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77年参加高考落榜后被录取到南部县师范学校文史专业班的学生，毕业后相继当过小学和初中语文教师。中师学历教小学算合格，教初中在当时也是勉强可以应对的。但当我在1984年调回南部县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中师生教中师生的学历尴尬却让我遭遇了太多的冷脸和白眼。为了生命的尊严，我在29岁那年考取了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五年制本科函授。虽然是成人大学，到底也还是承认学历的大学，我很珍惜这个机会，是用超越常人的勤奋来珍惜。五载辛勤挥汗血，晨霜夜月味书香，年轻时的足够精力和努力终于有了预期的回响：我被评为优秀函授学员，毕业论文也获得优秀，特别是中文系安排我作为学员代表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给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毕业后，我逐渐在南部县师范学校站稳了脚跟，我的教学和教研在南部县语文教学界乃至南充地区中师语文教学界都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大学时期的老师们还记得我，在他们的热心帮助下，我于1993年7月被调回已更名为四川师范学院的母校中文系，被安排任教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为了让我尽快适应大学教学，经系领导同意，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赵义山教授帮我联系到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中文系访学一年，专门研读中国现代文学。至此，我这个渺小的生命才得以与北师大中文系几位誉满中国学界的老师有了不期而然的师生之缘。
1993年9月14日，我到北师大中文系报到。早过而立之年的我，将在这所闻名全国的师范大学度过为期一年的学生生涯。我的导师朱金顺先生建议我除按照自己的访学计划读书和写论文以外，还要跟随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助教进修班的学员、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和国外留学生一起听课。我是何等幸运，一年之内竟先后领略了学术界六位著名学者精彩纷呈的课堂风采：
朱金顺老师的“新文学史料学”课程引进清代朴学传统，以深厚的资料爬梳和考据功夫，让我懂得了学术研究必须要以扎实的史料把握为依据，还要善于发掘史料中未曾被人发掘的价值和意义。朱老师赠送给我的《新文学资料引论》《新文学考据举隅》《五四散文十家》等著作所收论文都是精粹短文，但都是通过对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现代作家作品的版本甄别和史料考据写出的极见功底、含金量极高的文章，给我们自己可能要做的现代文学版本流变考据和史料研究提供了精彩的示范。
李岫老师讲课语言精粹洗练，极富启发性。她的“茅盾比较研究”课程把我们对茅盾的研究视野引向了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直至国外的茅盾研究比较，我后来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论文《〈霜叶红似二月花〉与茅盾的矛盾》的初稿，就是受到李老师的启发和鼓励而完成的。
刘勇老师那时风华正茂，他的“现当代文学比较研究”课程让我听到很多闻所未闻的全新研究方法，开启了我的思路，乃至为我即将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提供了至为新鲜受用的借鉴。
