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对《联合早报》90年来发展历史的回溯，探究其在报章、网络、多媒体融合等媒体演变阶段的历程，并解读其作为华文报章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于世界华人读者的作用及影响。

关键词：联合早报/ 历史阶段/ 影响/

作者简介：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北京 100871）。

从《南洋商报》到《星洲日报》，再到《南洋·星洲联合早报》，《联合早报》走过了90年的风雨历程；从报章到网络，再到多媒体融合的平台，《联合早报》始终走在华文媒体革新探索的最前沿。

《联合早报》虽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旗下的一个华文报章，但自创刊之日起，它就不是一份影响仅限于一城一地的区域性报纸，而是一份突破了国界限制、在大中华区产生着重要影响的华文报。

以下将分阶段回溯该报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对于世界华人读者的作用与影响。

一、创刊初期的作用与影响

如果按照新加坡学者王慷鼎先生的界定，将新加坡华文报刊的历史以1959年成立自治邦为界，分为“侨民报刊时期”和“国民报刊时期”的话，那么1959年以前的华文报刊可以称为“侨民报刊”。“侨”本身就具有跨国界的意涵，侨民自然也就具有双重国民的身份特征，无论与祖籍国（中国）还是居住国（新加坡）都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创刊初始至1959年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分别由著名华侨企业家陈嘉庚、胡文虎所办，两报均创刊于上个世纪20年代。与此前新加坡华文报刊大都以宣传政治主张为宗旨不同，《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一开始就服务于商业目的（两报的出现被学界视为新加坡报业进入商业化发展阶段的标志）；实业家的倾力投入，也令两报创办之初就有足够的财力延揽人才、更新设备、改革版面、扩大新闻报道范围，成为战前新加坡及马来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报纸。

虽然《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都是商业性报纸，并且逐步走上企业化经营和跨国经营的道路，但是由于侨民与祖籍国天然的血缘关系，包括两报在内的侨民报刊对于中国政局的变化仍然给予高度关注，并进行了详细报道。1931年日军侵华、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新加坡的华文报刊不论政治背景如何，都站在了同一个立场上，为抗日救国大声疾呼。“此时，积年累月的相互骂战，顿时烟消云散，相率投入鼓吹抗日救亡的浩荡洪流”。[1]后起的《星洲日报》也一改与《南洋商报》对立的竞争状态，出现了团结融洽的气氛。两报均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抗日救国宣传中，在整个华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早在创刊之初，《南洋商报》即根据中国时局的变化和南洋各地华侨最为关心的问题派员前往采访。1933年1月20日，《南洋商报》宣布，“由于华北时局紧张，在新闻中心之沪、港、粤、京、平、津等地加派通讯员，分赴各地采访”；并于1934年1月在上海设立“南洋商报驻沪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中国新闻的采制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新马华侨的筹赈救亡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抗战的新闻充满了《南洋商报》的“电讯”版、“中国新闻”版以及“本坡新闻”版。1940年底，中国著名报人、政论家、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受聘前来主持《南洋商报》编务工作，该报自此更“开始吐露新的气息”。[2]胡愈之南来之际，正值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之时，日本一方面虚情假意地玩弄“汪蒋合作”的政治阴谋，一方面野心勃勃地南进中印半岛；欧洲轴心国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美国也有可能卷入战争漩涡。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日益逼近的战争威胁，华侨中不乏认识模糊、茫然失措者；而华文报因受不同政治党派的影响，立场各异，甚至相互对立。在如此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胡愈之主持的《南洋商报》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并以社论拨乱反正，解惑释疑。在有关抗战与团结的问题上，《南洋商报》发表社论强调：抗战第一，抗战高于一切。“皖南事变”发生后，团结抗战的局面受到严重破坏，一向拥护南京政府的《南洋商报》大声疾呼“团结则生，分裂则亡”，认为在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大前提下，各党各派都应泯除成见，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南洋商报》还发起反分裂、反妥协、反专制的“七·七”签名运动，响应之声遍及南洋各地。参加签名的有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士，历时仅3个星期，就有20多万人参加，签名用纸长达3.2公里，装裱成册高达1.22米。[3]在胡愈之的主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进、革新，尤其是言论方面的充实与升华，“《南洋商报》脱颖而出，成为一家言论性和分析性很强的报纸，甚至俨然成为一份政论报纸。所以，在格调上大大地跨前了一步”。[4]《南洋商报》在抗战救亡宣传中的突出表现，使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跃而成为“南洋侨报之首”，成为南洋最畅销的报纸。

