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陆游致仲玘八札镌刻在由陆游撰写并书丹的《重修智者广福禅寺记》碑阴，是其非常珍贵的晚年手迹。然而，此八札至明末徐霞客方在其游记中予以记录，可惜的是《徐霞客游记》中未过录文本。此八札文本过录起于清初徐沁，但是多有错漏，且失于不完。此后，钱仲联、于北山等先生皆据徐沁此录加以讨论，因而八札至今所流传的一直是个残缺的文本。今据原碑首次做一完整整理，并详考各札创作年月。经考订，首札写在嘉泰三年十一月八日，二札、三札写在嘉泰四年的正月四日，四札写在嘉泰四年四月六日，八札写在嘉泰四年五月或六月，七札写在嘉泰四年七月，五札、六札写在庆元五年之前。八札是补缺陆游与僧人仲玘及与佛教界的深层交往文献，为我们认识陆游与佛学的关系提供了细节性的材料，也补充了陆游书法“享之千金”的自我评价文字，对于研究陆游是有价值的。

陆游视己作“敝帚自珍，享之千金”，无论诗与文，都非常珍惜，生前自编诗稿、文稿，也为世人所推崇。但由于种种缘故，陆游的一些作品成为逸文，致仲玘八札即如此。陆游致仲玘八札，或称七札，是他七十多岁至八十岁间写给婺州智者禅寺主持仲玘的书信，镌刻在婺州智者寺《重修智者广福禅寺记》碑阴，［1］是陆游的亲笔，真、行、草三体兼具，是极珍贵的放翁晚年手迹。

陆游一生在浙、蜀、闽等地，交接了众多僧人，名僧如佛智端裕、大慧宗杲、别峰宝印、涂毒智策、拙庵德光等，但甚少留下书札。检《渭南文集》四十二卷中书启有八卷，与僧人书札全无，只是后世学者拾遗渭南文，我们才得见八札之外仅有《与明老帖》一种而已。这样，致仲玘八札的存在，便足补陆游与佛子交流之缺。八札中有六札写于从嘉泰三年（1203）十一月末到嘉泰四年秋初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频繁的书信来往，从细处展示了陆游与僧人的密切交往。陆游对上石的八札也十分喜爱，称“石工甚嘉”。该碑至今仍存于金华，下部有漫漶剥蚀，许多字已不可识辨，上部文字却如发新硎，可见刀工严整。八札是陆游自己书丹刻石又十分喜爱，足见其体现了陆游的文风与书风，可视为陆游的代表作，是值得珍惜的作品。八札未入《渭南文集》，至今未见完整文本，其内容与价值更少论者，故本文专此讨论以就教方家。

一、八札的产生、流传与辑佚

仲玘为陆游方外旧友。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任严州知州，劝请仲玘入南山报恩光孝寺，其后二人来往不断。绍熙四年（1193），仲玘在严州主持重建报恩光孝寺成，就特请时居山阴的陆游作《严州重修南山报恩光孝寺记》。庆元五年（1199），仲玘移锡婺州主持智者寺，重修智者寺竣工后再请陆游作记。仲玘八札便是陆游围绕作碑记及石碑镌刻事宜写给仲玘的书信，仲玘将其与碑记一起镌刻于同碑的碑阳与碑阴。八札由于没有被陆游收入《渭南文集》，［2］直到四百多年后徐霞客于崇祯九年（1636）十月游金华，才发现陆游有此作品并写入游记：“自罗店东北五里，得智者寺。……而殿中犹有一碑，乃宋陆务观为智者大师重建兹寺所撰，而字即其手书。碑阴又镌务观与智者手牍数篇。碑楷牍行，具有风致，［恨无拓工，不能得一通为快。］”［3］这应该是传统文献对八札存在的首次记录，可惜未能拓录。其后，翁方纲诗《陆放翁与玘上人八札石本三首》、孙星衍《寰宇访碑录》、陆耀遹《金石续编》、钱泰吉《跋陆放翁与僧仲玘手简搨本》、叶昌炽《语石》、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方爱龙《南宋书法史》等对八札皆有记录，不过这些记录都无文本过录与整理。

