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史学集刊》2026年第2期"文明与国家理论探讨笔谈"。

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１]但关于文明概念的争论一直在持续。在当前的语境下，文明是一个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都在使用的名词，同时也是一个日常用词，使用范围极广。各学科、各领域都按自身需要对其加以界定，形成巨大分歧，本文拟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角度讨论文明的概念与标准。

一、文明概念及其演变

文明一词，来自我国古典文献，但古文献中的文明概念与当前文明的概念含义并不相同。讨论文明概念，至少要分两个阶段，一是中国古代典籍语境下的文明概念，二是近现代学术语境下的文明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化自身概念，后者是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术语的结果。

(一)原生语境下的文明概念

文明一词在先秦文献中即已出现，一直应用到明清时期。在先秦文献中，文明有三种含义：一是描述自然现象及其社会意义，如《易经·乾》中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记载，[２] “见龙在田”是天象，文明是顺应天文规律建立的社会机制；[３]二是描述制度或社会特性，如《易经·贲》中有“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４]的记载，用“文明”形容人类社会状态；三是描述个人品德，如《尚书·舜典》中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５]的记载，用“文明”描述舜的品德。

秦汉以降，“文明”一词主要用于四个方面：一是指个人品德与技能，如《后汉书·杜笃传》称杜周“杜氏文明善政”，[６]是言杜周熟悉法律条文。二是指时代昌明，如《后汉书·刘陶传》言：“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７]三是指良好的政治制度，如《旧唐书·礼仪志》：“朕以薄德，祗膺宝命，思阐文明，广被华夏。”[８] 四是表达华夷之别，如《明世宗实录》：“皇祖太祖高皇帝，肇创洪图，奠清宇宙，扫除腥秽，复我文明。”[９]

在传统语境下，文明是一个不断演化的概念，由星象、文彩发展出表达个人品质的文雅、明察之意，也发展出表达社会属性的教化、文教、制度优越等含义。[１０]从史学角度而言，文明主要指社会教化昌明、制度优越、礼仪完备，表达的是含有对比意义的良好社会状态。

(二)文明概念的引入和演化

目前国内所使用的“文明”一词，是对西方“Civilization”一词的翻译。分析这一问题，也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Civilization”在西方语境下的演变，二是“Civilization”与汉语中“文明”的对译、使用和演化。

 “Civilization”的词源是“Civil”，“Civil”从14世纪开始出现在英文当中，最初被用作“市民的或与市民有关的”意思。[１１]civilization 直到18世纪才正式出现在法语中，含义是“与他人交往和交谈时真诚、文雅、礼貌的行为举止”。[１２]从18世纪末期开始，“Civilization”得到了普遍的应用，经过发展，“Civilization”演变为既可表述优雅的礼仪与行为，又可表述社会秩序与知识体系。在目前，“Civilization”既描述一种开化的社会状态，又描述与野蛮、未开化的对比，[１３]同时包含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内涵。

“Civilization”一词的发展，也与欧洲学者对世界各地族群及其社会划分联系在一起。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者把各地社会划分为蒙昧、野蛮、半文明、文明四个等级，[１４] “Civilization”被用来表述特定的社会形态，比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用“Savagery”(蒙昧)、“Barbarism”(野蛮)和“Civilization”(文明)三个词描述人类社会的发展状态。[１５] “Civilization”既表述特定的社会状态，又包含明显的对比内涵。

随着西学东渐，“civilization”一词传入东亚，学者开始用汉字翻译这一概念，“civilization”曾被译为“教化”“开化”“文雅”“文教兴盛”“政教修明”等词语，最终被定为“文明”。

最早把“civilization”译为“文明”的是西方传教士，^[１６]但没有被关注。中国知识分子很早就接触到“civilization”一词，但没有将其译为“文明”，如郭嵩焘即用音译并对应“教化”。[１７]日本学者用“文明”对译“civilization”，表达开化的制度和文化。此后中国学者也开始使用“文明”概念，如梁启超、严复都曾在著作中使用“文明”一词，^[１８]但在19世纪末之前，中国学者对“civilization”与“文明”的对译并没有完全接受。

对文明一词的接受过程，也是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受过程。鸦片战争以后，虽然西方势力侵入中国，但当时中国人在思想上却认为西方在制度和文化上并无领先之处，先是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继而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接受西方科技而不接受其制度和文化。所以对于“civilization”所译文明概念的接受，主要是接受“文明”概念中与野蛮相对比的含义，而不接受其社会形态含义。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败于被认为是文化附庸和蕞尔小国的日本，中国学者大受震动，从此开始接受西学并反思传统文化。用以反思传统文化的诸多概念中，“文明”是重要的一个，[１９] “文明”概念得到广泛传播。到20世纪之后，“文明”既是一个表达社会形态的词，又是一个表达先进文化的词语，同时也是表述社会理想的词语，是社会变革追求的目标，在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２０]也有学者认识到由于包含有对比属性，用“文明”表述时，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劣势，因此主张用“文化”替代“文明”。[２１]

