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一点，我被电话铃声惊醒，是姐姐兰珍越洋打来的电话：父亲于5月6日凌晨去世了。我长跪于地，向家乡的方向遥拜，为父亲送行。当内子宏丽扶我站起时，我已然是满面泪痕。其实我早已有这个思想准备了。今年二月父亲病重，我与宏丽赶回国内，我已经意识到父亲即将走向他生命的尽头。可是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我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确实去了!
父亲是宽容的。对子女，他从不强求我们学哪一行，或是做什么,只要不浪费生命就好，听其自然；对学生，他从不要求别人遵从他的观点。他常说，事事追随先生，不会有什么大的成绩的。做学问，一定要发前人所未发，有自己独到之处。这种无为而治的风格，也许和他早年于北大学习时所受的自由学术风气之熏陶有些关系吧。听父亲讲，早年北大与清华不同。清华进难出也难，而北大是门坎高、墙头低，进北大很难，但进去后，却基本上让学生自由发展。他上大一时，修孟森先生的《明史》,先生每次上课一定点名。一些学生没来，便由其他学生代报，先生知道，也不以为意。快考试了，一个同学问：“孟先生，下周就要考试了，您出什么题目啊?”先生摘下眼镜，向下面看了看说：“今天下面都是‘代表’,人太少。我把题目告诉你们，没来的同学怎么办呢?”下面学生答：“我们可以转告他们。”于是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三道题，说：“就考其中的两道。”父亲从刘文典先生修《庄子》。父亲讲，刘先生上课从来是手(或嘴)不离烟。第一天上课，先生就讲：“我可不懂庄子，我可不懂庄子，我只懂得一点。世界上没有人懂得庄子，懂得一点的人也只有三个，一个是马叙伦先生，第二个是个日本人，第三个就是我。可是他们俩都不如我懂得多。”先生的话引来哄堂大笑。父亲说刘先生很天真，他确实是这么想的，倒不是故作幽默。
父亲从钱穆先生修先秦史，先生说别人都是从前往后讲，我是从后往前讲。钱先生从战国讲起，往上讲。先生并不是面面俱到，但往往一个小问题，就讲几周时间。从如何发现问题，分析史家不同观点，史料中矛盾之处，步步讲授。父亲讲，确实受益匪浅，比简单学一点知识要强多了。父亲说当时很多同学喜欢一下课就围住钱先生自我介绍，问东问西。但父亲从没有去过，只有当写出第一篇论文《晋文公重耳考》后，才拿去请钱先生指教。钱先生对之非常欣赏，提出意见，并亲自修改。从此父亲与钱先生结下了很深的师生友谊，成了“宾驷先生之高足”(汤用彤先生语)。
记得“文革”中，我进了天津第一石油化工厂学徒，当时只有十五岁。父亲只是提醒我不要蹉跎岁月就好了，并不强求我一定学什么。他英语不错，但并没要求我跟他学英语(宏丽多年后曾当面埋怨他为什么不使用家长的权威强迫我学点英语，也省得日后受那么大的罪);他以治史为业，但并不要求我跟他学历史，虽然他也有时作过这种暗示。记得一次康殷先生给父亲寄来一篇古文字研究的论文向他请教，父亲认真阅读后，复信提出意见并给予鼓励。康先生当时身在农村(是被遣送回乡的),只是人民公社社员，他接到父亲的回信非常感激，来信讲：“先生指出我的错误的地方，正是我为之汗颜的，而称赞的地方，正是我最得意之处。我曾寄稿子给商承祚先生，商先生讲下次你把五好社员的奖状寄来就行了。”当时父亲对我说：“这个人很聪明，也很刻苦，如果你能达到他的这个水平，我再给你一些指点，你在甲骨文上就可出些成绩了。”可是我当时哪里听得进去呢，只是一心一意地做着作家梦，一下班就写小说。其实我根本不是写小说的材料(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文学家的),那时一夜一夜地写倒是写出不少，但一拿出去都给“枪毙”了。记得当时《天津文艺》詹岱尔老师和谭成健老师因为认识兰珍，还专门找出一篇我的稿子(我记得标题好像是《朝霞》)好好帮我分析了一通，结果发现逻辑严谨，没有前后不呼应、不合理的情节，但“就是不像小说”。显然，我这个脑子不是搞形象思维的，大概天生就适合写计算机程序吧。宏丽讲我这个人平时稀里糊涂，但写起程序来逻辑却非常清楚，无怪乎今天我能在计算机工程领域小有成就!话说远了。父亲后来与康先生常有通信，“文革”后，当父亲创办南开博物馆专业时，又聘请当时,尚无工作的康先生来南开讲学。后来康先生成了有名的学者，但对父亲仍非常感激与尊敬。父亲常常对我说：“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
