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是否向外采取扩张性政策的问题上，古代“中原王朝”的决策层有时会存在分歧与论战。从战略文化角度来看，反对扩张性政策的一方坚持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它由基本理念和现实政策逻辑两部分构成；支持扩张性政策的一方则属于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它主要由体系结构压力催生出来的三种战略逻辑构成，即地缘安全关联主义、大国威望主义与战略机会主义。尽管在西汉、唐朝和清朝经略西域的案例中，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在12场论战中胜出的次数更多，但儒家战略审慎主义才是古代“中原王朝”的主导性和常态性战略文化，其对立面只是次要性和应激性战略文化。二者之间的分歧针对的是具体问题，并非观念上的系统性对立。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虽然支持扩张性政策，但这种支持是有条件和有节制的，在性质上仍属于防御性，这与近代西方列强的扩张主义有根本不同。儒家战略审慎主义有审慎性、民本性、道德性和理想性四个积极特性，也存在主观性和狭隘性等消极问题。
关 键 词：儒家战略审慎主义 政策论战 扩张问题 战略文化 经略西域
虽然中国主流的对外战略传统普遍被认为是和平性与防御性的，但中国古代不乏“中原王朝”向狭义华夏区域以外的地方扩张权势的行动，不过这些行动往往难以长期持续下去，而且它们在实施过程和后世评论中都面临着较大争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复杂现象？从战略文化角度来看，造成这种复杂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具有二元性，两种不同的战略文化对“中原王朝”是否应向外扩张和维持权势存在不同观点：其中一方明确反对向外扩张和维持权势，另一方则支持这种行为。两种战略文化的论战对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向外扩张的行为起到阻碍或推动的作用。那么这两种战略文化的内涵、相互关系和地位以及主要特性是什么？本文尝试以西汉、唐朝和清朝经略西域为案例回答这个问题。
一 文献回顾
有关战略文化和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壮观。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
学界关于战略文化核心议题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学者认为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是战略问题，但没有明确指出战略问题具体指什么。如李际均认为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是“指导战略行为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①第二类学者认为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是国家安全，战略文化等同于安全文化。如陆伟认为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是一国对自身安全所秉持的思维方式、战略偏好与政策选择”。②第三类学者虽然认为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是国家安全，但聚焦于国家安全中的军事方面，即战争和武力。如科林·格雷(Colin Gray)认为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是关于“如何使用武力”；③卡恩斯·洛德(Carnes Lord)认为是“指导军事力量的构成及其要实现的目标”；④安德鲁·斯高贝尔(Andrew Scobell)认为是“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以及一国军政领导人使用武力的效用”。⑤在这一类学者中，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界定最为细致，他将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细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二是敌人及其威胁的性质；三是使用武力的效用。⑥受江忆恩定义的影响，不少中国学者也倾向于将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限定在军事方面。
对比战略文化核心议题的三类观点，本文认为第一类观点设定的战略文化核心议题过于宽泛笼统；后两类观点设定的战略文化核心议题过于狭隘，限制了战略文化的解释力。不同于将战略问题局限在国家安全或军事战略方面的观点，笔者认为战略问题应涉及一国的整体对外战略，即一个政治集团对外部势力采取扩张性政策还是自守性政策。军事方面的“战”与“和”要低于并从属于这一议题，它们只是实现对外战略的方式和工具。而且仅从倾向于战争还是倾向于和平这个角度去研究战略文化，实际上没有把握到战略文化内涵的关键。采用战争方式处理对外关系不等于扩张性政策，采用和平方式处理对外关系也不等于自守性政策。⑦基于此，本文认为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除了战争、威胁和武力等军事战略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扩张/进取与自守/收缩的对外战略的认知。
(二)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一致性与二元性
中外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战略文化是一致性还是二元性的问题存在激烈争论。在二元论阵营中，对于两种战略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也有争议。
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具有高度一致性，主流的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具有防御性、和平性、非扩张性和低暴力等特征。⑧然而，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具有二元性。江忆恩认为中国古代有两种战略文化：一种是孔孟战略文化；另一种是备战性战略文化或强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在这两种战略文化中，备战性战略文化占支配地位。⑨与江忆恩的观点相似，澳大利亚学者德瑞克·理查德森(Derek Richardson)认为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具有文化道德主义和现实政治两种倾向，后者代表了中国真正的战略文化，促使其采取进攻性外交政策。⑩张锋赞成两种战略文化的观点，提出孔子文化主和，孙子文化主战，两者都影响巨大。(11)时殷弘虽然认为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具有二元性，但他对孙子式战略文化的理解却与以上学者有所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一种是以精致迂回、规避激战、不冒风险和严控成本为特征的“孙子式战略”，另一种是旨在追求决战决胜的彻底歼灭和大规模远征为特点的“克劳塞维茨式战略”，前者的根基远比后者深厚。(12)
本文认为坚持一致性的学者过于偏重文本分析而忽略了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例如，唐太宗时期，唐朝东征高句丽，北击薛延陀，西破吐谷浑、高昌、焉耆和龟兹，这一时期显然是唐朝采取扩张性政策的高峰期。如果不分析这段历史事实，而仅关注唐太宗的言论，(13)恐怕很难得到一个完整全面的结论。由于坚持一致性的学者没能把文本与历史事实结合起来分析，因此无法有效地回应和解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扩张现象。
本文也不赞同坚持二元性的学者关于中国古代两种战略文化的关系和地位的结论。以江忆恩的研究为例，首先，他过于看重《武经七书》对古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精英的影响。《武经七书》属于兵家，并不是古代中国知识体系的主流，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的影响完全不能与儒家经典相比。其次，江忆恩的论据材料主要是范济等10位大臣的16份边防奏疏，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大臣。此外，这10位大臣官职和权力相差较大，把这些大臣都称为决策者显然是不恰当的。(14)如果江忆恩选择明朝内阁辅臣的奏疏和《明实录》中皇帝的上谕作为论据材料，其结论或许会更有说服力。最后，明朝在处理与北方游牧势力的关系方面是中国历代王朝中相当强硬的一个，正如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所论：“明代是在中国二千二百年王朝史中仅有的一个特殊时期。明朝对待草原的态度受到元朝征服记忆的深刻影响，因此其边疆政策跟其他任何本土王朝都不一样。明朝较之那些接受索求的王朝经历了更久的边疆战争。”(15)江忆恩试图通过特殊性较强的个案推出普遍性结论，这种论证方法显然存在问题。
二 自守性大于扩张性的战略文化
在是否向外采取扩张性政策的问题上，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内容相当复杂，为了表述方便，本文也把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分为两种——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及其对立面。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由基本理念和现实政策逻辑构成。儒家经典中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是其观念内核，现实政策逻辑是其基本理念在现实问题上的反映和发展。这种战略文化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儒家学说成为主导性意识形态，并实现了系统而深入的政治社会化；它的对立面则包括地缘安全关联主义、大国威望主义和战略机会主义这三种战略逻辑，它们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是体系结构压力。除了大国威望主义中的行动型天下主义之外，其他战略逻辑的出发点主要是安全目的，而非经济或意识形态目的。古代“中原王朝”的扩张行动多数属于结构压力下的防御型扩张，这一点与西方近代的经济掠夺型扩张、人口移殖型扩张、传经布道型扩张和种族主义型扩张有根本不同。
