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6年3月9日第8版
海洋价值的发现，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相比在陆地上的移动，物体在水面上的移动要容易得多。海洋的水体不仅提供了流动性的移动通道，而且本身就是一个立体感更为直观的世界。浩淼深邃的一体水天、鱼跃鸥翔的丰富海产、星罗棋布的岛屿洞天、舟楫出没的远洋交通，突破了陆地变动不居的固有框架，形成了对内陆知识体系和社会管理方式的颠覆性挑战。而中国古代的海洋知识视野，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扩大过程。秦汉魏晋时期，丰富的航海实践使中国海域地理学知识日渐丰富，古人不仅掌握了向东航行到扶桑（日本）、东鯷（琉球）的航线，而且积累了从广东出发，前往越南、缅甸、印度和锡兰的航海知识，还间接地与罗马帝国建立了商业和外交关系。从秦始皇立石东海，以为秦东门的海疆开拓举措，到大唐王朝在国家祭祀中分封四海龙王、开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加强对南海的管理等一系列措施，以及儒家文化对东亚世界格局系统性的文化再造，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古代中国的海疆视野体系。
一、以齐学为底蕴的“大瀛海”视界
就历史发展的动力而言，关键时间节点上的观念知识体系更新，往往具有神奇的推动力。秦汉勃兴一时的海上神仙思想，就是这样一种融入强秦内陆文化的海洋知识体系。秦统一七国不仅是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和疆土并零为整，更是将经过数百年分裂发展的区域文化纳入统一视野。此时也，以齐、燕为生发地的海洋文化知识体系，以其诡异瑰丽的气魄，引起了秦王朝统治者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勃勃野心。
争言神仙的燕齐之士，不但诱得秦始皇派出卢生、徐市等一波波使者入海求取不死之药，而且燕齐的海洋神仙思想唤醒了蛰伏在“四海天下”语境中的海洋向往，秦帝国的目光陡然从滨海地域和海岛，投射到更深远的远洋之地，引导着一个海疆新时代的到来。彼时海洋疆域知识来源，一是齐人成百上千年积累的对于海洋及其物产的实践知识体系；二是在相对自由奔放的海洋经济环境中生发起来的以邹衍学说为代表的广阔宇宙认知——人类正是在这些实践与理论的双面知识资源积累中一步步走向自由之境。
齐国是一个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的富饶之地，统治者很容易就能做到“势足以使众，恩足以䘏下”，但是这种以海洋物产为背景的经济模式，很难把浩渺的大海像封闭大陆的耕地一样去管理和压榨，因此就促成了“权移于臣，政坠于家”（《盐铁论》）的情势。由此，膏壤千里的海岱之地，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总结其民风俗是“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自由，是海洋经济最迷人的文化特质，也是统一帝国所面临的海疆治理新问题。
正是在此背景下，站在海滨的邹衍看到的是一个突破海洋的广阔世界。邹衍理论中的海外世界，是以《禹贡》“九州”为想象起点的圈层结构，《史记》所言“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邹衍崔嵬瑰奇的想象力所构筑的直达天地之际的“大瀛海”世界，是超越传统儒生“畦亩之虑，闾巷之固”小眼界的大道。此等知识体系所激起的，是秦王朝“欲达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万国”的政治宏图。
秦始皇东游海上，循秦国传统之礼，东祠名山大川，将海洋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不但望南海而发愿要“常治无极，舆舟不倾”，而且有“梦与海神大战”的勃勃雄心。可见，燕齐神仙思想及其背后的海洋知识体系带给秦帝国的，显然不仅是喧闹的求仙，还开启了拓展海疆的向往。
因此，始皇三十五年，才会有“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的海疆管理举措，而卢生、徐市等使者入海求药的海上活动，则加速了地理意义上的东亚，进一步迈向文化一体东亚的历程。
二、从昆仑之墟到向海而王的“疆域”意识
