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媒介时间研究往往忽视媒介时间与其他时间维度的共振作用。本研究通过对生鲜电商平台分拣员的田野调查发现，媒介时间主导了生鲜电商平台劳动时间的计量、计价和节奏控制，成为平台劳动时间体系的主导时间维度，并与自然时间、社会时间、生理时间、钟表时间产生四重时间错位，这体现了数字技术理性对人类自然节律、社会关系和生理需求的系统性解构。基于平台劳动时间体系的时间错位现象，本研究将平台资本的时间套利机制从劳动时间主体的阶层差异拓展到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不同时间维度的价值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了背后隐含的时间认知错位问题。最后，本文提出时间调校回应平台劳动时间体系的时间错位与时间套利现象。

关键词：平台劳动时间体系/ 时间错位/ 时间套利/ 时间权力/

作者简介：朱燕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新闻记者》(沪)2026年第3期 第56-71页

标题注释：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数字游民新兴群体推动乡村振兴的中介逻辑与实践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5YJA860013)阶段性成果。

一、研究缘起：不知今夕是何年的劳动时间体验

你见过生鲜电商平台分拣员吗？在灵活就业需求激增的当下，生鲜电商平台的兼职分拣员因入职门槛低、工作时间有弹性，成为许多人补贴家用、增加临时收入的重要选择。据统计，2023年我国生鲜电商平台交易规模高达6424.9亿元，用户规模从2019年的3.23亿人增长至2024年的5.3亿人。①作为平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拣员的平台劳动是支撑这一庞大产业高效运转的关键环节之一。然而，与在城市空间中骑行的外卖骑手和平台配送员不同，分拣员的工作场所是集仓储、订单处理、分拣、配送功能为一体的前置仓。这些前置仓通常散布在居民楼架空层、写字楼仓储间、商场夹层等城市空间的隐蔽角落，空间封闭，外人难以窥见其内部景象。由于工作空间的隐蔽性与劳动过程的不可见性，分拣员的平台劳动处于公众认知的盲区。与外卖骑手领域丰硕的研究成果相比，平台分拣员在当前的平台劳动研究中鲜少受到关注。

为深入探究这一领域，本文的研究者应聘成为某生鲜电商平台的兼职分拣员，开展田野调查。通过对分拣员日常工作的亲身体验与细致观察，研究者发现分拣员虽然在劳动时间的选择上具有弹性，但其劳动时间节奏却异常紧张。他们需要连续工作数个小时，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封闭式的劳动空间和高度媒介化的劳动过程，使分拣员的劳动与媒介时间紧密绑定，无暇顾及媒介时间之外其他时间维度的变化与影响。在此意义上，分拣员的劳动时间体验呈现出一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独特状态。这种平台劳动中“迷失”的时间感受，不仅反映了劳动者在追逐媒介时间过程中时间自主性的消弭，也为我们理解深度媒介化社会下，平台劳动的时间性问题提供了契机。

二、文献回顾：从“媒介时间”到“时间体系”的多维探索

数字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使媒介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引发了时间感知、时间体验以及时间景观的诸多变革，随着人类社会时间形态的悄然变化，媒介与时间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媒介时间”是为了探究媒介技术中蕴含的时间性问题而创设的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有学者将媒介时间视为一种由媒介技术携载或形塑的时间形态，是媒介技术与媒介内容共同作用的结果(卞冬磊，2022)。亦有学者将其视为一种时间体系，认为在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媒介时间体系继自然时间体系和机械时间体系之后，已进居社会时间体系的中心(连水兴，柴云超，2023)。还有学者将其视为一种时间景观，关注媒介技术对事物的节律、时机与步调的影响(吴鼎铭，罗烨，2024)。

当前，媒介时间研究主要分为两种路径：一是从媒介技术出发，分析不同媒介技术形塑的时间形态及其社会后果。例如，短视频技术创造了碎片化的点状时间形态，让人们陷入亦梦亦醒的失神症状态(刘倩欣，刘涛，2024)。随着深度媒介化社会的到来，媒介时间从线状云结构的大众电子媒介时间走向点状云结构的智能媒介时间，空间也变为具身流动的复合空间，催生出虚实交叠、具身交互、全息沉浸的数智社会(张文娟，2024)。

二是从时间体验出发，探讨媒介技术如何调节或制造时间感知和时间观念。数字媒介技术建构了同步与去同步两种截然相反的时间体验(戴宇辰，柳嘉慜，2024)，一方面，数字技术将时间加速到瞬时，过程让位于同步，瞬时性成为数字社会共通的时间体验；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使时间感知变得分裂和混乱，人们在瞬时性中走向分化，迷失在零散和失控的时间体验里。“时间拼贴”正描绘了多元化媒介环境中混杂的时间体验(韩传喜，楚艳艳，2025)。面对媒介时间带来的混杂与无序，人们尝试利用“番茄TODO”等媒介应用进行时间管理，但却在这一过程中再次陷入媒介技术创造的时间秩序和意识形态中，导致自身时间知觉的瓦解与重构(吴鼎铭，吕佳昕，2024)。

