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研究以TikTok跨境直播电商为案例，将容器型技术纳入对全球传播与平台基础设施的分析，探讨其在跨境平台基础设施化过程中所生成的意义。借助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访谈，研究发现平台利用封装性、模式性与联合性的容器型技术，把注意力、商品与数据同步纳入可计算、可追踪的跨国流动，凸显出链路式控制与多点中心化的特征。容器型技术既加速货物与信息的流通，又通过技术黑箱与制度边界制造新的排他性；既依赖全球各类基础设施，又在规则博弈与地缘冲突中不断生成各异的连接点，从而酿成流动性悖论。研究有助于揭示平台跨境过程中货物流动、交通运输与地缘关联，为涵盖物质向度的全球传播概念提供新路径。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媒介物质性视域下网络视频平台的影像生产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2BXW0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键词：物流管理/ 跨境电商/ 基础设施/ 容器型技术/ 平台研究/

作者简介：王喆，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匡姝蓓，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原文出处：《新闻与传播研究》(京)2025年第11期 第99-113，128页

“We'll give you the biggest discount today”(“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最大的折扣福利”)，熟悉的直播间话术被整体译成英文，来自中国福州某直播间的主播正举着小巧的商品，向屏幕另一端的英国观众展示；在东南亚，一批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品牌借助TikTok等直播电商平台实现弯道超车；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接连抛出要求字节跳动剥离TikTok的法案。全球化高速扩张中的TikTok不断遭遇地理套利与地缘挑战。这些利好、阻碍与争夺，并非视听内容呈现或接受上“非物质”层面的困扰，而是受限于差异化的“基础设施、治理和市场”条件①，从而围绕“物”与“物质性”形成一整套过程、一种流动、一类关联。

媒介常被视为纯粹的内容传递工具，而非内容的塑造者，对其的理解易被“人工扁平化”②。传统全球传播重在以“符号互动”树立国家形象，往往聚焦于不同渠道所传递的文本与符号，却把承载和分发这些内容的渠道视作理所当然③，基础设施研究则要把“被遮蔽的设备、系统、编程、平台等物质基础”拉回分析前台④。TikTok代表中国平台在传播层面挑战了西方国家的全球主导权，这一集大成平台能在多大程度上呈现全球传播的另类策略?容器型技术或许提供了一种更为原初、更具拓展性的视角：全球传播的定义可随容器型技术回转到原初，涵盖货物流动、交通运输以及地缘关联；非媒体中心主义的视角能带来更广泛的，包括物质向度的传播概念。具体而言，在平台跨境发展过程中，购物车、纸箱、集装箱、仓库等将所有琐碎及混乱进行封装，与“平等开放”的平台隐喻恰成反差；技术话语惯于崇拜“建立在持续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硬科学和高科技”⑤，而容器型技术以柔性包容力量组织世界。既有的集装箱与跨境物流研究已揭示，全球化恰建基于这些看似平庸的容器型技术之上，其运输逻辑及微观逻辑已捕获了整个世界，与麦克卢汉那信息与思想交互的“地球村”想象如出一辙⑥。基础设施既是物，也是物之间的结构关联⑦；容器型技术从单件器物演变为技术系统，重新定义了全球化过程中的地缘关系和网络构成。在具体的经验现象层面，对容器型技术本体论的考察可揭示出跨境基础设施“信息流-货物流-资本流”的结构性张力，本研究以TikTok跨境直播电商为例，探讨容器型技术以何种角色、如何介入跨境商业交往网络，进而为全球传播的平台想象提供何种启发。

一、文献综述

(一)连接异质性时空的跨境基础设施

建设基础设施以驱动人和物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是掌控空间的根本⑧。中国古代王朝与“四夷”互通海上贸易，是出于经济、技术和地理的互补互惠需求，“通财用”取向不断增强，瓷器、商舶和市舶司成为关键媒介⑨。英式全球化时期，英印电报系统、“上海-长崎-海参崴”电报网等节点共同织就“日不落帝国”控制网⑩。可见帝国的黄金时代往往依托交通、传播技术与商业网络的三重嫁接，吸引各地商人与商品聚集(11)。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在《全球传播的起源》中指出，电报、铁路这些控制时空并使之理性化的工程，奠定了全球传播系统雏形，而西方国家长期把持媒介基础设施的核心控制权，并将其作为“民族实力、社会福利、繁荣、文明和国民政治自由程度的尺度”(12)。当下，跨境电商平台被比作“网上丝绸之路”，以促进流动和连通为目标。类似的隐喻也将平台“落实”，不再是被代码抽离的虚拟层，而是“不断被建构的社会-技术复合体，已嵌入、映射并延伸至由传统、现代、后现代相混杂的政治经济格局之中”(13)。随着平台成为互联网发展中的主导性基础设施，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也得到了更多的讨论。普兰廷(Plantin)等将谷歌与脸书置于美国互联网发展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平台化的基础设施(platformized infrastructures)”与“基础设施化的平台(infrastructuralized platforms)”之双过程(14)：前者强调共享、可访问的系统逻辑，后者捕捉了平台对通信和表达的启用及限制。两者的结合为历史与批判取向提供新路径，而地缘视角的切入则可进一步揭示全球平台基础设施布局背后的信息秩序争夺(15)。

2016年9月，字节跳动推出了音乐短视频媒体“抖音”，并在2017年5月正式上线了国际版TikTok。2020年，TikTok与Shopify战略合作，跨境直播电商正式起跑。国家力量、风险资本、平台机制与商业品牌等各力量在此交汇，TikTok的软件架构结合了去中心化与数据流的再集中，逐渐由单一的音乐短视频媒体升级为全球传播中非常重要的平台化系统，重塑全球数字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的物理分布(16)。当平台试图跨越地理意义上的国境线，基础设施去管制与民族国家的松绑并行，却同步产生“连接”之外的议题。类似于作为媒介基础设施的海底电缆，由其建造、连接、断裂即可透视地缘政治、资本斗争与法规监管(17)。这些物质性的、政治性的、文化性的三重阻塞也是平台跨境连接的“咽喉点”(18)，却反向赋予平台服务以基础设施属性——围绕着连接和阻塞的权力协商，新旧基础设施日益按平台逻辑重建或重组。一方面，互联网巨头仍需平台属性放大网络效应、攫取市场；另一方面，它们运营大规模社会技术项目，以提供无处不在、可靠的服务，从而获得类似传统基础设施的公共授权(19)。

