎都没有做到。
康德在“前批判时期”很少谈到“原创”，但在他的“哥白尼式革命”之后，“原创”成了他（以及几乎所有现代哲人）热切追求的目标，大概就在于这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格局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但康德很清楚，“原创”只能是“天才”的特权——难道现代哲人都是天才，抑或仅仅是自我封圣？康德还指出，“原创”往往就是“胡闹”（Unsinn），还十分疯狂（Tollheit），也就不难理解现代思想在理性、自由和创新等理念的煽动下呈现出如此癫狂的态势，以至于身处其间还在不断胡闹的我们完全觉察不到自己的失态，更无法冷静而理智地聆听自然和先贤的教诲。
黑格尔从创造力或原创性来看待哲学史的发展，认为西塞罗的哲学太普通，没有深远的兴趣，更多的是经验的总结，没有思辨性，顶多在教化普通人方面稍有价值。就算西塞罗擅长政治思考，由于缺乏哲学思考能力，所以“对于国家的本性，尤其是罗马国家的本性，他毫无意识”。但实际上，黑格尔的眼光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古典学家爱德华·策勒（Eduard Zeller，1814—1908）深受黑格尔影响，甚至把亚里士多德之后、盖伦之前的所有哲学流派都称为“折中主义”，西塞罗当然不能例外。西塞罗虽然博学而高产，却多为实用之学，而非严格的学问，且并非独立，也不深入。尤其重要的是，他并不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整理、阐述和解释其他的人著作，因而他的作品不过是“改编”（Bearbeitung），完全谈不上“原创”（originell），其实质性成果没有什么独特之处（Eigenthümliches），只是肤浅的拼凑。
策勒的分类过于宽泛，且根本没有厘清“折中主义”这个核心概念，就把大量不同流派的哲学就归在这个名称之下，遭到了学界的批评。然而，这种简单的方法实在太方便，看上去也颇有成效，便被众多学者采用。从此，折中意味着肤浅，通俗就等于庸俗。在现代哲人看来，西塞罗只是业余哲人，毫无原创性，因而与其说他是哲人，还不如说他是翻译家和编纂家（compiler），最多只是把希腊的思想编入了罗马文化中。据说，西塞罗本人也承认自己的著作乃是汇编之作，证据就在他致阿提库斯的书信（12.52.3）中亲口说的ἀπόγραφα[复制品/抄出来的事物]——其实，这很可能是西塞罗“温文尔雅的假谦虚”（urbane mock-modesty），这在中国古代著作史上屡见不鲜。
就连倾心古学的沃格林也认为，西塞罗虽然是“人类共同智慧”的胜利的化身，但太狭隘和保守，对古希腊文化充斥着屈服和妒恨的矛盾心理，从根本上误解了罗马和希腊。西塞罗的说法不足以称为理论，表述（而非思想）过于清晰，缺乏伟大思想家在与问题搏斗时应该有的那种崇高的含糊性，因为西塞罗没有问题意识，只关注现实，虽广泛为人征引，成为西方政治理论永久的基石，获得了与其内容并不总是相称的地位，但“他不仅不是一位原创性的思想家，而且他明确拒绝成为这样的思想家”。撇开其他观点不谈，沃格林这个说法相当准确，因为西塞罗本来就轻蔑所谓“原创性”，以此来评价他，无异于无的放矢。
在西塞罗看来，那些所谓的原创或创新，其实不过是把古人的理论换了个说法，仅仅在词汇上有所出新，看上去更加华丽，内容上并没有实质变化。毕竟古人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谈到，我们有什么理由偏离古代的规范、与古人分道扬镳？还有什么必要建立新的学派，而不以柏拉图本人为权威？据别人的东西（alienus）为己有，还试图修改（corrigere），实际却歪曲或曲解了别人的真正“原创”。故作姿态，以言辞来伪装自己，让自己显得更稀有和伟大，就太可笑了。
沃格林发明了一个非常精妙的词egophany[自我显现]，讽刺凭靠自我来反叛和取代“神显”（theophany）的现代哲学，其中黑格尔就是哲学上最有能力、历史学上最博学、最深思熟虑且最教条化、最有技巧也最有影响力的自我显现思想家。
沃格林用“自我显灵”（egophany）这一术语来描述无神话的、“启蒙的”人的状态，在不知自己不了解生存的基本原理的情况下，人试图假扮上帝，创立一个地上天堂，要想成功，其极端形式就是把它变成地狱。
“原创”本质上无非“自我显灵”，看上去是“自我”的创造，实则个体意见的泛滥成灾，它近似于中国古人所讽刺的“家人言”和“头巾话”。现代哲人试图“悬搁”传统，怀疑一切，然后重新创世，这个伟大的计划让人兴奋不已，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主体地位，也让每个人都在神明、圣贤和经典面前获得了尊严，但在地上建造天堂的美好愿望最终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胡闹”。
三 何谓“折中”
