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问世后，关于其作者“兰陵笑笑生”真实身份问题，成为《金瓶梅》研究史上最使人困惑难解而又最具吸引力的谜，有人戏称，它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自明至今，已提出的作者候选人有六十多个，但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得出一个令人心服口服的一致结论，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在所有《金瓶梅》作者“候选人”的庞大队伍中，王世贞作《金瓶梅》一说是影响较大的一种。但已故的吴晗先生却持极力否定态度。

吴晗先生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他以史学家的身份介入《金瓶梅》的研究，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严谨的史学考证方法，

结合《金瓶梅》小说文本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又查阅了正史、野史，笔记等，以较为丰富翔实的史料，对《金瓶梅》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归纳起来，其主要结论有三：

一是彻底否定《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

二是《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中期；

三是认为《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所写的是万历中期的社会情形。

它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1】。

吴晗先生的主要观点，几十年来似乎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可见其影响很大。但现在看来，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吴晗先生的许多结论都是大可商榷甚至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只谈吴晗关于《金瓶梅》作者王世贞问题。

吴晗先生对《金瓶梅》作者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是他对有关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传说和附会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工作。

他所涉及到的笔记、史料有：《寒花盦随笔》、刘廷玑《在园杂志》《缺名笔记》、顾公燮《销夏闲记》、徐树丕《识小录》、梁章巨《浪迹丛谈》等。

这些笔记、史料虽然说法各异，但归纳起来主要是：

(1)王世贞父子与严世蕃父子结仇的原因是由于名画《清明上河图》；

(2)唐荆川识破《清明上河图》为伪画，以致王忬被杀，世贞为报父仇，着《金瓶梅》并置毒以杀之。

按，王世贞的父亲王忬被杀，《明史》卷二○四《王忬传》和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三《上太傅李公书》都记载得很清楚，主要原因是：

(1)忬为总督时，由于数次失败，渐渐失去皇上的信任，嘉靖帝认为王忬怠于军事，辜负了自己；

(2)严嵩“雅不悦忬”，而忬子世贞又因说话不慎积怨于严世蕃；

(3)还涉及到杨继盛、沈炼和徐阶的一些事情。

吴晗先生依据的正是上述史料，他在经过周密详尽的考证后，得出三条结论：

一、王忬的被杀与《清明上河图》无关。

二、《清明上河图》的流传、收藏均与王家无关。

三、唐荆川死于嘉靖三十九年春，比王世贞的父亲王忬被杀还早半年。

因此，根本不存在种种传说中王忬死后，忬子世贞先行派人去刺杀唐荆川不遂，后荆川向其索书，遂撰《金瓶梅》以毒杀之的事实。

可以说，吴晗先生对种种的附会和传说所进行的梳理工作是应该肯定的，而且说得，也不能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很对。

但是，即使否定了这些传说（传说本身就不可靠）因为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二

大凡古人的野史、笔记，虽有“捕风捉影”之嫌，但也绝不都是“无中生有”，与历史事实总是存在着多多少少的某方面的联系。

唐荆川（顺之）与王世贞作《金瓶梅》之间的关系被后世文人描写得绘声绘色，其中事出有因。

《寒花盦随笔》：“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

或又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翻其书叶。

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经营此书。书成黏毒药于纸角。觊巨公出时，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天下第一奇书’。

巨公于车中闻之，即索观，车行及其第，书已观讫，啧啧叹赏，呼卖者问其值。卖者竟不见。

巨公顿悟为人所算，急自营救已不及，毒发遂死。今按二说皆是。孝子即凤洲也。

巨公为唐荆川。凤洲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谮之也。

姚平仲《纲鉴挈要》载杀巡抚王忬事，注谓：“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但未记识画人姓名。

有知其事者，谓识画人即荆川。古画者，《清明上河图》也。【2】

唐荆川（顺之）之所以被拉扯进《金瓶梅》这桩公案中，笔者推测，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唐荆川对王忬的事迹调查得很细，并有疏参劾王忬，王忬之死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这一点，《明世宗实录》记载得很详细：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遣兵部职方司郎中唐顺之查理蓟镇兵马。【3】