西汉之世，当汉武帝怀着“天马梦”，历经同匈奴的多次战争，将传说中的西域“天马”圈养到宫廷园囿之后，自先秦以来就处于传说中的“昆仑之墟”以西的广阔地域，自此从神话成为汉帝国的疆域。此时，汉武帝的目光又转向了海洋，虽然我们在东方朔《海内十洲记》的奇异海洋叙述中，看到的仅是武帝求仙的迫切，但在求仙的迷雾下面，向海而王的“疆域”意识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海洋不断被纳入汉王朝的政治知识体系之中。以海洋诸象而参与对军国统治问题的判断和决策，是在几个层面展开的：海洋知识层面上，汉代《海中星占验》、等天文占卜著作，因为可以“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的功用，而进入汉代的皇家藏书目录。海洋作为天象地理的观测点受到重视，汉魏历算家张子信就隐于海岛中三十多年，专以浑仪测候日月五星差变之数，海洋的自然节律被逐步整合到对区域规律的知识体系之中。政治管理层面上，汉帝国的符瑞系统中，海出大鱼、珠还合浦等已经成为政治管理清明与否的政治象征。
正如在内陆疆域上与匈奴的对决中，像中行氏那样的华夏精英与民众“逃入胡”，是困扰边疆治理者的重要问题。而随着海疆的形成，沿海精英与民众的“逃入海”，就成了一个逃避统治的有效方式。汉初“田横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赵陀阻南海自立” 是作为地理障碍的海洋对大陆帝国形成的挑战， 而“吴王濞煮海水为盐”则是初建的汉帝国所面临的海洋经济带给统治秩序的最大挑战。
齐在海滨，得利于鱼盐，故而通货积财，有仓廪实而知礼节之社会风尚，才有《管子》这样致力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时性积淀性的经典产生。汉武帝认识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无论是出于经济原因、政治原因还是军事原因，海洋都成了汉王朝国家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重要疆域考量。因此，汉武帝时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呈现出陆海交织的特征，已突破内陆视角，将海洋纳入大一统的治理版图之中。
三、“外薄四海”视域中的大唐海疆观
唐朝时期，内陆地区尤其是西北一带已经得到了巩固，突厥和辽东地区也已经被征服。唐中央统治者将重心转移到东南沿海的经略之上，在国家祭祀中分封四海龙王，海疆逐渐被纳入到中央政府的统治视野。唐王朝在黄海、渤海海道上与东亚诸政权之间的交往，儒家文化的传播与中华政治秩序的构建，是此海洋时代的重要特点，也是东亚古代世界形成其独特性的底色基础。
贞观十九年（645），日本孝德天皇继位，推行“大化革新”，掀起了学习唐朝文化的热潮。上元三年（676），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十分重视海外贸易与学习大唐。鉴真东渡及来自日本列岛的僧人、遣唐使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对书籍、唐物的源源东输，正是汉唐文明形塑东亚秩序的重要历史推手。
天宝年间，当唐玄宗向臣下咨询诸蕃国道里远近等情况的时候，鸿胪卿王忠嗣呈上来的还是旧本《西域图》，所展示的也不过十多个边疆区域小国。到唐代大历年间，地理学家賈耽绘《海内华夷图》等地理图本，则以“外薄四海，內別九州”，已有对海洋“海以委输环外，百蛮绣错”（《旧唐书·贾耽传》）的看法。已经形成了包括海路、陆路的重要的“四夷之路”七条，尤其是其中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广州通海夷道这两条海道，都有着清晰具体的航行地标，是大唐朝廷整合与融汇亚洲世界的不可缺少的海上臂掖，主导和确立了东亚区域内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格局。
汉唐王朝的海洋视界，促成了东亚世界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秦王朝的神仙式海洋世界，向现实型海洋世界的过渡，立石东海，以为国家之东门；二是汉王朝将国家疆域的治理目光从遥远的西北与草原陆地转向东部海洋，在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方面全方位关注海洋；三是大唐王朝形成了明确的海洋航行道路体系，设立了专职的跨海交往的朝廷官职，既有唐物的流通，也有文化的传播。由此，汉唐中国奠定了儒家文明体系在东亚诸国的核心地位，其构建东亚古代政治格局的一系列举措，底色是汉唐国家逐步清晰而务实的大海疆意识与文明影响力的推进。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