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陆海大国竞斗结果往往呈现陆权屡败的困境循环，为何会出现此模式？本文通过分析 19 世纪以来英法竞斗、英俄竞斗和英德竞斗等经典案例，提出“安全条件—消耗性对抗—战略共识”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陆海大国因内在安全条件差异而陷入消耗性对抗，此高压情境催化作为第三方的关键陆权国形成明确的制衡共识，并与海权大国结盟，致使陆权大国陷入陆海双重遏制而最终失败。技术政治时代该理论框架发生深刻调适：技术变革作为重组性变量与传统地理要素深度耦合，驱动竞争从地理空间主导转向技术—地理主导，从高烈度间歇性竞斗转向常态化极致消耗，并使外部反应模式面临高度复杂化与不确定性。技术政治时代大国竞争的安全条件和战略共识演变，使近代陆权屡败的经典因果链被打破。因此，虽然技术政治时代的大国竞争并未终结且仍有近代特征，但是，陆权困境得以超越的可能性已经显现，并形成围绕技术和体系的长期博弈。
关键词：陆海大国竞斗；安全条件；战略共识；消耗性对抗；技术政治时代
作者简介：李清扬，男，安徽合肥人，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3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杜哲元，男，河南驻马店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地缘政治、国际安全与战略。
战争与和平、繁荣与发展构成国际关系研究核心二元命题，同时，两者存在显著转化规律，经济繁荣为军事冲突积累结构张力，发展诉求演变为安全竞争。事实上，两大命题既包括崛起国与主导国战争是否难以避免的经典问题，又蕴含崛起国与主导国竞斗的显著特征——大陆均势对抗海洋优势。如果将新兴崛起国与守成霸权国总会因结构性矛盾陷入不可避免战争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视为第一类“历史悲剧循环”，那么，本文将侧重讨论第二类历史现象的当代意蕴，笔者将该现象称为“陆权困境循环”，即近代以来陆权大国在与海权大国竞斗中的屡次失败现象，着重思考该现象是否会在当下的技术政治时代重演？
自西班牙与葡萄牙《托尔德西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确立海洋秩序雏形、法国尝试打破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欧陆均势以来，欧洲始终存在某国确立海上优势对抗另一些国家为争取霸权而不断突破大陆均势的历史，并在几个世纪间将这一规律扩至世界。同时，陆海大国竞斗历史与崛起国对抗主导国的规律高度重合，学者艾利森列举的“修昔底德陷阱”案例中涉及陆海大国竞斗的有一半以上，而且结果多为陆权大国难以实现目标甚至导致溃败。对陆海大国竞斗的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一方面，已有成果聚焦于双边关系、海权领域和战略制定，更关注战争风险问题，较少对竞斗结果有理论化具体分析；但另一方面，现实关切呼吁深化对国际关系与地理政治学、百年变局下陆权大国对海权大国关系的研究，如何将变局时代背景与历史机理结合，是亟待回答的问题。因此，本文将基于对 19 世纪欧洲国际关系历史理解提出近代陆海大国竞斗的“陆权困境循环”理论，并重点分析其在当代的演进与延续。
一、近代以来陆权大国在陆海大国竞斗中屡败的已有解释
19 世纪以来，帝国控制大陆辐射海洋的时代正式结束，竞逐海权成为大国竞斗的目标，促成古典陆权深刻转型与地理政治学说兴起。此后，陆权大国面临陆主海从到陆海兼顾的海洋转型问题，海权大国则要持续掌控海权排除大陆权势的潜在影响。陆权大国如何合理发展海权，以及海权大国如何长期维持优势成为彼此关注的重点和冲突的根源。具体而言，陆权大国为何屡败于陆海大国竞斗，学界主要有三类分析框架：体系制衡论、海权制胜论和战略失衡论。
1.1 体系制衡论
体系制衡论表现为地理政治学中均势机制与霸权机制的互动，即均势原则主导区域大陆体系和霸权原则主导全球大洋体系，具象化为大陆挑战者对抗大洋领导者。简言之，陆海大国竞斗包括三大主要命题：（1）海洋优势与大陆均势的共生性；（2）海权大国的大陆义务；（3）心脏与边缘两类陆权大国差异性。具体而言，海权大国大陆义务与陆权大国海洋转型总使双方陷入战争惯性：一方面，维持大陆均势并非海权大国最终目标，而是维护海洋优势和体系地位的必要前提。即使陆权大国不具备领土扩张的动机和行为，海权大国也可能会因缺失大陆资源或海陆实力不平衡发展而被迫放弃海权。由于无法承担任何大陆霸权带来的风险，海权大国总在必要时刻干预大陆事务维持均势。另一方面，大陆权力分布的复杂性使两类冲突模式反复出现，即海权大国与其边缘陆权盟友对抗心脏陆权大国与其边缘陆权盟友，或海权大国与其心脏陆权盟友对抗边缘陆权大国。均势机制和霸权机制揭示陆权大国总受到海权大国和另一陆权大国的两面制衡，所以，陆权大国在与海权大国竞斗中难以取胜。体系制衡论可以概括近代陆海大国竞斗一般现象，但是，对于陆权大国遭到两面制衡，特别是陆权大国间屡次相互制衡的原因仍需进一步分析。
1.2 海权制胜论
海权制胜论将近代陆海大国竞斗结果的逻辑归为战争必然论、海权争夺论与地理制胜论的递进关联：海洋既是陆海大国竞斗关键领域，又是决定性地理条件，因此，海权优势方总是取胜。战争必然论揭示大国结构性对抗的客观宿命，即权力转移诱发围绕海洋的体系战争，权力增速差异可能使优势方主动开战，也可能让劣势方发动预防性战争，新古典现实主义结合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解释战争决策，将历史图景描绘为反复争夺海权的零和博弈。海权争夺论聚焦海洋主导权在大国战略中的核心地位，马汉主张海洋经济与海上武装的共生循环，科贝特与李德·哈特倡导英国离岸制衡与有限干预，提尔皮茨提出德国可以通过构建强大海军威慑迫使英国因忌惮决战带来的高昂代价而避免与德国发生海上冲突，戈尔什科夫推动苏联大海军主义转向海洋强国，莱曼则主张以美国绝对海洋优势压制苏联。基于战争必然与争夺海洋，地理制胜论强调自然疆域的底层作用，即地理条件反复影响国家命运使不同国家具备差异机动力量与禀赋潜质。因此，海权制胜论将地理条件与竞斗结果建立强关联，构建“战争必然—争夺海洋—海权制胜”的逻辑链条，表明海权既是陆海大国竞斗主战场，又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历史表现为海权大国维持海上优势和陆权大国海洋转型失败的周期困境。但是，海权制胜论更多分析海洋对近代陆海大国竞斗的决定性意义，而忽视多个国家间互动关系，同时，为何近代以前帝国普遍盘踞大陆辐射海洋，技术政治时代对海权的影响如何，都有待进一步发掘。
1.3 战略失衡论
战略失衡论聚焦大战略视角对陆海大国竞斗结果进行案例分析，即陆权 / 海权大国的目标与手段之间是否集中、平衡、合理、明确和有限。因此，战略失衡论对陆海大国竞斗结果的经典解释是：某个大国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是否匹配将决定战略行为的成败。譬如，将18 世纪初英法竞斗路易十四的失败归因于法国的战略透支，将拿破仑法国的失败归咎于大陆政策并非合理，将德意志帝国与英国竞斗失败总结为德国内政矛盾引发强硬的世界政策，将纳粹德国的覆灭聚焦于其为迫使英国投降而进攻苏联的战略矛盾。事实上，战略失衡论所蕴含的思想是陆权大国若想在与海权大国较量中取胜，需要具备更多政治智慧，然而，陆权大国战略失衡往往以总结失败教训的方式呈现。所以，有必要对陆权大国为何应具备更高政治智慧进一步研究。
1.4 小结
