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颜延之与谢灵运齐名刘宋，二人创作成就却有“山水”与“廊庙”之别。颜延之精于礼学，长期在礼官系统任职，元嘉年间的礼制建设，是颜延之“廊庙之体”生成的背景。颜延之“廊庙之体”的写作中贯彻着礼制意识，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诗文中对仪节的征实描写，这与当时礼0家将赋颂作为议礼依据，趋于征实地解读赋颂相关；二是以礼意结构篇体，颜诗篇首、篇末的模式化特征受此影响。颜延之的“廊庙之体”，代表着南朝文学中重视学问与文学政教功能的一种创作倾向。
关键词：刘宋；礼制意识；颜延之；“廊庙之体”
南朝史家记述刘宋文学面貌，往往并称“颜谢”。颜延之、谢灵运是晋宋文学转关的枢纽，二人的创作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谢灵运以山水诗闻名，颜延之的庙堂文学也开一时风气，正如《艺概》所说：“延年诗长于廊庙之体。”关于颜谢之别，当世已有“芙蓉出水”与“错采镂金”之评，后世迭有优劣同异之说，总体来看，颜不如谢的观点更为主流。受此影响，文学研究中整体重谢轻颜。对谢灵运及其“山水诗”的讨论已经相当繁密，而对颜延之与“廊庙之体”的分析仍有推进的空间。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颜延之创作的意义有所关注，或从应制诗、公宴诗的脉络来考察，或从宫廷文学、贵族文学的角度来把握，已有不少成果。不过，颜延之的“廊庙之体”不能简单看作皇权政治复兴下不言自明的结果，还需考虑创作者的主体作用。刘宋元嘉（424—453）年间是南朝礼乐的奠基时期，颜延之的廊庙之作，大多作于释奠、修禊、巡幸等礼仪场合，这类宴会本身就是“朝仪”的有机组成，有别于君臣“私宴”，和齐梁以下大量游观山水、琐屑咏物的应制奉教之作在题材格局上有明显差异。而且，颜延之长于礼学，又长期在礼官系统中迁转，他对时代的响应、对文学政教传统的复归，都与他的学术背景和礼官职任相关。因此，本文试从“礼制意识”切入，考察在刘宋礼乐制作的背景下，颜延之“廊庙之体”生成的内在逻辑。
一 “廊庙之体”中的礼制意识：从颜谢侍游诗之别说起
颜延之的“廊庙之体”与礼制意识关系密切。不妨先从颜谢两首侍游诗之别来体会这一特征。宋文帝元嘉四年和二十六年两次巡幸京口，谢灵运、颜延之各有从驾之作。元嘉四年谢灵运有《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二十六年颜延之有《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二诗创作场合相似，写法却颇有不同。谢诗大致呈现为三节，首六句交代出游，中写所见之景，末六句落到自身；颜诗层次较多，意脉鳞次递进。
两诗起首都先交代从游京口之事。谢诗以“玉玺”“黄屋”发端，用《庄子·逍遥游》郭象注“庙堂不异山林”之说。“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指帝王道心不会被名教拘束。至于“汾水游”，也是用《逍遥游》中帝尧出游汾水，超然物外，忘其天下之典。谢灵运在玄理的申说中达成了治国与游观的统一。颜诗则将出游落在“巡狩”之中。首八句用赋法夸耀地理形势，叙写帝王正统由秦汉之关中迁来今之东南。往下“园县”“邑社”两句，点出京口是刘宋皇室旧乡，也是陵庙所在。据《宋书·礼志》，元嘉四年、二十六年两次东巡都带有拜谒京陵的目的。颜延之明确交代了“游京口”是因“谒京陵”而起，强调此行礼制背景。“宅道炳星纬，诞曜应辰明”，宋武帝、文帝皆生于京口，顺接“睿思缠故里，巡驾帀旧坰”，点明文帝此行实为巡幸旧乡。由此，全诗的叙述逻辑就被限定在了巡狩之礼的框架之中。
