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的民族骄傲举世闻名，尤其是在面对英国的时候。要让一个法国人承认英国的好处并不容易，更不必说是在思想方面。然而，作为十九世纪法国最为著名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却对英国表现出了非凡的好感。他在晚年给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的信中说"：“我几乎同样珍视英吉利海峡两岸对我的评价，此外我与英国人有如此之多的共同情感和思想，以至于英国成为我思想上的第二故乡。”
托克维尔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英国究竟有何令其为之折服的魅力？这恐怕还得从他的直接经验中寻找原因。托克维尔曾三次游历英国，前两次都留下了丰富的笔记。这些手稿由《托克维尔全集》总主编迈耶整理，并以《英格兰与爱尔兰游记》的单行本形式出版，为学者们研究托克维尔与英国的关联提供了极大便利。
一
托克维尔对英国的欣赏绝非自始至终，甚至还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其态度建立在观察和反思的基础之上。
刚成年的托克维尔就对英国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可他却以一种极为轻蔑的口吻说，想去看看那些强壮的、富足的英国猪。可见，尽管他对先行开展工业革命并致富的英国颇为关注，但仍持有法国人的偏见。可惜由于护照问题，此次旅英计划未能成行。
直到十年后，托克维尔才有机会踏足英国。彼时，他刚从美洲考察回国，在安心书写《论美国的民主》之前，决定前往英国。因为他感到只有观摩英国的政治机器，才能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在评价该动机时，弗雷认为，美国对托克维尔来说就是摆脱了贵族制的英国。这个观点不无道理，但托克维尔错估了贵族制的去留对两个国家的重大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轻视了贵族气质对其本人的潜移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若姆以“自由的贵族源泉”概括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思考"：民主将会引发新的、隐性专制的威胁—原子化的个人面对强大的集权政府，要以贵族的价值观来化解，即需要某种中间组织。而此时的英国，正是在经历了重大民主改革（一八三二年《议会改革法案》通过）之后，依然保留了浓厚贵族氛围的国家，上议院仍握有重要的立法权。一八三三年，抵达伦敦的托克维尔被英国的贵族民情所震惊。他感慨道：“在我看来，贵族精神已经深入到所有阶层。”
可以说，贵族性构成了托克维尔与英国之间的第一层共情和共鸣。
二
不过，托克维尔对英国贵族气息的好感只是一种表象。尽管出身贵族，但他对之抱有客观的态度。在旅行爱尔兰后，托克维尔“毫不掩饰他对英国贵族和英国国教将爱尔兰人民视同奴隶的态度所产生的蔑视”。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贵族制已是明日黄花。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很清醒地指出，民主是一种天意使然的人类命运。在《游记》中，他也明确认为，即便英国也不可能逃离民主化的结局"：“欧洲社会的不远将来完全是民主的……英国的平民开始意识到，他们也可以参与政府……事情的不可抵抗的进程导致了民主原则的逐步发展。于是，人们每天都攻击某项新的贵族特权"；人们把它当作一场围绕细节的缓慢战争，但终有一天会摧毁贵族制。”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两层意思。第一，英国的贵族制终将被民主制所取代。因此，对于英国残存的贵族制，托克维尔并不会产生留恋并进而欣赏英国。第二，英国的贵族制会以缓慢的速度消亡。托克维尔敏锐的洞察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预见性，他对英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观点，再次把握住了英国的特性。
在托克维尔思考英国改革的渐进性时，他必然会以之同法国革命的暴烈性比较。尽管他没有亲历法国大革命，但其家族受到了巨大冲击。托克维尔的外曾祖父、出版总监马尔泽尔布因替路易十六辩护而被送上断头台，外祖父、巴黎高等法院院长罗桑博同样难逃悲剧命运。这些人并非作恶多端的败类，恰恰相反，前者曾不惜得罪国王而保护启蒙哲人，后者不同意国王登记新税法而促成三级会议的召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大革命的助产士，却最终成了自身的掘墓人。他们对自由、平等的热爱并不弱于其他革命者，仅因贵族身份而丢掉了性命，这很难不让托克维尔恐惧革命的暴力。
从理性上，他并不哀叹贵族制的衰落或贵族阶层的消亡"；但从感性上，他恐怕很难接受过于激进的暴力流血。换言之，他可以接受革命，但希望摒弃“革命精神”，即一种无序且暴虐的冲动。托克维尔能与相差四十多岁的鲁瓦耶"- 科拉尔结为忘年交，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都渴望达成一种去除“革命精神”的革命。经历过大革命生死危机的鲁瓦耶"-科拉尔自然更有体会，他始终坚信自由精神和革命精神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区分的。在暮年写给好友弗雷隆的信中，托克维尔如此分析这位前辈对两种精神的微妙甄别"：“他希望废除特权体系下的旧制度，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实现人的自由和尊严。同时他也痛恨那种冒险、暴力、专制和蛊惑的精神，这种精神是革命精神的类型。他相信即便不服从这种精神，也可以推翻旧制度。他渴望从革命中得到这种精神以外的东西。在这种信念之下，鲁瓦耶"- 科拉尔并不认为有必要摧毁旧法国社会的一切，而只要打破阻碍现代精神、适度自由、权利平等以及阻碍开放一切事业和命运的东西即可。”
这种没有“革命精神”的革命的愿望是否异想天开？倒也未必。正是英国的先例给予希望，其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革命。“如果人们把法律的所有重大变化、所有社会变革、所有控制原则的替换，称为革命的话，那么英国肯定处于革命状态，因为作为英国宪政根本原则的贵族原则正日益丧失其力量；而且，在某个特定时间，民主原则可能会取而代之。但是，如果人们把革命理解为一种暴力且突然的变化，那么在我看来，英国还没有为类似的大事做好准备，甚至我有很多理由认为它永远不会如此。”渐进改革何尝不是一种社会革命呢？而且它恰恰是托克维尔渴望的革命。从其字里行间我们不难读出羡慕之情"：“如果事情顺其自然，我不认为会发生这种暴力革命，我看到英国人有很多机会来改进其政治和社会状态，毫无疑问会伴有极大不适，但不会发生大骚乱或内战。”
