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东岳论丛》2026年第2期。
作者：陈定家(1962—),男，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媒介诗学。
摘要：詹姆逊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断裂”与“重建”的探索，以及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创造性的“整体性”研究，对理解文艺理论与批评界许多富有争论性的问题具有拨云见日的启发性。詹姆逊以“传统文化的断裂”“深度模式的消失”“历史意识的消退”等表述，捕捉到了后现代主义的精髓。现代主义追求本质、意义、真理的线性思维模式在后现代的冲击下几近分崩离析，取而代之兴起的是一种平面化、碎片化、多元化的表达方式。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景观的深刻洞察，不仅揭示了时代文化变迁的轨迹，更提供了一种启发性视角与方法，去理解和把握历史进程中的文化更迭与精神律动。
关键词：詹姆逊；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是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引用的评价孔子的一个震撼人心的比喻，虽然有些夸张，似乎并不为过。但令人吃惊的是，当代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评价同时代的同行詹姆逊时，竟然也极为夸张地使用了一个类似的比喻:“詹姆逊的著作，犹如夜晚天空中升起的镁光照明弹，照亮了后现代被遮蔽的风景。后现代的阴暗和朦胧霎时变成一片奇异和灿烂。”
诚然，对詹姆逊的评价和对孔子的评价似不能相提并论，我们也不想用“学无东西、道无古今”之类的套话来评价安德森的“照明弹”之喻是否恰切。但对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文艺学与美学界来说，詹姆逊来华“传经送宝”真可谓适逢其时，彼时中国知识分子“求声异邦”的心情之迫切无以复加。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张旭东在论及詹姆逊的中国影响时指出:“他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的外部轮廓，更改变了它内在的问题意识，进而成为一种想象力和理论激情的佐证。这种浸润式的作用是常规西方学院话语无法企及的。杰姆逊在美国和西方批评理论界固然享有崇高的威望，但只有在中国，他在许多问题领域(比如后现代主义)里具有笼罩性、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几十年时间里，就西方当代文艺思潮对于中国文艺理论的影响而言，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及其相关理论影响深远，鲜有出其右者。有研究者认为，詹姆逊作为当代为数不多的在跨学科、跨地域范围里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风云人物，“一方面，他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分析家和病理诊断师；另一方面，他又是80年代以降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最富活力、最雄心勃勃、最多产和系统的实践者。”
一、现代vs后现代：传统文化的断裂
1985年9月至12月，时为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主任的詹姆逊教授，应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国际政治系之请，在北大开设有关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专题课。詹姆逊的“北大学术演讲”着重探讨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他的许多创造性的观点，对理解文艺理论与批评界许多富有争论性的问题具有拨云见日的启发性。例如，正当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彼时如风乍起的文艺商品化现象不知所措时，詹姆逊指出:“‘商品化’不仅表现于一切物质产品，而且渗透到各个精神领域.....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概念等则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主要特征，后现代主义’正是对于这些特征的概括。”这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类似的一系列言论，在20世纪末期的一场有关文艺商品化的争鸣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借鉴和引领作用。