帝王巡狩是见于《周礼》和《尚书》的古礼，秦始皇巡天下以威服海内，汉魏帝王也常以巡狩展示皇权对“天下”的统治，望秩山川、怀柔百神，观民风、宣教化。西晋人君并未亲出，东晋不曾巡狩，而在巡狩之礼罢废百年之后，宋文帝两次东巡京口，裴子野《宋略·总论》称“每驾巡幸，萧鼓听闻，百姓扶携老幼，想望仪刑”，可见其盛况。颜延之的侍游诗强调巡幸京口的政教背景，不似谢灵运般作玄学申发。后世方回对谢灵运的非议正在于此：“用此四句为柱，引入黄帝藐姑射、汾水之游以譬北固之宴，有庄、老放逸意，何不用虞巡守、夏游豫事耶？”而方回所说更符合儒家礼意的写法，恰是颜延之另一首京口侍游诗的开篇：“虞风载帝狩，夏谚颂王游”，两句皆用巡狩故典。
颜谢两诗，中段都写游山。谢诗以四句写登山开宴，四句写初春新景，“皇心”“万象”两句的颂美也是承春景而来。颜诗却只有“陟峰腾辇路，寻云抗瑶甍”是游山，“春江壮风涛，兰野茂荑英”是登山所见。颜延之无意铺写春日风光物色，以“宣游弘下济，穷远凝圣情”两句收结游山之事，指出帝王巡狩意在宣抚百姓、问民疾苦。宋文帝巡幸途中曾下大赦诏，蠲复租赋，赡恤孤弱。何焯称颜延之此诗檃栝宋文帝所下三诏，“以本纪参观而后见其工也”。但从时间上看，游蒜山之时诏书尚未颁下，颜延之诗并非檃栝，实为暗合。这说明颜延之自觉采用了与刘宋官方一致的政教立场和叙事逻辑。下文“岳滨有和会，祥习在卜征”，两处用典。此次巡幸，宋文帝“会旧京故老万余人”，颜延之将其比作周公作洛邑后的大和会（《尚书·康诰》），下句又点出今日有此“和会”盛事，是因为帝王能修德教，用《左传》连年占卜皆得吉兆方行巡狩之典。颜诗为蒜山游宴而作，但诗作立足点不在游山、宴会，而是更进一层，落到帝王巡狩四方的礼制本事上。
两诗末尾意旨相似，皆说在朝惭退之意。然而谢诗六句只说当归山林一意，颜诗却先用旧事故典再次扣住巡狩之礼：“周南悲昔老，留滞感遗氓”，用汉武帝封禅而司马谈不得从行之事，反衬今日从驾之幸，末二句落到隐退便作收束，不令“山林”的声音喧宾夺主。
颜谢诗之别，归根结底在于颜诗中贯彻着礼制意识。在用典上，颜延之多用礼制典故，一篇之中利用的经典成说、前代故事都指向同一礼制，共同拱卫着作为篇旨的“礼意”，很少游离。而谢灵运用典偏重老庄，诗意与礼制背景、政教语境相对脱节。在诗歌篇制上，谢诗整体就游览写游览，为颂美而颂美，诗中收摄景物虽多，但意义层次较少，结构相对单薄扁平。而颜诗以巡狩之礼的逻辑层层推进叙事，全诗篇幅虽长，却因礼意的贯通，得以将诸多层次统摄一体，繁复却致密。齐武帝认为谢灵运诗“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而颜延之诗“可宗尚”，就与颜延之的这种写作习惯相关。
晋末宋初谢瞻、谢灵运、范晔等人作宴会应制诗，或不叙本事，从良辰、丽景直起，或以玄学观念统摄政教之事，或反复申说弃官隐退之意。后人讥其“知体要者鲜”。颜延之则发展出了另一种写作模式，即在诗歌首尾利用儒经，将今事落实为古礼，反复申发政教意义。那么，颜延之的写作特点如何形成？下文试将颜延之“廊庙之体”的写作放回刘宋礼乐制作的背景中，考察他的学术如何响应时代，他的诗文如何在对传统的承变中自成一家。