通过梳理不难发现，尽管当前媒介时间研究成果丰硕，但多聚焦于媒介时间本身及其社会影响，鲜少探讨社会生活中媒介时间与其他时间维度的共振作用，即它们如何动态交织、相互影响，又彼此独立，共同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的流逝与存在具有客观性，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换言之，经验层面单一维度的时间感知，无法否认实践过程中多种时间维度的客观存在与相互作用。因此，包括平台劳动在内的各种社会实践，都存在于自然时间、社会时间、生理时间、钟表时间、媒介时间等多重时间维度之中。这些时间维度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对独立”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社会实践所栖居的时间体系。

在上述时间体系中，具体来说，自然时间是以天文规律、季节流转、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为参照标准的时间维度(卞冬磊，张稀颖，2006)。社会时间是社会互动的产物，也是每个社会中制度和组织的结构部分，以社会现象为参照，将时间与社会意义相绑定(Lewis & Weigert，1981)。生理时间是以人体昼夜节律、睡眠周期、进食代谢等生理现象为参照标准，反映人类生理过程周期性变化的时间维度。钟表时间又称机械时间，源自工业时代协调社会活动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准时性需求，以分、秒、时等抽象时间单位，组织社会生产。尽管媒介时间是当代社会的主要组织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时间维度的消逝。

社会生活总是在时间的“各种不同、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中展开的”，而由于“通讯技术的惊人发展，我们现在转眼间就穿行于时间的不同形式和尺度之间”(古尔维奇，1964/2010：12-19)。当今社会，随着数字媒介技术全面渗透于日常工作和生活，媒介时间在社会实践中愈加显现出其主导性。人们的时间感知逐渐被媒介时间所占据，从而忽略了自然时间、社会时间、生理时间和钟表时间的客观存在和实质性影响。例如，当人们熬夜刷短视频至凌晨时，自然时间已进入深夜，生理时间通过身体疲倦和颈椎僵硬发出警示。然而，沉浸在媒介时间中的人们往往忽视这些信号，更不愿去想钟表时间会在清晨七点敲响，社会时间将要求他们准时出门上班。

由此看来，媒介时间对人们时间感知的深远影响遮蔽了多重时间维度的共振作用，而对时间体系中时间维度的复杂关系的重新审视，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体在时间感知上的困境，还能为我们在快节奏的媒介化社会中寻找心理和情感的平衡提供思路。在此意义上，关注和探究特定社会实践情境中，时间体系内媒介时间与其他时间维度的共振作用十分重要。基于此，本研究聚焦生鲜电商平台分拣员的劳动实践，提出三个研究问题：第一，媒介时间如何主导分拣员的平台劳动时间，平台劳动时间体系包含哪些时间维度？第二，在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媒介时间与其他时间维度存在何种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如何影响分拣员的劳动过程和生存境遇？第三，平台资本如何利用这种时间关系实现价值攫取，这背后反映了平台劳动者怎样的时间认知和时间权力意识？

三、研究方法

为深入理解生鲜电商平台分拣员的劳动过程和生存境遇，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生鲜电商平台P作为田野地点开展田野调查。P平台是我国头部的生鲜电商平台，截至2025年初，P平台已经入驻全国的7个城市，建立近400个门店(前置仓)。调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深度使用。2022年1月至2024年8月，研究者将P平台作为主要“买菜”渠道进行深度使用，每周消费1至3次，每次消费金额18至100元不等。这一阶段帮助研究者深度体验P平台的运营模式和消费者视角下的平台服务流程。

第二阶段，实地调研。2022年12月至2023年8月，研究者应聘为P平台F市第NX号店(前置仓)的兼职员工，进行自我民族志研究，记录包括研究者在内的21位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并对7名分拣员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为了解分拣员真实的劳动状态和想法，研究者入职的第一个月并未向任何人透露身份，只以田野笔记的方式记录见闻。在此后的调研过程中，研究者陆续向27位关系相对熟络的店员表明身份和意图，有20位店员(见表1)接受访谈并同意记录其言行用于之后的研究分析，其中包括6位在职分拣员和1位离职分拣员。访谈地点在门店附近的饮品店或草地石凳上，时长为10至30分钟不等，访谈内容涉及劳动时间体验、工作频率与时长、身体感受、同事关系及对排班制度的看法等。

第三阶段，信息补充。截至2025年4月，研究者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检索P平台劳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和视频信息，用来对研究者的个人田野经验进行补充。选择小红书、抖音、微博等平台是因为这些社交媒体是劳动者分享工作经历和生活点滴的重要渠道，能够提供研究者在实地调研中未能直接观察到的信息。所有相关城市、平台、受访者信息均做匿名化处理，以确保研究符合学术伦理规范。

四、平台劳动中的媒介时间与劳动时间体系的变迁

(一)媒介时间主导下的平台劳动时间

劳动时间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核心概念。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而“劳动本身的量是由持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剩余价值是劳动者超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剩余劳动的凝结，而工资作为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其计量基础正是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1867/2014：5、34-37、112)。由此可见，劳动时间是商品价值衡量、劳动计量、剩余价值度量以及工资计算的重要标尺。换言之，谁主导了劳动时间的计量、计价和劳动节奏，谁就主导了劳动时间。

