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30年代的社区研究方法实践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篇章。“社区”作为核心概念，其翻译与定型的过程并非简单的知识移植，而是经历了复杂的理论阐释与本土调适。地群、人群、社群和区域社会等，均曾被视为与community对应的中文译名，不同译法折射出差异化的理论取向。在社区概念形成的主流叙事之外，张世文等学者提出的“人群”译法不仅预埋了联结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隐线，甚至指向一条替代阐释的理论路径，它与彼时学科情境下的方法竞争和调适相互交织。对社区概念形成过程的历史回访，不仅是走出“社会学失忆症”的一种尝试，也呈现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知识生产的多元图景。
关键词：community 社区 社会调查 中国社会学
学科史的书写是打造和维护学科认同的重要领域，它不仅记录学者与学科的历史实践，也会进行选择性的“遗忘”。对人物和理论流派的拣选与叙述，也可能忽视或屏蔽同时代其他的声音，一部分学者和他们的理论在历史的荡涤中变得陌生，甚至成为隐身人和失踪者。当然，也存在被重新发现甚至被追认为经典的可能，这种入史与写作的流动性反映了学科旨趣与认同的动态变化，在社会学领域同样如此。当代学者批评那种只注重与学科“胜利者”或“英雄”对话的理论研究，认为这种单向度的做法实际削弱了社会学作为历史性反思知识的正当性。并且，如果我们只是无止尽地与学科英雄循环对话，会遮蔽社会学学科知识形成与生产过程中的矛盾和张力。反思研究不仅指向社会学理论与历史知识再生产的内在困境，它还要求我们走出“社会学的失忆症”，重新关注那些被遗忘的理论、人物和研究传统。
回看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开启的社区研究传统书写了重要的学科历史篇章。采用功能主义内核的社区研究方法与学科本土化的深度结合，被当作本土化与中国化社会学的一种极具操作性的方法，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甚至在国际学界引起了社会学之“中国学派”的提法。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与美国的都市社会学是社区研究的两大传统，本土学者对社区研究的接受和实践并不是简单的知识与方法移植。在概念、理论、研究成果的翻译介绍之外，还需要结合学科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特点进行相应调适，以契合本土的现实与需求。“community”和“社区”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似乎已经是毫无争议的概念，然而它们翻译与定型巩固的历史存在复杂的理论动态。即便我们追溯至滕尼斯的源头理论，从gemeinschaft到community,再到社区的两次翻译也“不是十分确切的”。在早期中文语境下，community更是存在地群、人群、区域和地方社会等多种译法。“社区”概念的翻译和确立过程不仅显示了西方的社会学知识如何与中国社会的本土情境发生关联,还凸显了背后丰富的理论和方法论意涵。
本文首先梳理和考察了社区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不同译法背后的理论取向和主张。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中心，外国理论与本土智慧的结合推动了社区概念的形成与方法实践的开展。在社区研究确立的“主流”传统之外，结合早期中国社会学方法竞争的历史情境，本文还探讨了本土学者翻译阐释community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潜流。虽然社会调查方法被批评为一种缺少理论的表层经验描述，但是这一阵营的学者并未屏蔽社区概念及其理论影响，其自我辩护、兼容并蓄与积极求变的努力不仅是早期本土学者学术韧性的表现，也是社区知识历史谱系完整拼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老字新搭配”：从地群、人群、区域社会到社区
“社区”正式成为“community”的固定译法之前，在较短的时间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汉译版本，如地群、人群、社群、地域社会、地方社会等。20世纪30年代，本土学者对community在中文社会学概念中的规范化和固定化经历了一系列的尝试。从构词上看，community这一英文单词本身并不复杂，复杂之处在于它所对应的社会单位以及解释它所依托的理论，由此导致学者在汉语的选择上出现了侧重不同的中文对应概念。在很大程度上，community在早期中国社会学中是一个意涵过载的学术概念，它不仅用来指涉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还承载了理论和方法论内涵与目标。