二 刘宋礼乐制作中的颜延之
王通称许颜延之“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这是因为颜延之的“经纶文雅才”，本质上以儒学尤其是礼学为底色。颜延之礼学专精，《通典·礼序》最末总列各朝礼家，颜延之便在其中。《隋书·经籍志》经部礼类又有颜延之《逆降义》。永初（420—422）中颜延之“官列犹卑”，却被引为在朝儒士的代表，与礼学大家周续之就《礼记》中“慠不可长”“与我九龄”“射于矍圃”三义进行辩难，可见颜延之礼学为人推服。正如马国翰辑颜延之《论语颜氏说》序称：“览是编者，应叹江左之士说经锵锵，非徒以错彩镂金齐名康乐已也。”颜延之的儒礼之学，是他诗文中“礼制意识”的根源。讨论颜延之的“廊庙之体”，不能忽视这一点。
朱熹称“六朝人多精于礼，当时专门名家有此学，朝廷有礼事，用此等人议之”。六朝礼学之精，尤见于通经致用的实践层面。钱穆称：“南方《礼》学，除《丧服》外，并重朝廷一切礼乐舆服仪注。”顾涛进一步指出，六朝礼家之礼学，“是在融贯经籍之后，在具体现实问题中呈现出其对礼意的深刻把握和对经义的灵活运用，大大区别于由经注或经论来立说”。因此，讨论六朝礼学，尤需注意当时“礼议”与“礼事”。礼议与礼事不仅是六朝礼家精专学问得以呈现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参与国家政治的一种方式。如果从参与礼议的权限以及礼仪施行中的具体职掌来界定，刘宋官僚体系中的“礼官”可以包括尚书省祠部、仪曹、殿中三曹，九卿中的太常及其属官，以及国子学、太学二学官属。若按这个标准来衡量，可以说颜延之一生历官，大半都在礼官系统之中。义熙（405—418）中宋国初建，颜延之受太常郑鲜之荐举为博士。永初中，颜延之曾为尚书仪曹郎，此职例用“有学艺解朝仪者”担任。元嘉中后期，颜延之曾为国子祭酒，元嘉末年，颜延之又为光禄勋、太常。太常为九卿之首，掌礼仪祭祀。元嘉二十九年颜延之因年老表求解职，自称“陵庙众事，有以疾怠”，即指太常按行陵庙、躬行祭祀之职。光禄勋虽非专职礼官，但朝廷大祭祀中例以光禄勋助祭。在这些官任中，除了太常和光禄勋常在仪式现场以“赞助其事”的方式参与朝廷礼事，其他学官博士、尚书仪曹郎，主要都是以“礼议”的方式参与朝廷的礼制取定和礼事施行。不过，今日所存颜延之在朝礼议，仅有《武帝谥议》一篇了。
颜延之的“廊庙之体”，与元嘉年间的礼乐制作关系颇深。东晋皇权不振，朝廷威仪、天子祭祀施行疏简。建康朝廷的建立又以司马睿琅邪国与将军府为基础，诸侯之礼与天子等秩有别，东晋礼乐器具、舆服制度大多卑杂，不少朝廷礼仪也因令典仪注不存，或是施行从权，或是缺而难修。东晋后期君臣虽有重视礼乐之势，但由于主荒政乱，礼乐制作的实绩相当有限。刘宋皇权重振，崇儒兴教，制礼作乐，汉魏西晋礼制才真正得以修复。
