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有时去旁听郑先生对研究生班的讲课。一九七八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恢复时，郑先生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系领导让我协助郑先生处理研究室的日常工作；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郑先生去世。这样一种关系，使我在一九七八年以后，能够经常听取郑先生对研究生、留学生和研究室研究人员的讲课，并经常单独到他的家中，在请示工作之外，请教有关学术问题。我虽然一直没有做过郑先生的研究生，但郑先生在学术上对我的热心培养，却是我毕生难忘的。我今天之得以成为一个明清史专业工作者，是和郑先生的指导分不开的。
一
一九七八年，教育部委托郑先生于一九七九年举办高等学校明清史骨干教师进修班。为了给这个进修班准备教材，一九七八年下半年至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在郑先生主持下，我们明清史研究室的有关研究人员，编辑了一部《明清史资料》。这部资料的编选原则，是郑先生提出的，其编选目录，也经郑先生审定。这部资料的编辑，反映了郑先生对编辑教学用资料的许多可贵的思想主张。在该书序言中，对这些思想主张郑先生已有扼要叙述；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内容尚未在序言中提及。今就记忆所及，略述三点。
(一)要尽量使读者多获得一些东西。
郑先生讲，编选资料是为了方便读者，为其学习和研究提供情况、给予帮助，因此，在编选时，一定要从读者需要出发，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多提供一些情况，编进多方面的内容。要设身处地地决定编选范围，就是说，在确定应收什么内容时，编者不要把自己当作编者，而是当作读者。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郑先生提出，这本资料的编选内容，要包括四个方面：原始资料，论文，论文索引，年表。编进原始资料，是为了向读者提供研究的根据；编进论文，是为了使读者能够藉以了解研究概况，继承前人成果，受到启发，便于发现新的研究课题；编进论文索引，是为了向读者推荐限于篇幅而无法编选进来的研究成果；编一年表，是为了便于读者用极少的时间，把握全貌。
(二)原始资料的选用，要讲求实用，反对片面追求新奇。
郑先生认为，这部《明清史资料》是为高等学校教师教明清史作参考用的，同时兼顾高等学校学生和中学历史教师的学习、研究之需，因而除选题应该抓住明清时期的基本内容外，还应在选编资料时，以完整、系统地反映基本情况为原则，不要片面追求新奇，追求所谓海内孤本，否则就有自我炫耀而不顾读者需要之嫌。他还举“明末农民大起义”一题作例说：《明史》里的李自成、张献忠本传，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在所有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史料中，它是最简明、最系统的一种，非常便于读者掌握；因而在编选这一专题时，我们就不能因为它最常见而不予选入，却去另选其他所谓罕见资料。
(三)编选论文要注意显示研究的发展轨迹，不要忽视小人物的作品。
郑先生认为，史学界关于每一个专题的研究，都有其具体的发展过程；对于这些具体发展过程进行考察，可以给人以启发，使人掌握历史研究的发展规律，在以后的研究中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提高研究水平，加快研究步伐，还可以使人加深对某些具体论点的理解，更好地接受前人关于这个专题的研究成果。所以，郑先生主张在编选论文时，除了注意兼收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外，还要尽量注意选取该专题研究发展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的代表作，以向读者介绍出关于该专题的研究成果。这些代表作，有的出自名人，有的可能出于无名之辈；在编选时，要注意防止重视名人而忽视小人物的倾向发生。在我们的天平上，应该只称文章的“重量”,不计作者的地位。否则，就将严重影响编选质量。
这部书出版后，我们曾听到许多专家和史学工作者的评论，他们所给予的肯定，多与郑先生所提出并在书中得到贯彻的上述三点有关。
二
郑先生很重视把文艺作品的描写，运用于历史研究之中，将之当作研究资料的一部分。在一次明清史研究室举行小型讨论会时，他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发言。他认为，文艺作品所描写的具体内容，往往是虚构的，如小说里的人物、地点、故事情节，都不能一律看作实际存在过；但是，作者所描写的社会现象，离不开作者的耳闻目睹，离不开现实生活，因此，可以把小说的描写，看作作者所处的时代的现实生活的缩影，可以用它当作研究那一时期的历史状况的一种根据。当然，在这里，现实生活经过了作者头脑的“加工、改造”,已经不完全等同于现实生活，而是它的“折射”,所以在利用它研究历史时，要注意与其他记载相印证，要利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进行科学分析。