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长江文化研究》(武汉)2025年第5期 第19-31页
文明概念的多义性会产生争议并影响到成果的认同。缺乏理论和严谨的方法论也会使这项探索难以摆脱个人的经验和直觉。因此，文明探源需要了解国际主流趋势的梗概，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一个参照，以便使我们的研究跻身世界学术之林。
一、科学概念
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对“文明”概念和定义的争论。这造成了很大的观点分歧，并影响到这项成果的学术认同。在科学研究中，概念是对事物的准确称呼，是理解的开始。概念又是一种抽象的术语，没有概念也就无法摆脱常识①。我国的文明探源主要是在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中进行的，长期存在缺乏理论指导和概念不清的现象。讨论和观点主要依赖个人的经验和直觉，在争论中也不太在意术语的定义和概念的统一。以至于众说纷纭，难有共识。
19世纪，路易斯·摩尔(Lewis H.Morgan)根将文字出现作为文明的标志，并认为文明社会是建立在冶金术的发展之上②。20世纪，柴尔德(V.Gordon Childe)用“城市革命”来指称文明起源，并提出了十条判断标准：人口增长、手工业专门化、剩余产品集中、阶级社会出现、国家组织出现、宫殿与庙宇出现、长途贸易出现、预测性科学出现、艺术出现、文字出现③。就当下而言，国际上一般将文明起源从早期国家的诞生来定义。比如，诺尔曼·约菲(N.Yoffee)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与文明形影相随。作为政府中心的国家及其等级制度有别于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度④。布鲁斯·特里格(B.G.Trigger)也指出，国家的存在是文明发展的一种普遍的先决条件⑤。我国考古学界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判断大体参照柴尔德的标准，仍以物质文化为判断依据。比如，夏鼐提出了都市、文字和青铜冶金术为文明的三个普遍性特点⑥。张光直认为，中国青铜时代几乎可以和中华古代文明达到概念互换的程度⑦。
20世纪中叶，学界开始将文明起源以官僚制度形成的国家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埃尔曼·塞维斯(E.R.Service)认为，武力的权力是“国家性”的基本要素，这是确定文明与国家起源主题的唯一途径⑧。莫顿·弗里德(M.Fired)给国家下的定义是：“国家最好被看作是一套机构的复合体，是在超越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⑨。乔伊斯·马库斯(J.Marcus)和加里·费曼(G.Feinman)给出的早期国家定义是：“古代国家至少具有两个内婚制阶层(即统治阶层与平民阶层在血统上分开)，并有一个高度集中和内部专业化的政府”⑩。特里格将早期文明等同于早期国家来做比较研究。在这种社会中，控制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不是亲属关系而是横向区分的社会等级关系(11)。中国学界也将确立夏代信史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目标。然而，国家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而且早期国家有时很难与前国家社会的复杂酋邦相区别，于是研究不再刻意分辨文明与早期国家诞生的时间，而是关注其形成的过程，这就是社会复杂化的研究。下面，本文将约略介绍国家探源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二、社会进化理论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提倡一种人类历史进化的观点，并将“文明”视为这种进化的最高层次。这一发展过程被称为“直线进化”，认为世界各地不同时代的社会都会经历相同的发展阶段。早期“文明”一词的涵义是针对野蛮而言的“开化”，进步被看作是人类完善并消除有害的情感和消灭愚昧和迷信的过程。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阶段进化模式，将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向文明的进化看作是普遍经历的发展过程。他支持社会文化的一种直线演化模式，指出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不经历所有的低级阶段就可以到达较高的层次。摩尔根将社会政治形式分为两类：一类是血缘关系组成的民族，一类是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组成的国家。他认为，国家社会是以地域关系组织起来的，它通过地域关系来处置财产和个人问题。摩尔根的国家形成的脉络是，人类组织社会的需要产生了氏族，才产生酋长、部落和酋长会议。