父亲人很随和，很少见他与人激辩从而试图说服对方同意他的观点；但同时，他也很固执，你很难让他改变观点。记得“文革”批林批孔之时，在天津市委举办的一个“评法批儒”的座谈会上，父亲发言说，其实先秦以后儒法之争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时市领导某人立即批道：“这种错误观点与江青同志‘儒法之争一直延续了两千年，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指示是不相符的!”父亲当时只是微微一笑，便不再讲话了。“文革”后，一位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对父亲讲，如果您当时争辩一下，现在就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了。父亲笑笑说：“我可没那个胆识，只是不说或少说违心的话就是了。”那时全国都遵从郭沫若先生春秋与战国之交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说法，对此，作为西周封建说的代表人物之一，父亲是有保留的。记得我曾问他，如果从此所有的教科书、所有的教师都是这么讲，你怎么办?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告诉我说：“那我就改行去搞明清史了，我对近三百年学术史也很感兴趣。”我震惊了，父亲搞了几十年先秦史，可以说先秦史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可他居然要改行!
其实父亲对政治是从来不感兴趣的，他时常向我夸耀，称自己上学时左派的学生、右派的学生都来找过他，但都被他婉转推辞掉。一次，一位从中学时代就一直是好朋友的伯伯拉他进诚社，说了一晚上，最后父亲还是一句话，我只想多念念书，结果不欢而散，虽然他们依然是好朋友。父亲解放前多年竞没有参加过一个政治组织。但是“文革”刚开始时；父亲却因为“政治嗅觉极为迟钝”(母亲语),差一点倒了大霉。“文革”是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父亲对姚文元无限上纲的棍子文风与观点不以为然，在《光明日报》的鼓动下，写了一篇“与姚文元同志商榷”的文章，准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校样已经寄来了，被母亲看到，不禁大吃一惊，说父亲：“你怎么这么麻木不仁呢，今天与五七年反右时很像，决不是你说的学术之争!”在母亲的坚持下，父亲立即给《光明日报》写信，谎称文章尚需润色，将原稿索回。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大家都知道后来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文革”后，有一次王连生先生陪同父亲去厦门大学学术交流，听连生先生讲，父亲告诉老友韩国磐先生此事时说：“我老伴儿救了我一命。”
母亲出身不好，出生于一个旧官僚家庭。外祖父张济元将军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他的同学中我听说的有阎锡山、孙传芳、杨宇霆等人),曾经出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参战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大舅解放前是北京(前北平)警界首脑，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三人调处小组到达北京，大舅负责安全保护。当时学生们和平请愿，与警方发生冲突，叶剑英将军抓住大舅的手腕说：“今天如果死了一个学生，我拿你是问!”大舅向叶将军保证，不会有流血事件发生。大舅命令所有的军警下刺刀、退子弹，结果没有一名学生伤亡，反倒是警员中有不少受伤的。北京和平解放，大舅随傅作义将军放下武器，也算起义人员，但很快就按历史反革命逮捕入狱了。另外母亲还有一个弟弟解放前夕去了台湾，一个妹夫1957年被打成右派，另一个弟弟“文革”中自杀身亡。所以，她总是心有余悸，成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总怕运动来了，又要受到冲击。在多年压力下，母亲身心受伤，久病在家，父亲对母亲的照顾无微不至，多年来从无怨言。他们老夫妇的感情，用兰珍的话说是“平如水，甜如蜜”,虽然从来没有如火的热烈，但像醇厚的陈年老酒，很有味道。
我在美国与宏丽一起努力，经过艰难的数年奋斗，于1994年终于取得了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1995年又加入了著名的惠普公司(HP)。记得1996年我去日本出差，回家看望父母时，父亲说我给你讲个历史故事。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之姐看上大臣严子陵，刘秀于是想让子陵休掉妻子与其姐成婚。严子陵坚拒道：“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不禁失声对屏风后的姐姐说：“阿姐，媒不成也!”我当然知道父亲是希望我不要忘记与我多年来患难与共的妻子，就回答说：“爸爸放心，我不是陈世美。”父亲讲：“我也知道你不是，但有些人往往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我阅人广矣，这类事历史上、现实中见得太多了，我只是给你提个醒罢了。”
