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人类的记忆逐渐数字化，数字记忆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持续凸显。云存储作为存储数字记忆的关键平台，其背后的运作逻辑与机制直接决定着人类记忆的存续与消亡。通过对30名云存储平台资深从业者的深度访谈和扎根分析，建构了决定数字记忆生成、存续到遗忘的记忆时钟模型。云存储平台在技术架构与资本逻辑的驱动下，通过对数字记忆的标准化与压缩、迁移与筛选、静置与销毁三阶段机制调控记忆时间；在规则层面，通过算法阈值、价格梯度与物理湮灭规则，加速数字记忆的淘汰。在此过程中，算法节奏调控将记忆存续转向平台依赖，资本逻辑通过系统性嵌入和操纵记忆存续时间来行使时间权力，而个体行为选择与国家的记忆机制将有助于对抗加速遗忘的系统性风险。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算法传播的中国本土理论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3ZD214)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媒介记忆/ 物质性/ 数字记忆基础设施/ 时间权力/
作者简介：邵鹏，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杨家乐，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新闻与写作》(京)2025年第11期 第62-72页
数字时代，技术使记忆变得异常便捷，人们可以轻松保存生活中的诸多数据，甚至在默认设置下悄无声息地将数据上传至云端，并由系统巧妙分类。数据库中外置化的记忆趋向于极大压缩遗忘的空间，描绘并构建了“完整记忆”“数字城市”“数字孪生”“数字化永生”等未来蓝图①，人类似乎正迈向“遗忘的终结”②。然而，人们精心策划并选择将那些认为最重要、最感动或最想展示的内容上传至云端，无论其目的是为了记忆还是作为数字遗产，这些被捕捉和存储的数据承载着情感与意义，甚至成为人们存在于世的寄托。但令人焦虑的是，以数据存储的记忆既可能永远存在，也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③随着技术发展，记忆数据从文档、邮件、消息逐渐转变为愈发高清的图片和视频，海量的数据增速早已远超物理存储的扩容能力④，那些沉寂的“僵尸账户”、走向消亡的企业数据，或低价值的冗余信息，正被可见地系统性删除。而在不可见的层面，一种类似人类大脑的遗忘机制在持续运作：通过抑制旧记忆为新的信息腾出空间，曾经的数字记忆被推向边缘，并最终走向遗忘。由此，数字记忆不仅遗忘规模远超生物体，其运作机制更牵动着人类文明的根基与未来轨迹。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一)数字记忆的物质性
人类的记忆自古便与媒介深度纠缠。从石器时代的符号刻痕到文字系统的“语法化”，记忆始终呈现外置特征，即依赖外部媒介的物质性支撑。⑤记忆外置性不仅体现为物理载体的迭代更新，更指向人类认知的重构，即“媒介通过对日常信息的采集、理解、编辑、存贮、提取与传播，形成以媒介为主导的人类一切记忆的平台和核心，并以此影响人类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⑥因此，媒介不仅是人类记忆的容器，更是形塑人类精神的核心纽带。
数字技术将记忆外置性推向新的维度。而数据作为记忆的重要存在形式，使记忆可以在数字系统进行编码、持久化存储与检索调用。随着数据存储空间的增长，人类的数字化记忆存储成为常态，文字、声音、画面、环境、乃至身体数据都被采集存储，成为个体数字记忆的一部分，而此刻遗忘则被视为例外。⑦这种以数据为基础的存储方式，不仅使记忆脱离人脑的生物限制，也重塑了记忆的运作机制。然而，支撑数字记忆的技术基础设施具有物质脆弱性：存储设备的损坏、信息淹没或数据删除，都将导致数字记忆的丢失。甚至在海量数字存储系统的背后，“被记忆”与“被遗忘”的过程可能正逐渐走向人类无法感知的“非人”时间。由计算机编码逻辑所构建的“数字时间”，强调技术替代人类感知，成为一种独立的体验生成方式。⑧正如“时间权力论”强调，“谁来确定事件和行为的节奏、持续时间、速度、顺序和同步化的问题，构成了利益冲突和权力之争的核心领域。”⑨在数字环境中，数字基础设施正成为行使此种利益博弈和时间权力的新兴主体。记忆置身其中，其存续周期被压缩为算法评估的“时间窗口”，存续时间被“操作化”为数据流中的计算单元，于是引发人们对“时间自主性”消解的深层忧虑。⑩记忆主体性危机，在技术重构的时间秩序中逐步显现。事实上，数字基础设施已展现出独特的时间控制能力。布赫(Bucher)提出了“适时网络”，认为日益算法化的媒体环境产生了一种新的时间机制。(11)雅各布森(Jacobsen)的“适时记忆”则进一步刻画了算法如何凭借周年纪念、个性化推送等手段介入日常记忆实践，重构社会时间秩序。(12)斯蒂格勒的“第三持存”理论也开创性地建立了记忆技术与时间控制的关联。尽管此类研究触及了时间权力的表现方式，但仅停留于物质表象，仍未系统揭示数字基础设施运行中的记忆时间的调控机制。由此，需要理解数字基础设施中数字记忆的生成、存续与遗忘机制究竟为何?