部落分裂产生部落群，然后再联合形成部落联盟，最后合并成一个民族。最后由于部落联盟的军事需要，产生最高军事统帅。最高军事统帅就是后来的国王和总统(12)。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们探索国家形成的原因以及作为一种压迫机构的真正性质。根据对摩尔根《古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所有制形态的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几个时代”(13)。恩格斯则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是文明时代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他还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并毫无例外是统治阶级的国家(14)。根据摩尔根和马恩的这些论述，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于1928年提出了一种人类社会直线递进的发展模式：原始社会被分为氏族前、母系氏族、父系氏族三个阶段；后继为三个形态的阶级社会，分别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为两个无阶级社会，分别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15)。
19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D.Sahlins)和埃尔曼·塞维斯利用民族学资料建立起一种推测性和一般性的直线发展序列来表述人类社会自由群，经部落、酋邦向国家的发展模式。塞维斯将文明起源等同于国家起源，国家不同于酋邦是因为它由一种特殊的机制组织起来，包括合法使用武力(16)。科林·伦福儒(C.Renfrew)和保罗·巴恩(P.Bahn)指出，塞维斯这四种社会类型的划分并不意味着社会必定会从游群进化到部落，或从酋邦进化到国家。我们也不应满足于将某些观察到的群体归人某种社会类型就大功告成，而是要解释为何有些社会会向国家演进，而有的社会却不能，以及为何有些文明和早期国家最后会走向崩溃(17)。
三、国家起源理论
在构建社会进化论一般性模式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种理论来解释社会为何发展，为何停滞以及为何倒退。如果将社会进化论看作是一种知其然的努力，那么探讨社会发展的动力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想知其所以然的努力。自1950年代以来，人类学和考古学界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来解释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原动力。这些较有影响的理论主要有柴尔德的自发论、魏特夫的水源论、罗伯特·卡内罗的冲突论、威廉·拉斯杰的贸易论、肯特·弗兰纳利的系统论和加里·费曼的网络理论等。
自发论。柴尔德把人类的历史看作是自然史的延伸，并以一种“累进”的方式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形成。认为每一个新时代的出现，都是由一些可以和欧洲18世纪“工业革命”媲美的事件所促成。于是，他为古代社会和文明的发展提出了“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的概念。柴尔德将文明与国家起源归因于剩余产品的积累。财富的积累不仅能够用来交换外来的物资，而且还能够供养一群专门从事物资交换的商人和运输工人。不久，又会需要军队和武装来保护运输的安全，需要专门的文书来记录和保管日趋繁杂的事务和财务，最后出现国家的官僚机制来协调社会各方的利益。
水源论。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K.Wittfogel)提出，水源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使得大规模的农业灌溉需要集中控制的管理和协调。在半干旱的河谷，这些地区只能通过集体劳动才能引入和积蓄大量的水源。这些群体劳动必须是协调一致、有纪律、有领导的。在缺乏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就只能指望有一个能够做到这点的组织机构，他们必须相互协作，服从统一的权威领导。一旦这种组织机构发展起来，它就会承担起监督其他活动的职责，这种多功能机构的首领就是具有国家水平的专职管理人员(18)。
冲突论。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卡内罗(R.L.Carneiro)把战争看作是国家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他提出，受到环境限制的区域，人口增长的压力无法通过开拓新的耕地来缓解，而只能靠对有限土地进行强化耕作以增加产量。这种对土地的强化利用自然会导致群体之间的冲突，战争自然变得十分频繁。战争中落败的一方只能融入胜利者之中，成为下等阶层。征服者获得财富、土地和劳力的回报，于是，战争会促进各种社会机制的完善，导致早期国家的形成(19)。