我这个人脾气暴躁，毛头火性，受不得委屈。记得在工厂学徒时，有人常借开玩笑占我便宜。一次，一个人打我头一下就笑着跑开了，大家也都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拾起一块方砖砍过去，砸在他拿的扁担上了，从此没有人再欺负我了。父亲对我这种处世方式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没涵养不是英雄行为，反倒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危险。他告诉我1966年附中红卫兵来抄家，当时父母都受到她们的侮辱，他们最担心的却是怕我回家来，与她们撞上，受不了她们的侮辱和她们拼命，那样后果会不堪设想。父亲常给我讲一个故事，“文革”中南开师生到“七零四七”地铁工程去劳动，中文系朱维之先生当时已经六十五岁了，身体虚弱，也不太会干活。用铁锹挖河是很艰苦的工作，年轻人也会吃为的，更何况六十五岁的人呢?当时一位工宣队的师傅大骂朱先生笨蛋，挣这么高的工资，这点活都干不好。父亲说朱先生并没有恼怒，也不与之争辩，只是一笑置之。父亲讲这就是涵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这么做的。反之，父亲讲他的好友、老同学北大教授汪籛先生，人很正直，疾恶如仇，学问很好，也很聪明，但就是毛头火性，这在老同学中是有名的。“文革”中他因为受不了红卫兵的侮辱，自杀身亡了。我对父亲说汪伯伯有知识分子的骨气，可谓士可杀不可辱!汪伯伯被迫害身亡，这不是他错。父亲说，我同意，但你有没有想过，有时活着比一死更难些，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毅力。韩信当年如果不能甘受胯下之辱，也不会有后来的成功。说到汪先生的脾气，父亲曾给我讲过一段鲜为人知的趣事。当年在宝台山读研究生时，父亲与周法高、殷焕先、汪籛诸同学同住研究所的图书室。汪先生很刻苦，一夜夜地念书，写卡片写了一抽屉，全是用毛笔写的绳头小楷，但玩起来也是“奋不顾身”,一进城打桥牌有时数夜不归。回来一看，老鼠已经在他的卡片中下了一窝小耗子，卡片自然全部咬碎了。他只好又重新开始，一张张地写起。汪先生比较邋遢，汤用彤先生嫌他不整洁，要他搬到其他房间去住。父亲告诉汪籛：“汤老头儿(同学们尊称汤先生老头儿)嫌你太邋遢，要你搬出去呢。”汪籛一听就火了，说：“不行，凭什么让我搬走?我找他去。”父亲说：“你不要去。”他说：“我就是要去。”破门而出。一会儿汪籛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笑着回来了。父亲问：“你真去了?”他讲，我去了一脚就把门给踢开了，把老头儿吓了一跳。汪籛说：“汤先生，我不搬走，我开始要潜心工作了，这里看书方便，也可与他们互相讨论，我不搬!”汤先生说：“不搬就不搬吧，这是怎么了?”汪先生顿觉语塞，无话可说，灰溜溜地跑回来了。父亲只有叹气：“你这个脾气什么时候才能改一改啊。”
谈到宝台山上联大图书室，使我想起父亲讲过的另一段趣事，因为涉及数位当时学界的名人，不得不实录于此。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建校的。当时南开自认不如其他二校，凡事退让一步，与两校关系都还不错。但北大、清华却是互不服气，常常有些小的摩擦。当时北大罗常培先生是联大中文系系主任，清华冯友兰先生则是联大文学院院长。一天，清华闻一多先生来图书室看书，找到两本书，向图书室管理员、父亲的师弟王达津先生登记要借走。达津先生说，罗先生有规定，所有图书借出，一定要经过他的签字才行。闻先生很意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原以为那只是为学生做的规定，教授们则不必呢。”当时气氛有些尴尬，父亲讲在旁边看着闻先生的脸逐渐变红，突然闻先生暴发了：“罗先生混蛋!学生借书需要他签字，怎么教授借书也得他签字?况且这些书都是清华的图书(北大图书大多沦陷在北平了)!”当时在场的另一位清华的教授(可惜我没有记住那位先生的姓名)赶紧过来把两本书接过来说：“闻先生，你先回去。我去找罗先生签字，一会儿就给你送过去。”他把闻先生劝走后，感觉情况严重，马上到隔壁冯友兰先生家告知刚才发生的事情。不一会儿冯先生就赶来了，他对达津先生讲：“达津兄，闻先生不应该这么讲话，我们就这么点书，没有统一管理怎么行呢?罗先生是对的。但是，现在两校间已经有些矛盾了，这件事咱们下边的人(其实冯先生根本就不是“下边的人”)给遮掩一下，就不要告诉罗先生了。”北大教授吴晓玲先生当时是中文系的助教，说：“闻先生骂我们老师，就是骂我们，咱们找他去!”罗先生说：“不用了，他们知道怕我就成!”