作为中国文艺学领军人物的童庆炳老师，他的“文艺美学”课程既开启了我的理论视野，又引领我们深入文学创作的鲜活现场。他不仅在理论研究上著作等身，而且很早就创作出版了《淡紫色的霞光》《生活之帆》等长篇小说。他曾担任过北师大作家班的班主任，当代著名作家莫言、余华、毕淑敏等都曾得到过他的亲炙与点化。虽然他那时已年近花甲，但他就像一个童真未泯的孩子，在深入作家创作心理的同时，也向我们不断说出他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轻易袒露的心理秘密。特别是他讲“作家的童年经验”一节，多年以后都是我写文学评论的重要参照。
王富仁老师作为中国第一位现代文学博士，那时已是名满天下的鲁迅研究专家。他从来不依赖讲稿的“鲁迅小说研究”课程，给我们呈现了深湛新鲜而富有强度精神刺激的思想盛宴。他把鲁迅小说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墨家文化等诸家思想的关系分析得异常透辟，简直就是醍醐灌顶般的冲击，让我懂得了一个学者首先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他说，仅有学问和才华，如果没有思想就还没有获得学术的发言权。
可以说，在北师大的一年时光，几位老师从不同侧面开启了我的学术视野，乃至塑造了我的学术生命。他们的课一开始就不仅在满足着我们的渴望和期盼，更在挑战、刺激和刷新着我们既有的思维惯性。然而，较之前述诸位老师精彩纷呈的讲授，郭志刚老师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课程却呈现出异常别样的课堂风景。
1994年春节之后，正月初九我就到了北师大作新学期的学习准备。朱金顺老师给我介绍了新学期即将开课的王富仁、童庆炳、郭志刚三位老师。当说到郭老师时，朱老师特别强调说，郭老师自己不会讲什么，主要是让大家讨论。我暗自在心里想，我们从数千里外来到北师大，就是渴望听到这些著名学者精彩的高论，老师不讲，我们能得到什么新的收获呢？我甚至还不知天高地厚地悬揣：郭老师作为北师大资深教授，著名中国现代文学史家、作家、教育家，特别是孙犁研究专家，他大概只擅长笔耕而不擅长讲课吧？我们这个班的所有听课者都知道了朱老师介绍的这个信息，但还是心有不甘，希望郭老师能破例满足我们想听他主讲的愿望。
郭老师来了，明确告诉我们，主讲不是他，而是我们自己。当我们正在怅然若失之时，郭老师开始布置我们的“主讲”任务了。我们此前已经买到了郭老师的论文集《中国现代小说论稿》，他把这本书的论文划分为十个专题，让我们每周准备一个专题讨论。他的要求是：认真阅读每个专题的论文，并到图书馆阅读相关的研究著作和期刊论文，让我们在此基础上每次写出不少于千字的发言提纲，而发言提纲需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言之成理的见解，既不能重复他的论述，也不能搬用或因袭学术界已有的见解。郭老师说，他会认真审阅我们的发言提纲并给出相应的成绩，还特别强调，他不会随便给高分，一般不会给80分以上。他还要求我们根据自己的发言提纲参与讨论，但必须脱稿发言。
此时，我已感受到郭老师并非放任我们随意发挥，而他自己也并非毫无课堂作为。他的要求一下子让我们大家都紧张起来，我的压力较之其他学员更大。因为在助教班听课的其他老师都有过在高校任教数年的经历，而我则是刚刚调到大学尚未开始大学教学。在平时的交流中，他们如数家珍地介绍自己读过的书，好多都是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他们口头上常用的一些理论术语和学术概念，我也感到非常陌生。总之，他们身上令我望尘莫及的大学教师风采扫荡了我原本有限的自信。
我们第一次讨论的专题是“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我虽然认真地读了郭老师的论文，也读了其他学者的相关论述，并尽力写出了一点自己的思考，但我不知道那一点浅薄的见解能否得到郭老师的认可，也就做好了挨批评的心理准备。郭老师来上课了，带着看完了的发言提纲作了点评，说我们都做得很认真，有的还写得很不错，但他对我们初次的努力显然不甚满意，指出了一些要害问题，然后逐个发还提纲并作简要评述。我始终埋着头不敢看郭老师，怕看到他对我失望的神情。眼看着很多听课者都相继领到了提纲却始终没有点到我，我就疑心郭老师一定是把我放到最后作为重点批判对象了。果然，郭老师把我的提纲放到了最后一个。他特意问道：“哪位是何希凡呢？”我立即站起来，心跳不止，其他听课者的目光都转向我。谁知郭老师用特别温和的语气说：“何希凡这个提纲写得太好了，真正写出了自己言之成理的思考，大家今后也应该像他这样准备发言提纲。”然后，郭老师把提纲拿到我的座位上来，鼓励我继续努力。我一看，他居然给了我86分。那一刻，我的自信瞬间升腾起来，感觉自己还是一个可以通过努力做些事情的人。