“折中”（eclectic）来自希腊语ἐκλεκτός，动词形式是ἐκλέγω，由前缀ἐκ-[从/由]和动词λέγω[选择]构成，合为“挑选”之意。该词从普通的“挑选”逐渐过渡到“精挑细选”，也就有了美好的含义，最突出地体现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视金钱如粪土，愿意帮助朋友——
古代的智慧之士在他们所著的书中遗留下来的珍宝，我也和那些朋友共同研讨探索，如果我们从中发现什么好东西，就把它摘录出来，我们认为如果能够相互成为这样的朋友，就是最大的收获。（《回忆苏格拉底》1.6.14）
苏格拉底的朋友听到这番话后，不由得感叹，苏格拉底真是有福之人（μακάριος），谁听从了他，都会被引向洵美的君子之风（καλοκἀγαθίαν）。苏格拉底的办法就是“挑选”“摘录”（ἐκλεγόμεθα）圣贤书的教导，即“折中于圣人”。朋友之间相互成就，首在“征圣”，即求教于古代的智慧之士们（πάλαι σοφῶν ἀνδρῶν）。“智慧之士”最初即指“圣贤”（σοφός），如古希腊时期的“七贤”，他们内心光明澄澈（φώς），明白事理而又能安邦定国。无独有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最后如是礼赞至圣先师：“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我辈凡夫俗子凭靠什么来决断？靠圣人之言，因为“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这里的“折中”就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折”可训读为“正”（如屈原《九章·惜诵》“令五帝以折中”），更不用说“中”在传统文化里有着神圣的内涵。扬雄看到人皆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就提出“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也就是以圣人的书为判断标准，因为“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所以注疏者曰“惟折中于圣人而是非立见”，否则“博览而不知折中于圣人，则群书殽列”，亦如董仲舒所谓“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求高贤以折中，何错之有？
当然，圣人不一定生而知之，也需要“继圣”和“镕钧《六经》”，即折中经典，才能“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孔子信而好古，好古敏求，温故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老子知其雄而守其雌，知其荣而守其辱，知其白而守其黑，“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道德经》十四章）——这些格言宝训都是“折中”的经典表达。折中不只是回溯和守旧，也是为未来找到可能的方向，即孔子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苟能折中，则百世可知矣。
在一个不相信圣贤的时代，社会失范，百家争鸣，话语通胀，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这时只有广泛比较，折中诸子百家，才能在众声聒噪中清楚地听到天籁之音，从而找到正确的方向。《说文》曰：“折，断也。从斤断艸。”或以斧断木，由此进一步引申为“决断”（如狱讼），也渐渐有了“知人则哲”这种智慧之意：
“哲”字中的“折”字，除了作为声符外，其所包含的“辨别”“抉择”或“断疑”这些意涵，无别乎中西，都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关键所在。因为“断疑”几乎可说是哲学智慧的钥匙与门径；无论是理论的智慧，或是实践的智慧，其理如一。
兼听则明，明则生慧。相反，私其所积，“蔽于一曲，而失正求”，暗于大理，乃心术之患（《荀子·解蔽》）。只有“察古人之全”，识“古人之大体”，走出“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和“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的洞穴假相，才能避免“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同样，《汉书·艺文志》的作者痛惜于人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号召“合其要归”“舍短取长”，以便“通万方之略”。人言皆有偏颇，凡论自有短长，叩其两端而用其中，则可无咎矣，所以，“折中”不是做墙头草，而是兼收并蓄，扩然会通，取长补短，去粗取精，无进退厚薄之心，而秉至公至平之意，岂不美哉！
