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的政治哲学界，“保守主义”可能是一个已被滥用的词。就此词的表面意义而言，自然是指对某种政治传统的坚守，但稍微有细致一点的反思就会发现"：不同的文化风土自然有对于不同政治传统的坚守，由此使不同版本的“保守主义”在思想理路上彼此冲突。然而，很多形而上的思辨往往执着于名目之争（“你究竟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却疏于对特定名目的含义做勘定。由此导致的一个常见错误便是，论者仅仅因为英美保守主义与儒家保守主义各自都有“坚守传统”的表面含义，就忽略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别。若以崇尚儒学的东汉帝国的衰亡为历史案例，便不难发现"：儒家宪法原则缺乏一种起码的“逻格斯”（logos），而过于放纵“帕索斯”（pathos，约指感性力），由此使得国家的整体运行缺乏一种对于各级政治精英均有效的预期管理。因此，站在休谟或柏克等英式保守主义的立场上看，儒家保守主义的问题恰恰是太不保守了，因为在缺乏逻辑融贯性之约束的情况下，它太容易因为对于“权变”的宽容而导致对于习惯法的颠覆。
在上段文字中我使用了“宪法”一词。难道我们有权利去使用这个近现代词语去描述中国古代的政治现象吗？答案是肯定的。“宪法”这个词的表面意思当然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其引申义则是指使得一个政体得以运作的观念基础"：该基础可以是一些被普遍认可的原则，也可以是一些被普遍认可的执政先例。很显然，我们完全可以在这种引申的意义上谈论一个前现代国家的“宪法”，因为任何政体的运作都无法脱离一些基本政治共识的达成。如果用这样的眼光去反观两汉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下述重要历史事件都是具有宪法意义的（即影响到使汉帝国得以运作的基本政治共识的形成）：帝国的行政构建原则当以分封制、郡县制并举还是以郡县制为主"；作为皇帝代表的刺史与地方守、相之间的职权关系为何"；相权与君权的关系为何"；黄老之学、儒学与法家思想三者在意识形态架构中各自应当扮演何种角色"；盐铁等战略性经济物资是否需要专卖"；等等。若进一步将东汉与西汉区分并比照，就不难发现"：经过新莽王朝的宪法危机后，刘秀开创的东汉帝国在宪法修正问题上显得相对谨慎，以尽量避免后果不可预期的变革，而且一旦遇到执政阻力后，汉廷就会放弃既定改革策略（比如冻结迁都长安的计划、在度量豪强地产的问题上先倨后恭等）。甚至在西汉武帝后成为定制的盐铁专卖制度，在东汉也略有放松，这貌似就是更为传统的“周政”对“秦政”的一次小小的胜利。
但仅仅从“周政”与“秦政”之间的彼此消长出发，其实是难以真正将东汉帝国与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宪法原则画上等号的，因为关于何为“周政”，儒家并没有清楚的共识。譬如，围绕汉帝国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主题，便是谶纬色彩浓郁的“今文经学”与颇有实证风格的“古文经学”之间的斗争。虽然在古文经学的阵营出现了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等学术大师，但基于东汉帝国诞生时的路径依赖，今文经学才真正构成了帝国意识形态机器运作的底层逻辑。这一路径依赖，具体便是指刘秀称帝的合法性依据"：刘邦受命所造的《赤伏符》中“刘秀发兵捕不道”一语。这一提法固然使得刘秀在与其余刘姓竞争者（如刘玄、刘盆子等）的斗争中获得了政治优势，然而，这个做法也给帝国以后的政治运行留下了可怕的后门"：从常识上说，在刘秀一统天下之前，世界上敢用“刘秀”给儿子命名的父亲肯定不止一个，因此，《赤伏符》中的这句话显然也可以为“另一个刘秀”称帝提供合法性依据（实际上，西汉与新莽时期的“国师”刘歆就曾改名“刘秀”，但他在反对王莽的政变中失败了）。从更抽象的角度看，今文经学的核心问题便是"：将太多的秦一统以后形成的文字视为经典的一部分，由此为随意的政治解释大开方便之门。而章帝时期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则更以官方文件的方式，将谶纬之学的解释力与传统儒家经典等量齐观。