文本整理起于清初徐沁著《金华游录注》。《金华游录》为南宋遗民谢翱所著，书中载有“智者寺”，徐沁于其条下注云：“发土得石刻五方，笔法遒逸，绝似苏长公，乃放翁与玘公、南山二僧尺牍。”［4］于是，徐沁以叙述的方式过录了八札，可称八札的首次整理，为后世辑佚奠定了基础，其功不小，惜时有错字，兼录文不全。其后，孔凡礼《陆游佚著辑存》、于北山《陆游年谱》，以及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同），蒋金治、陈庆江主编《陆游重修智者禅寺碑记与仲玘公南山尺牍》，［5］皆据徐沁此本录入仲玘八札。《陆游佚著辑存》《陆游全集校注》以未见石本，直接据徐沁本整理。其他两家虽见拓本，略有校勘，但其底本依然是徐沁本而非碑本。即是说，仲玘八札至今就是徐沁本在流传。由于碑版有行有草，再加石刻剥蚀，书碑较难识别。又由于整理意识的不足，从徐沁开始，八札的整理与流行就是一个残缺的文本。尔后的整理本步徐沁后尘，并无大的改观，甚至又衍生新的问题，是分述如下。

（一）脱漏。仲玘镌刻八札，是将陆游多次寄与自己的八件札文一次刊刻，首勒函封文字，中分刻札文，末著刊石人。全碑首刻函封文字，有二，一作真书曰：“书上婺州智者堂头禅师，并文字，陆游（“陆游”字上钤“陆游”二字篆印），太中大夫充宝谟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陆游（同上印）谨封。”此函封文字标示官衔，应是陆游专为八札刻石而书，押字两处有陆游的封缄篆章，显示“封信愿君自发”传统而庄重。这是此前无人整理也无人提及的仲玘刻陆游的函封文字。该封揭示了陆游专为刻札而书的态度，通常友人间书信签封于礼是不会书官衔的，即此封不是写与仲玘看，而是专为刻碑专书。又，从函封的“宝谟阁待制”还可知此封写在嘉泰四年间。陆游嘉泰三年春为宝谟阁待制，嘉泰三年十一月方有刻碑之议，稍为迁延，陆游书丹智者寺碑便至嘉泰四年初（下文有论），所以落款宝谟阁待制，应是嘉泰四年了。一为行书云：“顿首智者玘公禅师。游谨封。”这应该是日常往来书封，施以行草，较为随意亲和。

札文的整理还有脱漏，如首札中一句“写却不难，不过五日事耳”。徐沁、钱仲联、蒋金治都将此句脱去，唯于北山注意到这句话，以此句为“《金华游录注》所无，各金石收藏考订名家亦无道及者，颇可贵”。［6］于北山曾见拓本。此句原是首札中插写在字行间的一句小字补写，在“不可令他人书”一句左侧，其可贵在于表明了陆游为《智者寺兴造记》书丹之不难，透露出陆游对自己创作碑文及书艺的自信与欣赏，是一种自赏的文艺批评态度，所以说是本札的核心内容，不可少。

（二）错辨。陆游与仲玘八札主要是行书、草书，较难释读，因此会发生有歧义的辨识，有一些字词错辨，便影响到对陆游书札之理解。

第一札：“伏被手帖”，蒋金治本“帖”作“贴”，误。“深以为尉”，“尉”徐沁本、孔凡礼本、钱仲联本、于北山本作“慰”。“皇恐”，徐沁本、于北山本、蒋金治本作“惶恐”。“尉”通“慰”。“皇恐”与“惶恐”也相通，但毕竟非陆游用字。

第二札：“意谓”之“谓”，徐沁本及以后诸本皆作“为”，误。“几月”，徐沁本及以后诸本皆作“岁月”，误。盖因草书形近故。同札又有“岁月”二字，可资比较。就草书而言，“几”与“岁”二者笔画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再则，陆游以百字的短札也不可能两用“岁”字。“留滞净人作”，“作”字，徐沁本及以后诸本皆作“昨”。“法云旦过”之“旦”字，［7］徐沁本及以后诸本皆作“法云忽过”，误，观原碑可见。又，此书落款作在正月四日，所云“旦日”，盖法云于正月初一至陆游处拜年。法云寺为陆游家族施舍寺院，大年初一不可能有莽撞的“忽过”之举。

