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以“价值形式—信用基础—货币权力”为研究主线，阐释稳定币的理论表征，探讨其对当代资本主义货币体系的冲击，剖析其监管困境并提出应对路径。稳定币的本质是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始终受资本逻辑支配，是私人资本扩张与货币形态数字化交织的产物。一是稳定币是价值形式数字化的集中表现，却未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二是稳定币对当代资本主义货币体系的冲击包含私人资本与国家权力的博弈、监管套利与权力集中的并存、算法替代劳动与数据剥削的加剧；三是稳定币监管困境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以资本为中心的制度属性，对此应以央行数字货币坚守货币主权，以普惠金融改造技术属性，以全球治理革新打破霸权秩序。数字时代货币形态的演化方向必然是从“资本主导”向“社会控制”转型，只有将货币形态的创新锚定“人的需求”与“社会发展”，才能推动稳定币从资本扩张的工具转变为服务人民利益、促进全球金融公平的载体，为构建更合理的金融秩序提供支撑。
关键词：稳定币 政治经济学 货币体系 信用异化 数字货币
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货币形态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因价格波动剧烈难以有效承担日常支付职能，在流通应用层面遭遇显著阻碍。与之相对，稳定币通过与法定货币或其他稳定资产挂钩来降低价格波动性，具备币值相对稳定的核心优势。稳定币依托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呈现出去中心化、交易便捷等技术创新特征，但它的发展始终受资本逻辑支配，服务于资本的扩张与增殖。因此，稳定币的出现，不仅是数字技术层面的创新，更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与货币形态交织的产物。
稳定币主要分为法币抵押型、加密货币抵押型、算法型三种。一是法币抵押型稳定币的运作机制是将稳定币与某一种或一篮子法定货币按固定比率挂钩，并以相应的法币作为储备资产。这类稳定币在技术上主要依托区块链实现交易记录和资产确权，其价值稳定依赖国家信用。二是加密货币抵押型稳定币以其他加密货币作为抵押资产来发行。由于加密货币价格波动较大，为保证稳定币的价值稳定，通常采用超额抵押的方式。这类稳定币通过智能合约实现中心化的发行与管理，无需中心化机构的干预，但其运作仍处于资本主导的加密货币市场之中。三是算法型稳定币不依赖任何抵押资产，而是通过算法来调节货币供应量，以实现与法币的稳定挂钩。其运作机制类似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当稳定币价格高于锚定价格时，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压低价格；反之，则减少货币供应量以抬高价格。这类稳定币试图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货币的自主调节，但在实际运作中，其调节效果高度依赖市场参与者的交易行为和市场情绪，难以真正摆脱市场波动的影响。
随着稳定币的发展，国内外学界对稳定币的稳定机制、金融影响、监管框架等展开了充分探讨。当前的核心争议在于，稳定币究竟是一场去中心化信用革命，还是资本逻辑在数字领域的新载体？部分学者认为，稳定币凭借技术创新成为链接加密货币市场与传统金融经济体系的重要桥梁，能够构建新型的去中心化信用体系，改变现有以银行为中心的跨境支付清算体系与监管框架；而另一些学者则指出，稳定币的发展仍受资本的操控，其去中心化只是表象，实质是资本扩张和货币霸权主义的新工具。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揭示稳定币所蕴含的社会关系和资本逻辑，有助于厘清这一问题。
为此，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阐释稳定币的价值形式、信用基础以及与货币权力的关系，深入剖析稳定币的本质，探讨稳定币对当代资本主义货币体系的冲击，分析稳定币的监管困境并提出应对路径。
一、稳定币的理论表征阐释