早在1984年，詹姆逊在著名的《新左派评论》上发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时就明确指出:“世纪将尽，而历史的发展却似倒行逆施，近几年来，我们目睹了一个世代的千秋大业逐步向历史的尽头迈进......面向未来，我们无法产生任何未来感，却沉迷于议论有关这个思想的完结和那个主义的消逝”；这是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繁杂描述的一种简要概括。他认为，从意识形态和美学视角看，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当代人跟“现代主义”文明“彻底决裂”的结果。
纵观西方文艺思想史，从古希腊、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各种文艺思潮兜兜转转、起起落落，我们都能找到一条清晰可见的“起承转合”的发展线索。但后现代的崛起却具有别样的独特“景观”，它犹如一道突兀的峭壁，横亘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其独有的断裂性，对每一个试图解读它的灵魂发起了挑战。詹姆逊以敏锐的历史眼光和深邃反思意识，率先用一种近乎悲怆的笔触，强调了后现代作为一个时代断裂的深刻意义。他笔下的后现代，绝非时间轴上轻描淡写的一笔，而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惊天裂变，一次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彻底颠覆。
詹姆逊所谓的“断裂”，从文化转向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场无声较量，是“中心与边缘”的激烈博弈，更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一场漫长拉锯。它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将过往那些坚固的信念、稳定的结构、清晰的界限，统统撕裂，统统抹去，使之化为虚无。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市场的世界性扩张已经使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那么在詹姆逊所谓的后工业时代这场风暴中，人们仿佛置身于一片混沌之中，失去了方向，也失去了依托。詹姆逊以“深度模式的消失”这一精准表述，捕捉到了这一现象的精髓。他指出，追求本质、意义、真理的线性思维模式，如同一只古老的钟摆，在后现代的冲击下，几近停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面化、碎片化、多元化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如同万花筒般绚烂多彩，却又让人眼花缭乱，难以捉摸其真谛。
有研究者指出，当詹姆逊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结构性的“后现代性裂变”时，列文和斐德勒还只是从文学上对其进行探测，哈桑也不过将之扩大到绘画与音乐领域，詹克斯只专注于建筑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则常常局限在哲学范畴中，哈贝马斯的反击也很少超出哲学领域。詹姆逊的论著却另辟蹊径，“堂而皇之地把后现代主义放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以及相关的主要话语领域之内加以考察。这样一来，与这个时代其他一切文化记载相比，他对这个时代的描绘最为全面和丰富多彩。”
在以《文化转向》命名的“后现代文选”中，詹姆逊又提出了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发展的“最严谨最完整的履历表”，从其最初的出击到最后的评价，该文集概括了他20年间极富成效的反思。按照安德森的说法，詹姆逊的《文化转向》既是“引介”又是“鸟瞰”，提供了研讨后现代的“最佳书卷”。“简言之，《文化转向》在跟踪后现代世界中变化不定的各种形式时，为我们绘制了这个时代一种主导的文化运动的轨迹。这一成果将是非同一般的。”值得注意的是，安德森的这一评价并不只是适合于《文化转向》这个小册子，事实上，对于詹姆逊的整个理论体系来说，不仅同样适用，甚至更为恰切。