已有研究将近代陆权大国屡败于陆海大国竞斗的现象解释为：（1）均势原则和霸权原则使陆权大国总受海陆双重制衡；（2）海洋是近代竞斗关键领域，地理禀赋决定海权大国更具优势；（3）陆海大国竞斗对陆权大国要求更高，而陆权大国大战略不足应付与海权大国竞斗。上述解释面临理论视角缺失、因果关联模糊和时代特质不足等问题。首先，体系制衡论本质是均势机制和霸权机制作用促成陆权大国相互制衡，对维持大陆均势的具体动力有待建立微观框架补强视角，同时，体系制衡论实质假定大国难以承担海陆双重遏制。其次，海权制胜论聚焦陆权 / 海权大国双边关系解释为何海权优势方获胜更多，但是，对于理解陆权大国为何屡败需分析关键第三方因素。最后，战略失衡论是依据现象总结陆权大国有更高战略要求，而非对为何陆权屡败的原因分析，依然有待解答为何陆权大国更容易失衡。此外，现有研究的适用效力密集于近代欧洲陆海大国竞斗，对技术政治时代能否避免“陆权困境循环”依然有待发展理论承接传统图景。
本文尝试拓展已有理论，提出更完善解释。一方面，审视“陆权困境循环”现象不应局限陆权 / 海权大国，或竞斗海洋场域，而要关注促成周期现象的两类陆权大国和海权大国的三边关系。另一方面，需具体解析陆权大国相互制衡的动力是否仅为安全或权力。对此，本研究以安全条件（Security Conditions）和战略共识（Strategic Consensus）为核心概念，分析 19 世纪欧洲陆海大国竞斗陆权屡败原因，提出“陆海大国消耗性对抗→关键陆权国激进制衡陆权大国→陆权大国安全条件不足导致屡败”的逻辑链条，建构“陆权困境循环”理论。进一步研究发现，“陆权困境循环”不仅意味着陆权大国有受两面制衡的历史困境，海权大国也会因系统性消耗和新兴技术挑战而难以维持海权，在技术政治时代条件下，安全条件和战略共识的演化使当代大国竞争具备突破历史困境的可能性。
二、“陆权困境循环”理论的分析框架
本研究认为，陆权大国在陆海大国竞斗中反复失败的周期现象源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一方面，陆海大国内在“安全条件”差异。陆权大国的广阔领土与复杂疆域呈现安全赤字，需常态应对多向陆地威胁难以集中资源，而海权大国凭借海洋屏障与机动优势更具安全盈余，更易实施选择性介入与离岸制衡。另一方面，陆海大国竞斗触发体系连锁反应，使作为第三方的关键陆权国形成制衡的“战略共识”。具体而言，陆海大国竞斗因领土构造与军事侧重等差异陷入“消耗性对抗”；消耗性对抗情境激化关键陆权国对陆权大国威胁认知与利益重估，在国内催生并强化制衡后者的战略共识；制衡共识与海权持续消耗形成合力使陆权大国陷入资源分散与战略失衡的困境，最终因无法制胜决定性战争而告失败。
2.1 理论的基础概念说明与前提假定
本文所称的“海权国家”（Seapower State），是指领土构造围绕海洋，有强大海军力量和广泛海洋利益，依赖海洋资源与贸易，并在战略文化上与海洋紧密相连的国家；与之相应，“陆权国家”（Landpower State）以大陆为核心，拥有强大陆军力量和丰富陆地资源，依赖陆上贸易与资源开发，并在战略文化上与陆地紧密相连；“关键陆权国”（Crucial Land Power）是指对陆海大国竞斗起关键影响的陆上强国，通常需要足够的综合实力、地理邻近和战略利益，且非海权大国优先制衡目标。同时，海权国家海洋经济和海上军事力量并不总高于陆权国家，而陆权国家大陆经济和大陆军事能力也未必总高于海权国家。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属性更多是本国海权比较陆权，并附带相较于体系内国家对海陆的相对侧重程度，更多时期，国家规模影响甚至决定海权能力与陆权能力。当陆权国家 / 海权国家成为“陆权大国”（Land Power）和“海权大国”（Sea Power）时，不仅在领土、资源和军事上实现突破，海权大国还具备大陆诉求，陆权大国也具备海洋诉求，二者具有同质性。此外，近年有研究涉及边缘地带强国等概念虽然相似于本文关键陆权国，但事实上两者存在本质差异：已有研究强调地理性，边缘地带强国存在于法国、德国和中国等欧亚大陆两端板块，与之相对的是心脏地带强国和英美等海权强国，实则将俄国视为特殊且始终的心脏地带强国。本文语境强调功能性，心脏地带强国和边缘地带强国都可以纳入陆权大国的范畴。
据此，近代陆海大国竞斗遵循下述前提假定：第一，近代地理构造塑造陆海大国不同的安全条件。海岛或两洋大国，凭借海洋屏障，其安全挑战主要来自海上方向，防御具有天然弹性，享有较高安全盈余，能够将更多资源投送境外。反之，大陆型陆海复合大国，其领土与多个强邻接壤，安全挑战具有多向性和常态化特征，防御体系必须覆盖漫长陆疆，从而导致资源分配面临压力和相对安全赤字。第二，海洋屏障阻隔效应与技术赋能作用共同塑造全球性权力的边界与形态，使绝对永久的全球霸权难以实现。两百年来，英美等海权大国凭借技术优势超越海洋地理阻隔建立的全球影响力与海上主导地位，也具有时空相对性，既面临持续不断陆权与海权区域挑战，又需应对技术周期迭代困境和高昂的霸权维持成本。因此，海洋与技术结合催生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内在约束力的海权大国，其虽难以支配所有大洋，却在特定海域建立优势并通过关键水道影响全球海域，构成陆海大国竞斗的重要体系背景。第三，陆海大国竞斗逻辑易于呈现对抗升级的惯性。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权力最大化动机和对他国意图不信任，较好覆盖陆海大国争夺体系主导权时陷入螺旋对抗升级而非妥协的近代案例。防御性现实主义强调威胁平衡与战略审慎在竞斗初期或低烈度阶段有所体现，但是，一旦涉及核心权力与生存安全，进攻性逻辑的对抗惯性会占据主导。具体而言，海权大国履行大陆义务与陆权大国追求海洋转型，在缺乏超国家权威调停的背景下，互动会推动竞争从战略对峙走向军事摊牌。
2.2 理论的核心变量界定
基于上述对陆海大国基本特征与体系背景的前提假定，本研究提出“陆权困境循环”理论框架的三个核心变量：安全条件、消耗性对抗与战略共识。其中，“安全条件”是前提假定中“地理构造塑造安全盈余和安全赤字”判断的结构光谱；“消耗性对抗”是陆海大国因安全条件差异而陷入的特定竞斗形态；“战略共识”则是前述情境下关键陆权国决策精英的认知聚合。三者构成“结构—过程—结果”的因果链条，以下分别予以界定。
（1）安全条件
安全条件是对国家安全环境产生持久系统性影响的背景因素。地理塑造初始环境，军事与技术是其变迁动力，形成国家安全位势从安全盈余到安全赤字的连续光谱。具体而言：
第一，地理禀赋刚性约束成为最重要的结构性安全条件。国家地理位置、自然地形与资源分布及其客观物质框架，设定国家安全初始参数与物理边界，是国家战略必须长期适应的背景。地理禀赋决定基础防御成本、外部威胁方向与紧迫性。广阔海洋屏障能极大提高外敌入侵本土的成本与难度，创造天然安全盈余，能将更多资源投向全球事务。而大陆型陆海复合国家，因与多个强邻接壤，需将大量资源投入陆上防御与周边地缘维稳，承受由地理位置强加的基础安全赤字。
第二，技术权力和战略文化等是建构性安全条件。国家通过历史实践、社会选择与政治进程决定安全威胁认知，以及能将结构性条件转化为实际安全效能的水平。技术权力在近代聚焦国家关键战略性且相对静态的技术条件和技术迭代，在现代则成为技术变革的时代驱动力，持续重塑权力内涵与效力并成为元变量。战略文化指国家基于历史与地理形成的思想偏好。其作为认知滤镜影响国家排序威胁和界定利益，使面临相似结构性条件的国家可能走上不同战略道路，包括大陆守成、陆权扩张、海权进取或离岸平衡等。
因此，国家安全位势盈余或赤字是结构性条件与建构性条件长期互动结果。安全盈余型大国享有地理和技术优势的战略缓冲，更注重追求全球权力和秩序塑造，战略表现为强耐心、多选项和高容错。而安全赤字型大国承受由地理或技术劣势强加的安全负担，生存面临更直接且迫切威胁，将大量资源投入基础防务与周边维稳，战略表现出强紧迫、窄空间和低容错。
（2）消耗性对抗
