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我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近年来发展迅速，成果颇丰。本刊特别策划此次笔谈，旨在系统梳理我国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就与不足。笔谈汇集该领域7位专家学者，以构建我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心，结合多重视角深入探讨区域国别学建设的诸多议题。期待本次笔谈能够促进学界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现状的讨论，为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自主知识体系  人才培养  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刘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社会科学学科在知识生产上呈现的显著趋势是：从宏大理论转向中层理论，强调在具体议题和有限时空范围内提炼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与之相关，学术界构建和检验理论的经验资源从以西方世界为主要来源转向非西方世界，试图发掘在历史和现实中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智识资源，对从经济增长、政治发展到社会秩序，从国家间互动到国际秩序形态等众多现象，都试图引入非西方世界的经验资源和思想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广泛的跨国和跨地区比较。在发展区域国别学特别是探讨学科可能作出的知识贡献时，也需要回应这些重要的学术趋势。区域国别学的主要关联学科（如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借鉴有助于检验和发展中层理论，推动学科形成有价值的增量知识。

一、学理性知识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对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学术界经过一段时期的讨论，已经形成了强烈的学科意识。对任何学科而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该学科的知识主体以及功能到底是什么。区域国别学与其他不少学科一样，仍然存在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定位究竟是基础性的学理研究，还是面向现实问题解决的应用研究。许多社会科学学科都存在学理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区分。一种观点主张，科学研究的目标在于发展和积累知识，而非直接提供政策处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知识应当服务于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社会科学学科门类的分化是学科对象和社会需求共同塑造的结果，在大多数学科中，学理研究和应用研究能够共存。但在有些学科中，由于应用性的需求和导向特别突出，相应分化出了独立的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例如，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之间的关系，就是在社会需求推动下逐渐分化而成的彼此关联但又独立的学科的关系。

学理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第一，从基本目标看，学理研究以发现规律和解释规律为导向，旨在为我们揭示自然和社会现象运行的机制；应用研究则是行动导向的，旨在为决策者应对紧迫问题提供可行的方案。第二，从时间尺度看，学理研究关注长期的、具有普遍性的现象，而应用研究多着眼短期的应急事务。第三，就价值关怀而言，理论研究强调保持客观、中立，揭示事物发展的本质，应用研究则必须立足自己国家的利益，因地制宜提供政策建议。第四，从评判标准看，学理知识以学术界内在的标准判断一个理论、一种观点是否经得起学术检验、能否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讨论和认可；应用研究的评价标准则是外在的，取决于决策者和政策部门的认可程度。总体上，探索学理性知识需要的是“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发现规律并解释规律；应用性知识则需要我们在面对规律的约束时，发挥主观能动性，甚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发展动力特别是国家支持学科发展的动力是现实需求，因此该学科对应用性知识的需求存在天然的倾斜和偏好。需要重视的是，解决实际问题也需要学理性知识的支撑。研究者只有立足对基本事实的准确判断和对内在原因的客观分析，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恰当方案。在中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同时开展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而不像一些国家存在比较明确的学术分工和分野，这要求研究者个体对两种知识生产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有更清醒、更自觉的认识，并且探索如何更好地实现角色互换，促进两种知识的相互融通。实际上，二者在知识生产的链条上是紧密关联的。例如，公共卫生学院的教学虽围绕疾病预防和控制展开，但需要依赖医学院提供的关于疾病原理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研究者在基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成果为本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对外交往提供政策建议，特别是涉外风险防范和利益保护建议时，需要立足对对象国的国情社情的规律性认识，对所在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及其成因进行准确分析。

二、以中层理论平衡学科知识的特殊性与一般性

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取向上，长期存在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偏重人文学科传统的学者通常强调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主张将研究的具体国家或者地区视为相对独特的存在，重视研究对象个体的内在意义。偏重社会科学研究取向的研究者则强调知识的一般性，试图将国别和区域经验纳入既有的理论框架之中，或者从对个案的比较中提炼具有跨案例适用性的解释模式。

区域国别学学科研究对象呈现的特殊性与一般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任何具体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实际上都隐含一定程度的比较视角，对某一个国家的理解往往以现实中相邻或相似国家之间的异同作为参照，或者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案例进行比较。有人可能会提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形态具有高度特殊性。例如，在今天的非洲和大洋洲的一些地区，部落结构和酋长权威等被认为是前现代治理模式的特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态存在显著差异。面对这类疑问，我们真正需要追问的并不是特殊性是否存在，而是在这些特殊性中究竟有多少内容是完全不可比较或对话的。如果某种经验被界定为绝对特殊，它在知识生产中的价值究竟来源于对象本身的独特性，还是来自它与其他历史或现实经验之间形成的比较、对照意义，以及探索新的解释路径的潜力？

中层理论为缓和特殊性与一般性之间的张力提供了一种路径。与追求高度抽象和普遍适用性的宏观理论不同，中层理论明确主张在理论构建和检验过程中聚焦特定议题、有限区域或相对具体的历史阶段，而不是覆盖跨越广泛时空的社会现象。通过构建有条件的因果关系和解释框架，中层理论寻求在一定议题、行为体和空间范围内获得比较稳定可靠的解释力。这种相对有限的一般性使中层理论可以成为联结区域国别研究与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的中间路径。

