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全面调整之际，周扬主导的高校文科教材改革成为文教领域的调整重点。这次文科教材改革不仅是当前探究60年代文艺和高等教育的重要路径，也可以借此深入把握周扬在60年代初作为国家文艺界的领导者，对当时文艺的整体设想和系统规划。文章试图以周扬对高校文科教材改革的主导和参与为主线，从专业化的设想、政治与学理的平衡以及自主文艺理论建设三个方面，探讨文科教材改革中体现出的周扬对60年代初国家文艺的设想和规划。
关键词：周扬 高校文科教材改革 文艺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高校文科教材改革的初衷，源于“大跃进”后形势扭转下的“紧急”，直接目的是应对当时无教材可用的现状，改革下诞生的这批教材在数量和质量上缓解了当时高校教学紧张的情况。尽管其初衷是“救急”，但在周扬的“有意”主导下，这批教材凭借其过硬的编撰水准，不仅为高校文科的学科建设筑牢根基，更对相关学科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这次文科教材改革是周扬在20世纪60年代的重点关注工作之一，通过对它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可以对周扬在60年代的文艺思想路径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知。在目前的周扬研究中，60年代的周扬研究并不是很充分，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30年代的左翼对垒、50年代的政治斗争，以及80年代的人道主义纷争，60年代的周扬研究相较于其他时段而言较为薄弱。而要研究60年代的周扬，高校文科教材改革是最合适的落脚点之一，既能厘清周扬在该时期的文艺思想体系，亦能深刻体察其作为国家文艺界领导者，对当时中国文艺发展道路的整体设想与系统规划。
目前，以这一课题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论文与专著尚不多见。既有关于文科教材改革的探讨，多将其视作特定历史阶段的政策部署，纳入高等教育史与学科史的研究范畴；另有部分相关论述散见于教材编写史的研究成果之中。
作为《周扬文集》编纂者之一的郝怀明，曾围绕周扬与60年代高校文科教材改革这一议题撰文，如《周扬为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立军令状》《周扬与大学文科教材选编》，以及其专著《如烟如火话周扬》中“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章节，大致勾勒出这一改革事件的来龙去脉。学者杨伟则兼顾周扬60年代主导的“文研班”与文科教材改革两大议题展开研究，撰有《周扬与人大“文研班”及“文科教材”编写》《周扬主持“文科统编教材”史事述略》等论文，亦是为数不多直接以周扬与高校文科教材改革为研究对象的成果。
不过从整体研究格局来看，当前学界关于周扬主导的20世纪60年代高校文科教材改革的探讨仍显薄弱。既有成果多聚焦于政策部署与学科建设的宏观层面，对于周扬在改革过程中彰显的个人文艺主张与实践意志，则缺乏深入系统的剖析。
一、由周扬主导的高校文科教材改革
“大跃进”后的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开始进行全面调整。在高教领域的调整中，教材问题被放到亟待解决的位置，因为此时高等学校面临着无教材可用的现状：一是“教育革命”时期编写的教材，因时间上的“急就章”、编写组成员的“青涩”以及指导思想的激进，而质量太差，无法使用；二是中苏关系在此时更为紧张，无法像之前一样借鉴使用来自苏联的教材。
1959年底，邓小平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特别提出要“完全按自己的观点搞一套教材”。“1960年9、10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做出决定，要尽快编出一套好的文科教材。”1961年2月21日，中央文教小组成员林枫向中央各部及北京部分高等学校负责人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对高等学校教材工作的指示，“高等学校教材建设要分两步走，‘先解决有无，再逐步提高’，对现有教材要本着‘未立不破’的原则，采取‘选’、‘编’、‘借’的办法解决教材问题。既要解决教科书和讲义，也要印发参考书。要做到‘从无到有，课前到手，人手一册，印刷清楚’。”
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由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全权负责。接到任务后的周扬马不停蹄地开始行动，“亲自到上海、广州等地登门拜访了一些知名教授……在北京拜访的人就更多了。还曾在一些知名教授家里开过小会”。在展开充分调研的基础上，1961年4月11至25日，在周扬的主导下，中宣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这次会议正式确定了文科教材的编选计划，“拟定了中文、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教育、外语等七种专业和艺术院校七类专业的教学方案，以及二百二十四门课程的二百九十七种教材编选计划，其中文科一百二十六种，艺术一百七十一种”。同时“下设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办公室（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改为文科教材编审工作办公室），按专业成立了十四个教材编选工作组。采取集中和分散并举的方式进行工作”。在周扬的主导和各个编写组的努力下，到1965年6月底，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已出版新编选教材68种165本，已完稿和已付印的有24种33本，加上正在编选的教材，共156种367本，约占计划编选教材总数的一半”。