消耗性对抗是陆海大国竞斗的特定形态，尤其指地理禀赋等结构性安全条件存在根本差异的陆海大国间，最初旨在彻底击溃对手，后因条件被迫陷入以全面削弱对方综合国力为目标，并通过军事、技术和外交等多领域高强度施压，而使双方陷入资源投入巨大而战略收益模糊的长期僵持状态。不同于聚焦某个领域斗而不破甚至竞合并存的长期竞争，消耗性对抗更强调因安全条件而被迫陷入的难以相互消灭的状态，其上限是体系性大战；同时，消耗性对抗可具体表现为战略消耗与战争消耗，前者指未爆发全面战争状态下进行多维度高强度长期博弈，旨在以非军事手段损耗牵制对手，后者指升级为热战后战场上的长期僵持，旨在耗尽对手军事力量与战争意志。具体而言，战争消耗可衡量为双方在具备足够战争制胜意图情境下却不具备战争制胜条件，进而展开在安全等领域的全面封锁，战略消耗可衡量为安全维度高强度竞赛、技术维度系统性封锁，以及外交维度阵营化对抗。二者虽在是否跨越公开战争门槛上存在区别，但是存在长期性、高成本和不确定性等核心特征。事实上，消耗性对抗根源在于双方安全条件的差异。陆海大国在地理禀赋、技术权力和战略文化的区别使任何一方都难以在对方拥有优势的领域取得决定性胜利，促使竞斗逻辑转向旨在比拼耐力的长期消耗。同时，消耗性对抗会急剧放大固有的安全位势差距。对安全赤字型陆权大国而言，多线长期消耗会迅速透支资源，导致安全恶化战略耐心下降，行为趋于激进与短视，从而对周边环境构成更直接的压力。对安全盈余型的海权大国而言，消耗性对抗反而能验证并展示地理与资源优势所带来的战略韧性，强大的远程投送能力和全球资源储备，使其作为安全合作伙伴的吸引力相对上升。上述不对称的效应会系统催化关键陆权国威胁认知与利益计算，形成明确制衡共识。
（3）战略共识
本文语境下，战略共识特指关键陆权国核心决策者、高级军官和外交官僚等政治精英集团，经过内部辩论后就国家面临的根本威胁性质、核心利益排序和大战略方向，形成能够主导一段时期政策的主流认知。战略共识并非全民共识，而是消耗性对抗情境条件下所促成从模糊到清晰的精英认知。譬如，陆海大国消耗性对抗产生体系压力，使关键陆权国从最初维持中立的有利地位演变为难以维系模糊立场而必须做出制衡决定的两难局面。外部冲击引发关键陆权国精英激烈辩论，形成路径依赖的陆权传统或是新战略挑战传统思维，当陆海大国消耗性对抗出现关键事件时，战略共识由模糊走向清晰。
战略共识的作用在于连接消耗性对抗与关键陆权国的决定性转向，具体而言：一是压力聚合与共识触发。消耗性对抗情境下，关键陆权国安全赤字同样严峻，当某个催化性事件将长期压力转化为紧迫决策危机时，便触发精英层对现行大战略的根本反思。二是认知重构与共识形成。精英对大战略开启辩论反思，包括对战略文化传统的挑战，即是否认识到追求海权更为重要，抑或是维持陆权传统制衡陆权大国，并就首要威胁和战略方向达成主流共识。三是战略重组与现实转向。新战略共识一旦确立，便为政策转变提供合法性，催生国家资源再分配、军事学说调整和外交联盟重心转移，至此，关键陆权国完成决定性转向。此外，战略共识不同于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历史沉淀且稳定的观念背景与习惯偏好，以限定战略共识的范围。战略共识则是具体动态的决策认知框架，是在体系压力下，精英从选项中进行选择性激活、重新诠释甚至创造性突破的结果。但是，在面临不确定性国际体系压力时，选择路径依赖而非路径替代成为最安全且保险的措施。因此，战略共识是在消耗性对抗情境下，由外部危机触发从模糊走向清晰，经过与内部碰撞筛选，最终在精英层面形成制衡抉择。
2.3 理论的因果机制
需要强调的是，“安全条件—消耗性对抗—战略共识”分析框架并非源自陆权大国在所有方面均处于劣势的静态假定，而是承认陆权 / 海权大国基于地理禀赋、技术权力与战略文化，各自拥有非对称竞争优势。本框架旨在解释，在近代海权主导的全球体系竞斗中，当陆海大国因安全条件差异而陷入消耗性对抗时，会系统性放大并激化陆权大国安全条件中易被消耗和引发制衡的脆弱面，同时，强化海权大国安全条件中利于持久竞争且吸引盟友的韧性面。因此，消耗性对抗通过放大条件差异和催化关键陆权国战略共识，而非简单优劣对比，构成本文理论的关键机制。据此，“陆权困境循环”理论的因果机制可分为三大阶段。
（1）结构驱动：陆海大国消耗性对抗的形成
国家疆域和军事结构的差异使近代陆海大国竞斗在战略消耗与战争消耗上都呈现高成本与长期化特征。在战略消耗中，体系长期负重。陆权大国广阔疆域迫使其在多个战略方向维持常态化防御，导致资源被分散锁定难以集中。海权大国为构建足以威慑对手的联盟体系与随时可投入使用的陆海投送能力，同样面临高额军备与外交成本。双方在战略文化上也存在根本差异，譬如，陆军主导与海军主导的建军思路、国内官僚体制对陆海二元力量协调的固有阻力进一步限制在非战争状态下进行资源灵活再配置与战略迅速调整的能力。在战争消耗中，表现为战场僵持与巨大损耗。陆权大国战略纵深既成为迫使对方陷入战争泥潭分散消耗其兵力的战略资产，又成为多线作战的潜在风险。海权大国实现跨海决战的两栖登陆具备更高风险和更高成本，极易陷入与陆权大国长期物资与意志比拼，必须依赖可靠的陆上盟友支援。此时，军事结构的路径依赖使任何一方难以短期弥补地缘短板，战争表现出高度消耗性。因此，当冲突具有体系性且触及双方核心利益时，陆海大国各自拥有对方难以短期复制的非对称优势，导致任何一方无法通过决定性战争速胜。此时，第三方在边缘地带抑或是心脏地带介入，无论是军事干预或是物资援助都成为打破僵局的决定性因素。
（2）过程催化：消耗性对抗与关键陆权国制衡共识的形成
在消耗性对抗高压战略环境中，关键陆权国战略转向的根本动力源于对生存威胁与国家利益再评估，最终体现为战略共识的形成。消耗性对抗通过延长冲突周期、加剧体系动荡与扩大冲突外溢风险，激活并显化了关键陆权国对邻近陆权大国长期存在的威胁认知。地理毗邻性、进攻能力以及对抗意图，使关键陆权国维持模糊立场或妥协成本与风险急剧上升，难以承受。同时，海权大国处于相对安全盈余状态，更有能力通过军事援助和外交支持塑造均势，关键陆权国与其结盟变得日益清晰。消耗性对抗强化关键陆权国的威胁认知与利益判断，触发其国内围绕避险合作还是强硬制衡的讨论。在持续外部压力与关键事件催化下，不同政策主张逐渐收敛，最终形成制衡陆权大国的共识。因此，消耗性对抗作为催化剂，通过放大威胁、明晰利益和促成共识这一连贯逻辑，推动关键陆权国完成向陆权制衡逻辑的战略趋向。
（3）行为结果：陆权大国失败的典型模式
陆权大国在与海权大国竞斗中屡屡失败，在于海陆双线压力下的资源分割与决策困境，难以获取足够战略优势。具体而言，当陆权大国面临消耗性对抗与海陆双制衡时，不得不在大陆体系与海洋对抗间分配有限的财政、兵员与运输，导致后勤与协调成本大幅上升。此类资源分散使决策面临信息过载与优先级冲突，产生两类典型困境：一是过度保守，因畏惧暴露短板而放弃扩大战略优势，二是过度冒进，试图通过大规模战争扭转局势，反而快速耗尽储备。在缺乏现代动员能力、难以统筹海陆体系情况下，陆权大国难以将局部胜利转化为全面胜势。特别当关键陆权国参与海权大国联盟时，陆权大国获取主动权的途径被阻断，导致对海权大国竞斗的失败。
三、“陆权困境循环”理论历史案例分析
本文旨在对 19 世纪欧洲陆海大国竞斗提出中层解释，而非提供统一的宏观历史定律。与体系制衡论、海权制胜论和战略失衡论等传统视角相比，本文理论增量在于构建结构、过程到决策的整合性解释框架。第一，尝试深化体系制衡论，基于陆权大国面临两面制衡困境，进一步揭示制衡联盟形成的微观机制，即消耗性对抗如何催化关键陆权国基于自身安全条件而形成制衡共识。第二，尝试修正海权制胜论，基于承认海权关键作用，进而指出其并非直接决胜战场，而在于塑造使对手陷入消耗，并在此过程吸引第三方加入的结构压力，而真正决定陆权大国命运的场域在大陆本身。第三，尝试溯源战略失衡论，认为“陆权大国为何需要更高政治智慧且更易失衡”的根源在于安全赤字状态所赋予的狭窄战略容错，任何失误在消耗性对抗中被放大，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此外，海权大国履行大陆义务方式的差异性、陆权大国对待武力的态度、体系内大国数量，以及跨体系干扰，均可能一定程度影响理论框架，所以，本文案例选取控制上述干扰因素影响。