孙本文根据欧鹏克（E.E. Eubank）在《社会力》上发表的《社会学的概念》（1927）一文，将英文的社会学概念汉化，尝试通过标准化的手段解决彼时大量英文汉译译法不一带来的混乱局面。其中，community一词译为区域社会。在community的汉译过程中，燕京大学的师生们发挥了重要作用。由高君哲、李安宅、张世文和于恩德等人合编，于1931年出版的《袖珍社会学辞汇》，将community翻译为社群、人群、地方社会，community life则译为共同生活与社会生活。这本社会学辞典的编纂计划起始于1928年，由彼时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的学生在课余时间收集翻译而成。
1932年秋，帕克到访中国，在燕京大学开设了“集合行为”与“社会学研究班”的讲座。在吴文藻的主持下，次年由燕京大学社会学会提供经费，组织编译了《派克社会学论文集》。附录部分的《本书译名问题》一节简单解释了社会学概念的汉译问题，并提供了一份“重要译名选录表”，其中community对应的中文词汇为“社区”。事实上，正是帕克的到访为社区概念的翻译和确立创造了契机。在此之前，社群或地方社会是本土学者的常用译法。在论文集的《社会学》一章中，帕克界定了“社区”概念的意涵，它含有空间及地理的意义，社区成员在其中有住所，在地方经济活动中有职业。乡镇、都市、村庄和不分种族的世界皆可以称为社区。帕克的定义来自对斯宾塞和孔德社会认识论的区分，社区概念接近斯宾塞理论中的社会有机体，而社会概念则与孔德对社会的普遍理解相近。帕克认为社区是有形可见的，可在地图上指出它，测量它的地域，绘制它的成分、人口及组织。
帕克的中国行之后，“社区”的中文概念得以确立和巩固。根据阎明的概念史追溯，“社区”的译法来自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黄兆临，其文章以《关于社会学名词的翻译》为题，发表在1934年4月11日的《北平晨报》上。该文对翻译问题的讨论要比论文集附录部分的内容更为详细，且列出了尚存在讨论空间的若干词汇。黄兆临的文章首先对中文语境下的社会学概念翻译进行了反思，其中提到了种种翻译的困境和如何选择字词的问题，甚至在开篇便将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的术语翻译类比，指出后者所面临的挑战，不易像前者一样创造新词。一些社会事实可能在中文中存在名称，但因为含义不明晰以及偏见的存在，并不符合科学确切的要求。黄兆临认为，虽然创立新字是一种破解方法，但是它易于成为某些人的私产，影响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实际作用。因而，相较于再造新词，“老字新搭配”是最为合情合理的方法，它既不使人觉得过分陌生，又不是非常熟悉，这种半生半熟的搭配促使人探究其中的新意。
燕京大学的师生在集体翻译帕克的论文集时，如何确立community等概念的中文翻译即符合黄兆临所描述的情况，这些描述社会事实或现象的词汇并不固定。在黄兆临的文章中，他指出社区和区位学（ecology）的争议已经解决，“社”与“区”的组合即符合老字新搭配的方法，也在学者中形成固定译法。在黄兆临看来：
我们觉得翻译名词时，一定要用一含有地域的意义的字，同时，因为他是人类集合生活的方式，亦应把这层意义列入，因之，我们决定用“社区”二字，就是说“人类谋集合生活的区域”。社区和社会在名词的形态上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相似和相对的印象。它们同是集合生活的方式，但一是以“共生”关系出发，一是以“共意”或“契洽”关系出发。
黄兆临以集体的口吻解释了社区概念的缘由，并从侧面反映了概念翻译时存在争议。根据费孝通的记录，社区译法的确立来自一次灵光一现。1948年，费孝通在《天津益世报》“中国社会学会华北分会第九届年会特刊”上回顾了社区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其中颇为生动地提到了对社区概念的理解在帕克到访之后发生的变化：
最初Community这个字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那时候的翻法是用“地方社会”，而不是“社区”。当我们翻译Park的Community和Society两个不同的概念时，而话“Co.”不是“So”成了句自相矛盾的不通之语。因此，我们开始感到“地方社会”一词的不恰当，那时，我还在燕京大学读书，大家谈到如何找一个适切的翻法，偶然间，我就想到了“社区”这么两个字样。然后大家采用了，慢慢流行。这是“社区”一词之由来。