（一）稳定币的价值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阐述了商品价值形式的演进历程，指出其先后经历了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四个阶段，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般等价物的固定充当者。这一理论揭示了货币形态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动态演化的本质，即从实物货币、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每一次形态变革都是价值形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在信息革命后，货币形态进入数字化阶段，数字货币是商品价值形式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演变。稳定币作为数字货币的特殊形态，延续了这一演化逻辑：它通过技术机制实现价值锚定，本质仍是价值形式的表现。法币抵押型稳定币以国家信用为一般等价物载体，加密货币抵押型稳定币以超额加密资产为中介，算法型稳定币则试图以市场套利行为构建动态等价关系。三者虽在技术路径上有所不同，但均服务于价值的表现与交换，是数字时代价值形式适应资本流通需求的创新形态。
（二）稳定币的信用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信用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形式，其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传统信用依赖商品赊销、银行借贷等形式，依托商品信用或国家信用构建信任纽带。在数字时代，稳定币的信用基础发生了技术驱动的转型，但并未脱离社会关系本质。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使稳定币实现了信用体系的重构：分布式记账技术让所有节点共同记录交易信息，时间戳技术为每笔交易加盖加密时间标识并形成可追溯链条，工作量证明（POW）等共识机制通过算力投入确保数据不可篡改，这些技术设计使稳定币能够快速在用户中建立技术信用。然而，这种技术信用并不是脱离社会关系的“中性存在”，而是信用的异化形态。所谓信用异化，即信用作为人类社会协作的价值媒介与制度工具，在特定生产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中脱离其原生功能与社会属性，从“服务于人的协作与社会再生产”的手段以及“人与人之间基于协作需求形成的社会关系”，异化为“支配生产活动与社会关系”的异己力量，最终形成信用的创造者（人）反过来被信用支配的现象。
法币抵押型稳定币表面依托区块链技术，实则“寄生”于国家信用，如USDT、USDC的价值稳定依赖美元信用与储备资产背书，私人资本通过发行该类稳定币低成本占用国家信用资源获取利润，其实质是对公共信用的私人化利用。算法型稳定币标榜去中心化信用，但其依赖市场参与者对算法的信任与价格稳定预期，而市场始终受资本逻辑支配：当资本主导的市场情绪转向恐慌，算法调节机制即刻失效，暴露技术信用背后资本权力的操控性。因此，无论稳定币的信用基础的技术包装如何，其最终都是社会关系的映射，核心是资本与权力对信用资源的争夺与分配。
（三）稳定币与货币权力
马克思指出，“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由此，货币由商品交换关系的等价物演变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性存在，进而畸变为控制一切的无形权力，称为货币权力。货币权力可简述为货币在经济社会中形成的支配力与影响力，是获取社会资源或支配他人最重要的权力形式，其核心体现为双重维度：一是国家通过货币发行权、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的宏观调控权力，这是现代国家维护经济稳定、履行社会职能的核心权力；二是资本通过货币流通、金融市场运作实现的支配权力，资本借助货币媒介完成价值增殖与扩张。
稳定币的发展引发了货币权力的重新分配与激烈博弈。数字货币的兴起对现有货币制度构成挑战，而稳定币作为低价值波动的数字货币，更成为私人资本争夺货币权力的重要载体。私人资本通过发行稳定币试图染指货币发行这一国家核心权力：Libra（后更名为Diem）最初的构想是以一篮子法币为储备，依托社交平台用户基础打造“全球通用数字货币”，本质是科技巨头对跨境货币权力的觊觎；USDT等稳定币通过占据加密货币交易“中介货币”地位，掌控稳定币市场的流动性支配权，进而形成资本对特定货币流通领域的垄断格局。
这种私人资本主导的货币权利扩张与国家货币主权形成直接冲突。国家为维护货币权力，通过监管政策限制私人稳定币扩张，而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内在扩张性又推动其不断突破监管约束。稳定币领域的货币权力博弈，本质是数字时代资本逻辑与国家治理逻辑的矛盾体现，是私人资本与国家权力在货币领域争夺主导权的缩影。
二、稳定币的本质：
信用异化与资本逻辑的延伸
（一）价值实现的矛盾性
1.稳定机制的虚伪性