田野调查发现，在生鲜电商分拣员的平台劳动中，媒介时间是平台劳动时间的主导性时间维度。在P平台，分拣员的工作内容包括接收指令、扫码拣货、打包贴单、确认出货等。消费者下单后，分拣员通过PDA手持终端接收分拣指令，指令标注了商品数量、拣货顺序和商品的存放位置。分拣员据此在货架间奔走寻找商品，找到商品后用PDA扫描商品二维码确认取货，系统随即记录商品状态并更新库存。拣货完成后，分拣员将订单打包，贴上系统打印的货单，扫描货单上的二维码在系统中标注分拣工作完成，最后将包裹放置在出货台等待配送员领取。

分拣员的平台劳动过程是高度媒介化的，一方面劳动任务完全由媒介平台分配，分拣员需时刻关注平台推送的任务信息以确保工作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劳动过程广泛使用PDA等媒介技术设备，从扫描货物条码到记录分拣信息，劳动过程与媒介技术紧密交织。不仅如此，P平台还通过PDA设备和平台系统记录并管理分拣员的劳动时间。这种高度媒介化的劳动过程，使媒介时间的瞬时性、零散化、无序性和伸缩性特点(卞冬磊，张稀颖，2006；连水兴，柴云超，2023)，在分拣员的劳动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深刻影响平台劳动时间的计量、计价和劳动节奏。

首先，在劳动时间的计量方面，P平台借助媒介时间的伸缩性特点，利用PDA手持终端精准记录分拣员每次扫描商品二维码的时间节点，将劳动时间切割为零散的以“h”量化的时间单元，且1h不一定等于1小时。这种伸缩性使得分拣员的劳动时间长短具有不确定性，平台可根据订单量和任务紧急程度灵活调整任务推送频率和工作时长，分拣员只能被动接受媒介时间的节奏安排。

其次，在劳动时间的计价方面，P平台依据媒介时间中记录的工时时长和数字绩效数据进行计价，采用“底薪+浮动时薪”的计薪制度，以周工时15h为界限划分薪资档位，并结合工作绩效实施阶梯式时薪计算。例如，单周工时未满15h的劳动者，依据分拣效率不同，其浮动薪资较达标者低20%至100%。然而，这种计价方式仅以媒介时间记录的数据为依据，不能全然反映分拣员的实际工作强度和劳动时长，导致其劳动价值被低估。

最后，在劳动节奏方面，媒介时间的瞬时性促使分拣员加快工作速度，导致劳动节奏不断“加速”。一方面，随着对前置仓布局和流程的熟悉，分拣员的劳动效率自然提升；另一方面，平台每2～3个月更新绩效薪酬制度，提高同档工资水平所需的劳动量。例如，2023年5月至9月，P平台老员工的最低档时薪绩效要求从25 SKU提升至28 SKU，SKU是工作量换算单位，当平台日单量为2000单时，分拣1单商品可获得1 SKU绩效。这种“加速”既源于劳动者自身对效率的追求，也受到平台绩效制度的驱动。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下，分拣员们彼此之间几乎没有闲谈的时间和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极为有限，工作氛围呈现出一种人情淡薄的状态。

然而，分拣员的平台劳动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不仅受媒介时间的主导，还客观存在于自然时间、社会时间、生理时间和钟表时间等多重时间维度之中。因此，要深化对分拣员平台劳动的理解，就必须将其置于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分析媒介时间与其他时间维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劳动者产生的影响。

(二)劳动时间体系及其主导时间维度的演变

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生产力的发展和媒介技术的兴起推动了社会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平台时代的深刻变革。相应地，劳动时间体系也经历了从农业劳动时间体系到机械劳动时间体系，再到平台劳动时间体系的变迁(见表2)。这种变迁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劳动时间体系的主导时间维度依次经历了从自然时间到钟表时间，再到媒介时间的更迭；二是劳动时间体系所包含的时间维度不断丰富，且新时间维度的加入并不意味着旧时间维度的消解；三是劳动时间体系的特征随着其内含时间维度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在农业时代，自然时间是农业劳动时间体系的主导时间维度。古代中国人民观察自然节律，制定了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业生产，如“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等农谚至今仍广为流传。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生理时间紧密交织，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端午、中秋等传统佳节也会停止劳作，阖家团圆。如果用拉塞尔·福斯特和利昂·克赖茨曼(2004/2004：2-3)的观点来表述，这是一种“人类的内部节律和外部节奏协调相处，时间概念具有一种整体性”的状态。

在工业时代，钟表时间成为机械劳动时间体系的主导时间维度。尽管14世纪机械钟表技术已在欧洲初现雏形，但直到17世纪钟表仍是贵族的奢侈品与劳动关系不大。工业革命后，工厂成为主要劳动场所。资本家为了同步生产流程和降低监督成本，将线性、可量化的钟表时间作为衡量劳动的标尺，通过打卡机和工时薪资制等方式，实现了劳动过程的精细化控制。这种做法不仅使钟表时间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创造与衡量的重要标准(张晓兰，2019)，还使其成为工业生产的组织者，工人根据时刻表安排工作、吃饭和休息的时间，迅速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卞冬磊，张稀颖，2006)。