贸易论。美国考古学家威廉·拉斯杰(W.L.Rathje)认为复杂和大规模贸易网的发展是城市和国家起源的重要原因。他以玛雅低地国家的起源为例指出，危地马拉的佩滕(Peten)地区非常缺乏盐、制作石器的黑曜石以及用来碾磨加工玉米的石料。因此，低地居民不得不通过贸易与邻近高地的社群进行物质交换以获得这些基本生活资料。随着玛雅低地中心贸易系统的形成，社会分层和国家形成的条件就逐渐成熟了。这些控制长途贸易的管理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掌握输入的基本生活资料，并能够以此来控制本地的民众，进而支持一个复杂的宗教体系来使社会分层合法化(20)。
系统论。上面几种理论都把国家起源归结到单一或少数几种原因，也即所谓的“单因论”。但是有些学者则强调国家起源是由多种基本原因激发的，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亚当斯(R.McC.Adams)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例，认为技术、生存和文化各方面的逐渐变化促使了社会机构的相应变化，并强调是由于这种多因的反馈与互动，促进了早期文明与国家的起源(21)。
肯特·弗兰纳利(K.V.Flannery)用系统论的动态过程来分析社会结构的分化和集中，这个系统由许多子系统组成，包括人口、地理环境限制、战争、灌溉、贸易等变量；促成系统进化的动力有两种：提升和一体化，由此而产生的三种症状是：于预、篡夺和超凝聚；表现出的两种进程为：分异和集中。国家社会就是在这些多因和复杂变量的相互作用下，通过社会系统运转的互动和促进，向着社会日趋分异和集中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了一个集中官僚体制国家的产生(22)。
网络关系。美国考古学家加里·费曼(G.Feinman)提出了超越现有模式、从类型和阶段转向关系和网络的新见解。他认为，长时段的社会变迁并不遵循统一或定向的路径，以至于各种社会的规模、复杂性和整合性很少以相似的方式发生。由于世界各地的人类史并不遵循高度统一的发展路径，于是我们必须了解各种历史个案的详细知识，以便对各种过程和结果进行跨文化和跨时间的比较。这需要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的跨学科合作，以便了解人们如何应对各种挑战，并由此产生不同的结果。文明探源应该将国家和城市分开，每个国家和城市存在和持续的时间会有所不同，有的国家崩溃了，但是其城市仍在(23)。
四、观察社会复杂化的方法
对于社会复杂化概念，塞维斯将其形容为社会系统由许多不同部分组成，这些组成部分日趋复杂和特化，并以更加紧密的方式聚合成一个整体(24)。兰德尔·麦奎尔(R.H.McGuire)将复杂化分解为“异质性”和“不平等”两个概念，前者是指社会人群职业的分化，后者是指地位等级的分化，它们共同导致社会在横向和纵向的特化(25)。在考古研究中，社会复杂化可以从人口、聚落形态、手工业专门化和宗教与艺术表现等几个方面来观察。
人口。人口被看作是社会复杂化的一个基本变量，但是人口的多少受制于土地载能和粮食供应。农业增强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使得人口能够以成倍的速度增长。除了粮食和人口的增长之外，早期农业经济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社会群体可以大规模定居下来，进而刺激了技术发明，并导致了社会结构变革。唐·杜蒙德(D.E.Dumond)认为，人口增长既受生物学因素制约，同时也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人类原始文化发展初期，在资源贫乏、人口稀少的地区，不能想象会有任何文化的进步。同样，人口增长会促进社会文化发生变化(26)。他还指出，随着社会人口规模的增大，简单等级社会便向阶层社会发展。其特点是：贵族对基本生产资料拥有至高权利；分离的社会阶层成型，不同阶层成员的生活方式有明显差异(27)。
聚落形态。戈登·威利(G.Willey)将聚落形态定义为：“人类在他们栖居环境里安置自身的方式”(28)。欧文·劳斯(I.B.Rouse)指出，从聚落形态来分辨文明发展，可以观察维生人群和专业人群的分化。对于非文明的社会，聚落内居住的是单一的维生人群。当聚落形态显示专业人群的分化，出现维生人群和专业人群相互依存的共生状态时，这显示文明进程已经开始(29)。从聚落形态来观察文明起源，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城市化的过程。在欧美的术语中，城市是指表现有许多都市特征的聚居实体；都市化是指具有许多与简单社会居址不同特征的聚落形态。杰弗·恩布林(G.Emberling)提出城市的三项特征：一是专业化的社群，这种职业分化和专门化被认为是城市起源的主要机制；二是人口聚集的中心；三是居民身份认同(30)。特里格讨论了早期文明的城市往往是高级的政治和管理中心，主要从事专业化手工业生产、商贸、高层次教育、艺术和文化活动。重要的庙宇、宫殿和公共建筑都位于城市中心，而这些中心人口所需的粮食有赖于周边农村的供应(31)。