谶纬之学的政治升格所引发的政治负面效应不可低估。谶纬之学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的一种发展，其哲学本质是在政治事件与自然事件之间建立主观性的比附关系，由此使得政治事件成为基于自然事件的“被解释项”。需要注意的是，与肇始于泰勒斯的希腊哲学传统不同，中国古人对寻找某种变动现象背后的“不变基质”缺乏兴趣，而将阴阳五行的变化视为常态。这在政治哲学语境中就导致了一个结果：东汉王朝自以为代表“火德”，并由此暗示天下人，自己迟早会被一个代表“土德”的新朝代所取代。基于谶纬之学的意识形态操作所导致的恶劣后果在汉末的乱局中全面展现了出来。且不提张角的黄巾道对“以土克火”的老把戏的再次操弄，光是对于《春秋谶》中“代汉者当涂高”一语的不同解释，就引发了不同的政治野心家的不同激进行为。比如，袁术就认为“当涂高”指的是他自己，于是他称帝了"；曹丕则相信这指的是曹魏，于是他逼迫汉献帝退位了。虽然袁术失败了而曹丕成功了，但溯其缘由，他们的成败显然与这句谶语本身的有效性无关。
不过，上面的分析似乎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假若那种与谶纬之学相距较远的古文经学成为东汉的统治性意识形态，那么，东汉王朝的宪法危机就能得到抑制，因为古文经学对于儒学经典的收敛性解读显然有助于管理政治精英们对未来的预期。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更重视古文经学的“可能的东汉帝国”内，还有一个重要的宪法层次上的隐忧需要排除。这一隐忧便是对帝权的分配。从表面上看来，作为专制统治者的皇帝不需要与别人分享权力，但实际上，天下十三州一百零五郡国的行政事务何其繁杂，假若皇帝不对自己的权力进行有效分割，他就无法实现一些最基本的生物学机能（比如睡眠）。由于东汉王朝多幼年皇帝，在儒家孝道文化的影响下，东汉实际上出现的君权分割习惯法就包含了对母权（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外戚势力）的尊重，故东汉竟先后出现窦、邓、阎、梁、窦、何六次皇太后临朝的局面（其中窦姓太后出现了两次）。不过，儒家对于母权的尊重往往以皇帝成年亲政为时限，在皇帝成年后，权力又往往向作为皇帝本人意志工具的宦官集团（如桓帝时期的“五侯”与灵帝时期的“十常侍”）倾斜。这固然不是儒家所乐见的发展，却又恰恰是儒家所赞成的性等级制的逻辑后承。至于儒家知识分子的基本盘，则是依赖地方州郡输送的“孝廉”“茂才”等人才加以维持的清流集团，其任务是控制与“内朝”相对的“外朝”的运作。而在地方六百石级别官吏以下，则是诸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这样的基层掾吏，此即帝国公务员系统中最难实现阶层跃升的“工蚁群”（后面所提到的孙坚便是从这群人之中脱颖而出的）。在上述的权力分配机制中，儒家政治精英最为忌恨的是宦官集团，因为宦官的荣辱既不受儒家内部人才评议机制的制约，又不能像后、妃那样可能为帝国生产未来的继承人，却极大地挤压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官场生态位。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事件，其实都是儒家与宦官对于有限政治资源的争夺白热化的产物。
此类斗争显然与儒家内部的今文"- 古文争论无关，而是涉及一个即使今文经学被完全清除也无法被消除的宪法危机"：儒家对君主的性权力的肯定与儒家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权力的渴望之间的深刻矛盾。具体而言，正是因为儒家肯定君主具有比一般人大得多的性占有权，皇帝就不可能不拥有一个庞大的后宫，并使得皇家对于宦官的依赖变得难以避免"；而宦官集团的膨胀显然就会使得他们有机会安排自己的亲戚占据各地州郡要职，由此挤压儒家清流的政治空间。更麻烦的是，在地方州郡政治精英与京都政治圈之间，还有一个人数庞大的中介存在，以使得宦官对于官场生态位的侵蚀能够迅速被感知到"：此即聚集在洛阳太学的数以万计的帝国官吏预备队——太学生。太学生旺盛的荷尔蒙与对于自身政治前途的全面焦虑，终于导致了一六八年的那次与宦官力量的悲壮对决，而罹难者的鲜血，又在生还者以及同情者的心中引发了强烈的报复欲念。终于，在一八九年，清流力量（袁绍、袁术）联合外戚力量（何进）冲击宦官力量（十常侍）的戏码再次上演，并以清流的短暂胜利而画下逗号（这里并不是句号）。