(二)数字基础设施的资本逻辑
当记忆脱离个体，成为数据库中的数字记忆符码，资本的运作逻辑就开始嵌入其中。资本增殖的逻辑开始驱动数字记忆生成、存续与遗忘的过程。一方面，人类一切数字记忆实践被纳入驱动数字社会发展的稀缺资源，人工智能竞争进一步放大了数字记忆的价值。另一方面，资本也通过占有算法判断数字记忆资源的价值禀赋，驱动数字记忆生态的整体重构。因此，资本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技术迭代上：资本驱动的视频、图片等海量非结构化数据得以纳入存储体系，带来海量的数据资源增长(13)；这些数据进而在资本逻辑的筛选下，被用于优化存储策略，以追逐利益最大化。其次，资本逻辑同样带来数字记忆资源的日趋集中化。在全球存储市场中，亚马逊、微软Azure、谷歌云共计占据超60％的市场份额，而该趋势在中国市场更为突出，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百度云等头部企业占据了约80％的市场份额。这种集中化意味着头部企业更深地嵌入数字记忆资源的配置体系。同时，资本逻辑可能不断侵蚀数字基础设施的公共性边界。(14)最后，技术迭代、策略优化与存储集中化，并未带来数字记忆生成、存续与遗忘机制的日趋完善。相反，全球每年产生的数据只有不到2％被长期存储。(15)在中国，2023年仅有2.9％的数据得以存储，其中40％长期静默。(16)为应对高昂存储成本，企业策略正由“被动存储”向“主动遗忘”转变。(17)这使得数据存续时长不再主要取决于社会文化价值，而是屈从于储存成本的经济理性考量。
然而，资本逻辑并非止步于此，“资本主义总有这样的冲动：加速周转时间、加速资本循环并因此使发展的时间范围革命化”(18)。在资本加速的逻辑驱动下，数据的生命周期屈从于价值变现的时间规则，数字记忆被转化为可计算、可交易的时间商品。“记忆一旦变成信息理论中严格定义的‘信息’且变成价值与其传播的时空有关的商品，就出现了记忆的工业化。”(19)由此，个体的记忆实践也经由数字记忆基础设施进入了“工业化”阶段。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数字记忆本身已不再是稀缺资源，而作为其载体的存储空间则成为竞相追逐的稀缺品：算法评判下的高价值记忆得以存续，低价值记忆则面临加速淘汰。最终，资本通过对数字记忆存续时间的支配，实现了对记忆时间的“暴政”。(20)以往人们对于数字记忆基础设施的研究，多聚焦于技术优化与隐私安全议题，却鲜有对其遗忘规则的探讨。
(三)数字记忆基础设施的主体性危机
云存储作为技术与商业双重驱动下形成的“数字记忆基础设施”，其通过标准化整合记忆生产、淘洗、存储、检索等全流程操作，构建数字技术与人类记忆间的牢固纽带。(21)相较于人类不同时期的媒介技术，云存储加剧了个体对外置技术的依赖，导致记忆控制权逐步转移。技术与资本虽然赋予个体前所未有的记忆能力，却也将记忆转化成必须依赖技术和资本转码编译的数字资源。这种转变使原本依赖人体的记忆生产与消费进一步脱离身体掌控，沦为工业化流程：主体通过智能设备随时、持续地产生数据记忆，被动卷入记忆工业体系，同时陷入记忆生产与消费的无限循环。
数字记忆基础设施的全面嵌入，意味着记忆的生成、存续与遗忘机制，已从主体的生命体验导向彻底转向技术架构与资本逻辑主导。置于技术层面，主体作为记忆“产消者”贡献内容，却因“技术无意识”陷入困境：既高度依赖技术，又对技术环境的运作机制知之甚少。(22)算法黑箱遮蔽了主体的知情权，使其难以获知记忆的删除逻辑乃至消失事实。置于资本层面，平台掌控着记忆存续的筛选权。算法优先存续高流量内容，而系统性地将小众的、非主流内容推向边缘，导致主体被迫丧失批判与选择权。最终，人类记忆的存续时长看似集体选择，实为技术架构与资本逻辑的系统性执行结果。这种记忆的“工业化”，可能导致记忆愈发脱离个体掌控，进而逐渐走向“流离失所”：记忆沦为知识控制的对象，并被定位为“控制社会”运作的记忆技术系统。(23)