《星洲日报》同样是抗日救国宣传的主力军。“九·一八”事变后，《星洲日报》迅即作出反应，除了每日详细报道事变经过外，还刊登社论，对日本军国主义予以猛烈抨击。针对日本关东军本庄繁“头可断，兵不可撤”的狂言，《星洲日报》发表题为“头可断兵不可撤！我四万万同胞听者！”的社论，义正词严地指出：“东三省我领土也”，神圣不可侵犯。社论还“以一语自誓日：头可断，日本兵不可不撤”。针对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的外交政策，《星洲日报》评论道：日军的武力侵略“已越出人类理性之外”，无法“与言礼让，言公理”，“除以武力抵抗外无办法也”。至于媚外的政策，“未必能博强邻之欢心，抑且促其贱视，长其野心，而增加我之祸难”。1937年“七·七”事变后，《星洲日报》增出“星期特刊”，大力报道祖国军民英勇抗敌的消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为了激发侨胞的爱国热情，推动海外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星洲日报》还以大量篇幅报道新加坡、马来亚和东南亚其他地方的筹赈消息。1939年12月，该报每日的“本坡要闻”、“马来亚要闻”和“南洋要闻”各版中，捐输的消息都占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有时甚至占据整个版面。这些不间断刊出的筹赈信息，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推动着东南亚侨胞踊跃捐输救国。据记载，仅经《星洲日报》代汇回国的捐款数额就达100多万元。除了捐款，华侨回国直接服役、请缨杀敌者也是络绎不绝。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抗战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有些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0年6月，延安《新中华报》曾发表社论指出：“所有这些直接、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以及对政府财政上的帮助，都说明了华侨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5]在人才延揽方面，《南洋商报》聘请胡愈之大获成功，《星洲日报》则由著名报人傅无闷受聘担任编辑部主任8年。其间傅无闷对报纸进行了多项改革，并主持笔政，使《星洲日报》越办越好，发行量稳步上升。从此两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并驾齐驱，共同引领着世界现代华文报业的潮流。

二战结束后，中国及华侨社会均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随着东南亚各国相继获得独立，各国政府开始着手解决外侨问题，尤其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1955年，中国首先与印尼政府签署协议，规定华侨只能选择一国国籍；之后中国政府又依此政策解决了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国家的绝大多数华侨选择了居住国国籍。1957年新加坡议会通过公民权法令，华侨争取良久的公民权问题终于得到解决。1958年，新加坡数十万华侨通过登记成为当地公民，并参加了第一次大选（1959年），新加坡的历史随之揭开新的一页（成为自治邦），其华文报刊也由“侨民报刊时期”进入了“国民报刊时期”。

从50年代起，新加坡华文报纸的中国色彩渐渐淡薄，报上出现“祖国”、“国家”等字眼，不是专指中国了；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言论逐渐减少，反映当地华侨切身问题的文字越来越多。例如《南洋商报》关于中国问题的社论，1946年占社论总数的69.7%，1950年仅为22.5%，1953年降至2.4%；相反，有关新马问题的社论逐渐增加，1946年只占19%，1959年则高达84%。[6]

尽管50年代以后，华侨相继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新加坡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华文报纸也逐渐转变了国家认同，但是它与祖籍国的基因关联并没有被切断，为当地华侨、华人服务，延绵中华文化仍然是它们的使命；而数十万以至更多华人的信息、知识需求，更是它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坚实基础。正因为如此，作为报界翘楚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不但在新加坡，也持续在东南亚地区产生着影响。

二、两报合并后的作用与影响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共和国。新加坡独立初期，华文报界仍维持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两大报为主的格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随着《新明日报》的异军突起，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进入70年代，新加坡政府相继颁布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对新闻业的管理。1972年，政府将殖民地时期有关报章的法令修订后颁布，1974年再次修订（之后又多次修订），形成《报章和印刷馆法案》。该法案规定，凡在新加坡出版的报刊，“所有董事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报业公司必须公开挂牌出售股份，个人拥有的股份不得超过3%。这就排除了非新加坡公民办报、个人或家族独立办报的可能性。按照这一法令，《南洋商报》于1975年2月改称南洋报社（新加坡）有限公司，于1977年9月正式挂牌交易；《星洲日报》也于1975年4月改名为星洲日报（新加坡）有限公司，于1977年10月挂牌交易。这样一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两家大报就由家族企业转变为公共公司。

从1982年起，新加坡的报业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动。1982年4月20日，新加坡政府颁布关于全面调整中、英文报业的公告。在公告有关华文报重组的内容中，除了其他报刊的增减外，特别要求将两家销量最大的报纸——《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组成南洋/星洲控股公司。1983年3月16日，这两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华文报纸同时停刊，以《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简称《联合早报》）和《南洋·星洲联合晚报》（简称《联合晚报》）的报名继续出版。《联合早报》自此成为新加坡唯一一份上午出版的华文日报。该报“非但兼收并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两大华文报的精华……在内容和编排方面，也将作出重大的改进和创新的尝试”。[7]

