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转变以及由此产生的全球性影响，无疑是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迁中最富战略的议题之一。这一转变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结果，并已经深刻作用于全球经济运行的产业链、治理体系与发展范式。因此，从中国角色转变的世界性意义出发，系统分析当前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根本挑战，厘清驱动中国角色转变的深层动因，并据此提出构建包容性全球化新格局的可行路径，是当前经济全球化研究的重要维度。从经济全球化的旁观者到规则的学习者、积极融入者，再到制度产品的供给者与贡献者，一直到今天的引领者，中国角色的嬗变实质上是重塑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发展范式多元演进的过程。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涌现的增长乏力、治理失灵等诸多问题，中国始终坚持高质量高标准的发展路径，通过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持续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切实推动构建彰显体现时代要求的全球化新秩序。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角色转变 深远影响 全球治理 包容性发展
经济全球化有力推动经济效率的提高，深刻表征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全球的扩散。[1] 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与经济全球化始终在不断演进。习近平曾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作出“三个阶段”的重要判断：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二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三是经济全球化阶段。[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与全球化体系的关系日益调整，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随之变迁，从全球化进程的旁观者、规则的学习者、积极融入者到制度产品的供给者与贡献者，再到塑造引领者。这一变迁植根于中国对和平发展道路的长期坚持，彰显于中国经济实力与经济地位的持续提升。充分理解和把握这一变迁脉络、动因与根本趋势，对于考量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作为具有“风向标”性质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呈现，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结果，更是中国经济发展理念、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共同作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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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与中国角色的转向
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主导力量，既显著优化经济全球化的演进路径，又赋予经济全球化内涵以崭新的结构性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持续性内生动力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中国建设性的角色转变是全球经济治理演进的重要引领，中国创造性的实践体悟是凝聚全球经济发展多元共识的过程载体。
（一）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源”与“稳定器”
中国制造与中国市场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根本支撑力量。中国制造与中国市场的影响力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以其特有的高效生产能力、完善供应链体系与持续创新能力，为全球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根本动力。在持续的市场化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起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最庞大的消费市场，既满足国内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等需求，也为全球产业链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根本前提。围绕“买全球，惠全球”的经济理念，中国通过举办进博会等世界性展会，积极引入全球最优质的产品与服务，推动中国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3]
中国贸易与中国投资是经济全球化的系统稳定器。在当前逆全球化活跃的时期，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中国以其特有的相对稳定和持续开放，为全球贸易提供“避风港”，进而显著增强世界经济体系的韧性、有力稳定全球经济发展的预期。不仅如此，中国境外企业已经覆盖全球超过80%的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涵盖了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4]，特别是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有力缓解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短缺困境。
中国推动与中国演进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源。当前，全球经济呈现三大特点：一是传统发达经济体内生性发展动力普遍趋缓；二是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深刻转换；三是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在全球经济互动演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系统性意义。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角色不再停留于世界经济体系中体量巨大的“增长极”。中国正在通过内部经济增长范式的提质升级以及对外经济合作模式的主动引领，积极推动世界经济运行摆脱对单一经济增长源的过度依赖。随着传统经济向新经济模式演进，经济发展动能开启从传统动能向新动能转换的过程[5]，一个更为均衡、更有韧性的“多极化全球经济网络”动力系统正在形成。
