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世纪以来，日益扩大的战争规模以及军队对医学的迫切需求，促使近代军事医学作为独立领域出现，并表现出新的特征：战争烈度的增强以及军队规模的扩大，要求军队必须建立起专业的军事医学机构；同时军队中的医务人员将成为正式军人，并深入到战斗当中承担医疗救助工作。甲午战争前，中国的近代军事医学最早出现于北洋海军，但在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医疗力量难以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受红十字会救助行动和日军军事医疗体系的影响，战后袁世凯等人开始正视军事医学的发展趋势，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医学的早期发展，并建立起初步完善的军事医疗体系。

关键词：甲午战争/ 近代军事医学/ 军事医疗体系/

作者简介：韩佳岐，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杭州 310058）。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2025年第6期 第41-48,13页

军事医学是一门同时包含医学在军事相关领域的应用与发展，以及军队中医疗单位如何进行组织管理这两部分在内的学问。①19世纪末，中国的近代军事医学开启了早期发展阶段，北洋海军建立起最初的近代军事医疗体系。然而在甲午战争中，这一医疗体系并没有发挥出预想的功效，因此中国在战后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改革。近代军事医学开始逐渐被推广，并最终成为军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关于晚清以来中国军事医学史的研究，相较于同一时期的军事史和医疗卫生史研究，成果仍相对较少。对于晚清军事医疗的研究，李彬、孙洪军等人认为晚清的军事医疗存在诸多弊病，战时无法发挥作用。②张以诺指出，中国现代化成体系的军医建设，是在甲午战争后由袁世凯主导展开的。③晚清的红十字会运动，对近代军事医学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④这些研究虽涉及军事医疗、红十字会、军事医学教育等多个主题，但研究基本以个案为主，缺少对这一时期中国军事医学的整体性考察。本文试图梳理甲午战争前后，尤其是从1888年北洋海军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军事医疗体系，到1902年以后北洋常备军的开启新的军事医学建设，这一时段内中国近代军事医学的基本发展情况，分析影响近代军事医学发展的因素，以及它的发展趋势。

一、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的军事医学

清朝前中期在扩大疆域的过程中，伴随着长期的军事活动，因此军事医学实践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官方主导的作用与注重医疗的时效性两个方面。

清朝向军队派遣包括太医在内的医官，是官方主导医疗实践的主要形式之一。在战争期间，清军会在军队的开拔地、途径地和预定的作战地点提前配置医疗资源，这些事项都由太医院预先筹划并执行。⑤同时清军也会就地征召随军医生，为官兵提供医疗保障。此外，在清代还有其他一些常用的救助措施，一种是向伤病的士兵分发抚恤银进行补助，⑥另一种是官方配置药品并向军队发放，这些药物不仅种类繁多，总量也非常可观，可用于治疗各类内病外伤。⑦

在具体的实践中，清代前中期采取的是一种因事而设、事罢而废的措施，更加注重军事医疗的时效性。平时军队中的医官人数较少，只有当遇到疾病蔓延或者在处于战争时，清政府才会采取临时派遣医官、发放药物以及抚恤款。更为普遍且实用的方式是官员对于医生的自行征召。这种方法不仅适用范围广泛，能够确保军队拥有更多的医疗资源；而且形式上较为灵活，募集的医生不占用官方的职位。⑧而当战争或疫病等非常态事件结束后，军队中的医疗实践也将基本终止。

清代前中期的军事医学实践，为人员规模庞大的清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战争支撑。清朝官方主导的医疗实践，不仅是宣扬仁政与彰显皇恩的举措，更是有效整合现有医疗资源的手段。同时对医疗多元化手段和时效性的重视，令清军能够吸纳更多的当地医疗资源。然而，19世纪中期以前，尽管清朝的军事医学实践为清军提供了有效保障，但中国的军事医学已逐渐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

16至17世纪，西方国家的军队中也普遍面临着医务人员短缺，士兵普遍难以得到有效的治疗的问题。⑨至18世纪，这种情况开始发生转变。一方面欧洲国家殖民活动的兴起，令殖民军队时刻面临着包括坏血病、痢疾、黄热病在内各类疾病的威胁，这促使了军事预防医学的发展，以及对疾病治疗与公共卫生的重视。⑩另一方面是专门军事医学机构在军队中出现，使得军事医学出现了独立运作的制度化趋势，军事医疗实践不再依靠政府以及官员的临时性应对举措。(11)到了19世纪，医学科学的进步直接带动了军事医学知识与实践的发展。火药武器普及与其强大的威力，给军事医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2)19世纪医学所取得的革命性成果：麻醉、细菌学说和无菌手术，他们的广泛应用为近代军事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13)这三项成果为外科手术创造良好条件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手术后的感染死亡率。(14)