这种战略文化二分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向外采取扩张性政策绝非“中原王朝”对外战略的常态，但在体系结构压力下，“中原王朝”的决策层对于是否要向外采取扩张性政策会不时地展开政策论战，论战的一方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另一方则是其对立面。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于三点：第一，是否要使用武力向狭义华夏区域以外的地方扩张权势？第二，扩张成功后采取何种管辖方式？第三，扩张遭遇挫败时是否要战略收缩？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反对向外扩张权势，反对以遣官、驻军和屯田等方式对狭义华夏区域以外的地方加强管辖，在遭遇挫败之时主张战略收缩；它的对立面则倾向于向外扩张权势，主张以遣官、驻军和屯田等方式加强对狭义华夏区域以外的地方的管辖，在遭遇挫败时反对战略收缩。体系结构压力既是这种论战出现的必要条件，也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胜出的重要条件。
不过，儒家战略审慎主义与其对立面的分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从教育到风俗，从取士到治民，(16)儒家学说经过官方主导的系统而深入的政治社会化，逐渐实现了“天下人尽为儒”。(17)儒家学说不仅成功地内化为古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精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还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同时，也再无所谓“儒法之争”，而只有儒家的内部之争。(18)
就这两种战略文化的相互关系而言，首先，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及其对立面都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二者在论战中使用的话语都是儒家话语，其分歧往往只针对具体问题，而非世界观和价值观上的对立，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并没有公开挑战和批驳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基本理念。其次，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只是作为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性依附而出现。最后，双方论战的根本目的一致，都是为了维护“中原王朝”的安全和稳定。但双方都存在积极和消极方面，如果任由其中一方长期独大，其消极方面的影响也将随之扩大，这对于“中原王朝”的安全和稳定不利。因此，二者的论战对于彼此的消极方面有制约作用，这种相互制约更有利于维护“中原王朝”的安全和稳定。
就这两种战略文化的相互地位而言，不能简单地从它们在论战中的胜负次数判断谁占据支配地位，同时它们论战的胜负与“中原王朝”的国力强弱不存在必然关系。尽管在西汉、唐、清三代经略西域的案例中，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胜出的次数更多，但无论就政治地位和道德正当性，还是政治社会化程度和信众规模，抑或理论化水平而言，儒家战略审慎主义都远在它的对立面之上。儒家战略审慎主义是中国古代的主导性和常态性战略文化，而它的对立面只是次要性和应激性战略文化。即便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在论战中败给其对立面，但它仍能制约“中原王朝”采取扩张性政策的频次、规模和程度。(19)本文将采用文本与历史事实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把文本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论证上述核心论点。
三 经略西域的论战
“中原王朝”正式经略西域始于汉武帝时期。由于西域具有重要的经济、安全和战略价值，与“中原王朝”之间存在广泛的经济、文化、安全、战略和政治联系，因此“中原王朝”往往会非常关注西域，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在该区域的影响。这种经略尤以西汉、唐、清三代最为隆盛，但这三代王朝在经略西域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内外制约因素，而最大的内部制约因素是决策层中的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儒家战略审慎主义与其对立面的论战始终伴随和影响着这三代王朝对西域的经略。
(一)西汉经略西域中的论战
西汉经略西域始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终于公元8年西汉灭亡，持续了近一个半世纪。西汉经略西域的开创期集中在汉武帝、汉昭帝和汉宣帝三朝，相关论战也发生在这三段时期。史书明确记载的论战有四场。
1.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在关于第二次远征大宛的论战中，大臣邓光等人反对远征，汉武帝则主张远征。前者坚持儒家战略审慎主义，论战的结果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胜出，西汉第二次远征大宛。(20)
2.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在关于屯田轮台的论战中，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人建议屯田轮台，但遭到汉武帝的反对，此时后者已转向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立场。论战的结果是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主张胜出。(21)
3.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在“盐铁会议”涉及汉武帝西域政策得失的论战中，贤良文学坚持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反对经略西域；御史大夫站在对立面，支持经略西域。论战当场没有明确得出胜负。(22)
4.汉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在关于向西域增派屯田人数的论战中，侍郎郑吉请求增派，汉宣帝和后将军赵充国予以支持，但丞相魏相坚持儒家战略审慎主义，上书反对。论战的结果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主张胜出，汉廷暂时采纳了魏相的主张。(23)
史书对“盐铁会议”的记录最为翔实，关于两次西域屯田问题的记录次之，对第二次远征大宛的记录则最为简略。在这四场论战中，虽然对立面仅胜出一场，但在这一场中它也面临着相当大的阻力，史载“公卿议者皆愿罢宛军”，(24)如果不是汉武帝乾纲独断、力排众议，恐怕儒家战略审慎主义也会在此次论战胜出。尽管“盐铁会议”没有明确的胜负结果，但从后来御史大夫桑弘羊被诛、贤良文学的代表魏相升为丞相以及儒家学说进一步政治社会化来看，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在此次论战中占据了上风。
(二)唐朝经略西域中的论战
唐朝经略西域始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终于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持续超过一个半世纪。唐朝经略西域的开创期集中在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三朝，相关论战也发生在这三朝。在这段时期内，史书明确记载的论战有三场。
1.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在关于远征高昌的论战中，群臣坚持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反对远征；唐太宗则站在对立面，力主出兵远征。论战的结果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胜出。(25)
2.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在关于在高昌设立州县和驻军的论战中，特进魏征和黄门侍郎褚遂良坚持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反对在高昌设立州县和驻军；唐太宗则站在对立面，力主在高昌设立州县和驻军。论战的结果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胜出。(26)
3.武周神功元年(697年)，在关于是否要同意吐蕃的议和条件、弃置安西四镇的论战中，鸾台侍郎(即宰相)狄仁杰等人持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主张，坚持弃置；右史崔融与议和使者郭元振等人则站在对立面，反对弃置。论战的结果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胜出。(27)
史书对后两场的记录最为翔实，甚至双方论战的奏议都被完整地记录下来。虽然对立面在这三场论战中全部胜出，但它面对的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阻力却非常大。对于第一场论战中的儒家战略审慎主义者，《旧唐书》记载的是“公卿近臣”，《新唐书》记载的是“群臣”，可见该群体人数规模之大；对于第二场论战中的儒家战略审慎主义者，史书提供了明确的代表人物——魏征和褚遂良，前者是名臣楷模，后者是君主近臣，二人在贞观时期都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第三场论战中的儒家战略审慎主义者也不在少数，其中就有鸾台侍郎狄仁杰这样一位重臣。
(三)清朝经略西域中的论战
清朝经略西域与西汉和唐朝略有不同。清朝经略西域始于清圣祖时期对准噶尔汗国的平叛战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哈密首领归顺清朝可以被视为清朝经略西域的第一步。清朝开始主动经略西域则始于雍正七年(1729年)，但由于雍正九年(1731年)和通泊之战大败，清朝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才得以大举经略西域，及至晚清新疆建省。在这段时期，史书明确记载的论战有五场。
1.清世宗雍正七年(1729年)，在关于远征准噶尔汗国的论战中，以大学士朱轼和都统达福为代表的群臣坚持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反对远征准噶尔汗国；清世宗和大学士张廷玉则站在对立面，力主远征。论战的结果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胜出。(28)
2.清高宗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关于再次远征准噶尔汗国以及深入追剿阿睦尔撒纳的论战中，群臣坚持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反对远征准噶尔汗国；清高宗和大学士傅恒站在对立面，力主远征。(29)此后，以大学士史贻直和大学士陈世倌为代表的群臣又反对深入追剿阿睦尔撒纳，清高宗则力主深入追剿。论战的结果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胜出。(30)