本部分选取 19 世纪欧洲三组案例，旨在控制时空变量，在单一体系内呈现“陆权困境循环”理论的表现形式，并避免陆权与海权的概念模糊问题。当然，海权大国均为英国且案例密集于欧洲，可能引发对结论普适性的关切。但是，此类设计更能清晰地呈现现象的一致性与机制的稳健性，即当面对英国这一海权大国时，法国、俄国与德国等不同陆权大国因相似的安全条件困境，在陷入消耗性对抗后，如何都频繁触发了关键陆权国的制衡共识。后续部分将分析技术政治时代的美苏案例，表明当安全条件内涵随技术变革演变时，该理论框架所具有的解释力与调适空间，从而证明其超越特定历史案例的理论潜力。
本文借鉴经典地缘政治学陆权大国与海权大国分析框架，作为理想类型，聚焦国家权势在特定时期根本倚重。尽管海陆二元结构有所简化，但该框架并非对国家进行静态全景描述，而是旨在把握特定时期主导安全与大战略的核心取向，即消耗性对抗环境变化如何促成战略共识驱动国家行为，因此仍具分析价值。本框架适用于解析战略困境与行为逻辑，而非全面描绘权力来源。在技术政治时代，权力载体虽向技术节点与数字空间延伸，其分布与控制逻辑未必遵循海陆二分，但是地理禀赋塑造的安全底色仍是大国战略基础约束，后文将进一步展开。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供的宝贵修改意见。
3.1 陆海大国竞斗、消耗性对抗与陆权大国难以速胜
在 19 世纪欧洲体系中，陆海大国竞斗常因地理禀赋根本差异演变为长期消耗性对抗。海权大国安全建立在制海权与远洋投射能力之上，难以向大陆腹地投射决定性力量，陆权大国则以领土控制与陆军规模为权力基础，亦无法突破海洋屏障。此类条件差异导致双方竞斗形成非对称优势，陷入战略僵局，最终依赖关键陆权国介入才能破局。
1792—1815 年间英法竞斗，拿破仑发展出高效的陆权机器，但是，海军建设存在结构性缺陷，指挥体系分散、专业人才断层，且缺乏可持续造舰能力。尽管拿破仑试图通过远征埃及切断英国通往英属印度的航线，但是，海军劣势使其最终放弃两栖登陆计划，转而依赖大陆体系经济消耗。英国则面临陆权投射能力不足的制约，尽管其海军能对法国封锁港口和摧毁舰队，却无法在欧洲大陆组织有效地面行动。普鲁士、奥地利等潜在陆权盟国屡遭法国挫败无法形成有效合力，迫使英国采取间接路线以海上封锁与财政援助维持抗法联盟，而非直接陆军介入。此间，经济消耗与联盟外交成为核心手段，直至俄国作为关键陆权国介入，英法僵局才被打破。
19 世纪中叶，英俄为争夺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影响力开启长期低烈度消耗性对抗，最终在克里米亚演变为直接军事冲突。拿破仑战争后，双方在地中海东部沿岸长期博弈，冲突烈度与范围被限制在局部竞争而非体系对抗。两国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管理风险，避免体系性大战的形成，直到 1833 年英俄矛盾骤增触发体系性冲突阈值。英国凭借海军在黑海和高加索等全球范围牵制俄国，但是，其海权优势未能根本遏制俄国在巴尔干和欧亚大陆腹地影响力。俄国虽能控制高加索与巴尔干，但难以突破英国主导的海洋秩序。期间欧陆大国对英俄竞斗的态度尤为关键，譬如，奥地利尽管长期警惕俄国，却受制于民族矛盾难以有效干预境外事务，其立场经历从试图调停到坚定反俄的转变。普鲁士更倾向寻求避免冲突，为获取在德意志境内的影响力。因此，英俄双方能否找到并维系坚定的欧陆盟友，成为对抗关键点。
1897 年后，英德关系因德国追求世界政策而步入以海军军备竞赛为核心的战略消耗。提尔皮茨海军建设计划和数次《海军法案》旨在通过打造一支足以对英国本土构成威胁的舰队，迫使英国在未来危机中保持中立乃至让步。然而，这一战略严重误判英国将制海权视为国家生存基石的决心，德国海军法案并未有效威慑英国，反而触发英国坚定的回应，加速建造无畏级战舰，并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其外交政策。威廉二世世界政策是对俾斯麦大陆重心原则的背离，使德国与欧洲大陆强国和海上霸主同时为敌，陷入两线战略困境。英国既要执行两强标准维持海上优势，又对德国海军力量与外交姿态感到担忧，却无力阻止德国在欧陆的崛起，双方竞斗表现为军备竞赛与安全联盟的消耗性对抗。德国试图通过威慑迫使英国中立，反而促使英国与法俄协约，形成包围网。最终，英德在北海对峙陷入地理困境，英国依靠封锁与舰队优势控制海域，德国则不敢轻易以主力舰队决战。陆权竞逐与联盟体系把战略消耗引向全面战争，德国最终因资源限制与战略失误的双重困境而失败。
上述三组案例虽处不同历史阶段，却都有消耗性对抗的核心特征。首先，地理禀赋的非对称性。海权与陆权分属不同领域，导致双方无法在对方主导维度取得决定性胜利。其次，战略手段的局限性。海权大国依赖封锁与经济战，陆权大国依赖领土扩张与体系控制，均缺乏直接瓦解对手核心能力的工具。最后，关键陆权国介入的必要性，即消耗性对抗破局依赖第三方强国的干预和介入。
3.2 关键陆权国威胁认知、利益判断与战略共识的形成
在陆海大国陷入消耗性对抗情境下，地理毗邻且具备相当实力的关键陆权国，所面临核心挑战是应对外部压力激化引发的战略不确定性。其决策不只是静态的威胁反应，而是动态的战略共识形成过程。具体而言，消耗性对抗作为高强度外部环境，首先会催化并显化对临近陆权威胁的认知，进而触发国内统治精英层围绕不同战略路线的务实辩论，最终，在外部持续压力与关键事件驱动下，不同政策主张会收敛于明确统一的制衡决策。战略共识取决于对国家生存安全与核心利益的理性计算，即便存在维持现状或妥协声音，长期对抗压力通常会重塑国内政治平衡，使采取积极制衡以消除最紧迫威胁的选项获得压倒性支持。
19 世纪欧洲三大案例表明，消耗性对抗是促使关键陆权国形成明确制衡共识的催化剂。无论是俄国面对拿破仑法国，还是法国先后面对沙皇俄国与威廉德国，最终走向制衡的决策都遵循理性政治逻辑。即在特定地缘结构下，消耗性对抗放大邻近陆权大国所带来的生存威胁，从而系统压制其他战略选项的可行性，使结盟制衡成为精英层经过辩论后所能达成的唯一可行共识。历史表明，正是消耗性对抗所催化的制衡共识，而非海权本身，成为压垮陆权大国的最后一块战略砝码。
（1）英法消耗性对抗与俄国战略共识形成
面对英法消耗性对抗所营造的高压战略环境，俄国于 1807—1812 年逐步形成制衡法国的战略共识。首先，消耗性对抗固化并升级俄国的威胁认知。相较于远在海上的英国，拿破仑法国在欧洲霸权及其大陆体系，对俄国领土完整、波兰等边界缓冲地带以及东欧力量均衡构成迫在眉睫的压倒性现实威胁。英法僵局延续使俄国无法置身事外，任何维持模糊立场策略的风险与成本都急剧攀升。其次，外部压力触发俄国统治精英内部关于地缘战略选择的激烈辩论，出现基于不同利益判断与风险偏好的政策主张。一派以鲁缅采夫为代表，呼吁采取务实合作，以接受大陆体系为代价，换取法国对俄国在黑海与巴尔干地区扩张的默许，其考量侧重于利用法强英弱的态势拓展地缘利益。另一派以巴克莱·托利等军官和贵族为核心，他们坚定认为，俄国根本安全在于阻止任何单一强权主宰欧陆，必须抵制法国，其判断根植于对直接陆权威胁的优先关切。再次，关键外部事件作为催化剂，决定俄国战略共识走向。譬如，里斯本事件等海上摩擦表明法俄同盟的脆弱，而拿破仑在波兰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尤其是对华沙大公国的巩固彻底粉碎了俄国任何通过妥协换取安全的幻想。最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作为最高决策者，在持续外部压力下做出明确战略抉择。其早期试图在英法间维持平衡的意图，让位于对法国意图不可信任且已威胁核心安全底线的最终判断。至 1811 年，基于对拿破仑入侵意图日益强烈的预防，俄国已形成必须脱离大陆体系并与英国协调以制衡法国的清晰共识。俄国战略共识形成的本质是权衡成本收益后，认定联英制法是应对最紧迫生存威胁的唯一可行战略路径。而拿破仑认为，只有迫使俄国放弃成为英国陆权支点，才能完成战胜英国的关键步骤，引发 1812 年侵俄战争。
（2）英俄消耗性对抗与法国战略共识形成