第三札：“皇恐”，徐沁本、蒋金治本作“惶恐”。

第四札：“都不知”，“都”字草书，徐沁本、钱仲联本、蒋金治本辨作“却不知”，于北山本作“后不知”，皆误。“翰札”，蒋金治本作“翰礼”，形近之误。

第五札：“急作字”，“急”，《陆游全集校注》《渭南文集校注》本误作“争”。“作字与泽师”，徐沁本及以下诸本作“作字泽师”，皆脱“与”字。

第八札：“名山大宗师”，徐沁本及以下诸本皆作“名山大乘师”。“似不必讲”，徐沁本作“以不必讲”，并云“以”字下“疑脱一字”，将“似”错辨为“以”。于北山从徐沁，钱仲联、蒋金治直接以脱一字处理作“以□不必讲”。观碑此处实不脱。

鉴于至今陆游与仲玘八札尚少一个完善的规范整理本，因此，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笔者试据原石、参考拓片，整理一个完整的文本附录于下，祈方家批评：

書上婺州智者堂頭禪師，并文字 陸游（篆印）

太中大夫充寳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陸游（篆印）謹封

頓首智者玘公禪師 游謹封

游頓首，伏被手帖，獲聞動靜，深以為尉。開諭《院記》，謹已具稿，今遣優婆塞歸拜呈，不知可用否？老病無復佳思，皇恐，皇恐！此乃令人寫本。若欲惡札，却須示及，當為作之。仍告寫及題額人銜位、姓名。若要寫守、倅銜，亦須示及，當為一手寫去，切不可令他人書（寫却不難，不過五日事耳）。向來南山只為如此，故曾致慮，不免重刻。切望少留神，仍丁寧知事也。未即會聚，萬萬為道珍厚，不宣。

游頓首智者玘公禪師友舊。十一月八日。

游頓首啟智者禪師老友。即日春寒，伏惟法侯萬福。《寺記》本是老夫自欲書丹，意謂不過數日可了。不料忽得齒疾，沉綿幾月。又值改歲，一番應接，遂失初約，留滯淨人作。法雲旦過，良以為愧。碑顏不欲更託人，並為寫去。前輩此例甚多。碑上切不須添一字，尋常往往添字壞卻。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幸痛察。餘惟為佛囑自愛。不宣。

游頓首。正月四日。

監寺首座以次，不及别上狀。刻碑時且告與點檢。碑樣只依明州《宸奎閣碑》，最妙。僭率，皇恐皇恐。

游頓首。

游頓首智者堂頭禪師。即日春殘，伏維法侯勝□□□□别，都不知瓶錫所寓，無遣一紙問，動靜不可得，唯有馳心爾。忽法雲送翰札來，乃知說法名山。玉煙珠氣，要是不可薶沒也。游去春已請老，一生擾擾，遂得結局，盡出餘芘。正月，忽被命寓直内閣，殊非野人所宜，一味慚恐耳。崖蜜、蠟燭分寄，足見舊好不替，感激、感激。未由握臂，唯萬萬為大法自重。不宣。

游頓首。四月六日。

游頓首。忽奉誨帖，欣承。苦寒，法侯萬福。老病日侵，度不能久住世間，且隨緣過日耳。下諭法衣，急作字與澤師，幾為九峰所取。幸稍早數日，已令徑附來（此处或脱“人”字）使納去。想便陞座於人天眾前，分以披掛也。崖蜜、石芥佳惠，然自此切罷信物，庶全道氣，已屢咨白矣。春事鼎來，為道自重，不宣。

游再拜南山禪師老友侍者。

游頓首。適承臨訪，荷千里命駕之意，殆不勝言。晚刻，伏惟道體萬福。來日輒具湯餅，相屈少款誨益，切勿拒也。匆匆，不宣。

游再拜南山禪師故人足下。

游頓首。秋暑正□，法候萬福。久不□問，徒有馳系。日來衲子必更雲集。夏中，有幾人打發。老拙□衰，不能響屟修廊、炷香丈室也。偶丘子行□□□候動靜，唯冀為法珍重，不宣。

