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欣，辽宁沈阳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要：“书写”是雅克·德里达1967年出版的三部代表作的关键概念，它使得德里达解构西方思想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成为可能，而对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的评论则构成了德里达“书写”观念发生的重要一环。《问题之书》是雅贝斯1957年被迫流亡法国后写作的第一部作品，它以难以被归类的文学风格发掘书写对于人之存在的重要价值，讲述了作为“异乡人”的作者如何在不断的书写中质询自身及人类的生命史。德里达在雅贝斯的文学写作中发现了一种不同于希腊传统的希伯来式的“书写”观念，也正是通过对《问题之书》的阐释，德里达不仅鲜明地传达了其“书写”观念的犹太思想资源与文化意蕴，更表达了与同为犹太裔的雅贝斯相类似的问题关切：如何在对“犹太性”之差异化与多样性的理解中，以“书写”解构西方传统思想的“同一化”暴政，并以一种“外在性”的方式思考人之存在的议题。
关键词：雅克·德里达；书写；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犹太思想
在1967年出版的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三部代表性著作《声音与现象》（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和《书写与差异》（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中，“书写”（écriture，writing）无疑是一个关键概念，它使得德里达解构西方思想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成为可能。相较于《声音与现象》《论文字学》系统性的哲学写作风格，《书写与差异》是由德里达于不同时间写作的若干论文连缀而成，从多个维度对“书写”之命意展开深入的探讨，这部论文集整体上呈现一种“文学批评”式的写作风貌。正如在2001年中译本“访谈代序”中德里达的说明，他之所以对文学具有如此大的兴趣，“首先是因为文学一直是一种书写形式，其次是因为常常有些文学作品……如马拉美、阿尔托、巴塔耶、策兰、乔伊斯那样的文学作品，……比哲学作品更具有解构的力量”，而“我常常是在‘利用’文学文本或我对文学文本的分析来展开一种解构的思想”，虽然这里所提及的名单中并没有埃德蒙·雅贝斯（Edmond Jabès）的名字，但如德里达自己所言，“从一开始我的工作就一直受到文学经验的吸引”，［1］而他撰写的有关雅贝斯《问题之书》（Le Livre des Questions）的评论正是在此方面最早的实践。伴随着德里达从对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阅读中意识到“书写”之于“绝对的理想的客观性”（absolute ideal Objectivity）［2］的重要价值，他更是在雅贝斯的文学写作中发现了一种不同于希腊传统的希伯来式的“书写”观念，而这种观念中所蕴含的思想关切与德里达对于“中心”“起源”“意义”等问题的重新解读不谋而合。本文即尝试从德里达的三部代表作的阅读关系以及《书写与差异》的布局谋篇入手，呈现德里达如何以自身的书写实践打破一种以“拼音文字书写及整个语音书写系统”为基础的、作为“自我关闭的整体”的“书的模式”和“书的历史模式”，［3］并且在对“书写”的思考中发现雅贝斯《问题之书》写作的哲学意涵。
本文以为，只有将《问题之书》的创作置于雅贝斯所生活时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我们才会理解这位对于国内学界尚属陌生的犹太裔作家，如何从被迫流亡的经历中获得对于“书”与“书写”的独特体认。正是雅贝斯将“自我”作为“异乡人”在《问题之书》中的展现，以及他对于永远“缺在”的语言、身份、居所、传统的书写，使得与之同声相应的德里达发现了“书写”对于拆解有关起源、中心、同一化的形而上话语的重要价值。《埃德蒙·雅贝斯与书的疑问》（Edmond Jabès et la question du livre）与《省略/循回》（Ellipse）是德里达针对雅贝斯的《问题之书》与《向书回归》（Le Retour au Livre）［4］而撰写的两篇文章，较为集中地呈现了德里达对于“书写与犹太人”“书写与差异和重复”等问题的讨论，从中可见德里达“书写”观念的犹太思想资源及其意涵。至此，德里达以往通过研读胡塞尔发现的那个令他倍感兴趣的“书写”问题，在雅贝斯的文学写作中获得了一种别样的诠释与解构的功能。
一、“奇怪的几何学”与德里达对雅贝斯的发现