在当代学者看来，费孝通建议、燕京大学的师生参与，集体智慧推动了“社区”中文概念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再次回忆了“社区”一词的翻译过程。在彼时本土学界，community和society均译作“社会”。但随着帕克的到访，其著作中有“community is not society”一句，本土学者开始意识到将两个名词等同的问题，进而创立了“社区”的组合。社区不仅包含邻里、村寨、乡镇和城郊，而且大至民族和国家也可以用社区来表示，它是一个以地域为基础的人群。从解释上来看，地域基础与人群的特征正是许仕廉的“地群”和张世文的“人群”所表达的意涵（参见后文详解）。正如对社区的解释存在相当大的灵活性，它可以囊括不同规模的社会单位。“社区”之外的诸多译法并不是排他性的关系，而是表现出侧重不同的理解，或突出地域性，或突出群体生活的特点，并以这些特点来选择更贴合的中文词语。
吴文藻的社区定义确定了社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社区”新名词的出现可以避免被人附会，乃至根据社区类型的差异可以在学科内部建立学术分工与分支领域。吴文藻提出构成社区的要素包含三种：居住的人民、居住的地域、人民生活的方式或者文化。社区根据地域的特点又可分为部落社区、乡村社区和都市社区，它们分别对应民族学、乡村社会学和都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且，在认识论上，社区是与社会相对的词汇：社区表示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具有可观察性；社会则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吴文藻的论述尝试打通三种地域社区类型之间的学科界限与区隔，以“社区”为共同对象，存在“社区社会学”的提法。
经历了初期的一系列翻译和阐释，随着社区研究名下各种实践研究成果在海外的相继出版，吴文藻及其弟子们推进了社会人类学“中国阶段”的发展。进入20世纪40年代，“社区”概念的翻译和接受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根据彼时教育部公布的《社会学名词》，community译为社区。孙本文任社会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成员包括吴文藻、陈序经、陈达、陶孟和、费孝通、言心蜇和潘光旦等24位学者。相较于20世纪30年代孙本文以一己之力尝试规范社会学的概念名称，社区概念在中文社会学的语境中得到了制度化的支持。
二、“人群”的共同生活：社区研究的理论“潜流”
在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历史上，帕克的都市区位研究与布朗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是社区研究学术传统的主要参照。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知识谱系的建构中，社区研究传统和学派几乎成为标准叙事。然而，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挖掘与梳理，在社区研究代表的“主流”功能主义传统之外，我们还能发现两条潜藏的支流,它们对community的中文翻译和社会学理解也有独到之处。
1.人群(community)与群(society)：替代阐释的隐线
1933年，张世文以英国学者迈基文（Robert M. MacIver）的Community: A Sociological Study（1917）为母本，翻译出版了《社会学原理》一书。如果按照当代的社会学术语，书名应该翻译为《社区：一项社会学研究》，张世文的译法更像是一本社会学概论或者理论大纲类的书籍。显然，中文译名与英文书名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从时间上看，张世文的自序提及他在1927年秋的燕京大学就读时便阅读过此书，该译本正式出版的时间为1933年12月，其翻译与出版适逢帕克的到访与“社区”译法的确立。按理张世文应该已经了解了该译法，这种避其锋芒、隐去翻译名称的改动颇为耐人寻味。
张世文在其所作的译者声明中，强调为了让普通人更容易明了，所以特意将书名改为《社会学原理》，但是在正文的翻译中，community全部译为“人群”。一方面，community在彼时的中文语境中缺少固定翻译，在学术界也缺少共识。许仕廉在书的序言中便提供了一个和张世文不一样的译法，他倾向于“地群”的翻译，认为这一概念含有空间和地理的意义，在区域内的人群发生互动，产生社会组织、社会标准，乃至社会机构。地群分析可以发现社会生活的法则，甚至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另一方面，张世文的译法还表达了社会学系统理论的取向，这也是迈基文著作的目标。为概括这本书的理论目标，英文原著在扉页的标题下还添加了一段作者按语：“阐述社会生活性质与基本法则的尝试”。