詹姆逊认为，后现代的“断裂”并非来源于后现代主义，而是源自“自反性”的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之产生，正是建基于近百年以来的现代(主义)运动之上；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决裂性’也正是源自现代主义文化和运动的消退及破产。”后现代这种与现代性文明的“决裂”，仿佛是奔向未来的崛起，又更像是朝向传统的回归。詹姆逊在列举了后现代主义一个长长的名单之后，不无迟疑地说:“这种新奇景象到底跟昔日盛行于现代主义巅峰期的所谓‘风格创新’有何基本差异?除了因时代的转变而必然引起的风格上和潮流上的变化以外，名单里所列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到底有没有为我们带来更彻底的变革和更根本的决裂?”简言之，相较于现代主义文化而言，后现代主义文化究竟具有哪些体现其“基本差异”的显著特征呢?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詹姆逊从三个层面总结出了现代与后现代的“基本差异”。第一，就其“总体性特征”而言，后现代主义是对所谓的高等现代主义的“刻意反动”,这种激进态度同时导致了美学民粹主义(aesthetic populism)的高涨。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填平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第二，在表象特征层面，“深度消失”(dephlessness)堪称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标志性特征。如前所述，对现代主义二元对立关系阐释模式的取消，解构了人们探究本质、深层、真理、真实以及所指的有关“意义深度”的思维模式。第三，从主体心理层面看，“情感的消逝”和“欣喜若狂的自我毁灭”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不同于现代主义文化的又一鲜明特征。当“复制”成为常态，艺术成为“类象”，“视像”成为后现代的徽章，其后果必然会使文化失去现实感和真实感，人与人的联系也失去了真实感、亲切感，由于电子邮件、即时信息等的出现，距离感消失殆尽，人与人的真实联系被人与物、人与声像的联系所替代，于是，主体悄然消亡，情感完全消逝(waning of affect)。在这种背景下，“新主体失去了一切活跃的历史感，既没有对过去依稀的记忆，也没有对未来美好的希冀。之后伴随着心理情感深度的变化，那种对世界的现象的或者情感的反应消失了。”
必须注意的是，詹姆逊虽然以后现代主义理论闻名天下，但他并非毫无保留地认同后现代这个概念。后现代的“后”字会引起“不快的”“可笑的"“反讽的”质疑，他认为，后现代概念，掩盖了现代性裂变的更深层的原因。譬如说，安东尼·吉登斯的著作《现代性的后果》原本是对现代性的批判，结果，吉登斯反倒因此成了“现代性”的拥护者。詹姆逊引用吉登斯的观点说，只是发明新的术语是不够的，例如“后现代性”；相反，我们必须观察“现代性”本身的性质。詹姆逊认同吉登斯的观点:“我们不是在进人一个后现代性的时期，而是在进入一个现代性的后果正变得比以往更激进化、更普遍化的时期。”吉登斯这种“不完善”的现代性的说法，在哈贝马斯那里也有些类似的表述，哈贝马斯最著名的论点是“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詹姆逊也认为，“现代性是一系列的问题和答案，它们标志着未完成或部分完成的现代化的境遇的特征；后现代性是在一种倾向于更完善的现代化的境遇中获得的东西”，其主要成就可概括为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
如果说流质多变的后现代思潮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随物赋形，变化万千，那么詹姆逊才华横溢、激情澎湃的评论则有如拍打礁石的海浪，一次次粉碎，又一次次愈合，只见浪花朵朵，却少有定型评说。难怪张旭东说詹姆逊的“辩证法诗学”天马行空的理论雄辩，让人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以致他的许多中译本著作在读者面前尚未打开就已被合上，即便对一些常常把他的名字挂在嘴上的人来说，往往也是如此。由于詹姆逊“特别强调打破文章内在逻辑所易导致的异化倾向，要让现实来冲破文章自身的逻辑，使文章与现实时刻发生关系，这样的结果，就是使文章支离破碎、充满紧张”,这种本雅明和阿多诺式的行文风格，在数字媒介主宰大众阅读的时代，不被普通读者接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不得不承认，享有“红色康德”之美誉的詹姆逊，不仅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亦坚守着黑格尔为代表的总体性，他能将汪洋恣肆的文风和深刻思辨的理论熔为一炉，能把辩证法的诗学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仅此几点，对于文艺学、美学等专业人士而言，他的著作就洋溢着历久弥新且无法阻挡的魅力。
二、确定性vs不确定性：深度模式的消逝
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是詹姆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著，在这篇文章里，他驾轻就熟地挥舞着“历史分析”和“形式分析”的解剖刀，就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时空动态、文化逻辑、地缘政治和全球化等问题，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新锐言论。他以“惊人的开场姿态”，描绘出了后现代的“全部图景”。