3.清宣宗道光六年(1826年)至道光八年(1828年)，在关于是否要弃守南疆西四城的论战中，陕甘总督鄂山、扬威将军(即前线总司令)长龄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等人坚持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主张，先后建议弃守；直隶总督那彦成等人则站在对立面，反对弃守。论战的结果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胜出。(31)
4.清宣宗道光十一年(1831年)，在关于是否要弃守南疆西四城的论战中，陕甘总督鄂山依旧主张弃守，伊犁将军玉麟和扬威将军长龄等人反对弃守。论战的结果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胜出。(32)
5.清穆宗同治十三年(1874年)至清德宗光绪元年(1875年)，在海防与塞防的论战中，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从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主张出发，建议暂弃西域；陕甘总督左宗棠和湖南巡抚王文韶等人则站在对立面，反对放弃西域。论战的结果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胜出。(33)
由于清朝史料的特点，在前两场论战中，史书更多记录君主的主张，群臣的主张则记录得非常简略；但在后三场论战中，对大臣主张的记录较为翔实。虽然对立面在这五场论战中全部胜出，但它面对的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阻力仍然非常大。在第一场论战中，史载群臣中“惟张廷玉力主出兵”。(34)在第二场论战中，清高宗面临的阻力更大，他承认：“满洲王大臣内，惟大学士傅恒，奏请办理，其他尽畏怯退缩，恐生事端。”(35)尽管后三场论战的主题是战略收缩，但对立面面临的阻力仍然不小。在第三场论战中，儒家战略审慎主义者包括扬威将军、陕甘总督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这三位前线重臣。在第五场论战中，儒家战略审慎主义者除李鸿章外，还包括醇亲王奕譞和刑部尚书崇实等重臣，(36)其政治分量远大于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对立面。
四 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内涵与构成
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根基是儒家经典中关于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这些理念确定了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立场倾向、思维框架和认知假定；在这个内核之外，则是一套完整清晰的现实政策逻辑，这套逻辑是儒家经典的基本理念在现实问题中的实践反映和发展。
(一)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基本理念
儒家经典中关于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也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基本理念，具体包括三点。
一是“道德至上论”。其一，儒家经典认为道德准则是制定和判断一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标准，实际形势和物质利益居于次要地位。这些道德准则就是儒家推崇的礼、仁、义，维护这些道德准则的对外政策就是正确合理的，而违背了这些道德准则的对外政策即便能获得大量的物质利益，也不值得支持和称颂。其二，在“义利之辨”上，儒家经典明确主张义大于利、舍利取义，“义”就是儒家经典所推崇的道德准则，“利”在古代主要是指土地、人口和财物。《礼记·大学》中提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37)孔子也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8)在《孟子》的开篇，孟子就对梁惠王讲“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9)其三，在“德力之辨”上，儒家经典认为在构成国力的诸要素中，“德”最为重要，“力”则不甚重要。“德”既是指君主和统治阶层的个体和集体道德，也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国家的治理政策，它是一种无形的观念性和政策性要素。“力”则主要是土地、人口和军事等有形的物质性要素，儒家经典比较轻视甚至鄙视地理要素和军事要素的作用。对此，孔子曾讲“军旅之事，未之学也”。(40)孟子也曾说“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41)“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42)“地方百里而可以王”。(43)其四，在国家兴衰问题上，儒家经典认为道德既是决定一国国力兴衰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决定一国国际影响力大小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一国修德尊礼行仁义，该国就会走向强盛，正如孟子所言：“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44)同时，该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会随之扩大，正所谓“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45)其五，儒家经典认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决定一国国家安全形势最重要的因素也是道德，相对于修德尊礼行仁义，地理要素和军事要素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并不重要。一方面，一国修德尊礼行仁义能增强民众对政府的支持，提高国内凝聚力，国内团结一致将极大地巩固该国的安全。对此，孟子曾提出：“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46)另一方面，一国修德尊礼行仁义能够产生巨大的国际吸引力，吸引大量的国际伙伴。为了维护共同的价值观，这些伙伴将会给予该国支持和援助，从而巩固该国的安全。这一点正如孟子所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47)
二是“内治优先论”。首先是“夷夏之辨”。儒家经典强调华夏与“夷狄”的区别，认为“夷狄”之人在文明程度上与华夏之民存在巨大差距，“夷狄”之人野蛮而落后，难以教化利用，正所谓“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48)“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9)华夏之民居于天地之中心，是膏腴精华之地。“夷狄”之人则处于天地之边缘，生存环境恶劣，要么苦寒腥膻，要么瘴气污浊，难以开发利用。因此，华夏君主应重视华夏内部问题，夷狄之人和夷狄之地并不值得关注与占有，正所谓“中国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国”。(50)其次，儒家经典坚定地支持内因决定论。(51)一国要走向强盛、巩固国家安全就必须在国内奉行民本主义，推行爱民养民育民的政策。在这一点上，孟子论述的最为系统全面，他在向梁惠王宣讲儒家的富强之术时提出：“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52)最后，“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53)儒家经典认为一国只要内部实现大治，其他国家或势力自然就会产生仰慕之心，主动去学习该国的仁义之道，正如孔子讲的“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54)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改善和增进双方关系，从而扩大该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步使仁义之道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规范，形成“协和万邦”“万邦咸宁”的理想秩序。
三是“心服为本论”。一方面，儒家经典所希望的是其他国家或势力对本国发自真心的仰慕和敬服。在实现方式上，儒家经典并不主张刻意追求其他国家或势力的仰慕和敬服，更不主张用武力去强迫其他国家或势力，而是认为产生这种仰慕和敬服之情的根源在于本国修德尊礼行仁义，在国内大治的基础上吸引和感化其他国家或势力对本国心悦诚服。正如《尚书》所记载：“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55)孟子也曾提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56)在一定条件下，儒家经典也不反对通过物质馈赠的方式展现本国的优越性，主动吸引其他国家或势力的敬服。另一方面，关于维持这种关系的方式，儒家经典不主张利用对方的仰慕和敬服去控制与支配对方，更反对建立直接统治。它主张朝贡关系，对方依礼来朝，“毕献方物”，(57)并在形式上与本国保持一致即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58)另外，儒家经典认为取得其他国家或势力仰慕和敬服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控制对方，也不是为了从对方那里获得物质利益，而是希望对方能够实现安定，这便是“修己以安人”和“既来之，则安之”。(59)
(二)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现实政策逻辑
儒家战略审慎主义明确反对向外扩张。它以儒家经典的基本理念为认识论基础，认为扩张无功、无利、有罪、有害：无功在于扩张往往难以实现既定的军事和政治目标；无利在于扩张往往既不能获得充分的经济回报，又无助于增长国力、巩固国家安全和扩大国际影响力；有罪在于扩张违背道德仁义准则，在道德上是不正确的；有害在于扩张潜藏着巨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风险，势必损害民生，并且很有可能会导致天下大乱。
