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卫华:比较政治“学”?——学术史与学科性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0 次 更新时间:2021-11-23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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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卫华  


内容提要:作为美国政治学发展特定进程中形成的、以“外国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比较政治研究并非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本文通过考察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演生史”以及中国政治学科重建以来对“比较政治学”的引进过程,从学问、学科、科学三重意义上,讨论了19世纪末现代政治学逐步成型以来,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从“比较政府”到“比较政治”、从“科学自觉”基础上的“学科自觉”到“方法自觉”的发展历程、知识特性与经验教训,力图澄清比较政治研究的若干模糊认识;同时对照美国比较政治“学科化”的经验教训,探讨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改善空间与当前任务,即从“学科自觉”迈向“话语自觉”与“知识自觉”。

关键词:比较政治学  政治学知识论  美国比较政治研究  中国比较政治研究


比较政治是“学”吗?乍看上去,这是常识;但这个“学”字,到底是指“学问”“学科”还是“科学”?我们谈论“比较政治学”时,究竟是指关于“比较政治”这一客观对象的“系统知识”(学问)、按照学问性质划分的“门类”或“教学科目”(学科),还是反映某类特定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科学)?三重义项相互关联,略加整理,不妨归结为三个问题:(1)作为“学问”,比较政治学到底是关于什么研究对象的学问;(2)作为“学科”,怎样的“学问性质”,尤其是需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可能让比较政治成为自成一体的学科门类;(3)作为“科学”,比较政治能够以何种方法揭示“客观规律”。

一、引进来的“学科自觉”

中国有三千余年未曾中断的政治实践经验和深厚思想传统,但“政治学”却无疑是近代西洋舶来品。不过,基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国内的政治学学科划分习惯与欧美学界差别较大,我国现行研究生培养目录内,政治学下列的二级学科有“中外政治制度”却没有“比较政治”;受“政法”传统影响,国内政治学科恢复早期与“比较政治”相关的课程与教材名称也主要是“比较政治制度”。

1987年,王沪宁所著的《比较政治分析》和曹沛霖等翻译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同年出版,前者是国内学者第一本较为全面的比较政治论著,后者则是国内首部冠名“比较政治学”且被广泛使用的引进教材。也是在1987年,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首个中译本在国内推出,此后两年间,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和维巴(Sidney Verba)的《公民文化》多个中译本陆续面世。上述著作与译著的出版,堪称比较政治在当代中国政治学界确立最初地位的标志,对国内的比较政治研究与教学影响深远。此后三十年间,国内学界陆续译介了不少比较政治专业著作,引进的教科书也有10余部。2016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唐士其教授领衔翻译的《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由人民出版社推出,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正式出版的篇幅最大的比较政治专业参考书。中国内地学者编著的“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与政治”“比较政治制度”教材自21世纪以来亦陆续面世,迄今已有20余种。专业论文方面,除大量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上的比较政治研究成果之外,2010年创刊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辑刊持续出版至今,刊发了大批国内学者的比较政治研究作品。可以说,30余年来,国内政治学同仁从有意识地学习、引进西方成果开始,教材编纂、科研发表、人才培养等方面逐步正规化,已经确立了比较政治研究的“学科自觉”。

伴随着学科意识的强化,原本在美国政治学界惯用,与“政治理论”“本国政治”“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等研究领域对举的“比较政治”,被国内同仁习惯称之为“比较政治学”。与此类似,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也越来越频繁地用“国际关系学”取代“国际政治”或“国际问题研究”这样的传统说法,或者把“国际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当作同义词。但“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都是相对于“国内政治”而言的,一望即知有明确所指的对象;而所谓“比较政治”和“本国政治”,除研究者视角上“他者”与“自我”的差别之外,其实都是以各国“国内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当然,中文语境里“中国政治学”“国内政治学”“外国政治学”都难免产生歧义,但这并非国内政治学界顺理成章地接受“比较政治学”这个标签的主要考量。

究其根本,在引进和塑造“学科自觉”的同时,我国政治学界并未特别留意斟酌欧美政治学中具体研究领域的划分到底是怎么来的,只不过依照一般的术语标签惯例,把比较政治研究称为“比较政治学”,却往往忽略了这个说法在中文语境之中是否符合一种“学问”或一项“学科”的命名习惯,是否有明确清晰的语义边界。