这一过程中，钟表时间与机械劳动时间体系中的自然时间、社会时间和生理时间等时间维度相分离。时间分离，指主导性时间维度与其他时间维度之间形成的弱对立、强感知的显性非一致性关系。一方面，工厂通过封闭的劳动空间和照明技术隔离了日晒雨淋和昼夜交替，将钟表时间与自然时间相分离。另一方面，工厂以统一的钟表时间规定上下班时刻和休息时长，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围绕家庭事务或社会节庆形成的弹性时间安排，将钟表时间与社会时间相分离。但主导时间维度与其他时间维度并没有完全对立，例如工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仍能发展出亲密的情谊和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这正是社会时间在劳动场景中未被消解、仍持续发挥作用的直接体现，这也为劳动者团结起来形成工会组织提供了基础。时间分离的显性特征指劳动者能够意识到劳动时间体系中主导时间维度与其他时间维度的对立与矛盾，不仅促使劳动者反思并反抗这种不合理的时间安排，甚至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例如，工人组织罢工抗争时，多以争取劳动时间的自主权、改善工资和加班补偿为核心诉求。正如戴维·哈维(2003：289)所述，工人们“接受了雇主的时间观念，学会了在那些范围内进行抵抗，他们曾经有过非常深刻的教训，即时间就是金钱”。

在工人运动长期抗争与社会矛盾激化的共同推动下，政府通过法定假期和完善薪资补偿制度等方式，系统性地构建起机械劳动时间体系的弥合机制，使劳动者得以在工业化生产节奏中平衡工作与生活。例如，夏季高温津贴缓解高温生理消耗，平衡钟表时间与自然时间的矛盾；法定节假日“三倍工资”保障休息权益，补偿加班价值，调和钟表时间与社会时间的冲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保障产假工资，尊重生理节律，化解钟表时间与生理时间的对立。

在平台时代，平台劳动过程的高度媒介化使媒介时间凭借其瞬时性、零散化、无序性和伸缩性的特质，成为平台劳动时间体系的主导时间维度，不仅改变了劳动者对时间的感知方式，还深刻影响平台劳动过程，主导平台劳动时间的计量、计价规则与劳动时间节奏。尽管平台劳动时间体系涵盖自然时间、社会时间、生理时间和钟表时间等多重时间维度，但媒介时间的主导性和时间感知层面的侵占性，已直接引发其与其他时间维度的时间错位关系。时间错位，指劳动时间体系中，主导性时间维度与其他时间维度之间形成的强对立、弱感知的隐性非一致性关系。在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具体表现为媒介时间与其他时间维度的“四重时间错位”关系。与工业时代通过经济补偿、法定假日等方式缓解机械劳动时间体系的时间分离矛盾不同，媒介时间通过主导劳动时间感知与价值认知等方式，掩盖平台劳动时间体系内的时间错位矛盾，并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割裂性的时间体验，在此意义上，时间错位具有隐性的特征。

从时间分离到时间错位，劳动时间体系的演变揭示了劳动者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尽管两者都体现了主导性时间维度与其他时间维度之间的非一致性关系，但时间分离更多地表现为显性的对立与矛盾，而时间错位则是一种隐性的、被掩盖的矛盾。这种从显性到隐性的转变，不仅反映了劳动时间体系的复杂性，也为深入剖析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的四重时间错位提供了理论基础，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平台劳动者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五、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的四重时间错位

生鲜电商平台的前置仓是一个隔离了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甚至消弭了钟表时间的劳动空间。P平台的前置仓面积多在300至800平方米之间，顶部高5米以上，通风管道交错，白色荧光灯24小时长明。仓内没有窗户，设有一个狭小的入口和仅在卸货时开启的卷帘门。置身于前置仓中，分拣员难以感知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的流转，这进一步强化了媒介时间在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自然时间、社会时间、生理时间、钟表时间等时间维度并没有消散，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作用于分拣员的劳动过程或劳动体验，造成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媒介时间与其他时间维度的四重时间错位。

(一)媒介时间与自然时间的错位

平台劳动时间体系内，媒介时间与自然时间的错位在于媒介时间只承认数字化的劳动过程，但自然时间却影响着物质性的劳动实践。分拣员平台劳动过程的数字化，指劳动过程通过媒介技术辅助并记录，量化为数据后根据平台制定的规则生成能够计算的数值。数字化包含离散采样和量化两个步骤，离散采样指“将连续性数据转化为离散的数据”，量化指“对每一个样本进行量化，即赋予其一个特定范围内的数值”(马诺维奇，2002/2020：88-89)。对分拣员来说，数字化是“劳动去意义化”和“劳动再意义化”的过程。当分拣员搬40斤大米和拿100克酸奶都被离散为一次扫码操作时，劳动实践在具体时空中的意义便被消解，这是“劳动去意义化”的过程。而当分拣员拣1单20件商品的订单和1单2件商品的订单，都被量化为1SKU时，P平台便实现了“劳动再意义化”，建构了契合媒介时间逻辑的劳动量化方式，将分拣劳动过程中复杂多样的商品变化，简化为绩效数据。

