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丰:制造“三代”——儒家“三代”历史观的形成及近代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8 次 更新时间:2021-09-03 05: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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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丰  

   夏商周三代在时间序列上位居中国历史的早期阶段。对儒家来说,三代不仅是一个历史阶段和历史概念,同时也是一种历史哲学,甚至还是政治哲学。我们研究儒家的历史哲学,首先应该解析的就是儒家的三代观。三代中蕴含着儒家的社会、政治以及道德观。

  

   对形成古人的历史知识、塑造儒家历史观最为重要的经典是《诗》《书》。现存今文《尚书》二十八篇:《虞书》二篇、《夏书》二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这些文献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在流传。孔子对此进行了整理或编辑,“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繆,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诗·商颂》中的《玄鸟》《长发》等诗篇,记述了商人早期的历史,而《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緜》《大明》等,《小雅》的《出车》《六月》《采芑》等,则是周人的史诗。儒家的三代史观就是在《诗》《书》所记述的历史(以及传说)基础之上形成的。但是,儒家的对于三代的认识又绝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记述和追忆。正如历史都是出自后人的建构的一样,“三代”观念同样也是后世儒家学者在三代历史的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代”也是“制造”出来的。这里的“制造”主要是指其主观性、生成性和历时性而言,并无贬义。

  

   另外,战国至汉代的儒家在三代历史的基础之上,又以此为基本模式,构造出越来越复杂的历史理论,以此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同时更是解释现实的合法性。以二为循环的文质论,以三为循环的三统三正论,以四为循环的四法论,以五为循环的五德终始说,以及这些不同循环的相互组合,构成了复杂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说是儒家三代说的进一步的发展和演化。

  

   一

  

   儒家的三代史观当然始自孔子。孔子虽为殷人之后,但他的文化理想和政治理想则是“从周”,对于商周以来的历史和文化,孔子都有了解,并且经常将夏商周相提并论,这说明他已具有了明确的三代意识。《论语》记载: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存周。”(《论语·八佾》)

  

   在《礼记》中也记录了孔子关于三代之礼的一些论述: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礼记·中庸》)

  

   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礼记·礼运》)

  

   很显然,《礼记》当中的这两段话都是从《论语》中孔子之言发展而来的,含义基本一致。《礼记》的《檀弓》《明堂位》《曾子问》等篇还更加详细地记载了三代之礼在一些具体方面的区别与联系。

  

   孔子将夏商周并提,并且认为它们的文化是前后相承的。孔子还明确地说:“吾之于人也,谁毀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由此看来,虽然孔子也认为三代之礼有所“损益”,但三代的历史文化在整体上是前后一脉相承的整体。这一看法奠定了儒家对于三代历史的基本认识,同时也是儒家三代史观的基本看法。

  

   战国时期,孟荀以及其他一些早期儒家学者更是明确将三代看作一个历史整体。孟子说:

  

   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孟子·滕文公上》)

  

   设为学校庠序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还从整体上对三代历史进行了总结:“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荀子也说:“道不过三代,法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荀子·王制》) 言必称三代逐渐成为儒家的共识。

  

   从孔子、孟子以及《礼记》对三代的叙述可见,儒家对三代的认识大多都是以礼为主体内容。尤其是《礼记》的《明堂位》、《檀弓》、《曾子问》、《郊特牲》、《祭法》、《祭义》等篇,详细地记述了夏商周三代(有时也加上有虞氏,成为“四代”)在祭礼、丧礼方面诸多细节的不同。这些具体的仪节虽然体现在祭祀、养老、丧礼等仪式的用物、名称、乐舞等各有不同,但其整体结构则是一致的。从《礼记》的这些详细记述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三代之所以为一个整体,其根本在礼。儒家认为,三代前后相承的是礼,是礼把三代连接为一个历史文化整体。这是儒家关于三代的基本看法,也是最有意义的思想。《论语·为政》篇记载,子张向孔子请教:“十世可知也?”《太平御览》卷五百二十三引郑玄注曰:“世谓易姓之世也,问其制度变易如何。”1孔子是通过三代之礼的“损益”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一般而言,此章都是以夏礼、殷礼断句。但是,《汉书》卷六十《杜周传》载杜钦奏曰:“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汉书·地理志》:“殷因于夏,亡所变改”。《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夏因于虞”,《史记·乐书》《集解》引《乐记》郑注:“殷因于夏,周因于殷。”从这些汉人的引述中可知,《论语》此章所记孔子之言当作“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刘宝楠就持这样的看法,认为“今人以’礼’字断句者,误也。”2此说更明确地突出了三代是以礼之损益为本质特征的。