第一次在郭老师课堂上所经历的心理跌宕，让我由衷地喜欢上了这样的上课方式。郭老师虽然不是主讲，但绝不是让我们在课堂上跟着感觉走、漫无边际地任性发挥，而是有着明确学术指归的具体原则要求，是让我们在独立阅读、独立思考、独立表达中实质性地提升独立的学术研究能力，是在为我们指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治学路径。这样的上课方式也让郭老师更加辛苦，他每次审阅我们每个人远超千字乃至达数千字的发言提纲并做出价值评判，以及他对我们每个人发言的精准点评和最后的总结，既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更需要高人一等的学术见解与智慧。郭老师自己的辛苦繁忙带动了我们，我们的课外精力几乎都用在郭老师的课堂上。我每天挎包里装着纸笔和饭盒，从公寓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到食堂，三点一线的轮回让我感到特别充实。这样全身心投入读书和准备发言提纲实在是最愉悦的生命享受，是真正读书人的境界。从第一次讨论时的不敢轻易发言到后来争先恐后抢着发言，我们这些原本有些老成持重的成年人，在郭老师的课堂上一下子变成了争强好胜的小学生。
郭老师喜欢听我发言，当我在阅读中注意到他论及冰心小说的思想深度时，认为冰心家境优裕，她是在家庭之爱中长大的，相比同时代其他作家，冰心很少身经忧患，因此其小说中的问题探索缺乏应有的深度。我在认同郭老师观点的同时，特别指出在冰心近80年的漫长文学生涯中也经历了国家命运和家庭遭际的忧患。直到20世纪80年代，丈夫吴文藻先生离世，女儿又不常在身边，冰心以自己的孤独深深感受到天下众多老人的空巢之悲。不然，她不可能以83岁高龄写出引起读者深深共鸣并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空巢》。我还引用了清人赵翼“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诗句来作具体阐释。郭老师听完我的发言哈哈大笑，他说：“你的发言变相纠正了我的观点，但我很赞同。”说完，他还让我把这两句诗写在黑板上分享给大家。我们30多个人在每周一个上午的时间是不可能都有发言机会的，以至于我每次都抢到发言机会的时候，郭老师特意提醒：“你已经说得太多了，请把机会留给其他同学。”
就在这样繁忙并快乐着的别样课堂风景中，一个原本不自信的人渐渐升起了足够的自信。我的发言提纲也在不断刷新自己原来的纪录，直到讨论“宗教信仰与许地山小说的个性特色”“鲁彦与鲁迅小说之异同”两个专题的时候，郭老师竟然慷慨地给了我90分和95分。他说：“有的同学用自己的努力打破了我向来吝啬的习惯，能得到90分，真的就算写得很好了；能得到95分，那就实在写得太好了。”我知道郭老师更多是对我的激励与鞭策，按照我的实际水准，郭老师还是太过宽容了。他还把同时得到95分的阎延文（后来读了郭老师的博士，成为著名作家）和我的发言提纲作了比较。他说，若论文中的新名词、新概念以及理论功底，阎延文在何希凡之上；若论文中的人生体验深度、人间烟火气和文本分析功夫，何希凡略微强过阎延文。我能感受到，郭老师对我的鼓励中已经有了明显的偏爱，而且这种偏爱还延伸到课堂之外乃至延伸到我离开北师大多年后的岁月里。
我曾在新外大街书店看到有郭志刚老师和东北师大孙中田先生联袂最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册，就很认真地翻阅了全书，觉得这套文学史对于我回到学校的教学非常有用，因为它最大的亮点就是集中了国内顶尖学者参与编著，其中不仅体现了独特的文学史观，而且对作家的介绍很有特色，对作品的阐释特别精彩到位。只是当时因为囊中羞涩，几番犹豫没有买下来，等到第二天下了决心再去买时，已经被人买走了。后来，我去了北京多家书店都未能买到，遗憾始终留在心中。我只能寄希望于郭老师，就在课间私下把我的遗憾给他讲了。郭老师告诉我，他也没有多余存书，只留了一套自用，我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郭老师心中还装着我的遗憾，当他下一周来上课的时候就让我上完课和他一起去他家里。