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现实政策逻辑链条如图1所示。(1)由于地理因素(扩张目标距离遥远、扩张目标自然条件恶劣)和对手特性(对手的实力和作战特点使其不易被击败、对手领土的经济价值较低)两方面的阻力，“中原王朝”向外扩张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决定性成功，还存在着军事失败的风险，而且扩张往往耗费巨大，扩张的收益不足以补偿投入的成本。(2)为了发动和维持扩张，政府就要对国内民众增加赋税、劳役和兵役，民众原来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将被严重破坏，民众将不堪其扰、不堪其劳、心生不满，政府逐渐失去民心。(3)由于古代“中原王朝”的小农经济相当脆弱，对人力资源和农时节气有着绝对的依赖性，向外扩张不仅会占用大量人力资源，还将干扰正常的农时，对小农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其结果是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减少、广大民众面临致命的生存问题。失去了原有生活环境和生存资料的民众只能聚集在一起形成“流民”和“群盗”，使国内秩序恶化，内忧问题突显。(4)为了应对外患内忧，国家财政的耗费将越来越大，国家对民众索要的赋税、劳役和兵役越来越繁重，“流民”和“群盗”也越来越多。随着规模的扩大以及组织性和战斗力的提升，这些“流民”和“群盗”将转向追求政治目标，开始以推翻王朝政权为目标。(5)形势的不断恶化最终将导致王朝崩溃、天下大乱。总之，儒家战略审慎主义认为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外部安全问题极有可能导致内部安全问题爆发；同时，向外扩张存在巨大的军事风险，军事风险又将引发经济风险，进而引发政治风险。
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政策主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理想性的，即通过吸引和感化的方式使对手以及其他国家或势力心悦诚服，进而实现外部环境的和平稳定；第二层次是在边境构筑防线，立足本土进行被动防御，间或采用经济上的收买与政治上的和亲政策；第三层次是在万不得已要向外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只是用军事力量调整对方的领导人或领导人的态度，不灭其国、不占其地，不遣官吏管理，不派军队常驻，而只求恢复双方原来形式上的等级关系，使对方能与本国和平相处。一旦实现这一目标，“中原王朝”就应及时撤出。如果暂时无法撤出，那么一旦遇到外部挑战和压力就应迅速撤出，做到战略止损，即便这种撤出的沉没成本和观众成本巨大、时机上不恰当、经济上不明智，且有可能会极大地损害本国的安全和威望。
(三)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在历次论战中的体现
图1 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现实政策逻辑链条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基本理念和现实政策逻辑在西汉、唐朝和清朝经略西域的论战中都有所体现，但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在西汉的两场关于西域屯田的论战中，汉武帝和魏相都从民生角度主张进行战略收缩。汉武帝在《轮台罪己诏》中提出：“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60)魏相在上书中提出：“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61)相对于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魏相的观点更强调了民生受损后可能会导致民变，进而冲击国内政治秩序。
在“盐铁会议”的论战中，贤良文学的主张更系统化和理论化。根据儒家经典的基本理念，贤良文学认为：“故任德，则强楚告服，远国不召而自至；任力，则近者不亲，小国不附。此其效也。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则北垂无寇虏之忧，中国无干戈之事矣。”(62)对于扩大国际影响的方法，贤良文学主张“诚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则近者哥讴而乐之，远者执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来远者不以武”；(63)“君子立仁修义，以绥其民，故迩者习善，远者顺之”。(64)
在现实政策逻辑上，贤良文学首先认为向外扩张在军事上存在巨大风险，乃是“茫茫乎若行九皋未知所止，皓皓乎若无网罗而渔江海，虽及之，三军罢弊，适遗之饵也。故明王知其无所利，以为役不可数行，而权不可久张也”。(65)其次，向外扩张难以实现经济上的回报，即“苦师劳众，以略无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间，民不能自守”；(66)“虽以进壤广地，如食荝之充肠”。(67)最后，贤良文学还认为“夫用军于外，政败于内”。(68)在评价汉武帝远征大宛的得失问题上，贤良文学认为：“万里而攻人之国，兵未战而物故过半，虽破宛得宝马，非计也。当此之时，将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师旅相望，郡国并发。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后遣上大夫衣绣衣以兴击之。当此时，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东豪杰，颇有异心。”(69)
在唐朝的第一场论战中，群臣反对远征高昌的主要理由是地理上的距离问题，认为“行经沙碛，万里用兵，恐难得志，又界居绝域，纵得之，不可以守”。(70)在第二场论战中，魏征反对将高昌州县化和驻军的理由主要是经济上的成本收益分析，认为“今利其土，屯守常千人，屯士数年一易，办装资，离亲戚，不十年陇右且空。陛下终不得高昌圭粒咫帛助中国费，所谓散有用事无用”。(71)褚遂良反对的理由则更为丰富，他先是根据“夷夏之辨”提出：“古者先函夏，后夷狄，务广德化，不争荒逖。”接着他又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提出：“今高昌诛灭，威动四夷，然自王师始征，河西供役，飞米转刍，十室九匮，五年未可复。今又岁遣屯戍，行李万里，去者资装使自营办，卖菽粟，倾机杼，道路死亡尚不计。高昌，他人手足也，何必耗中华，事无用？”(72)
在唐朝的第三场论战中，狄仁杰主张弃置安西四镇的理由十分系统和全面，可谓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典型体现，除了“夷夏之辨”和经济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外，他还提到了扩张、民生与政权稳定之间的关系，直言扩张将会导致王朝崩溃、天下大乱。首先，狄仁杰提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接着他提出：“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若使越荒外以为限，竭资财以骋欲，非但不爱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穷兵极武，以求广地，男子不得耕于野，女子不得蚕于室，长城之下，死者如乱麻，于是天下溃叛。”最后，他又提出：“开守西域，事等石田，费用不支，有损无益，转输靡绝，杼轴殆空。越碛逾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旷亦多。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其所以然者，皆为远戍方外，以竭中国，争蛮貊不毛之地，乖子养苍生之道也。”(73)
与西汉和唐朝略有不同，清朝的儒家战略审慎主义者在论战中更侧重于从现实角度论证放弃经略西域的原因，这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军事上难以取得成功，二是经济上耗费巨大。另外，清朝的儒家战略审慎主义者很少直接根据基本理念对经略西域做道德上的批判，也很少会从军事失败和经济负担引申到王朝崩溃、天下大乱，他们更多是就事论事。但毋庸置疑，他们观点的背后仍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基本理念，仍是以一种不言自明的方式暗示着王朝崩溃、天下大乱的风险。
关于清朝的第一场和第二场论战，史书对群臣的反对意见记载得十分简略。在第一场论战中，朱轼反对远征的理由是“天时人事未至，不宜出兵”；达福则认为“我以千里转饷之劳，攻彼效死之众，未见其可”。(74)在第二场论战中，对于是否再次远征准噶尔汗国，史书只是提到群臣“惩雍正九年和通泊之惨败，俱以深入为险”。(75)对于是否要深入追剿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史载陈世倌从粮饷、马力、将帅三个方面提出了反对意见。(76)可以看出，雍乾两朝的儒家战略审慎主义者主要从军事失败的风险角度展开论战。
清宣宗、清穆宗和清德宗时期，清朝经略西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是否战略收缩。道光八年(1828年)，平定了张格尔之乱后，武隆阿上书提议放弃南疆西四城：“留兵少则不敷战守，留兵多则难继度支。臣以为西四城环逼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东四城为中路不可少之保障。与其糜有用兵饷於无用之地，不如归并东四城，省兵费之半，即可巩如金瓯，似无需更守此漏卮。”(77)道光十一年(1831年)，在平定玉素普之乱、吓退浩罕汗国的入侵后，鄂山也上书提出放弃南疆西四城：“四城卡伦、开齐数十处，在与布鲁特相通，防守实难周密，兵到贼遁，兵撤贼来，万无重兵久戍，任其牵制之理。若大举深入，则安集延、布鲁特等不过犬羊之类，夷其族不足为武，得其地亦不能耕，又不值糜饷劳师，以国家有用之经费，用之于无益之荒陬。”(78)
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提出暂弃新疆之论，他认为：“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且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痡，尤虑别生他变。”(79)
五 结构压力下的三种战略逻辑
推动古代“中原王朝”向西开拓、经略西域的主要动因是体系结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会产生地缘安全关联主义、大国威望主义和战略机会主义三种战略逻辑。三者只是在具体问题上反对儒家战略审慎主义中的现实政策逻辑，而不是反对儒家学说；在结构压力的作用下，其整体也可以视为一种具有历史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战略文化。
(一)结构压力
古代亚洲大陆东部并不总是“中原王朝”主导下的单极结构，在一些历史时期，该区域会呈现出一种不平衡、不稳定的两极结构或近似于两极结构的“超—强”结构。在这种结构中，除了“中原王朝”这一“极”之外，另一“极”或“强”则是在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上与“中原王朝”相异的政治势力。这些势力拥有不逊于“中原王朝”的国际权势和战略意志，有时在军事战斗力上甚至强于“中原王朝”。它们对“中原王朝”采取进攻性政策，不仅频繁地攻击劫掠“中原王朝”的边境地区，还不时地纵兵深入“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带或试图兵临“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这种安全压力既严重破坏了“中原王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还冲击着“中原王朝”内部的政治秩序，挑战着“中原王朝”统治者的国内外权威，甚至威胁到“中原王朝”政权与华夏文明的存续。