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商品这一概念全面突破了纯粹经济学意义的限定，它已在文化市场化的过程中，整体性地融进了时代文化的大潮之中。基于这一事实，文学与文艺也不再是一个康德式的纯审美概念，它已在市场和媒介环境中被浸染了商品属性。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者不再仅仅是“引用”经典作品，而是直接“为我所用”。如在沃霍尔的摄影和克奇的音乐作品中，皆有熔古铸今的大胆“挪用”，电影方面的类似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尤其在新媒介无孔不人的社会里，商品化大潮对消费文化及欲望的漫灌，甚至在思维和无意识层面也呈现出其强大的冲击力。
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逊描述的这种商品化潮流以“形象”的形式，悄悄流布于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商品形象对社会现实的冲击与影响，已渐成不可阻挡之势，同时也不可阻挡地影响着后现代主义文化形态的建构。詹姆逊甚至声称“形象就是商品”。他认为，“在当今时代，文化逐渐与经济重叠......文化领域中后现代性的特征就是伴随形象生产，吸收所有高雅或低俗的艺术形式，抛弃一切外在于商业文化的东西。”随着商品形象化与形象商品化的日渐融合，精神与物质的分野也越来越模糊。
因而，“形象”作为商品，既有物质属性，同时又有超越物质的象征意味。“形象”的泛滥，削弱了“他性”，在“外部事物”的“内化过程”中，“形象化”展现出了惊人的后果——距离感消失了。与空间的“距离感消失”相生相伴的是文化“深度感的消失”。关于这一点，詹姆逊讲了一个亲身经历:有一次他在纽约一间咖啡店里发现一群人正围观一位老太太，他感到很诧异，其实被围观的“老妪”是一款按真人比例复刻而成的纤维艺术装置；得知真相时，他顿受启悟：当观众在长时间凝视这尊与真实人类几无二致的纤维人形作品之后，再将目光投向周遭的真实人群时，往往会陷入对“真实”本质的叩问——仿佛世间万物皆可被解构为“形象”的集合，“实物”与“拟像”的边界已然模糊。现代主义艺术与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核心分野在于，后者以“直接经验”为呈现核心，彻底摒弃了对阐释的依赖，也不再追求明确的意义传递。其作品所承载的内涵似乎始终保持着一种沉默的姿态，未曾主动向观者施加言说的意图，却在直观的视觉冲击中,让体验本身成为意义的核心。简而言之，正是“美学民粹主义”“机械复制现象”“深度模式的消失"“平面性”“直观性”“表浅化”等解构现代主义的“冲动”，共同建构了体现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后现代主义”。
在1985年来华的演讲中，詹姆逊提到了四种“深度模式的消失”,其中第一种深度模式就是黑格尔或马克思的辩证法。在詹姆逊看来，不管是反马克思还是反黑格尔的，都普遍不再相信这种深度模式。第二种深度模式是弗洛伊德关于“明显”和“隐含”的区别，“所想到的”和“实际上发生的”之间的区别也是一种深度模式。福柯在《性史》中反对深度模式，他公开拒绝“隐抑”之类的概念，因为“隐抑”背后就隐藏着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度模式”。第三种深度模式是存在主义所区分的“本真性”和“非本真性”。第四种深度模式是符号学区分的“所指”和“能指”，“能指”隐含意义，“所指”包含真理，当人们不再相信真理时，符号学的深度模式也将不击自溃。
众所周知，在现实主义理论家狄德罗那里，任何东西都敌不过真实。现代主义理论家罗兰·巴特坚守现实主义“风格即人”的理念，认为风格是作家的独特标记，如同指纹一样清晰。而在后现代主义这里，詹姆逊所言的传统的“深度模式”都已消失殆尽。例如，在沃霍尔的摄影和绘画作品里，观众完全看不到艺术家个人的独特风格，艺术主体性在作品的无限复制过程中消失殆尽，如电影、录像、摄影等，“谁是作者”已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后现代主义最根本的主题之一就是‘复制’”。无限的“复制”必然导致“深度”的彻底消逝。在詹姆逊看来，这种“无深度”的“平面化”文化的盛行，与后现代社会“视像泛滥”和“空间优位”有关，视像以其具体可感的直接形象表达碾压文字符号的间接表意功能。“形象”所具有的“套话”和“碎片”形式不仅压制了文字的叙事活力，而且破坏了文字叙事的纯粹性和“言意关系”的可信度。
必须指出的是，所谓“晚期资本主义”，也就是詹姆逊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大多数时候詹姆逊也称之为“多国化的资本主义”，有时则称其为后期资本主义、后工业化资本主义、媒介资本主义或消费资本主义等。詹姆逊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之前的康德、黑格尔、席勒等都认定审美是拒绝商品化的，美和艺术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不屑于与任何商业企业和科学知识为伍，但这个“纯粹的没有任何商品形式的领域”“在后现代主义中都结束了”，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方面无处不在。”
