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一个历史工作者，毕业后所在的主要工作单位也是南开大学。迄今，我从事历史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已经超过了四十个春秋。兹值南开学校成立百周年及南开大学成立八十五周年之际，众多南开师生和校友纷纷兴趣盎然地回顾校史和自己的成长史，我受此感染，不禁想起了过去四十多年中个人治学生涯的一幕幕往事。
一
1942年岁首，我出生在河北省农村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前清的秀才，一生的主要工作是在小学中任教。父亲高小毕业后，跟从伯父学会了诊治家畜疾病的技术，是一个在乡间数十里内享有盛名的兽医。家庭的影响，使我自幼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父亲希望我长大后也从事他所挚爱的兽医工作，我对此不感兴趣，而自己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因此，在小学至高中一年级，我实际上是对各种知识胡子眉毛一起抓。虽然有时似乎重视自然科技知识(至今我清晰地记着上小学时主动背向太阳往空中喷水以验证老师所讲虹霓成因的情形),有时似乎重视音乐(在小学读书期间，我不仅苦练得能准确唱出各个音阶，被音乐老师打出100分的高分，而且自修了简谱知识，拿起一首新歌篇，不用老师教即可独立演唱),又有时似乎重视数学(在初中阶段，曾用一年时间快速自修完毕要求在初中三年中学完的代数、平面几何等全部数学课本；到了初中二年级，要求在高中阶段学习的三角、立体几何等全部数学课本，我也自学了一遍),还有时似乎重视文科(高中一年级以前，《三国演义》、《水浒传》、《三里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古代与现代名著,读了许多部),但总的说来，是各门功课齐头并进，每学期的考试都争取全优(无论最初的百分制，还是后来的五分制，都求满分)。直至1959年升入高中二年级以后，因为考虑到升大学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仅适于报文科，这才渐渐自我要求把学习的重点定在文科。供教师用的高中文学课本教学参考书、南开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供大学生使用的《古代汉语读本》、新出版的带注释的《孟子文选》,以及各省编写的供高考学生使用的历史复习提纲等，成了那一时期我的课外读物。但直至这时，还没有拿定主意将来攻读文科中的哪一门。1961年高中毕业前夕，高考志愿书摆在了课桌上，怎么填写呢?我正在茫无所措，忽然县上的教育科长来到我的面前，建议我第一志愿填报南开大学历史系，理由是：“这是一个保密系。”令人心动的“保密”二字吸引了我，于是我听从了这位领导的建议，决定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同年9月，我高高兴兴地走进了南开大学。但历史这门学问是干什么的、我应怎么干等一系列问题，当时我并没有深入考虑，只是根据在中小学的学习经验，错误地认为，搞历史这门学问不过是记些年代、人物状况与评价、事件经过与意义等。如果不是进入南开大学后受过良好的教育和熏陶，不言而喻，我将变成一生无所作为的糊涂虫，至多成为一个无思想的留声机。
二
幸亏我进入的是南开大学这所能够造就创造性优秀人才的高水平著名大学!历史系是南开大学具有悠久传统、实力雄厚的系所之一。她有阵容雄厚的教师队伍，有享誉国内外的史学界顶级大师和著名史学大家，有活跃、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有大量推动历史学科深入发展的奠基性科研成果。她是国内外注目的史学研究和教学重镇之一，站在了史学研究的最前列。来到了这样的环境之中，我很自然地受到了可贵的熏陶，眼界大开，并有可能渐渐爬向巨人的肩膀之上。
在耳濡目染之中，我很快便明白了历史工作者的任务并非是单纯记忆前人已经得出的结论，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发掘工作，根据学科建设和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对人类的历史进行新角度、新层面的探讨，加深对历史本来面目的认识，总结出新的有用启示。这样的工作不仅是意义重大的，而且是永无止境的。
在接受师长传道授业解惑以及抱着敬仰的心情学习师长成就的过程中，我不仅对历史研究的过去发展过程和当前新动向有了了解，而且对师长的治学方法和特点等有所体会，从而找到了仿效的模范。诸如郑天挺先生在研究中求新求真求用的榜样、王玉哲先生要求学生应重视使用工具书的教导、杨志玖先生以其研究马可波罗经历为例指出研究历史必须从刻苦阅读原始资料做起的指示、杨翼骧先生从梳理基本史实入手在史学史研究上作出重大贡献的身教，以及杨生茂先生关心现实，将历史研究与现实观察紧密结合从而见解精深的经验……都让我逐渐明白了治学的诀窍和门径。