在英俄围绕奥斯曼土耳其问题形成紧张地缘结构与消耗性对抗情境下，法国在 1848—1854 年间最终因危机升级形成对俄国强硬干预的战略共识。首先，英俄战略消耗为法国创造关键战略窗口期。具体而言，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体系长期限制法国大国抱负，英俄消耗性对抗意味着法国有机会成为平衡打破者与重塑欧洲影响力的关键角色，而非体系被动接受者。外部对抗显著提升法国采取行动与获取收益的预期。其次，法国内部围绕地缘战略存在务实选择的两类路径。第一类以德鲁安·德·吕伊为代表，认为法国应采取平衡外交，避免轻率卷入英俄潜在的战争，通过兼顾殖民利益与欧陆权势使自身处于英俄竞斗的关键平衡点。另一类以圣阿尔诺为代表更偏向欧陆权势，坚称法国大国地位根植于欧陆，若在维也纳、柏林和圣彼得堡失去影响力，海外殖民成就也黯然失色。再次，俄国的行动为法国介入提供契机，同时，法国政策转向根本动力在于路易·波拿巴的战略谋划。作为新皇帝拿破仑三世，他亟需通过一场成功的对外战争来巩固其统治合法性，打破 1815 年维也纳体系对法国束缚，并重塑法国在欧洲的大国地位。俄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强硬姿态，恰好为拿破仑三世提供了捍卫条约权利和保护基督徒的看似合理的借口，以掩盖其地缘政治野心。因此，法国的干预既是精心策划的主动选择，也是对俄国威胁的被动反应。最终，在克里米亚危机升级临界点上，法国形成清晰的战略共识。尽管德鲁安等人直至最后一刻仍试图避免让法国陷入英俄竞斗，但是，俄国强硬姿态、法国民族主义力量、追求突破维也纳体系束缚以及重夺欧陆主导权等巨大战略诱惑共同推动了路易·波拿巴对俄国的激进制衡。
（3）英德消耗性对抗与法国战略共识形成
英德在全球的消耗性对抗，促使法国彻底倒向大陆优先的战略共识，并于 1905—1914 年对德国采取了激烈制衡。首先，法国战略环境由其与德国结构性安全困境所界定。自 1871 年普法战争失败以来，德国成为法国首要且长期的陆上威胁。俾斯麦及其后继者所构建的体系旨在长期压制法国，这决定法国任何大战略都无法绕过对德关系。其次，英德矛盾逐步超越法德矛盾后，法国存在可选择的地缘战略路线。譬如，德尔卡塞主张利用《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在殖民领域与德国周旋，并避免在欧陆与德国正面冲突，以维持法国的全球影响力与行动自由。另一派强调德国的根本性威胁，任何世界政策都必须以稳固的欧陆防御和强大的大陆联盟为基础。两者都以德国威胁为基础，只是对风险管理与资源投向存在差异。再次，德国行为作为催化剂迅速瓦解了法德潜在妥协的幻想。两次摩洛哥危机是德国世界政策与法国决心捍卫其大国地位迎头相撞的典型事件。德国的干预不仅是对法国殖民利益的挑战，更是对英法协约稳固性的测试，结果适得其反使英国愈发确信德国是旨在颠覆欧洲均势的国家，从而强化英法军事合作。对法国而言，德国行动证实其侵略性，并展示与英国结盟价值，使得国内任何主张对德缓和的声音都失去市场。此举导致德尔卡塞被迫去职，标志着法国国内政治天平的决定性倾斜。最终，法国形成空前清晰且坚定的战略共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强化大陆联盟体系以遏制德国。在普恩加莱和克里蒙梭等人的推动下，法国政策转向全力巩固与俄国的军事同盟，并深化与英国的军事协调。法国形成战略共识是高度理性的，即面对德国军事优势日益增长，法国无法独力防卫，唯有通过构建并依赖可靠反德联盟，才能确保生存并改变不利的战略环境。然而，德国误判协约国与同盟国力量对比，并高估海军威慑和海洋阻隔会降低英国参与战争的决心，反而促成世界大战形成。
3.3 安全条件限制陆权大国应对双制衡能力与决定性战争能力
当关键陆权国激进的制衡陆权大国后，陆权大国因军事能力、领土结构和资源条件等安全条件限制难以在海陆双对抗中取胜。尽管近代海权重要性空前提升产生了向海洋转型的趋势，但是，陆权大国既需要稳定周边环境从而将审慎政治智慧适用于处理陆海权势冲动，又需要在大陆与海洋间实现平衡投入。事实上，近代海洋复杂性使大国需具备经济、军事与秩序的三元模式，才能维持长期海权优势，而陆权大国因安全条件限制难以多向兼顾。
在 1812—1815 年，法国无力应对英俄海陆双制衡，也不具备决定性战争能力，拿破仑帝国最终彻底崩溃。自特拉法尔加海战以来，法国始终面临双重困局，即无法速胜的英法竞斗与难以拉拢的俄国陆权。首先，英国与法国竞斗的地理禀赋特质，导致两国难以互相战胜对方，陷入消耗性对抗。其次，消耗性对抗情境催化俄国对法国固有的威胁认知，并促使俄国回归大陆权势而对制衡法国起决定作用。最后，法国为打破僵局需要对英国采取预防性战争，但扩张又使其治理成本过载严重而牵制其武装力量。
在 1853—1856 年，英俄竞斗以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为高峰，英国与法国形成对俄海陆双重遏制。英国凭借海上优势对黑海施以封锁，切断俄国南部补给线，削弱其海上影响力。法国发挥大陆权势，尤其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发挥关键陆权国的重要作用，对俄军造成巨大压力。同时，俄国难以应对海陆两难局面，后勤体系落后无法有效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南线战场，不具备决定性战争能力。最终，俄国在与英国竞斗中失败。
在 1914—1918 年，英德矛盾混合法德矛盾彻底爆发，德国在北海与英国对峙，在西欧与法国鏖战，在东欧和巴尔干与俄国交火。英德竞斗最终表现为德国陆权溃败和英国海权削弱。一方面，德国无法通过军备竞赛击溃英国，面对英法俄三面围堵，施里芬—毛奇计划不足以使德国具备决定性战争能力。另一方面，英德战争后，英国面临美日海权压力和苏俄陆权影响，经过凡尔赛—华盛顿会议对其权势逐步让渡。
从拿破仑法国到威廉德国，陆权大国在陆海大国竞斗中均遭遇结构性困境，这既来自安全条件的客观限制，也源于地缘权力结构的固有矛盾。历史表明，单一陆权 / 海权优势都不足以支撑全球霸权，只有在多重权力间找到平衡点，并建立相适应的体系，才能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持久优势。
四、当代意蕴：技术政治时代能否超越“陆权困境循环”？
当前，世界正处于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历史交汇点，推动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时代迈向技术政治时代。本文所论技术政治时代广义始于二战结束，狭义聚焦于当代中美竞争，其区分关键在于从技术迭代向技术变革的转向。前者指近代技术能力相对静态的状态，技术作为安全条件子维度构成权力博弈物质基础；后者指颠覆性技术的动态演进，成为驱动时代转型的核心动力。从技术迭代向技术变革的转向，意味着历史中的背景常量，即虽影响国力但未颠覆地理逻辑的渐进变量，跃升为重塑权力逻辑的元变量。根本标志是颠覆性技术重塑地理空间，成为大国权力竞争与安全逻辑的核心驱动力。此转型呼应阿尔文·托夫勒文明演进范式，即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后，以信息技术、核能和航天科技为代表的第三次浪潮深刻塑造社会生产、军事对抗与国家力量根本来源。因此，技术政治时代区别于地缘政治时代在于技术变革的质变超越技术迭代的量变，成为决定国家竞争优势与体系权力的关键力量。
作为技术政治时代开端，美苏冷战为检验“陆权困境循环”理论框架的跨时代适用性提供关键视角，即在核威慑等颠覆性技术条件下，理论框架发生调适而非失效。首先，安全条件因核武器相互确保摧毁而被部分悬置与叠加，形成地理与核恐怖平衡并存的新形态。其次，消耗性对抗更加体现为覆盖军事、科技和意识形态的极致化长期性战略消耗。最后，中国、法国等关键第三国的战略共识不必然倒向某一方，而是更有条件追逐战略自主和多元博弈。上述条件使美苏竞争结果的核心在于国家体系而非决定性战争，苏联未能制胜更多是国内层面因素而非国际结构所致。美苏案例的上述特征初步验证了本文前述理论框架在超越 19 世纪欧洲语境的解释力，且勾勒出核心变量在技术变革下的演进方向。
