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亚洲视野:“边地”的主体性与多元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2 次 更新时间:2016-08-21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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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  

我们不能仅仅以在边界的行为认识北方民族的政治特性、文化特性。而全部的匈奴历史,应包括匈奴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表现,及其在各个地域的表现,这才是匈奴的整体史。如果只讲与中原对应的内容,那不是匈奴史,而是中原史的一部分。同样情况,仅仅在与汉地关系中讲述的各个“外夷”史,其实都是中国史。我们强调亚洲视野,有一个意义就是复原每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的完整性,也就是寻找他们的主体性。而当我们确认其主体性的时候,在地理上,他们生存活动的地域便不再是边地,而是一个个亚洲的人文中心。

在中国历史上,边疆、边界、边地等观念是与“华夏中国”这个观念一起发展的,是作为与“中国”相对照的一个地理观念发展的。在历史地理讲述中,边地的缺乏主体性和简单地概念化是个很大的问题。要克服掉这个问题,需要从中国史的视野转变为亚洲史的视野。

在传统中国史意识中,有一个基本的地理模式:一个中央大国,加上一个稳定的地理边界带,边界带外面是蛮夷世界。这个模式在北方最典型,几千年的北部中国史就是在这个地理结构中展开的。这也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份世界观,以为用这个模式就够了,就可以认识地球的这个部分的历史大势,就可以把握这里的人群社会了。

在这个模式中有这么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个是以一国史为主线看世界。这是古代中国人的习惯,结果是从王朝历史观引导出来的一套中国大地以及与周边关系的恒定的格局。在这个习惯中,虽然也在看中国之外的亚洲国家和人民,但那不是真正的亚洲视野,它在本质上还是中国史。一国统率一批朝贡国,这不叫亚洲史,它在本质上还是中国史。

相比之下,在欧洲史中,没有类似中国人那样以一国为主线看世界的客观条件。盯住一个国家的历史,然后来认识世界,这是中国古人的习惯,在我们古代地理文献中这类东西很多。欧洲的情况与我们不同,他们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大国历史,用一个国别史看不明白欧洲的历史问题,比如历史地理问题。在欧洲历史中,找不到一个稳定的中央之国,它的中心和边缘常常互相转换,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地理过程。罗马曾是中心,巴黎也曾是中心,但还有很多别的中心,一些好像是次要的地方,在某种背景下,可以形成为一个中心。如比利时是两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战场,现在是欧盟的中心;希特勒完全看不上瑞士,觉得瑞士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地方,所以他不打瑞士,但现在瑞士是联合国欧洲总部。欧洲历史必须是从欧洲整体视野来讲。

相对来说,我们中国学者缺乏亚洲整体历史的眼光。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从“亚洲”视角看蒙元史,再扩充一点,从“亚洲”视角看各个相邻民族或国家的历史,这会有更丰富的学术收获。如果转换眼光、转换视野,那么很多问题可能要重新认识,旧有的一些结论性的东西,可能要重新讨论。即使是解释中国历史的问题,如果没有亚洲视野的话,也会讲得很简单。不能真正弄明白与中国打了千百年交道的到底是一些怎样的民族、社会、文化,这不但不能服外国人,也不能服我们中国自己人,甚至也不能服我们学生提出的一些问题。在我的课上,有学生(是个对蒙古族地区抱有浓厚学术兴趣的学生)曾提出这样的问题:

匈奴和中原的联系在对帝国的形成有何意义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换言之,在广阔的欧亚草原上,为什么历史选择了在中国的边境上形成游牧人的帝国。学界有着不同的观点,认为是先进的中原文明刺激了匈奴人的发展,认为中央帝国对北方民族的策略而致。黑海至里海的斯基泰人生活在自然条件更好的草原上,有着高超的牧马技术,也和文化发达的希腊民族有长期的交往,然而在那里却没有形成统一的帝国。反过来,在匈奴帝国灭亡之后,相同的地域上又不断地能够兴起游牧帝国。这块游牧人的空间必然有着使其持存的地理因素。

然而另一个问题同样关键,这样一个难于进入的干旱原野并非注定要承载一个帝国。历史的既成事实往往会变成先验原因。干旱地区的游牧民族并非有天然聚合成国家的义务。在中东地区,沙漠地区的民族恰恰是最晚进入统一国家的;在美国西南部,当地的印第安人即使在面对殖民者的时候也未曾形成易洛魁式的大联盟。蒙古高原上丰富的啮齿类动物和可食的野生植物可以维持人类的最低需求,黄羊等大型野兽也能够供人捕猎,在这块比西部澳大利亚和卡拉哈里优越的土地上形成狩猎采集部落不是难事。那么匈奴及后来的民族为什么要形成接连不断的游牧国家呢?(孔源课程作业)