当然,也有学者赞成阿伦·李帕特(Arend Lijphart)的说法,认为“比较政治是政治科学分支中唯一以研究方法而非依照其研究实质内容加以界定的分支”。倘若对照“分析化学”这样看似由“方法”界定,实则就是一门学科研究方法的自然科学分支学科,李帕特的说法不但近乎文字游戏,更容易让人混淆“比较政治”与“研究方法”。比较政治研究既有大样本的跨国比较研究、若干国家(狭义的)比较研究,也有单一国家(个案)研究,并非只有涉及两个国家以上的研究才能叫作“比较政治”。显然,除了规范性政治研究之外,经验性政治研究规矩都是一样的,不分国内还是国际。

因此,“比较政治是以方法划界的政治学分支学科”本身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表述。如果不澄清其研究对象、实质内容,界定清楚其内涵和外延,“比较政治学”就不过是引进来、照着讲的“方便标签”,也无益于确立真正的“学科自觉”。

二、作为“学问”的比较政治:研究对象如何变成外国政治

与国际关系不同,比较政治与本国政治的研究对象都是“国内政治”,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追求上,比较政治与本国政治本无实质区别。比较政治被缩减为对“外国政治”的研究,一方面正如潘维教授所言,“‘本国政治’被政治,而非政治学,赋予了特殊重要性。……‘本国政治’不仅要改善对本国政治的理解,更被政府赋予向本国国民说明本国政府和政体正当性的任务”;另一方面,这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社会科学各学科演进分化的特殊轨迹塑造的特定历史结果。

作为独立的学科,现代政治学主要是19世纪下半期在美国从历史学之中分离出来的。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之后,英美政治学开创者们深受德意志“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与历史导向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影响,形成了独立建制的所谓“政治科学”。但彼时英文语境中的“科学”,并没有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之后那种与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作严格区分的“科学”涵义;这里的science只不过与德语里的wissenschaft相近,指“系统化的知识”罢了。19世纪80年代后,美国高校中政治学相应教席逐渐从“历史与政治”或“政治经济学”分出单设。从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的政治学完成了早期建章立制,但教学和研究仍以哲学、历史和法律交织的内容为主。“随着美国大学实施一系列的改革创新,美国将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加以建设,这开辟了新天地,也为比较政治作为政治学一个研究领域的出现开辟了道路。”19世纪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生物进化论)的蓬勃发展,欧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革和公共问题,造就了新的时代氛围,加上孔德、穆勒、斯宾塞等人倡导“实证主义”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认识现实政治现象、刻画欧美先进国家政制特征”成为新兴的政治学区别于传统政治理论及“历史主义”的显著特点。这一时期政治学家的工作主要是“描述”,即研究政府的“正式–法律制度”,并就一些制度改革问题(包括内战后美国采取的各种重建改革措施,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家的宪制变革等)提出他们的主张。最早一批政治学家的知识背景基本还是比较法、历史学和古典政治思想,因而,把英美法德奥等“先进国家”的宪制与政府体制作对比,构成了早期政治学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即从“比较法”转化为“比较政府”。至于“比较政治”这个说法,原本是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A.弗里曼(Edward A.Freeman)在1873年杜撰出来的,然后被美国政治学界普遍接受,待到被英国和欧陆政治学界袭用,却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了。

换言之,现代政治学形成之初,规范性的“政治理论”与描述性的“比较政府”是其主要内容。这时的“比较政治”等于“比较政府”(主要比较英法德意美俄日等“列强”的政府),且与“比较宪法”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一比较政治研究传统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40年代。所以,民国时期留学英美法等国的中国第一代政治学者,除了研习西方政治思想之外,他们所受的训练和对比较政治的基本理解就是“比较政治制度”或“比较宪法”。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初期,大家所接续的也还是这个传统——但彼时西方政治学已经进入了“后行为主义”阶段,“理性选择革命”也已悄然开始了。