同时，技术政治时代演进阶段亦有显著差异。美苏冷战时期表现为核威慑与初期信息化能力竞争，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表现为人工智能、数字基础设施和量子计算等博弈，具备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特点。所以，前述地缘政治时代的经典命题——安全条件促成陆海大国竞斗消耗性对抗形态并进一步推动关键陆权国形成制衡陆权大国共识，陆权大国难以应对海陆双制衡且缺乏决定性战争能力，在技术政治时代，随着技术权力从背景常量转为元变量，会发生何种演变，又保留哪些不变内核？能否超越“陆权困境循环”？下文将进行分析。
4.1 技术政治时代“陆权困境循环”理论框架的演进和延续
技术政治时代并非否定历史规律，而是重塑“陆权困境循环”理论的作用条件，虽然大国竞争本质依然是权力和安全，大陆均势某些特征仍延续，但是，竞争空间、战略工具与决策逻辑均发生演变。近代历史表明，陆海大国竞斗实质是争夺领土控制、军事优势与技术迭代，前两者是竞斗起点和结果，后者充当次要变量成为推动对象。从地缘政治时代到技术政治时代，竞斗领域显著调整。譬如，地缘政治时代侧重从陆权增长财富到海权拓展殖民，技术政治时代则以数字、硬件和算法为核心获取权力赋能传统工业，进而衍生强调新技术与传统互动的智缘政治、技术地缘政治、币缘政治、网络地缘政治和信息地缘政治等理论。“陆权困境循环”分析框架需以新条件调适。以海权为例，远程武器与空中力量变革使传统借助海权优势且代价高昂的两栖战争具备更多可能性。因此，中美竞争并未完全颠覆历史规律，而是通过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深刻重塑规律的作用形式与互动逻辑。技术政治时代，技术变革作为重组性变量，与地理要素深度耦合，驱动“陆权困境循环”三大核心变量的内涵、权重与演进均发生系统性演变。
（1）技术—地理耦合导致安全条件再分配
在地缘政治时代，陆海大国基于地理特性形成安全条件天然分野构成了“陆权困境循环”的初始动力，海权大国凭借海洋屏障享有相对安全盈余，陆权大国则因多向陆疆威胁背负安全赤字。在技术政治时代，地理基础作用依然存在，但是技术作为重组性变量可对其进行重新筛选：通过与地理禀赋深度耦合，会放大或缩小特定地理要素的战略价值，从而系统重塑安全条件。换言之，技术并未消解地缘政治的作用，而是通过赋能使传统基于地缘政治的安全位势发生再分配。此耦合在当代大国海权竞争中表现尤为深刻。以无人系统、人工智能、高速通信、区块链和远程精确打击为代表的先进军事技术集群，正重构制海权、安全纵深和关键地理节点等传统安全概念。一方面，表现为地理禀赋技术性再中心化，技术权力生成与维系无法脱离物理世界。争夺技术主导权实质是争夺对嵌于特定领土内稀缺物质资源与战略性基础设施节点的控制权。在海洋领域，体现为作战空间与战略通道的技术化叠加与扩张。现代海权竞争空间已从传统水面延伸至太空领域，太空资产提供导航、侦察和通信支持，已成为维系分布式舰队作战与远程精确打击的神经中枢，脱离太空优势使现代海权体系难以为继。同时，马六甲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等传统海上咽喉要道的战略价值，因其沿线及周边部署的海底光缆枢纽、卫星地面站和区域性数据中心而得到倍增。控制上述关键复合型节点即掌控物流、能源与信息流，其战略意义远超单纯地理控制。另一方面，技术权力泛化并重新定义安全边界，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正成为超越传统地理屏障的独立权力来源。技术领先通过设定军事应用路径和作战标准，系统塑造他国安全环境。以美国海军为例，无人作战平台实战化运用正降低对有人舰艇的依赖，将前沿推进到敌方近海，从而压缩海洋屏障的战略缓冲空间，同时，远程反舰导弹极大扩展海上打击范围，使地理安全区被技术火力投射半径再划定，技术优势方能在地理空间上塑造更有效的拒止或反介入能力。此外，美西方军事强国正加快构建深海作战力量，将深海区域打造成新战场以谋求制深海权，并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朝无人化和系统化方向发展，不仅在深海构建大型分布式打击系统，而且链通陆海空等传统平台攻击多空间目标。技术—地理耦合双重作用导致传统安全位势再分配，对海权大国而言，安全盈余正被技术穿透部分抵消，海洋屏障不再提供绝对庇护，本土关键基础设施面临新型技术威胁，维持全球海域控制权的成本急剧上升。对陆权大国而言，安全赤字获得缓解可能，通过区域拒止技术能力，可在毗邻海域构筑非对称防御屏障，在特定区域创造安全盈余空间，部分抵消多线防御的资源压力。据此，技术政治时代安全条件是技术权力与地理禀赋深度耦合，地理禀赋通过技术赋能重塑价值，竞争焦点转向控制精密且具网络效应的技术与地理关键节点。安全条件不仅是由地理禀赋主导的相对静态常量，而且还成为战略变量，为陆权大国以技术手段部分缓解安全赤字，避免多线消耗陷入战略透支，提供了近代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可能性。影响当代大国竞争结果最重要因素在于技术结合场域的生产力比拼，掌控关键技术、基础设施和规模化应用将处于优势地位，技术落后将倍增地缘劣势，技术优势能将地理禀赋转化为更强大的体系性权力。
（2）竞争从间歇性高烈度消耗到常态化极致消耗
近代陆海大国竞斗消耗性对抗呈现战略消耗与战争消耗交替循环，战争是矛盾激化的最终表现。技术政治时代，人工智能、无人系统、高超音速武器、太空网络技术与核威慑共同作用，正深刻重塑此形态。大规模全面战争被核威慑与技术成本推至禁忌边缘，消耗本身成为大国竞争的常态存在方式。此转变系统重构消耗性对抗的内涵、场域和制胜逻辑，体现在三大维度。
首先，消耗领域全域化与技术体系的整体对抗。当代大国竞争已从传统地缘空间，穿透至科技、产业、金融、数据与认知等维度。其核心载体是旨在制胜技术赋能型战争的国家体系，并形成陆海空天电网等多维一体的全领域竞争。譬如，美国提出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将整合、分散和机动原则编织在一起，以最大限度提高舰队海上作战中心的效能，使所有领域的作战效果保持同步。其深度依赖无人水面艇构建前沿感知与打击网络，人工智能驱动快速决策与火力协同，5G 通信保障低时延数据链，远程智能反舰导弹提供防区外精确打击能力，因此，本质是体系韧性的战略消耗。
其次，战争成本不可承受性和消耗逻辑的常态化。核威慑筑高全面战争门槛，新一代常规技术使长期高强度的亚战争消耗成为可能且可持续。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运用低成本无人艇集群袭击俄军价值高昂的护卫舰与港口设施，表明拥有技术赋能的非对称劣势方能够在不引发大规模升级情况下，持续消耗对手昂贵传统军事资产，侵蚀制海权并考验经济承受力。在此情境下，消耗不再是大战间过渡状态而成为竞争本身常态目的，即通过袭扰、封锁、制裁与压制，使对手国力枯竭且战略耐心耗尽。大国难以再追求决定性战争式的胜利，而是在耐力比拼中见胜负。
最后，对抗形态的混合化与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现代战略消耗是技术战、金融战、认知战和供应链战的高度混合与创新体系对抗，而高强度国防投入和军民一体技术转化体系构成创新领先的关键，超级科技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主体。冷战期间，美苏在避免全面战争前提下竭尽全力遏制对方势力，双方分别凭借构筑联盟、军事威慑或对外援助等手段分化彼此体系，技术领先成为竞争关键领域，美国推动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和核技术巩固联盟体系保持可信威慑，苏联倾注国力发展军事科技与基础工业试图在关键领域实现赶超。当前，美国对华为全球围堵即是国家、市场、外交和法律等混合干预的典型案例。同时，先进武器研发与生产使对抗边界模糊，网络攻击可能具有国家背景，出口管制旨在削弱国防工业。上述演变共同说明消耗性对抗转型正重塑陆海大国竞斗力量天平，更侧重庞大工业基础、完整产业链与内循环韧性，而不只战略纵深或是对特定海域的绝对控制权。换言之，尽管学界对目前海洋拒止能力存有争论，但是，技术政治时代正将竞争优势拉向体系完整者而非海权优先者，大国竞争需要兼顾技术优势和地理占有成为共识。事实上，技术政治时代表现为高强度竞争、低烈度冲突与复杂安全协调并存特征，大国滑向全面战争的或然性逻辑受到抑制，代之以战争形态的数字化转型。