关于周扬为什么会领导文科教材改革这个问题，既有前因也有后果，需要做一点梳理，以建立新的理解视野。
二、专业化的设想：从鲁艺到高校文科教材改革
对周扬而言，主持这次教材改革工作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在文艺上“专业提高”的愿景。在延安担任鲁艺副院长时，周扬就曾有过相关实践。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持久战”的局势变化以及毛泽东提出的“新中国—新文化”的文化观下，周扬在鲁艺也顺势提出了“专门提高”的办学方针，并付诸了相关实践。“1940年7月，在周扬主持下，鲁艺新制定了趋向于正规化、专门化的教学计划和实施方案：‘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以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的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一律延长为3年。”1941年4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的罗迈（即李维汉）出席鲁艺第二次工作检查总结大会时发表讲话，赞同周扬提出的鲁艺要“专门化”的意见，指出鲁艺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培养文艺理论家和文艺作家，培养艺术教育人才”。在会议的第二天，“鲁艺宣布教学体制和组织机构的调整结果，组建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部和教务、编译等四个行政职能处，文学部下辖文学系和文艺工作团，周扬兼文学部部长，何其芳为文学系系主任，严文井为文艺工作团团长，周立波为编译处处长，鲁艺由此进入正规化、专门化的教学轨道”。鲁艺从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的学校，转为培养“文艺理论家和文艺作家”的学校。
周扬在文艺领域始终秉持着专业化的核心愿景，这一理念的形成兼具个人素养根基与国家发展考量。作为造诣深厚的文艺理论家，周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欧洲文学经典均有精深研究。尽管在当代文学史叙事中，他常被定格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阐释者、文学政治化与大众化的推动者，但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在某种意义上意外为我们呈现了周扬更为复杂的一面。周扬的成长轨迹贯穿精英化培养路径：童年私塾启蒙、青年时期的高校深造与留日经历，赋予他对文艺的全面认知与深刻理解。这种扎实的学识积淀让他从根本上认同高品质文艺离不开专业化积累与精英化追求，这也成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语境中，出现认知“脱节”或实践“越界”的重要原因。
同时，身为国家文艺界的核心领导者，周扬对中国文艺的长远发展有着清醒的战略考量。他深知彼时我国文艺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明确仅靠非专业力量与大众化文艺运动，难以孕育出经典之作。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时期，由于恰逢文艺政策调整契机，身任鲁艺副院长的周扬得以将理念付诸实践——他推动鲁艺脱离单纯的干部培训模式，走向艺术教育的正规化，试图通过教学层面的专业化带动文艺创作质量的提升。延安鲁艺的实践虽未完全如愿，却为后来的探索埋下伏笔，而20世纪60年代初的高校文科教材改革再次为他提供了主导践行这一理念的重要契机。
“大跃进”之后，面对“全民文艺”热潮下创作水准普遍粗疏的现状，周扬在多次讲话中明确表达了不满。1959年6月的一次发言中，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道：“我很不赞成这些文化部门提倡老太婆唱歌”。话语中暗含对非专业化文艺导向的讥讽与担忧。
我深深感到我们这些做文化工作的人责任的重大。在我们的身上有技术落后、文化落后的压力和旧意识、旧习惯的残余,我们要摆脱这些压迫。不要认为我们这么号召一下：人人写诗呀，多少首诗呀、诗歌乡呀、诗歌县呀，就能摆脱了……本来民歌很好,群众的歌咏运动很好，可是一定要人人唱歌、老太婆唱歌，这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很尊敬老太婆唱歌，但我很不赞成这些文化部门提倡老太婆唱歌。
周扬对当时文艺界现状的不满，根源正在于创作水准的粗疏与专业化导向的缺失。而高校文科教材改革恰是破解这一症结的关键契机——通过推动文科教育层面的系统性改革，优化文艺人才的培养路径，最终实现文艺创作的提质升级与专业化发展。