（二）失灵与失衡是经济全球化体系的内生性危机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传统治理机制失灵相互交织。自新冠疫情以来，各经济体经济复苏呈现出不平衡性、脆弱性等特征。[6] 许多经济体还要面对历史性高通胀、高债务水平、潜在增长率下行等情况叠加，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压制当前经济增长的活力，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韧性。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效能危机。由于世界贸易组织未能与时俱进地应对新兴领域的迅猛发展，导致全球贸易治理陷入“规则真空”的困境。同时，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长期“停摆”，严重削弱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的权威性，阻滞谈判功能的发挥，难以达成最新的全球共识，由此引发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碎片化风险。[7] 稳定的多边框架支撑式微，必然导致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显著加大，国际经贸环境的不可预测性日益突出。
全球化收益分配格局呈现确定的结构性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成果呈“金字塔式”分布，而发达国家借助“微笑曲线”两端的高壁垒环节长期占有收益支配权。当前，中国等少数新兴经济体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制造业取得规模性增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绝大多数中小型发展中经济体陷入产业“低端锁定”困境。[8] 具体而言，其或严重依赖原油、矿产等初级资源出口，或集中在咖啡、可可等单一经济作物生产，或从事服装加工、低端电子产品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更值得重视的是，发达经济体以知识、技术壁垒控制核心研发、品牌营销、渠道管理诸环节，主动控制离岸生产及利润转移，因而实质上主导着贸易、投资及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
全球经济安全异化正系统性侵蚀国际经济合作根基。当前，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已经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导致大国间战略互信难以为继。传统意义上被视作全球经济增长“压舱石”的大国关系，如今正在全面收缩。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过去被视为共同发展与繁荣的“合作田”，如今被重新定义为竞争的“战略高地”、潜在的“风险源”。这一系列变化，直接强化了以“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产业政策”为内容的“规则壁垒”，加剧了以“价值观划线、区域性贸易安排”为内容的“市场割裂”，最终迫使企业放弃传统的效率逻辑转而以安全逻辑规划生产布局。[9]
（三）“负责任引领者”是中国角色转向的必然选择
中国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主张是十分明确的、一贯的，即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10]，强调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包容、更公平、更有效方向发展，并主导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更难得的是，中国的做法突破了传统国际金融体系固有模式，提供了有利于全球实体经济发展的创新型国际化公共产品，因此也顺理成章地扩大了中国在加快全球治理、促进共同发展中的实际影响。
中国创新实践有效弥补传统治理体系的结构性不足。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众多新兴多边金融机构[11] 与传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形成互补性崭新格局。比较而言，新兴金融机构在理念上更加突出“发展导向”，更加强调“合作共赢”；在项目遴选、项目评估上更加注重贴近目标国家的实际需求，更加强调产业能力建设与提升，把目标国的长期经济社会效益与可持续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不仅如此，在治理架构与股权分配方面，改变了传统的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决策的模式，显著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既丰富了全球金融治理的工具箱，又实质性地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更加合理与均衡。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刻重塑全球经济发展合作的范式。该倡议将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作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有力弥补传统治理体系不足，在解决基础设施融资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等方面尤为突出；该倡议提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12]，致力于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优质公共产品，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强化对“平等”“发展”“开放包容共赢”等核心原则的共识。这是反思全球经济治理实践的根本参照，也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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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角色转变的深层因素
