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从郭志刚先生读硕士。那时正值思想解放时期，学界推崇“三新”（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文学批评也兴起方法论热，引进“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活跃非凡。郭老师对这一切，只是静观。我写硕士论文，论李劼人的长篇小说，绪论却先谈了一番结构主义，意欲对全篇做方法论的铺垫。郭老师并未要求我删除，只淡淡地说，不写这通理论，论文也成立。
入学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的“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在位于北京西郊万寿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北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王德宽老师告诉我们这个信息，我去听会，教研室的杨占升老师、黄会林老师、朱金顺老师等都参加了会。郭老师没去，但我回来跟他介绍会上各种观点，他听得饶有兴味。河南大学任访秋先生出席，当时未发表意见，发言的是他的研究生。我在介绍任先生学生的发言时说，“他是任访秋先生的研究生，应该代表任先生的观点。”哪知郭老师立即回应：“那可不见得！学生不必代表老师，老师完全可能持不同意见。”这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可谓专业教育第一课，对我独立思考影响甚大。
一
郭老师虽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但面对当时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新潮，他还是经常敲打我要踏实一点，“不要赶时髦”。在学术上，在与学生的关系上，郭老师始终是平等和尊重的。观点上的分歧，他从不以个人好恶计较，而是求同存异，你说得有理，他则从善如流。记得他对莫言一开始并不欣赏。他喜欢史铁生。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刚发表，郭老师便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文章，大加推崇。他1981年在《光明日报》撰文赞扬《围城》，是新时期大陆学界较早研究《围城》的学者，可见其并不保守。他只是趣味趋于古典，不喜欢现代主义的审丑。有一次，我跟他讲我对《红高粱》的体会，说其中的残忍描写体现的是鲁迅的精神传统。他静静地听，没有说话。1988年电影《红高粱》上映，激情之下，我写了《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这篇文章，我自认为改变了郭老师对莫言的看法。他将我的论文推荐给中文系其他老师，并同意我以此作为中期考核的论文。当时他请了张恩和老师、刘锡庆老师和韩兆琦老师作评审委员。韩老师本是古典文学教授，彼时兼管中文系研究生，郭老师请他评审论文，主客都不觉得违和，可见学术气氛多么好，我们有幸充分享受了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自由。张老师、韩老师和刘老师都很肯定我的文章，我的研究生中期考核，就这样非常规地顺利通过。这篇文章修改后，由刘锡庆老师推荐给北师大学报，在我毕业后发表。
跟郭老师读书前后有6年，对学生，做得好他就表扬，有错误他就批评，对事不对人，因此跟他问学，思想言行始终光明正大，坦率无忌。读硕士期间，有一次，他看完我的读书笔记，大大表扬一番，并问，这是你总结他人的，还是自己的体会？又说，你看，这段写得好的，我都做了摘抄。读博士期间，有一次写读书报告，他看后不满意，嘱我修改。因要带小孩，我草草改了几句就拿回去搪塞。他看罢，直截了当道：“你没有改嘛！”不满地挥挥手，“好啦，这篇文章价值也不大，就这样吧。”他大概认为响鼓不用重槌，对我十分宽容，而我性格鲁莽，肤浅幼稚，对老师的宽仁常常不能很好地珍惜。后来回味，若非郭老师对我的容忍，我一定早就受挫夭折，而不会慢吞吞在学界厮混。博士论文开题时，我听不进他的意见，坚持拟一个很大的题目并自鸣得意。开题报告会上，他冷静听完其他老师的意见，最后点评道：“大而无当，漏洞百出。”老师们的意见，尤其是郭老师的当头棒喝使我清醒。博士论文答辩前夕，给评委老师们送论文时，我大喇喇地将论文径直投递，前无称呼，后无落款，更没有写请教指正之类。事后，自己也觉得不妥，问郭老师，他不满道：“当然不妥！这是不需要教的！”我无地自容。