在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启蒙哲人眼中，“折中”非但不庸俗，反倒是最优的哲学方法，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明智之士的哲学（la philosophie des bons esprits），它如此合理（raisonnable），早在它被命名之前，就已经被天才们（génies）践行。“折中”不是“调和”（syncrétisme），更不是宗派主义（sectaire），而是博采众长后的独立思考，最后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折中主义者——
将偏见、传统、古风、普遍认同、权威，总而言之，一切奴役大众思想的东西踩在脚下，敢于自己思考，追溯至最清晰的一般原则，对其审视、讨论，除了自身经验和理性的见证之外，不承认任何东西；并且公正无私地分析了所有哲学之后，形成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而私人化的（domestique）哲学。
“折中”长期被人误会成毫无创造的“调和”，实际上却是集大成后的新开创者（nouveaux entrepreneurs），非天才不能为也。在狄德罗看来，几乎所有伟大的哲人都是折中主义者，包括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莱布尼茨等。狄德罗请读者深思一个问题：何为原创性（ce que c’est que l’originalité），而他所谓“敢于思考”（ose penser de lui-même），其实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后来为康德所继承。这种观点虽然颇具现代性，却也能够很好地说明“折中”的本质。最低限度而言，“诘难讨论，亦云折中”，这里的“诘难讨论”基本上就是康德的“批判”（Kritik）之义。实际上康德也知道，折中主义者并不是骑墙或“和稀泥”的人，而是“这样一些自己思维者，他们不委身于任何学派，而是寻找真理，并且不管在哪里找到，就都接受之”。这正是西塞罗“折中”的写照。
四 西塞罗的折中
虽然西塞罗较为亲近廊下派（故而被后人错误地划归到这个学派中），也最景仰柏拉图，但他更是一个“折中主义者”，不以任何流派为权威，同时又“学无常师”，兼收并蓄。一方面，他看到每一个学派都有自己的局限，容易变成枷锁，所以必须有所挑选，有所比较（conferamus），才能更加深入（《论善恶之极》4.24）。也就是说，西塞罗并非盲目地选择和比较，而是以幸福、至善和高尚为目的。
另一方面，他“探寻其余学派的每一个观点，以使关于幸福生活的这个出色的准决定可能与所有人的观点和学说相洽”（《图斯库路姆论辩集》5.84）。西塞罗不为任何学派所束缚，同时又尊重这些学派的观点，而最终是要找到最可信也最可靠的东西，同时还要维护“一切我们觉得最为可能的东西”（quodcumque maxime probabile occurrat，《论义务》3.20），那就是真理。
从现代哲学的观念来看，西塞罗的“真理”更多是从各个学派、各种书籍和各种经验折中而来，不是从一个绝对可靠的开端按照严格的逻辑规则推导出来的，也就不是像康德所主张的那样“从一个原则中先天地推导出来，并以这样的方式把一切都结合在一种知识中”，因而在现代哲人看来远远谈不上绝对真理。西塞罗的确从不以此自居，反倒只以“近似”的真理为满足。殊不知，这才是不露声色的狂傲，因为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理，既是人的本分，也堪称人之翘楚。而那些以为自己能够凭借理性或某个公理彻底把握“大全”的人，其实就是独断论或教条主义，在古人看来实在荒唐可笑，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凭借自己的有限理性和贫乏知识去把握整全，我们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认知和模仿整全。
西塞罗在《论取材》第二卷开篇讲画家宙克西斯（Zeuxis）画美女的故事，可为其“折中”观念的“百喻经”。这位画家挑选了五个美女，那是因为在单个美女身上不可能找到所有的“美”（venustatem）——大自然不会赋予单个存在物所有完美的特质。如果所有的好东西全都堆在一个人身上，其他人就无法分享了，因而每个人都必然既有优点，也有缺点。西塞罗以此为鉴，不拘泥于一家一派，而是蒐集（coactis）众家之书，博采（excerpsimus）众家之长，取其精华，熔为一体。即便青史留名的人，皆非字字珠玑，亦非尽属糟粕，若因其学说存在瑕疵而弃其真知灼见，或者服膺其高论而纳其弊端，皆愚不可及也。
西塞罗总结道，如果能从众多高贤大德中挑选（eligere）最精华的部分，不固守一家之言，便不会妄自尊大而迷失在谬误里，也不会因无知而受苦。现代哲人似乎都认为自己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哲学问题，老天一定集万千优点于己身，自己原创即可，不必求学于人。西塞罗折中于古学，从不认为自己的看法有多重要，也不像现代哲人一样处处以自己的所谓原创而自豪，因为西塞罗相信“古人最接近于神明”（《论法律》2.27、2.40）。