虽然前置仓的劳动空间隔绝了分拣员对自然时间的感知，但这并不意味着分拣员的劳动不再受自然时间节律的影响。相反，自然时间通过台风暴雨、夏日骄阳等气候现象，对生鲜电商平台的订单量、订单内商品的数量和商品的种类造成影响。例如，F市地处沿海，时常有台风过境。每遇台风天或暴雨天，P平台的订单量就会猛增。由于恶劣天气可能造成停水和出行不便，市民们往往选择在生鲜电商平台囤积食物和饮用水。因此，分拣员在台风天分拣单个订单需要花费的体力和时间也相应增加。兼职分拣员小李说：“台风天的单最难拣了！又重又慢东西还多！每单都10几件商品，还都爱点矿泉水。我拣过1单点4箱水的，1箱水10几斤啊，哪里受得了？……台风天的时候绩效都会更低，你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态。”

再如夏季高温时，冷饮和冻品的需求增加，分拣员需要频繁进出零下20度的冷冻区拣取商品。为防止分拣员着凉，平台在冷冻区外悬挂了几件棉衣，供劳动者使用。但在分秒必争的拣货过程中，穿脱棉衣无异于浪费时间，何况这些棉衣上还有一些污渍和异味。因此，许多分拣员会选择直接进入冷冻区分拣商品。在看见分拣员小孙直接冲进冷冻区后，分拣员小张好心提醒道：“你进冷冻区前，先想好商品库位在哪，推车扔在外面，憋一口气冲进去，不要呼吸，拿完货马上冲出来。你们小姑娘夏天都爱穿短袖，里面那么冷，冷气多吸几口，马上就感冒流鼻涕。”

小张的好心提醒，似乎和前文提及的分拣员间“人情淡薄”相悖。事实上，小张和小孙并不熟识，两人此后相遇也只是微笑示意。前置仓中大多数的分拣员和她们一样，仅是点头之交，并不像制造业工厂车间里的工人那样攀谈家常，发展出紧密的情感联系(杨筑慧，蒋宜洵，2022)。工友之间的温情互动，无法改变自然时间通过平台技术对劳动过程带来的实质性影响。不论是台风天订单量猛增，还是夏季高温时冷饮和冻品需求增加，都增加了分拣员的劳动强度和难度，还可能导致他们的绩效下降，时薪减少。

(二)媒介时间与社会时间的错位

在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媒介时间与社会时间的错位体现在，平台通过赋予劳动者“天”的自由，消解了社会时间中“天”的意义。而“天”正是社会时间与媒介时间冲突最大的时间单位，毕竟各种节日、假期都以“天”为单位。为了契合媒介时间的节律，并降低雇佣成本，平台打破了传统的“星期制”，建立了新的劳动时间制度，通过赋予劳动者在劳动时间选择上“天”的自由，消解“天”在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的社会性意涵。管理员小黄在招聘新员工时说：“我们这边上班是最自由的了，你想哪天上班就哪天上班。而且我们鼓励工作日(指周一至周四)休息，你想呀，工作日出门玩都更轻松，没人和你挤！”

但“天”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平台劳动时间体系对社会时间的全面放弃，相反，平台在时、周、月等时间维度上设置了严格的约束。例如，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不得少于15小时，按周工作绩效计算时薪，按月发放工资等。因此，平台只是选择性地弱化社会时间中“天”的意义，辅以弹性用工制度，达到规避支付节假日薪酬，降低劳动力成本的目的。甚至在潜移默化中，制造着节假日上班“义务化”的劳动同意和时间认知。例如元宵节前三天，在说服分拣员小周元宵节当天上班时，管理员小赵说：“这种节日是最忙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来上班的，这个是基本的要求。而且节日订单多，你拿到的时薪也会更高。你可以下午回家过节，上午过来帮忙一下也行，来两三个小时都行。”

由于兼职分拣员之间私下少有联系，新人小周在这种“不可见”的群体压力下将元宵节当天回家的车票改签到下午，同意了节日上班的要求。然而，元宵节当天，由于竞争平台的优惠力度更大，P平台并未迎来预想中的订单高峰。订单量遇冷后，管理员立刻通知包括小周在内的数名店员提前下班，以确保分拣员数量和平台订单需求量的高度匹配，避免因订单量变化而导致的劳动力资源“浪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新人小周略有不满，但看着其他“老人”都默不作声，便没有声张。可见，劳动者间松散的关系使平台有了灵活调配劳动力，且无需过多顾忌员工意见的空间。

(三)媒介时间与生理时间的错位

不同于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等外化于分拣员身体的时间维度，生理时间作为劳动者内生的时间节律，一是无法通过空间隔绝，二是无法消弭其存在。即便如此，在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媒介时间仍与生理时间发生错位。这种错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满足正常生理需求(如喝水、如厕)所花费的时间，不被计算为有效劳动时间；二是平台劳动时间的安排，也鲜少考虑劳动者生理时间的节律。这种错位迫使劳动者不得不自行承担生理时间造成的“时间浪费”，甚至需要不断挑战生理阈限，追求更高效的劳动状态。兼职分拣员小王在访谈时说道：“只有排班6个工时以上才有休息时间，而且休息时间不算工时。我之前被排过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的班次，因为才4个工时，就没有休息时间，没办法吃午饭。我第一次被这样排，还不知道不能吃饭，硬饿了一个中午。”

与办公室白领通过带薪如厕、带薪养生等策略进行“摸鱼”不同，在分拣员的劳动场景中，这些偷闲的“反内卷”策略难以生效。由于绩效直接与单位时间内分拣的订单数量紧密绑定，分拣员一旦离岗去上卫生间，绩效数据就会停滞不前。而且，前置仓中没有设计卫生间，走到附近的公用卫生间往返就要花费近10分钟。因此，分拣员在劳动过程中，会尽量少喝水，以减少上卫生间的次数。