(二)界定容器型技术：封装性、模式性和联合性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跨境基础设施中的容器型技术都为货物流的运输和信息流的组织提供条件或设置限制。容器型技术一方面因自身的存在而让内部物件凸显，同时又令自身消失不见，因而中国古代“买椟还珠”的故事才会成为警世寓言。然而，历史上最早的文化装置或许就是一件盛放收集物的容器，而非攻击性的硬刃工具(20)：“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对周围环境有效的改造主要不是通过机器的发明来实现的，而是借助于一些器皿、设备和实用设施，它们往往也是很了不起的发明。第一类是篮子和罐子；第二类是染瓮和砖窑；第三类是水库、水道、道路和建筑。”(21)容器型技术“既是物质对象，也是对象间的关系，‘包含’或‘涉及’不同角色以不同方式参与的活动”(22)。看似简单的技术，却是文明系统隐而不显的基底。

就物质性而言，容器型技术可汇编、保护并促进事物的收集，同时规定其内部可被何种方式获取(23)。这其中包括了“空无一物”的封装性，设定标准的模式性，以及与其他技术轻易连接的联合性。

首先，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中，有“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强调容器之“空”正是功用所在。容器型技术的“空”为实现时空的化学反应提供必要前提(24)：一方面，容器使内部物体发生变化，比如厨具作为一种容器，生米在锅内变熟，小麦粉在烤箱内成为面包，葡萄在木桶中酿成葡萄酒；另一方面，容器型技术也可克服时空限制，令外部环境随之改变，比如罐头与冰箱让季节性食品全年供应，或远销异地。逐步发展至今，容器开始告诉人们很多关于其内部物的不可见信息，比如面包的现代包装上会呈现其中不可见的营养成分。容器、包装、品牌和广告日趋一体化(25)。容器因其中空的物质性而得以创造一个暂时性的封装，从而改变物的生命时间与环境空间。

其次，容器型技术以自身标准来设置限制。比如，盒子作为典型的容器型技术，被媒介学者皮亚斯(Pias)视为一种“重新安置的手段(instrument of relocation)”：常规尺寸、容量与标签使盒子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它既创造流动网络中的协议，又在流动中具有一种不可见的散漫(26)。林颖等研究跨境电商平台Lazada时发现，平台界面的可见性会导致可见/不可见的感知偏差——消费者易忽视语言限制与自我政治身份，将平台误认为传统交易模式，而掩盖后台的嵌套系统(27)。

最后，容器型技术让不可移动之物得以移动，因其易于与其他渠道联合。容器型技术利于在传输中进行跨模态的“多式联运(inter-modality)”(28)，使彼得斯所称的元素媒介(陆地、海洋和天空等)连接为单个运输过程(29)。容器型技术亦如塞尔(Serres)笔下的“寄生虫(parasite)”：它附着于既有运输系统，通过关系再生产关系，“位居于渠道之中”(30)，间接促使系统改变；它介入传输，连接系统断裂之处，把诸多渠道化整为容器们的渠道。

由此，容器型技术可被视为实体的或想象的空间单位，也是流转过程中的元操作者：它抹平物的差异性，创造物的连接性，具有媒介中介性；它可被任意填充、再次腾空，或赋予内部物以新价值，具有物质多重性。

(三)容器型技术对全球传播流动性的再塑

将容器型技术的物质多重性推至前台，为媒介与传播研究提供了一次“去自然化”的还原契机：容器型技术本身也可被用作一种媒介，它会先以自身物质性划定可达性，再决定哪些符号能被谁看见。由此，媒介研究或可摆脱文化史一贯的“人工扁平化”传统——从洞穴壁画到今日屏幕，该传统长期让媒介看似只需呈现符号，而无需搬运实体；符号信息看似自带流动性，其实是媒介运作被隐身的结果，而这流动性也并非丝滑无阻。

一旦将媒介置于容器型技术的对照之下，重新拉回可见的流动过程，符号传播与物质传播即可再次对接。物品必须完成物理位移并进入流通才能成为商品，这一“位置移动”正是传播最原初的含义——传播包括商品、人员、信息和资本的流动，“是符号和物质技术在社会空间生产中的编排和组合过程，是构建(和抑制)不同话语以及互动和流动的模式”(31)。换言之，运输网络与通信网络是共同生产“易达/难达”的结构力量，是协调人、物、信息流动的机制。直播间、箱体、航线一起构成让注意力、商品、数据同时跨境的传播系统，从而把全球传播的结构性与象征性重新置于同一分析平面。

宏观来看，容器型技术将世界转换到了这样一个模式：标准化的移动空间单位，可交换调整的过程和倒计时的时间。自20世纪60年代的“物流革命”以来，标准化集装箱以尺寸统一、接口通用和规模效应迅速压低跨境运输成本，触发全球贸易链与生产网络的重组。马克·莱文森(Marc Levinson)在《集装箱改变世界》中指出，只有当企业普遍采用这一“平凡技术”后，航线、港口和工厂选址才被重新绘制，世界市场因此变得更便宜、更快捷也更集中(32)。集装箱带来的高速低价流通，让货物与原材料的空间传输发生突变，恰如真空管以“空无一物”的容器控制能量流动——20世纪电信系统极度依赖真空管这一典型容器，它能检测、接收、整流并放大电子信号，无线电、电话、雷达、电视、计算机等现代媒介技术的出现皆得益于此(33)。如果说集装箱物流系统是用一套跨国共通的技术语言，使不同经济体的商品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今天同样的逻辑被直播切片、竖屏短视频复制——封装容器的包容性使得一条15秒影像能在TikTok、Reels、Shorts之间免调试流转，正如集装箱在铁路、公路、港口之间的“多式联运”。

