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政治学评论》2025年第1期
内容摘要：政治科学以对政治社会现象进行宏观分析和解释著称,但在解释相同制度或结构下的个体行为差异方面存在缺陷。微观视角的心理学概念和理论可以有效弥补这一缺陷。本文从人类信息认知的基本过程出发,对个体处理包括政治信息在内的信息处理过程相关的心理学概念和理论做了简要介绍。这些概念包括:分类、启发式、图式、认知系统(系统1和系统2)、过度自信、确信偏差、基本归因错误、动机性推理、认知保守倾向、框架效应、虚假共识、共享现实、认知相符、认知失调等。由于人的信息认知系统存在天然缺陷,造成对政治信息的认知常常出现偏差,特别是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社交媒体时代,各类虚假信息泛滥,大众更容易被蒙蔽和欺骗。因此,提高自身的政治信息素养极为重要。
一、为什么理解政治需要心理学？
政治学以对政治社会现象进行宏观分析和解释著称。国际政治的格局、民族国家的形成、政府的形式、政治制度的类型、社会结构（如阶级结构）和社会变动（如革命）等都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学家通过宏观视角的思考，创立了“如何构建国家和政府才能实现善治”的政治哲学理论，从宏观视角解释了政治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为人们理解其生活的世界提供了宏大的视野。因此，以宏观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为对象的政治学分析范式是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
但宏观视角的分析方法也存在明显缺陷。虽然它在解释诸如社会革命、制度转型、国家建立等宏观社会现象时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但在解释微观的、个体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时存在巨大缺陷。以社会结构为代表的宏观分析方法没有办法很好地解释在相同的社会结构下人与人的态度和行为为何会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处于相同的阶级、政治体制中的个人在政治态度和行为上可能相同也可能相反。结构和能动性是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两个关键概念，理论家们往往会在“结构重要”还是个体的“能动性重要”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然而，只有当我们学习了心理学的诸多研究成果，掌握了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后（如“损失厌恶”“认知偏差”“启发式”“威权人格”等），才能真正理解包括政治精英在内的个体“能动性”到底如何发挥作用，制度和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塑造人的态度和行为等问题。
为此，理论家们发展出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以解释处于同一社会结构中的个体缘何会出现投票等政治行为的差异，以及由于自利的动机而无法形成有利于群体利益的“集体行动”。“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体是工具理性的，其基本含义是：个体对自己的偏好有着明确的认知并能够对各种偏好进行合理的排序；个体根据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做出决策；个体拥有科学和合理决策需要的所有信息并能够辨别信息的真伪。显而易见，这种绝对理性范式在现实中极难得到满足，因此遭到很多批评。这些批评中最为切中要害的就来自心理学家的研究。
心理学从个体主义方法论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概念和理论，这对解释大量存在的制度、社会结构和经济理性中不能被解释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大有裨益。心理学理论回答了为什么生活在同样的制度和文化中，甚至生活在同一家庭中、接受了相同教育的人，态度和行为却差别很大甚至截然相反。心理学也有助于回答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政治精英们的决策受到了哪些心理机制的影响因而表现出主观能动性的巨大差异。不仅如此，心理学还发展出了各种用以检验其理论真伪的科学方法。在理论假设检验上，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看起来要比宏观的分析范式更为可靠和更为“科学”，更容易找到理论赖以支撑的“硬证据”，因此也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借鉴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不仅有助于克服政治学宏观分析范式的缺陷，而且也弥补了“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弊端，使“有限理性”和“不理性”成为理解政治行为的基础。政治心理学揭示了人的思维和行为，特别是政治行为，常常受到情绪、认知、经历、情境的影响而无法做到理性。通过心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可以发现人为什么不能做到完全理性，人的不理性受何种因素的影响。由于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庞杂，概念和理论繁多，在下文中我们将选择介绍其中一部分，解释人的“有限理性”概念和理论及其在政治领域的表现。