张世文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主修社会学，辅修哲学。他选择翻译此书，受到彼时燕京大学哲学教师黄子通的影响。黄子通向张世文推荐此书，并和张东荪一起承担了这本书的校译工作。对于核心概念community是如何翻译的，张世文的译者自序解释了“人群”译法的由来。在张世文和彼时师友的讨论中，对译法有不同的主张，如“社群”“共同体”“地域社会”或者“区域社会”。对此，张世文和黄子通征求了张东荪、翟菊农和许仕廉的意见后认为“人群”更能契合迈基文的中心思想。
自严复对社会学经典文献的译介始，“群”在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情境中便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sociology被译为群学，society也被严复解读为一种“有法之群”。燕京大学师生对community译法的反复推敲和揣摩，要将“社会”从中文译词中剥离，以示community不是社会。考虑到“群”的特殊意涵，张世文等人的“人群”既完成了剥离，又预埋了一条联结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隐线。以张世文和黄子通等人的学识，群体或人的聚集显然不会是他们用来解释community理论内核的重点，社会生活普遍性原则的内涵凝结在“群”字之中。它所具有的丰富意涵，甚至为迈基文想要论述的共同生活原则提供了一个中国版本的阐释。
从群到群学的引申，与张世文等人从“人群”拓展为“社会学原理”的逻辑相似——社会的组织与秩序的可能，存在特定的原则基础。严复从荀子的“民生有群”挖掘合群之德的伦理阐释。在《荀子·王制篇》中，荀子以“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解释人和动物的区别，“能群”的伦理是二者的本质区别，荀子进而通过群所具备的伦理意涵来解释社会秩序何以可能，人不能生而无群，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在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中，开篇便强调偶合之众虽多，但是它们不是社会。所谓“社会者，群居之民，有其所同守之约束，所同蕲之境界”，突出共同规范与共同目标之于社会的重要意义。
严复之外，康有为和梁启超等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群学”的学术共建，在内忧外患的时代困境下，向全民提倡合群之德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蔡元培亦对群学大力推崇，他熟悉严复的翻译，并对群学理论有自己的拓展。蔡元培将群学解读为“所以明人与人合力之道，而以其力与外之压力相抵者也”。蔡元培以生物有机体与群（社会）进行类比，认为作为有机物者，不仅有结合之力，还有结构之机能。社会既具备机体的一系列特征，又以社会团结的集体道德为伦理内核。群的合力之道并不是能量的简单相加，更在于舍己为群与社会团结的实现。根据当代学者的概括，以人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是群学研究的重点，它与西学的“社会”研究存在区别。群学的要义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它们甚至构成了中国社会学的基因。
如果说“社会学原理”意味着对社会生活性质与基本法则的社会学求索，“群”与“群学”代表了承载丰富意涵的中国阐释与学科设计，这也是张世文等学者在翻译community时所预埋的一条暗线。当代中国社会学群学复兴的学科语境下，群的替代阐释不仅指向以共同生活、道德秩序和伦理结构为核心的社会理解，也意味着一条以传统文化资源为基础的社会学话语体系建构路径。
2.理论与方法问题的交织：学理背景的隐线
在20世纪30年代的情境中，从本土翻译的确立到社区研究方法论的建构，以及一系列研究成果的推出，community的中国“旅行”形成了独特的学术历史轨迹。在迈基文这里，Community: A Sociological Study这本专著回应了彼时欧美社会学的问题，既有对定量社会学的反思，也是对古典社会学理论传统的拓展。作为一条隐线，它在中文语境下也与彼时本土学者的理论和方法理解交织在一起。