此时的国际环境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1978年，中国大陆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外派留学生的工作全面恢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它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引起包括世界各国华人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东南亚国家在经历了60年代中后期的排华浪潮（印尼）、一些国家华文报刊的被封闭以及整个70年代华文教育的萎缩之后，此时又重新开启和重视华文教育，华文报刊也在推广华语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加坡，由于历史、发行量、影响力、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原因，人们更多地把振兴华文、传承华人优秀文化的希望寄托在《联合早报》身上。为了承担这一使命，也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联合早报》多次改版，力求使版面更加活泼，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同时，根据读者的需要，报纸与中国“再续前缘”——在提供本地社区、华人社会的综合新闻之外，增加了有关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地区的报道。在报道中国大陆和港台新闻时，《联合早报》采取温和的立场，有观点但不偏激（这与该报客观、公正、中立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并以此获得各方面的称道。中国主流大报《人民日报》社长张研农对《联合早报》的评价是：“文风好，评论到位”。

为了扩大新闻和特稿的来源，《联合早报》与境外新闻机构，尤其是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的新闻机构广泛建立业务联系，在香港、北京、上海等地设特派员，在中国大陆、香港地区，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地聘请了一批特约专栏作者。报纸通过他们反映并解读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重要新闻，也通过他们与当地华人读者建立联系，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除了日常的新闻报道外，《联合早报》还会同其他华文报纸，在推广华语华文、弘扬华族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举办两年一度的华文书籍“金狮奖”颁奖活动和国际华文文艺营、一年一度的世界华文书展、每年迎新春的大型春节活动以及“华族文化节”活动等等。

在技术应用方面，《联合早报》始终走在华文报业的前列。报纸于80年代初期逐步采用电脑排版，至90年代初，采、编、印刷全过程已经实现电脑化，是世界上最早“告别纸与笔”的华文报纸。1995年8月，《联合早报》开办电子版，成为全球最先进入互联网的华文报之一。上网的当月，访问次数就达25万人次，两年后，月平均浏览人数已达350万人次。1997年5月15日，《联合早报》电子版进行了改版，新版具有图文并茂、简洁明快、信息量大的特点，深受读者欢迎。改版当月访问次数即达417万人次，4个月后突破1000万人次，1998年达到2456万人次。《联合早报》电子版的读者遍布世界各地，尤以北美地区为多。根据《联合早报》1998年公布的数据，美国读者占50.34%，中国读者占11.18%，新加坡读者占8.98%，加拿大读者占5.58%，日本读者占3.6%，马来西亚读者占2.64%，英国读者占2.42%，印尼读者占2.18%，法国读者占2.04%，澳洲读者占1.52%。由此可见，随着电子版的推出，《联合早报》已经跨越地理与政治的界限，一跃而成为一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华文报纸。

这里还要特别谈谈《联合早报》电子版对中国读者及媒体的影响。虽然早在1992年《联合早报》就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1993年获准在北京多家酒店销售，但是中国知识界更多地了解、喜爱这份报纸，始于早报电子版。1997年，中国网络学者闵大洪先生在《中华新闻报》发表文章说：“我每天早起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端坐在电脑前上网。只需敲几下键盘，按几下鼠标，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的首页便呈现在眼前。我顿觉精神一爽，好生看看当今世界上又有什么重大新闻发生——先来一顿‘精神早餐’”。时任电子版主编的袁舟先生在其出版的《媒体集团的经营与管理》一书中提到：“根据1998年估计，来自中国的网上读者已超过母报，而且呈迅速增长趋势，也使得集团管理人员开始思考，这是否意味中国的开放给新加坡华文报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8]1998年6月，笔者曾任主编的《国际新闻界》杂志以“内容第一、速度第一”为题，刊登了对早报主编袁舟的专访，在学界、业界引起广泛关注。一个月后，《经济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报纸请快上网”的文章，盛赞早报电子版在世界中文电子报业中的发展“最为火爆”，让“全球的读者每天痴情地积极上网，去寻找、分享和诠释”早报电子版的创意。而在此之前，已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广州日报》、上海文新集团等派员赴新加坡《联合早报》学习或考察，早报电子版上的文章也被中国报刊大量转载、引用。毋须讳言，在互联网应用的早期，《联合早报》不但引领了世界华文报业的发展，也对中国媒体的网络实践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世纪之交的2000年10月，笔者以《国际新闻界》主编的身份采访了时任《联合早报》主编的林任君先生。围绕媒体发展面临的新环境以及如何应对等话题，林主编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从各国媒体发展的情况看，朝向多媒体业务和媒体功能整合似乎是一个发展方向，平面媒体开始向广播领域扩展，并且趋向电视化。我们注意到，目前国际上，尤其是西方国家大媒体的合并，包括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的合并，近一二年来已经成为一个趋势。……我认为，各国媒体的同人和公司，都应当注意到这个趋势，必须做好准备，必须建立好本身多媒体作业的能力。……”[9]