医学科学发展带来了标准化的治疗条件。医生开始将“疾病”而不是“病人”作为治疗的对象，极大提高了治疗效率。军事医学面临的是大规模、且种类相似的伤病，尤其是外科创伤治疗对于效率有着极高的要求。因此，医学科学中的标准化作业，使得近代军事医学的普遍推广成为了可能。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军队的征兵制与职业化改革，使得专门军事医学机构正式成为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征兵制的出现令参军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需要专门军事医学机构进行保障；而职业化改革促使军队内部出现更为细化的职能部门，为专门军事医学机构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同一时期中国的军事医学知识以及相关的治疗手段，尤其是外科医学，却陷入了明显的停滞状态。在冷兵器时代，士兵们受伤的类型多为砍伤或矢伤等，这些大多数为浅层的损伤，很多创伤即使不进行外科处理也能够自愈，或者士兵们可以互相进行救治。少部分伤势较为严重的，就需要医生对其进行止血和消毒，以防止休克和伤口感染。(15)至16世纪以后，各类火药武器被广泛地应用，士兵所遭受的创伤比冷兵器时代要复杂和严重得多。但医生对于枪弹、以及炮弹破片的所造成的外伤进行处置时，仍沿用与对箭镞的处理大致相同的方式。麻醉和消毒技术的落后，使得外科治疗更加难以开展。(16)此外，外科医学至清代中期出现了一种外病内治的转向，受到当时内科的影响，外科治疗以内服外敷为主，也无法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当时的医生面对火器所造成的创伤基本是束手无策的。除了战斗所产生的创伤，包括流行病在内各类疾病，也对士兵生命造成危险。在19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军事医学主要以依靠预防和药物治疗来应对疾病，尤其重视疾病预防。不过这些预防与药物治疗的方式，通常是依靠经验总结而进行实践，缺少对于病理的正确认知，而且药物的质量难以得到保障，通常难以奏效。中国军事医学到了19世纪中期，已不适应战争需要，鸦片战争中清军在军事医疗实践中的不足证明了这一点。(17)而同时期西方的军事医学得到迅速发展，与中国军事医学拉开了差距。

二、甲午战争之前北洋海军中近代军事医学的诞生

北洋海军创立于甲午战争前，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其他水面军事力量，它是唯一一支在名称中直接使用“海军”而非“水师”的军队。(18)这表明了北洋海军在成军时，已经有意参照学习西方的海军建设，以和以往的“水师”做出区分。北洋海军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与当时海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制度设计，(19)这其中也包括对近代军事医学的引入。

北洋海军的近代军事医学建设，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本人的推动密不可分。(20)在1894年李鸿章所上《医院创立学堂折》中提及：“臣查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沉痼，西医尤独擅专长。”(21)李鸿章意识到西方医学更能满足当时的战争需要，所以从1880年代以后，他开始有意将西方医学应用到北洋海军之中，近代军事医学也因此在北洋海军中诞生。

北洋海军仿效西方海军的建军经验，因此自成军始，就设有专门军医编制。北洋海军的近代军事医学建设，从职责上分为三类。首先，舰船上的军医。在人员分配方面，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船上各设二等医官1名，同时各配有管病房司事1名；其余舰艇及练勇学堂，除了鱼雷艇未设置医官，负责岸防的蚊炮船每2舰共用1名医官外，其余舰船和练勇学堂都设置了1名医官。(22)这些随船军医虽隶属于北洋海军，但并非军事人员。(23)

其次，与北洋海军有所关联的医院，包括位于旅顺与威海卫刘公岛两处海军基地的水师医院各1所，以及位于后方的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即天津总医院)。旅顺医院大小房屋55间，刘公岛医院大小房屋108间，(24)天津总医院的规模最大，有房屋有180余间，同时兼备储存材料、诊治病患以及医学教学的功能，同时各所医院以及海军中各舰船的军医都是由总医院选派。天津总医院是北洋军事医学组织中的核心。(25)这些水师医院虽然平时为军队提供医疗服务，但它并非由北洋海军或其他军事机构进行管理，而是由提督与水师营务处、津海关道一同会商、派员来办理的。(26)

最后，用于培养海军军医的北洋医学堂，也被称北洋西医学堂、天津医学堂等(以下通称为“北洋医学堂”)。(27)学堂创立于1893年，附属于天津总医院。学堂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海军军医，不过医学堂在创办后不久就爆发了甲午战争，所以该目标实际上并未实现。