他这个问题就是表达了对片面讲述匈奴史的不满足,而要追问草原社会自身的道理。我们在汉文历史文献中读到的匈奴史,只是匈奴在与汉地交接地带表现出来的东西。古代中原人在对北族的关注中,除了他们在边界地带的行为活动,其他都是不必在意的,可以被忽略的。好像北族只是一些依附性、陪伴性的人群,或者说,只须在“胡汉”关系中定性北族,历史永远演奏的是一支侵扰与和亲的变奏曲。没有了中国历史,便无所谓北族的历史。古代史籍中没有真正的匈奴史,只有汉匈关系史,史料决定了这一性质。

我们不能仅仅以在边界的行为认识北方民族的政治特性、文化特性。而全部的匈奴历史,应包括匈奴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表现,及其在各个地域的表现,这才是匈奴的整体史。如果只讲与中原对应的内容,那不是匈奴史,而是中原史的一部分。同样情况,仅仅在与汉地关系中讲述的各个“外夷”史,其实都是中国史。我们强调亚洲视野,有一个意义就是复原每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的完整性,也就是寻找他们的主体性。而当我们确认其主体性的时候,在地理上,他们生存活动的地域便不再是边地,而是一个个亚洲的人文中心。

在很多历史叙述中,称匈奴是一个“边疆民族”,这是不准确的,称他们是一个相邻民族才是准确的说法。边疆与邻地不同,二者不能混淆。边疆的焦点是疆界、边界,是一个狭窄的条形地带,而邻地则不同,邻地可以是一片广阔的地区。在古代中原人的观念中,边疆与其以外的地区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化外之地、化外之民。在古代地理文献中,对边疆之外的地区缺乏严肃的记录。边疆之外的地区可能纵深辽远,其核心可以有另一种文明成就。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地理观,几乎很难越过边疆带,去认真的认识和思考边外的社会。他们习惯于将边疆与边地等同对待。只思考边疆政策,以边疆政策代替与边外社会的关系。

匈奴的活动地域很辽阔,区域差异也很大,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社会生态特征。在想象中,匈奴是草原民族,其实山地也是他们的重要生存场所,山区对于匈奴甚至比草原更重要。一个“边疆民族”,一个“草原民族”,两个概念把匈奴社会卡死了。这是过于简单、片面、概念化的理解。

公元5世纪时的阿提拉匈奴帝国疆域图。

我注意过匈奴与山地的关系,提出这样几点认识:1,匈奴巢穴多居山;2,匈奴善于山地作战;3,山地的物资是匈奴不可缺少的;4,匈奴的圣地或纪念地常在山地。从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北方早期游牧社会可能就是以像阴山这样的草原边缘的山地为基地而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山地与草原的交接地带是中国北方游牧社会起源的地理环境特征。北方草原周缘有许多游牧族,他们原本依据不同方位的山地而立足,随着马的使用,其游动能力加强,游动距离渐远,逐渐向毗邻的草原深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并形成新的社会机制以适应草原上远距离的各类人文行为管理。他们进入游牧的时间或有先后,但总的过程应当差不多。游牧民族进入草原,需要特定的条件,例如骑射之术,没有迅速奔驰的能力与且骑且战的自卫本领,不可能驾御开阔无遮蔽的草原。另一方面,尽管草原可以提供巨大的放牧空间,而山地的各种生活用材,仍然是他们不可缺少的,游牧民族从不会主动放弃山地。[1]

另外,北大考古学教授林梅村的一个博士生马健研究匈奴遗址,他考察了整个匈奴活动地域的遗址情况,对我们研究匈奴历史地理很有价值。我们看到,在匈奴世界的核心地区(漠北地区)有丰富多样的文化遗存,包括墓葬与居址等。这些东西在匈奴与华夏交接地区是看不到的,是认识匈奴社会的重要证据。据马健介绍,俄罗斯学者比较分析了外贝加尔地区伊沃尔加(Ivolginsky)、德列斯图伊(DyrestuiskyKultuk)、车姆克(CheremukhovayaPad)、伊莫(IImovayaPad)四处匈奴遗址中人群年龄、性别与葬仪(墓葬结构、随葬品、殉牲)等多项特征。结果表明该地区的匈奴社会内部,精英集团与普通游牧民等级差异巨大;游牧人群的社会地位明显高于从事农业的定居人群。但也有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外贝加尔地区定居点中女性随葬武器的数量大于游牧的男性。[2] 匈奴历史不是简单的骑兵马队的历史,他的社会丰富性与地域文化的丰富性是相互映照的。没有整体地域结构的考察,无法认识匈奴。