中国角色转变何以实现？就时间而言，中国角色转变是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直接结果。[13] 就空间而言，是中国新时代改革伟力与全球格局变迁彼此激荡、互为因果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角色转变既是文明复兴的内在动力使然，又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成为自觉能动性与战略智慧结合的极佳范例。这一时代进程，全面彰显中国制度优势，生动诠释“时与势在我们一边”[14] 的独到判断。
（一）经济基础是中国角色转变的内生性驱动
经济结构能级的提高促使中国主动调整自身角色。由于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全面完整的供应链、灵活高效的生产组织、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已经成为中国国际竞争的新优势。[15] 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已经走出传统的要素成本阶段，顺利进入以高效率、高效益为主导的技术创新、标准制定、系统整合的新阶段。随着利益边界、责任边界的自然扩展，中国已然成长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真正贡献者、公共产品的积极提供者、技术创新的领跑者[16]，更是全球创新网络中举足轻重、连接各方的关键节点，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科技前沿创新、国际贸易规则演进等重大议题上都发挥着建设性的实质性作用。[17]
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战略需求客观上必然促成中国对外布局的深化和升级。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资源、先进技术、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已经进入新阶段，绝不只是单纯的一般贸易。由此可见，中国从过去被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阶段转向以“主动构建与引领”为特征的新阶段。与此相配套，中国以对外直接投资、长期供应链协议、资源合作开发等形式，系统、有计划地建设安全、稳定、多元的全球贸易网络，由此巧妙化解局部的“节点依赖”，切实规避整体的“通道风险”。更重要的是，中国借力“一带一路”倡议等经济合作机制，主动发挥中国在生产、流通、创新网络中所处的关键枢纽作用。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全球供应链韧性最扎实、最清醒的坚守，也是对开放型世界经济最重要的贡献。
“向上攀升”和“向外延伸”是中国全球角色演进中两个彼此衔接、互为补充、彼此促进的方面。“向上攀升”即产业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中低端制造业转向高技术产业及高端价值链环节。“向外延伸”即外部战略以保障关键供给、开拓国际市场、参与规则构建为基本目标，进而实现中国更主动、更有力地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重构网络、打造新合作空间。因此，二者是一个有机整体，产业升级为“向外延伸”提供竞争力支撑，全球布局的开拓又为“向上攀升”创造更大空间。这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从被动“接受者”、融入全球分工的深度“参与者”，转向主导议程设置、作出制度贡献的“塑造者”。
（二）科技赋能与规则塑造是中国角色转变的“硬保障”
持续的战略性投入实现了我国技术能力加速跃升。一方面是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设计，组织落实了涉及多个重要阶段的接力式布局，明确了技术研发的目标以及各类创新资源的组织配置；另一方面是通过不断地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力度，从配置系统化和配置效率提升的角度开展资源配置，使创新资源的应用满足发展目标的要求，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成效。中国在关键领域的发展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这主要体现在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已经成为世界标杆、特高压输电技术开始对外输出、5G 技术全球领先等。同时，重大前沿技术实现新的突破，并广泛开展产业化和市场化运用。“规划引领——投入保障——集中攻关——产业转化”全过程推动了我国逐步占据世界技术发展的制高点。
技术积累有力提高中国规则制定的能力。当前，中国正将多个领域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标准制定权、产业定义权和国际话语权。凭借在光伏、通信设备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在相关技术路线、产品规格、测试认证等方面中国具有强大的定义“最佳实践”“事实标准”的能力。从 5G标准必要专利占比来看，中国不再只是追随型的使用者，而是进入贡献尖端通信规则的提供者行列，甚至成为新规则、新范式共同打造者的角色。作为新规则、新范式的积极倡导者与共同塑造者，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也在引领全球治理。
中国规划进一步强化对外经济发展的主动性、连贯性、进取性。“十五五”规划中一系列强国规划，科学谋划了中国在全球关键技术与规则领域的转向，且形成了技术自主可控、产业攀登新高的完整行动逻辑进路。因此，通过引进高端要素等举措，中国实现技术能力持续“向上突破”；通过依托新兴领域的领先优势，中国主动、有力地实现标准、规则塑造。更重要的是，中国由此从早期侧重市场介入、资源获得，真正转向能力输出、规则构建、系统稳定并举。
（三）理念自觉与时代担当是中国角色转变的价值引领
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的脆弱性。从表面上看，这场金融危机是一场周期性经济震荡，但在实质上彰显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的根本性缺陷。这主要体现在金融体系过度虚拟化与自我循环、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滞后与缺失、经济增长成果分配不均衡等方面。这场危机在全球的蔓延展示出全球经济增长陷入长期低速、保护主义倾向逐渐抬头、发展鸿沟与治理赤字相互交织等经济乱象。一个忽视实体经济基础、缺乏包容性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难以持续。中国倡议有力回应了后危机时代国际社会的根本诉求。中国角色由此发生根本转向，从经济全球化红利的接受者到新型全球化理念的重要倡导者与关键实践者。