南大历史系在治学上反对闭门造车，重视与学术界相互交流和参与热点前沿课题的研究。在我读本科的五年中，吴晗、吴于廑等几十位著名学者曾应邀来系讲演，农民战争史、历史人物评价等学术界关心的课题曾先后在系内进行会上会下的热烈讨论。这使我在努力继承南开历史系优秀治学传统的同时，得以融进整个学术界，博采众长，进一步充实自己。范文澜先生针对时弊、反对历史文章放空炮的呐喊，翦伯赞先生对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不分青红皂白见地主就反、见农民就捧的反历史主义现象的批评，蔡美彪先生学识渊博、在学术讨论中坚持真理、拒绝随波逐流的表现，吴晗先生提示青年学者要认真读书、做好资料卡片的治学经验传授，周一良先生学问的中外兼通，李洵先生史论结合、著作体大精深的造诣……都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在许多方面给我以深刻的启迪，指示出了前进的方向。
三
身在南开，眼观整个史学界，南开五年的本科学习，使我初步具备了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素质。这其中既包括对治学门径和史德要求的了解，还包括对个人具体研究领域的选定。在一定意义上讲，后者尤其不可缺少。因为不选定具体研究领域，就会游骑无归，难于深入，用力虽多，成效甚微，最后易于导致灰心丧气，一走了之。我对个人具体研究领域的选定，是在大学二年级之时。
进入南开大学不久，我便了解到，历史系的系主任郑天挺先生是史学界几位最有成就、最受尊重的顶级权威学者之一，他偏重的研究领域是明清史。由于他在南开大学执教，早在1956年，教育部即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设立由他领导的专门研究机构——明清史研究室，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高校设立的第一批为数不多的研究机构之一。明清史不仅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最具优势的学科，而且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也是全国高校明清史研究中最为领先的单位之一。这一了解使我对从事明清史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认为若能登上南开大学的这个高台阶，对于自己在学术上增长见识、取得成绩，将会获得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升入二年级后，开始了明清史课程的学习。通过与任课老师王文郁先生以及明清史研究室林树惠先生等的接触，又了解到，截止至当时，关于明史的研究还有一个大缺陷：尚未写出如同萧一山《清代通史》那样的大部头明朝断代史专著。这一情报使我感到这正是英雄用武之地。此外，我还发现：在天津工作，阅读主要收藏于北京的清代档案极不方便，而明代留存档案不多，研究工作主要靠有关文献，并且它们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和天津市的其他图书馆绝大部分可以看到。于是影响我毕生事业的决定，就这样产生出来：研究明清史，尤以研究明史为主攻方向，力争写出一部卷帙较多的明朝断代史。
目标一定，立刻开始行动。在阅读今人有关著作(如李洵《明清史》、李光璧《明朝史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和吴晗《朱元璋传》等)的基础上，得知郑先生认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入门书，即从旧书店中买来一部线装的该书，而后细细阅读，每一个地名、每一个人物都不敢放过。为了弄清时空概念，又买来陈垣编的的《二十史朔闰表》、臧励稣等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及几种地图、地图集，通过查对，将书中涉及的进军路线等尽量画出，凡遇干支记时，换算成阳历与阴历的数字记时。而后依次通读夏燮《明通鉴》、清官修《明史》等重要史籍，涉猎《明实录》、《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等史料书及有关野史笔记等。鉴于明代是否产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为学术界所关注，为了获得理论上的指导，还特地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此外，对《东华录》等清代史籍也有比较认真的阅读。每逢郑天挺先生为明清史研究生班讲课，我都想方设法挤进去旁听。到1966年大学毕业时，对于明清史特别是对于明代历史的方方面面，我可说已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为将来实现撰写部头较大的明朝断代史的目标作了初步的史料和理论准备，从而增强了向这一目标前进的信心，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四