游頓首智者禪師老兄。七月十三日。

游頓首啟。伏被誨墨，欣承。即日尊候萬福。名山大宗師，宜得大筆登載，然後宜稱。事偉辭貧，但深媿負。風土之宜，敬已下拜矣。似不必講此，白頭尚如新耶！石工亦甚佳。小簡尤不足傳，讀之赧然。正暑，萬萬為道□重，不宣。

游頓首上智者禪師老友侍者。

劉梓刊。

二、八札的创作时日问题

陆游致仲玘八札的创作时日，翁方纲对此已经有所留心，其《陆放翁与玘上人八札石本三首》有自注云：“札中言病齿事，盖嘉泰四年春也。”［8］这应该是指第二札，第二札有云“忽得齿疾”字样。于北山认为翁方纲的“嘉泰四年”说有误，以为当在嘉泰三年：“考务观嘉泰四年春间诗作，无涉及病齿事者。惟本年（嘉泰三年）秋，有诗云：‘病齿何堪食粱肉。’（《诗稿》卷五十四《秋夜》）又札中所云阁衔，与本年正月除宝谟阁待制相合，宜仍从吴氏，系于本年。”但他又说：“致玘公第一札署‘十一月八日’，第二札则为次年（嘉泰四年）正月四日。尚商议如何书丹事，似有矛盾。盖上石年月准记文，不据书丹也。又第三札‘去春已请老，一生扰扰，遂得结局’，‘正月忽被命，寓直内阁’，均难确指，阙疑待考。”［9］即是说，于北山对于八札作时还没有确考。其实，无论是“嘉泰四年”说，还是“不能确指”说，皆未及深考，或在论者潜意识内，八札皆当出于一年一时之作，不然便不会仅指一年了。要者，细考诸札，似当出于多年创作。试论如下。

关于八札创作时日，从陆游对仲玘的称呼，以及札文刊刻的内容、顺序和其中用语称呼变化，可判定产生在三个时间段：一是以“南山禅师”为称者两札，即五札、六札。此两札可判定在庆元五年以前。庆元五年，仲玘至婺州主持智者寺，［10］陆游当以智者禅师称仲玘，而南山禅师之号起于严州。陆游曾于淳熙十三年七月三日至淳熙十五年七月六日在严州为知州，［11］仲玘是陆游任此职期间安排到南山寺的僧人。绍熙四年陆游撰《严州重修南山报恩光孝寺记》，记中说“予亦尝来为守，（智）廓及玘皆予所劝请，则于是山不为无夙昔缘”。智廓在寺一年圆寂，仲玘继之主持寺务。陆游离开严州回山阴后，仲玘主持重修南山报恩光孝寺，特请陆游为作碑记，故记中又有“玘来求予为记”之说。［12］八札中首札亦提及此事，即“向来南山只为如此，故曾致虑，不免重刻”。应该是《严州重修南山报恩光孝寺记》撰成后，仲玘另寻他人书丹或改篡，陆游不满，导致重新刊刻。以此而言，陆游自淳熙十五年离开严州后，仲玘与陆游仍有着不断的联系，所以陆游以“南山禅师老友”“南山禅师故人”称呼仲玘。庆元五年仲玘来婺州为智者禅寺堂头禅师，陆游对仲玘自然应改称其为“智者禅师”。因此，从大的时间段看，称“南山禅师”之书札当发生在庆元五年以前。