闻先生是著名的楚辞专家，他为人正直，提携后学，当年对父亲十分欣赏。上次回国，在父亲的一篇未刊稿上，我还看到闻先生写的眉批。听父亲回忆，在一次长谈之后他曾问父亲：“Mr.Wang,我最后再问你一句，英语你还学不学?”父亲答还在学。闻先生很高兴，鼓励道：“好了，Mr.Wang,你走的路完全对了。”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教授们生活很困难。闻先生学问很好，但不太会过日子，每月到后半月常常捉襟见肘。陈梦家先生的夫人赵荦蕊先生对父亲讲：“我们和闻先生闻太太不同，每月初，我先把粮食买齐，以后量入为出嘛。”其实无额外收入的教授当时生活是很清贫的，父亲讲冯友兰先生曾开玩笑说：“哪一天我也搞一个副业，出去摆个卦摊，给人算卦。”(旧社会算卦的，往往在卦摊前面挂一招牌上写：“大哲学家某某，为君指点迷津”,而冯先生却是真正的大哲学家!)
罗常培先生学问很好，但有些跋扈。父亲当年与前辈学者顾颉刚先生关系很好，两人经常相互通信探讨学术问题。一次顾先生把他们通信中的学术讨论在一家刊物上发表，刚巧被罗先生看到，他很生气。好像是父亲好友，老同学任继愈先生(也许是另一位老同学李埏先生)来给父亲报信说：“你和顾先生通信，罗先生知道了大发脾气。你赶快到罗先生那里去一趟吧。”父亲赶紧到罗先生家。罗先生对父亲讲：“你怎么能和他来往?你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北大的叛徒!你如果和他往来，就不要在我们这里念了。”父亲只有唯唯。父亲立即给顾先生写信，请顾先生今后不要再把他们的通信在外边发表，因为这会引起有的先生不高兴。父亲并没有告知是谁。后来顾先生给父亲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说：“你不说，我也知道是谁。”顾先生非常感慨，说：“人出名太早不是好事，我一生与人为善，从未与任何人作过对，但还是招来不少嫉恨。”父亲当然继续与顾先生通信，直到解放后我在家时还读过两封顾先生写给父亲的信，是谈父亲推荐他的研究生李民先生去给顾先生当助手的事。顾先生、冯先生、罗先生、闻先生都是一代学术巨擘，但从父亲的讲述中，感觉他们也都是活生生的、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文革”中我十五岁进工厂，工作了八年，也算是个过得去的电焊工吧。“文革”以后恢复高考，1978年我考入南开历史系，进入史学领域。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讲：“你爸爸这么多书，你和你姐要是没有一个搞历史的，将来这些书留给谁呀?”1981年我又考上了研究生，从泽华师研究阶级关系史，以后又留校执教。治史八年，我写出六篇论文和一本书(《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与刘泽华先生、汪茂和先生合著)。唯一遗憾的是，八年间，竟没有和父亲合作写过一篇论文、研究过一个课题。我那时很虚荣，总怕人讲我搞历史是沾老父亲的光。认为“藉父之名，非英雄也”。其实，现在想想实在是太不能脱俗了。就算我是“藉父之名”,so what?!而我最后还是当了史学战线的“逃兵”,1987年秋我即追随内子远赴美国，以后又彻底改了行，学了计算机工程。我改行主要是因为宏丽所在的学校(后来也是我在美国的母校)新墨西哥理工学院没有文科。没想到我一学计算机，居然有了兴趣，就再也不能回头了。但从研究中国古代史改行搞计算机谈何容易?尤其是我没上过高中，所以数学不行；上大学时外语又是日语，所以英语也不行。用宏丽的话讲是：“先天不足，后天又营养不良。”宏丽把家里所有的东西，从冰箱到桌椅板凳、门窗，全部写上英文标签，美国朋友来我们家，看到这些都觉得非常好笑。在数学上，宏丽帮我补习，从线性代数到微积分，最后连偏微分方程都学了。