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网站5月16日发表题为《西方从来都不是整个世界。该迈步向前了》的文章，作者是新加坡知名学者马凯硕。全文摘编如下：

西方社会科学犯了三个形而上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认为其法则和经验就像自然科学一样，普遍适用于所有社会。哈佛大学教授西奥多·莱维特在1983年写道：“全世界的需求和欲望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同质化。”这句话很好地抓住了当时盛行的时代精神。

这在40年前或许是正确的。现在不再是了。

整个世界正在向统一的偏好与追求靠拢——这种假设的间接后果是西方大学逐渐放弃了区域研究。这使得西方没有能力看出世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第二个错误是认为西方文明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绝无仅有的成功代表了历史常态。一个世纪前，许多亚洲杰出思想家也认同这种看法。1885年，明治时期的日本改革家福泽谕吉写道：“一旦西方文明之风吹向东方，东方的草木都会随之倾倒。”

他还说，日本必须“离开亚洲国家的行列，与西方文明国家共进退”。

西方受到过去200年间的事件鼓舞，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文明仍将优于其他所有文明。许多西方思想家即便口头没有明说，内心仍暗自相信这一点。

不过，如果我们审视更大范围的人类历史就会非常清楚地发现，那两个世纪是反常现象。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始终是中国和印度。

当亚洲社会开始取得成功时，大多数西方观察家认为，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像日本一样，变得更加西方化。那被视为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径。这种假设基于第三个形而上的错误：把现代化与西方化混为一谈。事实上，它们是非常不同的过程。中国和印度都在没有西方化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它们正在重新寻回自己的文明根脉，而且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那么西方化。

因此，21世纪定义性的新现实不是新兴市场的世界，而是重新崛起的文明的世界。要想在这个多文明的世界里蓬勃发展，全球性企业必须放弃世界正在同质化的过时假设。西方社会科学的洞见并非处处适用。

例如，西方经济学家往往把五年计划与苏联时代的失败联系在一起。不过，中国的五年规划一直是其非凡崛起的核心。2000年，中国约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5%。如今，这个数字约为30%。到2030年，它可能会达到45%。推动这一转变的因素很多，但国家主导的五年规划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的成功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国家与市场之间的适当平衡必然有别于西方规范。为什么？因为2000多年来，国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同样，新加坡经济奇迹的缔造者吴庆瑞博士喜欢说：“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总有人在某个地方找到了解决办法。让我们找到这个解决办法，并且巧妙地调整它为新加坡所用。”解决办法很少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种子只有在合适的土壤里才能茁壮成长。在21世纪，每种文明都将凭借自身传承的智慧取得成功，而不是盲目套用西方文明的处方。

亚洲社会正在摆脱西方统治时期形成的自卑感。随着重新获得文化自信，亚洲国家正在接纳自身的遗产、传统和思维方式——而世界其他地区也在效仿。

阿迪达斯以中国设计元素为特色的限量版夹克风靡全球。宝莱坞正在与好莱坞竞争。韩国流行音乐和韩剧在全球拥有大量观众。本月，当韩国乐队防弹少年团访问墨西哥国家宫，与克劳迪娅·辛鲍姆总统会面时，5万名粉丝聚集在外边，希望一睹他们的风采。

我们不能再像我小时候那样，认为西方将保持毋庸置疑的优越地位。

这个转变的标志性时刻出现在2019年，导演奉俊昊（他执导的电影《寄生虫》成为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非英语电影）说：“奥斯卡不是个国际电影节。它非常本土化。”

这番话切中了要害。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及其制度不再被视为普适的默认标准。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其本质：“本土化”制度。而世界其他地区则以日益增强的自信，坚决要求被平等对待。

跨国企业一度认为没有必要了解其他文明的历史或文化逻辑，如今发现，要保持全球竞争力，这种了解必不可少。我们正在从单一文明的世界走向多文明的世界。能否重塑自我，全看西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