刘宋元嘉年间大量修复汉魏西晋旧礼，此时国家礼事中，常能见到颜延之陈诗作颂的身影，不妨分疏如下：一是巡狩。巡狩之礼见于《尧典》，秦汉曹魏代有施行，晋世“巡狩废矣”。此后至宋文帝元嘉四年，方有巡狩之事。元嘉二十六年，文帝再次巡幸京口，颜延之作《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文选》卷二二）。二是谒陵。谒陵之礼源自汉代，西晋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江左拜陵与中朝有别，其施行又无定准。而刘宋复归汉仪，“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舆驾必谒初宁陵，复汉仪也”。颜延之《拜陵庙作》（《文选》卷二二）便是因元嘉初年的某次谒陵而作。三是南郊。晋室渡江后，雅乐多阙，东晋郊祀无乐。至刘宋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哥，诏御史中丞颜延之造哥诗”。这是江左第一次登歌齐备的南郊祭祀，而三首登歌，皆为颜延之所作（《宋书·乐志》）。四是释奠。东晋国学旋立旋废。元嘉十九年，刘宋始立国子学。元嘉二十二年，“皇太子讲《孝经》通，释奠国子学，如晋故事”。宋文帝对此颇为重视，“祭毕，太祖亲临学宴会，太子以下悉豫”。《宋书》史臣称：“天子鸾旗警跸，清道而临学馆，储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礼先师，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颜延之作有《皇太子释奠会作》（《文选》卷二〇）。五是藉田。藉田礼自西晋武帝之后，“其事便废”，“史注载多有阙”。东晋元帝和哀帝都曾有意亲耕藉田，然而仪注修复颇有困难。元嘉二十一年春宋文帝亲耕，是过江百年来藉田第一次如礼施行，正如任豫《藉田赋》所说“缅彼帝籍，百有余年”。《侍东耕诗》便是颜延之为藉田礼而作。（《艺文类聚》卷三九“藉田”）六是禊。汉晋官民皆有修禊事，两晋南朝时，曲水宴成为王朝仪典中的盛会。永初二年三月初三，是刘裕即位后第一次禊宴，颜延之作《三月三日诏宴西池诗》。元嘉十一年三月初三，宋文帝亦有禊宴，颜延之作《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和《应诏宴曲水作诗》（《文选》卷四六、卷二〇）。
为朝廷礼事“陈诗作颂”，是汉魏两晋相沿的创作传统。礼制原与诗赋有紧密的关系。都邑大赋颇重礼制，其典型如张衡《东京赋》，以《月令》岁时为序，从正月元日朝正、郊祀明堂，春时藉田、射礼，孟冬养老、仲冬大阅到岁末大傩，一年中的朝廷礼制就在“洛阳”这个帝国中心的舞台上逐一上演。孙绰将《三都赋》《二京赋》称为“五经鼓吹”，就是因为都城大赋是以最具感染力的方式铺陈儒家经典中的理想秩序。都邑赋之外，又有以单一礼制活动为题材的赋颂。三国西晋时这类赋颂撰作较多，这是因为礼乐制度的施行与国家确立正统性相关，文士往往“应事”作赋颂，以记录当朝礼事。如魏文帝黄初七年（226）正月皇后亲蚕，韦诞作《皇后亲蚕颂》；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初次施行藉田礼，潘岳作《藉田赋》；晋惠帝元康三年（293）愍怀太子行释奠礼，潘尼作《释奠颂》。魏晋以来，以四言、五言诗进行礼制书写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如曹植《元会诗》、张华《游猎篇》《上巳篇》等，从乐府中滋长而出；裴秀《大蜡诗》、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等，则是规模《诗经》雅颂。然而自东晋过江以来，文士进行礼制书写的意愿十分低迷，虽然东晋初年还有郭璞《南郊赋》、王廙《中兴赋》这样意在宣扬盛美的作品，但整体上看，东晋赋作的主要题材已经转向了山水自然，诗作中也鲜见礼制内容。