九月庚寅。兵部职方司署郎中唐顺之奉命阅视蓟镇两关镇区马步官军，原额九万一千有奇，见卒五万七千有奇，逃亡三万三千有奇。因还奏言：

……古北、燕河两区，巡抚标下民兵，射手数百人之外，皆羸兵惫马，朽甲钝戈，徒糜廪饷，不济缓急之用。

故往年庚戌虏变及近日宽佃河流之寇、土墙之寇，至于近檄宣辽，远微（征）延固以御之，甲胄虮虱于道途，忬（杼）轴匮竭于转输，盖积弊之极，其势不得不出于此。

……总督王忬、总兵欧阳安、巡抚马珮及诸将领袁正等，俱宜坐旷职误事之罚。

疏入，得旨：该镇缺兵至三万不补，一卒不练，督抚官所理何事？兵部从实参看以闻。

兵科都给事中王文炳等因言：有兵则有粮，今多缺伍而粮无减额，乞并清查，以惩欺冒。章亦下兵部。于是部拟王忬等三臣当降罚，……上曰：蓟镇兵马缺弱已极，而督抚不问，殊为负恩。马珮已革职，王忬、欧阳安姑降俸二级留用。【4】

由上可见，唐荆川的奏疏，直接导致了王忬被降二级使用，且为后来严嵩参劾王忬提供了许多“证据”，最终导致王忬被杀。

二是唐荆川的为人是很不光明磊落的。通过赵文华巴结、献媚于严氏父子：

顺之，直隶长州府武进人。嘉靖己丑举礼围（闱）第一人，赐进士出身，改庶吉士，授兵部主事，调吏部，改翰林编修。

未几，上疏乞养病，诏以吏部主事致仕。居数年，召为右春坊右司谏兼翰林院编修。

明年，与赞善罗拱（洪）先、校书郎赵时春，上定国本疏，忤旨，黜为民。顺之初欲猎奇致声誉，不意遂废，屏居十余年。

上方摧抑浮名无实之士，言者屡荐之，终不见用。会东南有倭患，工部侍郎赵文华视师江南，顺之以策干文华，因之交驩严嵩子世蕃，起为南京兵部主事，寻升职方员外郎、郎中。

奉命查勘蓟镇边务，复视师浙直。总督胡宗宪荐其有功，迁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

……晚乃由赵文华进得交严氏父子，觊因以取功名起家。不二年，开府淮杨（扬），然竟靡所建立以卒。【5】

赵文华乃严氏父子之走狗。唐荆川又依附之，可见其人格之卑下。

王世贞自然鄙其为人，再加上唐荆川查勘王忬的事由，后人自然而然地才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附会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置毒以杀之的传闻。

由此可见，古人的笔记、野史并不都是凭空捏造的，所述必有一定的历史事实根据，不然的话，与唐顺之同时的其他许多有很高官位的著名文人，为什么就没被扯进《金瓶梅》这桩公案中？

清人宋起凤在《稗说‧王弇洲（州）著作》条中明确地指出了《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世贞：

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 而不知，《金瓶梅》 ，一书 亦先生中年笔也 ……。

按弇洲《四部稿》有三变……是一手犹有初中晚之殊，中多倩笔，斯诚门客所为也。若夫《金瓶梅》全出一手，始终无懈气浪笔与牵强补凑之迹，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奇巧幻变，媸妍、善恶、邪正、炎凉情态，至矣！尽矣！

殆《四部稿》中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与后乎此谁耶？谓之一代才子，洵然！世但目为秽书，岂秽书比乎？亦楚《檮杌》类欤！

闻弇洲尚有《玉（娇）丽》一书，与《金瓶梅》埒，系抄本，书之多寡亦同。【6】

另外，无名氏《玉娇梨‧缘起》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据学术界考证，《玉娇梨》的成书约在明末清初，带有序的刊本至晚在清康熙年间就出现了。而这两条极为重要的材料，吴晗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文时并未看到。

明‧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卷二《伪画致祸》条记载了严王两家结仇始自伪画，即《清明上河图》，肯定是弄错了，吴晗先生已驳之甚详。但“伪画致祸”却又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篇云：

严世蕃尝求古画于忬，忬有临幅类真者以献。世蕃知之，益怒。会滦河之警，鄢懋卿乃以嵩意为草，授御史方辂，令劾忬。

嵩即拟旨逮系，爰书具，刑部尚书郑晓拟谪戍，奏上，竟以边吏陷城律弃市。【7】

周钧韬先生曾注意到这一点，他认为“伪画致祸”（并不是名画《清明上河图》）应与王世贞着《金瓶梅词话》以报父仇，抨击讽刺严嵩严世蕃父子，显然有不少直接的内在联系。【8】

这些，都是吴晗先生不曾论述到的。

换句话说，即使全部肃清野史、笔记中一切有关《金瓶梅》的种种附会和传说，也不能从根本上否定王世贞为报父仇而作《金瓶梅》，因为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三

吴晗先生在其论文中有一节标题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其主要观点有四：

第一，“严世蕃是正法死的，并未被毒”，“严氏之败是由世贞贿修工烂世蕃脚使不能入直致然的，此说亦属无稽”；

“顺之出为淮扬巡抚，兵败力疾过焦山，（嘉靖）三十九年卒。”