收录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中的《埃德蒙·雅贝斯与书的疑问》一文，1964年1月发表在由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创办的《批评》（Critique）月刊第201期。而雅贝斯也正是在前一年刚刚出版了《问题之书》第一卷，这是他定居巴黎后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作品，此后《于凯尔之书》与《向书回归》陆续问世，构成其文学写作最早的三部曲。至1973年，《问题之书》后四卷（Yaël，1966；Elya，1969；Aely，1972；El，ou le dernier livre，1973）陆续出版完成。之后，雅贝斯又创作了三卷本的《相似之书》（Le Livre des Ressemblances，1976-1980）、四卷本的《界限之书》（Le Livre des Limites，1982-1987）和《腋下夹着一本袖珍书的异乡人》（Un Étranger avec，sous le Bras，un Livre de petit Format， 1989），甚至其遗作《好客之书》（Le Livre de l’Hospitalité，1991）也是以“书”为名。［5］毫不夸张地说，雅贝斯是一位一生都在为“书”而写作的作家，而德里达早在雅贝斯尚未引起人们更多注意时就已敏锐地察觉到《问题之书》对于法国思想界的重要意义，并且二者的相遇也要从德里达对于“书写”的关注说起。
1962年，当德里达写作长长的“引言”，［6］继续对他八年前就已倍感兴趣的文本——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Origin of Geometry）进行探讨时，他有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尽管“言说”（speech/language oral）将几何学的观念从个体的主体性（individual subjectivity）中解放出来，但是“书写”保证了几何学在它的发明者及其同伴去世之后持续而永恒地存在，并保持自身绝对的客观性。正因为如此，德里达称“书写不再仅仅是在世间记忆真理（truth）的辅助工具，……它还是理想的客观性的内在完成必不可少（sine qua non）的条件”。他甚至还强调：如果理想的客观性不能被肉身化，那它就不可能被完整地构造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书写仅仅是理想的客观性的感性“躯体”（Körper），书写恰恰是“构造性的身体（Leib）”本身。［7］
德里达通过研读胡塞尔进而讨论“书写”时，还言及了胡塞尔对于书籍（book）的描述，并以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作为象征来说明“书”就是“精神构成物本身”（the mental structure as such），他指出“‘书’作为被人生产出来并用于阅读的东西”，是书写在其中构筑了书作为“含义之链的统一体”（unity as a chain of significations）。［8］因而，德里达无疑颇具洞见地发现了书写的双重功能：一方面，书写是理想的客观性的必要条件，它实现了“纯粹超越论的历史性存在”（pure transcendental historicity）；［9］但另一方面，书写所具有的对于理想的客观性的构造功能，又恰恰易于使书成为一个意义的统一体，而这很可能会导致书成为一个自我封闭体，形成一种讲述真理的虚构（fiction）。
德里达对于“书”与“书写”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的1967年问世的三部代表作中。这一年12月6—12日《法国文学》（Les Lettres françaises）刊载了德里达与亨利·隆塞（Henri Ronse）的会谈，其中提到这三部作品的写作关系以及读者应该以怎样的顺序阅读：“人们可以将《论文字学》视作一篇由两部分构成的长论文（其连结不是经验性的，而是理论性、系统性的），《书写与差异》可置于这两部分中间。……反之，人们也可将《论文字学》插入《书写与差异》中，因为该作品中有六个文本的发表先于……《论文字学》里的文章，……而毫无疑问，我将《声音与现象》作为其他两部书中任意一部的注释。”［10］1978年英译本《书写与差异》出版时，译者艾伦·巴斯（Alan Bass）对德里达的安排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释：“通过这种暗示（意指《书写与差异》嵌入《论文字学》的两部分中间），德里达在《论文字学》前半部分中所展示出的从古代至现代有关符号的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系统观念，可以视为《书写与差异》的序言。……这也使得《论文字学》后半部对卢梭的讨论成为《书写与差异》的第十二篇文章。……《声音与现象》应该最先被阅读，因为它提出了（德里达所说的）与整个西方历史相关并起决定性作用的声音的问题、表音文字（phonetic writing）的问题，它表现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而且它最现代的、批判的、突出的形式就是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11］
由此可见，德里达不仅以传统的学术研究方式对彼时欧陆哲学界关注的“语言”问题进行考察，以此回应时代议题，诸如哲学的局限甚至终结、形而上学的关闭、对人的概念质疑等等；［12］与此同时，他更是选择以文本之间内嵌的形式，不断尝试打破“书的统一性和被认为是一种完美整体的统一性的‘书’，以及这一概念的所有内涵”，即一种系统性的知识建构与表达，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德里达看来，“这一概念的内涵间接或直接地涉及我们的全部文化”。尽管他的三部著作，无论从各自的文本结构还是三者之间的阅读关系来看，似乎都形成了一种“系统”（system），并仍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逻辑秩序”（logical order），但对于德里达来说，这不过是文本的“拟像”（simulacrum）、“外观”（face），他本人更愿意称之为“残简断篇”和“既相同又有差异的文本”。