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学界对英美知识论展开了系统且深入的引介性研究，涌现出一批兼具学术深度与广泛影响的成果，知识论已然成为国内哲学界的热门议题。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多年来，中国学界的知识论研究在英美知识论的轨道上亦步亦趋。由于英美知识论只是一种地方知识论而非普遍知识论，这意味着中国学者的现有研究，只能被界定为“英美知识论研究在中国”，而非真正意义上“中国的知识论研究”。知识论这一范畴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产物，而是源自西方学术的译介概念。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存在知识论”这一问题，学界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不存在论、不发达论与独特论。仅仅纠结于“有无”之争，不过是消极的学术防御；以英美知识论的标准剪裁中国文化，只会让中国传统知识论沦为前者的注脚；宣称中国传统知识论优于英美知识论，则忽视了学术对话所需的开放与审慎。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打破对英美范式的路径依赖，开启知识论研究的中国视域，“让知识论说汉语”，才是中国学界知识论研究的破局之道与未来方向。
作者简介：曹剑波，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林杰，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学界对英美知识论的引介与研究日趋系统，相关成果不断涌现，知识论已成为国内哲学界研究的热点。然而，多年来，中国学界的知识论研究在英美知识论的轨道上亦步亦趋。由于英美知识论只是一种地方知识论而非普遍知识论，因此，中国学者的这种追随研究只能被称为“英美知识论研究在中国”，而不能被称为“中国的知识论研究”。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开启知识论研究的中国视域，立足中国传统知识论资源，吸收西方知识论资源，建构切合时代、面向全球化、囊括知识论重要论题的中国知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学界研究英美知识论的现状
知识论（Epistemology）作为一门以求真为核心使命的学科，与本体论、逻辑学、伦理学共同构成哲学的四大基础板块。古典知识论在发生学意义上研究认识的起源、范围及其有效性，聚焦于感性与理性的关系、认识的普遍必然性等问题，因此也被称为认识论。1963年葛梯尔问题提出后，知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关于认识发生的动态过程研究，转变为关于知识本身之所以为真的静态条件研究。当代知识论以“确证”（Justification）为核心，强调对知识概念的精细分析，是对作为认识成果形态的知识的反思性研究，围绕“什么是知识的充分必要条件”“确证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知识是否要规避认知运气”等核心议题展开。葛梯尔问题引发了当代知识论研究的热潮，催生出社会知识论、德性知识论、道德知识论、劣性知识论、理解知识论、技能知识论、实验知识论、群体知识论、大众知识论、民族知识论、女性主义知识论等诸多分支，呈现出学科交叉与分支融合的新趋向，是当代西方哲学最为活跃与繁荣的领域之一。
自晚清以来，中国学界较为系统地引介与跟踪英美知识论研究，并结合本土概念对中国传统知识论资源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了有益的探讨。这一历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与多元性特征。张东荪的著作《认识论》尝试融合康德先验哲学与本土思想资源，构建具有原创性的认识理论；金岳霖的专著《知识论》则以严密的逻辑分析为方法，系统探讨了“所与”“正觉”“官能”“外物”等核心概念，提出“实在主义的知识论”，成为中国现代知识论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
1949年后，中国学界在列宁的哲学史“简单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论断的影响下，掀起了对认识论史的梳理热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逐渐成为主流。1983年，朱德生等人合著的《西方认识论史纲》、章士嵘的《西方认识论史》和张尚仁的《欧洲认识史概要》相继出版，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对西方认识论予以评判与扬弃。姜国柱的《中国认识论史》尝试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范式梳理中国传统认识思想，成为我国第一部中国认识论史专著。夏甄陶的《认识论引论》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成为当时认识论教学与研究的核心文献。