然而，平台与算法无法完全剥夺主体的能动性：通过操纵、颠覆和扰乱的策略，主体得以在算法中撕开“裂隙”，表明算法的力量本质上是有限的。(24)这意味着主体能够通过主动实践反向驱动平台和算法的调整，形成持续的动态博弈。由此，更需强调“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的实践维度。(25)过往研究或遮蔽于算法中心主义盲区，过度关注平台年度报告等“量身定制的记忆”，却忽视存储成本对记忆存废的根本制约(26)；或陷入技术中性论陷阱，在所谓“人-记忆-技术”三位一体框架中，将基础设施简化为中立容器，回避了技术与资本对记忆存续的操控实质(27)；或遭遇伦理悬浮风险，止步于记忆道德与身份认同层面的探讨(28)，普遍缺乏对记忆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维度。而当记忆实践被技术架构规训与资本逻辑操控时，进一步需要讨论的是，人类主体如何通过日常实践展开微观抵抗以延长数字记忆的存续时间。
二、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深度访谈与扎根理论相结合的质性方法，将云存储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聚焦数字记忆基础设施的运行机制，特别是在技术与资本的维度之下，数字记忆是如何被安置，并最终走向消逝。研究选取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百度云四家国内头部云存储企业，通过行业推荐和社交媒体征集30名从事对象存储相关业务超过1年的核心从业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见表1)对30名参与者(P01-P30)进行2-3轮访谈，采用现场或语音形式，单次访谈时长为60-140分钟。当无法增加新的信息与类属时，判定数据已达饱和并终止访谈。所有访谈材料经录音转写并严格匿名处理，研究者在反复分析文本后进行手工编码。此外，企业公开文档被用作补充数据来源。
数据分析过程遵循开放编码、轴心编码和选择性编码：首先，从访谈文本中提取15项初级概念；其次，归纳出6个二级类属；最后，筛选出“数字记忆生成”“数字记忆存续”“数字记忆遗忘”3个核心类属(见表2)，并构建数字记忆时钟理论模型(见图1)。该模型揭示了数字记忆的生成、存续与遗忘是平台技术架构与资本逻辑驱动的动态过程。
三、研究发现
(一)数字记忆时钟：技术与资本驱动的运行机制
当记忆进入云端存储平台成为编码的数据，其在平台中生成、存续与遗忘的时间机制随之产生。在数字记忆生成阶段，标准化与压缩机制共同塑造了记忆的初始形态。首先，平台对原始数据实施标准化处理，包括格式标准化与元数据分类标记。“系统会将用户上传的这些数据先进行一个标准化……然后分类，是分为多媒体还是文本，然后自动生成上传时间、作者信息等元数据。”(P08)标准化是技术演进的必然产物，其带来了强烈的导向性与排他性。由此，数字记忆技术的迭代推动了数字记忆由早期文本主导的结构化数据，向视频、图片、音频占据主导的多媒体非结构化数据转变，云存储平台中的数字记忆65％由非结构数据构成。其次，格式的标准化为持续压缩提供了可能性。事实上标准化与压缩在数字记忆生成阶段就是同步的。“因为我们插件的问题，没办法100％去上传完还原……视频原画质的话会降低一点点清晰度，原本是流畅的话可能会降的比较多。”(P06)与此同时，“过30或60天，会生成一个画质更低的副本……30天后基本上调用的是压缩版本。一般再过180天或者合作结束后，这段数据就over删掉了……”(P06)数字记忆始终处于以压缩状态换取时间延续性的过程，该过程通过副本降级与到期删除释放存储资源，并为后续迁移和筛选机制建立冷热分层、分级调取的操作基准。