二、图式、启发式与认知过程
要理解人在政治领域为什么常常“不理性”或者“有限理性”，就需要先了解人类在接收和处理信息时的认知过程。认知心理学认为，人在接收到某个信息后，会经过一系列的认知过程再做出反应—表达某种态度或行为。如图1所示，个体在接收到外部的信息后，第一步是感知并注意，之后对该信息进行编码和解读，在编码和解读时个体要调取其大脑中储存的记忆、知识等信息库，然后做进一步的处理—推理、判断和决定，最后表现为某种可见的行为或态度。一般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发出的信息和信息接收者最终的行为或态度，而头脑中的信息处理过程则不易被观察到（图中虚线以下的部分）。如果将上述认知过程具体化为政治信息（例如，“民主是什么？”），就会形成图1中的认知过程。
图 1 政治信息的认知过程
然而，人类在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外部信息时，首先需要分清哪些是有用的或有关的，以及哪些是与自己无关的。为此，人类会把通过经验感知到的事物或信息，按照共同特征分为不同类型，从而对外部世界形成快速的认知和判断。人类这种对信息的初步处理被称为“分类（或类型化）”。通过分类，人类提取某类事物的特征并将其表征，以长时记忆能接受的格式储存（抽象格式），逐步建立起表征此类事物特征的知识结构，从而建立起概念和概念体系，如人、鸟、动物、危险动物（友善动物）、敌人（朋友）、友善、愤怒等。人脑必须在分类的帮助下思考，分类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常规的预先判断的基础。我们不可能避免这个过程，有条理的生活依赖这个过程。“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事情发生，我们根本处理不了这么多，分类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他头脑中并不是完全空白的，而是被各种各样的记忆、信息、知识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分类占据。唯有如此，他才可以进行正常的交流和判断。
分类按照抽象程度不同具有不同的层次。人类在最初建立对外部事物的认知图式时遵循由具体到抽象的分类和网络结构。在这些分类和网络结构建立后，则往往遵循由抽象到具体的认知过程来简化和快速认识事物（见图2）。
图 2 以金丝雀为例的三层次记忆结构
图式（schema）或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是关于一个概念或实体的基本知识的集合，作为感知、解释、想象或解决问题的指南。图式以分类为基础，或者说图式和分类在很大程度上含义相同。例如，图式“庆典仪式”一般会使人联想到彩球、舞台、嘉宾讲话等，焰火表演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飞机表演一般不会有。图式有助于人们在面对大量信息时通过这种认知框架分析和理解信息，做出判断，因此，它是一种认知捷径。分类（类型化）是建立图式的基础。例如，如果一个孩子小时候接受了关于狗的图式—长毛、四条腿、有尾巴，那么他在看到一只老虎时就会认为那是一条狗，因为老虎满足他关于狗的认知图式。图式还可以分为人的图式、自我图式、角色图式和事件图式等若干领域。各种各样的图式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学习、劳作等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也会不断更新对世界认知的图式，但有些图式就不容易更新。在研究人们如何处理信息时，图式往往是一个用于分析信息认知模式的概念。在人们处理有关党派政策主张相关的信息时，有关该政党的图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当然，前提是个体头脑中已经生成了这个图式，这个已有的图式就是既定的知识结构或认知模式。
在心理学中，与图式相似的还有一个概念—启发式（heuristics）。启发式也被用来指称人类思维的一种心智捷径（mental shortcuts），它使个体能够根据已有的经验迅速和运用最少的心智努力做出决策、判断或解决问题。启发式最初由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提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发展而来，后经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发展和完善。启发式作为一种心智模式不是天生的，它常常通过不断积累、学习和训练而形成。当它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之后，就会成为判断、评估具体事物和表达态度的参照物。例如，人们在生活中形成的判断陌生人危险性的启发式；司机的驾车技巧和日常驾驶路线；学生经过长期训练形成的数学解题技巧；医生对病人病情的诊断等。在政治领域，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人使用各种启发式处理和解决问题。当不同党派竞选，很多公众无法辨别不同党派之间的政策差异或对党派竞选人不够了解时，就会启动头脑中已经形成的“党派启发式”—有关该党派的基本意识形态倾向、一般政策偏好等，帮助其判断支持哪个政党。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也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处理问题的心智捷径。例如，在解决日常问题时，为了避责，形成了“明哲保身启发式”；为了升迁，形成了“唯上启发式”；出现突发事件时，会启动“维稳启发式”考虑和解决问题等。