那时日子是艰苦的，冬天家里舍不得开暖气，一说话全都是哈气，就这样在台灯下一直念书念到深夜。为了挣学费，我在学校的食堂里洗过碗，在纽约的“人间地狱”(中餐馆)里跑过堂，在拉斯维加斯一间工厂里烧过电焊，还在一家修车行里修过汽车。记得出国之前，父亲与我促膝长谈，指出我常常爱低估未来的困难，告诉我：“你们是选择了一条十分艰苦的道路。别的不用说，三十岁才开始学说话，本身就是一道很难逾越的障碍。”十余年来，父亲虽然远在天边，爱莫能助，但每次来信，总是给我们以鼓励，并为我们取得的每一点小成绩而由衷地高兴。辛勤的劳动最终结出了果实，我们全部顺利地拿到学位，并在美站稳了脚跟。今天，宏丽已成为美国一所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而我也成了著名的英特尔公司的资深工程师。十年间，我已在计算机工程领域有了九项发明(其中五项专利已被美国专利局批准，另外四项尚处于审批过程中)。记得一次回国，父亲拿出一叠纸给我看。我一看，居然是他多年来为我们作的一个年表。到底是搞历史的!上面我哪年哪月去美国，哪年哪月去纽约打工，什么时候考过TOEFL、GRE,何时正式上的研究生，宏丽何时拿到博士学位，我何时拿到硕士学位，全都记得清清楚楚。在1990年3月上父亲画了一道红线。父亲说你于此时从拉斯维加斯的工厂回到新墨西哥理工学院开始学计算机，这是你在美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你们虽然困难还很多，但毕竟知道要走什么路，想做什么了，也就是说进入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了。我对没能继承父亲的事业、坚守史学领域总是有些内疚，当我对父亲言及此话题时，父亲倒觉得没有什么,说：“你就在计算机领域好好干吧，行行出状元嘛。”
去年夏天，我接到一个重大项目，设计一个CAD软件对温度在CPU中对电子迁徙(Electromigration)的影响进行分析。它的分析结果会给CPU设计工程带来很大帮助，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无火”。所以起这个名字有两层意义：
第一，由于它的分析，CPU中很多部分会被发现并没有假设的那么热，所以不会成为问题：“CPU虽然很热，但还没到着火、烧毁CPU的程度。”第二，经过它的分析，大量原先被认为有问题的电阻会被证明不是问题，CPU设计工程师们也就不需要重新设计这些电路，从而使不能按期完成的工程提前完成。“无火”是告诉他们：“别惊慌，没着火呢!有我来帮助你们。”同事George建议说：“如果令尊能够为我们的项目写个标题，那就是我们的荣耀。”我去信询问，父亲欣然应允，以年逾九秩之高龄为我们的项目写了标题(见附件),而这两个字、也成了父亲最后的墨迹!
父亲去世时，我们的项目正处于最后调试阶段，我每天工作到深夜，周末也去加班。我的老板及我的老板的老板来到我的办公室慰问，在感谢之余，他们劝我一定要注意身体。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做出来，这上边有我父亲的墨迹，这是我对父亲最好的纪念!”我们的项目提前完成了，并被使用在当前世界先进的“安腾系列”(IPF)中最新一代微处理器的Reliability Verification（RV）过程里。看着父亲写的字，我好像看到他在对我微笑。
父亲去了。他安静地走了，没有遗憾地走了。他累了，他为我们操心了一辈子，现在要去休息了。此时此刻，我翘首长天，不胜唏嘘。爸爸，你走好……
2005年7月30日凌晨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云杉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