尽管“比较政府”是政治学形成之初的重要内容,但美国政治学在“进步主义”时代氛围下,很快转向了寻求“本土化”,其标志就是以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国会政体》(1885年)、《国家论》(1889年)、《美国宪制政府》(1908年),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的《政治与行政》(1900年),和本利特(Arthur Fisher Bentley)的《政府过程》(1908年)为代表的、基于美国政治实践经验提出的各种描述性“新理论”。尽管激愤于“镀金时代”美国政治的腐败,威尔逊在《国会政体》中把英式议会制奉为“先进”;尽管本利特在《政府过程》中提出的利益集团政治分析路径要到40年后才广受重视;尽管提出“政治与行政”两分的古德诺在袁世凯“洪宪称帝”前夜扮演了颇为滑稽的角色,但这些真正摆脱了欧洲“历史主义”和比较法学传统的美国政治学早期经典,预示着新兴的政治学科开始直面现实、走向成熟——重要的不是“照着讲”,而是基于本土现实问题给出新回答、提出新理论,这是美国政治学在进入20世纪之际确立其独立地位的关键一步。这种“本土化”转向的自然结果,就是“美国政治”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取代“比较政府”成为美国政治学最核心的关切之一。并且,这套新理论框架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经验的“普适表达”,既有意识地与英国及欧陆知识传统展开对话,也顺理成章地为美国政治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化为“世界标准”预留了广阔空间。

因此,“比较政治”在美国政治学中成为与“本国政治”并立的研究领域,其实恰恰是“美国政治”研究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初步成熟的副产品。尽管“比较政府”或“比较政治”的内容与形式变化不大,但在本国政治研究领域已形成了新的话语系统和理论关切。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am)、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为领军人物的“芝加哥学派”在“美国政治”研究中拉开了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的帷幕。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受心理学和实用主义影响的政治研究新方法以及理论兴趣上的转向,还没有对“比较政府”的公法研究传统产生实质影响;但“美国政治”研究的兴旺,将“比较政治”压缩成了不包括本国在内的“外国政治”研究。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成立了“国际政治科学协会”,除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外,世界各国政治学独立建制的过程,基本都受到了美国政治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美国产生的“比较政治”与“本国政治”两分法也因此成为各国政治学界通例。

总之,从1880年算起,回顾美国政治学的前70年,我们不难发现,“比较政治”研究对象的厘定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治学形成学科自觉、建章立制,把“比较政府”确立为政治学主要研究内容之一。第二阶段则是在政治学“本土化”的过程中,突出“美国政治”的地位,确立新的核心关切,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并在美国政治研究中率先导向“行为主义革命”;与之相应,“比较政治”的范围则被压缩为对“外国政治”的研究。其实,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以“比较政府”为内容的“比较政治”,不但在研究视野上并没有明显拓展,在研究方法上更缺乏改进的自觉,实在谈不上是什么有吸引力的“新学问”。

三、作为“学科”的比较政治:问题意识与知识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三重变化为比较政治研究的革命性繁荣创造了条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比较政治”逐渐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成为政治学中最富有理论创造力的研究领域。

首先,战后大批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实现了民族解放、独立建国。非西方世界新国家的成批涌现,要求政治学加强对非西方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加强对“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在总结欧美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为新独立国家勾画政治发展“蓝图”。这样的现实动力从根本上拓展了比较政治的研究对象,更为研究者重新设定了问题意识。

其次,美国在战后确立了其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同时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入“冷战”对抗。政治学顺势成为“冷战”显学,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首当其冲。无论从加深对世界各国的了解来说,还是从与苏联展开意识形态竞争、遏制共产主义、争夺第三世界的实际需要来讲,美国政府都加大了对比较政治、区域研究及国际关系研究的支持力度。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比较政治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基本都是“冷战”的时代产物,这两大领域理论创新的“黄金时期”也都在20世纪的后50年,而非21世纪的前20年。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待到中国政治学界确立比较政治“学科自觉”之际,适逢“冷战”即将走向终结之时,“民主化”理论范式和量化研究潮流正逐步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界确立起主导地位。

最后,受战后“美国政治”研究领域“行为主义革命”辐射效应,以及政治学之外的系统论思潮、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理论和逻辑经验主义知识论的影响,比较政治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初步确立了“科学自觉”基础上的“学科自觉”。在方法论革命、分析工具革新、学科交叉影响下,建构“元理论”、开展“科学”的经验研究、提出并检验可推广的“中程理论”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主干追求,由此,“比较政治”彻底摆脱了“比较政府”的传统束缚。知识论与方法论变革,统一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评价标准,也淡化了“本国政治”与“外国政治”分而治之的合理性,使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比较政治”视为对“各国国内政治(当然也就包括了本国政治)”的研究。基于经验证据,就各国政治现象给出一般化的“理论解释”,成为比较政治领域的明确研究目的。