当人们处于某种不确定的状态下又需要做出判断时，如突发事件、信息彼此冲突、面临多种选择且决策主体没有时间和精力仔细思考时，启发式的作用尤其重要，人们往往借助它做出判断。由于启发式可以在不耗费大量心智能量的情况下帮助人们快速做出决定，相比经过长时间思虑后的决定而言，其效率高但犯错的概率也会增大。
图式和启发式都被用来描述人的信息认知捷径，那么这两个概念有何差别？对此，心理学的文献资料中并无明确的概念辨析。按照笔者的理解，两个概念描述的对象基本是同一个事物，只不过是不同的心理学家构建的不同概念而已。但图式在纯心理学领域使用较多，而启发式更多出现在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文献中。就使用的场景来看，图式描述的是更为基础的、单位更小的领域，而启发式更强调对信息的处理过程，而且从“党派启发式”等概念的使用来看，其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在心理学领域，有不少概念彼此之间重合或者相似，但缺少整合和简化。这也给人一种“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过于碎片化”的感觉。
人类的信息认知体系是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这一认知体系可以非常有效地处理人类在狩猎时代和农耕时代的生存与生活中的绝大部分问题。然而，这一体系也存在固有的缺陷，这些缺陷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后更加突出，因而在处理信息、做出判断时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错误。这些认知缺陷自然也会反映在个体对政治信息的处理和对政治事务的判断上。
三、理性、非理性与认知系统
理性（rationality）一般指人们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分析、综合、比较、推理、计算等方面的能力。在哲学中，理性是指人类能够运用理智的能力。相对于感性的概念，它通常指人类在审慎思考各项客观的证据后，以推理方式，推导出合理的结论。因果关系推理是理性思维的典型表现。“所有有关因果的推理都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的，而所有来自经验的推理又都建立在自然过程是一成不变、始终如一的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因果关系思维是人类长期发展演化而来的。例如，如果地面湿了，那么我们就会推断下雨了。理性可分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和认识理性（epistemic rationality）。前者指在给定的资源条件下，采取行动得到最想要的结果，即个人目标最大化(怎么做)。后者指我们的信念如何映射出现实世界（何为真）。一般而言，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研究和关注的是工具理性，而哲学家、思想家关注的是认识理性，人们日常所说的理性也更多指的是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以形式逻辑为基本条件，这意味着人们在思考时的因果推理符合逻辑的推导。例如，如果A大于B、B大于C，那么A大于C；如果下雨，那么地面会湿；如果感到饥饿，那么就会去寻找食物；如果我喜欢A甚于喜欢B，那么二选一时，我首先选A。也有学者认为理性和不理性并非非此即彼的变量，而是一个连续型变量，这种定义下的理性取决于思想或行为与最优模式之间的距离或者偏离最优模型的程度。“当认知科学家将一种行为称为非理性行为时，他的意思是指该行为偏离了特定规范模型所规定的最佳行为，而并不是在暗示这种行为背后没有任何思想或推理。”“认知科学家对理性的理解是非定性的量化观点，是从‘理性’到‘非理性’的连续的变化过程。我们发现一种行为模式比最优模式差时，我们会说其‘未达到最优理性’，而不是说它没有理性，这才是对‘非理性’一词应有的理解。”
在社会领域中，理性既带有人类长期社会演化的属性，又是特定文化和制度下建构的结果，两者相互渗透。但有些理性超越了具体的文化和制度而具备普遍性，特别是工具理性。例如，市场中追求物美价廉比追求物劣价高更合乎理性；受监督的政府比不受监督的政府更有可能为民众服务；无记名秘密投票比举手表决更合乎民主原则；媒体地位独立比媒体从属于某个利益集团或政党更有可能根据事实报道新闻。但是，整体来看，人们在经济领域中的理性程度要远高于政治领域，因为人在政治领域更容易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使人变得不够理性。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们在政治领域的认识理性存在巨大差异，即在何为真、何为幸福的根本性问题上差异巨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们在政治领域更容易受到认知缺陷、权力、文化、宗教以及情感的影响而变得不理性。