为了认识历史上北族自己的生活,需要从他们自身社会生活的立场、角度来建立历史的时空体系,需要从中国史的视野角度上升为亚洲史的视野角度。从亚洲视野看,在金元之际,蒙古高原实为东亚的一个历史中心,而南宋临安、江南的时代历史地位远不及大漠南北。

第二个问题是对边疆地带的历史意义要做双方解读。对于边地,我们熟悉的是从中原史的角度的叙述,而不管那边的人在想什么。其实边地的意义是双方的事,从双方角度看边地,是亚洲视野下的重要工作。

如果从双方的历史来解读,边地会成为一类中心,它既可能是问题探讨的中心,也可能是事实的中心。作为问题中心,是历史研究的一类重要课题,边地存在着解释双方许多历史“反常”现象的原因。秦始皇的“直道”,因为直达边地,而在驰道体系中占有特别的地位(包括名称)。匈奴在自己的政治体系中出现特殊的与南方汉朝对应的地理格局:《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而单于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

在边地的交往、互动,具有强烈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往往导致历史创新。这样的大小例子不少,晚近的例子可以举清朝康熙时期的尼布楚条约谈判,它打破了朝贡体系的交往传统,开创了现代国际交往方式的先河,传统的“天下”观念开始松动。[3] 从创新性的意义上说,边地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是一种历史的发动区,具有催生作用,这正是拉铁摩尔所说的边疆可以是“中心”的议题的含义。总之,边地并不是一个完全消极的存在。

边地在事实上成为中心可举北京的例子。北京的历史地理过程,是一个双方互动的典型。正是在南北长期、复杂、越来越激烈的互动历史中,北京地区从王朝边地转变为王朝首善。在这一历史地理选择中,北方民族起到了关键的、主导性的作用。如果仅从中原史这一边的角度看,北京没有成为首都的强有力的理由。将北京作为首都的理由,是北方民族看出来的,是从北向南看出来的。北京成为首都之后,汉族文人才做了事后诸葛亮,形容北京“是邦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天府之国也。”[4] 而真正的历史地理解释,应如侯仁之先生所说:由于北京处于华北平原门户的地位,每当中原王朝强盛时,北京会成为经略北方的前哨。而当中原王朝衰微,北方民族强盛时,北京则成为他们向南发展的基地。[5] 当年巴图鲁建言忽必烈在燕京(北京)建都时就说:这里“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6]


元大都城垣遗址

从两边看边地,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怎么样全面认识阴山,阴山在北部中国历史中,在人文方面,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力?我们从中原文献中读到的对阴山的记载,大多是把阴山看作一个屏障,诗歌里常把阴山写成是一个战场,有很多英雄和将军在这个地方立功。阴山的背后是一些强大的具有“侵扰性”的族群,他们总想要跨过阴山,进到中原地区来“抢掠”。阴山成为中原人和“侵扰”者之间的一条防线。这些几乎成为古代中原人对阴山人文属性的一个定位。但是,如果反过来看,从北部草原地区来看阴山,会有些什么样的想法?阴山北面的人怎样认识阴山南面的人群和社会?阴山南面的人群社会和他们有什么关系?阴山有什么意义和价值?阴山的很大一部分原来是属于匈奴人的地盘,《汉书》里面记载过匈奴失阴山之后的悲伤心情。

几年以前,我在北大上地理学思想史的课,有民族大学的同学来听,其中一个同学(张新宇)要写吐蕃人的“世界”观,他写出来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吐蕃人认为南面的印度是“教法之国”,东面的汉地为“卜算之国”,西面的大食为“财宝之国”,冲木格萨尔为“军旅之国”,世界的文化内涵很丰富。当然他们对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也有一番解释(有雪之国)。他们的“世界”观是吐蕃历史文化中一个基础性的东西。