图1 数字记忆时钟理论模型
在数字记忆整个存续周期中，数字记忆并非被置于相同的存储介质之中；一种迁移机制决定着数字记忆如何走向遗忘。“刚上传的数据放在闪存里，过了大概30天转到硬盘，一般共存个90或180天就把它删掉了……极少会到磁带光盘里去……”(P06)高性能的闪存被视为当前技术环境下最为稀缺的存储资源，访问频率最高的数字记忆资源被存储于此。而数字记忆的存储也根据存储介质的性能与成本维度被分为“热-温-冷”三级架构。在此架构中数字记忆基于性能与成本的权衡，按访问频率实施介质迁移与地理迁移。此时视频、音频等通常不在前端呈现，调取需额外等待。这陷入霍斯金斯(Hoskins)定义的“灰色记忆”状态：一种始终模糊，没有可辨别的起源、时间顺序和形态的记忆状态。(29)其关键在于记忆掌控权的丧失，同时失去了社会可见性与可访问性。仅有极少数因法律强制或具有特殊价值的记忆被存入冷层级的磁带/光盘，但数小时调用延迟和高昂成本使其事实上趋于深度灰色记忆。在地理空间维度，迁移表现为服务器向北京、上海等东部数据枢纽集中部署。“他们有自己的云，但我们是本地的云就速度会更快。”(P01)这通过地理邻近性实现“空间服务时间”，优化枢纽地区调取速率。同时，响应“东数西算”，西部数据中心建设规模持续扩大，常以卡车运输硬盘完成数据的西向迁移，以进一步降低成本。
而筛选机制则是平台基于点击率、互动率等指标设定阈值与时间窗口，以此决定哪些数字记忆被迁移或被遗忘。通常在数据上传1至3日内筛选热数据持续曝光，其余归为温数据；若温数据在7日内丧失传播动能则降级为冷数据。该流程迫使大部分数据在约15日内完成“热数据-温数据-冷数据”的加速衰变，形成可利用、待利用、可废弃的分级结果。其本质是将数字记忆存续时长编码为资本可控的算法程序，将霍斯金斯的“记忆-灰色记忆-遗忘”重构为“热记忆-温记忆-冷记忆-遗忘”的新模式(见图2)。与此同时，算法分发结合周期性轮换的内容池，使热点内容垄断传播带宽，非主流记忆尚未沉淀即被边缘化，从而持续强化资本主导的记忆优先级。
图2 数字记忆存续图
数字记忆遗忘阶段由静置与销毁机制共同作用。当内容被标注为低频并降至温冷层后，通常不再于前端呈现，调取需额外流程，因而在未被删除的情况下处于“待销毁”的事实性遗忘状态。
“短视频的冷数据一般是不会到磁带、光盘里面去的，这些容量太小，存不了几个视频，而且转码很麻烦……就一直在硬盘里面呆着，客户要是不要就直接删掉了。”(P07)
“大数据时代，大家一开始总是觉得数据好像会创造巨大价值，事实上，这可能就变成了一种成本……客户其实到最后挖也挖不出什么东西，最后还是找到我们把数据删掉。”(P11)
在技术与成本的双重约束下，海量的数字记忆从想象中的数据资产变成了事实上的经济负累，大量低频数据并未真正迁移至离线归档，而是长期静置于温层级等待处理。随着存储时长的增加，调取频次下降，数据的分析与商业价值持续衰减，直至低于最低维护成本，企业基于商业理性实施删除。据此，静置与销毁分别构成事实性遗忘与物理性遗忘。
数字记忆生成、存续与遗忘的全过程，其本质是算法操控下对数字记忆时长、可见性与优先级的垄断；而技术与资本背后成本与收益逻辑则无疑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二)数字记忆终局：技术与资本背后的遗忘规则
数字记忆基础设施的运作机制，依托于系统化的算法规则。这些规则通过算法阈值、价格梯度与物理湮灭机制，进一步加强对数字记忆时间的控制，最终将其导向遗忘的终局。