“中原王朝”积极主动减轻或解决这种结构压力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实施间接路线战略，通过在对手的薄弱环节或次要战略方向上采取行动，分散、牵制与削弱对手的力量，并对其进行战略包围；二是防线前置，御敌于更远的国门之外；三是犁庭扫穴，远征对手的核心地带。
从西汉立国初期到汉宣帝统治后期，亚洲大陆东部呈现出典型的汉匈两极结构。汉初，匈奴在冒顿单子的统治下迅速崛起，史称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尽服从北夷”。(80)匈奴不仅在白登之围中差点俘虏汉高祖，(81)后来又屡次进犯西汉边境，甚至曾派兵迫近西汉的核心地带关中地区与政治中心长安，同时在政治和外交上对西汉极尽羞辱。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之前，西汉不得不对匈奴奉行防御性的和亲政策。元光二年马邑之围后，西汉对匈奴发起主动反击，双方互有胜负，西汉倾尽国力也未能摧毁匈奴的战争基础，双方陷于拉锯战长达80余年。在汉匈两极结构初期，西域是匈奴的附庸，为匈奴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财富和资源。(82)为了解决匈奴带来的结构压力，汉武帝遂决定采取第一种方法(间接路线)，通过经略西域，联结乌孙，以断匈奴右臂，(83)既使匈奴难以从西域汲取财富和资源用于对西汉的战争，又在西域开辟对匈奴作战的第二战场，对匈奴实施战略包围，分散和减轻匈奴对西汉北方的压力。
从唐朝立国初期到安史之乱爆发的大部分时间内，唐朝也面临着较大的结构压力。起初是唐朝与东突厥汗国的两极结构，至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击灭东突厥汗国后，唐朝又面临着西突厥汗国的压力，西突厥汗国以中亚草原为活动中心，在天山以南的西域诸国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虽然西突厥汗国的国力不及东突厥汗国，距离唐朝的核心地带也相对较远，而且不像东突厥汗国那样频繁地侵扰唐朝。但作为一个地域辽阔、“控弦数十万”(84)的游牧汗国，西突厥汗国有着不可小觑的战斗力，史称“西戎之盛，未之有也”。(85)西突厥汗国对唐朝西部边境安全构成了较为严重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个结构压力，唐太宗以西域作为实施第一种方法(“间接路线”)和第二种方法(防线前置)的抓手，唐高宗则以西域作为实施第二种方法(防线前置)和第三种方法(犁庭扫穴)的抓手。显庆三年(658年)，苏定方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之后，唐朝在亚洲大陆东部享受了短暂的单极时刻。
龙朔三年(663年)，吐蕃攻灭吐谷浑之后，亚洲大陆东部的国际体系结构又变成唐朝与吐蕃的两极结构。吐蕃从河湟和西域两条战线上持续对唐朝发起猛烈攻击，(86)严重威胁着唐朝的安全，特别是唐朝的核心地带关陇地区。在这两条战线中，吐蕃高度重视西域战线，正如吐蕃宰相钦陵对唐使郭元振所言：“我若贪土地财赋，彼青海、湟川近矣，今舍不争何哉……俟斤距我裁一碛，骑士腾突，不易旬至，是以为忧也。”(87)西域成为决定唐朝国家安全的重要区域，其重要之处首先在于它是唐朝牵制吐蕃进攻本国核心地带的战略平台，正如郭元振上疏所论；其次在于它是唐朝抵御吐蕃进攻本国核心地带的防御前沿，这一点在崔融的《拔四镇议》中有充分的体现。为了减轻吐蕃带来的结构压力，武则天选择西域作为其实现第一种方法(间接路线)和第二种方法(防线前置)的抓手。
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亚洲大陆东部呈现出清朝与准噶尔汗国并立的两极结构。康熙十九年(1680年)，准噶尔汗王噶尔丹控制了天山南北，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发动叛乱，率军击溃了喀尔喀蒙古部后，又进军内蒙古地区，直抵距离北京仅400千米的乌兰布统，迫使清圣祖三次发兵迎击和追歼。策妄阿拉布坦夺取汗位后，于1717年派兵攻入西藏，迫使清圣祖两次派兵入藏平乱，而清军的第一次入藏行动以惨败告终。雍正元年(1723年)，策妄阿拉布坦支持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发动叛乱。噶尔丹策零继位后，又于雍正九年(1731年)在和通泊等地大败清军。在这一时期，准噶尔汗国积极地与清朝争夺包括新疆、青海、西藏和蒙古地区在内的领导权，对清朝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及其政治中心北京的安全都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解决准噶尔汗国带来的结构压力，清世宗和清高宗采取第三种方法(犁庭扫穴)。
19世纪初期，兴起于费尔干纳盆地的浩罕汗国开始对外扩张。(88)其扩张目标不仅包括臣属于清朝的哈萨克大玉兹和布鲁特部落，还包括清朝直接管辖下的南疆地区，使清朝西部边疆局势动荡不安。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到咸丰七年(1859年)，浩罕汗国一方面多次支持和卓后裔作乱南疆，另一方面又直接派兵入侵南疆地区，可谓19世纪上半期清朝最大的边患。它不仅严重挑战并冲击着清朝主导下的中亚东部地区秩序，还给清朝的西部边疆地区带来沉重的安全压力。尽管浩罕汗国的国力远远弱于清朝，但由于浩罕汗国拥有地缘和宗教文化优势以及更强的进攻意志，因此在中亚东部地区暂时形成了清朝与浩罕汗国并立的“超—强”结构。为了应对浩罕汗国带来的结构压力，清宣宗试图以南疆西四城作为实施第二种方法(防线前置)的抓手。
俄罗斯帝国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东北亚和中亚两个方向采取重大战略攻势。在东北亚方向，通过军事和外交上的恫吓，俄罗斯帝国迫使清朝分别在1858年和1860年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占领了清朝东北地区100余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在中亚方向，俄罗斯帝国于1864年开始在中亚河中地区发动大规模征服战争，(89)并在该年10月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其后续子约夺取了清朝新疆地区约44万平方千米的土地。1871年，俄罗斯帝国又抢占了富庶的伊犁地区。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之间，亚洲大陆的东部大致形成了清朝与俄罗斯帝国并立的两极结构，后者的国力更强，也更具进攻性，对清朝的东北、西北甚至政治中心北京的安全都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应对俄罗斯帝国带来的结构压力，清朝依旧选择以新疆作为其实施第二种方法(防线前置)的抓手。
(二)地缘安全关联主义
地缘安全关联主义一反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对地理因素的轻视，对儒家战略审慎主义构成了最有力的反驳。地缘安全关联主义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中原王朝”与其对手的博弈在地理上存在关联性，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主要战略方向与次要战略方向的安全形势密切关联，“中原王朝”在核心地带和主要战略方向上的战略地位对其在边缘地带和次要战略方向上有决定性影响；同样，“中原王朝”在边缘地带和次要战略方向上的战略地位对它在核心地带和主要战略方向上也有重要影响。对此，地缘安全关联主义主张，应该投入必要的资源和兵力，在对手的薄弱环节或次要战略方向上采取行动，以分散、牵制和削弱对手对自己核心地带和主要战略方向上的压力。地缘安全关联主义的第二层含义主要适用于是否战略收缩的论战。它认为某块区域可能有重要的地缘安全价值，该区域又与其他重要的区域相邻相连，在该区域的失败势必会波及与该区域相邻相连的区域，使这些相邻相连的区域要么易于被对方占领，要么安全稳定受到严重破坏，进而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将使“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带面临极大的威胁。地缘安全关联主义因此主张，应该投入必要的资源和兵力控制远方的重要区域，把它作为防御前沿和第一道安全屏障，以防止对手威胁自己的核心地带。
就第一层含义而论，汉武帝时期，为减轻匈奴带来的安全压力，张骞就献计要经略西域，他提出：“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90)在“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对这一战略逻辑深表认同，认为它“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91)武则天时期，为了减轻吐蕃带来的安全压力，郭元振也曾上疏强调安西四镇的重要性，他提出：“国家非吝四镇，本置此以扼蕃国之尾，分蕃国之力，使不得并兵东侵。”(92)甚至到晚清海防论与塞防论之争时，大理寺少卿王家璧还上疏提出收复新疆可以牵制俄国之论。(93)
就第二层含义而论，御史大夫在“盐铁会议”上提出：“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夫肌肤寒于外，腹心疾于内，内外之相劳，非相为赐也！唇亡则齿寒，支体伤而心僭怛，故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94)在此，御史大夫强调“中原王朝”边境地区与核心地带之间高度紧密的地缘安全关联性。
唐朝崔融在反对弃置安西四镇的《拔四镇议》中使用了地缘安全关联主义，他认为：“太宗文皇帝践汉旧迹，并南山抵葱岭，剖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高宗时，有司无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入焉耆之西，长鼓右驱，逾高昌，历车师，钞常乐，绝莫贺延碛，以临敦煌……夫四镇无守，胡兵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憺南羌，南羌连衡，河西必危。且莫贺延碛袤二千里，无水草，若北接虏，唐兵不可度而北，则伊西、北庭、安西诸蕃悉亡。”(95)在此，崔融强调西域与南羌、河西地区之间高度紧密的地缘安全关联性，而河西地区又与唐朝的核心地带关陇地区相近，因此西域的得失关乎唐朝核心地带的安全。
左宗棠在光绪元年(1875年)上奏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和在光绪三年(1877年)上奏的《遵旨统筹全局折》可谓地缘安全关联主义的典型体现。在前者中，他提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96)在此，他强调的是新疆与陇右、蒙古之间高度紧密的地缘安全关联性。在后者中，左宗棠的地缘安全视野又进一步扩大，他先是赞颂了清高宗收复新疆对维护清朝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97)然后点明新疆的地缘安全价值：“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括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98)在此，左宗棠强调的是新疆与蒙古、陕甘、山西以及政治中心北京之间高度紧密的地缘安全关联性，认为新疆的得失关乎蒙古、西北、华北和北京的安全。