与传统容器型技术相比，计算能力开始叠加于当下的容器型技术之中，保障、扩展和管理新的信息、人员和商品流动(34)。物流系统包括“物的时空生产中的算法协调”(35)，算法为单个集装箱匹配最短路径与最大载重，同时利用消费者与库存数据反向指令生产者何时、何地、生产何种商品。跨境平台亦将高时效、低损耗的链路视为核心基础设施，通过信息封装与标准化，把货物订单、用户画像和容器运力一并写入“黑箱”，仅保留输入/输出接口，使内部运算与转换过程对外界不可见。尽管如此，叠加了计算能力的容器型技术并未因黑箱化而削弱其战略价值，反而使中国跨境贸易得以摆脱“低端全球化”(36)标签：物流体验与平台信誉相关联，库存和运力的信息流加速了货物的流动，从而在全球竞争中获得生态自主性与地缘风险抵抗力。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容器型技术视为理解全球传播的新概念，它在物质层面、系统层面和象征层面上产生意义：它兼具封装性、模式性与联合性的物质特征，又承载物流与空间组织的社会隐喻；既是理性工程，也是全球网络中的能动行动者；既显现物质劳动，更能揭示权力的分布与寻租。由此，本研究追问，容器型技术如何被纳入跨境直播电商平台全球网络的基础设施?面对差异市场与地缘政治，平台如何借其进行策略性协商?这些行动为全球传播中的平台发展提供何种启示?本研究提取具有封装性、模式性和联合性的三类容器型技术，以个案展开系统发生学讨论：在相似技术集成下，运营方式与地缘摩擦仍呈多元，从而彰显“一”在本质上的“多”，即平台的链路式程控和多点中心化系统。

图1 跨境直播电商基础设施中容器型技术的分析框架

二、研究方法

抖音电商在中国大获成功，却在全球范围内付出更大游说成本，TikTok跨境直播电商的开放呈阶段性、地域性与过程性，为考察跨境基础设施如何在复杂环境中连接异质性时空提供了理想研究对象。根据TikTok Shop官网信息，当前卖货方式主要包括联盟带货与直播/短视频自播；销售链路可分为平台内闭环的“小店发货”模式，以及跳转至亚马逊、Shopify等外部链接完成交易的半闭环模式。跨境电商业务的展开需与传统基础设施建立连接并重塑权力结构，商品包装规范、物流路径设计、跨境数据流通及隐私保护等议题接踵而至。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抽取能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对象，通过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获取TikTok小店经营者的实践经历。研究者之一自2021年10月起以直播间运营兼主播身份介入，对位于福州的TikTok跨境小店展开为期5个月的参与式观察，深度体验容器型技术在跨境流动中的效用空间。

基于参与式观察，研究团队于2023年8月至12月开展半结构式深度访谈。遵循最大差异化饱和原则，访谈对象锁定上海、福州、泉州、深圳的TikTok经营者，涵盖英国小店与东南亚小店，主营小商品与快消品(表1)。这些小店实体城市因“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政策的指导而释放跨境电商潜能，且毗邻TikTok现设的8个分拣中心(上海、义乌、东莞、泉州、杭州、香港)，形成交通枢纽型物流辐射圈。访谈通过线下访谈或即时通讯软件进行，已获受访者知情同意并全程录音，事后转写为文字稿件，结合观察笔记展开多轮编码。第一轮对观察笔记与访谈记录进行初步整理，识别与“容器型技术”概念相关的行为、物件与语义，并捕捉受访者使用的本土概念及核心关切；第二轮抽取有关物流、封装、仓储的经验表达，将意义相近的代码进行比较、归类和范畴化，如将“网站政策更新”“数据合规要求”聚合为“外部政策与环境不确定性”；第三轮完成核心编码，结合容器型技术、物流系统与跨境平台，提炼其在跨境过程中的功能关系，构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图1)。

三、多模态容器型技术的集成体系

在秒杀倒计时的直播之后，小商品要突破时空限制完成跨境贸易，需要一条稳定、流畅的链条把直播前台与物流后台衔接起来，形成线上商品封装与线下物流管理的技术服务体系。以越南小店“自运营模式”为例：商家用“视频+小黄车”实现营业范围的去领域化；“小黄车”产生订单后，则由临时性岗位的“打包阿姨”按TikTok协议把小商品封装成统一规格的小包，交由平台指定物流合作商配送至分拣仓。分拣仓依据目的国、品类等信息对小包二次分类，再通过集装箱或航空板箱发运；到达目标国后，仍由TikTok与本地物流合作完成境内配送。在这个过程中，“购物车-商品小包-分拣仓/备货仓-集装箱/航空板箱”等容器型技术构成了“小视频+小商品+小商家+小容器”的集成体系，可概念化为前台调配商品的“购物容器”、中台运送物件的“封装容器”与后台组织节点的“仓储容器”，这一套多模态容器型技术系统实现了注意力、商品和数据在全球范围内的同步流转。

(一)“小黄车”：调配商品组合的购物容器

“小黄车”作为直播电商平台内嵌的购物车功能，商家开通商品橱窗后即可获得，其内部既可包含整个店铺的商品，也能仅储存某一特定商品。埃里克森(Eriksson)曾将音乐软件Spotify中可编辑的歌单视为一种容器型技术，它对数字音乐进行了封装、计算和传播，最终对数字音乐经济产生了影响。与之类似，“小黄车”以符号模拟的形式存在，也以0和1的代码形式存在，可以嵌入到任何一场直播和短视频中，更好地收集和保存数字商品及信息(37)。“小黄车”中数字化的商品模式代替了商品实物，商品以一种统一的、压缩的图片或数据形式呈现。这一由程序所设计的容器通过为数字货物提供统一的包装来促进网络信息流动：容器的创造过程通常被认为是编写代码的过程，这些代码将数据汇集成为一个可管理的包，用以实现存储、监控与运输(38)。

与传统购物车或电商购物车中源自用户主动搜索的商品不同，“小黄车”更具“自主的诱导性”，能够引导消费者找到喜欢的商品。在某场直播前，商家往往会采用“短视频+小黄车”的营销形式，将以往直播中卖得最好的商品放入“小黄车”，从而达到引流的目的。“小黄车”所呈现的信息“不仅仅是商品本身，还包括详细的展示图、价格、店铺信息、评价、材质等”(受访者K-英国小店)。尽管“小黄车”将传统商铺贸易中的实体商品、店铺空间、交谈场地等都推至直播间前台，但TikTok跨境电商平台依旧由多元人种、货币、文化等异质性因素构成，展示出“商品-商家-平台-消费者”的物质与交往关系面向(39)。在这样一个流通环境里，TikTok制定的标准化准则能够最大程度实现对商家的管理：“产品名称、材质、尺寸都是必须要展示的，这些在后台都是必选项。所以像我们这种卖小玩具的，每次上货都头疼，起码要3、4个小时去上传资料”(受访者F-英国小店)，看似实时、快速的技术背后仍需要大量人力劳动的付出，将多样化的小商品整合成具有统一形式的数字物。