稳定币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价值稳定，但各类稳定机制均因资本逻辑的制约而存在根本性缺陷，呈现显著的虚伪性。数字货币因在去中心化、自由竞争的市场上流通，其价值受供求关系影响剧烈波动，价格波动率远远高于现行法币。稳定币虽试图通过技术机制缓解波动，但未摆脱这一本质矛盾。
法币抵押型稳定币依赖法定货币信用，但法币本身受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影响，如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元汇率波动，其价值自然难以实现绝对稳定；加密货币抵押型稳定币以高波动加密资产为抵押，即便进行超额抵押，仍需频繁补充抵押品以应对价格波动，稳定成本极高；算法型稳定币则将稳定性寄托于资本驱动的市场套利，而市场情绪的非理性特征（如恐慌性抛售）极易打破算法平衡，如Iron Finance的IRON稳定币因抵押品TITAN价格崩盘引发挤兑，印证了稳定机制在资本逐利面前的脆弱性。因此，稳定币的稳定机制仅是技术包装下的权宜之计，无法消除资本主导下市场波动的本质。
2.去中心化的悖论
稳定币标榜的去中心化是技术表象与资本集中实质的深刻矛盾，其本质是资本借助技术遮蔽实现权力垄断。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特征表现为所有数据通过预先设定的程序自动运行，不需要固定的第三方中心机构进行人为干预，但这一技术特征在资本逻辑下异化为“去监管化”的借口。
以Libra为例，其宣称依托区块链实现去中心化治理，实则由科技巨头组成的协会掌控核心决策权：代码规则制定、储备资产管理、系统维护等关键环节均由少数资本主体主导，普通用户仅能参与交易却无权介入规则设计，形成“技术去中心化—资本中心化”的悖论。即便是加密货币抵押型稳定币，虽然能够通过智能合约实现去中心化运行，但其抵押资产以太坊的价格仍受资本操控，如大额资本持仓影响价格走势，核心权力仍集中于数字货币领域的私人资本巨头。稳定币的去中心化表象恰恰掩盖了资本对货币流通规则的垄断，是资本权力在数字时代的隐蔽扩张。
（二）信用基础的双重性
1.法币抵押型稳定币：私人资本对国家信用的“寄生性利用”
法币抵押型稳定币以法定货币为储备资产，其信用基础实质上是国家信用的延伸，区块链技术仅为其提供了技术化的流通载体。但这些技术创新仅提升了流通效率，并未改变其信用本质：以USDT为例，其与美元1∶1锚定的核心支撑是美元的国家信用，Tether公司所谓“每发行1枚USDT对应1美元储备”的承诺，本质是私人资本对美国国家信用的“寄生性绑定”。
这种“寄生性绑定”让私人资本以极低成本进入货币流通领域：一方面，私人资本无需承担如经济调控、金融稳定保障等国家信用维护的成本，却能借助国家信用获取市场信任；另一方面，通过发行稳定币收取手续费、占用储备资产收益等方式实现资本增殖。法币抵押型稳定币的价值形式并未突破资本逻辑，其通过技术包装将国家信用转化为私人资本增殖的工具，一旦储备透明度不足，还可能反噬国家信用公信力，暴露了私人资本与公共信用的深层矛盾。
2.加密货币抵押型稳定币：去中心化信用幻象与资本主导的加密资产信用“寄生”
加密货币抵押型稳定币信用基础所具有的双重性，本质是技术表象与资本主导之间的矛盾：技术层面通过区块链构建去中心化信用幻象，掩盖其深层次下对资本主导的加密资产价值与市场行为的依赖。这种双重性表明，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任何由数字技术驱动的信用创新，都难以摆脱信用异化。稳定币的信用基础本质上仍是资本关系的映射，是资本在数字货币领域用以实现扩张与自我循环的工具。
加密货币抵押型稳定币依托区块链技术构建了一套看似独立的信用体系，其技术设计赋予去中心化信用的表象。分布式记账让全网节点共同验证抵押资产的价值与交易真实性，时间戳技术确保抵押、清算等环节的可追溯性，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减少了对中心化机构的依赖，形成技术担保信用——仿佛其信用不依赖任何外在主体而仅由代码规则与全网共识维系。加密货币抵押型稳定币将这些技术特征深度集成：以DAI为例，其通过智能合约实现去中心化发行与管理，用户需存入超额加密资产（如以太坊）作为抵押，智能合约预设自动清算规则，当抵押资产价格波动导致抵押率不足时，系统会自动拍卖抵押资产以偿还债务，维持稳定币价格稳定，进而使得稳定币可以迅速在用户中建立信用，实现价值交换。加密货币抵押型稳定币正是借助这种技术设计，塑造了去中心化信用的幻象，让市场参与者误以为其信用基础是技术本身的中立性与不可篡改性。