颜延之诗文有意接续汉魏西晋赋颂传统。《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将“颂声”注入宴会集序中，何焯以为体制出于班固、张衡。《侍东耕诗》首四句，先写藉田礼前众官整治千亩、再写皇帝在御耕坛上三推耒耜，皆是具体仪节；末二句“草服荐同穗，黄冠献嘉寿”，预想亲耕后野老献瑞。前半详写仪节，后半借田夫邑老称颂主上，这一结构脱胎于潘岳《藉田赋》。《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起首夸耀京口形势，用都邑赋旧例。《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借用张衡《南都赋》构思，铺陈车驾之盛和欢宴场景来写帝王巡幸旧乡；“山祇跸峤路，水若警沧流”两句所用“神灵警跸”的想象亦出汉赋。《应诏观北湖田收》写车舆之盛：“飞奔互流缀，缇彀代回环。神行埒浮景，交映溢中天。”（《文选》卷二二）直以五言诗体与《东都赋》争胜：“千乘雷起，万骑纷绘。元戎竟野，戈彗云。羽旄扫霓，旌旗拂天。”用赋法铺陈游览场面后，诗末“息飨报嘉岁，通急戒无年”，上句用《礼记》蜡祭之义，休息农夫、飨祭万物之神以报丰年；下句檃栝《穀梁传》“丰年补败，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之意，寓将来箴戒。依托大赋“劝百讽一”的传统，颜延之将箴劝之语写入了应制诗。在刘宋制礼作乐的背景下，颜延之复归文学的政教传统，将汉晋赋颂的构思、语辞以及审美追求引入诗文写作，“廊庙之体”典重缛丽的风格便与此相关。
三 礼仪与礼意：礼制意识的两重表现
颜延之诗文的面貌并不是简单地复归汉晋，蹈袭前代，而是发展出了个人特色。现有对颜延之诗文特征的研究，往往牵绕于“铺锦列绣”“雕缋满眼”的形式层面，对他黼黻文章之下的“君子之心”却关注较少。从“礼制意识”的角度，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颜延之“廊庙之体”的创作思路。礼有“数”的层面，包括标示“名物度数”的“礼物”和展现“揖让周旋”的“礼仪”；也有“义”的层面，即通过礼物和礼仪来表达的礼之本意。颜延之“廊庙之体”的特色，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对仪节更密附、更征实的描写，一是对礼意的反复申说与揭示。
颜延之的礼制诗文，重视对礼仪场面的征实描写。他为南郊所作登歌，与前代傅玄所作，在章法、意旨和遣辞上都有差异。虽然郊庙歌辞例用雅颂体，但刘宋与西晋，文辞亦有疏密之别。如傅玄《天郊飨神歌》，三言四十句，以两韵为一转。除起首八句简叙祀坛之外，下文皆想象神灵，根据神之临降、接受飨祀、赐福大晋的过程，分写“神之体”“神之来”“神之至”“神之坐”“神是听”“神说飨”，篇中礼仪描写疏简，整首乐歌都在神秘缥缈的氛围之中。颜延之《飨神歌》亦三言四十句，却以人事为主。歌辞四韵一转，从选定郊祀之地叙起，至祭祀前日未明时的田烛、权火，再到祀坛修饰、祭祀中的礼器乐声、神灵降至，以及最末三献，各环紧贴仪节，其中神灵来降仅有四韵。相较可见，颜延之歌辞已将祭祀的神秘色彩化为了儒家雅正。而且，歌辞中“祼既始，献又终”两句，尤能反映其征实色彩。南郊祭祀之初用祼祭，不合于郑玄礼说，这一做法只暂行于宋文帝朝，孝武帝孝建（454—456）中便已改省。但由于颜延之写礼密附，这一仪节如实存留在了歌辞之中。