中国学者对“文明”概念的接受，是与对西方文化的评判、选择及改变中国贫弱现状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对“文明”概念的阐释和使用，不是单纯对应西方文本中的“Civilization”概念，而是加入了救亡图存的愿景。所以，在中国语境下，“文明”概念的内容更加复杂，所包含的内容超出了西方语境下的“civilization”。可以说，当前汉语中的“文明”是一个泛化的概念。

(三)文明概念的多重内涵

“文明”被赋予多方面的内涵。在当前的语境中，文明一词的内涵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描述性的，主要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对社会状态的描述，指达到一定发展高度的人群和社会，如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玛雅文明等，在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主要是使用此种含义；第二种是特定生业形态或生存环境造成的社会形态，如农耕文明、游牧文明、草原文明、绿洲文明等。第二个层次是形容性的，可以分为三种含义：第一种是表示更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形态，这时文明常常有形容词属性，如文明时代、文明国家等；第二种是表达社会个体经过塑造后呈现出的品性，指有教养的、文雅的行为及其模式，如文明礼貌、文明人等；第三种是价值取向的正面判断，指正面的、先进的以及正义的、合理的事物，如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等，本身带着强烈的价值导向和判断。[２２]

在“文明”的诸种含义中，除了表达生业和环境差异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主要是描述意义外，无论哪种“文明”概念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比较色彩。文明概念所具有的这种比较色彩，使得“文明”很容易被理解为是一个单纯表达正面、先进意义的词，如“文明与野蛮同时共存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之中，由于二者的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文明不断克服蒙昧与野蛮，才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更高的文明”。[２３]就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而言，文明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阶段或者形态而言，其所表现出来的对比属性、价值判断属性是次要的。但要注意的是，在历史学和考古学视野下，这种比较属性是暗含的、难以剔除的。

二、关于文明标准的讨论

关于文明的标准，争议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导致分歧的重要原因，是对文明与国家两个概念的关系认识不同。有学者认为文明形成与国家形成是同一过程，国家是文明的本质特征；有学者则认为文明与国家应该区分对待，文明和国家对应的研究对象和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文明与国家的关系

根据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２４]的论述，有学者把国家作为文明的标志，如苏秉琦认为：“关于文明起源的概念或定义， 如果从人类社会到了原始公社制末期，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分化，阶级矛盾的激化，最后导致国家的出现，文明也就诞生了。 这大致是没有什么争议的。”[２５] 这种观点影响较广，许多学者坚持国家形成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２６]认为“文明可以简明地定义为国家出现以后的社会”。[２７]

也有学者认为文明与国家应区分开来。他们认为把国家视作文明的标志是对恩格斯的误解，认为恩格斯只是强调文明的阶级属性，而不是将国家形成作为文明的标志，私有财富的出现才是文明最重要的标志。[２８]他们认为文明概念是侧重财富、技能和精神内容而定义的社会阶段，国家则是侧重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而定义的社会形态，[２９]二者有明晰的分界。

虽然学者对文明和国家关系的认识不同，但在研究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时，所考察的内容却大致相同。所以，在单纯界定概念时，文明和国家能区分得很清楚，但在研究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具体实践上，则无法把二者清楚地分开，即使强调文明与国家不能等同的学者，有时也会把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的标志，如王巍主张把文明与国家区分开来，提出“将文明完全视同于国家，则既不利于对文明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也不利于对文明起源与发展做多角度、多侧面的考察”，[３０]但在讨论文明标志的时候，他又认为“任何文明尽管其文化发展的表现会各有不同， 但无一例外都是以权力的强化和其结果——国家的出现作为基本特征的”。[３１]