特定时代引发的问题意识重设,以及知识论、方法论变革,为比较政治塑造了学术共同体的新共识与新标准。凭借自身研究对象范围宽广的优势,比较政治往往充当了沟通“桥梁”,使得从其他学科借鉴的新理论以及在美国政治研究中率先使用的新方法(尤其是量化分析和博弈论之类的形式模型),借助跨国比较进一步扩张其“势力范围”。通过以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据反复检验、修正、完善各种理论假说,比较政治开始引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创新,使政治学整体上成为更加标准化、更为内聚的学科。从20世纪50年代伊斯顿(David Easton)用“政治体系”替换掉传统的“国家”概念以及阿尔蒙德引申为“比较政治体系”开始,到1985年埃文斯(Peter Evans)、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人“找回国家”, “国家”概念“去还复来”,比较政治“开疆拓土”,实现了对国际关系之外政治学经验研究议题的“全覆盖”。比较政治变成对所有国内层面政治现象的一般化理论研究,它与国际关系分别以国内政治现象和国际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构成当代政治学经验研究的两大分支。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政治进一步与国际关系研究深度交叠,产生了对某些“跨国政治”现象议题的交叉研究。

因此,严格说来,今天政治学者熟悉的“比较政治”,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型的“社会科学”,只不过70来年的历史。这70年来,比较政治形成了什么样的独特“学问性质”与“问题意识”呢?

首先,比较政治聚焦于对政治发展或政治变革的“一般性解释”,从战前“比较政府”着重“描述差异”,变成战后“比较政治”探讨“一般理论”,核心问题意识的转换与学科知识目标的重塑相辅相成。将美国政治研究领域“行为主义革命”造就的科学抱负推广到比较政治研究领域,是推动这种知识论转化的学科内生动力;与彼时盛行世界的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与被压迫民族解放学说竞争,则是推动这种知识论变革的现实外部条件。就核心知识关切而言,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始终由“现代化范式”主导。尽管基于拉美和东亚的现实经验,先后出现过两个有一定影响力的理论范式“挑战者”——“依附论”和“发展型国家”,但如何实现第三世界的政治现代化,以及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仍旧是中心问题。而这一时期学者们对西方国家政治体系的深入刻画——尤其是在政治文化、政党政治、利益集团、选举体制、决策过程、议会制与总统制、行政与立法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议题上的研究进展,客观上也服务于为第三世界树立政治现代化的“标准模板”。20世纪90年代开始,受“冷战”终结的鼓舞,“民主化范式”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甚至“国族建构”和“国家建设”这样在历史和逻辑时序上原本先于“民选政体”的议题,反而都得套上“民主化”语境来讲似乎才“入流”。与此相应,比较政治在“学科化”过程中与强调“多样性”的区域研究渐行渐远,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的知识论立场越来越难以调和。

其次,比较政治奉行“拿来主义”。在元理论层面,结构功能主义“近承”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远宗”韦伯(Max Weber);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各种国家学说,都可以在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史上找到根基;理性选择理论既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结果,也是一些比较政治学者主动“拿来”的新指导思想;历史制度主义则天然亲近历史社会学。在中程理论层面,“中程理论”的说法原本就是从社会学之中“拿来”的,举凡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制度变迁、族群关系乃至民粹主义、价值观取向,比较政治学者其实并不那么在意自己讨论的现象(以默顿的标准衡量)是否算作合适的“中程理论”研究对象。至于研究方法层面,比较政治更是源源不断从其他学科以及“本国政治”研究领域照搬过来,甚至不需改头换面就可推而广之。比较政治近70年来,就是不断从其他知识领域“学习取经”的70来年,哪怕纯粹演绎式的“形式建模”,也一样可以拿来分析比较政治议题。

最后,比较政治刻意回避但又始终立足于特定“规范性立场”。从“现代化范式”到“民主化范式”,加上“依附论”和“发展型国家”这两个“挑战者”,我们不难发现各种研究范式各自背后都有清晰的价值预设。从描绘“现代化”蓝图,到树立“民主化”样板,欧美比较政治研究的主流话语,力图说明欧美工业社会及自由民主制度的成功“可以复制”以及“如何复制”,而挑战范式不过是在默认这一“规范性立场”的前提下,强调非西方世界特定处境造成的困难,或实现道路上的特殊性。回避“规范性立场”是当代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基本行规,也是让强调政治学“反思性”特质的英国与欧陆学者们普遍不满美国式比较政治研究,但又无可奈何的尴尬所在。