进一步细考，第五札的创作时间必出绍熙五年七月以后。札中云“作字与泽师”，而法云寺主持道泽为“师”时间可考。陆游庆元五年秋作《法云寺观音殿记》，其中说到了“告府牧尚书叶公（翥）”以道泽为法云寺主持事。［13］而据《会稽志》，叶翥为会稽太守事在绍熙五年七月。［14］称“作字与泽师”，自然在绍熙五年七月以后。又，札中有“度不能久住世间”句，似乎陆游感觉到大限将临。考庆元元年七月二十二日，陆游有诗《书病》写其病重卧床：“今年七月风眩作，儿子在前不能识。杯中药冷呼不醒，全家相顾无人色。昏昏但思向壁卧，虫臂鼠肝宁暇恤。医巫技殚欲敛手，天高鬼恶吁莫测！”其后，陆游情绪受病魔纠缠，续有多诗描述病况，如《病稍平示儿辈》《七月下旬得疾不能出户者十有八日病起有赋》《病起惫甚有叹》《病后衰甚非篮舆不能出门感叹有赋》。又有《病后往来湖山间戏书》称“今秋危病辄不死”，都是描述他八十五岁以前这场持续达两旬之久，几一病不起的重疾。至冬，其所作《属疾》情绪低落至极点：“白头属疾卧丘园，药物枝梧且仅存。月黑浅山闻 啸，窗明高树送鸦翻。”［15］“”“鸦”临门，皆是人们熟知的死亡征兆。联系札末有“春事鼎来”一说，第五札似乎可断定在庆元元年腊月与次年正月之间。

二是以“智者”为称的，如“智者禅师”“智者玘公禅师”“智者堂头禅师”，共六札（首札、二札、三札、四札、七札、八札）。此六札以撰写《智者寺兴造记》的嘉泰三年十月为节点，首札写在嘉泰三年，其余五札写在嘉泰四年。结合碑记正文内容，知首札至四札主要是围绕智者寺碑的撰写、书丹和镌刻的具体事宜而发，所述以事件为核心，观其语，有着明显的先后顺序。

首札落款日期是“十一月八日”，谈“已具稿”及将要书丹及镌刻事宜。观《渭南文集》载《智者寺兴造记》的落款日期是嘉泰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碑石落款为“嘉泰三年十月甲子日”），这当是碑记的成稿日期，也即前引于北山所云“盖上石年月准记文，不据书丹也”。晚清钱泰吉说得更直接些，他推断“渭南文稿中《智者寺兴造记》尾署‘嘉泰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盖文成未十日即令人写本寄仲玘”。［16］如此则“十一月”，必属嘉泰三年无疑。此外，还有一则信息可以助断，即陆游在《智者寺碑记》中叙述碑记创作缘起时说：“玘今又从予求作《智者兴造记》；而予友人宁远军节度使提举佑神观姜公邦杰复以手书助之请，未及属稿而邦杰殁，予尤感焉。虽耄，不敢辞也。”［17］邦杰，姜特立字，陆游好友，诗人，有《梅山续稿》。关于姜特立之死，杨俊才据姜特立诗题《余无常产癸亥岁方舍穑事》中的“癸亥”，结合《智者寺兴造记》记录而断定为嘉泰三年，［18］应该没问题。如果姜特立癸亥岁去世，且是在《智者寺兴造记》完稿前去世，而《智者寺兴造记》的落款年月为嘉泰三年十月，那么首札的“十一月八日”便只能在嘉泰三年内。

第二札落款在正月，从内容看，是继首札而作，主要谈的问题是碑稿的书丹与镌刻事宜。应是首札发出探询后，陆游接到仲玘的肯定回复而着手书丹并完成（按照陆游自己的说法，书丹只需要五天时间），且强调作品不可令他人增添一字。第三札内容是叮嘱仲玘要监寺监督石工精心刊刻，此札当是与第二札同时发出，孔凡礼以为第三札是第二札的附件，于北山意便是装在一个函件内发出。大概是陆游写完第二札之时，“行人临发又开封”之补札。此札有“不料忽得齿疾，沉绵几（jī）月，又值改岁”，将齿疾与改岁连起来说。嘉泰三年冬（从《剑南诗稿》的编排顺序看已接近新年了）陆游有诗《龋齿》说其牙齿的痛楚难眠：“龋齿虽小疾，颇解妨食眠。昨暮作尤剧，颊辅相钩联。欲起懒衣裳，欲睡目了然。恨不弃残骸，蜕去如蛇蝉。”［19］可能正是札中所说的“忽得齿疾”。联系首札说到的“具稿”“令人写本”到近二个月后的第二札所说的书丹已就，可知此札的“正月四日”当在嘉泰四年。孔凡礼《陆游佚著辑存》也主张此二札写在嘉泰四年。［20］