［13］而在一般意义上，“德里达的文本之所以难以阅读，不仅因为他的写作‘风格’（style），更在于他始终严肃地希望去挑战那一直以来控制我们阅读的方式”。［14］也就是基于拼音文字书写及整个语音书写系统而形成的“书的模式”，它表现为“可自我关闭的整体”和“某种以自我转动的卷轴形式结集的整体知识”，其典型代表是黑格尔的《逻辑学》或《哲学史讲演录》，甚至圣经或百科全书式的书籍。［15］也因此，德里达以自身“片段性”“延异的”书写表达对这种“书的模式”的怀疑与解构，并将他在《论文字学》与《书写与差异》之间的布局谋篇称作“一种奇怪的几何学”，［16］以“书写”展现对于几何学所象征的绝对客观真理、永恒的意义乃至本源的探寻。
《书写与差异》尤为体现了德里达对“书”的理解及对“书写”观念的践行，正如他自己的表述，“将这些我眼中如此不同的作者联系起来的东西是他们与书写的关系，而我那时所重视的阅读角度也是从我当时所尝试的那种书写观念中形成的”。［17］这部作品收录了德里达从1959至1967年发表于《批评》《泰凯尔》（Tel Quel）及《弧光》（L’Arc）等刊物中的十一篇文章，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密切相连”（bound together），而是如德里达所言，它们是以“粗缝”（basted）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如果人们想要在这里找到一种对于“解构”的系统论述，恐怕要大失所望，这里的每一篇文章都与它所分析的文本材料/原料（material）缝制在一起，并且彼此构成文本这一织物（texture），不仅如此，德里达认为他的写作总是被消耗在对其他文本的阅读中。［18］对于读者而言，这本由各个独立篇章构成的论文集，似乎从哪里都可以开始阅读，这当中没有一个固定的起点。倘若将文章的排序与其讨论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则可以发现德里达实际上在有意地消解这本“书”的开端/起源。
表面上看，《书写与差异》中的文章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19］从1963年发表在《批评》第163—164期的《力量与意谓》（Force et signification），到1967年首次出现在《书写与差异》中的《省略/循回》。但事实上，第五篇文章《“生成与结构”及现象学》（“Genese et structure” et la phenomenologie）是1959年德里达在法国西北部芒什省（Manche）的瑟里希-拉-萨勒（Cerisy-la-Salle）公社所做演讲的底稿，1964年发表在由德·甘迪亚克（Maurice de Gandillac）等编辑的《生成与结构》（Genese et structure）一书中。这是一篇研读和致敬胡塞尔的文章，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通过对系统的、思辨的封闭形式的拒绝，以他自己的思考方式，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意义的历史性及其生成的可能性之上，更尊重那些在结构中保持开放性的东西”。［20］此外，他还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自己对于胡塞尔《几何学起源》的讨论，这是1953至1954年他在鲁汶就已开始的研究，其成果即1962年完成的《胡塞尔〈几何学起源〉导论》。可见，这篇文章实则呼应着德里达更早的问题意识：胡塞尔所说的那个在历史中被生产出来的逻各斯（logos）——理性（Reason）的自我言说和自我倾听、活生生在场的自我显现，是通过迂回的书写达成的。［21］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第十篇文章《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La structure，le signe et le jeu clans le discours des sciences humaines）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是结构的结构性（structurality）一直在起作用，它一直被客观化或简化，并通过赋予结构一个中心、将结构与在场的观念、某种固定的起源联系起来。……甚至在当下，一种缺乏任何中心的结构仍然是不可思议的。”然而，正如文中所说，在关于结构的古典思想中却存在着一种“中心”悖论：中心既在结构内又在结构外，中心是整体的中心却不属于整体，中心主宰着结构又逃脱了结构性。［22］因而，在德里达看来，中心的这种先验性使得它只能以非中心的（缺在的）方式将自身无限延展到意谓（signification）的场域和游戏中，那是一个符号无休止替换的差异系统，此即“书写”，它以“解中心”（decentering）的方式使中心“在场”。［23］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是德里达在1966年10月21日霍普金斯大学主办的“批评语言与人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倘若从发表时间的先后推断，雅贝斯于1963年出版的《问题之书》那难以被归类的写作，已然早于德里达的哲学论述中对于这种“书写”观念进行了最为生动的文学诠释。