  

   孔子回答了子张的问题之后,还说:“虽百世可知也。”邢昺《注疏》说:“言非但顺知既往,兼亦预知将来。”3按照这样的解释,子张的问题是,在距离三代很久远之后,能否知道当时的礼仪制度。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问题。清代学者陈澧进一步指出:

  

   顺知既往之说是,预知将来之说非也。十世者,言其极远也。后世欲知前世,近则易知,远则难知,故极之十世之远。若前世欲知后世,则一世与十世,其不可知等耳,何必问至十世乎?孔子言夏、殷礼,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则恐不可知,故子张问之。观孔子之答但言礼,则子张之问为问礼明矣。“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者,谓此后百世尚可知夏、殷以来之礼也。至今周礼尚存,夏、殷礼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邢疏之说本不误,而又云非但顺知既往,兼亦预知将来,不敢破何注之说,是其无定识也。4

  

   陈澧力主“百世可知”是后世知前世,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繆,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夏、殷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司马迁的这一段记述是将《论语》当中的几段语录合并而成的。按照司马迁的理解,“百世可知”正是指前文所说的“编次其事”,即孔子编修《诗》、《书》、《礼》等典籍。正因为有这些经典留存,因此即使百世之后,我们也可以知道三代之礼。刘宝楠说,《史记》的这个看法“当是安国旧义”5,认为是汉代学者的看法,与后来其他学者所说的是指预知未来不同。陈澧的看法正与《史记》相合。

  

   孔子是以礼的“损益”来论述三代的,《礼记》显然按照孔子的思路,更加详细地叙述了三代礼制在各个方面的损益变化。《礼记·礼器》篇又进一步总结说:“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是礼将三代整合在一起的。郑玄注:“一也,俱趋诚也。”上文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郑注:“一,谓诚也。”孔疏也说:“谓三代所行之礼虽各别,一皆趋于至诚,故云一也。”6郑注将三代之礼为“一”之原因落实在至诚,是因为《礼器》上文讲到“君子之于礼也,有所竭情、尽慎、致其敬而诚若,有美而文而诚若”,因为经文中讲到以诚行礼,因此郑注将“三代之礼一也”之“一”释为诚,同时也将“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之“一”也释为诚。7郑注在经文内是自洽的。

  

   《礼器》下文紧接着又讲到“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8周坐尸,诏侑武力,其礼亦然。其道一也。”这是讲三代尸礼之不同。“其道一也”,郑玄无注,孔疏曰:“其用至诚之道一也”。9孔颖达将“其道一也”和“三代之礼一也”作了相同的解释,未必符合原意。孙希旦认为,“其道一者,言三代之礼,其道同归于敬尸也”10,这个解释应该是准确的。若据此,则“其道一也”之“一”,是指三代在祭尸之礼这个具体的仪节上是一致的,而“三代之礼一也”之“一”,按郑注和孔疏,在“至诚”这个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在比较抽象的层次上来说的。

  

   王夫之也说:“三代之王者,率乎人心之实然,求其宜称以制为典礼,虽有损益,其致一尔,非出于三王之私意以为沿革,故天下乐用而不违。”11王夫之认为三代之礼在于“人心之实然”,这和郑玄的看法是一致的。“三代之礼一也”和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之“一”,含义应当是相同的。郑玄释为“诚”,后来很多学者都遵从郑注,虽说这也是从《礼器》原文得来的,并且在《礼器》篇内找到了某种一致性,但其含义总还是有一些迂曲。其实,这个“一”,就是本篇开篇时提到的,“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也就是“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这些“先王制礼”的基本原则。《礼器》篇基本是在一个比较抽象的、宏观的角度来讨论礼的原则。礼可以以多为贵,可以以少为贵,可以以大为贵、以小为贵、以高为贵、以下为贵等等,这些具体复杂的礼制在三代时期都有不同的规定,但其中贯穿的原则是相同的。就这些原则而言,三代之礼是一致的。这就是“三代之礼一也”以及“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的真正含义。

  

   第二,从《礼记》各篇可知,三代礼制损益的重点在祭礼。本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祭祀礼仪是礼制最为重要的内容。但是,《礼记》突出强调了三代祭礼的不同变化,从中正好也反映出三代文化发展的不同特点。

  

陈来教授曾经将三代文化的演进从整体上概括为巫觋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礼记》对三代或四代礼制的因袭损益的记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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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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