第四札落款为四月六日，此札即前引于北山以为难确定日期的“第三札”。其实，从刊刻顺序看，此札的落款时间“四月六日”应该是在嘉泰四年，从内容看则大概起草在三月末，所以札首说“即日春残”。后又说“游去春已请老，一生扰扰，遂得结局”。所谓“去春”，也就是去年春天，即嘉泰三年春。陆游嘉泰癸亥（嘉泰三年）四月一日《跋韩晋公牛》以对天立誓的方式讲其上书“求去”的坚决态度：“今行且奏书矣，奏后三日，不力求去，求不听辄止者，有如日。”［21］正是陆游作此札所说的“春残”时候。《渭南文集》有癸亥《乞致仕札子》亦可见。［22］第四札中所云“正月，忽被命寓直内阁，殊非野人所宜，一味惭恐耳”，是陆游对自己坚执请去之原因的一种补叙交代。按史实，陆游的被“寓直内阁”，是指他参与完成《孝宗实录》与《光宗实录》的编纂，于嘉泰三年正月除宝谟阁待制这件事。［23］以此，“去春”二字与正月被命寓直内阁之“正月”是一年间，可印证四札写于嘉泰四年。

七札与八札，刊刻者将书札的顺序颠倒了，这从书札内容即可明显看出。首先，第八札没有署日期，但有云“风土之宜，敬已下拜矣”，“石工亦甚佳。小简尤不足传，读之赧然”。盖《智者寺兴造记》碑的总体刊刻已就，所以仲玘有润笔送陆游，就是所谓“风土之宜”。陆游复札相谢，又云“事伟辞贫，但深媿负”，对碑记的文字一番谦虚，知该札写在智者寺碑阳镌刻已经竣工，且碑阴前六札已经入石之后，不然便不会有“石工”“小简”“事伟辞贫”之语，由此可断定此札写在嘉泰三年十月之后。又，札中续云“正暑，万万为道□重”，“正暑”该是出于五六月间，或者就是五月。嘉泰三年十月以后的暑日，自然是嘉泰四年。据常理，此碑竣工不太可能拖沓延续至嘉泰四年以后。同理，第七札明确标示的“七月十三日”，应该紧接发生在“正暑”期间的第八札之后，自然也该是嘉泰四年内的日子。

至此，八札的书写时间可以厘定为首札写在嘉泰三年十一月八日，二札、三札在嘉泰四年的正月四日，四札写在嘉泰四年四月六日，八札写在嘉泰四年五月或六月，七札写在嘉泰四年七月。至于五札与六札只能权系于庆元五年之前，其中第五札可断定写在庆元元年腊月至次年正月间。八札之作横跨多年，涉及不少人、事，对了解陆游的晚年学术与交游是有用的材料。

三、八札对陆游研究的价值

八札，单从数量而言似不足论，特别相对于诗文富百卷之多的陆游而言，但从与僧仲玘的交游方面看，它补缺陆游研究文献，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其意义则又超出二人的个人交游范围。先说陆游与仲玘的交流。

从书札形成的时间看，大概在庆元元年至嘉泰四年近十年间，而从书札内容涉及报恩光孝寺的时间看，则可上溯至淳熙十三年陆游为严州知州时，计有近二十年之久。对于人际友谊而言，这已是较长的时间段，所以陆游每以“老友”“友旧”“旧好”称仲玘，显示二人亲切的关系，陆游以“白头尚如新”比况。以此仲玘请陆游作文刻碑，顺理成章。

八札的存在也可见陆游与佛家的深层交往。从八札述及的人名及事件看，陆游与四处寺院有关系：严州南山报恩光孝寺、婺州智者寺、福建闽侯九峰镇国禅院、山阴法云寺。特别是与法云寺的交往更见陆游与佛家的交往之深。