因此，消耗性对抗从军事对抗转向科技耐力与体系韧性，失败定义从战场溃败转向创新衰竭，近代逻辑中陆权大国因安全赤字而战略透支被技术政治时代复杂化。胜负关键转向能否维持可持续创新体系，管理复杂混合消耗，并在长期耐力赛中保持制度韧性。
（3）制衡共识延续历史审慎传统又面临复杂不确定性
虽然审慎权衡而非立即选边本是国际关系常态，但是，近代陆海大国竞斗关键环节是消耗性对抗高压情境催化关键陆权国形成清晰而强硬的制衡共识，从而与海权大国结盟，使陆权大国陷入海陆双线困境。技术政治时代特殊性在于，颠覆性技术导致深度相互依赖、多元非传统威胁来源与竞争前景极端不确定性，正重塑战略权衡约束条件，催生更复杂动态的应对策略，重塑关键第三国安全焦虑的内涵与结构。
首先，威胁与利益的深度交织迫使关键第三国进行多维精算。其核心关切不再仅是传统领土安全，更在于技术主权、供应链韧性和在国际技术生态中的嵌入位置。大国在技术标准、产业链、数据流动和武器系统互联互通上形成深度嵌套的利益复合体。譬如，美国向盟友提供宙斯盾作战系统和 F-35 战斗机等高技术装备，不仅在军事上塑造协同作战能力，更在技术标准层面建立深度依赖效应。美国盟友任何脱钩或转向的决策都代价高昂，因此，欧盟推行开放性战略自主，其核心焦虑是在中美体系间规避对单一外部技术源的过度依赖，是在深度嵌套中寻求脆弱平衡的复杂策略。
其次，技术路径快速迭代与权力前景模糊性抬高长期战略绑定的风险。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具有高度非线性和不可预测性，技术领先者未必是规则制定者。不确定性迫使关键第三国采取对冲与多向押注策略，以保留未来选项，即可能在经济上参与某一方供应链，在安全上与另一方有限合作，同时在科技上谋求自主。譬如，印度既参与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又保持与俄罗斯的国防合作并大力推动本国战略。议题联盟和选择性合作模式，取代冷战时期阵营归属，成为技术政治时代管理战略风险的主流理性选择。
最后，制衡手段技术化与成本收益悖论构造联盟政治新形态。一方若在关键技术形成垄断或领先代差，足以构筑具有强大吸引力和排他性的技术霸权。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加入该技术生态以获得发展机会，其短期收益与确定性远高于发起胜算难料且代价高昂的技术对抗。这导致传统地缘压力不再线性转化为军事制衡联盟，而是转化为在技术依附与战略自主间的讨价还价。美国当代海权合作战略，正是利用其在无人系统、网络战、太空资产等领域的领先技术，强化盟友一体化作战能力，从而将盟友更紧密纳入自身作战体系与安全轨道。
因此，技术政治时代并未消除关键第三国应对体系压力的根本动力，而是通过制造威胁多元、利益交织和前景难测的环境，系统提高形成明确单一制衡共识的门槛与成本。结果并非制衡消失，而是形态演变，即从军事同盟对抗制衡转向选择性合作与风险规避的复杂对冲。战略共识形成过程拉长且充满内部辩论，其输出更多是流动性议题组合，而非阵营选择。近代逻辑中，关键陆权国在消耗性对抗压力下形成联海制陆的清晰共识是陆权大国失败的关键抉择。技术政治时代共识形成机制更为复杂，技术焦虑与传统安全焦虑相互交织使选边代价空前巨大且并非普遍理性选择。这意味着大国难以预期关键第三国选边行为，对陆权大国而言，既提供分化制衡联盟和争取战略空间的历史性机遇，也对其构建自身技术吸引力与制度性权力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
综上所述，安全条件重塑、常态化极致消耗和第三国制衡共识复杂性使技术政治时代“陆权困境循环”理论框架面临调适。一方面，大国依然是关键行为体，行动仍然受制于领土构造和军事结构，大陆均势特征并未显著改变，且关键第三国具备制衡毗邻大国的初始动力。另一方面，技术权力通过重塑安全条件使陆权 / 海权大国安全盈余和安全赤字出现新可能，技术域权而不止是地缘制权的战略消耗成为大国竞争主导形态，且关键第三国战略共识更多元复杂。因此，尽管当代陆权大国仍面临结构性压力，但是，竞争焦点侧重技术优势与权力迭代，技术变革并未脱离历史规律所设定的基本轨道，却已经改变权力生成、维系与作用方式。
4.2 当代中美竞争的历史镜鉴与战略启示
21 世纪以来，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全面打压与遏制中国发展。中美竞争凸显数字技术和全球互联背景，呈现比美苏冷战更显著的多域性、体系性和技术中心性。中美竞争能否超越历史上的“陆权困境循环”现象，应置于历史长河与理论框架双重视野，以近代陆权大国的经验为镜鉴，分析当代不同于近代模式的新特征，从而探索战略路径。
（1）近代陆权大国的困境与应对
近代欧洲的“陆权困境循环”现象为理解中美竞争提供了重要的逆向坐标，陆权大国失败可归结为相互强化的三重困境：首先，安全条件先天负重与战略透支。陆权大国深陷安全赤字，必须将资源常态投入多线陆疆防御，导致追求权力的成本极高。任何进取海洋企图都会引发资源分配紧张，陷入战略目标与战略储备的失衡。其次，消耗性对抗模式出现与主动权丧失。陆权大国常被拖入由海权大国主导且对其不利的消耗性对抗模式。在此情境下，特别是战争消耗中，陆权大国安全短板被持续放大，国内压力激增，行为易趋冒进或僵化，从而将战略节奏与主动权拱手让人。最后，关键陆权国制衡共识与陆权大国被彻底孤立。对陆权大国致命打击来自关键陆权国在高压催化下形成清晰而坚定的制衡共识，并与海权大国结盟。从而使陆权大国由消耗性对抗滑向体系性大战与多线压力绝境。正如拿破仑战争时期所揭示，若法国在欧陆追求更大的权势，英国则成为海洋的主导国，俄国成为制衡法国的关键力量。
因此，近代陆权大国或碰撞于均势机理，或海陆权力分配不合理导致倾覆，需具备更高政治智慧才能在陆海大国竞斗中取胜，然而，其通常难以应付此类挑战。那么，陆权大国是否有最佳制胜策略或延长优势可能？事实上，海权大国因安全盈余有经营大陆的便利性，旨在保持海权优势并维持陆权影响，其既依靠关键技术优势维持与拓展制海权，借以保障本土生存安全和稳定海洋霸权前景，又需要塑造陆权国家间敌对而不至大战、稳定而不至联盟的战略蓝图，并选定陆权盟友维持大陆影响或实际控制大陆。譬如，英国既落实蓝水主义控制海洋，避免大规模介入欧陆冲突，使欧陆大国形成对立局面巩固海权地位，又坚持在低地国家、黑海和汉诺威的利益，甚至不惜动武维持大陆影响，而美国对大陆的控制则更直观表现为缔造北大西洋联盟。所以，对陆权大国而言，核心问题在如何平衡大陆结构与处理陆海关系。对此，可通过构筑广泛大陆联盟缓解与潜在关键陆权国地缘困境以降低或推迟遭遇制衡的可能；也可以对关键陆权国予以先发制人削弱，缔造以陆权大国为核心的新均势为潜在陆海竞斗奠定优势；还可以通过渐进海洋转型强化与海权大国互动，延长战略机遇。譬如，拿破仑与俄国结盟对英国构成灾难性威胁，近代法国在与英国竞斗屡次取得阶段性优势得益于分裂而脆弱的德国，而俾斯麦时代通过塑造欧洲新均势，成功延缓英德冲突，展现陆权大国的政治智慧。此外，陆权大国还需要避免因较低战略容错而产生战略透支风险。
（2）中美竞争与超越“陆权困境循环”的限度分析
中美竞争并非对历史的简单复制，而是围绕颠覆性技术主导权的体系竞争。前文分析表明，近代陆海大国竞斗因果链的修正不等于消解，超越可能性和传统惯性在当代竞争中相互缠绕。对中国而言，既取在于能否构建面向未来的国家综合能力，又在于能否有效应对技术政治时代新旧逻辑交织所带来更复杂现实障碍。