除却这一直接动因，周扬的此番布局更蕴含着深远的战略考量。彼时新中国已历经十余年建设，国家发展逐步迈入成熟阶段，如何在文艺领域为国家培育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成为他重点思索的命题。这一思路也多次体现在他60年代初的公开讲话中。1961年2月在“上海哲学、经济学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谈及自己这代人与下一代的本质区别：“我们这些人都是过渡时代的人物，忙于搞革命，知识方面不大专。大概启蒙时代的人物都是什么东西都搞一点，但不大专，梁启超就是如此。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恐怕还不能说很专，有一、二十年的和平环境，下一代大概就专一点。”由此不难看出，周扬的专业化愿景也并非局限于文艺一隅，而是延伸至各行各业，他由衷期盼新一代青年能够朝着“越专越好”的方向成长。
在周扬的构想中，在经历“反右”与“大跃进”的剧烈社会变革之后，国家将步入一段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在这样的历史阶段里，青年人得以沉潜治学、精进学业，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实现突破与创新。而文艺的核心使命，便是助力青年人涵养复杂而丰富的思辨能力与情感世界。他曾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及社会主义新人的培育问题，直言“把青年人培养得很简单化，这是不合乎我们的要求的”，同时明确文艺应当肩负起这样的责任：“把后一代人——社会主义建设者——培养成非常有智慧的人”。在周扬看来，国家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专业素养与思想境界并重的高素质人才支撑，唯有培育出这样的新一代，国家才能伴随他们的成长，稳步迈向强盛。
作为国家文艺界的核心领导者，周扬着眼的始终是关乎长远的宏观命题：国家文艺应当锚定怎样的发展方向，整体的文艺路线需要如何规划，文艺又该如何为新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培育赋能？而高校文科教材改革，正是将这些宏大构想落地实践的绝佳抓手。
概言之，20世纪60年代初的高校文科教材改革，对周扬而言是不可多得的契机。他既可以借此接续延安鲁艺时期的专业化设想与实践经验，扭转当时文艺界创作质量粗疏的现状，又能够立足国家长远发展，将人才培育的战略考量融入改革实践。种种诉求皆与高校文科教材改革紧密相连，因此，在聚焦60年代初文艺界调整工作的同时，主持推进高校文科教材改革自然成为周扬的核心工作之一。
三、政治与学理的平衡张力
周扬在各类教材编写的具体指导中，展现出多维度的学术调整意图。从红与专、论与史的关系界定，到古今中外文化遗产的取舍、老专家与青年学者的协作等文科学术核心议题，均可见其在形势缓和期纠偏学术“左倾”、寻求政治规范与学理自主之间动态平衡的实践努力，而这在《文学概论》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两部核心教材的编写指导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文学概论》是文艺学专业的核心教材，而文艺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成型的学科，在当时的文艺领域居于“领头羊”般的地位。1950年8月，教育部颁布教学大纲草案，其中明确指出文艺学的学科属性是“应用新观点、新方法，有系统地研究文艺上的基本问题，建立正确的批评，并进一步指明文艺写作及文艺活动的方向和道路”。基于这一特殊定位，周扬对该书的编写给予了高度重视，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具体编撰，却频繁参与大纲研讨、跟进编写进展，甚至还亲自拟定了大纲初稿。
需要明确的是，彼时的文艺学已脱离传统文艺学的核心属性，并非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独立学科。正如相关研究指出，“政治文化规约了文艺学发展的方向……它的思想来源、关注的问题、重要的观点等，并不完全取决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它也并非完全来自对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总结或概括。”简言之，这一学科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自创立之初便偏离了文艺理论普及的本职，沦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简单图解。周扬希望通过教材的重编来矫正这一偏颇，让文艺学回归学术本真，以理论知识传授取代政策解读主导：
(理论——笔者注)要给人予规律性的知识，虽然也能起指导行动的作用，但比较间接。因此教科书不能只讲政策，要写规律性的知识，规律性的知识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是许多年、甚至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所证明了的。教科书主要是要以规律性的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这同政策解释、工作总结都不一样。
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文艺领域的作用进行理性定位，是周扬推动文艺理论与政治“解绑”的关键举措。据参与编写的张炯回忆，“周扬对《提纲》最主要的指导意见是，不要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框架搞提纲。他认为，文学概论应该按文艺本身的各种规律来写。”