我很希望有人讲解蒙古高原上人们的地理观,草原上的牧民怎么看待阴山,从草原上看阴山是不是也那么高大?草原上的人们有没有翻过阴山去的想法?翻过阴山以后对他们有什么意义?等等。如果我们找到这些答案,对历史地理学将是一个大的贡献。这些地理上的人文观念可能会帮助我们解释一些社会行为、文化行为。

北方民族的历史很复杂,这个历史过程依托的是北方复杂的地理环境。反过来,历史又给北方地理(山、水、大漠)赋予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属性,成为历史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地理不仅仅是舞台,也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里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将视角转到另一方,并不意味着重心的转换。用人类学的说法,是要做“互为主体”的对话。互为主体乃是一个你来我往的对话场域:不断地透过言说、聆听(或阅读)、观察、学习、实践,甚至共做,不时修正,既关照自省,也拓展自身眼界。在人我对话的过程中,既能进入他者的世界,又不至因之消融自我,失去主体性。在往复递进、相互启发的动态过程中,达成“同理心”的认识。[7]

第三个问题是,即使是讲中国北部边疆的历史,在地理观察与叙述上,也不能把边疆简化为边界,进而用现代的线性边界概念想象古代的边疆地理。线性边界,特别是严格确定的国家边界线是近代的产物,其标志性创始事件是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它有一个边界线谈判的国际法过程(包括勘测、谈判、签署、建立标志等项)。中国最早出现类似的边界谈判是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原件

现代边界概念可以是一条一点宽度都没有的经纬线,但现实当中哪有这样的界线。一条线把两个国家判然分开,这种观念对于我们研究边疆史来说非常糟糕。很多年前拉铁摩尔写书,就是强调边疆不是一条线,边疆是一个地带,甚至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带来研究。边疆地带它自身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它是怎么发展的?怎么样和中国历史,和整个亚洲的历史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为了这样做,有必要给边疆、边地自身一份历史。

当我们把边疆看作一个独立的地带,具备主体性的时候,其多元性、结构性就很值得关注了,因为多元性、结构性乃是讲主体性时必然涉及的连带特性。地理学研究的前提判断是:任何区域、地带都不是均质的,而呈现多元性与结构性。所谓的整体史也不是将一个区域看成简单的一块,而是要观察其复杂的内部勾连的结构,只有找出内部多元的特征,才是真正的整体史。现在学者坐在家里想象边疆,不能被古人牵着鼻子,把边疆想象成一种单一的地带,单一的仅供穿行的地带,以为在那样狭窄的边疆地带,很难有稳定的发展,很难形成可观的社会积累,没有多少历史内涵。

我们的很多边疆研究,往往是研究中原王朝的边疆政策,这不是真正的边疆研究,边疆研究应该以边疆自身为主体,站在边疆的主体位置上,意识到那是一个有自身生命的区域。边疆地带不是有待于两边谈判才能出现“结果”的地方,边疆的历史发展不是追求一条边界线,这是我们今天的概念,古代未必是这样。一条线是现代政治强加给边疆地区的。

研究边疆政策,只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眼光,而“从上到下”是不够的,也要“从下到上”。北大历史地理学中心有一个博士生(孔源)研究呼伦贝尔地区,他的研究核心不是边疆政策,而是呼伦贝尔基层社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群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经济、文化传统下,包括俄罗斯的一些因素,怎么样在这个地区一步步发展,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地理局面,这个结果局面不是上层边疆政策导致的(当然边疆政策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而主要是自身的社会生态使然。从基层、从社会自身各要素的相互关系讲述这个历史地理过程,使我们对于边疆的理解更加有血有肉。

边疆、边地的多元性在地理上有充分的体现,即使我们称地理为“舞台”,我觉得对边地这个“舞台”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比如对阴山南北地区我们认识就不够细化。例如,我们常常笼统地描述北疆的长城,但如果细致观察,可以发现,战国——秦——汉长城对于阴山的利用,或者说与阴山的关系,各不相同。战国赵长城在阴山南坡脚下,阴山山地尽在长城之外。秦朝长城则改到了山上,在山巅的北坡,而西汉长城远跨山外,将阴山西部囊括其内。这一系列的变化说明了长城建设者什么样的战略意图?很值得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做细致讨论。


战国秦长城遗址

我的一个硕士生(陈峰)写过南匈奴的历史地理论文,里面就涉及了另一类细节问题。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部,其中一部归附东汉,史称南匈奴。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正式设立单于庭帐(南单于庭)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西部塞八十里处,随后又令其入居云中郡(其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不久再迁至西河郡的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南匈奴单于庭在阴山以南地区的横向空间位置的三次选择,应该各有思路(这是南单于庭的沿革史),反映了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地理格局,应该从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的角度做细致分析。