在甲午战争之前，北洋海军的近代军事医学建设已初具规模，但仍存在许多不足。首先，人员紧缺。当时中国极度缺乏精通医学科学的人才，因此北洋海军曾聘请一些西方医生作为军医，例如英国人鲍德均、伊尔文、欧士敦，法国人司里巴、德傅施、道礼思、克尔克，美国人阿布德等。(28)不过在甲午战争中，军医仍十分紧缺。金大廷及其团队是少数有记载的、受清朝政府指派至前方的中国医疗团队。(29)在黄海海战后，一些北洋海军军官也开始意识到军医人数太少，“每船须华医士深识西法者。临阵之时，每船至少两员，庶员弁兵受伤者，尚可望有所拯救，不致束手无策耳”。(30)医疗物资同样匮乏，“乃药饵平时不足，医官仅二三员”，如此少量的人员与物资，难以救治人数众多的伤员。(31)

相较于军医，更缺乏包括护理人员在内的其他专业医务人员，这直接导致医疗救护体系的不完善。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的军舰缺乏专门的救护人员，只能依靠士兵自发行为来进行救助。英国籍军官戴乐尔与美国籍军官马吉芬两人在战斗中负伤。戴乐尔负伤后被发现时，士兵认为他已经死亡，因此被置于船舱上层；马吉芬伤势较重，被一队运送火药的水手抬走，置于客厅的沙发处，6小时后才接受医生的治疗。两人在负伤后，被士兵置于船舱各处，耽误了宝贵的治疗时间。(32)而且由于海浪，舱室与过路狭小，升降口较多等因素影响，军舰上对于伤员的救护工作本就十分困难。在缺少医护人员的情况下，伤员的死亡率会大幅提高。

其次，设施不足。北洋海军的两所海军医院，不仅规模较小，设施不齐全，条件简陋。1894年11月日军攻占旅顺后，将北洋海军的海军医院重新启用，但发现只有3间病房，仅够容纳约50名伤员。(33)1895年2月，日军在攻占刘公岛后，日本海军医院船收容了在北洋海军医院中的中国伤员，也只有约70名伤员。(34)有限的规模和收容能力，使得北洋海军医院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此外，在改造旅顺海军医院过程中，日军发现这所医院的厕所在构造上存在缺陷，同时也缺少必要的洗浴和消毒设施。(35)

最后，制度设计缺陷。北洋海军的军事医学机构，名义上归于军队之中，但内部人员由文官组成。作为军事医学核心机构的天津总医院及其附属的北洋医学堂，由津海关道负责营建，同时也要对津海关道负责。(36)与军事医学相关的事宜，名义上是北洋海军与津海关道一同办理，但北洋海军提督对于军事医学相关事宜并无管理的权力，凡事都需要仰仗北洋大臣协调。文武官员在制度上的严格区分，直接影响了医务人员的观念。1895年初，日军登陆威海卫后，当地海军医院的医生、敷裹员及其他工作人员都在被日军包围前撤离了此地，放弃了他们的本职工作。这些人的理由是他们属于文官系统，不受海军提督的管辖，没有必要参与到危险的战争中去。这直接造成海军医院无法在战争中正常运作。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之后的威海卫战役期间，英国籍军医格卫龄与海军军官戴乐尔海仍在医院中坚守，共同进行救治工作。(37)在威海卫的战斗结束后，格卫龄医生还将30名伤员运送到烟台，继续对他们进行治疗。(38)

北洋海军所创立的近代军事医学在甲午战争中没能发挥应有的功效，尤其是缺少战场上的医疗救治行动，但仍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中国军队开始认识到近代军事医学建设的必要性，奠定了医学科学作为军事医学建设的基础性地位，并为之后的军事医学发展提供了经验。

三、甲午战争期间中国陆军的医疗实践与红十字会的救助行动

甲午战争前，淮军长期承担拱卫京津门户及周边地区的重要职责，是当时清朝政府深为倚重的军队，同时也是当时中国陆军中最具代表性的军队之一。从同治初年起，全国各省开始编练的练军，均效仿了淮军的营制和训练模式。(39)作为当时中国陆军的样板，淮军虽然列装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在各项制度上仍沿袭了湘军旧制，所以军中并没有常设的军事医学机构及人员编制。(40)淮军在作战时会设立临时药局，例如1874至1875年期间，淮军将领唐定奎率军在台湾南部备战以应对日本出兵，并在平定当地叛乱的过程中遭遇士兵染病，于是采取相应措施，“于凤山、剌桐脚、南势湖分设药局，派员驰赴上海、福州等处选购药料，按方散给，重聘延医诊治。所需不下数千金，皆由薪费内通融支用，并未作正报销”。(41)可见淮军的军事医学实践，与19世纪中期以前的运作方式并无较大差别。甲午战争时期，淮军甚至缺乏对于伤员的基本救助与治疗手段。