中层理论主张将区域国别研究积累的大量特殊经验转化为可以比较、检验和累积的分析框架。如果只关注一个具体国家或者国家内部某个部门、地区或群体的经验，从中获得的知识必然是高度情境化的，只能在从事这个具体议题的学者之间交流，难以嵌入更广泛的学术对话之中。通过使用具有共通性的概念，厘清在具体情景下产生作用的变量、机制和适用条件，中层理论将这些经验与类似国家或区域的经验进行对话，将它们嵌入更系统的知识结构之中，从而实现从单纯的地方性知识到有条件的一般性知识的转换。

实际上，中层理论的发展本身也高度依赖区域国别研究提供的经验资源。一方面，发掘那些被遗漏、较少受到关注的国家和区域的经验能够扩展既有中层理论的适用范围，对这些理论的可靠性进行更充分的检验；另一方面，如果立足区域国别观察得到的经验与既有理论的预期总是产生偏离，那么研究者就需要重新审视理论使用的核心变量和因果机制是否有效，从而推动理论的修正和完善。

与宏观理论相比，中层理论主张重视理论依赖的经验的背景差异和历史条件，避免把复杂的现实抽象成过度简化的假设，在寻求理论化的同时保留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与纯粹的描述性研究相比，中层理论要求研究者能够提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知识迁移，或者至少可以在不同对象之间进行比较和对话的理论命题，使区域国别研究不只停留在对每个研究国别和区域的经验叙述层面。这种平衡使中层理论能够成为区域国别研究贡献学理增量的一个重要支点。

中层理论依赖的概念来源非常丰富，其本身的发展就体现了不同学科之间知识的沟通和融合，契合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的属性。以角色理论为例，它本来自社会学对个体角色集合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角色理论被借鉴到国际关系的场景中，成为分析不同实力、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区域和全球层次扮演不同角色的分析框架。在分析中等强国在地区一体化、制度合作和竞争中的行为时，研究者们都广泛借鉴了角色理论的视角。通过围绕具体问题构建分析框架，中层理论形成了不同学科可以共用的概念和语言，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对话。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可以将中层理论视为区域国别研究在学理性知识上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作为在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一般性之间寻求平衡的桥梁，中层理论既可以让区域国别的经验进入更大的理论视野中，也可以让社会科学理论在更丰富的经验情景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三、区域国别研究对中层理论的知识增量

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对象本身就处在中间层次或交叉层次上，既不是最广泛的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也不只是最具体微观的个体。因此，在发展中层理论时，区域国别研究更有可能作出独特的贡献。当然，中层理论天然地需要放在具体国家、具体区域的实践经验中进行考察、审视和验证。人们普遍认为，许多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之上的，尤其高度依赖自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几百年间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从区域国别研究的角度发展中层理论要求我们摆脱这种有偏差的经验基础，探索知识增量的空间。

第一，区域国别研究可以为中层理论的发展弥补数据和案例集的缺陷，并提供新的数据与案例集。中层理论的发展高度依赖经验检验，而经验检验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与案例的多样性。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许多中层理论，尤其是外交政策分析、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在数据收集和案例叙事上都明显依靠欧美经验。区域国别研究尤其重视对非西方、非核心国家经验数据的系统积累，能够显著扩展理论检验的经验范围。当然，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我们需要用严格的学术标准对不同地区的经验进行收集。

第二，区域国别研究可以揭示被主流理论忽视的解释变量。宏观理论为了追求简约性，往往高度抽象，仅关注对普遍性现象具有驱动作用的“根本”动力或原因，如权力、制度和观念等。但是，在解释国家领导人在具体条件下的决策选择或者一个地区发展轨迹和路径的突然转向时，这些宏观理论强调的变量又会不同程度地出现匹配性问题。中层理论将根本动力与具体原因结合起来，可以依靠区域国别研究获得更贴近具体社会和历史情境的驱动因素，包括非正式制度、历史记忆、精英认知结构、地方性规范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具体形态等。这些因素虽未必具有无所不包的解释力，但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将这些来自区域国别研究的情景变量纳入分析，中层理论可以更准确地确定适用范围，避免过度概括。

第三，区域国别研究可以建构基于时空情境的知识。区域国别研究形成的知识积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时间和空间维度变化的高度敏感性。在不同历史阶段或不同地区背景下，同一理论机制的作用方式和结果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在冷战中后期，东亚地区出现了一批发展型国家，它们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将资源投入优势产业，推动经济的外向型发展，造就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经验并未遵循发展型国家论阐述的模式。与此同时，对其他东亚经济体而言，上述一系列政策举措在今天的条件下同样很难复制，即使能够实施也无法产生相当的效果。通过系统比较时空条件的差异，研究者可以更清晰地识别中层理论的情境依赖性，从而构建有条件的一般性知识。

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受到学术界内部和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学者个体的努力、学术群体内部的交流以及学科制度化，外部因素则主要包括现实世界的变化以及国家和社会的投入。今天，在探讨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发展时，学术界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存在争论，包括学科的侧重点是学理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对待研究对象应强调特殊性还是应发掘一般性、在构建知识体系时应注重学术的共同性还是应突出中国特色等。这些争论既反映了这个学科本身的交叉特征，也表明了其多重目标、多重功能和多重路径。通过将区域国别学的知识贡献转向对中层理论的强调，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和特殊性与一般性之间的分歧，也有助于推动从学理性知识到应用性知识的转化，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视角。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3期，是“重点学科巡礼笔谈·区域国别学”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