此外，如果作者所描写的故事所发生的时代，早于作者所处的时代，那么作者在描写时，就会利用各种资料，尽量把故事所发生的时代所可能发生的现象搜集起来，并写进小说里去。遇到这种情况，尤其要细心分析，不可把作者所描写的早于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现象，误认作作者所处时代的东西。在这次发言中，郑先生还回忆了他本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利用《红楼梦》的描写，研究清史若干问题的情形，并鼓励与会者，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把文艺作品中的丰富资料利用起来，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郑先生的这个发言，对我启发极大，会后不久，我就尝试着作了一篇专用明代小说资料研究明代奴仆身份的文章。郑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有一次我到他家中汇报工作，他便兴致勃勃地提起这件事，并勉励我继续作下去，还可把明代小说中的缙绅地主、商人、手工业者等的情况摸一摸，写出文章，争取把这一研究方法变成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一个特色，使历史研究者搜集史料的视野不断扩大。可惜的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郑先生的这个教导，我没能很好地照办。但我心里一直不忘郑先生的这一正确主张、不忘郑先生的关怀，今后如有机会，一定争取把这件事干起来。
三
一九八一年，郑先生随天津市政协委员参观团到江西等省参观，返回天津的那一天，我到车站去迎接。在回校的车上，郑先生简单地询问了系内和室内的近况，就兴致勃勃地谈起他在外地的参观情况。他谈得最多的，是参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他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个决策实在英明。这不仅使革命队伍可以得到充足的人力、物力供应，在斗争中有个养精蓄锐的地盘；而且在黑暗的中国，挑起一盏明灯，使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的人民，看到了希望，受到鼓舞，有力地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可见，革命根据地对进行武装斗争的革命者，作用十分重大。我们研究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以前对这方面重视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像李自成起义，如果不搞流寇主义，在陕西扎扎实实地经营一个巩固的根据地，退出北京后，绝不会那样迅速失败。我们研究室可以确定一个同志，专门就这一点对李自成起义重新研究一番，这对揭示这次起义的失败原因，将大有好处。
听了郑先生的这番谈话，我不禁想起马克思的一段名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比，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是郑先生经常引用来教导我们的一段话。他的意思是为了让我们多研究现实问题，以提高思想认识水平，促进对古代历史研究能力的提高。这次听了郑先生的谈话，我的心中遂产生这样一个想法：郑先生正是学习这段名言的模范。
四
郑先生对于上讲台教书很重视。他一生中在学校执教六十多年，大体以五十年代初为界，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各执教三十年左右。在这两个学校中，他都一直坚持讲课。六十年代初，他被教育部请到北京，与北京大学翦伯赞教授一起主持《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高校文科教材的编辑工作，任务重，工作忙，但仍不忘记讲课，除了在北京大学、高级党校等北京的有关单位讲，还在南开大学坚持为研究生班开课，每过半月到一个月，即为讲课而返津一趟。十年动乱期间，在“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统治下，他被剥夺了给学生讲课的权力；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一些教师，有的还请郑先生就某些问题讲一讲，郑先生总是不怕风险，痛痛快快地答应，耐心细致地讲解。“四人帮”垮台后，他更焕发了青春，虽已年至八十上下的高龄，仍旧孜孜不倦地活跃在讲台之上。除了给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明清史教师进修班讲课，还给研究生、外国留学生讲，连本科生的课他也积极地开，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年，还为本科生开了每周二小时的“史学研究”课。一九八○年下半年，北京的一位熟悉郑先生生平的老教授，曾总结郑先生的言行，提出三个特点，其中之一即“始终不离讲台”;郑先生听到这个评论后，颇表赞同，引为知己之论。郑先生不仅自己对教学工作十分热心，而且言传身教，希望高等学校的教师都重视教学。一九八○年下半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安排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为学生开课，有的研究人员有抵触情绪；发现这种情况后，郑先生特地召开明清史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会议，动员大家愉快地服从历史系领导的安排。