这些研究聚焦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真理标准”“主客体统一”等议题，与葛梯尔问题后英美知识论聚焦的“确证”问题形成明显的“名同实异”格局。1997年，胡军出版《知识论引论》，专门设节讨论“葛梯尔的挑战”，并系统介绍了“知识的证实”“基础主义”“外在主义”“联贯论”等当代知识论核心议题，标志着大陆学界对英美知识论的引介进入系统化阶段。2003年，陈嘉明的《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全面梳理了葛梯尔问题以来当代知识论的发展脉络，涵盖“确证”概念辨析、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基础主义与一致主义之辩等核心内容，被称为当代西方知识论研究的“补白之作”，为知识论研究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1世纪以来，以厦门大学哲学系为重镇的知识论学者对当代英美知识论进行了引领性研究，形成了极具规模的学术团队与系列成果。陈嘉明主编的“知识论与方法论丛书”（12本），涵盖认知分歧、语境主义、怀疑主义、先验论证等前沿议题；陈嘉明、曹剑波主编的“知识论译丛”（7本）引入理查德·费尔德曼、琳达·扎格泽博斯基等当代知识论大家的经典著作，为国内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原典支撑。2014年，厦门大学成立全国性知识论专业委员会，每年定期召开学术年会与专题研讨会，搭建国内知识论研究的核心交流平台。目前，不少中国高校的哲学专业开设了知识论课程，知识论研究学者遍布全国各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涉及“认知论”或“知识论”的项目已达130多项，研究内容呈现出多元格局：既有对国外知识论的引介与应用，也有对中国古代知识论思想的梳理与重构，还有对现代或当代中国哲学转型中的知识论思想研究。一言以蔽之，经过多年的系统引介与传播，用汉语表达的当代英美知识论在中国大陆的研究已蔚然成风，成为哲学领域最具活力的研究方向之一。
然而，在全球知识体系普遍受西方范式（尤其是英美范式）主导这一背景下，学者（包括印度和日本等国的知识论学者）需要反思一个根本性问题：本国学者研究的英美知识论是具有普遍性的世界知识论，还是只具有地方性的英美知识论？换言之，我们是在研究普遍的知识论，还是仅仅在研究英美知识论？从中国学界研究英美知识论的现状来看，无论是“照着讲”（对英美知识论的引介与阐释），还是“接着讲”（对英美知识论议题的延伸研究），中国学界的知识论研究基本上是在追随英美学界的研究范式与议题设置。在国际知识论交流中，中国话语尚未真正凸显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研究的议题远离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当代英美知识论的议题设置源于其自身的哲学传统与社会语境，如葛梯尔问题对JTB定义的挑战、怀疑论对知识可能性的质疑，均是西方哲学逻辑发展的产物。中国学者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这些经典议题的辨析与回应，较少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展开知识论反思。例如，在数字时代的信息茧房、人工智能的认知伦理等具有世界性和中国语境的问题上，知识论的介入严重不足，导致研究成果缺乏现实关怀与本土针对性。
其二，研究的规则源于英美知识论。当代英美知识论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论证规则与话语体系，强调概念的清晰性、逻辑的严密性与论证的有效性，其核心是分析哲学的思维方式。中国学者的研究普遍遵循这套规则与体系，以英美学者的问题意识为问题意识，以英美学者的论证方式为论证方式，缺乏对这套规则本身的批判性反思。当代英美知识论的核心局限性有：窄化认知对象，唯命题知识至上，遮蔽体知、亲知、实践知识等多元真知形态，割裂身心认知统一性；固化论证规则，独尊形式逻辑，拒斥直觉、顿悟等本源认知方式，陷入逻辑独断与认知碎片化；偏执主客二分预设，消解认知的身体性、社会性与创造性，加之话语技术化封闭、价值中立化割裂，最终沦为脱离生活实践、缺失人文关怀的抽象逻辑分析，无法解释人类完整认知经验与终极认知追求。
其三，分析的范式具有强烈的英美分析思维特点。英美知识论以个体认知主体为核心，强调知识的普遍性、客观性与确定性，其分析范式以原子主义、还原论为特征。这种范式与中国传统哲学强调“身心合一”“直觉顿悟”“知行合一”“观物取象”“辩证圆融”“返本归元”的认知范式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学者在运用英美分析范式研究知识论问题时，既未能充分消化英美知识论的精髓，也未能有效激活本土思想资源，最终陷入“两头不靠”的尴尬境地。
从整体上看，中国学者研究英美知识论，若其研究成果仅为翻译引介之作，只能称为“英美知识论在中国”；若其研究虽由中国学者产出但最终成果以英文呈现，只能称为“英美知识论研究在中国”，都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知识论研究”。如果英美知识论是普遍知识论，那么，“英美知识论在中国”或“英美知识论研究在中国”就是“世界知识论在中国”或“世界知识论研究在中国”。然而，英美知识论真的是普遍知识论吗？答案是否定的。
