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夷”“蕃”等华夏以外族群称谓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概念。从以律令为中心的史料来看，秦汉时期主要将华夏以外族群泛称为“蛮夷”，西晋及十六国时期则使用“夷民”“六夷”等，都是以“夷”为核心的称谓。唐代则出现大量以“蕃”为核心的称谓，如“蕃人”“蕃夷”“蕃胡”等，形成“蕃”“夷”“化外人”混用的华夏以外族群称谓体系。“夷”与“蕃”两种称谓体系，不是互相矛盾替代的关系。“蕃”的本意不是指华夏以外族群，与“夷”“蛮”“戎”“狄”不同。汉代以来，“蕃”多指政治体，与指代族群的“夷”有所区别。隋唐统一后多用“蕃”来指代周边政治体，逐渐演生出指称华夏以外族群的意涵，“夷”与“蕃”出现合流。
关键词：“夷” “蕃” 族群称谓 汉代 唐代
作者刘子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1号楼，邮编100101。
中国古代天下观与天下秩序建构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认识华“夷”与中外，自古至今所见“夷”、“胡”、“蕃（番）”、洋等繁复多样的华夏以外族群称谓，同样也是古人观念中的重要概念。汉唐之间是华夏以外族群称谓演变的关键阶段，在传统的“夷”“蛮”“戎”“狄”称谓之外，唐代开始大量使用“蕃”作为泛称。学界在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变问题时，便特别关注唐人多以“蕃”与“汉”并举的史实，说明“蕃”已泛指华夏以外族群，成为适应时代需求的新语汇。 也有学者认为“蕃”是指某一地区的族群。然而，关于唐代是否完全以“蕃”替代“蛮夷”称谓，以及汉唐间华夏以外族群称谓如何演变分合，都需要深入梳理研究。此类称谓涉及朝廷政令、学术思想与社会习俗等不同层面的复杂表述，在一篇小文中难以完整铺陈。本文主要关照华夏以外族群称谓在制度层面的表现与发展脉络，主要以规定了国家基本法律制度和行政框架的律令为中心，兼及其他史料，梳理汉唐间华夏以外族群称谓的演变。
一、秦汉魏晋的“蛮夷”
“夷”“蛮”“戎”“狄”是上古以来对华夏以外族群的常见泛称，至秦汉时期，凝聚为以“蛮夷”为核心的称谓。这一点在秦汉律令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例如岳麓书院藏秦简2065+0780号载：
诱隶臣、隶臣从诱以亡故塞徼外蛮夷，皆黥为城旦舂；亡徼中蛮夷，黥其诱者，以为城旦舂；亡县道，耐其诱者，以为隶臣。
这里在概述华夏以外族群时就使用了“蛮夷”，且知秦简中所载蛮夷有“徼中”与“徼外”之分。周海峰指出，徼中“蛮夷”是指服从秦统治的少数民族政权管辖区，性质类似于睡虎地秦简中的“属邦”，徼外“蛮夷”则是指不接受秦统治的少数民族政权管辖区。 张韶光则认为有徼中“蛮夷”、故塞徼外“蛮夷”、徼外“蛮夷”三种，其中徼中“蛮夷”是指故塞徼内的“蛮夷”；故塞徼外“蛮夷”是指位于故塞徼与新徼之间的“蛮夷”，即秦新占领地区的“蛮夷”；徼外“蛮夷”是指新徼之外的“蛮夷”。 无论如何，就目前所见秦简来说，“蛮夷”是秦代泛指华夏以外族群的一个重要称谓。
汉简情况也是如此，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载：
军吏、缘边县道，得和为毒。毒矢谨臧（藏）。莭（即）追外蛮夷盗，以假之，事已辙收臧。
敦煌马圈湾汉简《捕律》有：
亡入匈奴、外蛮夷，守弃亭障逢（烽）燧者，不坚守降之，及从塞徼外来绛（降）而贼杀之，皆要（腰）斩。
可知汉代有“外蛮夷”的说法，无疑是指汉朝边塞之外的族群。荆州胡家草场汉简中更是见有《蛮夷（诸）律》，从已公布的内容看，该律主要是规定如何管理辖区内的华夏以外族群。例如，《蛮夷（诸）律》载：“蛮夷百户以上为大邑，不盈百户为中邑，卌户以下为小邑。” 这便是对华夏以外族群聚落的管理。可见，无论是徼内还是徼外的华夏以外族群，简牍所见汉代律令也大致是以“蛮夷”泛称。律令中的用语通常是国家层面对于重要概念最清晰、最严谨的表述，律令中普遍使用“蛮夷”统称华夏以外族群，很有代表性。