上天似乎给予了我较他人为多的关照。大学毕业后，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得到了许多利于实现个人人生目标尤其是其中的主攻目标的机遇。其中，主要有三个：
一是1971年至1973年获得了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三年的机会。由于“文革”的干扰，我在1968年5月才离开母校，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参加工作。至1971年初又调回母校历史系。这时，恰逢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业务骨干大多数下放在干校劳动，而又需要修改原来的中国通史陈列，因此向若干大学求援。于是，南开大学领导派我和巩绍英先生前往帮助工作。在这三年中，我承担的任务是修订明代部分的陈列大纲。这段工作与其说是我在那里帮忙，不如说是我在别人尚被“文革”困扰不能顺利开展学术研究之时，获得了在优越的条件下研究我所喜欢的明代历史的大好机会。在那里，我是“客卿”,业务之外的学习会、“斗批改”活动等可以不参加，拥有专心研究明史的条件；触目皆是的丰富文物收藏，补上了我过去无机会接触这些研究明史必不可少的资料的缺陷；当时各大学、各研究机构的历史研究，都被迫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只有这里因有特殊需要，历史研究在加紧进行，各地学者把这里当成了交流的中心，纷纷前来，于是我又获得了与众多专家讨论、切磋的机会。三年过来，我的明史知识比过去丰富了许多。
二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参加了南开大学古代史教研组集体编写教材《中国古代史》的工作。这部教材先后出过两稿。第一稿名《中国古代史稿》,自编自印，内部出版。第二稿名《中国古代史》,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写作中，每人负责其中的一个段落，或一朝，或数代。我先后负责隋唐(第一稿)、清代(第二稿)。在参加这项工作时，我虽然没有撰写明代，受益却是很大的：在互相传阅书稿与集体讨论修改意见中，师长们的发言使我受益无穷。参加这项工作可以说是使我在正式撰写较大部头明朝断代史以前，进行了一次战前演习，使我积累了在撰写较大部头著作中处理谋篇布局等复杂问题的初步经验。
三是受邀撰写明朝断代史。1979年上半年，为了与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吕一方先生商量《中国古代史》一书下册的定稿事宜，我在人民出版社社内的招待所中住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位同志也为某一个著作的定稿事宜而住在那里。相识相熟以后，他提出上海人民出版社自50年代初定下规划，要组织出版一套具有权威性的中国古代各朝的断代史专著,除杨宽等先生已承担若干部之外，明代尚未确定合适的撰写人选，如果我与同时因为《中国古代史》定稿事宜而住在那里的南开大学汤纲先生同意的话，他希望我与汤纲先生合作承担这一任务，但要先提出写作大纲，经社内讨论通过后，才能正式决定相邀。他之所以邀我两人合作，殆因其见我们两人志同道合，关系融洽；殆也因合作写书是其时常见的方式。我与汤纲先生都很高兴，一两天后共同拟出了写作大纲。没过多久，正式相邀的信件即由上海寄到了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对这套专著的组织极其重视，选择作者极为慎重，我与汤纲先生能够入选实为幸运。由于这次相邀，对我来说，不啻是赐予了实现人生主攻目标的绝好机会，所受鼓舞之大，难用语言形容。
五
接受任务之后，紧张的撰写工作立即开始。根据我和汤先生的具体情况，明初、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三部分由汤先生起草，明中期、明后期及南明时期三部分归我撰写，文化部分则由两人分别撰写部分章节。经过约十年的奋斗，上册于1985年出版，下册于1991年印出。全书凡115万字。原名《明代史》,后为与相关专著配套，改名《明史》。