手工业专门化。在中华文明探源中，青铜礼器和玉器常常被视为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标志之一。因为这些奢侈品一般为贵族人物所拥有，所以分析这些器物质量和数量成为衡量社会等级和贫富分化的尺度。加拿大考古学家布赖恩·海登(B.Hayden)将技术分为“实用技术”和“显赫技术”两类，前者指用于解决生存与基本舒适等现实问题的技术。而后者是用来展示财富、地位和权力的技术。比如，铜的魅力表现在其稀有、难以加工、可塑性、耀眼的光泽和金属的声音等特质，因此是一种理想的奢侈品材质(32)。彼得·佩里格林(P.Peregrine)将手工业专门化的发展与政治集权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集权化程度越高的社会使用更复杂的奢侈品。它们通常是那些需要大量劳动投入与精湛技艺的物品。因此，手工业专门化是与政治集中和社会复杂化相伴的过程，而且通常与专职工匠的出现联系到一起(33)。
宗教与艺术表现。在早期文明和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和宗教是权力的重要基础。而这种权力往往以精致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美国学者迈克尔·科(M.D.Coe)指出，宗教和世界观是社会演变的重要变量，而且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对于原始社会和土著社会来说，人们生活中主要谈论的是宗教和政治，很少谈论生存和生活方式(34)。涂尔干(É.Durkheim)认为宗教由两个基本现象所组成，即信仰和礼仪。宗教把所有事物分为神圣和亵渎，这一两分法将世界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的所有一切是神圣的，而其余则均为亵渎，这便是独特的宗教思维(35)。在早期文明社会里，宗教、礼仪和艺术常常密切交织在一起，这些艺术品传达神的旨意，在人神之间起一种协调作用。它们当时可能在某种宗教仪式所具有的特定环境、社会条件、视觉、声音和群体气氛中发挥着超自然的作用(36)。张光直谈到，古代中国的艺术与神话同政治有着不解之缘，通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37)。戴维·卡普兰(D.Kaplan)认为，一个将其巨大能量投入到宗教和艺术方面去的社会很可能是以牺牲其社会政治体制进一步发展为代价的，太阳金字塔本身就意味着统治着墨西哥河谷的宗教、政治和经济的霸权(38)。因此，从大量奢侈品或艺术品的发展和兴衰中，我们可以追溯早期复杂社会相互影响以及各自兴亡的轨迹。
五、探索实践
早期国家探源有两条实践路径：一是殖民时期对世界各地原住民早期国家形成的民族志观察，二是考古学从物质文化来探索世界各大文明古国的形成。本文简单介绍两个民族志案例和两项考古学成果。它们分别是南非的祖鲁王国和夏威夷王国，以及古埃及和中国的早期国家研究。
祖鲁王国。南非祖鲁兰和纳塔尔地区到19世纪尚未被欧洲人主宰，早期社会政治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755年之前的政体是多个小型酋邦，以父系延伸家庭组成的称为克拉克的栖居单位，实行长子继承制。社会分为三层：家庭、克拉克和酋邦。1755年，由于人口增长，战争变得频繁，形成了几个大型的军事酋邦。其中一个叫姆特蒂瓦酋邦的酋长将武士以年龄分组，有效提高了战斗力。到19世纪初，该酋邦已经征服和统一了30多个部落和酋邦。1828年，姆特蒂瓦酋长沙卡击败了所有的对手，成为祖鲁兰和纳塔尔地区的主宰。沙卡始终保持着3万人的军队，将战争看作是造就一个国家并维持其完整的有效手段。到了沙卡继任者姆潘迪的时代，祖鲁国家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它被一些强大的政体包围，北面是史瓦济和聪加，西面是布尔人，南部是英国人。欧洲人的存在促进了贸易，当地血缘群要么变得太大而逐渐解体，要么变得太小而无足轻重。结果，原本以氏族和部落边界划分的政体到1840年以后消失。行政区域变得越来越非血缘化，并越来越接近便于管辖的行政分区。因此，亨利·梅因爵士(Sir H.Maine)正确地指出，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的两分是原始与文明的根本区别(39)。
夏威夷国家。夏威夷群岛除夏威夷本身外，还包括毛伊岛、欧胡岛、考艾岛和莫洛凯岛等四个大岛。当库克船长在1778年发现夏威夷时，其社会有三个层级构成，即最高酋长“阿伊利”，下面是次级酋长“科奴希提”，最下面是平民。最高酋长被认为是神的直系后裔。其政治制度以各种禁忌将不同阶层分开。当时，夏威夷岛的最高酋长正在与毛伊岛交战，最后以夏威夷岛败北而收场。得胜的毛伊岛酋长借此吞并了原本独立的欧胡岛和莫洛凯岛酋邦。后来，夏威夷最高酋长的侄子卡麦哈麦哈(Kamehameha)继位，但是夏威夷岛分裂成三个酋邦。1789年后，卡麦哈麦哈借助港口之便，从欧洲人那里获得了枪支和火炮，并雇佣两名欧洲水手作为顾问，于1792年统一了夏威夷岛。继而在英国船只和武器的帮助下，征服了考艾岛以外的所有岛屿，并垄断了武器进口。1810年，考艾岛的最高酋长不战而降，夏威夷成为统一的军事王国(40)。