肯定有人会质疑两件事情"：第一，十七世纪的英国也经历过漫长的内战，所谓的“光荣革命”也并非毫无流血"；第二，法国自有国情，英国的经验并不适用。以托克维尔的聪明才智，他当然想过这些问题，而且在另一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或隐或显的解释。首先，英国确曾经历过暴力革命，但自《权利法案》颁布以来，社会总体趋于稳定。而在后革命时代，法国人又以更长的时间重走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大革命史，经历了王权、共和与帝制的交替。所以托克维尔才哀叹，历代革命者并没有摧毁专制制度，反倒重建了类似的专制统治"：“在法国，只有一件事情办不到，那就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而唯一破坏不了的制度，则是中央集权制。”其次，法国当然不应也无法照搬英国的经验，这也是托克维尔区别于基佐这类崇英者的根本原因。在以英国为镜鉴时，他认为法国有机会做得比现在好。在充满英法比较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说明了写该书的动机"：“我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我的目的是要绘制一幅极其精确，同时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图画。”
因此，对英国渐进改革的嘉许，构成了托克维尔在思想上重视英国的第二层原因。
三
那么，托克维尔从英国找到了何种经验呢？总揽其《游记》而言，就是维护自由。
维护自由的方法尚在其次，意愿才更关键。这点从他对英国的地方分权的评论中可见一斑"：“要想获得并长期享有地方分权，人民只能依靠自身努力，如果他们自己对此不感兴趣，那就无药可救。”这句话颇有几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味，托克维尔暗指的正是法国。因为他在多处文字中描述了法国人偏好统一的民族性，由此中央集权自然变成其政治选择。与之相反，英国人头脑中几乎没有一般观念，他们认为差异的存在符合自然规律，地方分权无可置疑。民族性本不应有高低之别，可一旦与政治结合，就会生发不同的结果。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和自由之间的紧密关系是托克维尔关注的典型问题，尽管他并没有粗暴地将中央集权与专制、地方分权与自由采取映射捆绑，但他认为合理的分权和集权事关适度的自由。托克维尔将中央集权细分为行政集权和政府集权，并指出后者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在司法、外交和军事这些需要全国统筹的事务上，但他认为做得出色的正是英国，而不是法国。托克维尔在曼彻斯特说道"：“在英国存在一种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它是何种性质？它是立法的，而不是行政的"；是政府的，更甚于行政的。”这也是在“漫长的十八世纪”的英法竞争中，法国总是落于下风的主要原因。英国人懂得何时集权，何时分权，由此在保持政府强大的同时也保障了社会活力。“英国人是首个想到要集中司法权的民族。这种能追溯至诺曼王朝初期的革新，可视为该民族在文明与自由领域取得更快进步的原因之一。”这是在该问题上偏好极端的法国人难以做到的"：“我们走向各省的独立，或走向它们完全的奴役与市镇生活的毁灭。”
最可叹的是，这不仅是上层统治者的意愿，而且是广大人民的要求。法国人最热爱的不是自由，而是平等，他们宁可在奴役中平等，也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为了做到这一点，人民甘愿放弃政治自由，把决策权全部交给中央政府。他们在失去自由的习惯和能力后，也同样把责任全部转嫁给政府。政府看似无所不能，却也背负起巨大的压力，但凡有任何不孚众望之处，就会引起舆论风波。这就是解释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国家主义自毁”的理论的逻辑。在托克维尔看来，想要破解这一困境，就得处理好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平衡问题。
英国人珍视自由并用可行之法维护适度的自由，是托克维尔钦佩这个民族的第三层原因。
四
哈耶克曾对英法两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进行区分，认为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利用的资源植根于普通法法理学中，而法国则更多基于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但与此同时，他又将某些法国思想家归入英国传统之下：“孟德斯鸠之后的贡斯当，特别是托克维尔，更接近我们所说的英国传统，而非法国传统。”他之所以这样做，除了这些思想家欣赏英国之外，更因为其政治思想具有同英国传统相符的经验主义特点。他们更偏好从历史和社会层面出发阐释观点，而不是更热衷于通过演绎和推理来构建普遍理论。
有些法国思想家更进一步，他们需要带着问题意识直接考察研究对象。因此，迈耶如此评价托克维尔的英国之旅"：“他只是追随了奥拉纳、雷米萨和布朗基等人的先例。”托克维尔旅英的目的在于增进理解美国制度的历史根源，以便区分哪些结果是民主化造成的，哪些是前宗主国带来的。归根结底还在于方法论，这些思想家认为只有亲身体验才能产生真正认知。正是这种观念使其天然服膺英国的思想，也使其在法国独树一帜。
学者们将启蒙运动以来受英国制度吸引的法国思想家称为亲英派，比如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传》的作者布罗根也明确表示“托克维尔是公认的亲英派朋友”。然而，亲英派的提法不太准确。这些法国人并不总是支持英国的做法，更不认为事事要以英国为榜样，比如托克维尔曾对英国提出严厉批评"：在曼彻斯特，他注意到快速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危机，对工人阶级深表同情；在伦敦，他绝望于英国人对金钱的无限尊重。他们与英国的契合，更多是出于一种经验论的思维方式，而不仅是思考所得。
由此，我们便不难从第四个层面，也是最深的层面理解，英国何以成为托克维尔思想上的第二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