1894年7月，在朝鲜的成欢附近爆发了甲午战争中的第一次陆战。淮军聂士成部在战斗后，由于缺少及时的救治，加上天气炎热，道路险峻，不仅“受伤者脓血流行”，而且生病的士兵也逐渐增多。(42)聂士成不得已将不能再行军的受伤士兵70余人留在当地，给予他们一些钱财，同时派人进行照料。(43)同年11月，在经历了平壤、鸭绿江两次战败之后，越来越多的士兵开始向辽东地区溃退。这些溃兵们饥寒交迫，其中不少人还饱受伤病之苦。(44)此时负责辽东前线转运事务的、时任浙江温处道的袁世凯，在到达奉天新民厅后，立即开设了收容和治疗的场所，至11月中旬共收容了330余名伤病员。然而这里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缺少医生与药品，伤员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治，袁世凯本人也身染重病。所以他向李鸿章乞求，希望能够派遣医生在新民开设医院。医官金大廷因此被派往前线。在金大廷尚未到达之前，袁世凯只能聘请当地的几名医生进行医治。当时严寒的天气，导致伤后生病的士兵有70多人，有不少人因伤病过重而相继去世。袁世凯与医生们对此都束手无策，只能发给伤病员一些袄、被、米、钱等物资，同时为每5人雇佣1名看护者来照料。(45)

金大廷所带来的是一支由中外医务人员共同组成的医疗队，人数大约在20人左右，此外还有携带有约30只药箱，以及约20件包含医疗器械在内的行李物资。(46)据金大廷所所述，在他们到达之前，本地医生的治疗手段基本只有敷膏药一种，并且他们声称这么做不仅可以去除伤员体内的子弹，还可以治疗所有病症。这些叙述或有夸大，但也表明之前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同时根据他的观察，大多数士兵都伤在四肢，伤口整齐而没有感染，其实很容易被治愈。所以金大廷认为，如果军队中拥有一支正规的医疗团队，那么大部分伤员很快便能痊愈；但现由于受伤时间较久，他们的伤势开始极度恶化，并伴随着严重的并发症。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普遍缺乏对于医疗与卫生知识的基本认知。与清代前中期的情况类似，官员们更多时候也只能给予这些伤员些财物，即使他们也认为这是无奈之举。很多士兵认为，只要能够换去污秽的衣物，并且得到一些食物，就已经感到满足。(47)不过，即使伤病员们接受到了专业的治疗，也经常会表现出对医生的不信任感。在面对西医的外科治疗，特别是在伤势严重到必须要截肢时，他们通常会拒绝配合治疗。一些原本能够获救的士兵，最终因伤口感染所引发的败血症而离世。(48)中国军队不仅缺少军事医疗上的保障，更缺少对于医疗与卫生的基本知识，共同阻碍了当时军事医学的实践。

随着甲午战争的陆地战场转移到中国辽东的内地，一些外国在华人士目睹了中国军队无力为士兵提供必要医疗保障的情况，本着人道主义与博爱精神，他们开始在营口、烟台以及天津等地相继建立了多个红十字会组织，自愿去救治中国军队的伤员，医治人数超过2600名。(49)同时，日本的红十字会组织也参与到了对中国军队的救助中，在战争期间共救治了1484名住院的中国伤员。(50)

在这些红十字会医院中，位于营口的医院因为最靠近战场而显得尤为重要。1895年3月，中日双方先后在营口和30多公里之外田庄台爆发了两次大规模战斗，因此营口的医院收治了一些刚从前线被抬送回的重伤员，这是其他红十字会医院所没有的情况。这所医院有8名医生，但缺少护理人员，并面临着药品匮乏、设施简陋、环境寒冷等许多恶劣条件。不过营口医院仍救治了超过1000名伤员。(51)

营口红十字会医院建立之初伤员人数不多，因为中国官兵对这里抱有很多疑虑，尤其是对外国医生和西方医学并不信任。但随着救治行动的推进，红十字会医院逐渐受到中国军队伤员们的欢迎，他们不仅能够接受治疗，还得到了住处、食物以及细致的照顾。通过接受治疗后康复归队的士兵们的口耳相传，红十字会医院赢得了中国军队的信任。在营口附近的激烈战斗过后，被运送到这里的伤员越来越多。当地政府官员也认可红十字会的行动，并愿意为他们提供车辆、资金，乃至配备军队为他们的活动提供安全保障。(53)在山东，红十字会在战斗之前就已经做好了救治准备。1895年1月，威海卫战役前夕，当地官员接受了外国医生在烟台建立红十字会医院的提议，并给予他们在场所、物资与资金上的支持。在之后的战斗中，陆续有中国军队的伤员被送往烟台的医院。由于及时的救治，在160名中国伤员中绝大多数得以康复。(54)