肯特·弗兰纳利和乔伊斯·马库斯对祖鲁、夏威夷、罕萨和马达加斯加进行的民族志考察表明，没有一个王国是等级社会简单变大的结果。相反，这些王国都是通过武力吞并一批敌对酋邦后形成的。早期国家的缔造者并无先例可循，他们当时可能只是想压倒自己的对手，并没有想要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但当他确立了凌驾于其他酋邦之上的统治地位，便需要一个比酋长更高的头衔：“国王”(41)。
古埃及。古埃及国家起源分为上下埃及两个部分，上埃及是文明进程的核心地区。史前的上埃及以拜达里、阿姆拉和格尔塞三个文化的连续发展为代表。拜达里文化为平等社会，到了阿姆拉或纳格达I文化期，经济与之前基本相同，但是社会繁荣，出现了石头调色板、权杖、陶俑、雕刻的动物和人像，并向埃及中部扩散。格尔塞或纳格达II文化期，遗址分布更广，向南一直分布到苏丹。但是文化中心在底比斯附近，比如乡镇耶拉孔布里斯占地面积很大，有城堡和城墙。串珠和护身符大增，进口的天青石和金银器代表了贵族阶层的发展。该时期晚期出现了一座所谓的“王室墓葬”。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格尔塞文化见证了埃及的统一。
特里格指出，格尔塞时期是技术发展迅速、与外界接触频繁、社会差异加剧、权力和组织日益强化的时期。调色板上描绘的场景表明，当地酋长设防的乡镇和堡垒十分流行，还有许多其他图像表现频繁的战争。看来，一些酋邦或小王国出现后马上开始彼此争斗。我们对到底有多少酋邦和小王国，以及它们的冲突历史仍所知甚少。对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也不清楚，但很可能部分是对生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反应，部分是对与西南亚贸易和接触的一种反应(42)。
20世纪末，在人类学领域受训的考古学家在埃及进行的考古工作显示，前王朝埃及的史前史要比以前想象得更加复杂。面对这种复杂性，显然要求有更为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在历史时期，埃及被划分为许多被称为“省”的行政区。埃及学家将这些省份看作是统一前政体的残余。这些政体很可能就是大型的酋邦。在上埃及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存在地方割据，特别在前王朝的早中期。这三大政体是：耶拉孔波利斯、纳格达和阿拜多斯。前王朝时期纳格达墓地中的社会分化已经十分明显。纳格达I期显示存在两个层次的等级，到纳格达II期出现了四层次等级。在纳格达III期存在明显的军事冲突，起因可能是贸易摩擦。
最近对证据的分析认为，与其说上埃及是单一的统一政体，后来融合了三角洲，不如说还存在着更为复杂的情况。德国考古学家在阿拜多斯发现了零王朝好几位统治者的名字，并将铭文和他们的墓葬联系起来，得出的一幅图像是：很可能在纳格达II期末，耶拉孔波利斯政体在联合纳格达酋邦之后，成为统一埃及的主要力量。它们与阿拜多斯形成两个对立的政体，并一直延续到第一王朝开始。耶拉孔波利斯和纳格达的联合很可能是通过联姻。因为在耶拉孔波利斯发现了纳尔迈和他妻子尼斯霍特普的婚礼调色板，尼斯霍特普的墓葬在纳格达，这暗示了她的出生地，因为早期埃及政权的合法性是沿母系传承。这或表明纳尔迈调色板成为上下埃及统一的象征。
目前的共识是，埃及国家的起源是一个渐进和本土的过程，为争夺贸易通道而引发了地区的内外冲突、政治和经济策略和政治联盟的变化。就人类学观点达成的共识是，上埃及对三角洲地区的征服并不表明真正国家的诞生，具备人类学标志的国家特征要到第二王朝才出现(43)。
中国早期国家。中国早期国家探究是以文献记载为导向的，自从商代的史实因殷墟发掘而被确立为信史之后，论证夏的真实性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徐旭生先从文献资料考证了“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动的区域”，指出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和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为两个可能的区域。并亲赴河南进行考古调查，在偃师二里头发现早商遗存后，进一步提出在河南偏西、山西西南进行调查、发掘的建议(44)。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对二里头进行试掘，发现了从龙山晚期到早商的三层文化堆积(45)。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掘和研究，国内学界大体认同以豫西伊洛河盆地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是夏王朝的物化形式。
