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哲先生走了，93岁虽已是松年鹤寿了，但还是没想到“走”会来得这么突兀。“五一”长假前中央电视台来校采访，我还谈起玉哲师这位西南联大的老人，不想过节后竟成永别。
1979年9月，历史系决定开设文物博物馆专业，请玉哲师挂帅。当时从中国近代史教研室抽调了我，从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抽调了傅同钦、傅玫，组成了一个筹备小组，着手规划专业的定位、课程开设、人才培养规格以及文物等教学设备。文博专业虽与传统的历史学有密切联系，但毕竟是一个多元化学域的应用性学科，加之我国学术封闭多年，对国外博物馆学的发展茫然不知，到底怎么办文博专业，心中无底。此时，玉哲师作为创业人的压力可想而知。正如后来他回忆说：“当时真是一穷二白，困难重重。最需要的专业人才没有，必备的文物仅有历史系的少量陈列品，够得上所谓‘文物’标准的只不过一二件。所以，我们创办专业完全是白手起家，并且史无前例可循。”难题如何破解?玉哲师拿出孔夫子的“每事问”遗训，带我们走出校门，到外单位取经。他先是在天津调研，后又带我们赴北京一一走访国家文物局、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玉哲师年近古稀，一起和我们挤公交车，一起用脚步丈量北京的街巷，城东城西，楼上楼下，遍访文博界人士，谦恭求教，揖而求授，总算得到了各有关方面的理解与支持。中国高等学校的第一个文博专业从此走上奠基之路。1980年文博专业正式成立，并第一次招收本科生，玉哲师是首任专业教研室主任。
新办专业当务之急是师资。几十年的从教经验使玉哲师格外看重师资队伍的建设。他一方面让我和两位傅老师分别担起专业基础课的重担，并派我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进修博物馆学；另一方面先后从校外调人有文物博物馆经验的实际工作者来校任教。与此同时，他还从文博界聘请了著名专家傅振伦、史树青、李学勤、李辉炳等担任兼职教授，成为一支编外教学骨干力量。为了教学急需，他还不拘一格延揽人才，当时治古文字学者康殷(大康)先生致函请赐教席，其时，康殷还未从厄运阴影中完全摆脱，没有公职，没有工资，生活拮据。玉哲师赏识他的研究特长，不顾可能招致的蜚短流长，决定请康殷讲授古文字学。从此，康殷走出北京香山煤厂街那低矮小屋登上大学讲堂，这对康殷无论学术还是生活都可谓是新的契机。后来，他成为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中央文史馆员。玉哲师总是以宽阔的胸怀和善良的心肠待人行事。正因如此，文博专业创建初期才汇集一批人才，奠定了最初的专业基础。
玉哲师是一位有声于时的古史学家，头脑中不只有商彝夏鼎、金文甲骨的情结，他的脉管还奔涌着对教育和后学绵绵不息的爱。创办文博专业可以说是他人生的压卷篇章。他以服众的人格和学识、老而弥笃的敬业精神，为中国文物博物馆专业培养了第一批高层次专门人才，为今日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开一代学风，立一代教育基石，也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办学思想。他的德行风范嵌刻在当年的亲炙者心中，也流淌在后学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