随着研究方法训练的强化和学者们的代际更替,有学者认为,冷战后美国政治学又迎来了延续至今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尽管如20世纪初一样,比较政治仍旧不是“新工具”的贡献者,却的确已经成为“方法消费大户”。这样一来,40年前李帕特所言——“比较政治是以方法划界的政治学分支”,在21世纪似乎得到了更多拥护。但正如前文所述,这种原本混淆视听的讲法,并不会因跨国量化比较的“泡沫式繁荣”变得正确起来。归根结底,比较政治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革命性变化是研究对象拓宽、问题意识转换、知识观念重塑的结果,方法的不断精致固然加速了比较政治“学问性质”的转变,但从来就不是比较政治领域知识进步的“第一推动力”。事实上,对方法问题过度“猎奇”,正在把美国式比较政治研究引向改头换面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空心化”,日益成为学者的“饭碗”而非直面现实的“学问”。

四、作为“科学”的比较政治:科学观促成共识,方法论扩大分歧

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固然从20世纪50年代就孕生出“科学自觉”,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为止,众多比较政治研究经典都谈不上“中程理论”意义上的“经验性验证”,也谈不上测量意义上的“可操作性”。严格说来,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比较政治研究主要是因应时代变革的现实需求,回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挑战,在社会学、人类学和美国政治研究示范下,转换“元理论”、重塑“科学观”,给出关于政治发展的新理论说明。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亨普尔(Carl G. Hempel)的“逻辑经验主义”及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的“自然主义”、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证伪主义”逐步影响了美国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像自然科学那样以“覆盖律”(covering law)为中心建树的“一般性理论”成为政治学经验研究的主流知识论立场。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照经历了“行为主义革命”迅猛冲击的美国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者对提出“理论”的兴趣,远大于对精致验证“方法”的追求。除了提出一般理论框架之外,国别研究及比较历史是最常见的研究类型,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比较政治与政治社会学之间的互动影响在此20年间也最为显著。

1968年4月和10月,两份重量级的比较政治专业刊物《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和《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于同一年先后创刊,迄今为止,它们与1948年10月创刊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仍被公认为比较政治研究专门学刊中最有分量的“顶级期刊”。在1968年这个无论对东西方都极其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比较政治研究》与《比较政治》似乎都与大西洋两岸的动荡现实无甚关联,反倒更专注于比较政治学科的“重新定向”,即通过对精细化的方法讨论,来澄清如何让比较政治变得科学起来。

1970年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图恩(Henry Teune)的《比较社会调研的逻辑》、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名篇《比较政治中的概念误构》以及1971年李帕特(Arend Lijphart)的名篇《比较政治与比较方法》相继面世,标志着比较政治研究迈入“方法自觉”阶段。以比较分析框架设计(“最相似系统”与“最不同系统”)、穆勒“求因果关系五法”、概念的抽象程度及迁移适用、个案选取、因果假说的生成与检验等问题为中心内容,比较研究的若干“规矩”得到了严格澄清。特别是,随着1975年八卷本《政治科学手册》(第7卷是“调研策略”)和1976年社会学家斯梅尔瑟(Neil J. Smelser)的《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的出版,个案研究、(多案例定性)比较研究和统计方法各自不同的规矩,以及要“提出并检验可推广的一般性假说”做“可控比较”,逐渐成为比较政治学者的“共享标准”,经验研究的“行规”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确定下来。

社会学及政治学科内美国政治研究的量化潮流,则为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自觉”作了外部示范。尽管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每年发表的纯粹方法研究论文也就是1至3篇,但随着选举研究的深化和问卷调查数据的大量积累,统计训练开始在政治学界流行起来。1976年,新创立不久的世哲(SAGE)出版社开始出版发行著名的社会科学定量方法“小绿皮书”(QASS)。更重要的是,专注量化分析的《政治学方法论》季刊(Political Methodology)在1974年创刊,预示着定量方法学家们强烈的“自主意识”。尽管这份专门的方法论学刊在11年后停办,但随着1983年“政治学方法论学社”(The Society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的成立,以及1986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内部正式组建“政治学方法论组”(The Political Methodology Section),定量方法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迅速占据了“政治学方法论”话语权,并成功地把量化技术为中心的“政治学方法论”确立为政治学之下与政治理论、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并立的新分支。1989年《政治分析》(Political Analysis)创刊,在以年刊方式发行7卷之后,从2000年第8卷开始成为季刊,迅速跻身政治学“顶级期刊”之列。