在这种“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背景下，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这一庞然怪物便赫然现身，当代“社会经验”和“现实理论”的“连贯性”和“不连贯性”皆拜它所赐，詹姆逊发现这一秘密之后，便把自己的研究课题锁定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的写作也因此获得了许多西方学院派理论家们无法企及的广阔视野和强大动力。詹姆逊认为，“如果19世纪的寓言精灵只是在游荡于巴黎商业街道时梦想到了商品的疆域，那么对于后现代历史阶段的辩证论者，资本和资本的符号所及之处，一切都变成了寓言。”面对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这场大河改道式的文化变革，詹姆逊独具慧眼地指出:“写满旧文化的石板肯定要被擦干净，这一幕很可能在美国而不是在欧洲上演，因为在欧洲文化中存在着对政权制度的固守。一旦现代主义文化土崩瓦解，美国本土传统文化形式的空缺为书写一种全新的文化开辟了一个空间。个别文化事件可能在欧洲开先河，但是就一个文化体系而言，却只可能在美国出现。”消除旧文化的旧印迹，书写新时代的新篇章，这就是时代变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詹姆逊眼里，后现代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悖论与矛盾”的世界。一方面它“摒弃深度”，追求表面的光鲜亮丽；另一方面，人们却又在内心深处，渴望着一种超越现实的深刻体验。这种渴望，如同荒漠中的一抹绿洲，或许遥不可及，却总能激发人们前行的期冀。于是，在后现代的“断裂与重构”中，我们看到了人类精神的挣扎与觉醒，看到了文明进程的曲折与前行。
三、连续性vs非连续性：历史意识的退隐
詹姆逊认为，“深度模式的消失”必然导致“历史意识的退隐”。事实上，在詹姆逊看来，“历史意识”或“历史深度”的退隐，也就是“历史感"或“过去意识”的被淡忘或遗弃。詹姆逊在探讨历史意识的消逝时，其视角独特且深刻。他并非在谈论历史影像如怀旧电影等具体形式的消失，而是指出了这些影像在传达历史感上的深刻变化。他观察到，尽管人们依然能看到大量关于过去的电影，但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性”。在詹姆逊看来，这些电影所呈现的“过去”,更多地是一种图像、幻象或模仿画，它们通过技术手段和叙事策略，将历史片段化、奇观化，甚至商业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或阻碍了我们对历史深度的感知与理解。这种趋势并非偶然，而是与当代社会的文化逻辑、消费习惯以及媒介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詹姆逊敏感地意识到，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现实转化为影像，时间割裂为一连串永恒的当下”，时间的连续性不可避免地被无数非连续的、碎片化的“永恒的当下”所替代。
当然，詹姆逊并不是唯一的先知先觉者。对时代的断裂的强烈感知，是二战后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感受。卡尔维诺也曾明确指出:“如今，我们处在一个断裂性、可分性和组合性取代所有连续性，以及色阶上彼此相近颜色相互影响的发展过程当中。从黑格尔到达尔文，19世纪见证了历史连续性和生物连续性的胜利，它征服了所有辩证主义反命题和基因突变造成的中断。今天，这幅图景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然而，詹姆逊并未对这种变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深知，在这个信息爆炸、文化多元的时代，文本的碎片化与多样化或许正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这些看似零散的只言片语，实际上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与创造力，它们在不同的语境及对其的解读中，能够激发出全新的意义与价值。
一方面，詹姆逊意识到非连续性的强势显现。他认为:“今天的文本只是一堆只言片语，没有一个大而统一的形式。文本复杂的辞藻修饰，代替了原有的文本中这样或那样形式的统辖。实际上，恰恰是形式规范的语言消失了。”在詹姆逊那敏锐而深邃的学术洞察下，当今时代的文本景观如同一幅破碎的画卷，散落着无数的只言片语，它们在无垠的信息海洋中漂泊，寻找着彼此之间的联系与归属。在他看来，当下的文本已不再是拥有统一形式与结构的宏大叙事，而是被拆解成了一堆零散的话语碎片，这些碎片在无尽的组合与重构中，构成了时代独特的文化风貌。