西塞罗以真理而非自己的意见为目标，不在乎自己的虚名，对一切观点都加以审查，从不妄下断语，既反对一切哲学流派，也为所有哲学辩护，既不肯定一切，又不像怀疑论那样否定一切（《论预言》2.8）。这是何等开放和包容的宽广胸怀！为了能够折中百家，学者们需要付出何等艰苦的努力，因为精熟一家一派的理论已经很了不起，精通所有流派的理论该是何等伟大（《论诸神的本性》1.11）。西塞罗亦不敢自诩完成了他所面临的这种如此重大而又艰难的折中既兼综的工作，而是自认在努力追随。他不是某一家某一派的传声筒，不做帮手（adiutor），而是做公正的旁观者（auditor），自由地评判，不受任何成见的束缚，也并非必须捍卫某个特定的观点（《论诸神的本性》1.17）。
西塞罗追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论辩方式，隐藏自己的观点，探寻最近似的真理，带领其他人走出谬误（《图斯库路姆论辩集》5.11），以兑现一个学者的基本职责，而不是费尽心力兜售自己破碎不堪且没有多大价值的私货！隐藏自己的观点，并不是因为羞于见人，而是要让读者直面问题本身，被理性引导，而不是被权威左右（《学园派前篇》2.60），毕竟人们很容易因人废言，更容易盲从和迷信。理性而非权威才是论辩应该依靠的对象，因为那些自诩为导师的权威其实是求知的障碍，盲目的追随者视权威的话为金科玉律，停止运用自己的判断力，会变得越来越懒惰和愚蠢。西塞罗如是总结学园派的折中主义：
学园派的特点是绝不提出自己的判断，而是认可那些似乎最接近真理的结论，比较各种理由，阐明各种观点的论据，绝不把自己当成权威，而让读者完全自由地作出判断。（《论预言》2.150）
“不作判断”或“悬搁”（ἐποχή）未必是学园派的做法，反对一切、对任何事物都不下明确判断的方法也未必始于苏格拉底，却多多少少符合苏格拉底自知无知的谦卑。西塞罗不以某一方为定论，而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证（《学园派前篇》2.60、《图斯库路姆论辩集》2.9），是因为“他必须首先消化和评估一堆相互竞争的主张和论点，然后定义和捍卫自己的立场”。换言之，折中并非价值中立，也不是不作定论，而是首先要反对宗派主义。培根也反对“偶像崇拜”，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会败坏崇拜者，还会毁掉偶像，盲目追随者很多时候不是阐明了偶像的智慧，而是败坏了偶像的学问。培根当然不是在挑唆后人毫无目的地反对先贤，反而要求“学习时需笃信”（oportet discentem credere），只是更要求“学习后需判断”（oportet edoctum iudicare）。
实际上，西塞罗也不认为自己只是简单的翻译者和学习者，而是在所选择的权威中添加了自己的“判断”（iudicium），捍卫自己的观点，并且也就是“根据我们的考虑和判断，决定从他们的泉源中怎样吸取和汲取多少我们需要的东西”（《论义务》1.6；参见《论善恶之极》1.6）。西塞罗的自然法学说既采纳了各个流派的观点，也有自己的创造，后人甚至看不到“相综合的痕迹”而“忍不住要称之为‘西塞罗式的自然法学说’”，本质上乃是真正的“前现代的自然法学说”。施特劳斯在《自然正当与历史》中引用《论善恶之极》的次数几乎与引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多，而在讲解西塞罗的政治哲学的课堂上则大量提到柏拉图（共有400多次），大概就因为“西塞罗的著作是古代关于自然正当的划分和争论的材料来源，而西塞罗本人的立场则是古典政治哲学性质的典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人准确认识古代思想，从而重新认识世界。所以，让痴迷于原创的现代哲人无法理解的是，折中本来就是原创——如有学者所准确地看到的那样：
西塞罗在阐述学园派立场的整个过程中，显然都不是在简单复制某位导师的思想，而是致力于发展自己哲学话语的品牌。他的体系比较了包括学园派传统在内很多不同哲学立场的优劣之处，让读者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面对相互冲突的论点。
西塞罗的根本目标在于提高同胞的学识，为祖国建立真正的文教；用拉丁语讲授哲学（Latine docere philosophiam），实际上却是在教哲学说拉丁语，以重塑自己的母语，给希腊传入的哲学赋予罗马的身份，让哲学在新文化中生根发芽甚至成为罗马精神的强大支柱，同时还必须谨慎对待罗马人的感情，为哲学做出必要的辩护。但当时的教条主义已经给哲学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名声，也成为了独裁统治的帮凶，西塞罗不能重蹈覆辙，否则完全无法让哲学在罗马立足。最重要的是，西塞罗秉承的是苏格拉底的路线：哲学不是为了宣讲自己的某种教义，而是要启发人们思考。教条主义者把某种学说（要么是自己的，要么是自己所相信的）当成至高无上的理论，看上去充满了激情，是一种对智慧之爱，但实际上却是“反哲学”的，因为哲学本来是开放、谦虚和“居间”的。