(二)文明的标准

关于文明的标准，学者已有多种意见。戈登·柴尔德提出以“城市”出现作为文明的标志；[３２]克拉克洪提出以“城市、文字和礼仪性建筑”三项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志，具备其中两项以上即视为进入文明；[３３]夏鼐主张都市、文字和青铜器是文明的三项标志。[３４]有学者根据中国早期历史的状况，提出了新的文明标准，如张光直提出以“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复杂礼仪中心”六项作为中国文明的标志；[３５]杨锡章认为农业产品剩余、强制性社会机构、社会管理阶层、专业生产人员是文明的主要标志；[３６]李伯谦以大型聚落为中心，把大型聚落的规模、防御设施、公共礼仪建筑、等级化墓葬、手工业和仓储设施、王权与军权象征物、聚落居民复杂化、聚落群等级化等作为考察文明的因素；[３７]朱凤瀚将都城、王陵、青铜器、文字作为文明的四个因素；[３８]王巍提出社会分工及生产专业化、阶级分化并出现王权和礼制、城市和大规模公共设施、公共权力等四项作为文明社会的标准，[３９]后来又进一步细化为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手工业专业化、社会分化并形成贵族阶层、等级化社会结构和王权、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暴力与战争成为常规化、区域性政体和官僚管理机构等八项标准；[４０]李禹阶把“血缘性纽带所联系的聚落组织、 早期国家所赖以凝合的祖先神崇拜、 世俗化王权等”作为中国早期文明标志；[４１]彭邦本提出君主世袭制是文明形成的标志；[４２]许鹏飞把阶级、强制性的权力和王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的标志。[４３]

以上只是大致的总结，因为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中把文明与国家同等对待，所以很多关于国家形成标志的讨论，其实也是关于文明标志的讨论，[４４]可一并纳入研究视野。不过在吸收相关成果的时候，还是应该区分研究主题是文明还是国家。

(三)文明标准的普适性与操作性问题

上述的文明标志，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个是普适性，另一个是可操作性。在早期研究中，学者注重可操作性，将文明的标准物质化，提出诸如城市、文字、冶金术等具体标准，简单明了易操作。但这些标准的普适性不够，许多高度发达的社会难以按这个简单的物化标准考察，如印加帝国虽然很发达但没有文字，很多游牧族群即使进入国家阶段也很少有城市。

为解决普适性问题，学者尝试用社会性标准替代物化标准，提出用阶级、王权、强制性等社会因素作为文明的标准。这些标准的普适性较强，但在具体研究中需要对考古学资料进行提炼和阐释，将具体的物质现象上升为制度、文化和观念，操作难度大。

在普适性和操作性发生矛盾时，应把普适性置于优先的位置。对文明概念和标准的讨论，本质上是讨论社会属性和形态，一个社会的属性和形态，更多是由人自身的生产能力、组织形式、资源配置方式和思想观念所决定的，所以通过社会因素考察更为合适，如朱凤瀚所说：“文明既是指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概念，则它不等于若干考古学文化现象的集合。如果说文明的因素，也应该是指社会因素。”[４５]

以社会因素为标准，会带来操作性的问题。社会因素不具有直观性，需要从考古获得的物质资料中提炼出来，如何从物质资料中提炼出社会性因素则需要探讨。关于物质文化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就学者提出的城市、金属、文字等标志，我们可以做以下对应分析。

城市对应的是社会分工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只有在人口、财富达到一定规模，社会分工达到一定程度，人们能够合理有效地进行社会资源配置时，才可能出现城市，城市本质上是社会分工和资源配置的综合体。即使一个社会没有出现城市，但如果形成了复杂分工和完善的资源配置体系，也可以产生复杂的社会制度，如斯巴达在组织形式上虽是一个由众多村落组成的共同体，但已经进入国家状态。斯巴达之所以能进入国家形态，主要原因还是其发达的分工和资源配置体系，斯巴达公民是职业战士，不从事生产和贸易等工作，这就要求斯巴达进行严格的分工和建立有效的资源配置体系。

金属对应的是效率，包括生产、战争与强制性等多方面的效率。金属发挥作用最大的是战争领域和强制性领域，在木、石武器时代，冲突各方的武器效率相差不大，都难以取得压倒性优势。金属武器出现之后，一方面是技术门槛提高，能够获得金属武器的是少数人，冲突各方出现装备上的优劣差别，拥有金属武器的一方获得巨大优势；另一方面是暴力效率大大提高，拥有金属武器的一方可以实现快速征服。于是，武力征服逐渐发展成威慑效应，可以通过威慑而不是实际战争，迫使弱势一方选择屈服。利用武力开拓疆域、整合部族、管理社会得以实现，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等级化和制度化。

文字对应的是知识阶层的成熟和专门教育体系的建立。文字的创造和使用是很困难的事，从世界范围看，很多族群已经熟知相邻人群使用文字的情况，但最终未能发展出自己的文字。因此，文字的出现，必然是社会发展到足够高度，形成成熟的知识阶层后，才能完成的创造。文字技能无法通过日常生活获得，只能经过专门的训练，文字的出现和成熟，背后对应的是专门的文化培训机构或体系。