曾几何时，文本如同一座座巍峨的宫殿，拥有坚固的结构与统一的风格，它们以规范的形式与严谨的逻辑，承载着人类的思想与情感。然而，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这种传统的文本形式开始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复杂多变的辞藻修饰与自由不羁的表达方式。这些辞藻如同一片片绚丽的羽毛，虽然各自美丽，却难以汇聚成一只完整的飞鸟，翱翔于思想的天空。詹姆逊认为，这种文本形式的转变，实际上恰恰标志着形式规范的语言的消失。在失去了统一形式的束缚后，文本变得更为自由与多元，但同时也失去了原有的秩序与连贯性。这种变化，既是对传统文本形式的一种反叛，也是对人类思维方式与表达习惯的一次深刻变革。
这种历史连续性的断裂，或者说历史意识的消逝，正是后工业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表征，资本在经济领域不断积累和扩张，推动了生产的全球化和市场的扩大，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在政治领域，资本的逻辑力量也无处不在，它通过无孔不人的渗透，形成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体，导致了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等现象。在文化领域，资本的逻辑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推动了文化的商业化、娱乐化，但同时也削弱了文化的批判性和独立性。
另一方面，詹姆逊始终没有放弃对总体性的追求。詹姆逊提醒人们，要全面、深入地理解当下的社会，不仅要从资本和商品的角度去审视和分析，而且必须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发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共同规律。在詹姆逊看来，要认清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文本，就必须从资本和商品的角度去审视整个社会。如其所言，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被割裂的状态，从黑格尔到达尔文所见证的“历史连续性”和“生物连续性"中断了。不过，詹姆逊也注意到，各种问题看似是局部性的，而实际上貌似不相干的事物却是时时相互关联、处处彼此呼应的整体。正如张旭东所说的，詹姆逊所谓的这种“割裂”的社会状态，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外化的表象，更体现在这些领域之间的内在的结构性关联方面。因此，要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性，就要返回历史，用历史永恒发展的眼光进入到资本和商品的逻辑中去，揭示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事实上，从本雅明到詹姆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一直贯穿着这一思路。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詹姆逊喊出了“永远历史化”的口号。他认为，结构主义及其各种流派是反辩证法的、反存在主义的、反现象学的，也是反历史的、反历史分期原则的。针对这种反历史的潮流，詹姆逊采取了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要求“返回历史”，另一方面则要求“超越历史”,即创造新的历史。在《德国批评传统》一文中，他强调说:“返回历史并不是回到旧的历史去，而是要求创造某种新形式的历史，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表达这些内容的形式方面要求创造一种新的历史。”
当今时代，文化领域多元并存，文艺园地百花齐放，各种理论话语和意识形态体系相互交织，如何穿透孤立的“形式自律性”屏障是一个时代性难题，而詹姆逊展现出了这样的意愿和能力。詹姆逊将各种理论语言融会贯通,形成“整体性”的认知。用张旭东的话来说，詹姆逊的“整体性"既非“化异为同”，亦非“和而不同”，甚至还算不上“求同存异”,而是以“历史性的思维‘进入’各种差异内部，用他们各自擅长的方式去参与和把握那些被这种特殊语言所把握的特殊经验，从而形成总体性的更宽阔、更深入、更丰富的叙事。”
作为一个从全球化视野关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化的“首席分析师”，詹姆逊相当注重比较主义的研究思路，他说:“我们有兴趣发展一种比较主义的文化研究方法，将各种充满异质性的文本放在一起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旨在明确在文化生产和意义阐释过程中存在着巨大不同的生存境遇，而不是要将异质性的文本转化为‘同一种东西’。”在这里，詹姆逊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见解，我们或许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亟需发展出一种比较主义的文化研究方法，这一方法犹如一把钥匙，能够解锁那些被传统框架紧紧束缚的文化密码。