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得勇，上海交通大学；宋越，北京大学

来源：《当代亚太》2026年第1期；当代亚太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以及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部分国家对华负面认知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然而，这种负面认知究竟源于对客观现实的理性判断，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主观建构与认知偏差？围绕这一问题，既有研究形成了两类典型解释路径。一类以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从宏观结构出发，强调中国崛起对既有国际秩序的冲击，认为实力增长必然威胁他国安全，从而引发他国的恐惧；另一类则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角度出发，认为对华负面认知是部分国家出于战略竞争和国内政治需要而进行的舆论操控。然而，这两类解释均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单纯依赖“实力—威胁”的逻辑，难以解释为何在相似国际环境中，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内部公众对中国的认知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将负面认知完全归因于他国政客刻意的政治操控则忽视了人们在政治认知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固有的认知偏差和缺陷。

基于此，本文尝试引入政治心理学视角，利用美国、德国、英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六国网民调查数据，对这些国家对华认知的生成机制进行系统分析。本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对华负面认知到底是认知主体对现实的准确反映还是国家间信号互动中因认知偏差而产生的知觉错误？

二、 理论分析框架

当前国际社会的对华负面认知存在多种表现，其中最主要、 最流行的一种便是“中国威胁论”。文章以“威胁感知”为理论切入点，构建了一个融合国际关系与认知心理学的分析框架。在经典理论中，威胁感知被视为“实力”与“意图”的函数：一国越强大就越容易被他国视为威胁；一国越具有进攻性意图，就越容易被视为威胁。然而，这一逻辑隐含一个重要前提，即认知主体能够准确地解读他国发出的信息。本文对这一前提提出质疑，认为威胁感本质上是一个“主观认知过程”，各种因素会影响认知主体准确解读他国信号。文章从“信号理论”视角出发，指出国际互动本质上是一个持续的信号传递过程。国家通过外交政策、军事部署及制度安排等方式释放意图信号，但这些信号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存在模糊性与策略性。一方面，国家可能出于战略考虑刻意隐藏或夸大自身意图；另一方面，不同受众对同一信号的解读会存在差异。这种“多重信号—多重解读”的结构，使得认知主体对他国的认知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政治心理学研究表明，认知主体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并非完全理性，其在信息处理过程中通常经历“接收—注意—编码—解读—判断—行动”的认知链条，而在这一过程中，普遍存在多种系统性偏差。其中，动机性推理使个体倾向于强化既有信念，将信息选择性地纳入自身认知体系；消极偏差则使个体对负面信息更加敏感，从而放大潜在威胁；基本归因错误、自我中心偏差等机制，也会导致对他国行为意图的系统性误判。

在认知偏差之外，个体的群体认同与政治价值观也会影响对他国意图的判断。社会认同理论表明，个体倾向于区分“内群体”与“外群体”，并对后者持有更高警惕甚至敌意。当这一机制上升至国家层面时，与本国不同的制度与文化的他国容易被视为一种威胁。同时，现实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等价值观，也会对个体如何认知他国意图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以上述各种解释理论为基础，对可能影响对华认知的各种重要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三、 研究设计

为突破以往研究多局限于单一国家（如美国）的视角局限，并验证心理机制的跨文化普适性，研究团队委托著名线上跨国调查公司迪纳塔于2023至2024年间，分两次对美国、德国、韩国、日本、英国和新加坡的公众展开问卷调查。为增强样本的代表性，调查依据性别、年龄做了配额抽样，尽可能覆盖成年网民群体。最终共回收有效问卷7222份，各国样本量均在1200份左右，作为后续统计分析的数据基础。

在变量测量上，研究对核心变量进行了量化测量。因变量“对华负面认知”以中国对该国的威胁感作为测量指标。核心自变量分为三个维度：一是实力评估（涵盖经济、科技、军事）；二是意图判断（侧重于“取代美国论”与“重塑规则论”）；三是心理与价值观，包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及现实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倾向。同时，模型控制了受访者的政治倾向、政治知识及人口学特征，确保了分析的统计可靠性。

四、 核心发现

研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OLS）和固定效应模型，并结合相对重要性分析，精准对比了各因素对对华认知的解释力度。统计分析有如下若干结果：首先，从整体分布来看，六国公众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华负面认知，但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总体而言，韩国、日本、美国三国对华负面认知处于较高水平；相比之下，英国的对华负面认知处于中等偏高水平，新加坡与德国则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这表明，对华负面认知虽具有一定普遍性，但并非均质化现象，而是嵌入于各国具体的政治环境、历史经验与社会心理结构之中。

其次，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对华负面认知并非主要由中国“实力”因素驱动，而是更多源于国外公众对中国“意图”的负面评估和个体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再次，跨国比较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了实力与威胁感之间的“异质性效应”。在美国公众中，实力认知与威胁感知之间呈现正向关系，这一发现符合权力竞争逻辑；而在非霸权国家，这种关系并不成立，即在非霸权国家，公众对华负面认知的生成并非源于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这一发现也从经验层面否定了“实力增长必然引发威胁认知”的简单推论，大多数国家公众甚至可能因中国实力增长产生的“光环效应”降低对华负面认知。研究还发现，政治价值观，如现实主义、爱国主义虽在部分国家影响个体对华态度，但解释力明显低于意图评估与民族主义情绪。这意味着，对华负面认知更多受到心理层面的动机与情感驱动，而非基于理性判断。

五、 结论

综合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本文得出以下重要结论：中国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国际社会的负面认知。部分国家中盛行的对华负面认知，本质上是政治动机与心理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在大国竞争背景下，部分国家可能出于战略需要，对中国意图进行选择性解读甚至刻意歪曲，从而在舆论层面强化威胁叙事；另一方面，普通公众在信息接收与加工过程中，受到动机性推理、消极偏差等认知机制的影响，容易对中国行为产生系统性误判。因此，对华认知并非对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一种“被建构的现实”。它既受到外部信息环境的塑造，也深受个体心理特质与价值观的制约。

本文认为，中国意图被误解并非国家间互动的必然，如何在信号传递中掌握主动权，有效避免他国对中国意图的误读和歪曲，需要引起学界和政界的重视。首先，中国在认知国外对华负面态度时，既要看到政治层面主观刻意的因素，也需要重视认知过程中因认知偏差而产生的错误知觉；其次，在对外交流中，应重视信号传递的清晰性与一致性，特别需要注意“内宣”和“外宣”的相互转化问题，减少因误读而产生的误判；最后，在对外传播中应注意国家间的信息受众的差异，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需采取不同的信号传递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