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较政治学作为实证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在呈现不同国家与地区政治实践的差异与复杂性的同时，力图揭示其背后的因果机制，进而寻求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当代比较政治学兴起于西方，以美国政治学界为主导，在经历了“现代化”和“民主化”两大主流范式之后，研究议题进一步拓展，呈现出多元化与碎片化并存的态势。理论导向是比较政治的重要品格，由此，比较政治研究可以分为理论建构型和理论检验型两类。比较政治学还有一种区域国别取向，呈现出从区域国别指向理论和从理论指向区域国别两种研究路径。理论导向与区域国别研究应形成互补关系，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比较政治学才能兼顾解释的系统性与对现实世界的敏感性，实现累积性的知识生产。比较政治没有专属的研究方法，应积极采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开展研究。
作者：王正绪，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耿曙，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摘自：《天津社会科学》 2025年第6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1期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的重要分支，也是最具国际性与跨学科特质的研究领域。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积累关于世界上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政治制度、政治现象、政治活动的知识，更在于推动政治学理论的跨国、跨区域、跨文化、跨时空检验与创新。
何谓比较政治
比较政治学关注的是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现象、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等，但更重要的是发现这些现象、过程、行为背后的原因及后果，试图探求能够解释普遍政治现象的一般性的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大体上是以本国以外的政治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领域。之所以将其称为“比较”政治，是因为对本国以外政治的研究，或多或少是以与本国政治进行比较作为一种目标的。比较政治之所以被称为“比较”的另一重含义是，比较政治的理论和知识视野是超越具体时空界限的，是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案例之间寻找或探索其相似性与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政治具有很强的理论取向：对政治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目标是探求某种能够解释一般性的（不限于具体国家、地区、案例或时段）理论性发现。
比较政治研究是呈现多样性与寻求一般性理论的统一，这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也就是说，比较政治兼具两重目标：一方面，揭示不同国家与地区政治的差异与复杂性，强调对制度、历史、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的深入理解；另一方面，寻求跨国可适用的、超越具体国家的一般性因果理论与解释框架。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展示差异性与追求普遍性是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前者为理论提供素材与修正的契机，后者则为个案研究赋予更广泛的意义和解释力。
比较政治与本国政治、区域国别政治、国际政治（包括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等政治学研究领域既有区别又紧密相关。在研究对象方面，比较政治研究既涵盖本国政治、其他某个国家或某一区域的政治实践，也涉及跨国、跨区域的政治现象。所以，它与本国政治、区域国别研究高度交织。从知识体系的角度看，本国政治、区域国别研究与比较政治本属一体，只是学术分工的需要使其相对区分。就其功能定位而言，比较政治研究应当在重视理论探索的同时，加强与区域国别知识（包括本国政治知识）的互动，使研究成果既能回应普遍性问题，也能扎根于具体情境。
西方比较政治学的两大理论范式与主要研究议题
当代比较政治的学科基础主要由阿尔蒙德、亨廷顿、巴灵顿·摩尔等学者奠定，他们围绕政治发展、社会结构与政体演化等提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解释框架。但比较政治并未形成单一的宏大理论。在研究范式上，比较政治学也是美国实证政治学研究整体发展趋势的一部分，经历了行为主义、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形式模型等研究范式或方法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比较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很多学科一样，呈现出“科学化”倾向不断加强的趋势，即越来越强调实证的、可证伪的研究范式。
（一）“现代化”与“民主化”