结 语
在最近两个世纪之前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折中”从来都不是贬义词，恰恰相反，它不以宗派为尊，而惟真理是从，所以是对兼综条贯、穷微阐奥、综罗百代、广博精深的极高褒扬。人们可能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哲学的历史著述（philosophical historiography）和欧洲思想中有一个漫长的时期，折中主义不啻为哲学所追求的理想，也被思想史家奉为典范”。实际上，每一个思想家都曾“承前”，甚至还“熔今”，这就是“折中”，即从一组东西中挑选（ἐκλέγειν）最好的，它丝毫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负面含义。人皆有疑惑，而每一种哲学都有缺陷，也不可能有一种尽善尽美的理论，折中就是人类必然的甚至惟一可靠的思想方法。亦如王夫之所说，“统其初终，析其同异，以其所然攻其所不然，扩然会通以折中之，岂难辨哉！岂难辨哉”。此言的深刻的道理在于，“夫折中至当之理，存其两是，而后可定其一得；守其一得，而后不惑于两是”。
没有人能够脱离历史而奢谈创新。在西塞罗看来，哲学中还有那么多疑难问题尚未得到澄清，奢言原创就是数典忘祖，背离了思想正道，舍弃了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滑入了可笑的独断论。相反，折中即融合和借鉴，才是创新的正道。现代哲人把古人（尤其希腊化时期的哲人）贬为毫无原则也毫无创造性的裱糊匠，无非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折中主义”这个现代的标签隐藏着消极的内涵。而实际上，西塞罗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哲学上衰落的阶段，学者们在为往圣继绝学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精神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以西塞罗来说，他绝非其他学派材料的“汇编者”（assembler），而是在调解各派的同时博采众长，因而他的工作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独创性，也就是把他那个时代的文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西塞罗不仅是罗马的精神祖邦之父，也是罗马文教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传灯人和立法者。孟德斯鸠年轻的时候认为西塞罗的哲学著作具有原创性，几乎无可匹敌。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西塞罗的复古才是更激烈的革命，才是最强烈的创造性冲动，而绝非缺乏原创性，故而理应得到更多的尊重。我们似乎也有义务为西塞罗所遭受的十九世纪以来的“恶评”道歉和平反，尽早走出现代学人搞出来的诸如“来源研究”（Quellenforschung）之类的错误道路，才能真正认识到西塞罗、古人以及折中的伟大价值。
我们今天面临的伟大复兴与西塞罗的时代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而我们的“两个结合”和“文明互鉴”就是最根本意义上的“折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塞罗的经验教训无疑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之一。西塞罗忠实地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的思想，却也力所能及地做出了相当大的创造性转化，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独创性和超越前人的雄心壮志，最终再造希腊文明，为罗马文明奠基，为整个西方文明添砖加瓦。总之，
西塞罗的哲学表现出现象学和辩证法的特质，代表着对哲学本质的最高理解，而不仅仅表现了他的衍生理解、简单的怀疑论或单纯的折中主义——这些都是人们惯常对西塞罗思想的贬低。恰恰相反，西塞罗的思想中蕴含着独特的积极教诲，但我们必须努力，才能使其完全展现出来。这尤其关键，因为我们已经疏远了那种曾赋予西塞罗高尚写作形式以生命力的最深刻理解。
作者简介：程志敏（1968-），四川隆昌人，哲学博士，洪堡学者，博士生导师，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