城市、金属、文字可以转化为社会分工与资源配置、行动效率与社会强制性、知识创新和培训体系这类社会因素，与之对应的也就是分工与等级、强制性权力、礼仪规范等内容。文明的物质化标准和社会化标准是可以互相对应和互相支持的，总结物质资料与社会性因素的对应范式是探讨文明概念与标准的有效方式。

结　语

综观人类历史和学者对文明的探讨，可以看到，无论是物质化的城市、金属、文字还是社会性的等级、王权、强制性，都是人类根据自己的知识体系和预定目的构建起来的，因此文明概念的核心因素是“人为构建”。从人类发明农业开始，即不再是单纯的资源获取者，而是具有了生产者和占有者的身份；从构建起天文、数学、历法、建筑等知识，即拥有了自然知识总结者的身份；从构建起艺术、宗教、诗歌，即拥有了社会知识制造者的身份；从构建起身份、等级、头衔、制度，即拥有了社会形态塑造者的身份。当群体拥有了社会形态的塑造能力，即进入文明。当人们把社会塑造能力与强制性相结合，把有意识构建起来的社会形态稳定下来，即进入国家形态。当人类能够通过制造出来的知识塑造和维持特定的社会形态，即进入文明阶段，而国家是文明的高级阶段，是武力成为维护和改造社会形态的常规力量之后的阶段。

  作者简介  

徐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甲骨学、先秦史。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托项目“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演进模式与机制研究”(21@WTC002)

[１]参见常怀颖：《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国家起源研究述评》，《四川文物》，2016年第1期。

[２] (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一《乾》，(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页。

[３]冯时：《观象授时与文明的诞生》，《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４] (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三《贲》，(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7页。

[５] (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三《舜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5页。

[６]《后汉书》卷八○《文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09页。

[７]《后汉书》卷五七《刘陶传》，第1846页。

[８]《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20页。

[９]《明世宗实录》卷一二三，嘉靖十年三月丙戌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版，第2939页。

[１０]林剑鸣：《如何理解“文明”这个概念》，《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

[１１]易建平：《从词源角度看“文明”与“国家”》，《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１２]刘健：《“文明”概念的内涵流变及其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6月19日，第6版。

[１３] [英]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96页。

[１４]参见郭双林：《近代英美等国文明等级论溯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１５]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17页。

[１６]方维规：《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史林》，1999年第4期。

[１７] (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9页。

[１８]严复：《天演论》，王庆成等编：《严复合集》第7册，台湾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年版，第124－125页。

[１９]方维规：《“文明”概念与“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8月30日，第6版。

[２０]参见刘文明：《19 世纪中叶前中国与欧洲的“文明”观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戴圣鹏：《试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概念》，《哲学研究》，2012年第4期；高力克、顾霞： 《“文明”概念的流变》，《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２１]参见黄克武：《从“文明”论述到“文化”论述——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转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２２]参见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 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２３]参见孙奎贞、席文起：《关于理解文明概念的方法论问题》，《东岳论丛》，1983年第5期。

[２４] [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5页。

[２５]参见白云翔、顾智界：《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

[２６]参见王震中：《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的理论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3期；易建平：《从词源角度看“文明”与“国家”》，《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许鹏飞：《文明标准的再讨论》，《东方博物》，2021年第1期。

[２７]彭邦本：《早期文明时代形成标志的再认识》，《齐鲁学刊》，2022年第1期。

[２８]林锋：《恩格斯文明标志观的重新解读》，《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

[２９]彭邦炯：《重提“文明”与“国家”的概念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201页。

[３０]王巍：《谈谈文明与国家概念的异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第1辑，第1页。

[３１]王巍：《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进展》，苗长虹主编：《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1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３２] [英]戈登·柴尔德著，安志敏、安家瑗译：《考古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1－101页。

[３３]参李学勤：《五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与古代文明研究》，《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３４]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5年第8期。

[３５]张光直：《古代中国及其在人类学上的意义》，《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

[３６]白云翔、顾智界：《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

[３７]李伯谦：《关于文明形成的判断标准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辑)——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5－19页。

[３８]朱凤瀚：《试论中国早期文明诸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文物》，2001年第2期。

[３９]王巍：《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求是》，2020年第2期。

[４０]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４１]李禹阶：《文明与早期中国文明》，《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1期。

[４２]彭邦本：《早期文明时代形成标志的再认识》，《齐鲁学刊》，2022年第1期。

[４３]许鹏飞：《文明标准的再讨论》，《东方博物》，2021年第1期。

[４４]参见王震中：《文明与国家：东夷民族的文明起源》，《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４５]朱凤瀚：《试论中国早期文明诸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文物》，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