自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比较政治学受到两大理论范式的深刻影响。首先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探讨了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李普塞特、舍沃斯基、鲍什等学者强调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联系；阿尔蒙德、英格尔哈特等人则关注现代化如何改变政治态度与文化。然而，这一范式将“现代化”定义为各国通过经济社会现代化最终实现西方式选举民主政治制度的过程，过度简化了政治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亨廷顿提出了“第三波民主化”的概念以后，美国比较政治学界逐渐形成了另一种理论取向——“民主化”或“民主转型”的范式。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民主”与“民主化”研究迅速成为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议题，主导了学科的研究方向与问题意识。
实际上，或许这些从事所谓“现代化”“民主”“民主化”研究的学者本人都未意识到，二战后在美国政治学界主导下形成的比较政治学带有强烈的冷战印记，甚至可以将这些研究和理论称为“冷战政治学”。也就是说，表面看客观或“科学”的政治学或比较政治学，其实是以美国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为理想或标准范式，潜在地或明确地认为这一模式具有普遍适用性，应当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方向。
近年来，“民主化”范式明显式微。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治理失效、社会极化、民粹主义兴起等政治衰败的趋势，西方制度对非西方国家和学界的吸引力、影响力大大下降；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或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呈现出强劲的崛起之势，也促使全球民众和学界重新思考政治发展的多样路径。
（二）比较政治的研究主题
比较政治的研究主题非常广泛，且呈现出多元化与碎片化并存的态势，既包括对政体、制度与国家能力等宏观层面的比较，也涵盖对政治行为、身份与冲突等中观及微观层面的探究。大体而言，当前比较政治的研究主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政治秩序形成与崩坏；（2）政体类型与民主化；（3）制度与制度主义；（4）国家与国家能力；（5）政党与政党体系；（6）社会分裂与身份政治；（7）政治文化与行为；（8）政治经济学；（9）社会运动与集体行动；（10）军人军队与政治；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十个主题只是从整体上概括了比较政治学的主要关切。实际上，对于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主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和概括方式，有的更强调理论脉络，有的则以方法或区域为纲，而且这些研究主题之间往往存在交叉与重叠。此处提供的只是一个大致的观察工具，权作进入比较政治知识图景的一个起点。
理论导向的比较政治研究
在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中，理论导向的研究始终占据核心位置。学者们都试图超越对单一国家或事件的经验性描述，寻求能够解释更广泛政治现象的理论框架。
（一）比较政治研究中的理论
比较政治学或实证政治学乃至更一般的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指的是对客观世界中的现象之规律或模式的总结与概括。例如，理论使我们能够认识政治世界里的权力、制度、冲突等现象，更能为我们解释权力、制度、冲突为什么出现，为什么会对政治行为者产生影响，以及它们是怎样形成、怎样发生影响或带来某种后果的。
理论取向的比较政治研究，要求研究者通过构造概念、发现模式、确认因果机制以形成理论。好的理论框架应当具备跨情境的适用性，使其不仅能够解释某个特定案例，还能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境下发挥解释力。
以构建或形成理论为导向的研究，试图确定在政治世界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因果关系。例如，对于经济增长的差异问题，比较政治学力图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在特定时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而另一些国家却陷入停滞；对国家能力与政策绩效的研究，则意在探寻什么因素能够使一个国家在资源动员、政策执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形成充分的能力，这些能力如何影响治理效果；等等。
（二）理论生成型研究与理论检验型研究
理论导向的比较政治研究可以分为理论生成型（theory-generating）与理论检验型（theory-testing）两种类型。理论生成型研究的目标是提出新概念、新机制，并据此构建解释性理论框架。这类研究往往从少数典型个案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出发，通过归纳法抽象出具有可推广性的理论命题。例如，有学者在研究大规模移民安置与政治暴力时，利用法庭记录、访谈与政策档案等揭示了一个因果机制：当迁入“边疆”地区的新移民群体感到土地占有存在威胁时，更可能参与暴力行动以巩固既得利益。这就形成了一个关于族群暴力的理论。
理论检验型研究则是以已有的理论命题为逻辑起点，在现有知识体系的框架下，对理论的适用性与解释力进行验证和评估。这类研究通常源于一个清晰的理论命题，例如现代化理论中“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化”的核心假说、“有石油资源的国家容易发生族群冲突”等理论，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可以直接检验的研究假设。例如，唐世平等人发现，石油资源容易带来族群冲突的理论在族群混杂居住的国家是无效的。这个研究就对原有理论进行了修正确认了石油的地理位置这一变量的关键意义。