迈基文出生于苏格兰，在牛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接受本科与博士训练，并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其学术生涯横跨欧美大陆，对风格迥异的两地社会学有切身体会。关于概念的选择，迈基文有自己的解释：我选择以community作为这本书的题目，是因为这一概念最好地表达了社会科学致力于研究的对象。正是在community和共同生活中，不同社会科学的关切得以形成联结与整合，使其能纳入一门更为综合性的科学中加以研究。作为社会学的核心研究对象，community关注共同生活的方面。迈基文从学科定位和整体主义的理论方法论立场来阐述community的基本意涵，“共同生活”而不是“具体的区域”，是迈基文强调的重点。迈基文将community定义为“任何区域的共同生活”，它可以是村庄、城镇、地区、国家，甚至是更大的单位。以community为对象，社会学也是一门综合研究的学科。它关注特定区域的共同生活，后者在行为、传统、语言等方面区别于其他地方。并且，一个community可以隶属于更大的community，全部community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迈基文还区分了community和association，前者是社会人的共同生活，而后者则表示组织化的社会生活。在一个community内部，可能存在大量的组织。可见，“区域”在这里只是一个辩证的空间条件，探究共同生活与社会整合的“基本法则”是社会学学科定位的基础。它与“社区”译法突出特定地理区域作为经验测量与考察对象的方法论主张有所不同。也正是基于此，张世文选择了“人群”，而不是“地群”或者“区域社会”。
许仕廉为张世文的译作所做的序言，提出“地群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的兴起，它在社会研究中的地位日显重要，这种学术风潮意味着本土学者放弃“往日空虚的整个社会研究”，而“脚踏实地的干区域社会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最切实的办法”，也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科学化”应有的实践方向。张东荪作为译校者，在序言中以数量派和原理派对美国和德国社会学的研究取向进行区分，并以此反思社会学研究方法。以今天的标准看，张东荪的二元阐释存在刻板印象化的倾向。例如，他提出美国社会学尊重事实、反对理论，注意统计、反对原则，调查技术是主要方法。德国社会学则反其道而行，它不满足于零碎的事实，而是拔树搜根，利用原则来归纳事实。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语境下，结合张东荪对美国数量派和德国原理派社会学的归纳，以及对社会学不应受到方法支配的反思，早期中国社会学的描述性统计调查方法遭遇了“合法性危机”。
与彼时中国学者围绕概念和书籍翻译“针砭中国社会学的时弊”相似，迈基文也以这本书（Community: A Sociological Study）回应欧美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论争议。从1917年至1970年，迈基文的著作发行了四版。迈基文在新版本中更新了序言的内容，并纳入对当下社会学趋势的批评与反思。在首版的自序中，迈基文用了一定的篇幅批评社会科学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认为不摆脱这种方法的束缚，社会科学将无法取得进步。既然社会科学存在自己的研究主题，那么就应该有自己的方法。并且，仅靠定量的术语和法则，还不足以表达社会关系。张世文所翻译的版本还有一篇为在美国出版而额外加的《为美国版序》。迈基文指出，该书在英国发行了三个版本，在美国出版为他提供了一个重新评价美国社会学的机会。
迈基文评价美国社会学虽然在制度化方面非常成功，但是缺少对社会学研究基础的贡献。美国社会学不追求理论建构和反思检讨，这与欧洲社会学存在显著区别。美国社会学的局限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分关注心理学问题，这是阻碍美国社会学进步的一大因素，乃至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也失去了焦点；二是过分专注对社会现象的量化，甚至将它当作真正的科学。在迈基文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量化方法，而在于这种方法能否符合研究对象的特点。社会关系存在客观复杂的结构，并不像社会心理学一样，通过测量个人的态度便可以解释。迈基文使用了西美尔的“形式”概念，认为家庭和组织等形式是社会互动的媒介，并非个人的态度测量所能揭示，我们不能仅仅凭借数量的方法来研究它。迈基文的观点显示出欧洲社会学的理论偏好。