(三)大国威望主义
国际威望对于大国的内政外交有着重要意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古代“中原王朝”非常重视自己的国际威望，这种重视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上的天下主义，二是基于权势消长的现实考量。前者促使“中原王朝”在有利条件下倾向于向外扩张权势，并为这种扩张提供一定的正当性；后者促使“中原王朝”在扩张遭遇挫败时反对战略收缩，原因在于战略收缩将对其国际权势产生消极影响。
首先，关于天下主义的内涵，中国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研究，(99)在此不再赘述。天下主义作为儒家学说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与“夷夏之辨”存在内部张力。它推崇“王者无外”和“大一统”的观念，认为由于“天”是无所不覆的，作为“天”在世间的代表天子，其统治范围也应是无所不至的。在“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就提出：“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100)至于天下主义是观念还是行动上的，则主要取决于体系内的力量对比，当“中原王朝”的国力远远强于体系内的主要对手时，天下主义就有可能成为实际行动。贞观十四年(640年)，在东突厥汗国已灭、吐蕃未兴以及西突厥汗国稍弱的条件下，唐太宗发起对高昌的远征，并在《讨高昌诏》中提出：“朕嗣膺景命，君临区夏，宏大道於四海，推至诚於万类……朕受命上天，为人父母，禁暴之道，无隔内外。”(101)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准噶尔汗国爆发内乱、不断有汗国强族投靠清朝的条件下，清高宗才发起对准噶尔汗国的远征，并在上谕中提出：“堂堂大清，中外一统，而夷部乱臣，妄思视同与国，此其逆天悖理”；(102)“朕为天下共主，兼覆并载，既无拒而不纳之理”。(103)总体而言，天下主义为“中原王朝”在力量对比有利的条件下向外扩张提供了一定的精神动力与道德正当性。
其次，国际威望是一国国际权势的基础和体现，是其维持国际权势的保障和扩大国际权势的条件。国际威望的扩大能够带来追随者的递增效应，国际威望的消退则将会产生追随者的递减效应，这一现象也出现在古代国际体系中。如果“中原王朝”在经略西域的过程中受挫而进行战略收缩，则可能引发西域诸势力的群体性反叛，进而使“中原王朝”在西域已经取得的战略成果消失殆尽，甚至将危及“中原王朝”的战略全局及其在体系结构中的地位。所以汉武帝在第二次远征大宛时认为：“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渐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轮台易苦汉使，为外国笑。”(104)在后来的“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又对汉武帝的这一决策做了进一步辩护，提出：“贰师不克宛而还也，议者欲使人主不遂忿，则西域皆瓦解而附于胡，胡得众国而益强。”(105)道光六年(1826年)，那彦成上书反对弃守南疆西四城时，也提出：“我退则彼进，退至何处为止，且卡外之各部落，如浩罕、哈萨克等夷，若闻风效尤，则边患何所底止，劳愈甚而费愈多，又复成何事体为今之计，断不能不厚集兵力，大加惩创，以振国威。”(106)
(四)战略机会主义
战略机会主义是指根据体系内的力量对比变化来判断是否要进行大规模的远征，当敌乱我稳、敌弱我强、敌衰我盛的时机出现时，及时抓住这个机会窗口，果断地集中优势兵力发起远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结构压力。战略机会主义或明或暗地出现在“中原王朝”是否要大举经略西域的论战中，发挥的作用也大小不一。在西汉和唐朝经略西域的论战中，战略机会主义明确出现的次数极少。据笔者的查阅，只有在西汉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郑吉向汉廷请求增派西域屯田的人数以对抗匈奴时，汉宣帝和后将军赵充国进行了商议，史载二人“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使不得复扰西域”。(107)但是在清世宗和清高宗时期的论战中，战略机会主义成为反驳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最重要论点。
雍正七年(1729年)，清世宗打算趁策妄阿拉布坦逝世、新汗王噶尔丹策零立足未稳之机对准噶尔汗国发动远征，以犁庭扫穴。在与儒家战略审慎主义者的论战中，清世宗提出：“国帑充裕，官员弁兵，同心奋勇，愿为国家效力，实系可以举行之会。若迟疑不决，定贻后悔。今天时人事，机缘辐辏，时不可迟，机不可缓，天与不取，古训昭然。且我圣祖皇考为此筹画多年，未竟其事，兹当可为之时。”(108)
乾隆十九年(1754年)，清高宗打算趁准噶尔汗国内乱未平、阿睦尔撒纳等汗国重要势力纷纷前来投靠之机对准噶尔汗国发动远征，以犁庭扫穴。在与儒家战略审慎主义者的论战中，清世宗认为：“此际达瓦齐力穷失据，且内难相寻，众心不服，失此不图，数年后伊事务稍定，仍来与我为难，必致愈费周章。今乘伊内乱，我与尔同力戡定，则蒙古部落，永远宁谧。勿贪小逸而忘大利也。”(109)“与其费力于将来，不若乘机一举，平定夷疆……准噶尔之事，自皇祖皇考时，频烦圣虑，历有年所，因机无可乘，故大勋未集。今事机已值，无烦大举，以国家之余饷，两路并进，不过以新降厄鲁特之力，少益以内地之兵，即可成积年未成之功。”(110)
当“中原王朝”面临的结构压力相对较大时，地缘安全关联主义一般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最主要的反对意见，且往往有更强的说服力、更可能从论战中胜出；当“中原王朝”面临的结构压力相对较小时，战略机会主义和大国威望主义一般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最主要的反对意见，且往往有更强的说服力、更可能从论战中胜出。如果将结构压力视为自变量，三种战略逻辑则可以视为中介变量，采取的三种应对方法则是因变量。当结构压力大时，在地缘安全关联主义的主导下，“中原王朝”倾向于采用第一种方法(间接路线)或第二种方法(防线前置)减轻这一压力；当结构压力变小或较小时，在大国威望主义或战略机会主义的主导下，“中原王朝”倾向于采用第三种方法(犁庭扫穴)减轻或解决这一压力。
六 评析与比较
儒家战略审慎主义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审慎性、民本性、道德性和理想性，后者则包括主观性和狭隘性。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对其消极方面有所克服，但这种克服是有条件和有节制的，与近代西方列强的扩张主义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一)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积极方面
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对于古代“中原王朝”的稳定和中华文明的延续有积极影响，这是由它特性中的积极方面所决定的。
一是审慎性。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首要特性是审慎，它对于向外扩张天然持有忧虑和警惕之心，认为向外扩张不会带来经济上的回报，向外扩张必然会存在“过度”和“透支”问题，向外扩张与民生改善和王朝稳定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它看到的多是军事失败、财政收支失衡、社会动荡、王朝崩溃和天下大乱的风险。这种审慎性使“中原王朝”的诸多决策层清醒地认识到扩张问题是关乎国运和战略全局的大事，而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政治形象或情感满足就能实施的轻易之事，也不再是地方军政长官的便宜之事。这种审慎性既使扩张主义难以成为整个国家的主导性战略文化，也使其不可能具备坚实的观念、制度和组织基础，这显然有利于维持“中原王朝”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二是民本性。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对内而言，其实质就是民本主义，它认为王朝统治的根基是民众，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衰、安全和国际影响力，而决定民心向背的根本因素是国内政策，向外扩张所获得的财富、安全与威望则是细枝末节，“中原王朝”如果沉溺于向外扩张便是本末倒置，并将导致其根本动摇。向外扩张不会改善民生，相反，只会增加民众的负担、剥夺民众的财富和生命，使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加剧，进而导致政府失去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因此，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反对向外扩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有利于缓解民众负担、改善民众生活，又有利于涵养民力、凝聚民心、厚植国力，维护“中原王朝”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三是道德性和理想性。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因其基本理念而有着强烈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首先，它主张根据儒家抽象的道德准则去分析外部形势、制定对外政策，而不是从现实的力量对比和战略关系角度，这使它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外部问题时有较为稳定的研判依据，尽管不能做到左右逢源，但如果长期坚持却足以积累出坚实可靠的战略信誉和国际形象。其次，儒家战略审慎主义推崇用吸引和感化的柔性方式扩大国际影响，推崇根据儒家抽象的道德准则构建国际秩序。尽管这些方式和道德准则只是理想性存在，但个人、国家和国际社会都离不开具有道德感的理想的引领，这种理想既是“中原王朝”对内对外号召力和凝聚力的一大来源，也是其建立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不可或缺的要素。最后，如果“中原王朝”的战略文化只是对现实的应对，而没有超越性的道德和理想诉求，“中原王朝”于内于外将很难站到价值观的高度，这一高度正是其文明自信的重要来源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动力。
(二)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消极方面