算法阈值规则的核心在于，数字记忆存储平台将法规、合同、协议等转化为可量化、可执行的算法，直接设定数字记忆删除的触发条件。算法必须遵守法律设定的边界：特定数据如网络日志需按《网络安全法》规定留存不少于六个月；个人信息则需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最小保存期限要求。这意味着算法阈值不得随意提前删除受保护数据，也不得超出必要期限滥存个人信息。在此基础上，平台叠加合同、协议约定的删除条件。算法阈值规则包括：设定明确的“最后访问时间”阈值，“根据双方协定的最后访问时间，通常为180天或90天无人访问，即自动删除”(P06)；设定存储限额阈值，约定固定的“总存储容量和期限”，“需依据合同规定的总存储时间，到期后我们(云平台)才会进行删除”(P07)；“项目一旦结束，我们会及时清理相关文件，以免影响下一个回收站的文件进入”(P28)；以及对判定为违法违规内容的自动清除。该规则通过算法将合规与协议要求参数化，当数字记忆满足预设条件时，系统将自动触发强制性删除程序。
价格梯度规则的核心在于，资本依据综合存储成本压力，对数字记忆进行筛选与淘汰。这源于闪存、硬盘、磁带、光盘等不同存储介质之间的价格差异、数据长期存储产生的维护成本负担以及访问温冷数据时的高额取回费用。“闪存的价格略高于硬盘，但响应速度更快……光盘的保存成本相对较低，但取回费用却相当高昂。”(P27)平台基于纯粹的经济理性做出关键决策：依据数据预估的即时或潜在收益决定其存储位置与优先级。“关键是视频内容能不能给客户带来收益，只有在有收益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存储和投放。”(P07)当数据的预期收益低于其最低存储成本时，包括介质成本、维护成本以及可能产生的高额迁移或取回费用，平台往往会主动放弃存储或直接删除这些低商业价值的数字记忆，而非转移至更廉价的存储介质进行长期保存。“因为存储数据需要一定的硬件设备维护成本，如果一个企业的数据量持续增长，而新数据又超出了现有存储能力，为了节省成本，企业可能会提前销毁一些价值较低或存储较早的数据。”(P08)因此，该规则迫使“不经济”的数字记忆被加速淘汰。
物理湮灭规则是所有物质基础设施无法回避的话题。存储介质具有明确的使用寿命周期，“硬件设备通常在5年后会老化，可以考虑更换；硬盘大约可以使用七八年，而闪存的平均寿命大约为3个月。”(P07)针对达到使用寿命或因老化、磨损而失效的存储介质，执行替换流程，是数字记忆存储的常规操作。“这就像水电基础设施一样，大量的工作在于日常的维护。”(P11)不同的是，数字记忆基础设施需要持续监控并替换损耗的存储介质。此外，针对特定介质的处理尤为严格，例如存储在光盘中的数据在保存期满后，会使用专业设备进行物理粉碎，通过彻底销毁介质来防止敏感信息泄露。“光盘会有搅碎机搅碎的，一般搅碎的是一些过期的数据，就文档什么的，那些都有时效性的。”(P06)因此，无论是对老化介质的处置管理还是主动销毁，规则确保随介质失效或被标记清除的数字记忆在物理层面被不可逆消除。
最终，在这三重规则的系统性作用下，任何无法满足预设时间门槛或资本价值标准的数字记忆，其存续被算法规制，无可避免地加速导向遗忘的终局。(见表3)这一过程彻底解构了“永恒存储”的技术承诺。
(三)数字记忆的脆弱性：技术与资本的损失补偿
数字记忆存在着显著的脆弱性，具体表现为记忆损失过程的不可见性、损失发生的不可控性以及补偿措施的不可计量性。首先，个体往往难以察觉自身数字记忆的流失。平台的加工与治理流程大多在后台悄然进行，导致质量损耗、自动删除和信息泄露以“无感”的方式悄然发生。一方面，生成压缩和持续的有损压缩在技术层面被默认执行，由此引发的清晰度细微乃至显著的下降，对个体而言形成了一个难以窥探的技术黑箱。“损耗是不可避免的，算法的压缩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像原本10MB容量的空间你只能存2个5MB的视频，压缩到2MB就可以存5个了……”(P01)其次，在后台触发自动清除或企业主动删除时，阈值与价格梯度的变化往往未向个体提供清晰、可核验的提示，“他们自己可能也忘了，因为太久了，很难意识到信息不见了……”(P03)这导致了对遗忘现象的长期忽视。