另外，其中南明部分原来篇幅超过30万字，为了避免册数过多，出版时将南明部分改为简述，原来的稿子决定另出单行本。后南开大学出版社得知消息，征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意后，该单行本以《南明史》为题于1992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明史》上下册至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纳入《中国断代史系列专著》丛书中，再度出版。
除了篇幅较大外，这部专著的撰写注意了贯彻如下学术主张：一为叙事、立论皆以原始资料为依据，重视言必有据，力戒捕风捉影、人云亦云。二为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绝对排斥歪曲真相、任意褒贬。如对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评价越拔越高的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张献忠，在我们的书中毫无隐瞒地批评了其急躁多疑或滥杀无辜的错误和残暴。对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在人们的笔下越来越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成为斥责对象的明代帝王，在我们的书中则有了区别对待，确实昏庸者予以批评揭露，勤奋有为者则大胆表扬，倘其在位期间表现不一、时好时坏，也根据其实在情形，该批则批，该褒则褒，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决不简单机械地以阶级成分划分好坏善恶。三为把创新当作本书的生命，将研究重点放在过去研究的薄弱环节。如明代中、后期，尤其是中期，过去研究得很不充分，本书即特别加强了对这些部分的探讨，举凡这些时期的政治变迁、经济演化、风气转向、人群生态等皆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尽量酣笔浓墨、着力反映。四为史论结合，坚持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如关于资本主义在明代是否萌芽的问题，史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我在撰写这一部分时，首先把过去已经读过的《资本论》再读一遍，并结合阅读恩格斯及列宁的有关著作，搞清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含义及其出现的标志的论述，而后具体分析明代的实际状况，从而得出自己认为信实可靠的结论，然后才正式撰写。五为重视总结历史启示，为今人和后人提供历史借鉴。如我在全书结语部分，提出了明代三百年的八点经验教训，主要包括：不管什么人，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获得成功；要把国家治理好，好的章程和优秀的当权者必须同时具备；一个政权，当其建立时间相当长之后，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必须主动进行改革，解决面临的各种矛盾；官吏是否廉洁，对于政权的兴亡，往往产生决定性影响；担当国家重任的当权者，当新的先进社会因素出现时，千万不可忘记爱之、扶之，否则就会酿成大错；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民族，友好相处是常态，矛盾、冲突是变态，相互间关系的总趋势是日益密切，要自觉根据这一客观规律处理有关问题；在对外交往中，强大的综合国力非常重要，积极吸收外国先进文化也非常重要。
六
在准备撰写和正式撰写《明史》专著的约三十年中，特别是其中的后十年，由于撰写和所担负的岗位工作的需要，我对于明代三百年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民族关系、中外关系、人物、事件等以及有关研究状况、文献资料，皆分门别类地做过力所能及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大多反映在了《明史》这部专著之中，有的因为限于篇幅体例或其他原因，而无法全部或比较详细地反映其中，则另行成文，单独存在，如《明史研究备览》(合著)、《明清史资料》(上册即明代部分，合著)以及后来收在个人论文集《明清史蠡测》中的《明代两畿鲁豫的民养官马制度》、《试论刘基的政治思想》、《“三言”中的明代奴仆一 读“三言”札记》、《明初军制初探》等论文。这些书、文也贯彻了那部《明史》专著中所贯彻的学术思想，如《明代两畿鲁豫的民养官马制度》一文在论列制度本身之外，特别分析了在种马变卖与依马折色化过程中经济利益原则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其出发点乃是为了以此历史经验提醒读者彻底摒弃“四人帮”鼓吹的只问政治、不管经济效益的极左思潮，为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实行的改革举措摇旗呐喊。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些书、文可看作那部《明史》专著的姊妹篇。