我23岁从郭老师读硕士时，他就嘱我要读近代史。我年近30岁跟他读博士，他仍然敦劝我先读近代史。他推荐我读的，有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我草草一翻，并未认真读。在他看来，20世纪80年代学界直接援用“五四”话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激烈否定，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态度，他认为只有了解中国近代史才能理解传统。我却觉得他不够与时俱进，并没把他的意见当回事。直到博士毕业好些年后，我才在治学中逐渐悟出老师的良苦用心，开始阅读近代史料。而他一直坚持这一理念，对后来及门的学弟学妹们，明确提出了“治学先治史”的理念。
二
1997年，我已留校任教三年，花了一年多时间，将心中酝酿已久的孙犁论文写出。研究孙犁，不能不说是郭老师“影响的焦虑”的结果。读硕士一年级时，郭老师就给我和陈利民、周星三位研究生开设了孙犁研究课，每周，我们到郭老师家客厅围坐讨论。郭老师是当时孙犁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但他却喜欢听我们放言阔谈。他把出版的所有孙犁研究论著都送给我，1990年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他与师母章无忌合撰的《孙犁传》，我反复读，受益颇多，但我写作孙犁论文时却渴望超越既往。1998年初，初稿写完，我呈给郭老师。他看后肯定地说，这篇论文是下了功夫的，但并未对文章观点提什么意见。过几天，他告诉我，天津要举办孙犁诞辰85周年学术讨论会，他已向会议主办方推荐了我，要我打印论文参加会议，并说可能见到孙犁。郭老师此举就是对我文章的最大肯定。当年6月的一天，我兴冲冲背着几十份打印好的论文，与刘勇一起随郭老师乘火车去天津。次日早晨开会，会场每个座位上都放了一个文件袋，里面装的是会议日程与提交的论文。我打开文件袋，发现里面并没有我的论文。我有些纳闷，却羞于启齿问主办方，而郭老师面无表情，一声不吭。我从会议日程看到，郭老师的发言被安排在了下午某场。会议日程如何排“座次”，也是一种“学问”。郭老师一向不争，也不感兴趣，也许因为这个，他很少参会。上午的发言，基调是歌颂和哀怨，并无多少新见。下午会议间歇时，郭老师问我们是否留下继续开会，并说他自己打算当晚回北京。会议本是两天（或一天半），我的发言是在第二天。刘勇提议我们也跟郭老师一起回去。于是，下午会议一结束，我们就打车到天津长途汽车站，买票回京。
过了几天，郭老师找我谈话，讲到天津方面对我论文的意见，说这篇论文存在观念先行的问题，说我是用西方理论套用孙犁创作。这个说法，我当然不同意。我这篇论文并没有用什么理论，一切都出自我对孙犁现象的好奇和长期的困惑，我是一点一点地从现象、文本，进而思考革命文学问题的。他们所批评的观念先行，与我整个思考和写作的过程完全不符。郭老师见我急于辩解，马上说道，当然，这只是部分意见，也不见得都正确，不过，倒与我的感受比较接近。他这一说，我不便再分辩。郭老师微笑道，你也别泄气，学问是磨炼出来的。
我这篇论文在当年被王富仁老师推荐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教研室其他老师读后，不约而同地夸赞。有次在系里取信，远远看见杨占升先生，他举着颤巍巍的手跟我打招呼，特意告诉我，他最近读了我的这篇关于孙犁的论文，认为写得很好。王德宽老师也专门打电话给我予以肯定，后来又帮我留意与孙犁有关的材料，几年后《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王林的交代：关于梁斌、孙犁》，就是王老师首先告诉我的。有一次在张恩和老师家，他拿出一封信，是他和郭老师共同的大学同学写来的，他念了其中一段给我听，大意是，这篇论文是多年未见的好文章，尽管引用了郭志刚的研究，但观点明显不同于郭。张恩和老师说，对方并不知道你的身份，更不知你是郭老师的学生。
三
在北师大受业，在老师们真诚的关注下，我获得了自由的心境，心无旁骛地成长。郭老师是我的导师，也是我最大的恩师。毕业留校后，我好几年写不出论文，他对我也可能有点儿失望。不过，我之于他，可谓一真遮百丑，无论言行多么冒犯，观点与他分歧多么大，他都一直真心喜爱我。他原谅我的率性，肯定我对学术的真诚，也认定我有创造力，对我的种种异端言行虽有厉言，但更多是包容。后来，看我写出像样点的论文，他就露出欣慰的神情。他愈接近晚年对我愈慈祥。而我，因无知无畏，不珍重先生教诲，失去很多本该早就完成的学术训练。
1987年读硕士的阶段，郭老师就要我们通读并整理现代作家原版著作，我还参与他主持的北京市社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汇要》。我感到这种阅读毫无乐趣，读了一个多学期，留下一大堆摘录卡片，就不肯继续了。2000年郭老师主持《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文学卷》（现当代部分），分配我负责《中国现代文学期刊与思潮》，反复强调这本是最有价值的，我仍然不情愿，最后勉强完成。先生对我放任，而我心浮气躁，如今悔之晚矣。