同样，《史记》《汉书》等在记述汉代史事时也大量以“蛮夷”来指称华夏以外族群，此例甚多。以《汉书·百官公卿表》为例，叙述西汉官制涉及华夏以外族群时基本使用了“蛮夷”，如“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有蛮夷曰道”。 同书《郊祀志》载有：“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 《地理志》则载有“南蛮夷”，“北蛮夷”，“朝鲜、濊貉、句骊蛮夷”等， 皆是泛称华夏以外族群。又《汉书·匈奴传》载赵充国之语：“乌桓间数犯塞，今匈奴击之，于汉便。又匈奴希寇盗，北边幸无事。蛮夷自相攻击，而发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计也。” 赵充国是将北方塞外的乌桓和匈奴都概称为“蛮夷”，可知“蛮夷”确为指代华夏以外族群的泛称，而不必拘泥于“南蛮”“东夷”。当然，史料中仍见有混用“夷”“蛮”“戎”“狄”作为华夏以外族群泛称的情况，只不过使用“蛮夷”的频率更高，而且是作为标准的律令表述。这大致是与秦汉时代的国家统一与族群凝聚相对应，国家在治理过程中需要有更清晰的概念来表述华夏以外的他者。
魏晋律令大多亡佚，未知其整体面貌，仅见有他书抄录的若干条文，其中与华夏以外族群称谓有关的有“夷人”和“夷民”的表述。《晋书·食货志》载：
又制户调之式：……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
又，《艺文类聚》载：
《晋令》曰：“其夷民守护皮者，一身不输。”
这两条记载都是涉及晋代赋役的法规条文，其中的“夷人”“远夷”“夷民”，无疑都是泛指华夏以外族群，与秦汉律令中的“蛮夷”表述有所不同。特别是《晋书》中的“夷人输賨布”，可与《后汉书·南蛮传》关于賨布的记载对照，其文曰：“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 《后汉书》称缴纳賨布之人为“蛮夷”，《晋书》则称“夷人”，明显有所不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晋书》所引西晋《户调式》必然有可靠的史料出处，但《晋书》修成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颇疑文中的“夷人”原为“夷民”，系史官为避李世民讳而改。《艺文类聚》成书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其所引《晋令》便直书“夷民”。长沙走马楼吴简中也多见有“夷民”，可作旁证。但王素指出，与史籍中“夷民”泛指华夏以外族群不同，走马楼吴简中的“夷民”有可能是孙吴地方官府或私人控制的一种外族“民兵”，亦可称为“夷兵”。无论如何，从吉光片羽的晋代律令表述来看，“夷民”成为对华夏以外族群的一种常用泛称。
十六国时期，各族群在中原建立政权，促成了新一轮的族群冲突与融合，这一时期又流行以“六夷”泛称华夏以外族群。《晋书·刘聪载记》载：
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
当代史家一般称其为“胡汉分治”的政策，是前赵刘氏入主中原后，针对胡汉杂处的新形势而采取的特殊统治策略。具体来说就是以司隶管理汉人，以单于管理汉人以外的族群部落，只不过对这些华夏以外族群的称谓并非后世史家习称的“胡”，而是“六夷”。后赵时也常用“六夷”称谓，如苻洪曾任“使持节都督六夷诸军事”，姚弋仲曾任“十郡六夷大都督”。 《晋书》载，冉闵在邺城起事时曾“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苻坚攻陷邺城时，“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帅尽降于坚”。 东晋南朝也见有称“六夷”之例证，如《后汉纪》附有东晋袁宏之论：“六夷之有中国，其渐久矣。” 可知，在前、后赵胡汉分治政策背景下，“六夷”成为一种重要的华夏以外族群泛称。关于“六夷”所指尚不明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六夷，盖胡、羯、鲜卑、氐、羌、巴蛮；或曰乌丸，非巴蛮也。” 这是将其落实为六个族群，然而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六夷”大致还是泛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前、后赵的政治话语中“六夷”显然有较为明确的指向性，就是指北方华夏以外族群政权统治下的汉人以外的各游牧族群，陈勇更提出作为统治者的匈奴屠各不在“六夷”之内。