自1959年以来，占地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包括宫殿遗址、青铜作坊、骨器作坊、陶窑、房址、不同社会阶层的墓葬、青铜器、玉器和许多生产工具。二里头文化被分为四期，每期大约延续了一百年。二里头一期遗址是一个大型聚落，可能是一处区域中心，存在陶器、骨器和青铜器手工业作坊。二里头二期出现了城市化的进程，并在三期达到了高峰，遗址人口可能达到了1.8万—3万人。遗址出现了宗庙区和宫殿区，建于二期的三号宫殿面积约7500平方米，建于三期的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面积分别为9600和4200平方米。三号宫殿区还发现了贵族墓葬。坐落在宫殿区南侧的铸铜作坊用块范法铸造青铜礼器，表明这些礼器生产掌握在高级贵族和王室的手里。二里头四期增加了一座宫殿，而早期的二号宫殿继续使用。但是，此时人口减少、遗迹零散，出现了政治衰败和地位下降的趋势。
自199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将聚落形态问题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进行了为期四年的踏勘、钻探和重点发掘，对遗址的规模、结构、布局以及环境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并由此深入探究二里头遗址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遗址在聚落网络中的地位，及其所在聚落群的社会结构(46)。1997年至2002年，一支由中国、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专家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对二里头所在的伊洛河流域进行了拉网式的聚落形态调查，结合地质考古调查、植物学研究和陶器分析，探索区域聚落形态和社会复杂化进程、人口波动、集团冲突、环境变迁、土地利用、农业生产力水平、手工业专门化、区域间互动和政治的集中等重大问题(47)。
刘莉提出，二里头二期宫殿建筑的出现标志着政治集权的出现，这个现象与青铜礼器的铸造相伴。而二里头国家的形成也与聚落形态的变化同步，聚落分布呈稳步上升趋势，遗址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层级增多，形成了中心和周边四级聚落形态。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分布到了山西南部、陕西南部和湖北等地。这种领土扩张很可能是为了获取奢侈品和青铜合金原料的原因。虽然尚不清楚二里头文化的分布是否与二里头国家的疆域吻合，但是二里头政体的统治范围远远大于新石器时代的任何一个政体，因此它比较符合特里格所谓的“地域国家”的范畴。从考古证据来看，二里头文化所表现的国家形成时间约在第二期的公元前1800年，这个时间与夏王朝于公元前2100年建立的历史记载不合(48)。
夏鼐指出，二里头文化的晚期相当于历史传说中的夏末商初。但是，夏朝属于传说中的一个比商为早的朝代，这属于狭义历史学的范畴。“在考古学的范畴内，我们还没有发现确切证据把这些遗存与传说中的夏朝连接起来。作为一个保守的考古工作者，我认为夏文化的探索，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49)。
六、小结
我国文明和国家探源主要是在文献历史的框架里展开的，虽然得益于历史学研究的扎实基础和大量考古学材料的积累，但是总体上仍存在理论方法先天不足和缺乏了解国际学术前沿的弱点。理论方法的不足，也使我们难以跳出国学的圈子，从世界性的视野来检讨我们的工作，同时又以不断更新的认识来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研究成果。张光直曾对中国文明探源提出过建设性的意见，他说，不了解世界的变局便不能了解中国的常局，讲中国学问没有中国训练讲不深入，但讲中国学问没有世界眼光也如坐井观天，永远敞不开讲，也就讲不彻底(50)。他还提出了中国人文科学跻身世界主流的三个建议：跳出中国圈子彻底了解学科主流的关键问题；了解研究中国的材料是否对全人类的问题有所贡献；要用世界学者看得懂的语言把自己的贡献写出来(51)。张光直的夙愿应该成为中国文明探源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参见肯尼斯·赫文、托德·多纳著、李涤非、潘磊译：《社会科学研究：从思维开始》，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
②参见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古代社会》(上)，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39页。
③参见戈登·柴尔德著、安志敏、安家瑗译、陈淳审校：《考古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05—117页。
④Yoffee,N.,Myths of the Archaic Sta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7.