一是主观性。首先，儒家战略审慎主义根据儒家经典基本理念中的“德力之辨”，想当然地认为土地、人口和军事等物质性要素对于增长国力、巩固国家安全和提升国际影响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国修德尊礼行仁义，就会随之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化力，从而使本国的安全得到巩固，国际影响力得到提升。但这与历史事实往往不相符合，只是儒家战略保守主义的主观愿望。一方面，一国修德尊礼行仁义有可能增强国力、巩固安全，但这一政策的实施和见效却需要有充分的时间作为基础，体系内的对手往往不会给它留下充分的时间去修德尊礼行仁义，这样该国的安全和国力增长都将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修德尊礼行仁义对外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也需要较长时间，而且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或势力是否会产生认同和仰慕之心不仅取决于修德尊礼行仁义的政策本身，还取决于其他国家或势力内部更为复杂的权力、制度和文化因素。换言之，吸引力和感召力很大一部分是由对方国家或势力决定的，但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并不太重视加强加深对外部形势和势力的研究分析。因此，儒家战略审慎主义不仅存在着主观臆断的问题，还存在着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和片面化的问题。
其次，儒家战略审慎主义根据儒家经典基本理念中的“夷夏之辨”，又想当然地认为四夷之地蛮荒贫瘠，没有开发利用的经济价值，在这些地区维持政治和军事存在只会加重“中原王朝”的财政负担。事实却并非如此，以新疆为例，新疆固然有大片戈壁沙漠和高山荒原难以开发利用，但仍有不少适于农业生产和人口聚居生活的绿洲盆地、河谷平原和山前平原，这些绿洲和平原的生产生活条件不亚于中原地区，经过一定的开发完全可以进行农业生产和聚居生活。但儒家战略审慎主义者似乎没有实地调查研究，只是依据儒家经典固执地坚持偏见，这正是主观主义中的教条主义。
二是狭隘性。首先，在安全上，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基于过度联系的思维，认为向外扩张势必导致外部和内部安全问题、军事和政治安全问题并发。面对结构压力，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希望以修德尊礼行仁义去感化、软化甚至同化对手；即便迫不得已用武力应对，也应立足于本土被动防御，因为这种方式既能维护本土安全，经济上也更为节约，还不会引发内部政治安全问题。如果“中原王朝”能够通过改善内部治理政策去感化、软化或同化体系内对手，使对手真心仰慕和学习本国，这当然可以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长久固本之道。但正如前文所言，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更多的只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主观愿望；立足本土被动防御能使本国在更熟悉的环境中作战，且由于距离本国核心地带较近不会产生严重的后勤问题。然而，立足于本土进行被动防御势必将使边境地区遭受战火的破坏，而且对手可以选择重点进攻方向，而自己只能进行全线防御，这显然不利于集中兵力抵御对手的进攻。另外，对手的进攻将是无休止的，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对手那里，“中原王朝”将面临对手持续性的军事压力，进而使本国的内政和经济也都面临持续性的压力，这显然不是久安之计。如果这种压力长期存在，“中原王朝”朝野将产生严重的紧张感和不安全感，久而久之，君主和中央的权威或可能被削弱，朝局可能明显分裂，地方势力或军方势力可能坐大，“中原王朝”可能因此爆发内部政治安全问题。
其次，在经济上，一方面，如果立足于本土进行被动防御，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将无从谈起，而且在安史之乱以前“中原王朝”的经济重心在北方，作为战争前线的北方边境地区距离全国的经济重心并不遥远，全国的经济重心也势必受到战争的波及。到了清朝，尽管“中原王朝”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但北方仍然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价值。另一方面，由于“中原王朝”采取全线防御，为漫长的边境防线提供补给势必耗费巨大。如果对手的进攻是持续性的，“中原王朝”对前线的补给也将旷日持久。不难发现，儒家战略审慎主义未能以大局性和长远性的视野为“中原王朝”谋划出经济上更为节约的固本之策。
再次，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囿于小农经济的思维，对提高经济收益的途径理解过于单一，认为只有粮食(或者再加上丝织布匹)才是衡量经济收益的唯一标准。不可否认，在古代农业社会，粮食在经济中有着绝对的重要性，多产粮食确实能保障民众生活和促进经济发展。但在民众的基本生存生活得到保障之后，民众还有其他的经济需求，国家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也有其他途径。以新疆为例，即便新疆是不可以耕织“旷地”和“漏卮”，但它却是亚欧大陆上的一个贸易枢纽，通过这个枢纽可以与欧亚大陆上的其他经济体互通有无，政府财政收入将会增加，民众生活条件也有可能得到改善。但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并未关注到这一点。
最后，儒家战略审慎主义还表现出内向性的一面。“内治优先论”格外强调华夏区域的优越性和国内政策的重要性，使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带有较强的内向性，从观念深处抑制了“中原王朝”政治和文化精英认识与开拓外部世界的兴趣。这种重内轻外的内向性有可能演变为有内无外的封闭性，为“闭关锁国”政策提供观念基础，这一消极方面的危害在晚清两次鸦片战争中暴露无遗。
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消极方面如果不受到制约，便有可能走向极端，从而使“中原王朝”的安全和生存以及中华文明的延续遭受严峻挑战。它的对立面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消极方面构成了有益的制约。
七 结论
从西汉、唐朝和清朝经略西域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在体系结构压力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古代“中原王朝”的决策层往往会面临是否向外采取扩张性政策的问题。对于该问题，决策层中时常存在分歧与论战，这种现象以及双方论战的论点、论据和论证逻辑具有历史连续性，对此可以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展开研究。反对采取扩张性政策的一方信奉儒家战略审慎主义，这是一种信众极为广泛、根基极为深厚的战略文化。它的对立面则较为复杂，其复杂性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儒家战略审慎主义与它的对立面同在儒家学说体系内，有着诸多共享理念。在本文的案例中，尽管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在论战中胜多负少，但仍没有居于主导地位。儒家战略审慎主义作为一种持续的、系统的、深入人心的战略文化，它在中国古代的主导地位是不可撼动的，进而使中国古代决策层自动产生制约扩张性政策的强大的观念和文化力量。另一方面，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实际上只是体系结构压力催生出来的三种战略逻辑。首先，这三种战略逻辑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是应激性的。其次，这三种战略逻辑更多的是对现实问题的策略性应对。最后，儒家战略审慎主义与其对立面并不完全对立，该对立面主张采取扩张性政策是有前提和有节制的，其前提是结构压力威胁到了“中原王朝”的安全和生存，其节制之处在于“中原王朝”向外扩张时刻以减轻或解决结构压力带来的威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向外扩张在道德正当性上的脆弱以及所蕴藏着的严重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风险。从上述分析来看，“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111)这一论断是完全站得住的。
儒家战略审慎主义不仅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和亚洲大陆东部的历史，还对当代中国外交有巨大的影响。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而言，首先应坚持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审慎性和民本性，既要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时刻保持战略审慎和战略定力，对于扩展国际影响的目标、节奏、重点和限度应有清晰而全面的认识；又要立足国内，在对外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次，大力发扬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道德性和理想性，高度重视大国政治中的理念竞争问题，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使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外交话语牢牢占据国际道义高地，进而发挥更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最后，还应注意克服儒家战略审慎主义中的主观性和狭隘性，在对外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基于实际的安全和发展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加奋发有为地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战略机遇，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适时主动扩展本国的战略依托带。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①李际均：《论中国战略文化》，载《中国军事科学》，1997年第1期，第9页。
②陆伟：《日本的自我身份构建与冷战后战略文化的嬗变》，载《日本学刊》，2018年第5期，第60页。
③Colin Gray,"National Style in Strategy:The Americ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6,No.2,1981,pp.21-47.