然而，加密货币抵押型稳定币的信用基础本质上仍依赖资本主导的加密货币市场，是对加密资产价值与资本逻辑的双重“寄生”。一方面，从信用载体看，其抵押资产本身是资本主导的加密货币。加密货币抵押型稳定币的运作仍处于资本主导的加密货币市场之中，是资本自我循环的一种体现。例如，DAI的信用基础高度依赖以太坊的价值稳定，而以太坊作为加密货币，其价格受资本投机、市场情绪等因素影响剧烈波动。这种以高波动加密资产为信用载体的模式，本质是将稳定币信用“寄生”于资本主导的加密资产价值之上，抵押资产的价值涨跌完全由加密货币市场的资本流动决定。另一方面，从信用维系看，其稳定机制依赖资本驱动的市场行为。加密货币抵押型稳定币的超额抵押与清算机制，实则由资本的套利行为维系：当抵押资产价格下跌时，需资本及时补充抵押品或接受清算；当抵押资产价格上涨时，需资本参与解锁超额抵押资产。这些行为的动力源于资本逐利本能，而非技术中立性。一旦资本因恐慌撤离加密市场，抵押资产价格暴跌速度超过清算机制响应速度，稳定币信用即刻崩塌。
此外，加密货币抵押型稳定币的去中心化治理仍受资本操控。尽管技术上由智能合约管理，但核心抵押资产的选择、抵押率调整等规则的制定权，往往掌握在持有大量治理代币的资本巨头手中，普通用户难以参与核心决策。这充分表明，加密货币抵押型稳定币的信用最终服务于资本增殖需求，是资本信用在数字领域的异化表现形式，即资本信用脱离其依托资本借贷关系实现社会总资本增殖与流通的制度工具的原生功能和社会属性，异化为支配生产活动和人的异己力量。
3.算法型稳定币：技术遮蔽下的“市场信用神话”
算法型稳定币标榜通过技术构建去中心化工具体系，但其信用基础仍是资本主导的市场情绪，技术仅为信用异化的遮蔽工具。区块链技术通过分布式记账和共识机制构建信用体系，所有信息由全体交易者同时记录和保存，信息经过认证后由链上的每个人为他人提供信用担保，算法型稳定币借此宣称其信用不依赖任何外在主体，仅由市场自身调节维系。但这种“市场信用神话”本质是资本逻辑的技术化演绎：其信用建立在市场参与者对算法的信任与价格稳定的预期之上，而市场本身由资本主导，遵循资本逐利的核心逻辑。
以Terra USD（UST）为例，其通过与治理代币LUNA的供需调节机制维持1∶1美元锚定，看似依托算法实现去中心化稳定，实则依赖资本驱动的套利行为：当UST的价格高于1美元时，套利者铸造UST卖出LUNA获利；当UST的价格低于1美元时，套利者销毁UST买入LUNA获利。但当资本主导的市场情绪转向恐慌，套利机制即刻失效。例如，在2022年Terra生态崩溃中，UST脱钩后，LUNA价格从90美元左右暴跌至0.05美元，套利者无利可图，算法调节机制彻底失灵。技术编码看似中立，实则反映资本权力，即算法型稳定币的“市场信用”本质是资本操控下的预期游戏，技术只是掩盖资本投机性的幻象，最终难逃信用异化的命运。
（三）资本扩张的新载体
1.跨国资本的“数字殖民”
稳定币的无国界性成为跨国资本突破地域限制、强化金融霸权的工具，呈现“数字殖民”的鲜明特征。稳定币依靠互联网技术连接全球，只要接入网络，用户就可以持有、兑换所有品种的稳定币并与任何人进行交易，而不受地理空间和政治因素等限制，这一特性被跨国资本转化为扩张的利器。
稳定币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跨境即时结算，绕过如外汇管制、资本流动限制等传统金融监管体系，使跨国资本能够自由出入全球市场。在金融体系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稳定币极易替代本币成为流通媒介，导致发展中国家货币主权被侵蚀、货币政策效力被削弱。跨国资本通过稳定币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主导的金融循环，实现资源掠夺与利润收割，加剧全球金融领域的不平等状况，印证了稳定币作为“数字殖民”工具的资本本质。
2.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稳定币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失衡，成为“货币脱实向虚”的重要推动因素。数字货币市场在币种、币值、流通市值等方面均快速增加，但大量资本涌入并非服务实体经济，而是从事投机活动。稳定币作为数字货币市场的“流动性枢纽”，占去中心化金融（DeFi）生态总锁仓价值的70%以上，其流通与交易完全脱离实体经济场景。
资本在稳定币市场的投机表现为通过抵押稳定币获取杠杆资金、参与高收益流动性挖矿等，这些活动均不创造实际社会价值，仅实现资本的虚拟增殖。而稳定币的兴起让更多资本滞留虚拟经济领域，大量资本在加密市场内自我循环、制造泡沫。这种割裂使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尖锐化，即虚拟经济泡沫膨胀增加金融系统性风险，一旦泡沫破裂，风险将通过资本链条传导至实体经济领域，引发全球性经济震荡。
三、稳定币对当代资本主义货币体系的冲击
（一）稳定币对国家货币主权的挑战
1.私人资本与国家权力的博弈
稳定币的发展本质上是私人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对国家货币主权的渗透，其博弈核心在于货币发行权与金融话语权的重新分配。数字货币依托区块链技术实现去中心化发行和无国界交易，这种特性使其天然具备打破国家货币监管方面的制度性壁垒的潜力，而稳定币作为低波动数字货币品类，更成为私人资本染指国家货币主权的重要载体。