第三，信息泄露也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发生，黑客利用系统漏洞，非法登录账户，窃取照片及各类信息。“有的黑客会抓住我们系统的bug，进行登录这个账户，然后获取他的一些照片、一些信息……修复的方式一般就是成立专家组，然后进行讨论和反馈完之后……要暂停服务器的运行，比如说一到两个小时这个网盘是暂停的，就是在这个期间去修复这个服务器。”(P06)除非事故被公开披露，个体往往难以获知相关信息。因此，当这些损失在后台通过算法和运维流程悄然处理时，个体普遍表现出忽视与无感的态度。由此可见，数字记忆的损伤和丢失首先体现为不可见性的常态化现象。
尽管用户已经意识到风险迫近，却仍缺乏有效阻止或管理数字记忆损失的能力。风险源头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平台层面，且在基础设施风险、突发事件及运维失误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远超出个体的可控范围。网络中断、电源故障或介质老化损坏均可能导致数据永久性丢失。“有一次他们上传我们公司云盘的时候断电了，很多客户传输到一半就没有了，这就会丢掉一部分数据。”(P03)版本兼容性冲突、服务器崩溃等问题也会导致大规模故障，“那天大概有一千多个客户报障……说是版本兼容性的不匹配……好像是用那个回滚版本恢复，但那个是不能完全恢复的”(P08)，且在极端情况下为恢复可用性“要先删一部分数据，才能继续维护”(P06)，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基础设施的系统性风险。自然灾害和事故导致的灾难性数据丢失，以及企业倒闭、服务终止等商业事件，均可能引发整体性的遗弃问题。“企业一旦倒闭、欠费了，这些数据我们肯定就直接删掉了。”(P01)这使得突发性风险成为导致记忆丢失的不可抗力因素。尽管平台采用了多副本存储、纠删码分块编码、同城冗余架构等多种技术手段，力图构建“绝对安全”的保障体系，但实际运维过程中的失误仍有可能导致多重备份同时失效。“他们每次操作都没认真，结果三个备份全都搞砸了，结果那个数据就恢复不了了。”(P18)这使得忽视本地备份的个体同样面临数据丢失的风险。因此，风险控制的决策权和处置能力主要集中在平台一侧，而用户缺乏及时介入和阻断的能力，导致数字记忆的损失呈现出明显的不可控性。
数字记忆的损失难以通过现有补偿手段充分衡量和弥补。平台处理的首要目标在于平息事态、规避法律责任以及恢复商业信任，而非重建用户与记忆的联结，因此导致个体边缘化、补偿廉价化以及价值不可计量。首先，平台优先采取沟通、安抚和致歉的措施，而用户无权介入事故调查、了解损失范围或决定记忆是否恢复。“首先要做的就是跟客户有一个沟通，然后对他们的情绪有一个安抚，肯定我要去表达一个歉意，跟我们对这次一个事件的重视嘛……”(P03)严重损失或可获得有限金钱赔付，但更多情形仅以口头致歉与“官话”回应，“给信息泄露的那个人赔的钱，但是给其他的人是语言补偿，就比如说不好意思，我们这边得知了这种情况，然后我们要去进行处理什么的，然后你可以把你的意见反馈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去进行处理之类的一些官话……”(P06)此外，大量未被发现或未上报的损失，使得平台在事实上规避了责任。数字记忆所蕴含的情感与文化价值具有不可替代性，即便获得经济补偿，用户仍将永久丧失记忆所承载的独特意义。相关权利诉求往往被“已妥善处理”的官方表述所掩盖。由此，用户数字记忆的损失补偿陷入不可计量的困境：既缺乏参与和决策的机会，也缺乏与记忆价值相匹配的衡量与复原途径。
四、结论与探讨