甲午战争中红十字会医院的战地救治活动，令许多中国的官员与士兵第一次认识到了战场上的军事医疗所发挥的重要作用，(55)不仅能够及时挽救更多伤员的生命，还可以让大多数伤员能够康复，并重返战斗岗位，确保了军队战斗力的持续性以及作战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以往中国军队所难以实现的事情。

四、甲午之后中国近代军事医学体系的初建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鉴于前车之鉴，决定进行军事改革，建立新式军队。在这一进程中，袁世凯是负责编练新军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近代军事医学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袁世凯在军队建设中的亲历亲为，让他对于军队的发展需求有着明确的认识。同时在甲午战争中前线的亲身经历，令其清楚地认识到近代军事医学的重要性，以及中国与日本在这一方面的差距。

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不仅完成了军事改革，还建立起了近代军事医学，创建了一整套军事医疗系统。军队建立起军事医院等基础设施，医生进入军队成为了军医，这些机构与人员都是军队的组成部分，接受着军队的统一指挥，这是与中国军队在制度上的差异。而在战争中，日军也创建起新的医疗形式，军队规模的扩大和新式武器的使用，令伤病员的人数激增，原有的常规医疗体系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日军组建了一套医疗救助体系，来保障军事医学实践的运转。例如日本陆军野战卫生长官部负责总管陆军野战部队的医疗卫生事项，同时还可以指挥和监管各个层级的军事医学机构，包括各军医部、师团军医部、兵站军医部，以及卫生队(每个师团设置一个)、野战医院(每个师团设置一个到数个不等)、患者输送部，以及其他临时设置的部门。(56)

与传统的军事医学思维不同，近代军事医学更加强调要将医疗救助活动作为医务人员的战斗任务。医生不会只存在于安全的后方医院来救治伤员。作为军人，军医需要踏入危险的前线，去救治许多情况更加危重的伤员。同时，由人数众多的非专员士兵所组成的卫生员，将会承担着急救任务，为伤员进行止血、包扎等基本治疗，并将重伤员运输往后方的医院。(57)日军在甲午战争期间设立了卫生队作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同时根据战斗的情况开设临时绷带所或者绷带所，以收容、治疗伤员。此外，日军还对国内的医务人员进行动员，填补军队中医疗资源的巨大缺口。这些人通常被安置在战区后方的医院中，包括红十字会志愿者、以及陆军省雇佣的医生和药剂师。(58)同时为了将这些不同层级的医疗组织与机构联系在一起，以更有效地发挥整体作用，日军实行了伤病员的分级后送机制。从1894年冬季开始，大量伤病员挤满了各地的野战医院。(59)同时一些伤员的身体情况复杂，重伤员必须转运到后方设施完善、医疗物资充足、专业科室齐备的医院中才能得到更好的救治。根据统计，日本陆军所有的伤病人员中，有8万余人接受了前线卫生队的治疗，其中近4万人当即痊愈；转入到后方医院接受治疗的人数为5万余人，其中有1万余人在治疗后康复。(60)

日本的近代军事医学在甲午战争中所展现的瞩目成效，体现出当时战争医学化与医学军事化的趋势。在战争中，更多的士兵需要得到切实的医疗保障，士兵们也需要对医学科学和卫生知识有一定的认识；同时医学开始军事化，令“医学”与“战争”不再是互相冲突的领域，近代军事医学能够满足专业救治和大规模救助伤员的需要。(61)袁世凯比起前人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发展趋势。在1896年之后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时期，袁世凯就注重近代军事医学的建设。新建陆军在作战部队中设置了随军军医；设置军医局作为管理机构，包括正副军医官2名，其中正医官规定必须精通医学科学的相关知识与技术；(62)制定了医院的条规与军医的考核标准，其中严格规定了军医的职责，以及伤病人员住院时期的管理规范。(63)此外，卫生规范被着重加以强调，新的规章制度对于官兵饮水与饮食的安全规范，以及军队休整地区的选择都做出了具体要求。(64)卫生观念在基层官兵群体中开始得到普及。