在《问题之书》第二卷《于凯尔之书》的第五部分“致加布里埃尔的信”中，雅贝斯借书中人物“于凯尔”之口回答了人们对于他写作风格的质疑：它既是（又不是）随笔、诗、故事，“它像词语，又像犹太人的奇特之书”，雅贝斯本人直接将其称之为“书”。［24］在一次访谈中，雅贝斯曾坦言自己从没有过马拉美式的“书的观念”（the idea of the book），反而“一直思考的是将自身呈现为‘书’的书”。［25］尽管雅贝斯青年时期的诗歌创作在技法上深受马拉美的影响，但从《问题之书》的写作中不难发现，不同于马拉美慨叹诗歌永远无法摆脱语言材料的沉重“肉身”，［26］雅贝斯恰恰是在这一书写的“肉身”——词语的沙漠中展现文学的意义。在雅贝斯看来，尽管书中可以被放入一切事物、所有知识，甚至经常被认为应该表达意义、绝对精神、理念等等，但事实上“我们无法谈论或书写永恒，我们能谈论或书写的只是‘时刻’（moment），正是时刻的累积才能构成连续性”。［27］《问题之书》中随处可见拉比的“格言”，这种简洁的句式曾被雅贝斯的写作导师马克斯·雅各布（Max Jacob）认为是思想、更是真理的最浓缩的表达，它构成了雅贝斯文本的典型风格。［28］不仅如此，雅贝斯认为，“书只能由那些在书中消失的、不在书中的东西构成”，因而“我们不要去假设永恒，而是让永恒成为自身，因为永恒是由每一秒构成的”。［29］
就这样，德里达因着“书写”走近雅贝斯，而雅贝斯也因此进入德里达的“书写”中。
二、雅贝斯是谁？——一个不断书写的犹太“异乡人”
《书写与差异》无论是讨论的问题还是结构布局都体现了德里达对于“书写”的理解，这提醒我们需要注意他在对雅贝斯的《问题之书》进行评论时所采用的书写方式。［30］德里达的写作不仅具有一种文学散文的风格，而且大段地引用《问题之书》的原文，两者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使得雅贝斯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德里达“书写”观念的代言，同时也表明德里达对《问题之书》的深刻体悟。因而，我们有必要将视线转向雅贝斯，探寻他的“书写”故事，这是深入理解德里达“书写”思想生成与演变的必要前提。
1963年，当雅贝斯的《问题之书》出版时，他的名字对于法国读者而言还非常陌生，但德里达早已作为雅贝斯的小众接受群体中的一员阅读过他的诗集《我构筑我的家园》（Je Bâtis ma Demeure：Poèmes 1943-1957，1959）。［31］这不仅因为这位1912年出生于开罗而用法语写作的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冲突的政治局势中，因其犹太裔身份而被驱逐出埃及，不得不与妻女移居法国的经历，令少年时期就有过类似遭遇的德里达感同身受；［32］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雅贝斯作品中不断出现的有关“书写”“书”“词语”的议题，以及作为犹太人、作者、“我”的讲述中所涌现的关于中心、名字、黑夜、光、灰烬、沙漠、深渊、死亡等意象，引发了德里达思想深处的共鸣，甚至在德里达从1986年开始陆续发表的论述犹太裔德语诗人保罗·策兰诗歌的文章中，也常常可以看见雅贝斯文本的痕迹与回响，例如黑与白、光与灰烬、数字二与三的象征、不可见性、缺在、诗歌与死亡等。［33］不仅如此，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法国，在马拉美的影响下，语言与书写成为彼时诗歌的主题，［34］并且出现了一批从社会学、语言学、精神分析、人类学等角度对书写进行理论化讨论的重要作品，如福柯的《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1966）、德勒兹的《普鲁斯特与符号》（Proust et les signes， 1964）、罗兰·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57）等，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也是其中之一。［35］而早年接受法式教育的雅贝斯，最初的诗歌写作曾以马拉美和普鲁斯特作为自己学习的对象，颇为看重在写作中对于意义的“生产”而非现实的“再现”，在《问题之书》系列中，他更着意于发掘书写对于人之存在的重要价值。
雅贝斯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17岁时以法语写成的诗集《感伤的幻觉》（Les Illusions Sentimentales，1930）非常波德莱尔化，此后又按此风格继续写作了另外几本书，直到有一天偶然读到雅各布的作品，完全被它自由而反讽的风格以及各个段落中词语的游戏所吸引。19岁时的雅贝斯曾写信给雅各布并得了非常友好的回复，受其鼓励与影响，雅贝斯在埃及出版了一些与雅各布写作风格颇为接近的诗歌。而真正使雅贝斯的写作观念发生深刻转变的节点，是1935年他与雅各布的会面。彼时，新婚不久的雅贝斯与妻子开启了为期两个月的巴黎之行，并在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位他神交已久的诗歌导师。当获得热情接待的雅贝斯拿出他花了两年时间写成的诗稿，雅各布表达了对它们的喜欢，还约定第二天再次见面。但再见面后雅各布撕毁那些诗稿扔进垃圾桶，并告诉颇为震惊的雅贝斯，若想成为一名成熟的诗人就不要去模仿他，而是应找到自己的方式。他提醒雅贝斯，找寻自己，就是要对自己进行提问、质询，这就好比“你阅读马拉美，……你通过你自己的方式制造出一种马拉美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当你喜欢的作家成为你写作的前文本时，它就成了一个质疑你的文本”，雅各布说自己也阅读马拉美很长时间，“但我们只能通过各自的方式去讨论他，你所阅读的并不是我所阅读的那一个马拉美，尽管如此，我们的阅读都是又都不是同一个马拉美”。［36］