由此来看，西晋律令中的“夷人”“夷民”是承袭秦汉“蛮夷”的表述，关照的是统一王朝的华夷关系，而十六国时期的“六夷”称谓，则主要适用于北方胡汉杂糅形势下的内部新秩序。但如果从构词上来说，从秦汉的“蛮夷”到西晋、十六国的“夷民”“六夷”，保留了核心的“夷”字，仍未超出传统的“夷”“蛮”“戎”“狄”话语范畴。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东晋十六国至北朝，“胡”成为一种重要的族群泛称，其含义从秦汉时期专指以匈奴为核心的北方各主要游牧部族，逐渐转变为泛指十六国时期进入中原的各族群。 徐冲：不过，“胡”仍然有其特定范围，不能像秦汉“蛮夷”那样指代华夏以外的四方各族。
二、唐代的“蕃”与“夷”
隋唐王朝再造统一局面，对华夏以外族群的称谓也经历了重新整合。陈连开提出，十六国以来“各少数民族逐渐地也总称为‘蕃’，“‘蕃汉’对举，在唐朝已普遍使用，既见于诏谕，也见于奏对表章，还见于盟誓、碑铭”。何德章也明确提出，唐朝高宗、武后时期，国家法令“称边地各族人等为‘蕃’以取代‘戎狄’”，“蕃汉”成为“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的新语汇”。 这揭示了唐人在“蕃汉”语境下以“蕃”泛指华夏以外族群的现象。但如果仔细梳理目前所见的唐代律、令、格、式，就会发现唐代并非直接用“蕃”替代“夷”“蛮”“戎”“狄”的称谓，而是混行并用，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以下先列举唐代律令中涉及华夏以外族群称谓的条文。
就上列材料所见，唐代律令格式对华夏以外族群的称谓有“蕃人”“蕃胡”“蕃夷”“夷人”“夷獠”“化外人”等多种。可以将其划分为“蕃”“夷”与“化外”三种称谓体系。
1.“蕃人”“蕃夷”“蕃胡”与“蕃客”
以“蕃”为核心的华夏以外族群称谓，在唐代律令中出现的次数最多，这是与秦汉律令华夏以外族群称谓的一大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蕃”具有表述政治体和族群的二重性。在与“汉”对举时，“蕃”有鲜明的族群称谓特点，但在很多场合下，“蕃”又明确指称政治体，两者还是有所差别。
当“蕃”称政治体时，通常是指“蕃国”或诸蕃部落。如上表《名例律》6、《职制律》109、《公式令》18丙中所见之“蕃国”，《户部格》8所见之“诸蕃部落”。“蕃国”之说，一般认为是来自《周礼》，其《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谓之蕃国。” 《唐六典》载，“凡四蕃之国经朝贡已后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在者，有七十余蕃”，称其“有土境，分为四蕃焉”。《唐六典》在此段注文中，详细列举了数十个“蕃国”，既有北面的突厥、坚昆，西面的大食、波斯、粟特诸国，东面的日本、新罗，南面的林邑、天竺等。上述《名例律》48疏议也称：“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由此来看，“蕃国”是指唐朝周边别立君长、有土境的政治体，与唐朝有朝贡关系或政治交往。诸蕃部落大致是指规模较小、较分散的周边部落，如《安禄山事迹》载，哥舒翰“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剌、颉、跌、朱耶、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陁、蓬子、处蜜、吐谷浑、恩结等一十三部落”云云，这些部落包括实际已灭国的吐谷浑，以及铁勒部落和西突厥别部，大多不见于《唐六典》所列数十“蕃国”。