20世纪70年代，迈基文在新版序言中进一步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背景。受彼时斯宾塞、韦伯和涂尔干以历史视角阐释社会进程和变迁的影响，尽管他本人从未接受正规的社会学训练，却依然选择了以community为对象，并将此视为社会理论或者是社会哲学方面的研究。事实上，迈基文在书中致力于解决community是真实社会存在的理论问题，并对古典社会学形成的传统阐释进行批判与拓展。迈基文分析了社会学理解community的三种谬误：将它等同为有机体，从意识或情感来理解，以及认为它大于由部分形成的总体之和。community与有机体的类比缺少意义，因为它不像有机体那样只以单一的核心产生行动，它也不是个体或部分相加的总和。迈基文强调社会关系不是外在于个体的事物，它不存在于人与人“之间”（between），而只能是人们“之中”（within）。
从就读经历与师友关系看，张世文对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倡导的社区研究并不陌生，在学生时期还参与了《袖珍社会学辞汇》的编纂。这本《社会学原理》与帕克的论文集中文译本几乎同时出版，对“人群”的坚持也成为早期中国社会学社区研究学术传统中一条“隐藏”的理论分支。在迈基文和张世文等人的论述中，“人群”与成为主流的“社区”并不存在根本性差异。吴文藻也熟悉张世文的译著，在追溯西方社区研究学理历史时，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自然社会与人为社会）和迈基文的这本著作被视为“纯理的社区研究”的代表。在20世纪40年代反思统计方法应用局限的文章中，本土学者引述了迈基文在美国版序言中批判量化方法的观点，迈基文认为数字与图表只是事实的符号，而事实的解释却并不固定，“解释社会永远不能用简单的算学来表示”。历史的吊诡就在于，这项纯理且有着量化方法批判意识的研究，正是由燕京大学毕业后奔赴定县从事社会调查的核心成员所译介的，而社会调查方法一度被社区研究阵营的学者当作要赶超的对象。
三、方法竞争中的“社区”：社会调查的“理论”调整
在历史文本的一些或明或暗的论述中，“社会调查”是“社区研究”批评和试图超越的对象，本土学者阐述社区研究的论文中，社会调查总是一个如影随形的他者。莫顿·弗莱德（Morton Fried）概括了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论进化，从早期传教士、商人和旅行者的“非科学记录”到社会调查方法的实践，虽然在科学性上有所改进，但是仍存在调查数据缺乏深度等内在不足。直至出现注重整体性制度模式的社区研究，研究方法才算正式进入了科学阶段。这种方法的进化论叙事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它反映了早期中国社会研究历史情境中的方法张力。
中国社会学社在1935年举办了主题为社会计划的第五届年会，吴文藻宣读了题为《社区研究与社会调查的近今趋势》的论文。该文在宣传社区研究方法的同时，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建立了两种研究方法的知识分类。虽然它们都有实地调查的环节，但是社会调查以改良社会为主旨，体现的是社会服务家的观点。社区研究则以了解社会为目的，体现的是社会学家的观点。出发点的差异为两种方法划分了明确的边界，它们“在根本上确乎是不同的”。并且，吴文藻在这篇论文里提出了电影和照相的方法隐喻：社会调查如同照相一样，对生活的呈现是一时、局部、静态与横断的；社区研究则如同电影，提供了纵贯、连续、全形与动态的生活理解。吴文藻还尝试建立方法的历史谱系，他提出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在中国是同期开启的，前者先在华北地区展开，而后者则在华南乡村进行，葛学浦的潮州凤凰村研究被当作中国乡村社区文化分析的先驱。
如果说吴文藻的论述相对温和，那么赵承信的“批评”则激烈许多。他不仅宣告了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终结，还对定县调查进行了直接批判。在他看来，虽然社会调查方法鼓吹以事实作为改良社会的前提，但是定县调查却是结论与改良方案先于调查，其主要目的是宣传而非改良。社会调查的事实研究不仅缺乏理论，还以事先设计的表格框定研究的内容，乃至调查实践意味着一种按图索骥似的填表实践。费孝通在一篇短文中论及社会研究的关键，提出必要的理论训练与研究者在田野中的悟性是关键要素。因为研究者要在五花八门的现实中发现问题，而不是依据调查表格的内容来填写事实，这也是调查和研究的本质区别。