⑤布鲁斯·特里格著、陈淳译：《如何探究史前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79—83页。
⑥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5年第8期。
⑦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26页。
⑧埃尔曼·塞维斯著、龚辛、郭璐莎、陈力子译、陈淳校：《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⑨Fried,M.,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Random House,1967,p.227.
⑩Marcus,J.and Feinman,G.,Introduction.In G.Feinman and J.Marcus eds,Archaic States.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1998,pp.3-13.
(11)Trigger,B.G.,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44-45.
(12)参见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1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183页。
(15)Trigger,B.G.Sociocultural Evolution.Blackwell Publishers,1998,pp.93-94.
(16)Service,E.R.,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Random House,1962,pp.171-172.
(17)参见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陈淳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页。
(18)Wittfogel,K.A.,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
(19)Carneiro,R.L.,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Science,1970,Vol.169.
(20)Rathje,W.L.,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owland Classic Maya civilization.American Antiquity 1975,Vol.36(3).
(21)Adams,R.McC.,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Aldine,1965.
(22)Flannery,K.V.,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1972,Vol.3.
(23)加里·费曼著、刘自强译、陈淳等校：《前现代治理的比较研究：从分类转向关系和网络》，《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24)Service,E.R.,Profiles in Ethnology.Random House,1978,xix.
(25)McGuire,R.H.,Breaking down Cultural Complexity: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83,Vol.6.
(26)Dumond,D.E.,Population Growth and Cultural Change.Southwest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965,Vol.21(4).
(27)Dumond,D.E.,Population growth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In B.Spooner ed.Population Growth:Anthropological Implications.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1972,pp.286-309.
(28)戈登·威利著、谢银玲等译、陈淳校：《聚落与历史：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29)欧文·劳斯著、潘艳、陈洪波译：《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南方文物》2007年第3期。
(30)Emberling,G.,Urban Social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First City"—New Research from Mesopotamia.In M.L.Smith ed.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ities.Smithsonian Book,2003,pp.254-268.
(31)Trigger,B.G.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20-124.
(32)Hayden,B.,Practical and prestige technologies:the evolution of material system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1998,Vol.5(1).
(33)Peregrine,P.,Some political aspects of craft specialization.World Archaeology 1991.vol.23(1).
(34)Coe.M D.,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esoamerican States.In C.D.Jones and R.R.Kautz eds.The Transition to the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57-171.
(35)Dickson.D.B.,The Dawn of Belief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90.
(36)参见保罗·巴恩著、郭小凌、叶梅斌译：《剑桥插图史前艺术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37)张光直著、郭净译：《美术、神话与祭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页。
(38)Kaplan,D.Man,monuments and political systems.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963,Vol.(19).
(39)参见埃尔曼·塞维斯著、龚辛、郭璐莎、陈力子译、陈淳校：《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03—111页。
(40)参见埃尔曼·塞维斯著、龚辛、郭璐莎、陈力子译、陈淳校：《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51—154页。
(41)Flannery,K.and Marcus,J.,The Creation of Inequality.How Our Ancestors Set the Stage for Monarchy,Slavery and 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341-362.
(42)布鲁斯·特里格著、陈淳译：《如何探究史前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94—140页。
(43)Savage,S.H.,Some Recent Trends in the Archaeology of Predynastic Egypt.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2001,Vol.9(2).
(44)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4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46)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
(47)陈星灿、刘莉、李润权、华翰维、艾琳：《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
(48)参见刘莉著、陈星灿等译：《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217页。
(49)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5年第8期。
(50)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前言”，第3页。
(51)参见张光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该跻身世界主流》，《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