二、英美知识论的本质：一种地方性知识论而非普遍知识论
由于历史上拉丁文、法文、德文等曾作为某个时代哲学研究的主要语言，这表明，当今哲学界的主要研究语言虽然是英语，但这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国际政治、经济与文化演变的历史偶然结果。虽然如此，大多数人直觉地认为，可以用英语以外的任何语言来表达完全相同的哲学，英语与其他任何语言都可以表达一种哲学，即世界哲学。果真如此，用英语表达还是用其他语言表达，并没有什么差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下文将以英美知识论为例来加以说明。
当代英美知识论的中心目标包括：知识是什么；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制定捍卫与修正信念的规范，从而寻找形成和更新信念的好方法。在方法的使用上，英美知识论学者大都接受语言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认为，如果想考察一个词的用法，那么就必须研究该词在所出现的句子中的用法。例如，通过研究“know”及其同源词（cognate words）出现在句子中的用法来研究“知识”概念。21世纪初，英美知识论中产生了“新语言学转向”，尽管新语言转向“在许多方面与原始语言转向不同，但它们都遵循同一理念，即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知识语言属性的特征来支持或根据情况反驳知识论中的某些立场”。在这里，“我们的知识语言”指英语。知识论的新语言学转向试图利用当代英语知识归赋的特点来支持或反驳知识论中的某些观点与理论，并试图把其结论当作普遍的。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吗？当代英语真的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代表其他语言吗？实际上，当代英语是世界上近6000种语言中的一种，是世界上不到6%人口的母语。此外，在英美知识论出现前，比如在古希腊，英语并不存在。那么，为什么现代英语中“know”及同源词出现在句子中的用法，所表达的知识概念，或者现代英语中知识归赋的语言特征，在知识论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呢？
研究这个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世界各地的知识论学者来说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英语使用和英语词汇在知识归赋方面的主导作用，可能是导致英语世界之外的许多知识论学者士气低落的重要原因。最初对知识论感兴趣的非英语母语的学者，面对当代美英知识论对“know”及其同源词的微妙差别的高度重视，而对其本国语（如汉语、日语、法语、德语或韩语等）中的“知道”用法视而不见，这可能是中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其他国家学者对分析的知识论相对缺乏兴趣和同情的重要原因。
有一种被称为普遍性论题（Universality Thesis）的理论主张，英语单词“know”的属性，“S知道p”形式的英语句子，以及以英语为母语的知识论学者研究过的相关词汇，这些表述在大多数甚至所有语言的标准翻译中表达相同的概念，表现出与英语相同的语言特性。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对绝大多数以英语为母语或英语流利的分析知识论学者来说，对英语的关注只是为了方便，只是因为英语属于世界通用语言。用英语来研究知识论，与用其他语言来研究知识论，都是对普遍知识论的研究。然而，有研究表明，普遍性论题是难以成立的。
在《从梵语角度看知识论》一文中，加纳利（Jonardon Ganeri）对梵语文献进行知识论调查后，明确反对普遍性论题。梵语哲学文本翻译中有两个新词即“真/假知识”和“有效/无效的知识”，它们源自一个梵语名词（jñāna）与另一个名词（pramā）的混淆。前者不是事实性的，后者则是事实性的。由于通常认为英语中的“knowledge”是事实性的，因此应该用后者来翻译。名词“pramā”指“体验行为”的“成功表现”，比如击中目标。因此，在梵语的直觉中，“知识被描绘成一种认知表现”。这与英语对应的具有静态性质的“knowledge”形成对比，表达的是英语中的“justification（确证）”概念。加纳利认为，在梵语中没有对应的认知确证，甚至说“确证表达的是植根于英语词汇怪癖的一种思维方式的狭隘特征”。