“小黄车”的数字格式首先设置了商品准入门槛：必填字段、统一像素与压缩算法把多元商品转化为同质数据包，从而实现批量链接的秒级生成、更新与发布。进入容器的单品被稳定编组后，消费者可在同一界面内完成横向计算、比较与信息提取；平台则实时记录点击、停留、购买与评价，将交互行为量化成下一波推荐权重。商家依据“短视频+小黄车”的销售数据进行测品，甚至依据不同人流量即时调整商品的上架排序(受访者B-越南小店)。由此，购物车成为一种动态的可交互容器。在此过程中，平台与商家借助数据测试所完成的产品组合设计被悄然掩盖，留予外界的仅是呈“中性”色彩的购物车与商品展示。当订单一旦生成，所有数据自动同步至商家后台ERP(客户订单库存管理系统)中的订单管理模块，“打包阿姨”接手实体封装，商品小包接续扮演容器型技术角色，完成从数字到物质的闭环。

(二)打包运送：封装容器对小商品的“加工”

跨境电商物流链路长、不确定性高、变量因素繁杂，商品是否破损只有消费者拆包瞬间方能确认。因而，商品小包成为保护货物的关键容器。跨境电商行业流传的“软三元”现象凸显这一关键容器的重要性，“如果成本是4元，那么其中1元是硬成本，也就是是商品生产成本，而另外3元则花在了物流和信息流上”(受访者C-英国小店)。TikTok对打包工序制定统一且细密的规范：材料须为无印刷图案的牛皮纸、气泡膜与全新纸箱；易碎/易变形货品需以至少5厘米厚的材料双层包裹，以避免碰撞与潮湿霉变(受访者H-泰国小店)。

小包使多元小商品能突破自身限制，获得跨越时空的广泛适应性。在此跨度中，容器型技术不仅提供外壳，更介入物品制造和加工环节，物品临时的“归属地”反向影响着商家的选品——如同冰箱让去地域化的物质风格形成，让人们得以大规模制作速食品或半成品(40)。

首先，跨境运输的长距离致使中国商家不得不放弃部分类目商品，例如“甜品、蛋糕，基本就是英国本土店在做”(受访者C-英国小店)。其次，多件易碎品常被拆分为多个独立小包，“尽管成本稍微贵点，但是放一个包里会太挤，撞坏的风险也更高”(受访者F-英国小店)。此外，货源的同质化也进一步加剧商家的退货隐忧——一旦消费者在其他店铺看到价格更低的相同产品，退货退款将会增加店铺的物流成本，店铺遂以“定制”策略对冲。“除了不能卖的东西，如果想降低退货率的话你就搞点‘定制’类的产品”(受访者F-英国小店)，比如，让主播与顾客在直播间进行“一对一”互动，依据顾客在评论区的留言来选择特定的迷你玩具，或现场完成手机壳等商品的刻字。此类“定制化”商品因无法二次销售而显著降低退货退款率，从而压缩逆向物流成本。

为使商品小包顺利对接仓储容器并实现内部归纳与整理，其外部须具备“可识别性”。订单标签是商品小包上唯一的信息界面，“有客户姓名、电话、地址还有产品信息”(受访者F-英国小店)。一场直播结束后，“打包阿姨”按单拣货、装箱、贴单。商品小包的外部展示调解了信息和货物的流动，让物与地点、与人的对应关系变得清晰可见。标签不仅调解信息流，也分割物流阶段。物流往往基于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进行计量、测量和预测的计算手段，以及追踪和记录的文件手段(41)。“TikTok会要求我们打印两个物流单，一个是到分拣仓的，这个要贴最外面。第二个是国外的，贴里面。这个你就不用管了，TikTok会帮你把第一张的单子撕掉再进行第二段的运输”(受访者H-泰国小店)。由此，物流本质可被描述为“一种计算理性”，旨在促进和合理化商品及资本的流通(42)，而其对物的认知往往只需考虑以下几点：承重上限、运输方式、保护措施和尺寸大小。这也恰恰契合海运公司“不压货、不损坏，可以放进去就行，目的港相同的都可以放”的装箱逻辑(受访者M-海运公司)，在提高仓储容器内部的运行效率的同时，也让商品小包成为跨境网络中可统计、可追踪且可计算的最小流动单元。

(三)仓仓联合：时空节点配置的仓储容器

封装只是起点，商品小包必须与其他技术联合才能延续流动：商品小包何时，以何种方式延续跨境路径，发生在配置时空节点的仓储容器之中。商家可以选择TikTok指定物流上门取件，也可自行寄往分拣中心或备货仓。TikTok跨境物流运三段式由此启动：国内首程、TikTok跨境干线、目的国尾程。目前，首程路程中的仓储容器包括自运营模式下的分拣仓、全托管模式下的备货仓以及商家自己建立的海外仓。这些仓储容器是全球港口系统和地区陆运系统的中间调节者，其“以时间抢空间”“以空间换时间”的节律决定了仓库布局、货品摆放、拣选方法、劳动力绩效、计费等一系列问题(43)，对TikTok的跨境直播电商链路至关重要。

如果说商品小包的标准化打包旨在提升仓储容器内部的运行效率，那么分拣仓与备货仓的内部部署则进一步彰显出仓储容器“空间套空间”的稳定性角色。“整箱”“拼箱”是集装箱运输中常见的储存方式。当货物量大且基本都为同等重量级时，一般会采用整箱的形式进行组装；但对于小商品商家而言，小包数量即便再多也不足以填满整个集装箱，因此“拼箱”才是常态。此时，包装统一、材质基本一致的商品小包大大提高了其装箱、运输效率，基本是“轻货和轻货去拼柜，重货和重货去拼”(受访者M-海运公司)。容器将差异化的琐碎之物隐藏起来，使整个链路式物流井然有序并稳定地发挥基础设施的作用。