心理学家卡尼曼认为，在人类处理其面临的问题时，存在这两种信息处理或思维方式：系统1和系统2。系统1是无意识的、快速的、省力的、自动的，有时情绪化并难以有意识地控制的。系统2则需要耗费更多的脑力活动，是缓慢的、费力的、灵活的、有意识的、有意图的。在有的心理研究中，这两个系统又被称为“热认知”（hot cognition）和“冷认知”（cold cognition）。系统1对应“热认知”，系统2对应“冷认知”。启发式和道德判断属于系统1的一部分，而理性化或合理化道德判断是系统2的一部分。许多简单决定会误导系统1，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存储和检索信息的方式存在系统性偏差，这种心理机制让人们非理性地做出判断。系统2更为复杂，使我们感觉在思考：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和理性的。系统1处理信息的过程也被称为边缘路径，而系统2处理信息的路径则被称为中心路径。在说服的研究中，系统1和系统2被证明往往彼此协调共同发挥作用。人的这种双系统信息加工过程也被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描述为“斯宾诺莎模型”（对应系统1）和“笛卡尔模型”（对应系统2）。“斯宾诺莎模型”描述了人类在接收信息时总是首先倾向于相信它，而不会在接收时就开始判断其真伪。而“笛卡尔模型”则描述了人类会在接收信息的同时判断其真伪，并决定是否要相信它。前者强调人的信息接收是一种不太需要理性介入而依靠直觉（情感等）的过程，后者则强调人的信息处理是一个借助人的理性进行处理的过程。吉尔伯特及其同事们随后的研究表明，人类的信息加工模型更接近“斯宾诺莎模型”而非“笛卡尔模型”。类似地，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将人的认知系统分为直觉系统和理性系统，他形象地将人的直觉比喻为大象，而将理性比作骑象人。在大部分时间里，大象（直觉）走向哪里看似由骑象人（理性）驭使，但实际上是由大象自己决定的，特别是遇到突发状态时，大象并不听从骑象人的指挥而按照自己的方式行动。
图 3 人类认知过程及偏差
尽管学者们对理性有了基本的界定，但是对非理性的分析仍存在多种视角和庞杂的概念。情感/情绪、启发式、隐喻思维、动机性推理、种类繁多的认知偏差等都与非理性相关。心理学界对该领域的概念和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整合和简化。在下文中，我们仅选取心理学中若干认知偏差的概念和理论，并结合其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加以介绍。
四、政治领域的认知偏差
如果人类能够完全理性地处理信息，那么就不存在对信息和情境的误判。然而，由于人类的信息处理系统天然地存在缺陷，因此在信息处理过程中难免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对政治信息尤其如此。在此，我们简单罗列几种常见的信息认知偏差。
（一）确信偏差、动机性推理与认知保守倾向
确信偏差（confirmation bias）是指人们倾向于支持他们现有信念或假设的信息。当一个人更看重那些证实自己信念或假设的证据，而低估那些可能推翻自己信念或假设的证据时，就会发生确信偏差。与确信偏差相关的心理学概念还有“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错误乐观”（false optimism）。这种效应在情绪性问题和根深蒂固的信仰上更明显。如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时，他/她会发现她/他的很多优秀品质，却看不到其不良品质。在政治领域，“情人眼里出西施”也十分常见。当个体喜欢某种政治家时，他就会更看重这位政治家的优秀品质，而低估或忽略他的缺点。当个体笃信某种信仰或信念时，他也会更看重那些支持他信仰或信念的证据而忽略不支持他信仰或信念的证据。与确信偏差相关的另一个心理学概念是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它指人类在推理判断过程中倾向于寻找那些支持已有观点或信念的证据而忽略其他相反证据。自社会心理学家齐瓦·昆达（Ziva Kunda）提出这一概念后，动机性推理被广泛用于分析个体在政治意识形态、政党偏好、舆论形成、政策偏好、投票行为等领域的相关问题。
如果说确信偏差描述了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信念而有意或无意地歪曲其接收的外部信息，那么“认知保守倾向”（cognitive conservatism）则从另一个侧面描述了人们建立信念的先后次序和坚守自己已经持有的信念的心理动机。认知保守倾向指人们会把首先接触到的信息作为真实信息，即使后来的事实证明此前的信息是错误的，他也常常难以改变之前的想法。虽然有极少数人会对接收的信息加以反思和质疑，但大多数情况下，反思和质疑不会发生。这种倾向也可称信息接受上的“先占优势”。如果一个人接受了“太阳绕地球转”，就很难再接受“地球绕太阳转”。对大部分人而言，自小接受的政治信仰和理念会延续整个人生，除非开始理性地反思和质疑自己所接受的信念。最近的研究中，认知保守倾向被用来解释中国大学生面对与自己立场相悖的中美贸易摩擦信息时为什么不会改变支持中国的初始态度。
（二）过度自信偏差
自信会让个体生活得更快乐，并会激励个体冒险探索新的领域，从而增加成功的机会。然而，过度自信常常会走向反面。过度自信偏差（overconfidence bias）倾向于对自己的技能、智力或天赋进行错误和误导性的评估。简而言之，这是一种自大的信念，是对自己的能力和水平高过实际情况的不合理评估。过度自信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种认知偏差。