量化分析主导的“政治学方法论”崛起,从根本上冲击了比较政治的国别深度研究和“整体主义”分析传统。特别是1994年金(Gary King)、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维巴合著的《设计社会调研》出版后,很快变成政治学方法论教育的“布道书”(行内俗称KKV)。这本书从测量问题、个案选取和因果推断入手,以量化分析的规矩界定了“科学研究标准”,把比较政治学者原本擅长的国别个案研究及多案例定性比较推到了“身份尴尬”的境地。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与个人电脑的普及,美国政治学界量化分析大行其道,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已形成事实上的“霸权”地位。与量化分析扩张同步的,还有经济学的“大举入侵”:理性选择理论与形式建模方法自20世纪60年代就在美国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若干研究议题上产生深刻影响,“集腋成裘”,到20世纪90年代已然“蔚为大观”。

相对于量化分析的统计归纳和形式建模的演绎逻辑,传统叙事风格的定性比较研究和国别个案研究无异于“简单类比”,成为日益精致的“科学方法”的讥讽对象。尤其是作为行业标杆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一时间“回归与报表齐飞,方程和矩阵共舞”,自觉向经济学专业期刊看齐。2000年10月,美国政治学界出现因“改革先生”(Mr. Perestroika)匿名电邮引发的激烈讨论,集中反映了政治学人内部在方法论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即便把规范性政治理论研究和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张搁在一旁不论,就算是在经验研究阵营中,量化主导的“政治学方法论”,形式建模与所谓“实证政治理论”(PPT),以及定性与混合方法的拥趸在组织上也搞了个“鼎足三分”。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标准观点”促成了比较政治学者的“科学观共识”相反,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方法进步”或所谓政治学“第二次科学革命”,反而导致了不同学者“各自为政”。当然,换一个角度讲,这未尝不是“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生动体现,只不过到目前为止,三方之间“鸡同鸭讲、对牛弹琴”的尴尬局面,似乎远多于“相互砥砺、彼此启发”。

我们不妨把1968年两份比较政治学刊的创立和1994年KKV的出版看作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分水岭”,正是在这期间的20余年里,比较政治研究确立了自身的“科学标准”。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量化分析主导地位的巩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带来的冲击,比较政治研究有没有更加“科学化”见仁见智,倒是愈发变得“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大致表现如下:

其一,跨国比较成为量化技术的“演武场”,充斥着一大批罔顾数据自身局限和统计模型前提限定,只管拿嫁接的二手数据不断“拷问”的“奥数式”解题研究;其二,扎实的国别语言、历史文化训练被严重淡化,出现一大堆图表、符号、方程、矩阵、回归线支撑起来的“重造车轮”式常识发现;其三,以验证理论假说的必要为托词,反复“教鸟学飞”,却当成细化的理论创新;其四,严重低估跨文化研究语境引致的概念“误植”与测量工具不等效所造成的影响,将一些似是而非的“伪现象”硬凑成关键的研究变项;其五,只讲究“与文献对话”,不讲究去直面现实问题,把政治学研究改造成“阳春白雪”式的自娱自乐。结果是政治学研究越来越显得脱离实际,外行瞧不懂,内行不屑谈,比较政治学者的工作与各国政治现实或政策运行基本无甚关联或“隔靴搔痒”。

进入21世纪,“政治科学”在执着追求方法精致的同时严重脱离实际,不但与社会科学的初衷和政治研究的使命背道而驰,更给政治学自身的信誉造成了损害。2009年10月,时任美国联邦参议员汤姆·科伯恩(Tom Coburn)在国会审议国家科学基金(NSF)预算时提出修正案,要求终止对政治学研究项目的资助(原拟资助总额为1000万美元),令美国政治学界一片哗然。颇富戏剧性的是,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恰好于当月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定程度上给政治学界挽回了些面子,科伯恩的修正案最终也在国会参议院以62票对36票遭否决。2013年科伯恩旧事重提,尽管其终止NSF资助政治学研究项目的目的还是没有达到,但成功地为NSF资助政治学研究加上了必须证明其“促进了美国国家安全或经济利益”的限制。这场资助风波固然与科伯恩个人偏见关联紧密,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政治学尽管一再宣称致力于“科学化”,但在圈外人眼中不啻成为毫无用处的“伪科学”,显然,这并非政治学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初衷。为什么越来越精致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追求,似乎并没有让政治学变得更科学、更可靠,反而造成了圈内人的四分五裂,引起了圈外人的嘲笑与质疑呢?