以征实态度看待文学中的礼制细节，与南朝礼家常据前代赋颂推定礼仪“故事”相关。南朝礼家重“故事”，史称王准之、王俭、孔逷、范岫、许懋、江蒨诸人，皆详悉朝仪“故事”，可以说这种礼学内部与纯理论的经学探讨相对，注重前代既有礼制的因革，面向本朝实际施用的专门学问，是作为技术官僚的南朝礼官的必须。此即陈寅恪所说“掌故学乃南朝一时风尚也”。在南朝礼制修复的过程中，前代故事起到了很大作用。刘宋修复的旧礼，大多过江之后旷废百年，直到元嘉年间才经过儒生勾稽补缀、礼官反复商议，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在礼学考订中，赋颂是推原汉魏西晋“故事”的重要参考。如义熙初年徐广作《车服仪注》，据《宋书·礼志》所引，徐广考辨“云罕九斿”，首先引据毛诗《齐风·卢令》序，其次分析潘岳《藉田赋》：“五辂鸣銮，九旗扬旆。琼钑入蕊，云罕晻蔼。”徐广认为，潘岳写大驾车舆，先前已写过“九旗”，若“云罕”仍是旗，潘岳不应反复描写，“频句于九旗之下”。这是结合赋作本身的文本逻辑来逆推其中的名物制度。
在礼学考订征引“故事”的需求之下，南朝礼家对赋颂中所涉礼制的解读整体趋向征实。曹魏元会仪无存，何承天、沈约皆以何桢《许都赋》及王沈《正会赋》考察曹魏元正大飨之所。又如傅玄《元会赋》开篇称：“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今人可能会将其理解为对西晋元会“于古有征”的夸耀，并无确指，但《宋书》史臣据此认为，晋武帝时的咸宁元会仪注“兼采众代可知矣”。又陆机《孙权诔》称“肆夏在庙，云翘承□”，沈约认为“机不容虚设此言”，以此推断孙吴有宗庙金石登歌。当时礼议也以赋文为据，如荀万秋奏请遵照潘岳《藉田赋》“常伯陪乘，太仆秉辔”之语改正元嘉《藉田仪注》；宋齐之际王俭据左思《魏都赋》“蔼蔼列侍，金貂齐光”之语，确定藩国侍臣朝服当着貂尾。可见赋颂中的礼制细节，甚至会通过礼议化为仪注，成为现实中施行的礼制。“文学”与“礼制”之间，建立起了转化的通道。
在礼学考订的眼光下，赋颂中的品物仪节被视作前代故事的参照。这种解读的成立，其实要求了一个前提：当日赋家是以“征实”的态度来描写名物礼制的。汉晋赋家下笔时到底有几分夸饰，又有几分是对古典礼制的想象，后人其实难以稽考，但重要的是，晋宋之际的礼家默认赋颂应该征实地反映一代礼制。颜延之诗文中对仪节的征实描写，便是以当时礼学考订中的这种倾向为背景的。
钟嵘所说颜延之“一字一句，皆致意焉”，不仅体现在颜延之摹写眼前名物、礼仪的密丽上，还表现在诗文中处处申发礼意。颜延之的礼制意识，常渗入诗文遣辞与篇体结构之中。其《皇太子释奠会作诗》，便是按照他对元嘉二十二年所行释奠礼的理解来命篇制体的，因其措置有序，成为齐梁释奠诗之楷则。此次释奠礼与颜延之颇有关系。在释奠礼前的讲经仪式中，颜延之曾以东宫官的身份担任执经，诗中又有“妄先国胄，侧闻邦教”两句，李善注引《宋书》“元嘉中，延之迁国子祭酒、司徒左长史”为解。无论是国子祭酒还是太子中庶子，在释奠礼中皆需行礼。虽然元嘉二十二年时，颜延之的具体官任难以确定，但他既曾担任太子宫臣与国子学长官，在释奠礼的场合已非普通的观礼之人，自有身份与职任带来的另一层体会。