雅各布是1876年出生在布列塔尼（Brittany）半岛上的城市坎佩尔（Quimper）的法国犹太人，但至少自其祖父起犹太信仰就已从这个注重道德和知识的家族中消失。不过坎佩尔这座在中世纪初期就已经成为主教辖区的城市，一直处在天主教文化的浸染中，这使得成长其中的雅各布产生一种深深的疏离感，同时他更好奇那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而将他排除在外的“神秘的神圣本质”（mysteriously scared essence）。当雅各布来到巴黎成为立体主义画家与诗人中的一员时，他对天主教信仰的渴望越发强烈，这却遭到了一些朋友的嘲讽，他的受洗请求也被拒绝。之后的五年里，雅各布在国家图书馆研读卡巴拉（Kabbala），还阅读了被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列为真福的圣法朗西斯·沙里士（Saint Francis de Sales）的代表作《成圣捷径》（Introduction à la vie dévote）。终于，在1915年2月，39岁的雅各布接受了洗礼，而他的教父正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立体主义画家毕加索。然而，受洗后的生活并没有让雅各布感到灵魂的拯救，虽然道德上的要求更加严格，但精神世界中的疑问继续困扰着他。1921年，雅各布搬到了法国北部的海边小镇圣伯努瓦代松德（Saint-Benoît-des-Ondes），在那里礼拜、写作诗歌与小说、沉思、与友人通信，过了六年的独居生活。1927至1936年他回到巴黎，其间与雅贝斯有了难得的会面。1937年雅各布返回圣伯努瓦代松德，直到1944年被纳粹送入德朗西（Drancy）集中营，几周后去世。这位一生都在探寻存在意义的诗人在他生命的最后留下颇具反讽意味的话语——“通过犹太人的身份成为基督教的殉道者”。［37］
与雅各布的成长背景相似，雅贝斯出生在埃及一个已经没有犹太信仰的犹太移民家庭，由于成长在埃及的犹太精英群体中，他所接受的是法语教育并在法国文化的浸润中养成了最初的文学趣味。［38］1956年，苏伊士战争（Suez War）爆发，加上1948年以色列建国已经让作为阿拉伯联盟国之一的埃及倍感气愤，埃及境内的排犹情绪日趋强烈，终于在一年后，埃及政府强迫境内的犹太人离开，并剥夺他们带走自身财产的权利。而作为一个说法语的犹太人，当雅贝斯流亡到巴黎时，却发现这个一直以来被自己视为语言-文化的“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并非想象中的“人类的家园”（patrie de l’humain），巴黎奥德翁（Odéon）街区那些侮辱性的涂鸦——“犹太人去死，犹太人滚蛋”（MORT AUX JUIFS，JEWS TO HOME），使雅贝斯意识到法国对犹太人的拒绝。［39］
雅贝斯尽管并没有像雅各布那样经历了二战中纳粹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但因犹太身份而遭致的流亡境遇，使得他切实感受到了流散历史中每一个犹太人都无法避免的无家可归的漂泊感。这一刻，雅贝斯理解了雅各布所说的“找到自己的方式”的真正含意。于是，他在巴黎的写作开始了对自我身份、起源乃至“人之存在”命题的提问，而回答只能是“缺在”。正是在这种悖论与反讽的逻辑中，雅贝斯发现了作为永远的“异乡人”，自己的生命在文字中得以栖息的可能，而他也因此成为一位无人能够模仿的作家。正如阿多诺（Theodor Adorno）所言：“如果一个人不再有一个家乡/祖国（homeland），那么书写就成了他的居住之所。”［40］在雅贝斯巴黎寓所客厅的书架上，一个显而易见的位置摆放着一本皮面精装的耶路撒冷塔木德（the Jerusalem Talmud），这是他的父亲送给他的书，也是他唯一带出埃及的书。［41］对此，雅贝斯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正想为他杜撰一张脸，因为我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他是谁？”
“肯定是个异乡人，腋下还夹着一本袖珍书。”［42］
三、“犹太性”与作为《书写与差异》“前文本”的《问题之书》
德里达曾说：“对于很晚才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属于犹太传统的雅贝斯来说，犹太人不过是苦难的寓言（allegory）。”［43］的确，作为个体的雅贝斯，其处境早已被犹太人的历史所规定，两千年来犹太人一直处于流散中，能让他们栖身的是卡巴拉、塔木德。于是，雅贝斯发现“在犹太人与作家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它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吸引着我”。［44］德里达最早意识到雅贝斯身上的那种“典范性的流浪者”特质，而这无疑与德里达在“犹太性”问题上与雅贝斯的思想产生共鸣密切相关。德里达看到了雅贝斯的写作与传统犹太人是那么的“不合拍”——“他比犹太人更犹太人，也比犹太人更非犹太人”，而原因正在于雅贝斯挑战的是世人乃至犹太人自身对于犹太人“同一化”的认知，在他那里，犹太人的“同一化”并不存在，在这一认识上，德里达则是直接征引雅贝斯的诗句“我的名字是个问题”。