法云寺在会稽西门外八里，陆游在诗文中曾多次述及，似乎他与佛家的交往也多是借助法云寺完成。法云寺是陆游家族的供奉寺院，因陆家而起、而兴、而延续，也寄托着陆游的佛学理想。淳熙十三年春陆游有诗《游法云寺观彝老新葺小园》，其中说到其家族与法云寺的渊源：“此行自喜非生客，二百年间六世来。”自注“五世祖太保公舍园地建寺”。即是说，法云寺源自陆游五世祖陆仁昭。此后，经陆轸、陆珪、陆佃、陆宰，到陆游，不间断地经营了六世。［24］其间，陆游的祖父陆佃曾特请朝廷设法云寺为功德院，并得朝命每年度僧一人。陆游开禧三年（1207）冬所撰《法云寺》诗中说：“法云古兰若，……吾家昔为邻，来往无晨暮。……愿言治北窗，寂寞同子住。”［25］陆游本人对法云寺兴复更是功不可没，而其首功当是为法云寺聘请主持。建炎间，寺院一度因兵燹毁弃荒芜，被俗人占据，后经陆游重建并在《法云寺观音殿记》中记述此事：“予自蜀归，［26］始言于府，请逐白衣，而命契彝者主之。……彝没，予以告府牧尚书叶公，以其（契彝）弟子道泽继之。”而且陆游在物质上助寺更不吝啬，为之舍《华严》《般若》《涅槃》《宝积》数百卷，大屋四楹，又捐禅月所画十六大阿罗汉像龛在寺壁。［27］寺院重建后，陆游与之往来密切，致仲玘八札中就有三次说到此寺，更让我们看到交往之深。如第二札“法云旦过”，第四札“法云送翰札来”，第五札“作字与泽（道泽）师”。特别是“作字与泽师”乃因仲玘向陆游求施法衣，“几为九峰所取”。［28］看来向陆游索取布施者，不仅有时为南山报恩光孝寺的仲玘，还包括他在福州时的“九峰”，这应当是陆游向寺院的日常布施，而且是多件法衣，所以下句说“分以披挂”。陆家世代坚持对寺庙的捐助，可见陆游的佛学渊源之深，以至于陆游染佛，淳熙六年诗《白发》云“残年赖有佛堪依”。［29］八札为我们认识陆游与佛家关系提供了细节性的材料。

八札还得见陆游对自己书法作品的评价。致仲玘八札涉及陆游在严州南山寺及婺州智者寺两次刻碑活动，首札讲到仲玘邀请陆游撰写《严州重修南山报恩光孝寺记》事，陆游非常不满，要求仲玘重新镌刻：“向来南山只为如此，故曾致虑，不免重刻。”从该句的描述看，应当是仲玘当时接到陆游碑稿后另寻人书丹，致陆游甚不愉快，坚决要求仲玘重新将碑刻过。［30］所以，当仲玘再请创作《智者寺兴造记》时，陆游旧事重提，并于首札向仲玘明确表示“若欲恶札，却须示及，当为作之。……切不可令他人书”。第二札陆游再次强调：“《寺记》本是老夫自欲书丹，……碑上切不须添一字，寻常往往添字坏却。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幸痛察。”从第一札到第二札，陆游一再表达的都是自己要书丹，“切”字更明确表示了碑文绝不允许出现他人文字。为了显示不容他人插手的坚决态度，陆游特补一句“写却不难，不过五日事耳”。这种态度，与陆游珍视自己的书法作品有直接关系。在陆游看来，自己书法是“千金求不得”的无价之宝，［31］他人插手或恐是佛头著粪，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允许的。据书札看，这虽然是针对一次刻碑活动，但其实所显示的是陆游对自己书法“享之千金”的评价，因而是论陆游文艺态度的一则有用资料。

另外，八札中有些文字，如第三札赞苏轼“《宸奎阁碑》最妙”，第四札说自己“请老”，第五札说自己“不能久住世间”，第六札说以汤饼请仲玘等，皆《渭南文集》《剑南诗稿》所无，对研究陆游生平或有帮助。

上论可见，致仲玘八札是对陆游研究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但至今无人深论。拙文浅陋，抛砖引玉，祈请方家赐正。

注释

［1］因书札全碑从上至下分为五截八则，徐沁称七则，翁方纲以来称为八札。于北山主张七札说，其《陆游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97页）云：“务观致仲玘第二札两则，应为一札。宋人书札，往往一事一纸，缄于同函，其例甚多。而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三十二、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九、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十九、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均误一析为二，故相承云‘八札’，其实‘七札’也。”由于刻石形式为八段，为叙述方便，笔者文称“八札”。