1902年，袁世凯在升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后，开始组建北洋常备军，并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军事改革。他引入了西方的征兵制、预备役制以及总参谋部制等，并根据实际国情进行了一些调整。(65)北洋常备军作为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军队，近代军事医学建设得以全面开展。北洋军中各营设置1名军医，并新增了3到4名医役，来协助医生的工作。(66)军医局设置有6名医官，以及6名护兵和40名医兵。在作战时，军医局人数还会酌情增加。(67)1905年，又制定了战地医院章程，建立起分级后送机制。其中前敌医院是这一战地医疗体系的关键一环。北洋各军在战时将规划设置可收容100名伤员的前敌医院6所，下设收伤所和裹札所。6所前敌医院共将包括一、二等军医官8员，三、四等军医官12员，36名司药，60名裹扎夫和90名医役，拥有各层级医疗组织中最多的医务人员。(68)

同时，医院的设施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进，内部设施空间划分已经非常细致。1905年第二镇军医院，建有诊室、药室、浴室、病房，以及病兵讲堂等设施；第三镇还设有手术室，同时医疗器具与设备均较为先进。1909年对第四镇医院的考察，可见其中设有诊疗室、调剂室、卫生材料室、手术室和病室，并且各处均张贴着强调卫生清洁的标语。由于经费所限，北洋军的医疗物资仍然非常短缺，不得不在内科中采用中医治疗方法作为补充。(69)

此外，为了培养军医人才，袁世凯于1902年恢复了因义和团运动而停办的北洋医学堂，并更名为北洋军医学堂，1906年学堂改归陆军部军医司管辖，更名为陆军军医学堂。(70)学堂放宽了入学门槛，有更多的人开始学习医学科学知识。学习内容除了主要关注内科、外科、皮肤科、军阵外科、眼科、耳鼻喉科，防疫传染病科也被设立。(71)同一时期，全国各地开始纷纷建立起军医学堂。除了天津的北洋军医学堂外，还建立起四川军医学堂、广东军医学堂、保定军医学堂(后并入北洋军医学堂)、湖北军医学堂、江苏军医学堂等。(72)近代军事医学教育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

清末的军事医学发展，也受到日俄战争期间的万国红十字会建设的影响。1904年2月，日俄两国爆发战争，争夺中国的东北地区。同月，清廷宣布局外中立。(73)随着战争的进行，东北的局势日益动荡，清朝官员与军队仅能勉守中立，不仅不足以维持地方秩序，更难以救助流离失所的百姓。为解决目前的困境，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在上海创立了万国红十字会。(74)清政府也认为“东各国所立红十字会，虽为医治病伤军士而设，藉前战地、救济难民，实亦推广善举之办法”，(75)并对万国红十字会予以正式承认和官方的支持。(76)

万国红十字会在日俄战争中为救援当地的中国民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包括以营口为中心，在东北多地相继设立了20余个救济中心及红十字会医院；约有13万人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撤离交战地区；同时超过25万人接受了红十字会的物资及医疗援助。(77)其之所以取得如此成，不仅得益于电报、铁路、轮船等新技术的应用，为红十字会的伤员运输、难民救助、通信联络以及医疗救治活动提供了保障，(78)也在于红十字会这一组织体系，能够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救助活动中。在万国红十字会的组织协调下，各地官绅予以积极的配合，在铁路沿线维持秩序，并减免他们乘坐火车、轮船所需的费用；红十字会募集而来的资金与物资也能够积极用于交战区的救助工作，为难民提供饮食和医疗救助。(79)

红十字会在日俄战争中的积极行动，为当时中国的军事医学建设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成功案例。军事医学在关注医学建设的同时，也需要注重建立起一个成体系的组织。这一组织既能组织有序调配军队中现有的医疗资源，同时也要能够动员民间的医学力量，为战时的军事医疗提供保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军立即组建了前敌行军医院，(80)中国近代军事医学第一次在战争中进行大规模实践。这次作战中，在袁世凯的运作下，北洋军根据战争情况，不断征调军医南下，增强战区的医疗力量；并沿京汉铁路设立了多所野战医院，来保障战地救护与分级后送机制的有效运作。同时，袁世凯也动员红十字会组织，为前线调派医生和募捐钱款，以筹备设立战地医院。(81)经过一系列的筹划与运作，北洋军的此次军事医疗实践，在行动规模和治疗效果上是前所未有的，并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82)

结语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近代军事医学的早期发展虽因战争受挫，但至清末已初步形成一个完善的军事医疗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对军事与医学两方面认知观念的转变，符合时代发展的进程，是促使近代军事医学加速成长的两个重要因素。