阴山从东到西跨度大,其各个地段的发展是不同的。比如阴山西段的狼山与乌拉山,在早期历史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自成一个单元。当赵国向北面发展,并沿阴山南面的平原向西拓地时,仅到乌拉山为止,乌拉山以西(今天所说的河套地区)仍为匈奴人的家园。过去以为赵国长城“西至高阙”,可以到达狼山一线。后来李逸友先生做细致田野考察,没有在乌拉山以西发现战国长城遗址,从而否定了原来的老看法。因为赵长城止于乌拉山以东,所以高阙塞的位置也应该在这一带,这又引起了对高阙塞的讨论。《水经注》说高阙塞在狼山石兰计,在乌拉山以西,而李逸友提出应在乌拉山的某个山口。辛德勇综合两家,提出高阙塞“徙关”说,即战国时期的高阙塞在乌拉山,由于汉代徙关,高阙赛搬到了狼山,所以北魏郦道元所见也不错。[8]

阴山以及边地的这些事件的地理位置变化,不仅仅是简单的地名的变化,而有着位置属性的改变。这些不同位置的相关性构成了历史事件的空间结构性。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包含空间结构性的特点,这也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前提判断,它与空间的非均质性是一致的。非均质性,是多元性的基础。在辽阔的北方边地,对这一历史地理特征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从谋生百姓到政治实践家,都具有现实的地理知识,而掌握地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选择。在历史中,历史事件有多少,地理选择就有多少。在辽阔的中国——亚洲大地上,无数次的地理选择,构成了这里的文明史。

我们强调边疆、边地的多元性,即强调它们的现实性,因为边疆、边地都不是概念的、笼统的,而是具体的历史存在,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功能与独立的历史价值。对问题的简单化理解,是一种轻视。

总结起来,我的基本想法是,东亚大陆似乎有一个绝对的自然地理分界,即历史上所谓的“大漠”,这个自然地理界线深深地影响了东亚大陆的历史。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多瑙河都没有像亚洲大漠这么厉害的分界作用。这个中国边地的地理基础我们必须承认。但是,如果它也成为人们视野的界限,就有些遗憾了。亚洲的历史地理是复杂的,有些国家在强调海洋中心,我们过去强调大陆中心,这些都是解释亚洲历史的重要视角。海洋地区有琉球、日本、菲律宾等。亚洲内陆要复杂得多,草原地区、中亚地区等等。就中国历史来说,拉铁摩尔讲,中国各面的边疆属性不同,要分别研究。中国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宏观地理位置上,这是中国拥有的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但我们的学术并没有适应这个地位,并没有把这么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很好地发掘出来,成为我们国家真正的一个知识学术基础。提倡亚洲视野,正是要改变这种情况,其意义不仅仅是范围的扩大,更重要的是问题的深化。

提倡亚洲视野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亚洲整体眼光的缺乏,不光对学术不利,对于处理现实社会、政治、外交的问题也不利。在一般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上,比较缺乏亚洲方面的基本文史知识。问问中国的大学生,知道多少关于印度的事、关于尼泊尔的事、关于阿富汗的事,这都是我们的邻国,但我们对邻国的文史知识很缺乏了解。现在中国周边的问题很多,有些学者开始突破过去的视野来研究这些问题,有很多重要发现。在亚洲问题上我们变被动为主动,变糊涂为清醒,在今天的发展很重要。

以上所说,是自己的一些粗浅认识,我对边疆边地问题的研究很不够,说错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注释:

[1] 唐晓峰:山地对于匈奴的重要意义,《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87-198页。

[2] 马健:《匈奴考古国际研讨会会议纪要》,2009年7月13日,凤凰资讯网.

[3] 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4]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五“形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7页。

[5] 参见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载氏著:《北京城的生命印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2-28页。

[6] 《日下旧闻考》卷五,第77页。

[7] 参见刘斐玟、朱瑞玲主编:《同理心、情感与互为主体》,台北:中研院民族所,2014年。

[8] 辛德勇: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文史》2005年第3期,中华书局,第5-64页。唐晓峰:河套乌拉山在战国时期的人文地理意义,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6-330页。

唐晓峰 /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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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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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化纵横》2016年8月号,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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