值得注意的是，“蕃国”和诸蕃部落根据王朝实际统辖疆界有内、外之分。 《唐六典》列举的“蕃国”基本囊括了唐朝正式州县以外的主要政治体，基本符合九州之外即是“蕃国”的观念。 然而，这些“蕃国”也包括一些唐朝的羁縻府州，如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契丹、奚、渤海等。 从政治归属上说，这些羁縻府州都在唐朝国境之内。特别是龟兹等四镇地区，虽然保留了王国体制，但当时有唐军驻守并设节度使，是唐朝实现有效治理的领域。可见，“蕃国”有些在国境之外，有些在国境之内。敦煌文书S.1344《开元户部格》提到“诸蕃部落见在诸州者”，说明诸蕃部落也有在州和不在州的问题。唐代律令中见有“外蕃”之说，便是针对这种情况。如上引《名例律》34中有“外蕃既是殊俗”，《名例律》36、《户令》19、《田令》19、《赋役令》唐12中有“没落外蕃”，《厩库律》196，《厩牧令》唐7、唐9中有牲畜“外蕃新来”之语，《仓库令》唐21有“出使外蕃”。这些“外蕃”都是指唐朝实际控制领域以外的“蕃国”“蕃落”。此外，唐代律令中还有入蕃之说，《卫禁律》88-2和《杂令》14有使者“入蕃”，《关市令》唐6涉及互市“入蕃”，《户部格》7涉及商人“入蕃”，《捕亡令》复原5有“入蕃境”，其中的“蕃”大多是指唐朝境外的“蕃国”。有些律令虽然泛称“蕃国”，实际还是指外蕃。如《名例律》6所谓“有人谋背本朝，将投蕃国”，显然也是指境外“蕃国”。
总而言之，唐代律令中所见“蕃国”“诸蕃部落”“外蕃”以及“入蕃”之蕃，更适合理解为作为政治体的蕃。这就造成一个现象，上述律令表述族群时通常不单独使用“蕃”字，而是使用“蕃人”“蕃夷”和“蕃胡”等词。
“蕃人”是唐代最常见的一种华夏以外族群泛称，见上表《卫禁律》88（1、2）、89，《诈伪律》387，《州县镇戍岳渎关津职员令》14以及《关市令》《杂令》《别格》等。在其他史书中也可以见到大量例证，如《旧唐书·李林甫传》载天宝年间李林甫建议边疆节度使应多用“寒族、蕃人”， 《安禄山事迹》载安禄山所云“臣蕃人，不识朝仪”云云， 皆是以“蕃人”泛指华夏以外族群。上表中《唐律疏议》所引《别格》，涉及“蕃人”娶“汉妇女”的相关规定，此处格文中的“蕃人”，就是典型的泛指华夏以外族群的称谓。《卫禁律》88-1、88-2、89，《杂令》复原51等见有“蕃人”的条文，都是概述边塞的人员出入、贸易、使者往还等事，其中的“蕃人”自然也都是泛指华夏以外族群之人。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指生活在唐朝国境范围以外的“蕃人”时，律令中又有“化外蕃人”（《卫禁律》88）和“外蕃之人”（《赋役令》唐12）的表述，实际上就是指上文提到的境外“蕃国”之人。这一表述也类似秦汉时所谓“徼外蛮夷”，无论是“蛮夷”还是“蕃人”，他们一定是有些生活在王朝疆域之内，有些则活动在王朝之外，在表述其归属时也需要区分内外。这是“蕃”的政治体涵义的延伸，既然“蕃”分为内外，来自诸蕃的“蕃人”也会分内外。
“蕃夷”见于《名例律》48和《主客式》，这一表述明显是唐朝流行的“蕃”与传统表述华夏以外族群的“夷”的结合。类似传统上“夷狄”“蛮夷”“戎狄”等两字组合并举的方式，仍是泛指华夏以外族群。《名例律》48中提到“化外”指蕃夷之国，为“别立君长者”，则此处“蕃夷”应特指外蕃。《主客式》2中有“蕃夷进献”，此处的“蕃夷”大致也等同于泛指的“蕃”。又《通典》载武周圣历二年（699）狄仁杰上表曰“中国之与蕃夷，天文自隔”云云， 将“蕃夷”与中国对举，实际上也是指中国以外的“四夷”。
“蕃胡”在律令中仅见于上表《赋役令》6，此条令文不见于《天圣令》，应是开元二十五年（737）令删去了针对华夏以外族群的特殊税制，进而强调租庸调制的一元化。 相对于传统上泛指北方游牧民族的“胡”，唐代“胡”的内涵有所变化，广义的胡人是指西北地区所有的外蕃人，而狭义的胡人主要是指伊朗系统的胡人，有时甚至专指粟特人。那么“蕃”与“胡”组成的“蕃胡”是泛指华夏以外族群还是专指胡人呢？《赋役令》6中提到，内附的“蕃胡”先税钱，入籍两年以上则是输羊。《通典》《旧唐书》《册府元龟》等书皆载“上户丁税钱十文”，只有成书最早的《唐六典》所载为“上户丁税银钱十文”。 唐代文献中的钱一般指开元通宝等铜钱，而银钱则通常是指丝绸之路上通行的外国银币。以情理论，“蕃胡”上户若只是每丁税钱十文，与两年后的每丁税羊两口，价值差距过大，应以税银钱十文为是。而银钱又是胡人习用的货币，则此条令文的“蕃胡”应与西北胡人有关。吐鲁番出土《唐仪凤三年（678年）度支奏抄金部旨符》中有：