研究表明，93%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驾驶技能。这说明了过度自信偏差的存在：没有过度自信效应，应该有不超过50%的司机排名在中位数之上。研究也显示，尽管美国的小企业存活五年的概率只有35%，但对这些小企业家的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对此估计的成功概率是60%，比实际存活率高了近一倍。
在政治领域，权力越大越容易过度自信。拥有权力者比无权力者可能会更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因为领导者周围往往会聚集很多阿谀奉承之辈，他们常常赞美领导者能力出众，从而使领导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被誉为管理学大师的曼弗雷德·凯茨·德弗里斯（Manfred Kets de Vries）十分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现象：“一旦你成为一名领导者，你就会被骗子包围。人们说着你想听的话。很快，你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满是镜子的大厅……如果有人说了你不想听的话，你便会炒了他。因此，你就像进入了一个回音室。”
政治领导人过度自信的后果自然也是相当严重的。古今中外，由于领导人过度自信而导致的政策失败和灾难比比皆是。在军事上的过度自信导致战争发起者认为通过战争可以获得巨大收益，但事实往往与其预期的相反，战争带来的是巨大的损失。中外历史上此类事件不胜枚举。
（三）基本归因错误与自我服务偏差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个体在对某件事情进行归因时，即在解释与评价自己和他人行为有关的信息时，常常错误地将某个行为归因于其内在属性（主观因素）或外部力量（情境/客观因素）。心理学中有两个概念对这种现象做了概括：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和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 bias)。
基本归因错误是指当对他人的行为结果进行归因时，人们更倾向于将他人的(失败)行为归因于其内在因素(动机、态度、人格等)而非其所处的情境。与基本归因错误相似的概念是对应偏差(correspondent bias)。例如，当某个学生没考上名牌大学时，外人往往会将失败原因归因于该学生的个人特性(智力、努力程度等)而非其所处的环境(家庭背景、学校条件等)。
自我服务偏差是指人们存在一种倾向，当对自己的行为结果进行归因时，更倾向于将自己的(失败、错误等)行为归因为外在因素(天气、家庭、社会、机遇等)，而非内在因素(能力、性格、智力、勤奋等)。这是一种人类为了保护自尊和维持良好的自我感觉而发展进化出来的心理机制。自我服务偏差并不见得总是坏事，在过多的和过少的自我服务偏差之间取得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对于个人而言，可以降低抑郁的风险，有助于个人形成一种健康的自我价值感。
基本归因错误和自我服务偏差是两种不同的心理机制。基本归因错误是指人们倾向于将别人的行为完全归因于他们的核心人格特征，而忽略了外部情境因素对他们行为的潜在影响。自我服务偏差主要是通过将不利结果归咎于外部因素而将积极结果归因于内部因素来维护自尊。
在政治领域，基本归因错误和自我服务偏差极为常见。政客们常常将其取得的业绩归功于自己的能力而非其所处的地位或环境，而把政策失败归因为外来因素或环境因素。作为国家行为的基本归因错误或自我服务偏差也屡见不鲜。在很多国家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政治话语：当一个国家的发展遇到困难或某届政府决策失误时，往往将责任推给国外的“敌对势力”，而取得成就时则将原因归于自己国家的政府领导有方。这些行为之所以很常见，就是因为这是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特性。
（四）框架效应
对同一事物(事件)的不同表述方式会影响人们对该事物的态度和判断。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是指报社、电视台、政客等信息发布方通过语言文字的选择性表述、图片的选择性呈现等方式，对某一特定议题提供一种主导性的角度，来影响公众对这一议题的评价和判断，从而达到影响受众政治判断的目的。这种对信息的呈现方式被称为信息的框架化，其对受众态度产生的影响被称为“框架效应”。恩特曼(Robert M.Entman)总结了框架的四个属性：界定问题—行为者在什么背景下做了什么，这个事件或问题是什么性质的；因果判断—问题为什么会发生，通过因果分析影响人们的判断；道德判断—选取何种道德和价值视角对问题加以评价；给出建议—为解决问题提供方案和建议，信息发出者的立场和倾向一般会隐含于建议之中。
框架效应还被细分为等效框架效应(equivalency framing effect)和强调框架效应(emphasis framing effect)。等效框架效应就是逻辑上相同但表述和措辞不同而产生的效应。特沃斯基和卡尼曼曾经做过一个经典实验。该实验询问被试者，美国要应对一种不常见的亚洲疾病，该疾病可能会造成600人死亡，目前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该试验为被试者设定了两种表述：
实验1：若选择方案A，那么200人将获救；如果选择方案B，那么600人中有1/3将获救，2/3可能无法获救。(问被试者更喜欢哪种方案。)