相对于政治学其他研究分支,比较政治学者对政治学脱离现实、两边不讨好的反思或许还算比较中肯的。2004年亨利·布雷迪(Henry E.Brady)与大卫·科利尔(David Collier)共同主编的《再思社会调研》与KKV针锋相对,明确提出了“多样(研究)工具,共享(科学)标准”的主张。科利尔在自己一系列有关概念界定、测量指标与个案选取标准的论文中也极力表明,方法研究只有和实质性议题结合起来,才不至于无的放矢、陈腐乏味。近年来,定性和混合方法研究者对政治学知识的属性、因果关系的实质、概念分析、实地调研以及资料收集与分享手段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反思,并在个案研究、定性比较分析(QCA)、分析叙事等方面有意识地加强了对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路径的探索。尽管目前美国的政治学研究“量化霸权”还没有明显扭转的迹象,但对政治学研究方法争议的深入反思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政治学研究者的自觉认识。

总之,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学自觉”,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方法自觉”,再到20世纪90年代“量化霸权”的确立与21世纪逐渐起步的“方法论反思”,比较政治研究借助这一系列的批评与争论,一步步明晰了自身作为社会科学的基本品性。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并且,对研究方法过度的精致化要求,反而让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愈发脱离现实、不接地气,也未能在进入21世纪之后取得类似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那样一批令人激赏的理论成果。其间的经验与教训或许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科学观”的重塑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以“方法精致与否”来定义的“科学与否”,并非比较政治研究追逐的适宜目标。

五、镜鉴:从“学科自觉”迈向“话语自觉”与“知识自觉”

重述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演生史”,我们不难发现:作为美国政治学发展特定进程中形成的、以外国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比较政治实在是一个名不符实的“学科”。比较政治的知识进步,主要是冷战时代现实政治需求牵引的结果,是社会科学整体“知识观念”重塑的结果,也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研究“行为主义革命”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推动的结果。

70多年来,比较政治研究完成了从描述性“比较政府”向解释性“政治科学”的转变,完成了从结构功能主义“元理论”向检验一般性“中程理论”假说为研究目的的转变,完成了从初步接受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观”向精细的方法论探讨与反思的转变。通过不断“拿来”并吸收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成果,比较政治丰富了自身的知识体系,它在“科学自觉”基础上“学科化”的过程,反过来取消了“本国政治”与“外国政治”人为两分的合理性,进而与“国际关系”研究之间产生日益紧密的关联与交叠。换言之,所谓比较政治“学科化”的结果,就是政治学本身成为积累性的、相对完善的知识体系或学科。因此,与其强调“比较政治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不如说只存在作为政治学之中聚焦于各国国内政治现象的研究领域即“比较政治”。

反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重建过程中比较政治“学科自觉”的确立进程,我们不难察觉到一条不一样的知识形成路径:

首先,国内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引入,主要来自对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兴趣,“学科自觉”的背后是满足“理论需求”。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起步的整体氛围下,国内学界对比较政治研究中形成的一些理论结论,特别是对“政治现代化”相关讨论,产生了浓厚兴趣。知识引进上客观存在的时间差,使得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形成了某种“过于重视理论观点,容易忽略其时代背景和特定语境”的思维定式。反过来,这些理论结论又成为当时国内所能认识到的“政治科学研究新成果”或“权威学术观点”,作为某种定论,被整合进中国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之中。

其次,比较政治研究迄今还没有对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产生应有的促进作用。很长一段时期,国内对西方比较政治研究感兴趣的往往是政治学理论领域的学者,国际问题专家以及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很少关注。如今,国内学界对西方的比较政治研究基本可以做到“实时追踪”,但摆在面前的又是一个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分道扬镳的现实局面。跨国量化分析虽然成为时尚潮流,但其“常识性结论”往往让注重语言训练、注重历史与政策细节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嗤之以鼻。前后两段异步的时间差,使比较政治研究迄今在国内还没有与国别和区域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更谈不上由此生发出学理意义上的“中国话语”。