我刚刚坐下，郭老师就从书橱里取出这套文学史放到我的手里。我虽然太想得到这套书，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夺老师之爱啊。郭老师看到我的难为情，就说：“我就是要把书送给爱读书且能发挥作用的人，而且我还有其他途径能弄到这套书，你就放心地拿走吧。”我打开扉页，看到郭老师的签名和钤印，心中的暖流涌遍全身。这套书至今放在我的书橱里，30多年间，不仅帮助我赢得了教学的自信和声誉，也启发了我多篇论文的思路。每当翻阅这套书，当年的情景就再度回映在我的眼前。
郭老师知道很多学员都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得到推荐发表，有一天他专门说了此事。他说他年龄大了，和外界的联系也少了，虽然想帮助大家，但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他还建议，如果大家有满意的文章，可以去找王富仁老师，他说王老师学术影响大，手里也有自己参与编辑的刊物。但他下课后又私下对我说：“我确实没有能力帮助大家推荐发表，但如果你有满意的文章，我非常愿意做你的一位读者。”郭老师的鼓励让我受宠若惊，但我确实拿不出像样的文章去麻烦他。回到四川师范学院后，经过九年多时间的沉淀，我反复修改了在李岫老师课堂上写成的那篇初稿寄给郭老师，郭老师果然第一时间成为这篇稿件的读者，并将它推荐到刊物，当年就顺利发表，还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影响。
1999年10月，我到北京参加教育部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高级研讨班学习，研讨班请来了北京的近20位著名学者作讲座，王富仁老师、郭志刚老师、李岫老师、刘勇老师再度给我们当老师。但我到北京并没有提前告诉老师们，结果王富仁老师和郭志刚老师都在报到册上看到了我的名字。郭老师讲座那天，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个沉甸甸的大信封，没想到他径直走到我的面前，说他主编的文学史刚出了修订版，特意给我带来了一套。离开北师大多年以后，我与郭老师多次通信，郭老师不仅关心我的学术研究进展，而且还给我寄来了他新出版的《孙犁评传》《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等著作。
一个仅仅访学一年的学生，比起郭老师那些成就斐然的学生，我根本够不上他的学生水准。但就因为郭老师那别样的课堂风景闪烁着卓越新奇的教学和学术思想光芒，它照亮了我这个渺小的灵魂，淋漓尽致地开掘了一个学术起步太晚，不大可能有所作为的平庸生命的有限潜能，我是何其幸运！当年一起听课的同学们都说郭老师的课堂是我们最繁忙的时光，也是我们成长最快、收获最多的时光。我感觉郭老师所创造的别样课堂风景并未随岁月而流逝，因为它蕴含着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高校教师进修教育）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独特而珍贵的经验。
我自己在大学课堂上总是时时回味并学习老师的课堂开示，在给研究生开课的20余年中，就较为成功地吸纳了郭老师的课堂经验，也同样给课程设置了多个自认为有价值的讨论专题，让同学们写出有独立思考品格、有独立见解的发言提纲。他们的每次讨论，我都要认真准备，每次都要给他们做出有学术启发的点评，然后让他们完善和深化发言提纲，写成自己满意也让老师眼前一亮的学科论文。这样的多年坚持也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同学们也都感到我的课堂让他们很忙，但也比较受用，他们所发表的单篇论文大多是因为我严格的课堂要求写出来的。这样的课堂风景并非我的原创，追溯源头，厥功至伟的当是我敬爱的郭志刚老师。
如今，郭老师告别这个世界已经年余，而他当年带给我们的课堂风景不仅久久留存在我的脑际心间，也无声无形地流进了代代学子的学术生命成长之中。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