1961年8月15日，在《文学概论》的提纲讨论会上，周扬对将毛泽东文艺思想称为“高峰”的表述明确表达不妥：“关于毛主席，在提纲中不要提‘高峰’，固然他的确是高峰。只把他的贡献具体指出也就可以说明了。”他进一步阐释，应将毛泽东思想视为“红线”而非“红布”，“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把它作为红线，作为灵魂，进行总结。教科书不同于具体政策，如果句句都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就会使‘帅’变成兵将，红线变成红布，灵魂变成肉体了。”这种表述既巧妙拉开文艺理论与政治口号的距离，又坚守了思想指导的原则底线，尽显其平衡艺术。在周扬看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地位固然需要强调，但无须贯穿文艺理论的所有具体问题——过度绑定不仅会折损其思想完整性，更会阻碍学术知识的正常呈现。
除了《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同样是周扬关注的核心。这部教材涉及刚刚过去不久的文学史事件，如何选择入史的部分，又该对它们做出如何的评价，这些都直接关涉社会主义文艺的标准与框架。在指导编写时，与“为社会主义文艺立碑”的功利取向不同，周扬更强调历史叙述的客观性。编写组成员樊骏回忆，针对教条主义导致的学科庸俗化、简单化倾向，周扬反复强调，“不要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写史就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说大不了掉进修正主义的泥坑，到时候我把你们拉上来就是了。”在“反修”浪潮高涨的背景下，这番话给樊骏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基于这一编写理念，周扬针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提出三点核心要求，直指文学史客观叙述的本质内核：“第一、文学史和旁的史一样，总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叙述。”“第二、在叙述过程中，必须对作家作品给以适当估价，给予适当地位。”“第三、文学史应对历史发展运动作初步概括。”与此同时，他格外强调文学史书写的全面性原则，“对史的客观叙述，正面的、反面的。要讲左、中、右，但名字不那么用……正面的、落后的、反动的、错纵复杂的都要写。每个时期要有扼要的叙述，不一定用小结形式。”最终，他作出总结性表述：“还是要叙述客观过程，尽可能做，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这一兼顾客观与全面的编撰诉求，在具体作家的评价取舍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以胡适为例，周扬便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看到你们第一章写‘胡适批判’,我不大同意，当然可以批判，他提倡白话文，文学改良不能说是反动的(当然可以批判他不彻底，可以少讲一些)……胡适反历史主义就在于夸大他个人，实际上有他的经济基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即使身为社会主义文艺领域的核心领导者，周扬在指导文学史编写的过程中仍坚守史家的专业立场，主张以全面客观的叙述还原文学史的真实全貌。
周扬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平衡诉求的必然性：作为文艺界领导者，他肩负形塑国家意识形态的职责，需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导地位；作为资深文艺理论家，他又注重教材的学术性与专业性，希望以经典教材推动学科规范化。《文学概论》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指导，正是这种双重身份下的实践探索——在政治底线与学理追求之间寻找可行路径。但这一平衡始终受制于时代环境。1962年形势趋于紧张后，周扬的发言重心明显转向政治属性，与1960至1961年的表述形成鲜明差异。这一转变直接导致最终成型的教材仍带有显著的时代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在形势缓和的历史窗口中，褪去政治高压的周扬对政治与学理平衡的追求更凸显其作为文艺理论家的自觉选择，也为理解其复杂的思想轨迹提供了重要视角。
四、自主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探索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由分歧渐趋恶化，在此背景下，构建中国自主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被正式提上日程。这一时代命题恰好契合了周扬对当时国内文艺理论发展现状的反思与期许。早在1958年8月，他便先后在北京大学发表“建设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评”的演讲，又于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做“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报告，清晰传递出推动文艺理论本土化建设的鲜明意愿。