从技术层面看，私人资本通过区块链的分布式记账与智能合约技术，构建了一套独立于国家货币体系的流通网络。例如，Libra最初计划依托社交平台的全球用户基础，通过分布式记账实现跨境即时结算，其代码规则由私人协会制定，试图绕开国家的货币发行与监管体系。这种技术设计让私人资本以“构建更高效的全球货币体系”为噱头，而实质上是对国家货币发行权的挑战。
国家权力则通过监管回应这种挑战。国家为维护货币主权，不得不通过立法、牌照管理等手段对稳定币实施监管，如美国出台《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GENIUS Act）对稳定币进行监管，欧盟通过《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案》 （MiCA）规范稳定币的储备机制。但这种博弈始终存在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既需防范稳定币对金融稳定的冲击，又难以彻底遏制资本扩张的内在动力，即稳定币与现有货币制度存在冲突，而这种冲突本质上是私人资本的扩张性与国家维护统治秩序的需求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2.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主权危机
发展中国家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成为稳定币冲击货币主权的重灾区，其货币主权危机本质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心—边缘”结构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延伸。数字货币既没有具体的发行机构，也不依赖任何主权国家。这种特性使其极易成为霸权货币向发展中国家渗透的工具，而稳定币因价值相对稳定，更易替代本币成为流通媒介。
在实践中，稳定币通过两种路径侵蚀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主权：一是作为避险工具替代本币流通。在通胀高企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民众倾向于使用与美元挂钩的USDT、USDC等稳定币实现资产保值，则会导致本币流通范围萎缩，国家的货币发行权被间接削弱，实质上是对本国货币信用的否定。二是作为跨境结算工具绕过外汇管制。稳定币的无国界性让跨国资本可规避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管制，导致外汇储备流失、货币政策失效。
这种危机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更为被动，稳定币成为美元等霸权货币的“数字代理人”，通过技术包装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殖民，使其难以摆脱“中心国家印钞、边缘国家买单”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困局。
（二）全球稳定币治理的挑战
1.监管套利与系统性风险
稳定币的跨境流动与技术特性，使其成为资本主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裂缝制造者”，进而引发监管套利与系统性风险。这一风险的根源在于技术创新与治理滞后的矛盾。区块链技术的匿名性让黑客难以追踪，一旦遭遇黑客攻击，造成的损失会比较严重。而稳定币的跨境特性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风险。它的分布式记账方式虽能让交易在全球节点同步记录，却缺乏对应的跨境协同监管机制。
监管套利的核心在于利用各国监管规则的差异。例如，某算法型稳定币在监管宽松的离岸地区发行，却通过链上交易向监管严格的国家渗透，从事洗钱、资本外逃等活动。传统金融监管体系基于主权货币与中心化机构设计，难以适应稳定币的去中心化、跨国界等特点，导致监管滞后。
系统性风险则源于稳定币的“蝴蝶效应”。数字货币市场币种、币值、流通市值等方面均快速增加，而稳定币作为市场“流动性枢纽”，其风险可通过加密货币市场传导至传统金融市场。例如，2022年，Terra生态崩溃引发UST脱钩，不仅导致加密市场连锁暴跌，还通过投资机构的跨市场持仓影响股市，暴露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对稳定币风险的防控能力不足。
2.去中心化表象下的权力集中