［45］而晚年的德里达更是撰写了文章《另一个，亚伯拉罕》，文中在讨论犹太裔作家卡夫卡对于《旧约》中亚伯拉罕献祭的三种诠释时，清晰地表达了他对于“多样犹太性”（judeities）的理解。［46］可见，对雅贝斯和德里达来说，“起源”既不是同一性的，也不是在场的，而是患上了一种“原发性的失语症”，其根源是“上帝对自身声音的抑制”，德里达称之为“古根上永久的创伤”，而雅贝斯恰恰是让“诗歌的话语从创伤处生长”，他用文字在迷途、漂泊、沙漠中让强劲的古根说话。因而，犹太人与书写的关系是德里达在《埃德蒙·雅贝斯与书的疑问》一文中最先论述的主题，对于犹太人何以对书写充满激情这一问题，德里达的解释是：“犹太人的故乡”就是“被注释包围的圣本”。在《旧约·出埃及记》（32：19）中，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诫碑，上面记载着上帝以缄默说出的话（文字），这被犹太人视为最早的“书”，但人们铸造金牛犊使得上帝任由诫碑破裂，在传统释经学中这是对偶像崇拜的禁止和对不敬神的惩罚，而德里达则将之视为上帝的自我断裂，并且认为“这种上帝身上的否定性正是我们的自由”。［47］这样一来，诗人就必须承担起“词”的任务，而“书写”从一开始就是诠释性的，它一方面提示在场的永久性缺席，另一方面则肯定了不断书写（诠释）的必要，尤其在犹太拉比传统中，更是“书繁殖了书”。［48］对于这种解释传统的合法性，德里达借用德国哲学家谢林所言“上帝的反讽”予以说明：上帝通过与自己的分裂来质疑“超验性和言语之起源的纯粹性”。［49］这也正是雅贝斯所说的雅各布传授给他的“撒谎的德行”，因为“没有谎言就没有书写，而书写乃是造物主之路”，在雅贝斯看来，“撒谎”“谎言”实际上是一种反讽，真正撒谎的是“眼睛”，与之相反，“只有符号看得真切”。［50］
在《问题之书》中，“于凯尔”（作者/雅贝斯的代言人）就是那个言说上帝谎言的人，且正是上帝的反讽和诡计给了人书写的自由。雅贝斯所表达的“书写”对于在场的消解与意义的生成，显然契合了1963年德里达在《力量与意谓》中所提出的“‘无’正是语言中所出现和产生的一切的基础”，他甚至认为福楼拜梦寐以求的“无之书”（book about nothing）才是“纯粹之书”，它是一个“灰色的、负面的梦”纠缠着作家的想象，它是所有“书”的源头，“正是基于‘无’的意识，对于某种事物的全面意识才开始丰富、呈现意义与形状”。［51］对于雅贝斯和德里达而言，并不存在上帝的单纯性，因为正是上帝首先以自身为起点开启了问题之路，尽管这在古典理性主义那里是不可思议的命题，但它捍卫了对于问题的拷问。雅贝斯曾用“沙漠”比喻“文字”，用沙漠的“无方向性”比喻人的起源与中心的缺失，在这不断延异的文字沙漠中，“永恒以语言嘀嗒拨响每一个瞬间”，而这也正是他撰写《问题之书》的初衷：“我没有祖国。我是于凯尔·塞拉菲，我的生命就是那个故事。”［52］雅贝斯意在通过书写来叩问自身生命的起源。在《埃德蒙·雅贝斯与书的疑问》一文的最后，德里达引用《问题之书》中里达拉比的话作结：“有一本上帝之书，上帝通过它质问自己，也有一本人之书，它的大小跟上帝的那本一模一样。”在德里达看来，《问题之书》“既是不在场的那种不绝咏唱，也是一本关于书之书”。［53］
《省略/循回》是唯一首发于《书写与差异》的文章，德里达将它放在他的这部“书”的末尾显然独具匠心，表明德里达以“书”的形式展开对“书写”的讨论并没有终结。在文章中，德里达引用“于凯尔”的话：“这种循环众所周知。把那条曲线打断吧。路重叠着路。书认可书。”［54］在德里达看来，正是不断的“重复”使封闭体产生动摇、使线产生裂痕，并由此有了思考的自由。而《问题之书》的第三卷《向书回归》，也与第二卷、第一卷形成呼应，构成一个循环。在这接续的三部书中，雅贝斯不断书写的是他自身、他的家庭乃至整体犹太人的生命史，从出生到死亡，他本人将这种循环解释为“回归/重现”。从一本书（生命）的闭合到另一本书（生命）的开始，对于“源头”（生命的、种族的、文化的、思想的甚至宗教性的源头等等）的迷恋，总是使书写在对源头的围捕中令源头本身消失在书写的符号中，这就需要不断地书写。也因此，德里达选择以雅贝斯的文学书写中所体现的关于书的“循回”与“重复”作为讨论的中心。但无论是德里达还是雅贝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其实是与“重复”密不可分的“差异”。在德里达看来，差异中被省略或消失的东西就是源头的自我认同，就是所谓“活生生的言语”的自我显现，就是中心，因为任何重复都不可能是那个起源性的“一”，更不可能与之“同一”；与此同时，那个“一”却如中心的幽灵一般使重复不断发生。［55］
“书写”就是重复。在这样的书写观念中，德里达一方面看似延续着西方哲学传统中言语优于/先于书写的观点——书写已然是第二位的；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影响书写的并非源头而是那种占据了源头之位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并非更多是源头的对立面，……而是一种印迹，……书一直靠着这个诱饵过活。”这样一来，每次重复/书写并非再现那无法呈现的源头，而是对源头不断逃离的自我显现的认同，是中心的不断位移，重复也因此成为首次书写，并且破坏了那个看似圆形的循环。重复不是重新将源头占为己有，相反，它是差异产生的时刻，在重复中“不再有完全同一的中心，源头已经在发生效力”。［56］