首先，中美技术结构与安全位势的差异化重塑。虽然未消除安全困境，但是，技术—地理深度耦合重塑竞争焦点并形成技术政治时代安全条件再分配。对美国而言，作为海权大国的安全盈余正被技术权力部分抵消。一方面，人工智能与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压缩海洋屏障战略价值，美国本土难以享有近代意义的安全，其前沿与本土面临相应威慑。另一方面，技术优势也转化为新安全焦虑，美国对全球海底光缆枢纽、卫星导航系统和芯片设计软件等技术—地理节点的主导性控制产生相应依赖。海权大国安全问题从近代如何维持离岸制衡转变为如何维持技术霸权并管理由此滋生的系统性脆弱。对中国而言，安全赤字获得技术性缓解的可能。一方面，通过发展区域拒止技术能力在毗邻海域构筑非对称防御屏障，从而在特定地理空间塑造相对优势空间，抵消传统多线防御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对算力、数据、芯片和关键矿产等技术—地理节点的掌控正重塑安全边界，成为新兴战略杠杆。但是，对芯片制造设备、软件外部依赖和新边疆防御需求，使中国面临新型安全赤字消耗防务资源。因此，技术政治时代中美两国安全条件再分配形成新安全优势和新安全负担，大陆均势与大洋霸权历史规律经由技术赋能而被深刻重塑。同时，新的科技武器使东亚历史遗留争端出现新的特征和变化，技术未能化解核心利益冲突，而以数字形式延续。
其次，从军事对抗到体系耐力比拼的转型及其限度。围绕技术域权战略消耗已成为中美竞争的主导形态，但是，极致化与常态化的战略消耗本身也构成新型不确定性，存在滑向传统冲突的风险。一方面，竞争演变为覆盖科技、产业、金融、数据与认知的全域性体系消耗，根本目的在于削弱对手长期生成潜力。美国对华半导体封锁、清洁网络计划和人工智能出口管制，本质是以全球产业链为战场，以技术脱钩为手段的战略消耗，其制胜逻辑在于使对手创新动能枯竭、产业链断裂与社会共识瓦解。另一方面，此消耗模式存在内在悖论，即脱钩与供应链“去风险化”正反噬美国自身效率与创新。譬如，对华出口管制会导致美国芯片企业失去全球最大市场，研发能力受损。盟友技术焦虑加速欧盟和印度等寻求技术自主进程。同时，网络攻击、太空干扰和经济胁迫等灰色手段因其模糊性备受青睐，也因缺乏明确规则与升级阶梯使误判和失控风险增大。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使用武力偏好显著上升，对委内瑞拉、伊朗乃至盟友的施压，以及在格陵兰、加拿大等问题领土索取信号，表明大国政治第一意向正在回归。虽然核威慑维持全面战争门槛，但是，人工智能与无人集群技术制造低伤亡高破坏的冲突幻觉，可能诱使决策者高估发起可控有限常规战争的可能性，从而降低局部军事冲突心理和政治门槛。
最后，关键第三国技术焦虑与对冲逻辑的稳定性考验。当前，印度等关键第三国战略选择正是传统安全焦虑与新兴技术焦虑交织作用的产物。对技术焦虑而言，关键第三国核心关切在于避免被锁定在单一技术供应链体系中，从而丧失发展主权。因此，其倾向于采取多技术生态体系对冲策略，既参与中国产业链又与美国保持安全合作，并在科技领域与多方研发协作。譬如，印度在参与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和推动本国战略自主间保持平衡。然而，传统安全焦虑的地理毗邻威胁并未消失。当竞争激化且体系危机临近时，领土安全与军事威慑等传统考量或重新压倒技术收益。同时，对冲存在内在不稳定性，长期保持与竞争双方经济、技术与安全关系，需高超外交技巧与巨大资源投入，许多关键第三国往往缺乏长期维持对冲的实力。当外部压力增大时，国内政治会推动政策清晰化。此外，美国为有效控制潜在关键国家，正采取深度嵌入式依赖策略，通过前沿军事存在、核心武器装备供应和技术标准绑定等手段，使盟友形成对美体系路径依赖，在关键时刻难以战略转向。美国盟友在技术标准、情报共享和作战体系对美深度嵌入，使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半主权国家。美式盟伴网络虽以灵活形式呈现，但是，其底层是轴辐体系等级制的刚性约束。因此，技术政治时代关键第三国战略共识正处于技术焦虑驱动与传统安全焦虑驱动之间。常态时期对冲是理性选择，但是，在体系危急时刻模糊议题联盟面临前所未有选边压力时，传统安全焦虑是否会迅速压倒技术与经济收益，迫使关键第三国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是需要当代大国提前预判和布局的核心问题。
综上所述，技术政治时代为超越“陆权困境循环”提供新的变量与路径，同时，也设置源自体系结构、利益冲突与互动逻辑的多重现实限度。超越并非线性迈向没有对抗的新世界，而是不断在结构性矛盾中寻求出路。对中国而言则指向三大战略任务。第一，筑牢国家创新体系，在技术—地理耦合中争取主动权，并推动大陆国家间传统安全和技术安全管理。第二，塑造包容性技术秩序，从而有效拓展战略空间和获取关键杠杆，并及时评估体系对抗烈度和关键第三国对冲可持续性。第三，构建风险管控机制，防止战略消耗滑向体系性大战，并逐步拓展“灰色地带”竞争规范与竞争优势。中美竞争本质是在“技术—地理—制度”复杂系统中新旧竞争逻辑相互缠绕彼此激化的体系较量。“陆权困境循环”的经典形态已被突破，但是，大国对权力与安全的追求从未消失，并以更复杂不确定的方式演化。而超越的可能性则在基于历史规律普遍性，并对时代特殊性予以驾驭和调适。
五、结 论
事实上，国家与环境在何处以何种方式互动始终是国际政治理论重要议题，其既受限于所处环境，又通过行为影响环境变化。为了解释近代欧洲陆海大国竞斗中陆权屡败现象，本文尝试提出一个自变量为大国互动、因变量为体系结果的中层理论。其核心机制在于，陆海大国因安全条件根本差异陷入消耗性对抗，陆权大国背负安全赤字，海权大国享有相对安全盈余，此高压情境催化关键陆权国形成清晰强硬的战略共识，促使其与海权大国结盟，导致陆权大国陷入海陆双线制衡困境而失败。在技术政治时代，大国权力竞争的本质并未消失，但是，上述理论框架作用条件与表现形态已发生深刻重塑，为超越特定情境的“陆权困境循环”提供了新的可能与路径。第一，安全条件面临从地理禀赋到技术—地理深度耦合的重塑。第二，消耗性对抗从间歇性高烈度竞斗转向常态化极致消耗。第三，战略共识的形成在历史审慎传统中嵌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新约束。
因此，当代大国竞争的“陆权困境循环”具有双重含义。大国因结构性矛盾走向体系对抗甚至大战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是，由地理划分和关键陆权国明确制衡共识锁定的近代陆权失败经典模式已经发生转换。技术政治并未否定传统逻辑，而是将其融入更复杂竞争系统。地理毗邻和军事同盟等传统变量依然持续作用，然而，其影响方式与国家创新体系活力、经济社会模式韧性、技术标准和规则塑造能力等新变量深度交织。理解这一转变，需要构建融合地缘逻辑与技术政治的新分析框架，以把握 21 世纪大国竞争本质。超越“陆权困境循环”并非对抗终结，而是在更高维度和更全领域，管理复杂性并进而塑造可持续竞争能力。
当然，本文的分析框架并非定论，相关问题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第一，欧洲近代经验与当代中美竞争的类比适用性需进一步检验，同时，中国历史经验能否提供补充视角亦有待挖掘。第二，中国主张不称霸与新型大国外交实践对本文理论框架的修正值得专题探讨。第三，关键第三国决策光谱、技术焦虑和传统安全权重，都需要更细致的机制分析。第四，技术变革的因果权重仍需后续研究加以量化或比较检验。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陆海大国竞斗的历史逻辑与当代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