稳定币标榜的去中心化实质是资本权力的隐蔽集中，这种权力结构与全球金融治理追求的公平目标背道而驰，加剧了治理的内在矛盾。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意味着所有数据通过预先设定的程序自动运行，但程序规则的制定权仍掌握在少数主体手中。这一特征在稳定币领域表现为“技术去中心化，资本中心化”。
权力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发行权垄断。在法币抵押型稳定币中，USDT由Tether公司独家发行，其储备透明度、规则调整等核心事项均由企业单方面决定。二是治理权集中。Libra最初由科技巨头组成的协会掌控治理，代码修改、储备资产调整等核心决策需协会成员投票，普通用户无权参与。三是技术控制权垄断。稳定币的底层区块链技术由少数开发团队维护，其技术更新方向受资本利益影响。
这种权力的集中特性催生了新的金融寡头，他们通过操控稳定币规则来获取垄断利润，如通过调整储备资产结构影响市场利率，与全球金融治理追求的公平、公正目标直接冲突。而金融寡头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如隐瞒风险信息、操纵价格，更让全球治理陷入监管难以触及核心权力的治理困境。
（三）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深化
1.稳定币的“无人工厂”逻辑
稳定币依托算法与智能合约实现自动化运作，其“无人工厂”逻辑本质是资本通过技术替代劳动、强化剥削的新形态，加剧劳动异化与不平等。数字货币的交易功能依赖数据交换实现，而稳定币将这一特性推向极致，即稳定币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清算、支付、抵押品管理等流程，替代了传统金融领域的大量人工劳动。
在实践中，这种替代表现为金融岗位的缩减，银行的跨境结算员、外汇交易员、抵押品清算员等岗位，正在被智能合约系统取代。稳定币的技术特性使得交易的效率和准确性得到了极大提高，但这种效率提升的代价是劳动者议价能力的丧失，即劳动者只能被动接受算法设定的就业规则，如零工化、低薪酬，劳动彻底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更隐蔽的是，算法通过“优化流程”进一步掠夺剩余价值。算法看似客观中立，但实际上是资本剥削劳动的工具：稳定币的智能合约可精准计算交易成本、降低服务费率，将传统金融中介的利润空间转化为资本所有者的超额收益，而被替代的劳动者却无法分享技术进步的红利，形成“资本愈富，劳动愈贫”的马太效应。
2.数据成为新的剥削工具
稳定币的运作过程产生海量数据，这些数据被资本垄断并转化为剥削工具，本质是数字时代“数据拜物教”对劳动的新压迫。资本将数据作为剥削工具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数据的商品化。稳定币发行方通过分析链上交易数据，如大额USDT转账的时间、地址、频率等，预测市场趋势并进行精准投机，使得链上交易数据成为可交易的商品，产生超额利润。二是数据的垄断性剥削。普通用户在使用稳定币时，表面上享受着便捷的服务，实则却无偿让渡了交易数据的所有权。而资本通过垄断数据，进一步增强对市场的操控能力，如定向推送高收益理财，诱导用户承担高风险。
数字货币的发展使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数据的私有化与商品化只会加剧劳动与资本的不平等。而稳定币发展中存在的数据剥削现象，正是这种不平等在数字金融领域的集中体现。
四、稳定币的监管困境及其应对路径
（一）稳定币的监管困境
1.现有监管框架的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对稳定币的监管陷入“防风险”与“促扩张”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根源在于传统监管体系与稳定币技术特性的不匹配，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逻辑的妥协。
数字货币依托区块链技术实现去中心化、匿名化，交易成本低、交易效率高，而这些特征恰恰与基于中心化机构和主权边界设计的传统监管框架形成冲突。稳定币作为数字货币的特殊形态，既保留了区块链的分布式记账、跨境流动等技术特性(如USDT的链上交易可在全球节点同步记录，不受单一国家监管范围限制)，又因“稳定”属性更易渗透至传统金融领域。这无疑进一步加大了监管层面的适配难度。