郭老师生前曾有一个时期荣誉叠加，担任过两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但他从不以此为权力，从未谈及。若干年后，我陆续听同门议论当年如何被母校委托跑点，郭老师的种种不近人情之举（主要是拒绝礼物、拒收课酬等），使弟子夹在中间为难的种种轶事。
郭老师的谦逊，是君子人格使然。君子者，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则厉，有时不大合情理。不过，在他门下受业，不需要逢迎，也不担心叛逆，他不限制你的选择和思想，你拥有完全的自由。我有很多时候对他的观点不以为然，对他的教诲左耳进右耳出。他对学生，在是非曲直大义上从不苟且，但涉及对他本人的态度则一向不计较。学生对他有时多少有些君子欺之以方的意味，他心中有数，并不点破，不给人难堪。前些年，他已是耄耋老人，我也已到知天命之年，去看望他，想起自己从前的忤逆，检讨说：“我过去不懂事……”哪知他不等我说完，接过话头道：“我过去也不懂事！”一脸真诚，令人莞尔。
新世纪初，高校已不像过去那样为学生指定统一教材，学生有权自由选择。而我的观念是文学课并不需要教材，阅读原著即可，因此一向不热心给学生推荐教材。当时，郭老师与孙中田先生联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两册出版，中文系一位副系主任正在跟郭老师在职念博士，以系里的名义购买了上百套，要我向学生推销。我觉得这有点摊派之意，又觉得不应该以权谋私，遂未照办。郭老师从不向学生兜售，甚至从来不对外宣传自己的著作，然而，我这看似刚正不阿的行为，在特定语境中，是否对他造成了伤害不得而知。我的六亲不认，在现实中容易误伤好人。
四
第一次看到郭老师衰老迹象是2016年初秋。那天，他在住所附近的街边跟我们道别后，我们目送他走进小区大门，看见他走路稍有点儿蹒跚。李双说，郭老师见老了。我俩暑假去韩国，买了一盒高丽参，回国后特去看望他和师母。郭老师照例坚决不收看起来比较贵重的东西，怎么劝说求情也不通融，我们只得讪讪收回。
几年前，因师母病卧，看病不方便，郭老师和师母离开了位于北师大的无电梯楼房，被儿子接去同住。从那以后，我们见他的机会就少了，他不愿给儿子一家带去不便，电话里总是谢绝学生们看望的请求，说以后师母身体好些，他还会回自己家。
在儿子那里住的时候，郭老师每天读书写字，日记也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还写诗。据说钟敬文先生偶然见过他的诗，对别人夸他“有才不炫”。这些诗，后来被师妹刘媛整理，以《拙真集》为名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郭老师的儿子郭越，在我们上研究生时还是个不爱搭理人的愣头小子，大学毕业以后，由做翻译转而做业务，成为国企高管，工作繁重却把父母照顾得无微不至。一套并不很大的单元房，两位老人加上保姆显得拥挤。有一次，郭老师跟着郭越去养老院考察，看罢归来，郭老师说，养老院的环境、条件确实很好，很满意，只是，住进去后，我们就再也回不了家了。他这句话戳中了郭越。郭越当时就下决心，无论再苦再累，无论二老活多久，都绝不送他们到养老院。
师母体弱多病，很早就卧床。原本，郭老师写文章笔力尚健，孙犁逝世后他写的《孙犁散文的文学史地位》，除了一贯的语言隽永、眼光敏锐，还多了一种超然练达，文气浩然。然而为照顾师母，减轻儿子的负担，他放弃了写作，也停止了本就不多的社交。师母曾因脑梗进ICU抢救，那时郭老师还是家庭砥柱。师母经抢救转好回家后，身体状况并未比过去更坏，每天在床上刷手机、发微信、评价时事，郭老师的身体却意外地迅速变差。他被查出有脑萎缩迹象后，先是腿部无力，走路不稳，然后是记忆力迅速减退，愈近的事愈记不清，最后是失智。这几年去看他，一开始，尽管走路艰难，他还可以站在客厅走廊，幽默地跟我们开玩笑。后来，他被轮椅推出，勉强在客厅坐上一二十分钟后，眼睛就无力地合上，只在听到熟悉的名字时，勉强睁开，眨巴几下，嗯嗯两声。
2024年国庆节期间，我和几位同学去医院看他，在北大医院的单间病房，他上着呼吸机，处于昏睡的状态。我跟他大声说，郭老师，您的《孙犁传》增订版已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下厂，很快就印出来了。此话一说，他虽未睁眼，却费力地发出了“哦哦”的声音。孙犁生前认为郭志刚知人论世，敏锐贴切。郭老师一生，最有传世价值的正是孙犁研究。
郭老师一直觉得在儿子家只是暂住，他随时准备回到自己的书房。岂料，这就是他最后的归宿了。
2024年12月5日，郭老师永远从这个世界消失了。那个曾经意气风发、西装革履的青年郭老师，那个经常倾囊捐款而从不对外讲的郭老师，那个刚正不阿又谦柔宽仁的郭老师，那个曾写得一笔娟秀字体的郭老师，那个用智慧和人格培育我成为学人的郭老师，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