一、雍州诸县及诸州投化胡家，富者（丁别）每年请税银钱拾文，次者丁别伍文，全贫者请免。其所税银钱，每年九月一日以后十月卅日以前，各请于大州输纳。
此条提到投化胡家和税银钱之事，明显是上述《赋役令》6的实施细则。两相对照，可知“蕃胡”即指胡人，或至少包括胡人。章群提出，“蕃胡”中的“蕃”指唐代自东北至西北沿边诸族，“胡”指西域胡。 就令文的适用性来推测，“蕃胡”或许可以包括部分北方游牧民族，毕竟令文提到了输羊和征战时自备鞍马。不过，目前所见的“蕃”字，除一些场合特指吐蕃外，都是对华夏以外族群或周边政治体的泛称。“蕃胡”不能拆成“蕃”与“胡”，应理解为“蕃”中之“胡”。若“蕃胡”可以包括游牧部落，则是用“胡”之表述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内涵。《安禄山事迹》载，安禄山入洛阳后召见“幽燕戎王、蕃胡酋长”，在这一语境下，“蕃胡”显然不包括东北诸“蕃”。关于“蕃胡”有一则著名的故事，《宋高僧传·唐洛阳广福寺金刚智传》载：
于时帝留心玄牝，未重空门，所司希旨，奏外国蕃僧遣令归国，行有日矣。侍者闻智，智曰：“吾是梵僧，且非蕃胡，不干明敕，吾终不去。”
此事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有司的上奏明确说“外国蕃僧”都要遣送回国，但金刚智偷换概念，将“蕃僧”理解为“蕃胡”之僧，自己作为天竺梵僧就可以置身事外。这一诡辩恰恰说明“蕃胡”只能指代具体地域的族群，不能泛指所有华夏以外族群。至于上表《户部格》7中的“诸蕃商胡”，因为突出了商人属性，很明显就是指来自诸蕃的粟特商人。
最后略论唐代律令中的“蕃客”。宋代以降的文献有将“蕃客”与“蕃人”混同的趋向，但唐代文献中的“蕃客”应当就是特指“蕃国”使者。上引《仓库令》唐17提到给“蕃客”赐物，《厩牧令》唐35提到给“蕃客”传马，《杂令》复原50提到给“蕃客”提供柴炭等，这些特殊待遇都不是普通“蕃人”能够获得的。《唐会要》载长庆二年（822）九月敕曰：“蕃客等使，皆远申朝聘”云云， 便是明确说“蕃客”是使者。故而，唐代的“蕃客”并非族群称谓，而是一种政治身份。
2.“夷人”“夷狄”与“夷獠”
唐代律令除了主要使用以“蕃”为核心的概念来表述华夏以外族群和周边政权以外，也见有相当数量的“夷人”“夷獠”的称谓，这种以“夷”为核心的概念明显是承袭秦汉以来的旧传统。
“夷人”见于表1中《诈伪律》387。该条律文涉及翻译问题，大致是说如果因译人故意不实翻译而导致定刑错误，译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至于需要翻译的涉案华夏以外族群之人，律文正文用的便是“夷人”，律疏则是三处用了“夷人”，一处用了“番人”，即所谓“传译番人之语，令其罪有出入者”。唐代的“番”多指分番轮替，此处的番人显然并非指轮替之人，当为“蕃人”之误。若此，则此条中的“夷人”等同于“蕃人”，都是泛指华夏以外族群。史书中也见有将四方之人称为“夷人”的记载，如《旧唐书》载李素立招慰铁勒闕泥孰别部，“夷人感其惠，率马牛以馈素立”，这是称北方诸部为“夷人”。显庆年间唐朝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后，高宗下诏曰：“遂使凶渠畏威，夷人慕德，伐叛柔服，西域总平。” 这是称西域之人为“夷人”。德宗贞元年间赵昌任安南都护，史称“夷人率化”，这是称南方之人为“夷人”。高宗麟德年间靺鞨首领李谨行任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这是称东北诸部为“夷人”。可见，唐代仍然广泛使用“夷人”来称呼周边诸族。
“夷狄”见于《寺监职员令》34。《唐六典》此处记载为“典客令掌二王后介公、酅公之版籍，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归化在蕃者之名数”。 两者表述有较大差异，《唐令拾遗补》复原的《寺监职员令》34，叙述的典客令职责为迎送“蕃客”及管理“在国夷狄”，《唐六典》则言其要掌管与唐朝建立政治关系的“夷”“戎”“蛮”“狄”的名数。仅就令文中的“夷狄”来说，大致是对应于《唐六典》中的“夷”“戎”“蛮”“狄”，还是使用了其泛指华夏以外族群的本义。唐人论事好用“夷狄”，如温彦博言“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比列星”，褚遂良言“臣闻古者哲后，必先事华夏而后夷狄”，皆是以“夷狄”与中华对举，也都是泛称。