最后,中国政治学重建以来,从未经历过类似“行为主义革命”这样整体性的观念和方法冲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政治学界越来越重视研究方法训练,但我们直面的就是一个经过了量化分析与理性选择改造后的“政治学方法论”形态。正如前文所述,量化分析与理性选择在美国政治学界大行其道,有其特定的选举政治背景,它们是从美国国内政治土壤中创生的所谓政治学方法论“主流”,而比较政治领域则是在学科内部竞争压力下,被动接受这套做法的。前文已经表明,对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繁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方法自觉”并非“操弄数字”,而恰恰体现为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标准观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政治学人的知识论基础和科学观共识;并且,当量化方法渐趋泛滥之际,定性学者们亦能从知识论与社会科学哲学层面细致缜密地为自身的方法论主张进行辩护。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的政治学方法课程大多会提及波普尔、库恩(Thomas S. Kuhn)、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若干科学哲学观点,但他们的工作原本更像“挖墙脚”,而非“打地基”。抛掉逻辑经验主义知识论和科学哲学“标准观点”这个基石,上述三位科学哲学革新者的工作,除了给政治学方法论增添些诸如“证伪、范式、研究纲领”的谈资以外,其实并无太多助益。倘若只照搬流行的政治学方法论教科书,我们很容易以为比较政治研究“本来就得这样想问题、找证据、做研究、下结论”,很容易忽略掉这种思维模板背后,其实有一套知识论上的“所以然”在支撑着。

经过近40年引进消化吸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亟待从“而立”走向“不惑”,从“学科自觉”迈向“话语自觉”与“知识自觉”。

何谓“话语自觉”?美国政治学“建章立制”时期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从古典到近代欧洲文明的学理积淀,为现代政治学提供了成长壮大的知识土壤,但没有清晰的本土问题意识、没有立足本国的学术抱负,就没有今天流行世界的美式“政治科学”,当然也不会出现“比较政治”这个独特研究领域。欧美各国政治实践上的多样性,与西方文明历史传承上的共通性,共同塑造了今天的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

语言是知识的载体。中文相对于西方语言,长于意象、短于逻辑,反衬了两大文明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作为“西洋舶来品”的政治学,如果我们只知其然而不论其所以然,难免只会在方法上邯郸学步、在理论上东施效颦,又如何可能摆脱所谓“经验研究”思维上一些潜在的话语陷阱,正视跨文化处境造成的认识误区呢?在平视西方政治学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我们要改变“仰视西学、求取真经”的心态,冷静地比较中西历史经验,系统地反思“经验研究”背后的认知差异,细致检视概念、理论与方法,切实改变“用中国字写西洋话”的尴尬局面,唯其如此,才谈得上建设中国自身的政治学。

何谓“知识自觉”?比较政治研究终归要“异中求同”,但政治学理论与各国实际之间,始终存在强烈反差。通过学术史的考察,我们还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比较政治研究乃至整个政治学,从来都是同现实的“时”与“势”紧密联系的知识体系。随着“科学”意识的强化,学者们对“一般性理论”孜孜以求,推动着比较政治研究在跨国量化手段上挖空心思,同时却越来越不习惯“走基层、接地气、挖细节”。精致方法一旦成为苍白材料的掩饰,比较政治也就难保不成为“花样文章”。

发现规律、揭示因果、解释现实,当然是包括比较政治在内的政治学经验研究致力于完成的任务,但不恰当地用自然科学对普适性的追求来规定约束政治学研究,反而会把社会科学理论异化为形形色色的教条与迷思。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证精神、科学方法,究其根本要“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忽略特定处境、语境给政治学在问题设定、理论结论上造成的局限,把“基于特殊经验的普适表述”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结论加以接受,难免就会形成学术研究上“穿着(伪)科学新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风气。近些年来,许多英文比较政治研究作品看似“花团锦簇”,实则已经退化成空洞的“洋八股”,既谈不上什么新的理论创见,更与现实世界的急剧变化相脱节。如果把这样的研究奉为“前沿”乃至“圭臬”,那就完全无视政治学基本的学理品性,对建设实事求是、中国气派的政治学也毫无益处。

政治学终究是“实践智慧”,“放眼拿来”不等于照搬移植,只有在知识论、方法论上保持充分开放的心态,直面世界各国政治的现实变局,去澄清范畴、提炼疑问、收集证据、作出回答、参与争论,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才能真正实现“自觉”。(注释略)


注:本文为北京大学学科建设项目“比较政治的学科流变与中国经验”的研究成果。


汪卫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100871)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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