颜延之此诗分九章，第一章首四句点出尊师重儒之义，次四句带出宋武帝意欲终结魏晋儒学的颓风，“诏有司立学，未就而崩”之事。第二章颂文帝经废立而继统，重视文治；第三章写刘宋立学，有敦奖学术、招纳贤才之效，切元嘉十九年刘宋始立国子学事。第四章转到释奠礼的施行主体，颂太子。晋宋释奠的惯例是太子讲通一经后躬行释奠礼，故第五章叙皇太子讲经仪式：“正殿虚筵，司分简日。尚席函丈，承疑奉帙。侍言称辞，惇史秉笔。妙识几音，王载有述。”八句中详叙时日、处所的确定，席位的布置，讲经时侍读、执经、摘句诸职，以及讲经后将内容汇总为义疏。第六章写讲经结束后施行释奠礼，“礼属观盥，乐荐歌笙”又是一处今事的实写：东晋释奠无乐，元嘉释奠始奏登歌。第七章写释奠后皇亲三公与宴，第八章写群官行礼、生徒观礼，第九章写崇学之效，最后落到自身。以学官和东宫宫臣身份作释奠诗赋，并不始于颜延之，而若将颜延之此诗与西晋潘尼的《释奠颂》作对比，可以发现潘尼用笔疏缓，章节之间常作同义复沓，颂语多借《诗经》成辞，多颂美而少仪节。而颜延之诗用语整密，结构层次严格按意旨分配，章节之间不作意义反复，篇幅较简，对礼事的各个方面与前因后果却交代更详。这大概也是颜延之诗文绮丽繁密，而王通竟能从中体会出“约以则”的原因。
颜延之诗以礼意组织命篇的例子，除了本文第一节已经分析的巡幸从驾之作外，还有《拜陵庙作》。此诗因元嘉初年的一次谒陵活动而作。刘宋谒陵“复汉仪”，据《续汉书·礼仪志》，东汉谒陵拟于元正大会，与会臣僚就位后，各有向神坐拜谒述职的环节，“欲神知其动静”。方廷珪嫌此诗“只中间衣冠数句，是拜陵庙正位，余俱从题之前后铺衬，文字铺衬，则难警策”。事实上，拜陵与宗庙祭祀不同，最重要的并非仪式现场的先帝衣冠、磬折之容、弦吹之声，而是面向逝者的言情环节。此诗第五句以下历叙仕履，是后人嫌其“铺衬”处。然而颜延之是宋武帝旧臣，五六句说晋末为宋国官属，七八句说永初中为刘宋朝臣，皆是武帝之任遇，正合于拜陵言情本意。
颜诗中的模式化结构也与他对礼意的表达相关。如释奠诗起首的“国尚师位，家崇儒门”，用《礼记》旧说，《艺苑卮言》斥之为“老生板对，唐律赋之不若矣”。后人眼中板正无味的起篇，恰是为了开宗明义地申明礼意。这类起篇在颜诗中比比皆是，如《拜陵庙作》篇首四句：“周德恭明祀，汉道遵光灵。哀敬隆祖庙，崇树加园茔。”用周、汉事引起，其中“哀敬”二字，原是礼书之辞，直指拜陵庙最核心的一点“礼意”——蔡邕称汉明帝感伤先帝不复闻见元会朝正，因而创设此礼，寄托的是明帝事亲的“敬爱之心”和“悲切之心”。“哀敬”经颜延之拈出用作诗语后，江淹承而用之，其所拟《袁太尉从驾》亦叙拜京陵之事，首句即“宫庙礼哀敬”。李善引颜诗为注，也是注意到了两者间的承袭关系。颜诗之末往往会再次回应篇首礼意，如《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末“德礼既普洽，川岳遍怀柔”两句用《周颂·时迈》，将全诗归结到“巡狩”，回扣篇首的“虞风载帝狩，夏谚颂王游”。从用典的技巧性来看，颜延之不嫌在诗中引经说、旧事，给人拘束之感，“体近方幅”，不见高明；但以经典成说与往事旧例相配，正是礼家论议的遣辞之法，是其礼制意识在篇体上的体现。
结 语