“夷獠”见于表1中《赋役令》唐12，复原13、7、9及《医疾令》唐17。“夷獠”之称谓由来已久，《后汉书》载汉武帝杀夜郎侯，“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 此后正史中也多见“夷獠”，大致是指南方和西南州县境内的华夏以外族群，《旧唐书·地理志》即载剑南节度使“南抚蛮獠”，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静夷獠”。 石見清裕根据正史记载绘有隋唐时代“獠”“夷獠”分布图，也大致是这一分布趋势。 上表《赋役令》7将“夷獠”之户列于岭南诸州后，即体现了“夷獠”与岭南的关联性。《赋役令》唐12中提到外蕃之人内附可以“复十年”，新招慰的“夷獠”则是“复三年”，说明“夷獠”并不包括在外蕃之人范围内。如何理解“夷獠”的这种政治属性呢？《赋役令》复原13中提到边远州的“夷獠杂类”，《医疾令》唐17则提到“州在边远及管夷獠之处”，大致说明唐代律令中的“夷獠”，大多是指唐代州县或羁縻管辖范围内的部分南方及西南族群，他们与外来的“蕃国”投化之人自然有所不同。
由上文讨论可见，唐代并没有完全放弃以“夷”称呼华夏以外族群的称谓。除了上引律令，其他典章文献和传记中也多见传统的“蛮夷”称谓。如《唐六典》载有诸道控制的“远夷”贡献，关内道为北蕃、突厥，陇右道为西域胡、戎，江南道为五溪之蛮，剑南道为西洱河群蛮，岭南道则为百越及林邑、扶南， “蕃”“胡”“戎”“蛮”“越”皆有。上表《公式令》18丙的条文，在《唐六典》也写作：“六曰天子行宝，答四夷书则用之；七曰天子之宝，慰抚蛮夷则用之；八曰天子信宝，发蕃国兵则用之。” 第一处“蕃国”改为“四夷”，第二处“蕃国”改为“蛮夷”，可见这些语汇在一些语境中可以通用。史载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封禅泰山时，“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的使臣及“内臣之番”的酋长皆一同参与。可知唐人虽习用“蕃”，但以往的“夷”“蛮”“戎”“狄”“羌”“胡”“越”等称谓也依然沿用。
3.“化外人”与“归化人”
“化外人”，就现有史料看似是唐代新出现一种称谓，见于表1中《名例律》48，《卫禁律》88-1、88-2，《擅兴律》232，《户令》19和《户部格》10。王义康提出：“唐律化内、化外的区分以政治归属来判断，为唐帝国的境内与境外，相当于现代法律意义的国内、国外。” 表1《名例律》48对于化外人也有明确的解释，即“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擅兴律》232对化外人的解释是“声教之外，四夷之人”，则化外人明确是指唐朝国境以外的“蕃国”之人。《卫禁律》88-1律文正文表述为“化外人”，律疏表述为“化外蕃人”来看，也说明二者大致可以等同。同时，唐代律令又用“落蕃人”或“没落外蕃”（见《名例律》36、《户令》19、《田令》19、《赋役令》唐12）来专门表述流落化外的唐朝著籍百姓，《户令》19就明确区分了“没落外蕃得还”和“化外人归朝”两种情况，说明化外人不包括落蕃人。由此可以进一步说，化外人是指生活在唐朝国境以外且未曾编入唐朝户籍之人。严格来讲，化外人并不是族群称谓，而是代表一种类似现代法律上外国人的政治身份，只不过唐朝国境以外几乎皆是华夏以外族群，才会出现《卫禁律》88-1中化外人与化外蕃人混用的情况。
“归化人”见于表1《杂令》唐13，似指内附的“蕃人”。《宋书》见有“太祖宴会，有荒外归化人在坐”云云，可知其来有自。但史书中出现的“归化人”用例较少，难以确知其具体内涵，从名称判断，应有化外人转为化内人之寓意。
总之，唐代律令中的华夏以外族群称谓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与秦汉魏晋律令多称“蛮夷”或“夷民”不同，唐代有“蕃”、“夷”、化外三种不同的称谓体系。同时这三者之间似无泾渭分明的界限，在很多语境中可以混用。在这些概念中，“蕃人”“蕃夷”“夷人”“夷狄”都可以泛指全部华夏以外族群，“蕃胡”指西北甚或包括北方的“蕃人”，“夷獠”则指岭南、剑南等处所管的华夏以外族群，“蕃客”与化外人更偏向于表述政治身份，分别代表外蕃使者与境外“蕃人”。考虑到化外人的特殊性，唐代华夏以外族群称谓实际上最关键的变化，就是“蕃”成为常用表述方式，与“夷”等概念混用。