“降低的库存水平”是物流得到改善的表现(44)，通过借助仓储容器发挥类似“阀”的作用，TikTok得以进一步控制“信息流-货物流-资本流”：平台汇聚供应商、需求与交易数据，推荐更经济的集拼线路或海外仓，并据此评级、增投广告与询盘。自运营模式下，商家需要在消费者下单后再将商品小包发往分拣仓；而全平台运营模式下，则由TikTok的客户经理提前通知商家，让其将一定数量的货(通常首单是50-80份)一次性发送到备货仓。因此，自运营依赖的是商家自有自便的基础设施资源，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增加库存成本，要么由商家承担，要么反映在商品价格上，削弱了跨境竞争力。而平台介入后，便起到了化零为整的效果，将千差万别的物流和运营都纳入自身。

仓库作为最普遍的容器实体，与前述数字容器相比，它们变化慢、物质性稳定。在仓仓联合的过程中，平台既非无所不能，也非事事亲力亲为，而是更多地通过与既有基础设施合作的方式来搭建物流链路。TikTok目前与万色、燕文、香港云途三家服务商合作运营8个分拣中心，既有第三方改造，也有平台自建，选址策略凸显对小商品的倾斜，体现基础设施平台化的动态过程。海外仓建设仍待攻坚，若能在目标国家建立海外仓，则能更好地协调储运关系，提高了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能力(45)。但并非所有商家都具备建立海外仓的条件：除资金门槛外，政策差异与繁琐清关条例亦构成障碍——例如香港云途中心仅接收香港商家单票价值低于134.5英镑的订单。由此可见，在基础设施平台化进程中，平台更多与既有物流基础设施合作，同时在其上叠加更细的标准化协议与差异化服务，以完成承接、更新与再分配。

四、平台跨境基础设施化过程中的多方协商

跨境平台需要构建全球无缝表面以实现商品、信息与劳动力的高效流动，这易于被想象为一个顺畅有效的理想型理性工程，但往往忘记这套技术系统是由沉重的金属、庞大的空间和大量的人力共同支撑，且始终嵌入特定的政治和经济语境——法律基础、社会组织与伦理考量缺一不可，容器型技术的每一次联结都必经过多方协商。

(一)跨境直播电商组织关系的模糊性和灵活性

围绕“小视频+小商品+小商家+小容器”集成体系，新的社会组织关系正在形成。商家们经营规模不一，但非固定性岗位和动态模糊的任务分工才是常态。“前端有主播、运营、中控、美工摄影剪辑，后端就是供应链、物流还有客服”(受访者A-越南小店)。其中，“打包阿姨”的薪资“计件或者按小时算都有，主要看订单量”(受访者A-越南小店)。而在规模较小的店铺，运营人员甚至要兼做打包。岗位前端后端的边界消失，同一人可能同时担任运营、中控、物流打包与客服。

更多跨境直播的商家转型为“客户经理”，这很大程度源自TikTok“全托管”电商模式的调整。TikTok“全托管”模式将商家推向后台仅负责供货，同时以数据和算法——如增加商品曝光度、提高排名次序等——控制仓储容器内商品小包的流通率。于是，“客户经理”实质成为仓储容器管理员，与各方行动者建立联系，与平台技术共同决定“什么商品能够进入TikTok”“什么商品能够被海外消费者购买到”，整个平台则进一步充当信息、商品、小包与身体流动的转换枢纽(46)。

面对此转型，不同类型的商家做出差异选择。“进货-销售”型中间商会依赖各种促销活动以弥补自身产品同质化、非低价的劣势；“生产-销售”型商家往往对商品具备更高的可调性，如通过“薄利多销”“聚少成多”获利，会更愿意与客户经理建立联系。但商家与客户经理之间信息并不对称，储存数据、订单量等信息往往被平台拦截在容器内部，以至于部分商家宁愿自付退货运费也要把商品从备货仓取出，出现“退供”情况。在此模式下，支撑性技术以一种类生物有机体的形式呈现(47)，和行动者一起自我调适、自我创生。

(二)跨境直播电商地缘关系中的技术失灵与利益协商

随着平台扩张，物流链条的可控性进一步提升。尽管极少出现技术失灵，但一旦失灵，一直位于后台的物流价值反而凸显出来。据受访者E(泰国小店)介绍，TikTok起初在英国推行直播购物时，小商家只想着快速变现，而彼时TikTok的供应链和物流管理都没法跟上短视频传播速度，一些消费者甚至收到了“空包”，使其口碑出现巨大危机。这之后，TikTok能在该地区实行全托管模式，很大原因是基于其在英国的11个物流合作方，其中Royal Mail是英国最大的国营邮政服务提供商。外包的方式能更好地利用既有的仓储容器，甚至依附于目的国境内的公路等基础设施。与前两段路程相比，尾程容器型技术的不稳定性仍是最高的。“通常来说，如果这个货还没有发出去，或者说还在国内的话，拦截一般都是成功的，但是到了国外段就不一定了”(受访者H-泰国小店)，而这和当地物流公司与TikTok所建立的数据联系有关。

购物车、商品小包、集装箱、仓库等容器技术涉及多元数据：既包括仓库地租、报关流程、产品税收等流通数据，也涵盖付款方式、收货地址、电话等消费者信息。物质商品可顺利跨境，但其伴随数据的跨境流动却成为平台跨境运营的巨大争议点——容器型技术的流动需求与各国日益强烈的数据本土化诉求及数据出境限制形成尖锐矛盾。因此，TikTok基础设施化不仅要处理物的跨境流通，还要解决数据的跨境流动，导致整个基础设施化过程中的行动者出现分化。

从开放美国市场到被禁用，再到新一轮审查后又再次被禁用，TikTok在美国的基础设施化始终受到多方掣肘。2023年听证会聚焦数据安全、消费者安全、算法与德州计划四大焦点，凸显平台跨境中数据流通与消费者信息使用的不可避免性。“开通美国店铺必须要在美国本土有公司和雇员”(受访者C-英国小店)，尽管TikTok在美提供创业与就业资源，数字冷战下的平台霸权竞争仍迫使平台将其物流链与数据流留于美国境内，目前美国小店业务基本被限定为境内贸易。