在《“知道”和它的日语对应物：Shitte-iru和Wakatte-iru》一文中，水本正晴（Masaharu Mizumoto）通过问卷调查了标准的知识论场景，探讨了不同的日语知道动词的差异。尽管这些动词大多是可替代的，但在许多知识论的案例（包括真温案例）中，一种用法独立于实践考量，而另一种用法对实践考量敏感，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对比研究表明，英语“know”在日语中的标准翻译并不接近于其他日语知道动词。同时，这些日语知道动词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与许多英美知识论争论中的对立相对应。由此，可以提出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即以英语为母语的知识论者在争论基于英语“know”的知识概念时，他们争论的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即使日本人的知识概念（更不用说他们对知识的直觉）完全独立于英语的“know”，对知识的“正确”观点的怀疑仍然存在，因为这就像问两个日语知道动词中哪一个是“正确的”一样。
同理，可以问：英语中的任何重要的知识论术语在汉语中都有相对应的表述吗？英美知识论的重要概念与重大问题具有跨语言的普适性吗？对此，从事过翻译工作的人深有体会，在翻译时，常会遇到汉语词汇不够或找不到恰当的对应词的困难。以当代英美知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Justification”为例，其汉译在学界尚无统一共识：存在“证实”“有理由”“辩护”“证明”“证成”“辨明”“正当性”“确证”“理证”等多种译法。这表明，汉语词汇中虽然有很多词汇的含义与“Justification”近似，却没有一个恰当的词汇与它很好地匹配。
此外，在汉语语境中，英语动词“know”虽常被译作“知道”，但除此之外，结合具体语境，还可对应“懂得”“认识”“知悉”“认知”“认出”“精通”“掌握”“了解”“学会”“熟悉”“熟识”“确认”“确信”“体验”“觉察到”“意识到”“认识到”等不同译法。然而，各类汉语认知类动词均具备特定的适用场景与专属语义。由于这些动词在用法上的差异及语义层面的细微分野，基于其用法展开语言分析所构建的知识论理论，可能有别于英美知识论。以“She knew that she could trust him”为例，其较为贴切的译法是“她确信她可以信赖他”，此处“knew”对应“确信”这一译法。若将“know”译为“确信”，那么英美知识论中关于“知识是否蕴含信念”这一蕴涵论题的争议，在汉语语境下便会自然消解。倘若运用概念分析的研究路径，对各类汉语认知类动词展开考察，就能形成差异化的知识论理论。
据此可进一步推知，鉴于不同语言往往会借助自身语言体系中原有的认知类动词来对译英语的知道动词，且每种语言里与英语知道动词对应的词汇形态各异、并无统一标准，故而，若采用概念分析法构建各类语言对应的知识论体系，就会形成具有不同语种属性的地方性知识论，诸如德语知识论、日语知识论、法语知识论、印地语知识论、阿拉伯语知识论、韩语知识论、老挝语知识论等均在此列。由此可见，英美知识论只是世界知识论版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其他语种的知识论一样，都属于地方性知识论。
此外，更为关键的是，即便英美知识论的各类术语都能在汉语里找到相对贴切的对应表达，我们又如何确保二者的内涵完全一致呢？以“Knowledge”这一被普遍界定为“知识”的术语为例，在传统英美知识论的经典界定中，知识=确证+真+信念（Knowledge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普通大众（含哲学研究者）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却是：知识=可传播+有用+成体系。不仅中国普通大众对“知识”的理解与英美知识论对“知识”的界定存在显著差异，而且汉语权威工具书对该概念的界定也与后者大相径庭。例如，《辞海》将知识定义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逻辑学大辞典》将知识定义为“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包括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将知识定义为“人类认识的成果。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实际的反映”。由于“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因此，中国学界以汉语探讨知识论问题，充其量只是“英美知识论在中国的研究”；更进一步说，知识论研究若局限于此，难免沦为英美知识论的追随者乃至附庸。那么，中国学界在知识论领域的研究愿景究竟应当指向何方？
三、中国知识论研究的愿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论