数字技术标榜的“永恒存储”的承诺背后，是数字记忆加速消亡的残酷现实。本文提出“数字记忆时钟”这一概念，旨在揭示数字记忆基础设施中时间权力的运作机制。数字记忆时钟强调作为记忆的数据在技术与资本双重规训下，从生成、存续到被迫遗忘的全周期过程。人们与其焦虑数字记忆可能的永久保存，更应关注数据“热-温-冷”调控下，数字记忆的加速遗忘不同的社会形态孕育不同的时间形态。数字记忆时钟实质上是工业社会“钟表时间”在数字时代的延伸与发展，通过数字平台获得新的表现形式。钟表时间将人的时间感知从身体转移至工具，并成为规训工业生产的时间框架，塑造标准化的社会时间节奏。(30)数字记忆时钟不仅延伸了资本以钟表时间驯化劳动与组织生产的增殖逻辑，还通过数字平台将资本的时间节奏嵌入数据生命周期管理。其通过算法节奏调控，使记忆存续从身体依赖转向平台依赖，进而发展为新的记忆权力，即资本逻辑通过系统性嵌入和重构记忆生命周期来行使时间权力。与档案馆、博物馆等存储空间的国家在场的权力不同，数字记忆时钟凸显了记忆权力锚点从空间性向时间性的转变；争夺的核心命题已从“谁定义过去”和“谁掌控记忆空间”转至“谁决定存续时钟/时间”。
首先，数字基础设施对记忆时间的调控展现出一种由资本主导的数字记忆的标准化与压缩、迁移与筛选、静置与销毁三阶段记忆调控机制。数字记忆一旦生成，便迅速被纳入资本效率的框架，通过标准化和压缩，转变为机械化的对象，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衰减。在存续阶段，数字记忆的迁移与筛选凸显了权力的天然不平等。进入遗忘阶段，可见性的遮蔽导致一切走向静置与销毁，彻底剥夺了技术与资本之外的其他因素对数字记忆时间的掌控权。
其次，在算法阈值规则、价格梯度规则与物理湮灭规则的三重作用下，数字记忆被转化为工业再生产的原材料，进而形成“快速生成-快速边缘化-快速遗忘”的加速循环模式。在此过程中，数字记忆并非稀缺资源，反而是存储空间成为了稀缺的生产资料。这一现象导致技术资本追求短期效率，与人类文化需要长期沉淀的需求之间形成了永久性的失衡。
最后，记忆的外置化既是“解药”也是“毒药”。技术载体在扩展人类记忆潜力的同时，也加速了遗忘、愚昧与贫困的蔓延。用户无疑需要有数字记忆的自主意识，强调个人存储、备份与重访。在民族国家维度，以国家记忆基础设施，抵御纯粹的商业逻辑侵蚀，强化公共数字记忆资源的活力显得尤为重要。置于全人类，类似联合国“世界记忆项目”及其他相关倡议，都在强调构建全球性记忆基础设施，以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捍卫人类在数字时代的主体性与文化传承根基。
本文聚焦云存储企业的时间规制，但数字记忆实践本质上植根于主体与平台的动态交互过程，需拓展至短视频、社交网络等多平台媒介日常运营的时间逻辑探讨。此外，对于云存储企业的数字记忆存储实践，也存在结构性数据的不同视角，以及记忆数据价值挖掘的不同维度。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记忆数据在被用于大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训练的过程中，可能经历新的时间循环与价值再评估。最后，研究仅关照了国内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头部企业，可能导致资本逻辑被过度强调，而相关法规、政策受限于文章篇幅也未及深究，此部分可留待将来讨论。
注释：
①闫宏秀：《数字时代的记忆构成》，《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4期，第53-58页。
②Jacobsen,B.N.,"Sculpting Digital Voids: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 on Facebook",Convergence,vol.27,no.2,2021,pp.357-370.