19世纪后期，中国开始推行军事改革，但对军事与战争的认知仍深受传统观念束缚。不论是湘军、淮军，还是北洋海军，均未充分认识到近代战争烈度空前提升。其结果是，少量的医务人员与屈指可数的医疗机构，难以满足战时的基本医疗需求。甲午战争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红十字会组织在战场上的活跃，向中国官兵、士绅官僚乃至普通民众直观地展示了医疗救助的巨大价值。中国与日本军事医学之间的巨大差距，也令中国军队警醒。此后发展军事医学已成为军队建设的共识。甲午战争之后，随着职业化以及征兵制的推行，中国的军事改革更加深入。随之近代军事医学不仅在制度层面得以确立，更在人员与物资层面得到了切实保障，从而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同一时期，军事医学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医学分支，并深入到战斗中去。受传统医学的影响，很多中国的医生一方面认为自己是文官而并非军事人员，不应被卷入战斗之中；另一方面，作为医生的身份定位，或者说军事与医学两个领域的本质上矛盾，也驱使他们主动远离危险的战场。然而伤病士兵对医疗救助的迫切需求，以及日本军队军事医疗体系在战争中所发挥出的巨大作用，令中国看到了差距所在。此后，军队中的医务人员作为军人参与战争，加上医疗兵等非专业医务人员的加入，使军事医疗体系能够挽救更多生命，在辛亥革命中成功运作，展现其应有的价值。

注释：

①盖布里埃尔、梅兹：《军事医学史》，王松俊译，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②李彬：《鸦片战争中英军事医疗比较研究》，《史林》2023年第3期；孙洪军：《论甲午战争中的清军的战地救护》，《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③张以诺：《现代中国军医的起源：清末新式陆军的军医》，《政大史粹》2020年第35期。

④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16页。

⑤王涛：《清军火器、军制与战争——以旗营与淮勇为中心》，复旦大学历史系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附录第39—41页。

⑥⑧(17)李彬：《鸦片战争中英军事医疗比较研究》，《史林》2023年第3期，第136页，第136页，第137—141页。

⑦李彬：《清中叶新疆驻防八旗军事医疗》，《历史档案》2020年第3期，第122—125页。

⑨(11)(12)(13)(15)盖布里埃尔、梅兹：《军事医学史》，第122页，第138—141页，第101页，第156页，第219页。

⑩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李尚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93—116页。

(14)日本陆军省编：《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陆军卫生史》第3卷第1册《战役》，日本陆军省，1924年，第268页。

(16)张以诺：《现代中国军医的起源：清末新式陆军的军医》，《政大史粹》2020年第35期，第47—48页。

(18)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76页。

(19)周益锋：《晚清海防思想研究》，西北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0—112页。

(20)(28)杨明哲：《李鸿章与近代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布》，《长庚人文社会学报》2009年第2卷第2期。

(21)《医院创立学堂折》，《李鸿章全集》第15册《奏议(十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65页。

(22)《大清北洋海军章程》第1册《船制》，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第3—58页。

(23)《大清北洋海军章程》第2册《官制》，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7辑，第18、19页。

(24)《〈海防报销折〉附清单》，《李鸿章全集》第14册《奏议(十四)》，第33页。

(25)《医院创立学堂折》，《李鸿章全集》第15册《奏议(十五)》，第365页；《北洋西医学堂学规》，《万国公报》第61册，1894年2月，第15页a。

(26)《大清北洋海军章程》第6册《水师后路各局》，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7辑，第12页。

(27)关于北洋医学堂的名称辨析，见贾江溶《北洋医学堂研究(1881—1911)》，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202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9—66页。

(29)《致总理后路转运事宜盛宣怀函》，《袁世凯全集》第3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27页。

(30)(31)孙建军编：《北洋海军官兵回忆录辑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第55页，第72页。

(32)戴乐尔：《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戴乐尔回忆录(1889—1920)》，文汇出版社，2011年，第45页；马吉芬：《他选择了中国：大东沟海战亲历者、北洋海军洋员马吉芬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第122页。

(33)(34)(35)日本海军省医务局编：《日清战役海军卫生史(1—3编)》，日本海军省医务局，1898年，第296页，第329页，第292页。

(36)《医院创立学堂折》，《李鸿章全集》第15册《奏议(十五)》，第365页。

(37)戴乐尔：《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戴乐尔回忆录(1889—1920)》，第58、66页。

(38)M.D.Douthwaite,"Red Cross Work in Chefoo",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l Journal,Vol.9,No.1(March 1895),p.15；《博医会报》第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39)罗尔纲：《晚清兵制》第1卷《淮军志》，中华书局，1997年，第68、77页；王尔敏：《淮军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90页。

(40)王尔敏：《淮军志》，第68—69、76—77页；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第1卷，东京印刷，1904年，第56页。