由此可见，一份居于行业前沿的报纸，一定具有前瞻性的眼光、思路与战略。如果对《联合早报》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创刊初期”及“两报合并后”）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不难发现：第一个阶段该报在大中华区的影响主要来自华侨与祖国天然的血缘关系，后一个阶段该报在大中华区以至整个华人社会中的影响，则更多源于它的自我鞭策、自强不息，以及与时俱进的精神和时刻存在的危机、忧患意识。

三、新世纪以来的作用与影响

进入新世纪，《联合早报》在此前数十年努力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上，又开启了一个改革、探索的新时期。与此相应，它在世界华人群体中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

2000年初，为了应对大中华区商业网站井喷式发展带来的竞争压力，新加坡报业控股决定将早报电子版与《联合早报》分离，改称“联合早报网”，并与公司属下英文报为基础建立的亚洲网合并，组建亚洲网有限公司（亚洲网于2000年5月在新加坡上市）。当时，“联合早报网”浏览量占独立实体的近60%，成为报业控股互联网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由于经济原因，“联合早报网”一年后重新回归早报，但是该网站作为“母报对外宣传平台”，具有“提升母报国际地位”[10]的作用这一点得到了普遍认可。

2001年5月，顺应媒体发展的时代潮流，新加坡报业控股开播华语电视台优频道，报业控股属下华文集团5份报纸的150名专线记者，包括《联合早报》的部分记者经培训成为平面与电视两栖记者。优频道启播后，《联合早报》获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使用权，可以直接引用该台的新闻片段；《联合早报》驻北京、上海、广州的特派员也获得了电视采访证，从而使优频道新闻异军突起，收视率迅速上升。而平面与电视两栖记者的出现，使《联合早报》真正形成多媒体业务格局。

2003年3月27日《联合早报》再次改版。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几次改版不同，这次改版的一大亮点是开辟了《早报中国》专版。作为主报第二部分的内容，该版重点聚焦大中华地区的信息动态，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新闻报道的地位。为了配合此项改革，早报扩充了中国特派员的队伍，同时扩大了通讯员网络，目的是巩固该报在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对中国报道的领先地位，对新老移民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凡此种种，都使《联合早报》产生了比前更大的影响力。由于《联合早报》独特的新闻视角和客观的报道立场，该报迅速在中国打响，成为中国精英爱看的新闻媒体；经过十年的积累和磨练，《联合早报网》成为国际上最受欢迎的电子华文报之一，受到东南亚及世界各地中文读者的广泛关注。早报网每天页览量达到400万，每月有1000万个独立浏览访客，2005年至2010年，早报网连续六年被评为最受欢迎的本地（新加坡）报章网站。近年来，《联合早报》凭借着准确的报道和负责任的言论日益成为中国学者的重要资料来源和研究对象。凤凰卫视前资深新闻工作者杨锦麟曾对《联合早报》做出如下评价：“《联合早报》是迄今为止，海外华人媒体最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平面媒体，无论从报纸的版面和内容而言，是观察和评价华文媒体一个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参照和坐标。”中国总理温家宝曾于2007年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设的晚宴上，更毫不掩饰地宣称“我是《联合早报》的忠实读者！”[11]

90年来，从《南洋商报》到《星洲日报》，再到《南洋·星洲联合早报》，《联合早报》在其发展的每个重要历史阶段都留下了坚实足迹，创造了无数辉煌。尽管由于国内语文环境的限制以及全球范围内媒体竞争的影响，《联合早报》的发展还面临种种压力与挑战，但是作为世界华文报纸的旗舰和领军者，它完全有能力克服困难、不断精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造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1]方曙：《光华日报七十周年纪念刊》，1980。

[2]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3]黄小坚等：《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

[4]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第84页。

[5]巫乐华：《华侨史概要》，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页。

[6]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页。

[7]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和现状》，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8]袁舟：《媒体集团的经营与管理：新加坡报业控股的成功之道》，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9]参见《国际新闻界》杂志2000年第6期。

[10]袁舟：《媒体集团的经营与管理：新加坡报业控股的成功之道》，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