1959年8月7日，在一场“读书会”座谈会上，周扬以《重视理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为题发表讲话，进一步点明理论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我们都深感到中国理论的落后，我们是靠社会科学起家的，但是理论工作很差。我们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比起苏联来说差得很远，我们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有多少？差得远。在历史方面也是如此。我们有很多著作不能翻译，有很多问题没有人研究。
……
我国两个革命有大量的经验需要在理论上从各方面来加以总结。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对这些经验进行高度理论性的总结(不是写总结报告的总结，这种总结我们经常有)。从文化艺术上说就是要对现实进行高度的概括，写出能够深刻反映时代的作品(不是一般的文艺作品，这种作品我们也有)。
他进而提出，若要破解理论建设滞后的困局，必须培养一批堪当重任的理论大家，呼唤属于中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别林斯基”，“全党加强理论工作，首先要有一批理论干部，这些人要比一般干部多读一些书。我讲的不是全党，是指搞理论工作的。”与此同时，周扬提出四点具体构想：
（一）将高级党校性质改变，主要培养理论干部，甚至在一个时期是唯一的任务(轮训班不办)，实际上是马列学院，培养秀才，每年召一百人，四年五年，甚至更长，培养理论干部，不能性急。
（二）我们也有些有点理论准备的人，但因为负担工作任务重，不能写。可以向中央提出名单，每年给三、四个月假期，写作、教书。
（三）把社会科学研究机关好好管理起来，充实加强起来，使之成为科学研究活动的中心。
（四）大学的文科要抓起来，原来是重理轻文，过去对大学文科管得太少。
这四点建议的落地路径各有依托：前三点聚焦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培养与保障，在1959年“文艺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的创立中得以践行——该班的核心宗旨，正是培育高素质的文艺理论干部；而第四点关于重视大学文科建设的倡议，则在周扬主导的高校文科教材改革中逐步变为现实。
自主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终究要以文艺学学科的成熟发展为根基，这也是周扬高度重视《文学概论》编写工作的另一深层原因。因此在指导这部教材编撰时，周扬反复强调的核心原则便是立足本土经验，建立中国化的文艺理论体系。
我们现在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回过头来总结中国的文艺遗产和“五四”以来的文学经验，再从中得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我们的方向就是这样。
我们应该把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几十年革命文学的理论经验条理化一下。历史就是过去的经验，没有历史就没有理论。文学理论如果不总结中国的经验就很难成为我们自己的理论。今天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应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好好总结中国的经验。
由此可以看出，周扬期望通过对文艺理论教材的系统规划与专业指导，以学科经典化的路径，确立中国自主的文艺理论体系，对中国既往的文艺实践经验作出兼具高度、专业性与学术性的理论总结。事实上，自20世纪30年代起，周扬便已萌生构建自主文艺理论体系的想法，及至新中国成立并步入建设成熟期，身为国家文艺界核心领导者的他，更需要从长远发展的视角擘画国家文艺的未来走向。在他看来，建立自主的文艺理论体系不仅是推动文艺事业进步发展的根本保障，更是为文艺实践提供强大理论支撑的关键举措——以此规避牵强附会的批判斗争与教条庸俗的理论解读。尽管在五六十年代，周扬始终身处文艺界论争的漩涡中心，但他本质上对那种“穿靴戴帽”式的教条化阐释还是反感的。正因如此，当形势稍有缓和，他便积极推动文艺理论教材编写与“文研班”创办，从教材建设与人才培育两个维度，双管齐下推进自主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
无论是作为深耕理论的文艺学者，还是作为统筹全局的文艺界领导者，建立中国自主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都是周扬双重身份下始终如一的追求。他寄望于《文学概论》编撰成书，既能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索成果作出系统的学术总结，完善文艺学的学科属性；更能以科学严谨的文艺理论观点，指引中国文艺在未来行稳致远。
周扬主导的20世纪60年代高校文科教材改革，以其工程量之浩大、覆盖范围之广泛、参与人员之众多，构成了一座丰富厚重的历史矿藏，为多维度、多面向的学术研究提供多元路径。本文立足周扬对此次教材改革的主导实践，重点探讨并分析他在60年代初国家全面调整的历史契机下，提出的若干重要文艺规划与发展构想。当然，受限于篇幅，本文未能实现面面俱到的全景式分析，但文中聚焦的三个核心维度正是彼时周扬最为关切的文艺发展命题。尽管此后因时代形势的急剧变化，这三方面构想未能在最终成型的教材成果中完整落地，但倘若仅从“最终结果”倒推评判周扬的主导工作，难免会因忽视形势变迁的动态影响而得出偏颇结论。因此，我们更需回溯至历史的“起点”，去把握政治压力相对舒缓时期的周扬在60年代教材改革的初期实践中，所展现出的对国家文艺发展道路的深层构想与系统规划。这份未竟的文艺蓝图，恰是我们理解一代文艺领导者理想追求与现实困境的关键。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