资本主义国家的监管困境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需降低或防范稳定币风险，如USDT储备不透明可能引发挤兑，而算法型稳定币的“死亡螺旋”现象可能传导至传统市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为中心，监管又不能过度抑制资本通过稳定币实现的扩张与增殖，如稳定币为私人资本提供低成本跨境流通渠道，创造巨额手续费收益。这种矛盾导致监管政策呈现摇摆性，欧盟虽通过立法强制稳定币发行方合规，但对去中心化稳定币的监管仍存在制度空白。现有监管框架在稳定币监管上左右为难，本质是资本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在监管领域的体现。
2.全球治理的碎片化
稳定币的跨境特性与各国监管主权的冲突，导致全球治理呈现碎片化状态，这种碎片化源于各国利益分歧与稳定币技术无国界性的根本矛盾。
稳定币依靠互联网技术连接全球，只要接入网络，用户就可以持有、兑换稳定币并与任何人进行交易，不受地理空间和政治因素等限制。这一特性使其天然具备突破国家主权边界的能力，即一枚稳定币可在几分钟内完成从美国到非洲的跨境转账，且交易记录由全球节点共同维护，这与基于国家主权划分的传统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形成尖锐对立。
各国基于自身利益制定差异化监管政策，进一步加深了治理体系的碎片化程度。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试图通过主导规则制定，维护其在稳定币领域的资本优势，如要求稳定币储备资产以美元、欧元为主；发展中国家则更关注货币主权保护，部分国家直接禁止稳定币交易(如中国将稳定币交易行为列为非法活动)，部分国家则选择有限监管稳定币交易(如阿联酋颁布《2025年第6号联邦法令》，将稳定币纳入央行监管范围)。这种差异为稳定币监管套利提供了空间。
G20等国际组织试图推动稳定币监管的国际协调，但由于各国利益分歧较大，相关工作至今进展缓慢。这种协调困境的本质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的延续，即发达国家不愿放弃金融霸权，发展中国家难以平等参与稳定币规则制定，最终导致稳定币的全球性风险难以得到有效防控。
（二）稳定币监管困境的应对路径
1.坚持货币主权
以央行数字货币（CBDC）对冲私人稳定币的资本扩张，是维护货币主权的核心路径。这一路径既能吸收区块链技术优势，又能确保国家对货币发行权的掌控。
各国央行都在积极推行主权数字货币研究，如我国央行推出的DCEP数字货币，以应对民间数字货币带来的挑战。主权数字货币与私人稳定币的本质区别在于信用基础：前者以国家信用为基础，采用“中心化治理+技术创新”模式，如数字人民币依托区块链实现分布式记账从而提高效率，同时保留央行对货币发行、流通的中心化监管权；后者则依赖私人信用或资本主导的市场信用，服务于资本增殖。
具体而言，主权数字货币的应对逻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层面吸收稳定币的便捷性，通过分布式记账、智能合约等技术提升支付效率，如数字人民币的点对点交易模式可降低跨境结算成本；二是治理层面强化国家掌控，通过可控匿名、实时监控等设计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如央行能够有效监管并追溯每笔数字人民币交易，避免其成为洗钱工具。通过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国家可以掌握数字时代货币发展的主动权，确保货币职能服务于人民利益而非资本逐利。
2.构建普惠金融体系
利用稳定币的技术优势构建普惠金融体系，核心是剥离其资本逐利属性，让区块链技术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成为私人资本扩张的工具。
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技术、时间戳技术可降低信用构建成本，这一特性可被转化为普惠金融的工具，如低成本跨境转账、智能合约自动执行等基于区块链的稳定币技术可突破地理限制，提供便捷金融服务。
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关键在于“去资本化”改造：一是探索基于公共信用的算法稳定机制，开发公益性质的稳定币，如由央行或公共机构发行，锚定本币且不追求利润，仅用于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空白；二是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共享而非资本垄断，区块链所有信息由所有交易者同时记录和保存的特性可被用于搭建公共数据平台，让金融机构共享用户信用信息，而非被资本垄断用于精准剥削，降低弱势群体融资门槛。
3.推动全球治理革新
推动稳定币全球治理革新的核心是打破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霸权，构建能够兼顾各国利益的公平治理框架。而这一路径的推进必须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主权为前提。