实验2：若选择方案A，那么400人将死亡；如果选择方案B，那么600人中有1/3可能不会死亡，有2/3可能会死亡。(问被试者更喜欢哪种方案。)
尽管两种表述在逻辑上完全相同，但是在实验1中有72%的被试者选择了方案A，而在实验2中，有78%的被试者选择了方案B。等效框架效应在其他一些诸如失业率(就业率)等主题的实验中也存在，在这些实验中，事实或逻辑完全相同，仅改变个别措辞或表述，就会造成被试者态度出现明显的变化。
强调框架效应是指通过强调受众潜在的各种考虑事项中的某一方面，信息发布方(媒体、政客等)可以引导个体在决定其立场时聚焦于该思考事项，而非其他方面。比如，在一则经济开发项目的报道中，媒体可以通过强调该项目能够为本地带来就业和经济繁荣，而忽略或较少提及该项目也会给当地带来环境污染，使公众的关注重点放在该项目的经济效益上。
不过这里要提及的是，框架化信息和完全歪曲信息或者对事情本身进行黑白颠倒的虚假描述并不是同一个意思。框架化只是叙述角度不同，但仍然基于事实进行描述，而虚假描述则完全脱离了事实。因此，框架效应在用于政治传播研究时需要注意其所适用的信息环境，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满足这一条件。
在日常的政治议题中，人们很难逃脱框架化信息的影响，而政治信息也几乎没有不被框架化的。很多社会现象往往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呈现给公众，以图影响公众的看法。例如，“失业”被称为“待就业”或“满就业”，“贫困人口”被称为“待富人群”，“啃老族”被称为“全职儿女”等。框架化信息能够产生效应，是因为这种信息能够唤起个人看重的某种价值，前面举例的“亚洲怪病”实验的框架效应之所以能产生，其关键的心理机制是人们往往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或者说负面框架比正面框架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种心理机制被概括为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或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丢失100元钱给一个人带来的痛苦往往比捡到100元钱给他带来的快乐更大。在政治领域，负性框架信息也比正性框架信息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强调国家安全(外部威胁)的信息往往比强调对外开放和合作的信息更能引发多数人的共鸣，因为前者是负性框架信息，而后者是正性框架信息。
（五）虚假共识与共享现实
虚假共识(false consensus)是指个体相信自己的态度、观念和行为普遍存在于某一特定人群，但实际情况并不像他所相信的那样普遍存在。简单来讲，人们自身的态度、观念与行为使他们在评估他人的表现时产生了偏差，当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方式是常见的时候，他们也倾向于认为别人会出现同样的行为方式。例如，喜欢吃面的人会认为有(比事实)更多的人喜欢吃面。支持民主党的美国人会比支持共和党的美国人认为现实中有更多的人支持民主党。当一个人支持某项政策时，那么他往往会高估该项政策在普通大众中的受欢迎程度。目前，虚假共识已被证实是一种稳健且可靠的现象。虚假共识可以归因于认知因素，如人们的观点受到可用性启发式的影响，相似或相同的观点更容易浮现在人们头脑之中。加里·马克斯(Gary Marks)和诺曼·米勒(Norman Miller)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虚假共识受诸多变量的影响，选择性接触和认知可得性、显著性和注意力焦点、逻辑信息处理以及动机过程等均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不仅如此，人们持有自己观点的强度会因虚假共识而加剧。那些对各种争议性政策或某个争议性舆论议题持有坚定立场的公众比那些态度温和的公众会认为有更多的人支持他们的立场。虚假共识是加剧美国的移民、堕胎、同性恋等争议性话题的观点分歧，产生态度极化的内在心理机制。
共享现实(shared reality)理论认为，人们存在一种与他人共享现实或达成相互理解的动机，通过向他人证实自己的感受，人们可以强化他们的感觉、信念和关切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这样可以满足其关系需求和安全需求。正是由于这种动机，人们会远离那些他们不喜欢和被边缘化的群体而更加融入与自己拥有同样观点和共享现实的群体。这也成为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分化组合的心理根源。例如，通过与他人一起创造共享现实这一过程，所谓的“真相”会在人们之间得到更为“真实”的证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相同观念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时，他们会更加强烈地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和真实的，这就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虚假共识。这也是不同观念的群体之间难以彼此理解、彼此沟通的心理根源。