面对社区研究的强势话语，从事社会调查的学者在压力之下既有自己的坚持，也展现了开放与变通的姿态。当代学者认为社区研究和社会调查在早期中国社会学中虽然存在竞争关系，但是二者并不是简单的“二重奏”，不同声音的加入形成了“多声部”的复调。李景汉在后期的文章中没有排斥社区概念的使用，且发表了方法论文章调和两种方法间的张力。张世文自燕京大学毕业后参与了大量社会调查活动，如定县调查的田野实践，与李景汉合著有定县调查的研究成果，并出版了研究方法和介绍调查工作经验的专著。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情境中，考虑到张世文的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的背景，结合迈基文对美国社会学的批评立场，以及将community作为社会学的核心研究对象展开理论阐释，这预示了社会调查学者的方法论反思和理论微调。
20世纪40年代，李景汉的方法论文章回应了对社会调查“局限”的批评。调查的主要任务是发现事实，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说明事实，前者是无法略过的基础性工作。此外，李景汉还辩证地讨论了整体与部分、动态与静态的认识论问题。以社会问题为例，它具有整体性，我们不能将局部问题视作整体，只有在理解相互关系、厘清主次和先后之后，才能找到适当的解决途径。推及社会整体的研究，动态的整体具有相对性。即便是动态电影，它也具有相对的静态性，在物理形态上由许多张静态的单片构成。社区文化固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但是对整体性的考察只有从局部入手，考察它与其他各部分的关系才具有可操作性。因而，“只要我们能够时刻注意到各部分间联锁的关系，以及各部分与整个问题的关系，所获得的材料都是有意义的”。作为社会调查派的代表性学者，李景汉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对社会调查的理论阐释也较早期更为成熟。
同一时期，张世文出版了《农村社会调查方法》，“人群”此时已是一个被放弃的选择。他在开篇的绪论部分介绍“农村社会调查与社会研究”，引出了吴文藻梳理的社区研究历史传统，明确“社会调查”为实地研究现代社区的来源之一。同时，张世文也为社会调查“辩护”，提出没有社会调查提供的资料便无法做进一步的精深研究，“有少数具有文化人类学与人文区位学观点的社会研究者常常发表轻视社会调查的言论，认为社会调查比较浮浅而不够深刻……著者认为是不大合道理的，因社会调查方法为资料搜集的工具，没有资料，焉能从事社会研究。”张世文并没有排斥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方法，在结尾部分，他将家族组织的结构功能研究和农村生活的类型比较视为丰富农村社会学体系的两个重要举措。
李安宅也在该书的序言中为社会调查鸣不平，他谈到了“调查”在中国的“不大幸运”。一方面，因为写新旧八股、谈高低滥调的积习，看不起“客观世界找材料的作风”。他们对数字与具体的事实头疼，因而只有制造“不是理由的理由”，或称量的研究不如质的研究等。但是，我们需要数量研究和实地研究，既为科学研究世界奠定基础，也以科学的清明扫除价值判断的“乌烟瘴气”。另一方面，李安宅为受到鄙夷的“调查派”辩护，指出社会调查在彼时学术界受到的批评存在因噎废食的取向。社会调查被当作“平板的、静态的、散碎的，不如社区研究可以生动而完整”。任何没有完成的工作，都具有不完整和散碎的特点。在缺乏调查数据的当下，即便是不完整的调查报告，也有一定的价值。社会调查需要深入，如果只是一味地反对调查，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在李安宅这里不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他认为张世文对调查社区的介绍体现了一种良苦用心，在调查基础上注重整体和外在变迁的考虑，可以避免之前社会调查受到的批评。
与吴文藻通过梳理方法的源流开辟社区研究的理论空间相似，张世文也通过“重建”方法的历史，试图以此调整社会调查方法的发展路向。不同于吴文藻将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处理为并行但是存在根本性差异的两种方法，此时已在成都华西大学任教的张世文将社区研究置于农村社会调查的大背景中，突出它的实地研究与调查属性。美国的匹兹堡调查和春田调查被早期本土学者视作经典模板，张世文提出这两项调查对美国居民的“社区意识”发展尤为成功，由此也激发了后续的社会调查事业。
社区意识来自调查过程的影响与调查结果的传播，它在民众中产生了区域性的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张世文有意打通社会调查方法与社区研究之间的隔阂，将这两次极具象征意义的调查实践转化为社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早期许多乡村调查并没有局限在狭隘的表格调查法的应用，而是拓展成为内容丰富的社区实践。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和晏阳初的带有实验性的乡村建设为例，本土学者对邹平和定县农村生产生活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调查为建设运动提供了经验事实的基础，社会调查的展开与实施亦扩容为一系列融入民众、组织民众和教育民众的社区实践活动，它们绝非简单的表格调查与经验事实的表面记录。