他构想中的这一研究路径，并非简单地堆砌或并列，而是要将那些表面上千差万别、充满异质性的文本，如同五彩斑斓的丝线，巧妙地编织进一幅宏大的文化织锦之中。詹姆逊重视跨学科研究方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比较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学科跨越。詹姆逊说:“从目前的方法论角度看，这一方面的形式调和文学批评与社会学两个层面的研究通过总体化的方法，前者在自身的动力下开始对其从漠不关心到真正进入到社会学层面：由于诸如整体与个别这样的关键性术语对于具体的社会生活和艺术作品中的社会生活都是很普遍的描述方法，因此稍微将文艺作品关注历史的焦距放大一些，就可以获得文艺作品在社会和历史层面的真实性。”如其所言，从目前丰富而多元的方法论视角审视，形式调和文学批评与社会学两个层面的研究，正以一种总体化的方法论姿态，悄然引领学术探索的新航向。这一跨学科的尝试，不仅挑战了传统学科界限的壁垒，更在两者的对话与交融中，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思想火花。
在詹姆逊的构想里，斑驳陆离、五光十色的后现代文本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它们是时间的低语，是历史的回响，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灵魂的镜像。每一种文本都承载着其独特的生存境遇，它们或悲或喜，或深沉或轻灵，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壮丽图景。当然，詹姆逊所追求的，并不是将这些异彩纷呈的文本削足适履，强行纳入某种统一的标准之下，使之失去原有的韵味与色彩，变成千篇一律的复制品。相反，这一宏大目标在于揭示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基本事实，那就是在文化的生产与意义的阐释过程中，许多看似微不足道的差异，实则蕴含着巨大的不同，它们如同潜藏在深海中的珊瑚礁，构成了文化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基石。正是这些差异，使得每一种文化都能在世界文化的海洋中绽放出独特的光芒，也让人们在比较与对照中，得以窥见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因此，詹姆逊的比较主义文化研究方法，是一种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颂扬，它鼓励我们在差异中寻找共鸣，在对比中深化理解，从而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守护好每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让人类的文化之树更加枝繁叶茂，更加生机盎然。
一些学者可能会批评詹姆逊的理论缺乏体系性。但在詹姆逊看来，理论的深刻含义似乎并不在于其体系的宏大与严谨，而在于理论本身所揭示之问题的轻重缓急及其解决方式的优劣得失，特别是相关叙事方法的虚实巧拙及其运用的成败利钝。我们要想深入理解后现代文化，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的视角和立场，这是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基础；其次还必须深入理解所处的语境，包括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现实等；此外，还要学会对不同视角的不同解释进行合情合理的比较，并尽可能全面理解它们的差异和共同点。在同一语境下，对不同的解释进行评价，以确定哪个解释更可能正确或更有价值。总之，后现代文化繁杂含混，流变不居，必须广泛考察，全面分析，综合方方面面的因素，才能形成新理解或得出新结论。因此，面对这种文本形式的转变，我们应保持一种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去接纳并理解这种新的表达方式。同时，我们也需要通过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去探寻这些碎片背后的深层逻辑与文化动因，从而在碎片化的文本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思考路径与表达方式。总之，詹姆逊对当今文本景观的深刻洞察，不仅为我们揭示了时代文化变迁的轨迹，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与方法，去理解与把握时代的文化精髓与精神内核。以他的理论主张作为有益参考，我们或许能够更为深入地洞察文本的内在逻辑与外在表现，从而在碎片化的文本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航向与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