很显然，作为清流代表的袁绍并不理解汉帝国的运作正是通过清流、宦官与外戚之间的微妙平衡而实现的，他认为吃掉对方就等于成全自己，却不知晓吃掉自己的对手就等于变相地吃掉自己的一部分。尔后的历史演变立即证明了这一点"：宦官留下的政治真空马上被突然跳上“餐桌”的西凉军阀董卓占据，而帝国既有的宪法习惯却并没有为这些边陲将领提供合适的“餐具”。于是，所有人都开始乱拿历史剧本来为自己的合法性做注解，以便制造新的宪法依据。董卓拿起的历史前例是西汉的霍光，因为在他看来，霍光废刘贺的行为也自然能增加其废少帝刘辩之行为的合法性。然而，他的政敌也可以利用对于同一段历史的别样解读而将其描述成逆贼（比如，霍光乃是武帝所定的顾命大臣，而董卓不是"；霍光所废的刘贺是他自己立的，而刘辩不是董卓立的"；霍光没有杀死刘贺，而董卓却杀死了刘辩"；等等）。
在那个充满变乱的一八九年，突然跳上“餐桌”的不速之客，其实还不止董卓一人—另一位“食客”则是时任长沙太守的孙坚，未来的东吴皇帝孙权的父亲。孙坚不能被归为上面提到的各种政治势力—宦官、外戚、清流甚至凉州军阀—中的任何一支。他本属于“工蚁”，只是侥幸生活在一个寒族官吏可以靠军功升迁的乱世。他参加过对会稽许氏父子叛乱的镇压，在徐州做了十年县丞，直到这时，他的秩位还是四百石而已。他在朱儁手下打过黄巾，在张温、周慎手下打过凉州的边章、韩遂，然后在做了一段时间的议郎后被拜为长沙太守，并因征伐区星的反叛有功而被封为乌程侯（帝国一等侯爵）。从他的经历来看，孙坚就属于相对疏远于京都政治圈的地方实干家，而且，他对抽象意义上的“汉帝国”的情感或许要比以上各股政治势力来得更为炙热"：他既不像外戚那样可以通过向皇家输送性资源以分享权力，也不像宦官那样可以通过服侍皇帝本人以获得其信任，更不像清流那样可以倚靠家世。他唯一能做的，便是通过积累军功而进阶秩位，并由此获得政治尊严。很明显，在一八九年汉灵帝驾崩之前，他的这一策略一直很成功，而他若要继续成功下去，就必须得保证帝国本身的存在，因为只有这个帝国体制才能向他提供所需要的政治承认。
然而，陷入一八九年宪法危机的汉帝国也给孙坚本人带来了人生危机。一边是通过不道德手段控制了合法的皇帝的董卓，一边是以相对道德的名义举起反董大旗，却缺乏合法皇帝加持的清流，孙坚又该怎么选呢？更麻烦的是，孙坚本人与两边的私人关系的复杂性也增加了这道选择题的难度。一方面，董卓并不讨厌孙坚"：孙坚在跟随张温讨伐边章、韩遂时曾因董卓开会迟到而建议杀董，而董卓却不计前嫌，不断拉拢孙坚入伙"；而另一方面，清流却不太待见出身寒微的孙坚，其证据一是"：酸枣结盟时袁绍根本就忽略了孙坚，证据二是"：清流势力在荆州的代表王睿（时任荆州刺史）与孙坚极为不睦。
孙坚最后的选择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袁绍的力量参与讨董战争，并与拥有更多战争资源且与袁绍也不太和睦的袁术结成同盟。
那么，他为何不选择参与董卓阵营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种瓜出身的孙坚要在官场上获得尊严，就不能再与以武夫形象示人的董卓为伍。另外，孙坚在扬州、徐州官场打拼时曾受到过清流臧旻的提携，这也可能会冲抵他对于整体清流集团的恶感。换言之，孙坚最后的政治选择可能是基于某种复杂的政治情感，而不是精细的计算。但感情可能并不可靠。孙坚本人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试图拯救汉帝国的企图，恰恰加速了帝国的进一步瓦解。原来，白波军与黑山军等农民起义军的出现打乱了袁绍等人的讨董步骤，董卓与对方进行和谈的努力也时断时续。所谓讨董战争，本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然而，孙坚的出现使得战争的风雨骤然变大"：他在吞并荆州刺史王睿、南阳太守张咨的军资，并获得袁术的军粮接济后，顶着袁术给他的“破虏将军”与“豫州刺史”的头衔，一路打到洛阳，吓得董卓只能焚城西窜。由此，不但帝国在洛阳北郊、南郊的帝陵被悉数破坏，而且宫内所藏大量典籍亦被付之一炬。至于全城市民，则被董军长途驱赶到长安，沿途饿殍无数。繁荣的洛阳由此成为废墟，直到曹魏时期才慢慢恢复，然后又在永嘉之乱中再次被摧毁。