“知识论”并非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范畴，而是一个译介自西方哲学的概念，正如张岱年所说，“知识论及方法论的名称，却都是中国本来所没有”。虽然如此，知识论对中国学界却不是可有可无的。因此，有学者主张“中国学界应该创建自己的知识论”，即“让知识论说汉语”，这就是中国学界知识论研究的愿景。为此，不仅要回答“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知识论”的问题，而且要回答“应该创建怎样的中国知识论”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无知识论之争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知识论？对此，依据是否把英美主流知识论看作知识论的唯一范型（或知识论专指英美主流的知识论），会产生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不存在论。这种观点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像英美主流知识论那种强调逻辑、追求科学知识的学科。例如，冯友兰说，“在中国哲学里，知识论从来没有发展起来……知识论问题在中国哲学（除开佛学，它来自印度）里是找不到的”；张永超从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论指归、论证言说和思维方式三方面，得出“中国知识论无从建立，也从未形成传统”的结论。这种把英美主流知识论定于一尊的看法，自然会得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存在知识论的结论。
二是不发达论。这种观点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论并非没有，只是极不发达。例如，金岳霖断言：“中国哲学家没有一种发达的认识论意识和逻辑意识，所以在表达思想时显得芜杂不连贯。”张岱年主张：“中国哲学中，知识论不甚发达，然亦非无有，不过不如宇宙论与人生论之丰富整齐而已。”汤一介在给张耀南《张东荪知识论研究》所写的序言中说：“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缺乏系统的认识论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都试图以英美知识论为典范来重新梳理和书写中国知识论史。与“不存在论”相同，“不发达论”也是以英美注重逻辑、以求真为目的的科学知识（即命题之知）作为衡量一切知识的唯一标准。
然而，有学者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主张第三种观点，即独特论。在独特论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同于英美主流范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知识论。例如，杨国荣认为：“通常认为中国哲学主要讨论伦理学，对认识论不太注重，事实上，中国哲学也从独特的方面对认识论问题作了考察。”他还明确提出，孔子对“知”“思”相关内涵的界定，“意味着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这种思维模式构成了儒家认识论的基本格局，其中包含着多重理论意蕴”。陈嘉明将儒家知识论界定为“力行知识论”，主张中国古代的知识论主要研究与“闻见之知”相对立的“德性之知”，即通过反身内省求得的知性与知天的认识，这是一种关于实践的道德知识论。他说：“中国传统哲学并非不存在知识论，它只是未曾产生出‘知道如是’的知识论，而发展出了一种另一类型的、‘知道如何’的知识论。”“中国古代哲学也有‘知’的概念与学说，只是它们属于另一种类型的‘知识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知’的观念，基本属于道德反省与践履的范畴，无论它的目标指向或认识内容，都是与道德修养或道德行为相关的，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认识。”“中国传统的知识论属于‘知道如何’类型。因此，不能说在中国哲学里，知识论从来没有发展起来，而宁可说，中国哲学中没有发展出求真的、理论的知识论，但却发展出行动的、实践的知识论。”徐英瑾认为，儒家知识论是正名知识论，正名不是命题符合于事实，而是名与名相符，正名知识论的真理观是融贯论的翻版。倪培民尝试提出包括技能之知、默会之知、熟识之知、程序之知等知识种类在内的“功夫之知”概念。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即不能用英美主流知识论的标准来裁判中国传统的知识论。
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知识论”问题的讨论只是防御性的和辩护性的。争论的实质是对“知识论”这一名称的分享权，即被称作“中国知识论”的这一对象是否真正有资格称为“知识论”，抑或究竟在何种层面上能被界定为“知识论”，甚至不过是一场历史的误判与名分上的错位。这种讨论涉及如何理解“知识论”和“中国知识论”。如果以英美知识论为知识论的典范或标准，那么“中国知识论”就很难称得上是一种知识论；如果认为中国知识论是一个确定的、不容置疑的事实，那么要质疑的就是知识论定义太狭隘，没有把中国知识论包含其中。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英美主流的那种纯粹的科学知识论，但有丰富的、以实践为导向、融贯认知与价值的独特体系。这一体系可为建构自主的知识论体系提供深厚的本土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思想流派均蕴含可资借鉴的知识论智慧。例如，在儒家知行观中，“格物致知”历经“即物穷理”到“致良知”的阐释，形成了涵盖客观探究与内心体认的认知路径；“知行合一”强调知识与实践的不可分割，凸显传统知识论的实践品格。禅宗主张通过直觉体悟与修行实践获得真理，这种非命题化的默会知识，构成了传统知识论中超越语言、逻辑的认知维度。因明学虽源自印度，但经中国学者的本土化阐释与发展后，形成了以“现量”“比量”为核心的知识确证体系，融逻辑、认识论、本体论于一体。名家聚焦“名实关系”展开逻辑思辨，对概念确定性、认知边界的探讨，开启了中国古代的逻辑认知传统，其“认知我”的预设与儒道的“德性我”“情意我”的预设形成互补，弥补了传统认知论在逻辑层面的不足。中国传统知识论是以实践为核心、融合逻辑思辨与直觉体悟的多元体系。挖掘这些本土资源，能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独特的中国路径，实现传统智慧与现代知识论的创造性转化。