中国以若干新型合作实践对全球发展期待作出了十分有力的回应。“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以自主技术引领、产业链协同分工、绿色价值共享为特征的新型合作实践不断涌现[18]，中国以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人民友谊“心联通”等多种形式持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是中国向世界主动分享自身发展经验的过程，也是中国向全球贡献发展智慧的过程，更是中国不断完善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中国方案”的过程。在这一时代进程中，中国不断为打造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发展共同体注入动力。
中国提供差异化、可选择的方案推动经济全球化良性演进。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19]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模式既注重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协同，也注重硬件建设与能力提升的齐头并进，同时兼顾经济增长与社会综合效益的均衡，具有较强的包容性、灵活性、普惠性等特征。大量的实践表明，中国方案不仅具有极强的现实可行性，而且为世界各国尤其是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中国探索与中国贡献有力推动全球化走出失衡、排异等状态，迈向均衡、普惠、包容，为开放型世界经济重构提供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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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动构建包容性经济全球化新格局的路径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困境与多维挑战已经让国际社会认识到，当前最紧迫的议题是凝聚共识、深化协同，以创新思维摆脱发展困境，以务实行动推进结构性变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这一理念是引领人类社会走出资本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困境、最大限度避免掉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科学构想。[20]“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治理。”[21] 中国将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开放合作的精神，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探索高效多边协作机制，科学打造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为重塑更有韧性、更具包容的全球发展格局贡献更多智慧与行动。
（一）坚定维护多边经济治理体系，应对治理失灵与规则赤字
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推进必要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必要改革是全球贸易格局深刻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建设极为迫切的要求。首先要修复、强化争端解决机制，恢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权威性及独立性，尽快让上诉机构恢复运行，切实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可预期性。更重要的是，必要改革实质上就是系统、审慎地推进 WTO规则体系现代化，把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贸易、包容性发展等诸多议题正式纳入规则框架之中，让 WTO更好地发挥全球贸易治理平台的作用。
充分发挥区域贸易安排“规则试验田”和“体系垫脚石”的应有作用。由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质量实施，中国已主动、充分地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系统、有计划地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新一代经贸协定规则体系，中国全面推进国内市场制度、数字经济、服务业等领域的改革，把改革试验成果及时、稳妥地予以推广。这将有利于促成区域合作成果的多维转化，形成“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良性促进”的新格局。
系统强化以二十国集团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话平台治理功能。由于目前全球经济体系存在代表性不足、执行乏力、规则滞后等结构性短板，当务之急是以完善议程设置、强化落实监督、建立常态化政策协调机制等方式，切实提高 G20在促进宏观经济协同、引导跨境资本有序流动、协助债务脆弱国家化解危机等重要领域的行动能力，尤其是要把 G20机制从危机应对转向系统性治理架构。换言之，这一转型过程本身就是弥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结构性短板、构建更稳健、更公平、更有效的多边经济治理秩序的过程。
（二）深化高质量、可持续的国际合作，破解不平衡发展难题
坚持高质量高标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高质量高标准的国际合作，是尊重和遵循市场规律、国际通行规则的国际合作，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有机统一的国际合作。注重规则对接、惠及民生、可持续发展与创新驱动是“一带一路”高质量高标准的重要特点。“一带一路”高质量高标准实践意味着“规则对接”要充分尊重和借鉴当下的国际商业惯例与债务可持续性原则，“惠及民生”要聚焦与当地民众息息相关的“小而美”民生工程，“可持续发展”要统筹应对国际政治、安全、环境等多重风险，“创新驱动”要顺应时代浪潮与社会需求，持续打造数字丝绸之路与健康丝绸之路；意味着建立完善全周期可持续性评估机制，债务安排能够长期可承受、风险能够管得住，注重技术和能力的转移，最大限度地推进增加就业、共同富裕，在发展的进程中更好地体现共建共享和合作双赢，推动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把重点合作领域从传统基础设施向“新基建”和“软联通”有序升级。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 “筑基础”与“搭骨架”并重的新发展阶段。要在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能源体系建设、科技创新协同、健康卫生合作等方面集中发力，在践行包容性全球化理念、深化绿色丝绸之路与数字丝绸之路合作等方面下功夫，做文章，谋实招，求突破，并由此把“一带一路”建设真正建成全球引领性合作实践平台。更重要的是让“新基建”与“软联通”深度融合，为共建国家培育发展新动能树立全新样板。