在这三十年中，我也在清史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除了上述参加撰写《中国古代史》一书时承担清代部分外，还在郑天挺先生仙逝后代他主持集体编写了教育部推荐高校文科教材《清史》(上册，即鸦片战争前部分),出版了《清代文化》(合著)、《清代苗民起义》,翻译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即明清卷之清代部分),发表了后来收在个人论文集《明清史蠡测》中的《清朝胜过弘光政权的几项政策》、《军机处设立时间考辨》、《清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阶段和特点》等论文。这些研究工作的进行，一方面是由于个人承担的岗位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个人原本较感兴趣的事情。此外，由于明清两代的紧紧相连，关系甚大，这些工作的进行对于我更好地理解明代历史、写好那部《明史》专著和其他有关明史的书、文，也产生了极为有益的影响。
七
那部《明史》专著和我所撰写的有关书、文陆续出版后，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鼓励，许多史学评论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还获得了天津市和教育部高层次的若干奖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权威性十卷本《中国通史》中关于明代的论列，即大多依其体例需要而对那部《明史》专著加以改写而成。这些无疑使我对研究明代历史的兴趣更加浓厚。为了集中自己的有限精力，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始到现在的大约十年间，我的研究注意力更加专注于有明一代。这除了由于兴趣浓厚以外，还由于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自己的既往研究实际上存在许多不足，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亟需继续努力，客观形势的发展也不断提出新课题。另外，外界的善意邀稿也逼得我不得不为。这十年来，我的明史研究主要集中到四个方面：一为继续探讨史学界研究明史的发展历程，《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百年回顾》一书的出版，是这一研究的主要成果。二为继续研究有关明史的原始资料，其中包括对以前史学界注意不够而其史料价值很高的《万历起居注》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广泛收集散存于国内外的残本，将之大体恢复出了原来的面貌，并做了初步研究。还包括受全国文献研究会的委托，主持京、津、鲁、沪明史学者共同编撰篇幅达数百万字的《〈明史〉大辞典》,对二十四史中的《明史》一书的六万多条词语进行了注释，以期为阅读该书者提供帮助。三为继续研究明代的文化成就及时代特色。我与其他同志合著的《明代文化研究》一书已经脱稿。四为加强对明代中外关系的研究(如南明政权和日本),尤其是鉴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世界各地区相对封闭的局面，各国间的相互交往日益密切，所谓“地球村”日趋形成，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局势息息相关，研究者只有站得更高，将视野放宽到整个世界，对于中国的事情才能有更深透的了解。因此，我日甚一日地加强了从全球角度、把中国放在世界局势之中而进行的明代历史研究。目前，这一研究已初步收到成效，《地理大发现后的世界格局与明朝的对策》等数篇论文已经写出。此外，组织博士生、硕士生研究意义重大的明代反贪史和山东、云南等省市的地域史，也是这一时期我进行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上述研究使我朝夯实研究基础、提高研究水平前进了一步，加强了将来在明史研究上取得新收获的信心。
上述之外，我对先秦至元代的历史(如《试较〈史记>与〈资治通鉴〉关于商鞅变法的记载》、《关于部曲的含义和身份》等论文)、地方志(如《旧方志风俗志漫笔》、《名胜古迹与地方志》等论文)、天津地方史(如《天津史话》、与人合编之《天津古代人物录》等书及《徐光启与海河之得名》、《明代名人与天津》等论文)等，在约四十年的治学生涯中也都或多或少有所涉及。其中有的是由于偶然的机遇而发生，有的是为了配合自己完成主要研究目标的外围战。我在这些方面的工作谈不上有什么成绩，但它们使我体会到了尽量争取博学的好处。没有博，就没有高水平的约。