许多社会组织通过经常集体培训、教育、集会等方式强化各自群体持有的某些观念和信念。这种方式之所以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们很好地利用了人们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的这些固有特性。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持有相同观念或信念的人们借助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轻易地聚集起来，他们在群体内彼此强化各自的观念和信念，而对有不同观念或信念的群体则产生了强烈的拒斥和厌恶感。这导致信息化时代不但没有出现不同群体之间求同存异、相互倾听、相互理解的局面，而是出现了群体内聚和群体外斥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激发了人们内在的依附内群体、排斥外群体的本能冲动。借助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一现象。
（六）认知相符与认知失调
认知相符(cognitive consistency)理论认为，人们的相关信念之间是一致、连贯或契合的。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认知一致性在研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时也被贴上其他标签，如连贯性(coherence)、兼容性(compatibility)、平衡(balance)、趋同(congruence)以及和谐(consonance)等。这是人们期望的状态。“当认知结构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十分惬意，我们会很快地觉知事物，记忆事物；我们对新信息的解读也是以维持和加强这种平衡的方式进行的。”认知相符不仅意味着人们的各种信念之间连贯和相容，而且也意味着人们的观念、态度和行为之间也是如此。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不会同时是无神论者，相信吸烟有害健康的人不会同时认为吸烟有益健康。
在政治领域，认知相符现象十分常见。政治信念与某个党派相近的公民会投票给该党派，而支持该党派的人也往往支持该党派的各项政策。如果信念和信念、信念和行为不一致，并且个体感到了这种认知矛盾，则会出现认知失调。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由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提出，后来被广泛运用于各种领域的心理研究。当个体出现认知失调时，会威胁到自我，因而造成心理紧张、焦虑、耻辱和不适。这是一种人们不希望保持的状态，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当然，如果个体认识不到信念和信念、信念和行为之间存在的矛盾之处，那么他也不会出现认知失调的状态。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系统极其复杂，很多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往往自相矛盾，一些政治精英制定的政策也可能彼此冲突，但由于其对这些领域的认知能力所限，他们并不会出现认知失调的状态。
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人们的欲望、偏好和信念非常多元，它们之间往往会彼此冲突，并引起人们的认知失调。例如，有些人既不想努力工作，又想拿高工资；有的人既喜欢吃各种美食，又想保持苗条的身材；有的人在政治上既想清廉公正，又禁不住诱惑贪污受贿等。如果任由认知失调长期存在，个体就会出现心理问题。为了使自己从认知失调转换到认知相符的状态，人类进化出了各种缓解认知失调的内驱力，这些内驱力具体表现为如下策略。
一是改变原初的态度或观点以适应现在的行为，即认为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典型的例子就是“酸葡萄心理”—本来想吃葡萄(初始愿望)，当吃不到时(当下行为)，就改变原来的观念，认为葡萄是酸的。有研究表明，让反对校园收停车费的学生写一篇赞同停车收费的文章，然后测试其对停车收费的看法，发现其中一些人的态度发生改变，不再反对校园停车收费。这也是个体为了减轻内心的认知失调而改变原初态度的一种表现。在政治领域，这种缓解认知失调的做法也屡见不鲜。有的人原初坚持某种政治信仰，但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做出与其政治信仰不一致的行为，为了缓解认知失调，他就会改变政治信仰，以适应当下的政治行为或态度，并宣称原初的政治信仰是错误的。改变初心后，此类人内心再无煎熬，常以“醒悟”“迷途知返”宣扬自己的心路历程。
二是个体有选择地关注与既有观念、态度一致的信息而忽略与其观念、态度不一致的信息，即选择性发现、选择性注意、选择性解释，以重建一个正面的、善良的、正确的自我。不一致的信息被忽略、被扭曲，这种心理过程也即前文所述的“动机性推理”。通过这种方式，个体将缓解认知失调引发的焦虑和紧张，回归到认知相符的状态。
三是平凡化(trivialization)，即个体会将与自己的信念相冲突的行为视为不重要、不严重。例如，减肥的人吃了不利减肥的食品后会自我安慰—吃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坚持清廉的官员在收受礼品后认为礼品不贵重等。
四是从其他途径寻找自我肯定或自我安慰。违背政治信念(清廉)收受财物的官员通过努力工作，或者满足自己的自我成就感(如晋升职务)而缓解认知失调。
现实中，以上各种缓解认知失调的方法往往掺杂在一起。个体寻求认知一致性的内驱力会产生重要的政治后果，这往往会导致其只愿意接受符合期望的信息和事实，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忽略与其期望不符的信息，看不到与其愿望不符的事实，从而做出与现实不符的错误判断。在对国家实力的评估、选举结果的预测、某项政策产生的政治经济后果等各个领域，都存在这种情况。