德里达对于书写因重复而带来的与中心的分离或偏离的理解，显然受到雅贝斯的影响。在《向书回归》中，雅贝斯将循环/重复称作“中心的失败”，因为正是重复使中心死亡：“中心在哪儿？——在灰烬之下。”［57］如果说书写是偏离中心，那它是否意味着对于中心的否定和消解？这是德里达提出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借用雅贝斯的说法，德里达将中心称为“无底之井”“洞”“深渊”，并且指出，尽管“绝望于重复却快乐于对深渊的确认，像诗人一般住进迷宫，书写那洞”。［58］而雅贝斯的回答则更为明确：“没有循环之处也就没有中心。”于是，无论是德里达还是雅贝斯，都是在对于中心的丧痛中以书写质询历史中犹太人的问题，乃至最普遍意义上的“人”的问题。他们以一种“外在性”的、“分离”的方式思考“中心”，在他们看来，“中心”不在“此处”——既不在一个排他之地，也不在哪个聚居区，因为两者的逻辑是相同的，“中心”应始终保持它的那个远在“他方”的距离。正是认识到这一点，雅贝斯说“中心就是一声呼号，是一道裸露的伤口，是一把钥匙”，［59］它召唤人们对传统进行探险式的追寻，通过割礼留下切割的印记以提示人们与中心的分离，德里达则让人们在对束缚的觉悟中感受自由的力量。［60］显然，德里达与雅贝斯都在努力以“书写”将自身从过去的“中心”思考模式中分离出来，警惕“同一化”的危险，在对传统的认识中保持对未来敞开，在对自我的认识中保持对他者敞开。
结语
德里达称赞雅贝斯的“三部曲”的安排使《问题之书》的结构保持了无限开放，同时又无限地返回自身，它是“一种眼中之眼”，但“三”并不意味着辩证法中的和解，而是“重复”的第一个号码。［61］这样看来，德里达在1967年出版的三部代表作，与雅贝斯《问题之书》三部曲的写作有着相似的问题意识与思想旨归，它们都向一种长久地占据着历史的“同一性”暴政（文化上、思想上、政治上的等等）提出质询。
收录在《边缘之书》（Le Livre des Marges）中的《致雅克·德里达的信：论书之问题》，是1973年雅贝斯应《弧光》之邀，为该刊第54期“德里达专辑”而作。文章以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致敬德里达的哲学事业，并再次讨论了两人都共同关注的“书与书写”问题。他称赞德里达说，“您与一切压迫抗争，尤其是应书之所请而反抗一切对字母的压迫”，认为德里达赋予了“能引发火灾的字母以纵火权”，使“词语之火”蔓延在他所钟爱的那些哲学家、思想家、作家的文本中，并指出德里达的所有书都是在互相探讨，是“以无与伦比的严谨不断质疑着任何想当然的事物”；不仅如此，他还建议德里达，不一定非要扩大探索的领域，而是要增加追问中的那种不可测的深意，因为书写的问题尽管产生于本源与中心缺失的深渊，但它始终与由此而产生的存在的问题（犹太人的命运、人的命运）密不可分，而对这个问题的书写则“直抵光和生命的本体”。［62］也因此，尽管雅贝斯在《问题之书》中所讲述的是大屠杀事件中于凯尔和萨拉这对青年男女之间令人哀伤的故事，但正是通过两个鲜活生命的“亲密”关系，与死亡集中营中的非人道，形成鲜明的对比。
最后，借用雅贝斯《问题之书》第一卷与第三卷开端的两句话，让我们再次触摸德里达和雅贝斯穷尽一生以“书写”所追寻的犹太族群的历史记忆和个体的生命史——“请用红书签标注出书的首页，因为创伤伊始俱无形”；“母亲，我在回应生命中的第一声呼唤，在回应第一个爱的词语，世界充盈着你的声音”。［63］
注释
［1］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0、19页。
［2］Jacques Derrida，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An Introduction，translated，with a preface and afterword， by John P.Leavey，Jr.，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9，p.87;雅克·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译者后记”，第84页。
［3］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访谈代序”，第7-8页。
［4］《问题之书》（1963）、《于凯尔之书》（Le Livre de Yukel，1964）、《向书回归》（1965）构成《问题之书》的第一、二、三卷。英译本：The Book of Questions，The Book of Yuel，Return to the Book，translated by Rosemarie Waldrop，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1；中译本：《问题之书》上，刘楠祺译、叶安宁校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5］参见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下，第526页。
［6］参见雅克·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译者后记”，第212-213页。以下对德里达此书的征引，以英译本为准，同时参考中译本。
［7］以上引文参见Derrida，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pp.88-89，97.感谢唐耀光博士对德文Krper与Leib词义的语用解释。
［8］Derrida，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note 93，pp.91，90.