［2］陆游晚年颇受韩侂胄事困扰。仲玘请姜特立向陆游求记，请吴璹写碑额（本来陆游自己已经写好碑额）。吴璹是韩侂胄的联姻，姜特立为皇上近幸，二者皆为士人排斥。估计仲玘也会因与二人关系遭排斥。而陆游同样是因韩侂胄成为被排斥对象，一向敬重陆游的朱熹，本答应为陆游作《老学斋铭》都决意不再作。陆游不录八札，可能与不录《南园记》一个道理。四库馆臣以为“游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亦不载此二记”。参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1页。

［3］朱惠荣整理：《徐霞客游记》（中华经典普及文库），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4页。

［4］徐沁：《金华游录注》，邓实校，《金华洞天行记 金华游录注》合刊本，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1934年，第15页b。徐沁所注“智者寺”条以玘公、南山为二人，于北山已经指出其误。

［5］孔凡礼：《陆游佚著辑存》，《陆游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35页；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16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05页；于北山：《陆游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95-496页；蒋金治、陈庆江主编：《陆游重修智者禅寺碑记与仲玘公南山尺牍》，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14页。

［6］于北山：《陆游年谱》，第495页。

［7］此处“法云”，或代指法云寺主持道泽。道泽乃陆游亲向绍兴府申请任命的主持。第五札之“泽师”，应即指道泽。于北山以“法云”为专名，尚待深考。

［8］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三十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2页。

［9］于北山：《陆游年谱》，第498页。于北山所讲吴氏系清末民初吴荣光，有《历代名人年谱》，其中将八札系年在嘉泰三年。参见吴荣光编：《历代名人年谱》，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17页。

［10］陆游《智者寺兴造记》（《重修智者广福禅寺记》）：“婺州金华山智者广福禅寺，……至庆元之五年而仲玘实来。”参见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14册，第283页。

［11］《（淳熙）严州图经》卷一《知州题名》，《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302页；于北山：《陆游年谱》，第298-325页。

［12］陆游：《严州重修南山报恩光孝寺记》，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14册，第259页。

［13］陆游：《法云寺观音殿记》，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14册，第269页。户部尚书叶翥，字叔羽，庆元元年为会稽太守。叶翥为户部尚书事在淳熙十五年，陆游有贺启，参见于北山：《陆游年谱》，第325页。

［14］《（嘉泰）会稽志》卷二“太守”载，“叶翥，绍熙五年七月以显谟阁学士中大夫知”参见《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第6759页。

［15］以上所引二诗，参见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6册，第200、240页。

［16］钱泰吉：《跋陆放翁与僧仲玘手简搨本》，《甘泉乡人稿·余稿》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5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51页。

［17］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14册，第284页。

［18］杨俊才：《南宋诗人姜特立考论》，《文学遗产》2009年第4期。

［19］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9册，第137页。本文所引诗句标点略有调整。

［20］孔凡礼：《陆游佚著辑存》，《陆游集》附录，第2536页。

［21］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15册，第263页。

［22］于北山：《陆游年谱》，第490页。

［23］于北山：《陆游年谱》，第470、483、485页。

［24］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4册，第182页。

［25］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11册，第65页。

［26］陆游淳熙四年领祠禄出蜀，淳熙五年归浙。参见于北山：《陆游年谱》，第212、230页。

［27］陆游：《法云寺观音殿记》，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14册，第269页。

［28］此“九峰”，马亚中注以为九峰系福建闽侯九峰镇国禅院主持，陆游有作《福州请九峰圆老疏》，明《金华府志》卷二十四也载有九峰禅寺，未知谁是。

［29］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3册，第86页。

［30］也可能因此，仲玘在第二次找陆游作《智者寺兴造记》的时候，恐陆游拒绝，又特托陆游好友姜特立专门作书与陆游说情，不然，仲玘在嘉泰三年时，与陆游已有17年交情，是旧友，请陆游作记应该不用他人特地说请。

［31］陆游：《四日夜鸡未鸣起作》，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12册，第102页。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