三、“夷”与“蕃”：两种称谓体系的演化合流
唐代在传统的“夷”“蛮”“戎”“狄”称谓之外，大量使用“蕃”泛称华夏以外族群，这是中古时期称谓体系的重大变化。杨劭允详细梳理中国古代“蕃”的内涵，讲清了以“蕃”称华夏以外族群的经典来源与历史实践。至于“夷”与“蕃”两种称谓体系的差异与分合，尚需进一步明确。
首先，“夷”与“蕃”本意上有明显不同。“夷”“蛮”“戎”“狄”自上古以来就对华夏以外族群的泛称。《竹书纪年》载夏代有“九夷”“诸夷”。 商代有方国之制，甲骨文中多称周边方国为某“方”，也见有“蛮”“夷”等称谓。西周金文中也见有“夷”“蛮”“戎”“狄”等。《周礼·职方氏》载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礼记·明堂位》有“九夷之国”“八蛮之国”“六戎之国”与“五狄之国”， 《墨子·节葬下》载有“八狄”“七戎”“九夷”。春秋时期又常见“蛮夷”“戎狄”“蛮戎”等连称，可知至少在此时“夷”“蛮”“戎”“狄”已常用作泛称，而非特指某一部落。 值得注意的是，《礼记·王制》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云云，是将“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对应。不过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商周文献中的“夷”“蛮”“戎”“狄”并非严格对应于各自的方位，实际上仍是泛称。
“蕃”的本意中并没有指代华夏以外族群的意向，与“夷”“蛮”“戎”“狄”判然有别。《尚书·洪范》曰“庶草蕃庑”，《国语·周语》曰“民之蕃庶”，又《说文解字》曰“蕃，艸茂也”，其中的“蕃”皆是滋生、繁息之意。“蕃”与边疆或外域产生关系，见于《周礼·大行人》：
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
《大行人》描述王畿之外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要服，此六服即是九州之领域，其外就是所谓“蕃国”。郑玄注曰：“九州之外，夷服、镇服、蕃服也。” 这一说法是为了调和《大行人》的六服说与《周礼·职方氏》的九服说。《职方氏》载王畿之外有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共九服，除了与《大行人》重复的六服外，郑玄认为最外围的夷、镇、藩三服，就对应于《大行人》的“蕃国”。于是这里就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大行人》正文中“蕃国”与郑玄所谓“蕃服”之“蕃”，应当都是通《职方氏》中“藩服”之“藩”，因为“藩”字才有藩屏之意，《说文解字》即曰：“藩，屏也。”在《周礼》记载的服制中，藩服与蕃国都是天下的最外围领域，皆应取藩屏之意。故而，以“蕃”来表述边域，大致就是因其通“藩”时可指藩屏。
其次，汉代以来“蕃”多指政治体，“夷”多指族群，二者有所区分。杨劭允提出，汉代“藩”通常是指皇帝分封的藩国或藩王，外邦只有归附汉朝时才称藩臣；北魏孝文帝多据《周礼》改制，才将“九州之外谓之蕃国”落到政治实践，开始将边镇和外域称为“蕃”。具体来看，北魏时“蕃”的概念有了明显的泛化倾向。一方面是将藩属关系大量应用到周边政权；另一方面是使用“蕃”来直接称呼这些称藩的政权，如称吐谷浑为“魏蕃”，称高昌为“远蕃”， 也出现了“蕃客”“蕃使”之类的称呼。不过，北魏时的“蕃”仍然特指政权，而未扩展到族群称谓。《魏书》中所见华夏以外族群称谓，仍多是“夷人”“夷民”。如《魏书·广陵王传》所载“迁京之后，北蕃人夷多有未悟”之语，就体现出这一时期“蕃”与“夷”称谓的微妙区别。