(41)沈葆桢：《奏覆唐定奎被吁折》，《沈文肃公政书》卷6，朝华出版社，2017年，第1174页。

(42)《附叶军门来电》，《李鸿章全集》第24册《电报(四)》，第276页；《寄译署》，《李鸿章全集》第24册《电报(四)》，第276页。

(43)《附叶军门来电》，《李鸿章全集》第24册《电报(四)》，第276页；聂士成：《东征日记》，中国史学会编：《中日战争》第6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11页。

(44)《致总理后路转运事宜盛宣怀电》，《袁世凯全集》第3卷，第449页。

(45)《覆北洋大臣李鸿章电》，《袁世凯全集》第3卷，第458页。

(46)《营口去电：又李守》，《盛宣怀档案资料》第1卷《中日甲午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55页；《嵩武军统领刘世俊电》，《袁世凯全集》第3卷，第452页。

(47)B.C.Atterbury,"Red Cross Work in Tientsin",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l Journal,Vol.9,No.4(December 1895),pp.214—215；《博医会报》第4册，第224页。

(48)Dugald Christie,"Note of Red Cross Hospital Work in Newchwang",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l Journal,Vol.10,No.3(September 1896),pp.93—94；《博医会报》第4册，第423—424页。

(49)M.D.Douthwaite,"Red Cross Work in Chefoo",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l Journal,Vol.9,No.1(March 1895),p.14；《博医会报》第4册，第14页。

(50)日本赤十字社编：《日本赤十字社史稿》，日本赤十字社，1911年，第1293页。

(51)(53)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德经历与回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5、89页，第84、86、89页。

(52)Dugald Christie,"Note of Red Cross Hospital Work in Newchwang",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l Journal,Vol.10,No.3(September 1896),pp.91—94，《博医会报》第4册，第417—424页。

(54)M.D.Douthwaite,"Red Cross Work in Chefoo",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l Journal,Vol.9,No.1(March 1895),pp.10—11，14；《博医会报》第4册，第10—11、14页。

(55)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论述》，《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35—136页。

(56)(58)(59)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第8卷，第103—105页，第107—112页，第109页。

(57)Reut Harari,Medicine on the Battlefield:The History of Army Medics in Modern Japan,PhD diss.,Princeton University,2016,pp.109—152.

(60)日本陆军卫生事迹编纂委员会编：《明治二十七八年役陆军卫生事迹》第2卷，日本陆军省医务局，1907年，第13页。

(61)Reut Harari,Medicine on the Battlefield:The History of Army Medics in Modern Japan,PhD diss.,Princeton University,2016,pp.327—332.

(62)《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袁世凯全集》第4卷，第77—80、83—84页。

(63)《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二》，《袁世凯全集》第4卷，第151页。

(64)《传知新建陆军各营》，《袁世凯全集》第4卷，第14页。

(65)《厘订营制饷章暨创练北洋常备军折(附营制饷章)》，《袁世凯全集》第10卷，第283—286页；《创设军政司拟定试办章程折(附章程)》，《袁世凯全集》第10卷，第296页。

(66)(67)《厘订营制饷章暨创练北洋常备军折(附营制饷章)》，《袁世凯全集》第10卷，第286—290页，第292页。

(68)《北洋医院预拟设立战地医院章程》，《东方杂志》1905年第9期，第310—311页。

(69)张以诺：《现代中国军医的起源：清末新式陆军的军医》，《政大史粹》2020年第35期，第55—61页。

(70)(72)司徒惠康等：《“国防医学院”院史正编》，第8—9、14页，第14页。

(71)郭秉瑢：《从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校》，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第684—686页。

(73)《清德宗实录》卷525，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丙子，《清实录》第58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948页。

(74)关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建立情况，详见周秋光著《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一书第31—41页。

(75)《希妥筹红十字会事并安插难民由》，《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37册，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3年，第15509—15511页。

(76)《清德宗实录》卷529，光绪三十年四月戊午，《清实录》第59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46页。

(77)Caroline Beth Reeves,The Power of Mercy:The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1900—1937,PhD diss.,Harvard University,1998,p.108.

(78)Caroline Beth Reeves,The Power of Mercy:The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1900—1937,pp.105—108.

(79)《办理红十字会详细情形由》，《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37册，第15647—15658页。

(80)《(附)宣统政纪》卷62，宣统三年九月庚午，《清实录》第60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1140页。

(81)《致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电》《附录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覆电》，《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3—24页。

(82)刘菲夏：《战争与医疗：阳夏战争中的伤员救护》，《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6卷，2021年，第111—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