③[英]伊莱恩·卡斯凯特：《网上遗产：被数字时代重新定义的死亡、记忆与爱》，张淼译，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88、304页。
④Gantz,J.& Reinsel,D.,The Digital Universe in 2020:Big Data,Bigger Digital Shadows,and Biggest Growth in the Far East,Framingham,MA:IDC,2012,pp.1-16.
⑤Bernard Stiegler,"Memory",in W.J.T.Mitchell & Mark B.N.Hansen,eds.,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p.67-70.
⑥邵鹏：《媒介记忆理论：人类一切记忆研究的核心与纽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页。
⑦Mayer-Schönberger,Viktor:Delete: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52.
⑧戴宇辰、柳嘉慜：《前馈时间：论数字媒介的时间性》，《传媒观察》2024年第10期，第27-34页。
⑨[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⑩胡翼青：《从媒介化时间转向数字化时间》，《传媒观察》2024年第10期，第1页。
(11)Bucher,T.,"The Right-Time Web:Theorizing the Kairologic of Algorithmic Media",New Media & Society,vol.22,no.9,2020,pp.1699-1714.
(12)Jacobsen,B.N.,"When Is the Right Time to Remember? Social Media Memories,Temporality and the Kairologic",New Media & Society,vol.26,no.5,2024,pp.2872-2888.
(13)Mesnier,M.,Ganger,G.R.& Riedel,E.,"Object-Based Storage",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vol.41,no.8,2003,pp.84-90.
(14)郭小平、杨洁茹：《传播在云端：平台媒体化与基础设施化的风险及其治理》，《现代出版》2021年第6期，第30-37页。
(15)IDC：《将数据视为核心资产，IDC发布数据资产平台技术能力评估》，2024年11月7日，https://gffgg0ee8d5625c6f4fbbsbbpf0po9xfbx60b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CHC52705924，2025年1月26日。
(16)国家数据局：《我国首次数据资源“全面体检”——来看都有哪些新发现》，2024年8月30日，https://gffggdfa04d7531b24f65sbbpf0po9xfbx60b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jj/ywpd/sjzy/0830/20240830193007408340601_pc.html，2025年1月26日。
(17)Jacobsen,B.N.,"Sculpting Digital Voids: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 on Facebook",Convergence,vol.27,no.2,2021,pp.357-370.
(18)[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19)[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赵和平、印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23页。
(20)廉思：《时间的暴政——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审视》，《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7期，第29-37、14页。
(21)邵鹏、潘仲菁：《人工智能时代的记忆“新底座”——数字记忆基础设施的特点、发展趋势及其隐忧》，《中国编辑》2025年第1期，第80-87页。
(22)Van Dijck,J.,"Flickr and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Sharing Views,Experiences,Memories",Memory Studies,vol.4,no.4,2011,pp.401-415.
(23)Bernard Stiegler,"Memory",in W.J.T.Mitchell & Mark B.N.Hansen,eds.,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68.
(24)Ferrari,F.,& Graham,M.,"Fissures in algorithmic power:Platforms,code,and contestation".Cultural Studies,vol.35,no.4-5,2021,pp.814-832.
(25)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26)曾娅妮、徐杭艳：《量身定制的记忆：平台年度报告的数字记忆实践》，《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第32-42页。
(27)姜婷婷、傅诗婷：《人本视角下的数字记忆：“人—记忆—技术”三位一体理论框架构建与启示》，《中国图书馆学报》2022年第5期，第103-115页。
(28)孙玉莹：《数字身份认同的困境透视及其突破路径——基于记忆伦理之维》，《自然辩证法研究》2024年第5期，第81-86页。
(29)Andrew Hoskins,"Digital media and the precarity of memory",in Michelle L.Meade,Celia B.Harris,Penny Van Bergen,John Sutton,& Amanda J.Barnier,eds.,Collaborative remembering:Theories,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380.
(30)卞冬磊、张稀颖：《媒介时间的来临——对传播媒介塑造的时间观念之起源、形成与特征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1期，第32-44、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