晋宋之际是中古政治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此前学界研究晋宋之际文学变革，往往集中于“庄老告退”与“山水方滋”，在“颜谢”之中也重谢轻颜。然而在“庄老告退”背后，还有另一条线索：随着门阀政治的退场、皇权政治的加强，文学发生的场域也由私门转向朝堂。东晋的文学宴集，是名士清谈、山水赏会、亲侄之游，而到了刘宋，转为了侍东耕、拜陵庙，曲水应诏、出巡从驾。诗文中寄托的，也从属于个人的高情远致变为了国家层面的君臣礼义。伴随着皇权重兴、礼乐制作，官僚系统中的儒礼之士得到了更多重视，在文化领域，他们也变得更有声量。颜延之就是这条文学发展线索上的代表人物。
颜延之的“廊庙之体”，在仪节雍容之下蕴含着雅人深致。在礼制意识的影响下，颜延之调整了五言诗的篇体结构。其应制诗用儒典、重首尾的写法，为庙堂颂美提供了一种清晰的结构范型，易于模仿，也便于临场连缀成文。从刘宋中后期、齐梁时期的庙堂诗文来看，颜延之确立的体式颇有影响。江淹《杂体诗》以拟体的方式把握五言诗的意制源流，其中有“颜光禄侍宴”“谢临川游山”，可知他以颜延之为侍宴诗的典范之体，而谢灵运的成就主要在于山水游览。此外，江淹拟袁淑诗，选取的是“从驾”。此诗体制，几与颜延之京口侍游诗同一机杼：篇首写拜陵、幸旧乡，中篇写仪卫之盛，篇末写陈诗观风，所用典故多切巡狩礼制。今存袁淑诗中虽无从驾之作，但江淹既拟此体，可知在元嘉中后期，袁淑亦有近于颜延之篇体的一类制作。此外，鲍照《从过旧宫》《还都口号》《蒜山被始兴王命作》，沈约《从齐武帝琅琊城讲武应诏》《侍宴乐游苑饯吕僧珍应诏》《正阳堂宴劳凯旋诗》，皆有学颜痕迹。又谢超宗所作南齐郊庙雅乐歌辞，大体以颜延之歌辞为本删损而来。可知颜延之歌辞典雅有序，齐代亦以为得体合用。钟嵘称宋齐文坛有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钟宪、颜则、顾则心等七人，“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也将学颜的写作视为当世文章的三体之一，都可见出颜延之在宋齐的影响。
颜延之引儒家经义入五言诗，有洗脱玄风之效，但也暗藏着危机。许学夷就认为颜诗起首两句，引所谓经典故事，“意既浅近，体又一律”，钟嵘《诗品》也说，学颜的弊病在于“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也”。“才”是调用“学”的能力，颜延之本人于书无所不览，又专精礼学，尚有“意既浅近，体又一律”的困扰，学颜者若是无其才又乏其学，难免失其“曲终奏雅”之深心，徒得“错彩镂金”之形色。钟嵘将大明、泰始以来刘宋诗的困境归罪于颜延之，虽不公允，却也事出有因。更何况，齐梁以来的文学观念发生转变，要求以独立的标准来评价文学作品，而不拘于宗经立场。这些意见都更强调诗文中个人情志的抒发，文学史中对颜延之“廊庙之体”的评价逐渐降低。
但如果回到南朝初期的历史语境中，颜延之以儒礼之学结构诗体，影响一时风气。这种诗歌体式的形成，与他士大夫的“君子之志”相关。中古文学中自有重视政教的一脉，这条线索上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往往与作者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对颜延之“廊庙之体”的分析，有助于更深入地考察士人群体之“学”与“文”的关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