“王忬死在是年十月，顺之比王忬早死半年，世贞何能预写《金瓶梅》报仇？世贞以先一年冬从山东弃官省父于京狱，时顺之已出官淮扬，二人何能相见于朝房？”

又何能先行遣人行刺于顺之？这些都是历史事实，足以证明清人的某些传说是无稽之谈。

但不能证明《金瓶梅》非王世贞作，亦不能证明王世贞作《金瓶梅》不是为报父之仇，也就是说，还不能驳倒“报仇”说。

退一步讲，在严世蕃、唐荆川死后，王世贞作《金瓶梅》辱骂、讥刺他们，发泄心中天大的冤恨，虽不能诛，但以笔代伐，替父雪冤，不也是很正常的吗？

第二，关于“嘉靖间大名士”问题。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沈德符这段话是有来历的，他的祖父与王世贞家本系世交，他又和王世贞的儿子王士驌是好友，故对王世贞的“家底”最清楚，他所说的“指斥时事”完全是实际情况，“嘉靖间大名士”指的就是王世贞。

王世贞与李攀龙是“后七子”领袖，“攀龙殁，（世贞）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9】

“弇州博洽第一”（沈德符语）“大名士”，王世贞是当之无愧的。但吴晗先生却认为“‘嘉靖间大名士’是一句空洞的话，假使可以把它牵就为王世贞，

那么，又为什么不能把它归到曾经有杂剧四种的天都外臣汪道昆？为什么不是以杂剧和文采着名的屠赤水王百谷或张凤翼？那时的名士很多，又为什么不是所谓前七子广五子后五子续五子以及其他的山人墨客？”

吴晗先生的话是没有道理的，“嘉靖间大名士”并非是一句空话，而是一句实实在在的话，只不过沈德符未明言，故弄玄虚，使用“迷人障眼法”罢了。

同时，吴晗先生还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嘉靖间大名士”固然很多，但并非这些“大名士”都与严嵩父子结仇，都能与《金瓶梅》挂上钩，很显然，这样的推论是根本不能说明问题的。

第三，吴晗先生在其论文中是这样假设的：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可能（自然他不是不能作）。但王世贞是江苏太仓人，又是土著，有什么保证可以断定他不“时作吴语”？

《金瓶梅》中用了大量的明显的山东方言，虽然王世贞在山东做过三年青州兵备，但没有证据证明他在这三年中学会了地道的山东土语，这又如何能证明王世贞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呢？

从这些断语中显见吴晗先生对《金瓶梅词话》中的语言并没有做过认真的研究。

其实《金瓶梅》的语言是十分复杂的，不仅有山东土话，而且时时作吴语，南北兼有。

单凭这一点，绝不能作为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的根据。

最后，吴晗先生引用了清礼亲王昭莲断定王世贞绝不是《金瓶梅》的作者的一段话，“以宋明二代官名羼乱其间，最属可笑，……弇州山人何至谫陋若此。”【10】

吴晗先生以此推断有史识史才、毕生从事著述，卷帙甚富的王世贞绝不会写出连基本的历史常识都搞错的作品来。

吴晗先生显然没有看透《金瓶梅》的根本主旨。

其实，昭莲所说的“最属可笑”“谫陋”的地方，恰恰是《金瓶梅》最高明、最隐晦且最富深刻蕴意的地方，作者不是不清楚，而是了如指掌，他是在故弄玄虚，借宋骂明，又不让读者轻易看透罢了，这是《金瓶梅》最为独特高超的艺术手法。

不然的话，那性命还能保得住吗？

顺便指出，吴晗先生所梳理的基本上都是传说、笔记，既然他不相信这些传说和笔记，而为什么又偏偏引用同样属于笔记性质的昭莲的话来作为否定王世贞的根据呢？岂不是前后矛盾？

况且，清人笔记明确断定《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世贞的材料，如宋起凤的《稗说》等，吴晗先生限于当时的条件，他是未能看到的。

《金瓶梅》的作者肯定是大名士，而绝不是中下层那些粗通文墨的书会才人之类。根据笔者多年的探讨研究，认定《金瓶梅》的作者非王世贞莫属【11】。

注 释：

1 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载《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

2 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

3 《明世宗实录》卷四六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4 同前注，卷四六四。

5 同前注，卷四八三。

6 《明史资料丛刊》第二辑《稗说》卷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7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见《历代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

8 参见周钧韬《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年。

9 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简体字本 2000 年。

10 昭莲《啸亭续录》卷二「小说」条，《说库》丛书本。

11 参见拙作《王世贞作金瓶梅新证》，《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