数据跨境的困境同样在东南亚与英国上演。东南亚多数国家已着手强化个人数据保护，或正起草数据出境规范：只要数据主体同意，或属履行合同之必要，个人数据便可离境。英国则在脱欧后特允本国数据出境继续使用欧盟SCC，但须附加“英国附录”，意在将数据传输的司法权拉回本土。为此，TikTok推出“三叶草计划”，在爱尔兰与挪威新建数据中心，把原存新加坡和美国的欧洲用户数据迁回本地。这种数据本地化实践与物资跨境流通形成有趣映照，“云的落户可能成为一种向物理主权形式‘回归’的产物”(48)。

容器型技术在提升平台基础设施化过程中对数据获取、存储和应用能力的同时，由其所构成的链路式物流亦是一条弹性、灵活且非永久的通道。TikTok持续拉入新力量共建物流链，并借助其既有的物流优势强化目的国配送，例如2023年将极兔指定为泰国区官方合作物流。无论通过“小黄车”双向收集商家与海外消费者信息以打造“全闭环”直播电商，还是利用商品小包、仓储容器等发挥技术组织的潜力，TikTok正尝试把容器型技术与不同地缘中的商家、物流、基础设施嫁接起来，催生跨境平台基础设施化的新势力。

五、跨境电商平台的链路式程控和多点中心化系统

我国的出口政策和渠道自20世纪80年代起由国家主导，而今跨境电商平台的兴起为中小企业打开出口通道，释放了中小资本的活力(49)。当下，TikTok跨境电商平台构建起“小视频+小商品+小商家+小容器”的集成体系，以期实现“无摩擦跨境”。然而，容器之间、容器与内部物体固有的碰撞摩擦依旧存在。TikTok通过对容器型技术采取隔离化、黑箱化的操作，使其既与整体链条相连，又因地域、技术与分工而被切割，并非简单的平行平台化。本研究将TikTok跨境电商平台的这一特征总结为“链路式控制”和“多点中心化系统”，以期提供理解全球传播中另一种平台想象。

(一)跨境平台的链路式程控

容器型技术邀请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审视基础设施构成：它并非只能厚重、固定，亦可轻型、可移动，这种看似非“高精尖”的日常技术往往兼具特别的力量与麻烦。平台基础设施化和基础设施平台化，正是把上述技术勾连为集成体系的过程，凸显出复合性、动态性与灵活性。平台基础设施具有一定能动性，积极参与一系列行动——前述三种容器型技术的潜在可扩展性，可将大量的人、物、空间连接，抹平物的差异性，创造物的连接性，并纳入协作过程。能够突破“单一国家自持/单一平台自持”的旧有基础设施逻辑，才是平台跨境实践的成功之道。

为驯服技术集成体系，跨境平台采用链路式程控，把自身能动性分配出去，以触及无法直控的末端，营造出对市场与运输的“管控感”。统一的国内集货点与标准化的运输方式，将分散的货品、价格、时空和承运条件压缩为单一平台接口，使带有平台模式特征的基础设施化进一步落实。运输以目的地为导向，将人或货物原封不动地从一个地方运载到另一个地方，而若干个仓储容器成为了设定好的点，让运输线形成了一个点对点连接的网络(network)，它是笔直的、经济的、规则的，凌驾于物品移动的踪迹之上，凌驾于本是缠绕的、交织的织网之上(50)。

这一形态既提供解决方案，也制造新的麻烦。比如，容器型技术本身并非必然黑箱化，但当下的链路式控制恰恰仰赖其不透明性：商品差异被层层封装——从小包裹到备货仓，再到集装箱——外部整洁干净，内部黑暗与混乱仿佛不真实。空间套空间的法则则把货物甚至小容器一并隐藏在更大容器之中，从容器外部很难知晓其整合逻辑与主体。当物流持续向生产者和运输者输出数据时，并非所有参与者都能平等享有及获取这些数据。商家的自主权利空间随之缩小，仓储容器在跨境过程中变成平台页面里“仅能看到它大概到了哪个节点”(受访者D-英国小店)的只读图标，海上或天空中的动态路径都被隐藏。早期的电子媒介系统中，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就用“黑箱”描述一种在不知道其功能的情况下执行某种功能的装置，“我们并不一定掌握其结构的任何信息”(51)，因为其内部难以从外部观察。伊丽莎白·佩特里克(Elizabeth Petrick)进而指出，“黑箱”同时是“一种数学理论、一种装置和一种隐喻”(52)。因此，容器型技术的黑箱化虽解决了物流高度不确定性的难题，却引入无法自证的两难：外部只能监测输入与输出变量，令黑箱中“存在恶意的可能性”难以预判。这正是目前部分英区小店商家选择离开TikTok，也是该平台屡遭封禁的理由之一。

(二)跨境平台的多点中心化系统

多点中心化系统体现在基础设施平台生态中各行动者之间的机制、动态与相互作用。容器型技术在腾空与填充的过程中赋予内部物以新价值，传播/运输则在差异性个体的交换流中赋予信息以新价值。历史学家克里斯·奥托(Chris Otter)在讨论建筑环境中的封装过程时指出，“封闭允许安全监控、受控交互、监管以及各种形式的监督、检查或监视”(53)，但也强调，即使最高度控制的容器也会被泄漏和混乱所困扰，往往无法防止噪音和湍流。

获取原材料与部件、制造与装配、仓储与库存追踪观察、订单进入与订单管理，并把最终产品传递到消费者手中，实际上是一种“供应链资本主义”，它基于“分包、外包和资源联合”，“各个分支企业拥有各自的合法性，却作为一个整体在链条中受到制约”(54)。面对不同市场和地区，TikTok选择不同的电商模式或物流链路以尽可能减少矛盾与冲突。然而，在网络平台比传统机构更专业化的领域，各国机构与科技巨头的合作已成为必然趋势(55)，在此合作下，门槛提高，自运营模式的中小商家将面临持续升级品牌与质量的压力。