任何人在几百平方米的前置仓马不停蹄地分拣几小时都会觉得精疲力竭，因此多数分拣员，一天只会提交3～4个工时——这往往是他们体力的极限。少数提交6到8个工时的分拣员，也会将其拆分为两个时间段完成。因此，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前置仓的分拣员需要不断轮换，在高强度的分拣中耗尽体力后被迅速替换，体力恢复后又即刻投入下一轮运转，成为平台保障媒介时间节律、维持订单高效运转的“移动电池”。这与孙萍等(2022)学者在外卖骑手研究中，将外卖骑手的身体形容为“人肉电池”十分类似。

在小红书这一社交媒体上，不少分拣员分享了自己在生鲜电商平台的工作体验及离职原因。例如，分拣员小西在2025年1月写道：“从入职第一天新人培训到现在，每一单都是用跑的速度去完成。真的很累，在考虑要不要离职了。”这反映出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让许多分拣员身心俱疲。另一位分拣员小陈在2024年3月提到：“OA(自动化办公系统)请假很难请，要主管和店长都同意才行，不然算旷工，旷工扣500元，病假需要医生开单才能请。”可以看出平台严格的请假制度也使分拣员难以跳出媒介时间的藩篱。从这些真实案例中不难发现，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媒介时间与生理时间的错位，是造成劳动者疲惫的劳动体验和高离职率的重要原因。

(四)媒介时间与钟表时间的错位

在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媒介时间与钟表时间的错位体现在，平台并非依据钟表时间计算劳动时长，而是以平台设定的“工时”为准。这种计算方式可能导致劳动者实际工作时间与工时不一致，进而使钟表时间原本明晰的时间边界，在平台劳动中被柔化和延伸。例如，管理员会在职工微信群中公开每日的分拣绩效图表，鼓励分拣员“早到晚走，多捡几单”以提升绩效档次，甚至还会为分拣员制定“周均时效”目标。已离职的兼职分拣员小柳，向研究者分享了管理员在分拣沟通群中发布的信息。群聊记录显示，管理员先在分拣沟通群中发布了一张昨日的工时绩效统计图，将分拣员按过往绩效数据，由优到次分别划分为蓝、绿、黄、红四档，后为分拣员们制定了绩效目标，还贴心地提供了提升绩效的“小窍门”，最后为分拣员们加油打气。

可以看出，一方面，平台以媒介时间中固定的工时衡量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平台通过绩效激励机制诱导劳动者主动突破钟表时间的限制。表面看“适当地早到10分钟，下班后多捡10分钟”(小柳提供的群聊记录)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薪资，但从绩效的梯度设计中可以发现，劳动者的时薪越高，单位SKU的薪资就越低。例如，兼职分拣员完成25个SKU可获得18元的基础时薪，即0.72元/SKU；完成40个SKU可获得24元的时薪，即0.6元/SKU。因此，平台鼓励分拣员自行加班提升时薪档次，与其说是为劳动者考虑，不如说是一种变相掠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手段。

六、平台资本时间套利的运作机制与时间认知错位

时间套利是平台资本通过建构和分割不同时间维度的价值差异，实现对劳动者时间的精准管理和规制，从而攫取剩余价值的过程。本文将分析平台资本时间套利的运作机制及其拓展过程，即从基于劳动主体阶层的时间价值差异，到基于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不同时间维度的价值差异的时间套利，并揭示这种机制背后的时间认知错位问题。

(一)从阶层差异到时间维度差异：资本的时间套利运作机制拓展

自马克思探讨资本如何通过延长劳动者的绝对劳动时间和相对劳动时间来获取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以来，时间长度已成为分析资本从劳动者身上盘剥经济利益的重要视角。然而，这一视角隐含了近代西方哲学的线性时间观，忽视了时间的实践逻辑(曹德军，2025)。因此，在面对社会劳动情境中的时间剥削问题时，线性的时间长度分析难以揭示劳动实践情境中时间多元性对劳动者的复杂影响。

随着学者们开始关注社会结构中不同人群的时间价值差异，社会情境性的时间分析视角逐渐显现，时间剥削的分析维度从时间长度拓展至时间主体。莎拉·夏尔马(Sarah Sharma，2014：132)指出，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差异化的时间等级，这种差异导致了阶层之间的时间剥削现象，即通过剥削某个阶层的时间来满足另一个阶层的需求。孙萍和陈玉洁(2021)基于对外卖配送员的平台劳动研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点，提出了“时间套利”概念，指出平台资本通过建构和分割不同人之间的时间价值差异，进行针对性的时间管理和规制，实现了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的攫取。由此可见，时间套利作为概念工具，为理解平台资本对劳动者情境性的时间剥削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然而，仅关注时间主体的阶层差异，仍难以充分展现时间在劳动实践中的复杂影响，无法回应劳动时间体系中多重时间维度的共振作用。因此，本研究将平台资本的时间套利机制分析，从平台劳动时间主体的阶层差异，拓展至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不同时间维度的差异。基于对生鲜电商平台分拣员劳动过程的探究，本研究提出：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时间价值差异外，平台资本还通过建构和分割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媒介时间与其他时间维度的价值差异来实现时间套利。