加大和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力度，推动更多资源参与全球配置。这一举措不是简单的市场扩张，而是一种国际产业协作的创新行为。其主旨在于充分发挥合作各方的比较优势，将中国的优势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东道主国家的发展需求、资源禀赋三者深度融合，释放出更多发展红利。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合作，共同融资或以“完全互信框架”方式联合融资，或以具体项目开展技术合作，进而统筹利用各类资金、技术和知识经验。同时，结合发展中国家实际，在前期试水的基础上择优培育一些经过实践验证、成本收益比较合理、有完整记录可借鉴、并具有良好开放性的“中国方案”，如节水模式、低碳转型模式、数字化升级模式等。
（三）探索大国良性互动的新范式，化解经济安全风险
加强共同利益协调以稳定大国关系。当前，全球危机接连不断，从气候变化到全球公共卫生，从核不扩散到反恐，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对此已经达成共识，亟须深化务实合作。气候变化领域的COP30大会政治文件、公共卫生领域的《大流行协定》等反映出全球合作的强烈意愿，标志着多边合作取得新进展。围绕务实合作与互利共赢，中国在公共卫生与核能合作中强调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代表性，突出“全球南方”视角；在公共产品方面，中国向发展中国家积极提供气象预警工具等实物，也贡献“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治理理念。
以建立常态化全球性对话机制来避免发展误判。围绕有效管控分歧、降低冲突风险等外交目标，主动、系统地升级中国与美国、欧盟等主要伙伴的经济对话机制，由此形成常态化全球性对话机制。在此框架下，高层官员之间定期会面、经常沟通，就科技、贸易、产业政策、联合执法、应急救援等重大议题坦诚交换观点，阐明各方立场及政策边界；就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组织联合演练，开展协同处置，真正为双边关系注入实质动力。
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畅通。要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将经济问题过度政治化、安全化，对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单边制裁与“长臂管辖”等行为要保持高度警惕。要积极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推动形成良性竞争、深度合作共存共荣的产业新生态，打造“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共生新格局，进而为全球经济的韧性、可持续性添砖加瓦。在优化本土营商环境的同时，要通过共建引领性国际合作平台，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有序、稳定与安全，为“中国人经济”的全球布局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注释
[1] 何建华：《经济正义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1页。
[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35页。
[3] 王栋、高丹：《全球化韧性与中国式动力》，《国际展望》2025年第17期。
[4]《202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商务出版社有限公司2024年版，第12页。
[5] 吴迪：《促进未来产业健康有序强劲发展》，《宏观经济管理》2023年第4期。
[6] 李晓静：《进博会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协同机制与实践路径》，《国际贸易》2025年第10期。
[7] 陈志瑞、山秀蕾：《地区韧性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国际问题研究》2025年第2期。
[8] 张辉、李宁静：《“一带一路”贸易关系演变特征：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
[9] 赵明昊：《地缘技术视角下的美国对华芯片遏压》，《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5期。
[10] 习近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求是》2025年第20期。
[11] 褚晓作：《“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30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03页。
[13] 颜晓峰等：《初心如磐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89页。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64页。
[15] 杨文龙等：《全球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模式与空间机理》，《地理科学》2021年第11期。
[16] 吴琼：《中国向世界传递信心与力量》，《法治日报》2026年2月2日。
[17] 袁程炜：《习近平关于经济全球化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及实践方略》，《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1期。
[18] 金崇碧：《新质生产力的一般本质与中国特性》，《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6年第1期。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02页。
[20] 匡列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体思想的赓续与创新》，湖南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3页。
[21]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19年4月27日。
（作者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