在TikTok平台基础设施化的过程中，其对英国、东南亚、美国的不同电商政策表明，这些不同市场的商家与TikTok之间存在多点中心化关联。一方面，由于各国对商贸活动的支持空间与法律规定存在差异，TikTok难以将统一式、标准化的电商政策推行至各个市场，于是出现商家入驻门槛差异、物流方式与覆盖路径差异。另一方面，在直播电商平台闭路中，除平台与商家外，还有需求多样的消费者，因此TikTok又需重新编码释放商家购物车的个性化空间。可以说，容器型技术自身的物质性以及人们对其的期待使其更为复杂化，反而最终无法达到完美的存储和预测。全球传播由无数类似的容器型技术——数字的、物质的——所驱动，依赖这个持续发展的世界中各类不同基础设施，却又受到各国地缘政治的阻挠，因而无法成为完全一统的“平台”，更难还原为单一的“公共财产”。

从一个宏阔的视角来看，各类传播从未停止过相互交流、碰撞、调试与创新，参与其中的行动者也因不同危机的驱动而拥有各异的考量、分析、判断与目的。这种想象图景突出了多点之间相互渗透、彼此互动的动态性，强调了“一”在本质上的“多”，以及所谓的“有容乃大”。正如麦肯齐(Mackenzie)所指出的，系统不应被视为既定规则的简单产物，其存在只因恰当条件暂时占优，而潜在因素会持续威胁各组成部分，稳定性乃是系统对抗敌对力量而获得的不稳固成果(56)。全球传播的基础设施根植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技术关联，在每一个连接点中不断生成独特的、能动的要素，将各种体系的要素综合在不断变动的多点中心化系统之中。

六、结语

本研究将TikTok跨境电商直播中多样化的容器型技术界定为前台调配商品的“购物容器”、中台运送物件的“封装容器”与后台组织节点的“仓储容器”组成的一套多模态集成。平台通过投入这类容器型技术，制定整合标准，为多方行动者创造“互用(interoperability)”(57)的可能性和关系性，实现平台跨境基础设施化。当系统被宣称具有“可靠性、中立性和有原始积累的专业性”(58)时，低效和摩擦常被归因于技术缺位。然而，无缝封装背后仍充斥大量因环境、人为与地缘冲突等非技术因素所导致的短暂失灵，由此造成标准化与差异化共存的流动性悖论。有鉴于此，TikTok平台的跨境基础设施化过程呈现出链路式控制与多点中心化并行的特征：它在加速流通的同时，借由技术黑箱与制度边界制造新的排他性；既依赖全球各类基础设施，又在规则博弈与地缘冲突中不断生成各异的连接点。

既往研究多聚焦TikTok的视听内容出海，却忽视平台如何借视频与网红互动驱动物流加速：当商品的仓储更替频率与直播更新节拍同步，供应链把所有物件变为可追踪、可计算的数据节点，无休无止的反馈回环便催生了物质文化的“快时尚”。如今，容器型技术不再对标航运的速度，而是服从平台编排的实时速度。消费者、商家、管理者皆对此寄予厚望，却难以窥见平台全貌：他们所处的局部环节并不通向宏观平台，速度之所以可能，只因多数容器早已提前组装完成，无需个人理解。物流链条中的容器型技术既是活生生的人类现象，也是一片非人领域，更指向万物互联的未来。

当个别的容器型技术演变为具有时代象征的技术系统时，检视其凸显了什么、遮蔽了什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流动、在何种程度上阻碍，将持续挑战内与外、动与静、中心与边缘等简单的二元叙事。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化不再重复中心集权、线性进步的意识形态，而是催生人类、技术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新互动，并衍生出管理思维与权力意志的新标准。地缘视角下的平台研究将持续推进全球传播的在地分析，透视特定地缘如何赋予基础设施以特定想象，又如何因当地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等因素而有所不同。正如莫利(Morley)在《传播与流动》中所言，要对传播的定义进行扩展，把全球传播起源中原有的物的流动、交通运输以及地理关联等内容涵盖进来(59)，本研究亦主张将容器型技术纳入全球传播视野，既作为实体技术，也作为新的隐喻，以更好地追问当代网络关系、社会关系和地缘关系如何形成及演变。

注释：

①Kaye,D.B.V.,Chen,X.,& Zeng,J.,"The Co-evolution of Two Chinese Mobile Short Video Apps:Parallel Platformization of Douyin and TikTok,"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vol.9,no.2,2021,pp.229-253.

②[德]西比尔·克莱默尔、程陶然：《实践的媒介哲学：信使模式——为什么连接和传输很重要》，《中国传播学评论》2023年第11辑。

③王沛然：《全球传播中的数字基础设施：以短视频平台TikTok为例》，《现代视听》2022年第3期。

④徐偲骕、姚建华：《“看不见”的国际传播：跨境数据流动与中国应对》，《国际传播》2019年第6期。

⑤Le Guin,U.,Danc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Thoughts on Words,Women,Places,New York,NY:Groves Press,1989,pp.165-170.

⑥[英]戴维·莫利：《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王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270-271页。

⑦Larkin,B.,"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42,no.1,2013,pp.327-343.

⑧Mattelart,A.,The Invention of Communication,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pp.169-205.

⑨黄纯艳：《“御夷狄”与“通财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政策取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⑩史安斌、朱泓宇：《发展传播学的叙事更新与逻辑转化：“传播基础设施”的概念与取向之辩》，《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11)[美]托马斯·爱尔森：《珍珠在蒙古帝国：草原、海洋与欧亚交流网络》，马晓林、张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6-37页。

(12)[法]阿芒·马特拉：《全球传播的起源》，朱振明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9页。

(13)刘海龙、束开荣：《可见与不可见：媒介研究中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信睿周报》2021年第11期。

(14)Plantin,J.C.,Lagoze,C.,Edwards,P.N.,& Sandvig,C.,"Infrastructure Studies Meet Platform Studies in the Age of Google and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vol.20,no.1,2018,pp.293-310.