与弗莱德生硬的进化论叙事不同，研究方法在早期情境中固然表现出竞争的张力，但是在方法之间也存在交汇与融合。在调查方法的调整转型上，关注社区被张世文视作我国农村社会调查发展的新途径。社区将农村看作整个体系，对社会生活的有机认识可以揭示共同生活的原理和原则。一方面，张世文为中国的社会调查运动“续命”，他并不认同赵承信所谓调查运动已经终结的提法；另一方面，在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上，他继承了导师李景汉的观点，并在求得社会共同生活的原则上呼应了迈基文的社会学命题。对于传统社会调查方法的局限，张世文并没有护短，而是提出了检讨的必要。他承认表格调查极大地限制了田野中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视野，要深入了解社会体系的结构与功能，“这非要在研究方法上谋求改进不可”。无论是社区研究还是社会调查，都需要深入中国社会的田野，融入农村生活，培育研究者与普通民众的信任关系是基本要求。张世文在定县调查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研究者在外表上是社区的“局内人”，在内心里又是实践客观方法的“观察者”，他吸收并转化了来自社区研究的批评，并将其纳入改进调查方法的新措施中。社会调查不仅包括实践过程的延伸拓展，在技术维度也发生了扩容。张世文试图打消社会调查按图索骥的刻板印象，尝试融入社区研究的优点。
四、结语
社会学概念与理论的翻译不只是文本间的语言转换，它还意味着一个不同知识体系、历史语境与本土社会现实的复杂互动过程。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但它并未成为本土学者翻译和阐释community时的理论参照。对于迫切需要建立新方法研究中国社会，推动社会现代变革的早期中国社会学而言，这种“纯理”的社区研究并不符合本土学者的偏好。迈基文与承载共同生活意涵的“人群”也是这一时代背景之下的理论潜流，在学派与方法竞争的学术氛围中，最终只是匆匆留下一笔印记，甚至连译者本人也放弃了使用。
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面临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发掘学科历史的本土经验，重构历史理论资源是重要的实践路径。围绕community的翻译阐释与方法实践，本土社会学展现了知识生产多元性与复调性的特点。帕克与布朗各自代表的理论传统，社区研究学派结合中国现实开启的本土改造，社会调查学者对迈基文的翻译阐释以及融合社区的理论调整，这些历史个案展示了古典社会学核心概念与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联结与复杂互动。虽然一些理论话语在当代的学科史中几近隐身，但是对其回访既是走出社会学失忆症的一种尝试，也为社区研究历史的完整拼图提供了另一种角度的叙事。
早期学者在艰苦环境下展现的爱国热忱与学术韧性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知识求索与自主性建构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与历史参照。本土学者并未拘泥于舶来之学，而是保留了开放和批判的态度，其学术韧性不仅体现在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与积极回应上，也深刻体现在他们围绕社区核心概念与对象展开的本土化实践探索中，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创造性转化。
进入数字时代，社区概念也发生了去边界化与去空间化的重构，无地域社区、虚拟社区和社交网络空间等新社区形态的涌现，对重视区域传统的社区研究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在知识社会学意义上，概念的重构、理论方法的创新与社会现实的变革密切相关。现实与历史的联结就在于，扎根现实土壤与为人民做学问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使命担当，这也是早期参与社区理论和方法论建构的本土学者秉持的学术立场。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