（三）知识的组织：理论范式与研究对象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非常丰富，无法用一个简单的体系进行归纳。以“观念—行动—结果”的框架来组织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主题，可构成一个较为清晰的知识图景。首先，比较政治研究的观念类对象包括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民族认同、合法性观念等。其次，比较政治关注由观念驱动并受制度与环境约束的行动，例如选民投票、抗议动员、政党竞争、精英协商、政策制定等。最后，研究者考察这些行动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及物质条件互动所形成的结果，包括政权更迭、制度变迁、国家能力水平、政策绩效以及冲突或合作的格局等。
还可以通过“政治—政体—政府—政治活动”这四大类别来组织比较政治的研究对象。其中，（1）政治是共同体成员为寻求秩序与繁荣所进行的所有活动的总和；（2）政体研究关注政治制度体系的总体构成，包括一个政治体的价值理念、理论基础与制度安排等内容；（3）政府是指一组价值与理念指导下的制度体系及其具体的运作过程，对政府的研究聚焦于国家治理和政府体制及过程的正当性与有效性；（4）政治活动是指个人、群体或组织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所进行的行为，既包括在既有制度框架内的政治参与，如选举、协商、游说等，也包括超越或挑战制度的行动，如抗议、反叛、政变等。
总而言之，比较政治学的各个领域（sub-fields）既可能依据研究对象来划分，而研究的对象又可以被无限地分类和再分类、组合和再组合。同时，比较政治学研究也可能依循理论取向或方法路径来进行。不同的划分方式在实践中往往相互交叉。
比较政治的区域国别取向
区域国别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的直接观察与描述之上。倘若缺乏理论支撑，区域国别研究要么退化为单纯的历史叙述或文学描绘，要么沦为即时性的时事评论，缺乏系统性、可累积性与可检验性。就比较政治而言，区域国别取向的研究可分为两大类别：从区域国别指向理论和从理论指向区域国别。
（一）从区域国别指向理论
从区域国别指向理论的研究以具体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实践为起点，通过深入分析其运作逻辑，挖掘比较政治学一般理论未充分解释的机制与变量。这类研究从地方经验出发，旨在为理论建构提供经验基础。例如，研究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部落政治的学者可能发现，地方权力结构在现代国家建构中会持续产生影响，这揭示了国家能力理论的局限性，进而提出新的变量，如传统权威的韧性。同样，分析拉丁美洲民粹主义运动，可以揭示社会动员如何突破既有的理论假设，从而推动理论创新。在亚洲，研究印度农村选举中的家族政治，可能揭示传统社会结构如何形塑现代政治体制的实际运行，为选举制度研究引入新视角。
（二）从理论指向区域国别
从理论指向区域国别的研究以比较政治学的既有理论为指导框架，分析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现象如何体现或偏离理论预期。这类研究以理论驱动为核心，目标是通过因果机制、结构条件和路径依赖等理论性问题，解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特征与意义。例如，有研究运用选举问责理论分析印度地方政治中的腐败现象，揭示地方精英如何利用选民问责机制规避惩罚，凸显了理论在地方实践中的局限性；也可以用庇护主义（clientelism）理论作为框架，分析巴西中小学教育中的政治资源分配，探讨庇护关系如何影响教育政策执行；有学者运用国家能力与社会网络理论研究古代中国国家能力的形成；还有学者采用“批判公民”和“后物质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公民的政治观念，探讨其与西方社会的异同。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将比较政治理解为“以比较作为研究方法的政治学研究”，这一观点由来已久。严格来讲，比较是一种研究设计，不是研究方法。如何进行比较、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确定二者的相同和差别之处，才是研究方法的问题。例如，我们要通过比较两个省份的情况来发现影响经济发展或官员廉洁程度的因素，这是一种研究设计，而如何测量两省的经济发展程度、官员廉洁程度，如何去发现两省在可能影响这两个变量的因素上的异同点，如资源禀赋、人口多寡、人均受教育水平、政府部门的制度和工作方法等，这才是研究方法的问题。
就研究方法而言，所有政治学研究领域甚至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研究方法，无论是问卷调查、访谈、档案和文本分析、统计分析、案例研究（包括比较性的案例研究和单案例研究等）、博弈论，还是民族志、参与式观察等，均可为比较政治学所用。同时，一些新的量化或混合类的研究方法如实验方法、大数据分析、基于主体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 ABM）等方法，以及越来越多的AI辅助下的研究方法，也都是比较政治研究可以采用的方法。
结语
比较政治学既是一门关注世界各地政治差异与共性的经验科学，也是一种不断反思自身范式与方法的学术实践。它在解释政治现象时，既要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场景，又力图在理论上追求普遍性与因果严谨性，而无论是宏大的理论建构，还是聚焦特定区域与案例的深入研究，都旨在累积可检验、可对话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