(15)毛天婵、闻宇：《游戏之厂，内眷生长：地缘视角下腾讯平台的基础设施化研究》，《新闻记者》2023年第8期。

(16)黄鹏、陈靓：《数字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与规则构建：基于要素流动理论的视角》，《世界经济研究》2021年第3期。

(17)陆国亮：《国际传播的媒介基础设施：行动者网络理论视阈下的海底电缆》，《新闻记者》2022年第9期。

(18)Chua,C.,"Logistics,Capitalist Circulation,Chokepoints," The Disorder of Things,retrieved from https://gffggd753e7a5e27c4f61sn59v6kk0upxn6fx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14/09/09/logistics-capitalist-circulation-chokepoints/#more-9011,2014年9月9日; Alimahomed-Wilson,J.,& Ness,I.,Choke Points:Logistics Workers Disrupting the Global Supply Chain,London,UK:Pluto Press,2018,pp.1-15.

(19)Edwards,P.N.,"Infrastructure and Modernity:Force,Tim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Sociotechnical Systems," in Misa,T.J.,Brey,P.,& Feenberg,A.,eds.,Modernity and Technology,Cambridge,MA:MIT Press,2003,pp.185-226; Parks,L.,& Starosielski,N.,"Introduction," in Parks,L.,& Starosielski,N.,eds.,Signal Traffic:Critical Studies of Media Infrastructures,Urbana,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5,pp.1-27.

(20)Le Guin,U.,Danc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Thoughts on Words,Women,Places,New York,NY:Groves Press,1989,pp.165-170.

(21)[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22)金庚星：《“操奇计赢之枢纽”：上海“电话购货”的媒介地理》，《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2期。

(23)Sofia,Z.,"Container Technologies," Hypatia,vol.15,no.2,2000,pp.181-201.

(24)[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25)Hine,T.,The Total Package:The Secret History and Hidden Meanings of Boxes,Bottles and Other Persuasive Containers,New York,NY:Replica Books,1997,p.40,p.84.

(26)Klose,A.,The Container Principle:How a Box Changes the Way We Think,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5,p.141,p.151.

(27)林颖、许天敏、谢杭萍：《与世界做生意：跨境电商平台的全球数字缔合实践——基于基础设施可见性/不可见性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2期。

(28)Klose,A.,The Container Principle:How a Box Changes the Way We Think,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5,p.141.

(29)[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7页。

(30)Serres,M.,The Parasite,trans.by Schehr,L.R.,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7,p.21.

(31)[英]戴维·莫利：《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王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36-37页。

(32)[美]马克·莱文森：《集装箱改变世界》，姜文波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33)Sun Y.,& Geoghegan,B.,"Carried Away: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Media," in Baer,N.,& van den Oever,A.,eds.,Technics:Media in the Digital Age,Amsterdam,NL: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24,pp.169-186.

(34)Young,L.C.,"Colonization's Logistical Media:The Ship and the Document," in Hockenberry,M.,Starosielski,N.,& Zieger,S.,eds.,Assembly Codes:The Logistics of Medi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21,pp.94-113.

(35)Mezzadra,S.,& Neilson,B.,"Extraction,Logistics,Finance:Global Crisis and the Politics of Operations," Radical Philosophy,vol.178,2013,pp.8-18.

(36)Mathews G.,& Yang,Y.,"How Africans Pursue Low-end Globalization i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vol.141,no.2,2012,pp.95-120.

(37)Eriksson,M.,"The Editorial Playlist as Container Technology:On Spotify and the Logistical Role of Digital Music Packages,"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vol.13,no.4,2020,pp.415-427.

(38)Mehta,D.P.,& Sahni,S.,Handbook of Data Structures and Applications(2nd edition),Boca Raton,FL:CRC Press,2018,pp.1009-1025.

(39)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503-505页。

(40)汪民安：《论家用电器》，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1-43页。

(41)Hockenberry,M.,Starosielski,N.,& Zieger,S.,Assembly Codes:The Logistics of Medi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21,pp.1-20.

(42)Chua,C.,Danyluk,M.,Cowen,D.,& Khalili,L.,"Introduction:Turbulent Circulation:Building 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Logistic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D,Society & Space,vol.36,no.4,2018,pp.617-629.

(43)孙韬：《跨境电商与国际物流：机遇、模式及运作》，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218-219页。

(44)[美]马克·莱文森：《集装箱改变世界》，姜文波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45)李玉涛：《海外仓的储运关系协调与运输政策价值挖掘》，《宏观经济研究》2023年第2期。

(46)金庚星：《“操奇计赢之枢纽”：上海“电话购货”的媒介地理》，《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2期。

(47)林颖、许天敏、谢杭萍：《与世界做生意：跨境电商平台的全球数字缔合实践——基于基础设施可见性/不可见性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2期。

(48)徐偲骕、姚建华：《“看不见”的国际传播：跨境数据流动与中国应对》，《国际传播》2019年第6期。

(49)管泽旭、张琳：《阿里巴巴的进化史与小资本主义的平台化：对本土语境平台化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2期。

(50)[英]蒂姆·英戈尔德：《线的文化史》，张晓佳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第109页。

(51)Wiener,N.,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Cambridge,MA:MIT Press,1948,pp.x-xi.

(52)Petrick,E.R.,"Building the Black Box:Cyberneticians and Complex Systems," Science,Technology,& Human Values,vol.45,no.4,2020,pp.575-595.

(53)Otter,C.,"Encapsulation:Inner Worlds and Their Discontent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vol.10,no.2,2018,pp.55-66.

(54)Tsing,A.,"Supply Chains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Rethinking Marxism,vol.21,no.2,2009,pp.148-176.

(55)Zhang,Z.,"Infrastructuralization of TikTok:Transformation,Power Relationships,and Platformization of Video Entertainment in China," Media,Culture & Society,vol.43,no.2,2021,pp.219-236.

(56)Mackenzie,D.,"Missile Accuracy:A Case Study in the Social Processe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Bijker,W.E.,Hughes,T.P.,& Pinch,T.,ed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Cambridge,MA:MIT Press,1987,pp.195-222.

(57)[荷]何塞·范·迪克：《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晏青、陈光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4页。

(58)Starosielski,N.,"The Politics of Cable Supply from the British Empire to Huawei Marine," in Hockenberry,M.,Starosielski,N.,& Zieger,S.,eds.,Assembly Codes:The Logistics of Medi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21,pp.190-250.

(59)[英]戴维·莫利：《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王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