最后，隋唐时期“蕃”演化出族群意涵，才在华夏以外族群称谓上与“夷”融合混用。唐代“蕃人”“蕃夷”“蕃胡”等称谓的广泛使用已见前文，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隋代。《隋书》中不少“蕃”的称谓是直接指华夏以外的族群，如该书所载大业三年（607）四月诏中有“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又载裴矩语“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城伊吾耳”，又称炀帝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等， 都是指华夏以外族群之人。“蕃”在隋唐时期开始明显具有族群意涵，也与天下格局的变动有关。隋唐王朝结束数百年南北分裂局面，一统华夏九州，甚至不断向周边拓展疆域，中原王朝以外的政治体主要是由华夏以外族群构成。隋唐并未回到秦汉时期专用“蛮夷”的传统，而是融入了北朝以来用“蕃”指称周边政治体的元素。由于蕃域之人大都是华夏以外族群，来自诸蕃的“蕃人”“蕃夷”“蕃胡”“蕃客”，便也大多是外族之人，由此“蕃”也逐渐演生出泛指华夏以外族群的意涵。在隋唐的典章制度中，也尝试将“夷”与“蕃”兼容并叙。隋代曾改尚书省主客郎为司蕃郎，改鸿胪寺典客署为典蕃署，即是以“蕃”来泛指诸蕃来客。隋炀帝时又曾置四方馆，设有四方使者，“东方曰东夷使者，南方曰南蛮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 这样，“蕃”与“夷”“蛮”“戎”“狄”一度被同时纳入描述周边政权的职官系统中。唐代典章对于“蕃”与“蛮夷”的关系说得很明确，前引《唐六典》载鸿胪寺典客令掌管“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归化在蕃者之名数”，可见“夷”“戎”“蛮”“狄”本身不一定是“蕃”，只有名义上归化者才算“在蕃”。从另一方面看，唐朝也是以“蕃”的形式将大部分“夷”“戎”“蛮”“狄”纳入其中。这样，中外关系也不再是单一的华“夷”关系，而是叠加了九州与“蕃国”的政治关系，这是“蕃”与“夷”在政治层面的合流。
总之，“蕃”实际是一种有别于“夷”的政治话语体系，“蕃”与“夷”并不是一种线性的替代关系，两种称谓经过了从分立到合流的过程。“蕃”这一从政治概念演生出族群意涵的特点，也可以解释前述唐代华夏以外族群称谓的一些特殊之处。一是唐代律令中“蕃”字单称时实际多指政治体，而在“蕃汉”对举时或组成“蕃人”“蕃夷”等词时才具有族群的意涵；二是“蕃”虽然成为常见用法，但没有完全替换本意指华夏以外族群的“夷”“蛮”“戎”“狄”等称谓。此外，由于隋及唐前期疆域的扩展，一些原本在九州之外的蕃域被纳入王朝统辖之下，“蕃”也有了内、外之分，于是在需要严谨表述的法律文献中，又出现了“化外人”的概念来特指未曾在唐朝著籍的外蕃之人。
四、结 论
上古以来表述华夏以外族群的“夷”“蛮”“戎”“狄”等，在秦汉时期凝聚为“蛮夷”，成为律令中的常用泛称。以“夷”为核心的这一套称谓体系，实际上一直沿用到唐代。但在唐代律令中，以“蕃”为核心的“蕃人”“蕃夷”“蕃胡”等华夏以外族群称谓成为主流，又多见有“化外人”，形成“蕃”“夷”“化外人”混用的称谓系统。“夷”与“蕃”两种称谓体系，不是互相矛盾替代的关系。与“夷”“蛮”“戎”“狄”不同，“蕃”的本意不是指华夏以外族群。汉代以来，“蕃”多指政治体，与指代族群的“夷”有所区别。隋唐统一后多用“蕃”来指代周边政治体，随着疆域扩大，周边皆是外族，“蕃”也就逐渐演生出指称华夏以外族群的意涵。故而，唐代律令相对复杂的华夏以外族群称谓，实际上是“蕃”与“夷”两种称谓体系合流的结果。
汉唐间外族称谓的变动，实际上迎合了这一时期天下秩序重构的需要。“蕃”之所以能成为对周边政治体乃至华夏以外族群的常用称谓，主要是在天下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北朝至隋唐以九州与“蕃国”的从属关系重新整合中原与域外的关系，一些传统的中原以外的“蛮夷”也被纳入“蕃”的秩序内。在此背景下，“蕃”与“夷”逐渐实现叠加整合，是“蕃”逐渐成为泛指华夏以外族群重要称谓的制度渊源。可以说，汉唐间华夏以外族群称谓的变化是中华再造统一过程中对华“夷”及中外关系的再表述，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下观与天下秩序的重构。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