具体而言，平台资本借助劳动过程的数字化、绩效薪酬制度设计、弹性雇佣制度以及封闭性劳动空间建设，强化了媒介时间在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以此塑造了分拣员的劳动时间计量、计价和劳动节奏标准，使媒介时间成为劳动者时间感知和价值认知的核心维度。在此意义上，平台资本利用了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媒介时间与其他时间维度之间的“时间错位”关系，将媒介时间作为判定劳动过程“有效时间”的唯一标准，仅支付媒介时间的经济价值，从而规避支付其他时间维度的经济价值，实现了时间套利。

(二)从时间结构到时间价值：时间套利背后的时间认知错位

从时间主体的阶层差异套利，到时间结构的时间维度差异套利，时间套利机制的拓展丰富了我们对平台资本攫取劳动者剩余价值方式的理解。时间套利机制的顺利运行，反映了劳动者从时间结构到时间价值的时间认知错位。

首先是时间结构上，线性时间常识与劳动时间体系的认知错位。自工业化社会以来，资本通过标准化的时间计量方式，将时间的流逝赋予了定向性，并建立起统一的时间框架，这使得时间被定义为有限、一维且可测量的线性序列(王坤，刘云杉，2023)。随着历史的推移，这种线性时间观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时间常识，深刻地影响了平台劳动者的时间认知，一方面使他们将媒介时间这一主导时间维度体认为平台劳动时间的全部；另一方面使他们忽略了劳动实践客观存在于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之中，媒介时间之外的其他时间维度也具有意义和价值。例如，生鲜电商平台分拣员将媒介时间作为衡量劳动行动的唯一尺度，在劳动过程中主动早到晚退柔化钟表时间、尽量少喝水压抑生理时间、同意节日上工让渡社会时间。这种认知错位不仅导致劳动者自觉压缩劳动时间体系中的其他时间维度，还使他们的劳动抵抗陷入一种异化的自我规训状态。例如，“上班摸鱼”实际是“加班熬夜”的镜像，将休闲时间装扮成劳动时间，在表面上看似一种对劳动时间的反抗，实则是一种自我监控，一种更为温和、内化的自我约束。这种对个体生命时间的异化，进一步凸显了劳动者的经验性时间常识与存在性时间体系之间的错位。

其次是时间价值上，单一经济价值与多维时间意义的认知错位。媒介时间作为平台劳动时间体系的主导时间维度，对标经济价值，能够兑换为货币。而线性时间结构的认知错位，造就了劳动者以经济价值为导向的单一时间价值认知，遮蔽了劳动实践更为丰富意义与价值。田野调查发现，在平台劳动过程中，分拣员不断追逐媒介时间和绩效考核的劳动状态，使他们在不自觉间忽视了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个体的身体健康，闲聊和上卫生间被低估为“无价值的时间损耗”，也使他们在权衡利弊之后让渡了家庭的情感陪伴时间和节假日等社会仪式时间。可见，单一的时间价值认知，不仅使平台劳动实践的意义感缺失，还使劳动陷入一种“绩效之外，再无其他”的异化状态，使劳动者只能通过数值化的绩效和数字化的货币来理解自我、时间与劳动的关系，时间被“形式地”把握为数字等抽象符号，而非“内容地”体认为实践的具体意义。

就此而言，平台劳动的时间错位是时间本真性意义上的错位。本真的时间是存在论和生存论上的时间，非本真的时间是人们在被遮蔽状态下形成的时间概念(张磊，2020)。时间错位不仅使劳动者陷入时间价值单一化的困境，还使“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承载的丰富意义在绩效考核中被遮蔽，成为平台资本时间套利机制的一环。这使劳动者在面对平台劳动时间体系内媒介时间与其他时间维度的冲突时，往往会选择牺牲其他时间维度，反映了数字理性对人类节律、社会关系和生理需求的系统性解构。

(三)从时间进出到时间调校：反抗的消解与时间权力的省思

社会认知理论说明，个体的认知和社会环境会对个体的行为造成影响(班杜拉，1986/2018：18)。由此推论，平台劳动者的时间认知错位，将引发劳动者的时间权力意识错位和劳动抵抗行为错位。

弹性雇佣是平台劳动的显著特征，它向劳动者许诺“上班灵活，下班自由”的劳动时间自由。这种“进出自由”的灵活劳动时间被劳动者们视作一种时间权力，同时，他们也将“离职”作为一种劳动反抗方式。田野调查发现，由于难以忍受时间错位下高强度劳动对身心的损耗，多数分拣员会在三个月内选择离开。在谈论离职原因时，分拣员小柳提到：“太累了，受不了就离职呗！我可不伺候了……准备去试试当主播。”可见，由于个人能力与就业机会有限，从P平台离职的分拣员在生计压力下，往往选择流向其他生鲜电商平台或转而进入直播、外卖、家政等领域继续从事平台劳动。在此意义上，劳动者们只是离开了某个平台，而非离开平台劳动领域。