上述几种影响人们理性、科学判断信息的认知心理机制仅是认知心理学或政治心理学的一小部分，但通过对这些心理学概念和理论的学习，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政治现象。
五、后真相时代的政治信息素养
随着心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化，我们越来越清楚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是如何不理性的。一个人要在各个方面完全理性地做出决策是不可能的，即使是那些在某些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经验和技能的专家也不能做到。那么，我们应该抛弃理性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里需要强调两点。其一，理性存在明显的限度，人类绝不能高估理性，认为理性可以驾驭人本身或者掌控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但没有理性，就没有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理性是科学发展的基础，是人类认识自然与自身的基础性能力，抛弃理性意味着人类将回归动物界和蒙昧状态。我们要尊重理性(科学)，但不迷信理性。事实上，许多意识形态打着科学和理性的幌子，却背离了科学和理性，原因之一就是无视理性的有限性。其二，不同人的理性能力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理性限度也不同。思想家、科学家等在某个领域的理性远超普通人群。现代化的教育可以提升人的理性能力。
正如海特所言：“如果是做消费选择和人际交往判断，本能感觉有时能比推理起到更好的作用，但是如果将它们当作公共政策、科学及法律的基础，结果常常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对个人的理性能力保持警惕，每个神经细胞并不聪明，但将它们以正确的方式组合起来，就形成了聪明得多的大脑。”“单个的个体思考者善于做一件事情：常常出于直觉原因寻求证据支持自己的立场。我们不应期待个人能进行良好的、开放的、追求真理的推理，特别是当他们出于自利心态或顾虑其名声之时。但是如果你将许多个人以正确的方式组织起来，使一些人能用推理能力否证另一些人的主张，而且所有人都能感觉到某种共同纽带或分享共同命运，使他们能够以谦恭、和睦的方式互动，那么，你就能创造一个群体，该群体能产生出良好的理性作为社会系统的应急能力。这也正是为什么在任何致力于寻求真相的群体或机构(比如情报部门或科学家社团)内，或制定完善的公共政策的群体或机构(比如立法机构或顾问团)内，保证知识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如此重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信息的制造和传播空前便捷，但虚假信息、错误信息和谣言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爆炸性扩散。据统计，在社交媒体上把真实信息传播给1500人所需的时间大约是把虚假信息传播给同样数量的人所需时间的6倍，而把前者的原始推文传播给10个转发人所需的时间是把后者传播给同样数量的转发人所需时间的20倍。虚假信息之所以泛滥，笔者认为原因并不在于生活在后现代社会的人们的批判性思维不断增强(怀疑一切、解构现实)，而是因为数字技术时代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短、频、快”“依靠视觉”等导致人们更加依赖直觉、情感等非理性认知方式接收和处理信息，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信息茧房”。因此，“后真相时代”的信息认知能力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国家状况与能力》中指出，对于任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拥有具备媒介与信息素养的公众是至关重要的。媒介与信息素养被定义为一系列能力，即公民以批判的、道德的、有效的方式，获取、制作和分享各种信息与媒介内容的能力，从而使之能积极地参与并从事各种活动。
每个人都无法摆脱政治，而政治世界的复杂程度超乎常人想象。只有提高人们的政治信息素养(political information literacy)，才能提高人们对政治世界真假善恶的辨别能力。而政治信息素养是基本认知能力、政治知识、媒介信息素养三者的叠加，它在人们了解政治新闻、参与公共议题讨论、塑造公共舆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习人们在信息认知方面的基本原理，意识到人们在信息认知过程中的种种缺陷，可以帮助我们提升理解政治和参与政治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离开微观视角的心理学来了解和理解政治，宏观视角的制度、结构范式对分析和解释政治必要但不充分。中国政治的发展为政治心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而以中国为对象的政治心理学研究也将为建立健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