郑先生为什么对教学这样感兴趣呢?根据我在各种场合听到的郑先生谈教学的言论，可以找出如下二点原因：
(一)郑先生认为搞好教学是教育工作者的天职。
郑先生在谈到明清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应该积极担负教学任务时曾说：作为一个高等学校里的科研人员，是教育工作者之一，理应努力担负教学任务。这一点应该从思想深处真正理解，理解了就会有责任感。当你认认真真地搞了教学，而且看到了所取得的成效时，心里将会感到无比的喜悦。
郑先生的这番话，是他的由衷之言。我记得有一次他在他的家中给我讲起这样一件事：五十年代初，他来到南开大学任教后，有一回去听一个青年教师讲元末农民起义课，发现这个教师在讲课时写在黑板上的表格，竟是他在四十年代在昆明西南联大讲明清史时所制，因而十分亲切而激动。他在叙述这件事情的原委时，他的眼睛闪着亮光，最后感叹地说：搞好教学工作，意义实在巨大，只要你讲的有价值，不仅对听课的人有好处，而且可以一传十，十传百，为国家培养数不尽的人才。从郑先生的这番话可知，他对教育事业确实有深厚的情感，他一生为此而奋斗不是偶然的。
(二)郑先生把教学和科研看作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
有些高等学校的教师，乐于搞科研，不愿意搞教学，是因为他们认为教学是“纯支出”,科研是“收入”,两者互不相关，搞教学过多，会影响自己的科研。
郑先生非常反对这种看法。他在谈话时经常说：教学和科研似乎有争时间的矛盾，实际上不然，只要处理好，就能互相促进。教学并不是“纯支出”;讲课时大脑思维得非常活跃，往往平时没有想到的问题，在讲课时会想到，平时认为已经思考得十分周密的地方，在讲课时会突然发现尚有漏洞、话不能顺溜地讲下去；此外，讲课之后，听课的学生往往提出许多问题来质疑，而这些问题是从各种角度出发而提出来的，讲课者听到以后也会受到启发。可见，搞过一段科研后，把科研的成果拿到课堂上去讲，通过讲课发现新问题、新角度，而后再搞科研，把问题研究得更深入一步；这样循环往复，就能使科研、教学互相提高。郑先生一生中，一面搞科研，一面搞教学，在两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的这一经验之谈，是非常值得后人借鉴的。
五
当我每次走到他的家门口，总是隔窗望见郑先生正伏在书案上，或握管作书，或翻书阅读；郑先生勤奋治学的精神确非一般人所能比拟。但是，除了重视坐冷板凳刻苦读书之外，郑先生对与学术界的同行互相切磋交流，也非常重视。
郑先生认为，搞学问而不与同行切磋交流，就会思想僵化、眼光短浅、孤陋寡闻，而注意切磋交流，就能取长补短、活跃思路。因而他对学术界的动态极为关心，积极参加学术讨论，建国以来的重大史学问题讨论，他几乎都投了进去，都写有论文。
郑先生对明清史研究室的全体研究人员，也要求不搞闭门造车。在他的倡导下，明清史研究室每两星期搞一次小型讨论会；每次他都按时参加，并带头发言。这一活动，使明清史研究室学术空气非常浓厚，互相交流了研究心得，促进了研究水平的提高。有的同志由于参加了这种讨论会而受到了启发，发现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对自己原来的研究工作，发现了不足之处，明确了改进的方向。
除了与国内史学界的同行进行切磋交流外，郑先生还积极主张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他多次对我们讲，搞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不仅能增进各国学者间的友谊、加深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而且在学者间互相启发、取长补短方面，其作用尤其值得注意。各国学者间，由于各种条件的差异，其研究历史问题的角度、方法、风格，差别很大，而学者们越是接触与自己的研究角度、方法、风格差别大的学术流派，所受启发就越大，就越能开扩眼界。一九八○年八月，他倡议举办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学者来自八个国家和地区，达一百三十多人。这次会议之后，郑先生本来还准备继续召开第二次这种性质的会议，可惜他很快就去世了，没能看到第二次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在与国外学术界进行交流的过程中，郑先生清楚地掌握了国外明清史研究的动态和方法，这一方面对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借鉴，而另方面，他又把这些动态和方法，通过讲课介绍给了他指导的研究生和明清史研究室的全体研究人员，对这些同志提高科研能力，起了一定的作用。
(原载《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