但不管怎么说，毁灭洛阳绝非孙坚本意。他在洛京做议郎时应早就领教了首都的繁华，入洛后却看到一片废墟，心中感慨，可想而知。所以这才有《江表传》中的这一描述"：“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坚前入城，惆怅流涕。”洛阳被毁后，他以后的人生也是一落千丈。袁绍的代理人周喁突袭了孙坚的大本营豫州，袁绍势力的另一个代表刘表又控制了孙坚原来的地盘荆州。孙坚只好放弃讨董而转身与周喁、刘表争地盘，最后在襄阳死于当时还属于无名之辈的刘表部将黄祖。至于逃脱孙坚追杀的董卓，其实也没有笑多久。他被部将吕布杀死，而无法控制局面的吕布则被在西凉军中更有势力的李傕、郭汜所驱赶，尔后李、郭复又展开了争夺汉献帝控制权的新内讧。于是，整个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陷入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之间如同狼与狼”的局面，而孙坚所试图挽救的那个“利维坦”（汉帝国）则像遭受核辐射的病人那样，在痛苦的呻吟声中一块一块地脱皮掉肉。
试问，为何试图挽救帝国的寒族将领孙坚，反而加速了帝国的灭亡？为何维持将近两个世纪的东汉帝国没有亡于黄巾，却亡于内部政治精英之间的相互倾轧？答案还需要从宪法层面去寻找。前面已提到过东汉帝国在宪法层面上的两大硬伤"：第一，谶纬之学对于敏感政治谶语的多重解释，为野心家带来了不健康的心理预期"；第二，宦官、清流、外戚三股力量之间的权力分割缺乏可操作的技术方案。很显然，合理、明晰的执政权分割方案的阙如，会在其中某些重要政治变量被替换（如将宦官换成凉州军阀）的情况下为暴力的泛滥大开方便之门，因为与理性的协商相比，暴力才是使得黑格尔式的“主奴关系”得以被确立的最原始的方式。而不幸的是，依靠军功起家的武人孙坚，在这个重要的历史环节中选择的依然是暴力。
而假若东汉帝国存在着一个理性的政治协商机制，当事人或许就不会让自己的本能好恶影响推理结果，亦不会让“宦官”“外戚”等标签的刻板印象代替实际的利益计算。在动用暴力资源之前，当事人或许也应能对使用这种资源所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进行预估，由此避免愚蠢的损失。此外，在这种假设性的前提下，帝国的教育文化机构也应当能通过鲜活的教学案例与有效的社会惩罚机制，来使得这种冷静的逻辑推理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习惯。但很明显的是，在现实中，东汉帝国的宪法习惯并没有为此类的理性辩论提供一个与暴力相对绝缘的建制化舞台。
由此，我们就能重新来看待本文开首提出的问题"：儒家保守主义与英美式政治保守主义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其答案是"：前者忽略逻辑训练与逻格斯的制度化建设，而后者则恰恰相反。保守主义者休谟区分了“观念的知识”（逻辑规律）与“关于事实的知识”（经验观察），而这两者都与儒家（包括相对理性的古文经学家）所心心念念的古代经典无甚关系。休谟本人对基督教的激进态度，恰恰源于对所谓基督教“反逻辑”成分的警觉，而在东汉，只有王充、桓谭等少数边缘性知识分子对谶纬之学具有类似的警觉态度。从这个角度看，休谟所重视的“传统”并不首先是文本传统，而是个体的肉身能够感知的风俗习惯，至于休谟本人对于个体知识获取能力的尊重，又使得他的思想与广义上的近代启蒙运动产生交集。另外，休谟也不相信激烈的暴力抗争就能够带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使得他在撰写《英国史》时对于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的克伦威尔颇有微词—尽管一个“穿越党人”或许会将克伦威尔视为在另一个国度内达到人生顶峰的孙坚。
上述思想史层面上的构想，也形成了笔者创作的五卷本历史小说《坚—三国前传之孙坚匡汉》的底层逻辑。在小说的第二卷《案诛》中，凭借好友诸葛珪（诸葛亮之父）从王充的《论衡》中借来的思想放大镜，具有丰富基层行政经验的孙坚依稀看到了经学家勾勒的帝国宪法图景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但是武人出身的他依然看不到修正这幅图景的切实方案，而只能利用上述矛盾为孙氏利益的最大化寻觅投机空间。但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孙坚所跃入的这个投机空间，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宪法黑洞，它最终吞噬了孙坚，也吞噬了汉帝国。至于本该阻挡孙坚跃入此黑洞的思辨之网，则是希望读者能在自己的心中加以编制的。
（《坚—三国前传之孙坚匡汉》，徐英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三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