［9］Derrida，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p.87.
［10］此处所引德里达与亨利·隆塞会谈的英译，参见Jacques Derrida，Posi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Alan Bas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4.
［11］Jacques 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translated，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dditional notes，by Alan Bas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78，“Translator’s Introduction”，pp.x，xii.
［12］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访谈代序”，第2-3页。
［13］以上引文参见Derrida，Positions，pp.3，4.
［14］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Translator’s Introduction”，p.xv.
［15］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访谈代序”，第7-8页。
［16］Derrida，Positions，p.4.引文中的粗体均为笔者的标注，下同。
［17］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访谈代序”，第2页。
［18］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pp.xiiii-xv.
［19］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Source”，pp.445-446.
［20］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p.194.
［21］参见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p.208.
［22］以上引述参见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p.352.
［23］参见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p.354.
［24］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上，第338页。
［25］Edmond Jabès and Jason Weiss，“An Interview with Edmond Jabès，”Conjunctions，no.9（1986），p.141.
［26］秦海鹰：《文学如何存在——马拉美诗论与法国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
［27］Jabès and Weiss，“An Interview with Edmond Jabès，”p.141.
［28］详见Jabès and Weiss，“An Interview with Edmond Jabès，”pp.131-132.
［29］Jabès and Weiss，“An Interview with Edmond Jabès，”pp.141，142.
［30］有关雅贝斯“书写”观念的形成及思想特征，笔者将以专文进行讨论。
［31］Steven Jaron，“Introduction，” in Edmond Jabès：The Hazard of Exile，European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re，University of Oxford，2003，p.1.
［32］参见Jacques Derrida，“Circumfession”， in Geoffrey Bennington and Jacques Derrida，Jacques Derrida，translated by Geoffrey Benningto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pp.3-315.
［33］相关讨论参见Jacques Derrida，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The Poetics of Paul Celan，edited by Thomas Dutoit and Outi Pasanen，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5；耿幼壮：《如何展露一个文学的秘密——以德里达读策兰的一首诗歌为例》，《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2期。
［34］参见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5-339页。
［35］参见Maryann De Yulio，“The New Generation of French Poets，”World Literature Today，vol.59，no.2（1985），p.234.
［36］以上引述参见Jabès and Weiss，“An Interview with Edmond Jabès，”pp.135，130，131，132.
［37］参见Judith Morganroth Schneider，Clown at the Altar：The Religious Poetry of Max Jacob，Chapel Hill：North Carolina Studies in the Romanc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1978，pp.20-23.
［38］参见Jaron，“Introduction，”Edmond Jabès，p.17.
［39］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上，第51-52页。
［40］转引自Jaron，“Introduction，” dmond Jabès，p.2.
［41］Jabès and Weiss，“An Interview with Edmond Jabès，”p.130.
［42］埃德蒙·雅贝斯：《腋下夹着一本袖珍书的异乡人》，刘楠祺译、叶安宁校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39页。
［43］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p.91.
［44］Jabès and Weiss，“An Interview with Edmond Jabès，”p.142.
［45］以上引文参见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pp.92，86.
［46］参见Jacques Derrida，“Abraham，the Other，” in Bettina Bergo，et al.，eds.，Judeities：Questions for Jacques Derrida，trans.Bettina Bergo and Michael B.Smith，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7，pp.1-35.
［47］以上引述参见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pp.89，82，77，81.
［48］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上，第28页。
［49］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p.82.
［50］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上，第95页。
［51］参见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pp.7-8.
［52］参见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上，第28、72页。
［53］以上引文参见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pp.96，83.
［54］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上，第395页。
［55］参见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p.374.
［56］以上引文参见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pp.372，373.
［57］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上，第405页。
［58］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p.376.
［59］以上引文参见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上，第403页。
［60］参见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p.80.
［61］参见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pp.376-378.
［62］参见埃德蒙·雅贝斯：《边缘之书》，刘楠祺译、叶安宁校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47-60页。
［63］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上，第7、351页。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