因此，平台劳动时间体系的时间错位影响不因劳动者的离职而消除，反而使他们陷入下一轮入职、错位消耗、离职的循环。这种循环表征为劳动力的高流动性，广泛出现在网约车、外卖、跑腿等平台劳动领域，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和新业态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加，平台事实上不愁招不到新的劳动者。在此意义上，劳动时间的“进出自由”和作为反抗的“离开”，已被平台巧妙化用，成为清除反抗者、淘汰“慢速”者、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劳动效率的方式。而这种反抗失效的原因实际是时间认知错位导致的反抗行动错位。换言之，线性时间观层面的劳动时间“进出自由”，并不能调节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的时间错位矛盾。

在此意义上，一种基于平台劳动时间体系的时间权力观便呼之欲出，即针对时间错位的“时间调校”和劳动者作为协商的“留下”。时间调校并非简单的劳动时间进出自由，而是劳动者对时间本真性的校准，以及面对劳动时间体系中时间错位的认知转变和行动优化。首先，在时间认知层面，时间调校强调个体对于时间价值的本真性认知，打破单一的时间价值认知，重新理解工作与生活、劳动与休闲、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其次，在行动优化层面，时间调校强调个体面对时间错位的“留下”而非“离开”，呼吁重建社会联结，组织协商、争取更合理的时间安排与劳动权益。“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问题贫困化。权力……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渗透性”(福柯，1997：161)。在一定程度上，时间调校与福柯的微观权力观相呼应，但并不意味着对宏观政策约束和中观行业规范的放弃。相反，时间调校需要国家宏观政策支持、平台企业中观责任落实、劳动者微观行动参与的共同努力。

七、总结与讨论

基于对生鲜电商平台P分拣员平台劳动的田野调查，本研究从分拣员“不知今夕是何年”的异化劳动时间体验出发，运用媒介时间研究和平台劳动研究的相关理论资源，从社会实践栖居的时间多维性入手，聚焦媒介时间与其他时间维度的共振作用。首先，基于对劳动时间体系及其主导时间维度变迁的历史梳理，明确平台劳动时间体系的构成和媒介时间的主导地位。其次，分析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媒介时间与其他时间维度的四重时间错位，从经验层面揭示时间错位对分拣员平台劳动过程和生存境遇的影响。再者，通过探究平台资本如何利用时间错位实现价值攫取的时间套利机制，从理论层面深化对平台劳动时间体系和时间错位的理解。最后，基于上述讨论，深入反思平台劳动时间体系中时间错位与时间套利背后所隐藏的时间认知错位和时间权力错位问题。

“平台劳动时间体系”是本文的核心概念，该概念从媒介时间与平台劳动的交叉分析出发，指出平台劳动过程受到自然时间、社会时间、生理时间、钟表时间和媒介时间等多种时间维度的共同影响。这些时间维度紧密交织，以媒介时间为主导，构成了复杂的平台劳动时间体系。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突破传统线性时间观的局限，揭示多重时间维度的复杂关系，为理解平台劳动及其媒介时间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此视角下，本文聚焦分拣员在平台劳动实践中主导性时间维度与其他时间维度的共振关系，深入揭示媒介时间与其他时间维度之间的“时间错位”问题。通过探讨“四重时间错位”，本文将平台资本的时间套利运作机制从时间主体的阶层差异拓展到时间体系的维度差异。进一步地，从时间结构和时间价值的认知错位入手，分析平台劳动者的时间权力认知和抵抗行动错位，反思弹性雇佣制下劳动者将“进出自由”视为时间权力以及将“离开”作为劳动反抗方式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将“时间调校”作为时间权力和“留下”的协商行动策略。这种策略强调劳动者对时间本真性的认知转变，并以积极的协商行动在劳动时间体系中主动寻求更合理的时间安排与劳动权益。也使有关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探讨，不再局限于国家的宏观政策和企业的中观责任，也拓展到劳动者微观的时间认知调校和协商行动参与，形成更丰富的讨论。

四重时间错位的分析验证了平台劳动时间体系这一概念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平台劳动时间体系在理论层面，廓清了社会实践的时间体系中包含的多种时间维度，突破传统线性时间观的局限，为理解社会实践及其时间体系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在实践层面，它揭示了具体情境中媒介时间与其他时间维度的互动关系，分析了这种由媒介时间主导的多层次时间体系对个体及社会生活的影响。在反思层面，它促进我们思考哪些力量在利用媒介时间的主导性，甚至有意强化这种主导性，以及这些力量试图借此获取何种利益，为审视时间认知和时间权力问题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当自然时间的阳光雨露、社会时间的人间烟火、生理时间的身体节律、钟表时间的秩序脉律被消解为媒介时间算法中的“无关变量”时，劳动便走向了劳动的反面，成为阻滞人类自由发展与幸福生活的桎梏。面对平台经济领域高强度劳动与低社会交往的境况，劳动者的自主性日益受到挑战。因此，如何在追求平台经济高效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与劳动者的可持续发展，避免劳动异化现象的进一步加剧，成为亟待关注的问题。而从劳动时间体系角度重新审视多重时间维度的互动逻辑与权利平衡机制，将成为未来破解平台劳动时间治理困境、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性需求兼容的关键路径。

注释：

①数据参见《2023年度中国生鲜电商&社区团购市场数据报告》，网经社，2024年4月23日。检索于https://gffgg08782a67660e4e76snwqwwbcf6vnf6cux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detail-66380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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