（二）建构既具中国特色又有世界视野的自主的知识论
从事英美知识论的学者，在积累了较多研究成果后，更多是出于对英美知识论在中国传播现状的文化自觉，而展开关于中国自主知识论可能性的讨论。经过多年对英美知识论的研习与探究，我们蓦然发现，自身始终扮演着学生的角色：仅在观摩老师的课堂演示，自身却始终缺位且失声。我们要么忙于翻译，要么专注于介评；要么机械重复，要么简单转述。我们既无专属议题，也无独特风格，更缺乏自身的标准与规则，以及自己的学术大师与流派；在国际主流期刊中，鲜见中国学者围绕主题撰写的原创论文；在世界知识论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大多仅承担传声筒的角色。我们要想把“知识论”真正变成自己的财富，必须用自己的语言即汉语来习知。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知识论作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属于‘最优秀的东西’之列——引者注），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为了强调语言表达的重要性，为了与常常意指古典中国认识论的“中国知识论”区分开来，且为了强调文化性，笔者主张采用“中国自主的知识论”这一提法，而非“中国知识论”。讨论中国自主知识论的可能性，是循使命意识的召唤，让知识论说汉语，以创立既具有中国风格又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可的知识论。
遵照英美知识论的主流标准建立中国知识论，妄自菲薄地“言必称英美”，崇洋媚外于“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在英美知识论的话语框架中对中国文化进行规约、剪裁甚至贬低，只能导致英美知识论在中国，并把中国文化中的知识论思想变成英美知识论的一个例证；认为被我们称为“中国传统知识论”的东西优于英美知识论，不屑与英美主流知识论共享一个名称，则忽视了学术对话所需的开放与审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论更多的是一种主动建设姿态。中国自主的知识论是以汉语为载体，既有中国人自己的视角和问题意识，又有中国人自己接受或提出的标准和规则；它并非其他语种知识论的翻译、改写或者重述，因为那些用汉语翻译、改写或者重述而成的英美知识论、法语知识论或者德语知识论，即便形式上有所翻新，在本质上仍属英美知识论、法语知识论或者德语知识论，仅披上了汉语的外衣而已。中国自主的知识论必须先是知识论，然后才是用汉语表达的知识论，汉语只是表达和交流的方式。中国自主的知识论既有中国特色，又吸收了英美知识论以及其他语种知识论的优秀成果并完成了本土化、时代化，且面向世界、具有世界性，是世界知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它不标榜地域或民族的特殊性，也不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世界知识论的他者，同时也没有对“知识”或“知识论”的重新定义。中国自主的知识论是对世界知识论的丰富，理应成为世界知识论大家庭中具有创造力的一员。据此可以说：世界知识论不再专属某一种或某几种语言，也不再专属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任何承载思想的语言、任何具备创造力的民族，都能够为知识论这一人类宏伟的思想事业贡献力量。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论，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启知识论的中国视域：发掘马克思主义“实践知识论”并加以中国化和时代化；梳理中国传统道德知识论思想并加以现代化；借鉴西方主流知识论并加以境遇化；建构出融贯古今中外知识论思想、立足中国实践、切合时代精神，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视野，且堪与当代知识论主流理论对话的中国自主的知识论。因此，“中国自主的知识论”并非要取代英美知识论或其他地方知识论，而是旨在“让知识论说汉语”，在世界知识论研究的舞台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以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影响力。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