稳定币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但当前共识被发达国家资本主导，如USDT、USDC等稳定币均锚定美元，强化美元霸权。全球治理革新需扭转这一局面：一是推动稳定币储备资产多元化，减少对单一法币的依赖，如探索以一篮子发展中国家货币为储备的稳定币，降低汇率波动风险；二是建立多边监管协调机制，让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规则制定，如设立全球稳定币监管工作组，确保发展中国家拥有同等话语权。
这种革新需以打破美元霸权主导下的稳定币发展秩序为前提，可基于稳定币的技术特性设计行之有效的运行及监管制度，让稳定币成为促进全球金融公平的工具。例如，利用分布式记账技术构建新型国际清算系统，打破SWIFT体系中发达国家的主导格局，使发展中国家在跨境贸易中减少对美元锚定型稳定币的依赖，维护自身货币主权。通过全球治理革新，稳定币的跨境特性可从“资本掠夺工具”转化为“公平贸易载体”，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向更均衡的方向发展。
五、结 语
稳定币作为数字经济时代货币形态演化的产物，其本质是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即在技术创新的表象下，始终受资本逻辑的支配，是私人资本扩张与货币形态数字化交织的结果。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稳定币的发展未突破商品价值形式的演化规律，其价值形式、信用基础与货币权力逻辑，深刻反映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其一，稳定币是价值形式数字化的集中体现，却未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无论是法币抵押型稳定币对国家信用的“寄生性利用”、加密货币抵押型稳定币在资本主导市场中的自我循环，还是算法型稳定币对“市场信用神话”的技术包装，其信用基础实质都是资本与权力关系的映射，信用异化的本质贯穿其发展全过程。技术创新固然改变了货币的外在形态与流通效率，却无法消除货币作为社会关系载体的根本属性。稳定币的“稳定性”最终依赖国家信用支撑或资本垄断操控，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核心目标。
其二，稳定币对当代资本主义货币体系的冲击，暴露了体系的深层矛盾。在货币主权层面，私人资本与国家权力的博弈加剧，发展中国家面临货币主权被侵蚀的“数字殖民”风险；在全球治理层面，监管套利与权力集中现象并存，传统治理框架难以应对“去中心化表象—资本中心化实质”的矛盾；在劳动与资本关系层面，算法替代劳动与数据剥削的加剧，使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更趋隐蔽。这些冲击本质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数字金融领域的延伸，进一步凸显了当代资本主义货币体系的不平等性与不稳定性。
其三，资本主义制度下稳定币的监管困境具有必然性。现有监管框架因“防风险”与“促资本扩张”的内在矛盾而陷入低效，全球治理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歧而呈现碎片化，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以资本为中心的制度属性。与之相对，社会主义应对路径提供了破局思路：以央行数字货币坚守货币主权，剥离资本对货币发行权的觊觎；以普惠金融改造技术属性，让区块链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增殖；以全球治理革新打破霸权秩序，构建兼顾各国利益的数字货币体系。
数字时代货币形态的演化方向，必然是从“资本主导”向“社会控制”转型。稳定币的发展启示我们：只有突破资本主义制度的桎梏，将货币形态的创新锚定“人的需求”与“社会发展”，才能推动稳定币从资本扩张的工具转变为服务人民利益、促进金融公平的载体，为构建更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提供支撑。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数智化赋能山东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内在机理、现实障碍与实践路径”（编号：24CCXJ13）
谭学想，机械工业出版社泰安编校中心编辑，研究方向：数字货币。
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