八
回顾四十多个春秋的治学生涯，感慨系之，心绪百端。
首先，在因自己的成绩不多而惭愧的同时，我也有敝帚自珍之意。我的文思不敏，见解不深，无论从质看还是从量看，我的研究成果都远远赶不上优秀的校友和众多其他史学界名家。在专攻的明史研究领域，仍有涉及甚不充分的方面，如关于国内民族关系，仅是在对专著《明史》通稿中，根据需要选读了数量甚少的一些原始文献。言念及此，甚感汗颜!但我珍视自己的研究成果，它虽不精深且量微，而毕竟是自己心血的结晶，并且主要著述在研究明代历史领域中，从介绍原始资料到分析研究状况，再到专门性研究著作，大体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论著系列，多多少少具有一点价值，曾经引起了同行或多或少的关心和鼓励。我之有勇气写出这篇回忆文字，其原因之一实即在此。
其次，我感谢众多的南开师长和校外学术先辈。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由一个对治学一无所知的青年，渐渐找到了治学的门径，得以力争集众长于一身。前文所述及的师长前辈的治学主张和特色，都是我效法的内容，并且程度不同地贯彻在我的治学实践中。如果没有师长前辈发表或表现出这些治学主张和特色供我效法，可以断言，我自制的那几把“敝帚”绝不可能出世。
第三，我感谢南开大学。这个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聚集了众多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大家在其中任教，使我能幸福地聆听他们的教导；它的影响和地位，吸引了众多的校外史学大家前来讲学交流，使我有机会当面睹其风采，受其指引；它的丰富的文献收藏，为我研究史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料条件；它的高超管理，使得广大职工以为师生提供尽量便利的条件为工作宗旨，对我数十年间争取在南开大学的学习和研究中取得理想的效果帮助甚大；它多年培育出的踏实学风，影响着我在学习和研究中不投机、不取巧，力争一步一个脚印地学到真正本领；它的良好声誉，招致领导机构的工作人员和社会上的编辑等不断怀揣研究项目、邀稿计划等来到这里，从而使我能够获得比在普通学校和科研机构多得多的研究机会，大大方便了自己的锻炼成长以及找到表现才能的用武之地。如此等等说明，南开大学这个高台阶，是我得以自制那几把“敝帚”的重要客观条件。
第四，我对自己的多年勤奋努力感到欣慰。我得以自制那几把“敝帚”的原因，除了客观条件外，也离不开主观方面的努力。入大学前，我即对学习抓得很紧，入大学后更是如此。数十年来，为了学习和研究、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我几乎牺牲了所有的节假日。勤能补拙，也能生巧。勤奋使我相当充分地利用了南开大学这个高台阶为我提供的种种有利条件，勤奋使我相当理想地实践了师长前辈的各种有见地的治学主张，相当深入地效法了他们的各种治学经验。不言而喻，这样做的回报自然是有所收获而基本上不会虚费光阴。
第五，我庆幸自己较早地选定了研究目标。这使我有限的精力得以集中使用，从而较早地见到成绩。倘不是如此，而是一直没有明确目标，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其后果肯定会一事无成。
第六，我还深感在治学中“博”也不可轻视。我在入大学以前，由于目标没有选定，学习是朝“博”的方向发展的，这已如前述。在入大学不久，很快选定治学目标之后，虽然学习和研究的重点是明清史，尤其以明史为主攻目标，但对其他时期的历史也并非完全丢下不管，上文已经列举了我所撰写的若干种有关论文和著作。其实即使在我读大学时期抱着《明史纪事本末》等明清史籍精读时，诸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与明清无关的基本历史典籍，也都是我通读的对象。这些为了“博”而做的努力，对于我的“约”即研究明清史，实为有大益而无一害。中学阶段对数理功课的钻研，使我在研究明清文化的自然科学技术部分时，甚易理解，进展比较顺利；对《史记》等与明清无关的史学典籍的通读，使我在研究明清时期的许多制度史事时能明了其渊源，通过相互比较而发现其时代特点。看来，“约”离不开“博”,它所要求的只是“博”不可喧宾夺主，把时间占得过多，以致妨碍了“约”的充分发展，甚至使“约”立足无地、沦入被取消的境地。
南开学校百周年和南开大学八十五周年是南开人自我总结、发掘优势、克服不足、谋求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契机，此后南开的事业将更加辉煌，我愿意追随众位南开人之后，在回顾总结个人治学经历的基础上，争取今后在历史科学的研究中，作出优于既往的成绩，为南开的旗帜增添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