④Carnes Lord,"American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Vol.5,No.3,1985,pp.269-293.
⑤Andrew Scobell,"China and Strategic Culture," U.S.Army War College Report,May 2002.
⑥江忆恩著，朱中博、郭树勇译：《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41页。
⑦江忆恩对此也有所关注，他认为进攻战略存在着某种模糊性，即“进攻”可能是扩张或兼并，也可能是积极防御态势下的武力进攻。但江忆恩既没有做明确的概念区分，也没有深入探究下去，而是采取模糊化处理。很显然，“进攻”和“扩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相关论述参见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第240页。
⑧相关研究参见陈寒溪、罗明运：《防御性战略文化对当代中国国防政策的影响》，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78—81页；李晓燕：《中国明代战略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一致性研究——与江忆恩商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66—76页；朱中博、周云亨：《中国战略文化的和平性——〈文化现实主义〉再反思》，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36—51页；张小龙：《中国战略文化二元论：国外涉华学者的认识与我国的战略观》，载《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3期，第100—112页；朱中博：《中国古代对外战略传统的非扩张性基因——〈大学衍义补〉的启示》，载《国际观察》，2017年第4期，第1—15页。
⑨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第241页。
⑩Derek Richardson,The Rise of a Dualistic Dragon.The Contrastive Strategic Mental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American Hegemonism,Melbourne:University of Victoria,2008,p.7.
(11)Feng Zhang,Chinese Hegemony: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ast Asia Histo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16.
(12)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6期，第4—33页。
(13)相关言论有“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民甚困”“兵行万里，岂得无劳于民，若劳民求名，非朕所欲。”参见《贞观政要·卷九·论征伐》。
(14)这十位大臣中，只有杨一清做过内阁辅臣和首辅，其他九位都没有当过内阁辅臣，有三位甚至没有尚书官衔。此外，有八位大臣曾在边疆工作，内容与军事相关。因此，本文认为这十位大臣不能代表明朝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普遍意见，也不能代表明朝决策层的普遍意见。
(15)托马斯·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5页。
(16)蔡尚思：《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附补篇)，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23页。
(17)干春松：《儒学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
(18)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页。
(19)本文研究的政治前提是认同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文之所以选择西域作为分析对象有三点原因：第一，古代西域与“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带距离遥远，文化和自然条件存在一定差异。第二，西域自公元前1世纪被纳入西汉的政治管辖下，西域历史便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略具有长期的历史连续性。第三，西域战略地位重要，历代“中原王朝”都高度重视西域，经略西域往往会成为决策层讨论的重点。西汉、唐朝和清朝是中国古代经略西域最为隆盛的时期，这三个高峰期也是观察与分析中国古代两种战略文化论战最为合适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清晰地发现五点内容：(1)古代“中原王朝”在是否向外采取扩张性政策上的分歧和论战及其背后战略文化上的差异；(2)反对方与支持方——儒家战略审慎主义与它的对立面的基本内涵，包括它们的论点、论据和论证逻辑；(3)两种战略文化的关系及相互地位；(4)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特性及其正反方面的意义；(5)古代“中原王朝”向狭义华夏区域以外的地方采取扩张性政策的性质。
(20)《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21)《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22)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445—481页。
(23)《资治通鉴·汉纪十七》。
(24)《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25)《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列传一百四十八·西戎》。
(26)《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列传一百四十六·西域上》。
(27)《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列传一百四十一·吐蕃上》；王小甫：《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117-128页。
(28)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卷八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0页；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5-349页。
(29)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卷一一一》，第3707-3708页。
(30)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卷一一四》，第3799页。
(31)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卷一八五》，第5598页；潘志平：《浩罕汗国与西域政治》，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1-82页。
(32)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卷一八八》，第5666页。
(33)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卷二三一》，第7350-7359页。
(34)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卷八六》，第2950页。
(35)《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之四百七十四》。
(36)陈先松：《从财政史视角再析海防塞防之争》，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36页。
(37)《礼记·大学》。
(38)《论语·里仁》。
(39)《孟子·梁惠王上》。
(40)《论语·卫灵公》。
(41)《孟子·公孙丑下》。
(42)《孟子·公孙丑上》。
(43)《孟子·梁惠王上》。
(44)《孟子·梁惠王上》。
(45)《左传·僖公四年》。
(46)《孟子·梁惠王上》。
(47)《孟子·公孙丑下》。
(48)《礼记·王制》。
(49)《左传·成公四年》。
(50)《春秋榖梁传·襄公三十年》。
(51)徐进：《孟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及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8-9页。
(52)《孟子·梁惠王上》。
(53)《礼记·大学》。
(54)《论语·季氏》。
(55)《尚书·大禹谟》。
(46)《孟子·公孙丑上》。
(57)《尚书·旅獒》。
(58)《论语·为政》
(59)《论语·宪问》《论语·季氏》。
(60)《汉书·西域传下》。
(61)《资治通鉴·汉纪十七》。
(62)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471页。
(63)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472页。
(64)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415页。
(65)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465页。
(66)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445页。
(67)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453页。
(68)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415页。
(69)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465-466页。
(70)《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列传一百四十八·西戎》。
(71)《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列传一百四十六·西域上》。
(72)《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列传一百四十六·西域上》。
(73)《旧唐书·卷八十九·列传三十九》。
(74)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卷八六》，第2950页。
(75)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卷一一一》，第3707-3708页。
(76)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卷一一四》，第3799页。
(77)《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八·列传一百五十五》。
(78)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卷一八八》，第5666页。
(79)《李鸿章全集·卷二十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1069-1070页。
(80)《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81)《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82)《汉书·西域传上》。
(83)《资治通鉴·汉纪十二》。
(84)《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突厥下》。
(85)《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突厥下》。
(86)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9页。
(87)《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吐蕃上》。
(88)潘志平：《浩罕汗国与西域政治》，第43页。
(89)David Gillard,The Struggle for Asia 1828-1914:A Study in British and Russian Imperialism,London:Methuen and Co Ltd,1977,p.118.
(90)《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91)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464页。
(92)《通典·卷一九○·边防典·吐蕃条》。
(93)陈先松：《从财政史视角再析海防塞防之争》，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36页。
(94)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453-454页。
(95)《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列传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上》。
(96)《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179页。
(97)《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648-649页。
(98)《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649页。
(99)相关研究参见周桂银：《中国古代“天下主义”的千年传统：演进、内涵和特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年第2期，第1-20页；胡键：《“天下”秩序：一种文化意象》，载《学海》，2017年第4期，第195-203页；王庆新：《儒家王道理想、天下主义与现代国际秩序的未来》，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3期，第73-99页；彭永捷：《王道政治与天下主义》，载《现代哲学》，2013年第2期，第90-102页；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57-65页。
(100)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414页。
(101)《全唐文·第一部·卷六》。
(102)《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之四百七十五》。
(103)《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之四百七十五》。
(104)《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105)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465页。
(106)马大正、吴丰培主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道光朝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07)《资治通鉴·汉纪十七》。
(108)《清实录雍正朝实录·卷之七十八》。
(109)《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之四百六十六》。
(110)《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之四百七十四》。
(11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