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呼吁取消中考的主要观点，一是中考过早分流，用中考分数甄别学生，把学生按三六九等强制分配到所谓优质高中和非优质高中，即二三类高中或职业中学，这些所谓“非优质高中”的学生从此被贴上“差生”的标签，这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严重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第三章第二十九条还规定：“学校应当关心、爱护未成年学生，不得因家庭、身体、心理、学习能力等情况歧视学生。”《未成年人保护法》自颁布以来，从未见到有人检查、有人执法，形同虚设。其二，中考过早分流，违背青少年的成长规律，对一部分发育过迟的青少年人才是一种埋没或不公平，甚至于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三，实行中考，学校要升学率，政府要政绩，教师要绩效工资，家长要孩子读“重点学校”“示范学校”或“优质学校”，中考催生整个社会的焦虑，因而把所有的压力都压到了未成年人的头上，孩子如何能够承受！特别严重的是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厌学、逃学、抑郁、甚至情绪过激、自戗自杀案件不断增多，为恐承担责任，教育行政部门便命学校在学校楼房上都安装了防止孩子跳楼的钢丝网，把学校都几乎办成了监护所。

本文今天谈的主题是：中考不取消，中央出台的“双减”政策难以真实落地。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央“双减”政策的初衷，是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破解教育焦虑，回归教育本真，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如今数年过去，公开的学科类培训机构虽已大幅压减，官方数据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也基本取消。但是，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小学生的学科培训并未有消失，反而以更加隐蔽、更加疯狂的形式在蔓延。深究背后的根源，正是中考的刚性选拔机制，刺激着家长，导致“双减”政策形同虚设、难以落地。只要中考的分流压力、分数的竞争未消除，教育焦虑就无法真正得到缓解，家长的补课需求犹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当下，地下隐蔽的学科培训形态，早已突破了政策监管的边界，其泛滥程度远超政策实施前的公开培训，多种违规形式均有公开媒体报道佐证，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类，每一种都精准规避监管，却又直指中考分流带来的焦虑：

一是“明托管、暗补习”，以托管名义掩盖学科培训本质。据手机中国网2025年8月20日《明面托管暗地学科补习 暑期培训隐形变异现象调查》报道，天津一所新建学校周边的小村庄，几十户人家竟开了十几家托管机构，非寒暑假期间以辅导作业为幌子，一到暑假就悄然转为以学科培训主业，机构负责人在朋友圈公然标注“补弱培优”“教完下学期一册书”等宣传语，30天1500元的暑期班明确承诺超前教学，晚间托管也包含针对性学科辅导，完全违背“托管不得开展学科培训”的规定。无独有偶，北京朝阳区一家名为“××书院”的机构，表面开设书法、绘画等合规课程，实则提供“作业帮托管”和五科学科课程，其所谓的“数学思维”“英语阅读”与校内学科知识高度重合，核心吸引力就是为学生超前预习下学期内容，通过家长口口相传和社交平台引流招生。

二是教师私下开设“小灶班”，隐蔽性极强且收费高昂。据2025年11月17日《中国吉林网》消息：《重拳出击！长春市查处26起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8名在职教师违规有偿补课》，长春市通报的26起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典型案例中，就包含8名在职教师违规有偿补课的情况，其中不乏教师私下招揽学生“开小灶”、在自有住房内开展学科培训，纪检监察机关已联合教育部门对相关人员严肃处理。此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5年12月报道，多地查处教师“课上不讲课下讲”“组织开办校外培训班”等问题，部分教师甚至利用行政岗位便利，暗中打理托管机构并开展违规学科培训。

三是一对一私教常态化、高端化，且衍生多种隐蔽变体。据2025年8月21日新华网《不能让隐形学科培训卷土重来》：据新华社报道，一些看似提供基础托管服务的场所，成了隐形学科培训的“重灾区”。非寒暑假期间，它们以辅导作业为主；一到暑假，“主业”就悄然转变为学科培训。艺术班里讲奥数、研学行变刷题行，到高端家政变为住家教师、自习室里开设“作业辅导”“阅读拓展营”等，每逢寒暑假，一些地方的学科培训就卷土重来，转地下、换马甲，像烧不尽的野火、打不尽的地鼠，屡禁不止。如今更衍生出诸多新变种：明里托管暗地补习、“小课班”藏进社区民居。这类培训隐蔽性强、踪迹难寻，已成为治理工作中的新堵点、新难点。

四是多种隐性变异形式培训。据《包头晚报》2026 年 1 月 23 日报道，包头市教育局发布公告，整治寒假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整治重点包括四类行为: 一是“转地下”隐蔽培训行为。具体包括在居民楼、酒店、自习室等隐蔽场所开展“一对一”“一对多”等培训；依托托管、家政等机构变相开展学科培训；以“众筹私教”“家庭辅导”等名义组织培训；以及频繁更换地点、流动教学以规避监管。二是“换马甲”变相培训行为。主要指以家政服务、住家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志愿填报、冬令营、思维训练等名义，实质进行学科知识讲授或夹带学科内容；在非学科类培训中违规增设学科模块；或以“公益”为名行有偿培训之实。三是“转线上”违规培训行为。包括通过各类线上平台、软件有偿开展学科培训；以“AI自习室”“线上答疑”等名义提供学科教学服务；线上平台违规推送课程或为违规培训提供支持；以及通过网盘分享、售卖资料变相传播学科课程牟利。此外，一些机构还以“清北在读生辅导”为噱头，在家长社交群发布“数学思维提升小组”等招募信息，课时费逼近千元，授课地点在参与家庭间轮换，家长们默契配合隐瞒培训行为，形成“监管难、取证难”的闭环。

其实，被公开报道的地下培训现象,已是在全国存在的普遍现象，其实质都是中考分数竞争催生的产物，也是“双减”政策难以落地的直接体现。地下培训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核心在于中考的“指挥棒”未变，学校、教师、家长的利益诉求和焦虑情绪未得到根本缓解。“双减”政策要求学校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但中考的升学率考核仍压在学校身上，优质高中的录取率直接关系到学校的声誉和政绩；教师的绩效工资、职称评定，依然与学生的考试成绩、升学率紧密挂钩，私下补课既能增加收入，也能提升学生成绩以获得更好的绩效评价；对于家长而言，中考分数就是孩子的“命运线”，“别人都在补，我们不敢停”的剧场效应，让他们陷入“不补课就会掉队”的恐慌，即便明知地下培训违规、成本高昂，也只能被迫参与。这种多方利益的绑定，让“双减”政策的减负初衷，最终沦为“表面减负、暗中增负”的尴尬局面。

地下学科培训泛滥“双减”无法落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监管不力，而是“社会”各方在中考政策之下的巨大焦虑需求。只要中考的分数竞争依然存在，教育焦虑就会持续发酵，地下培训就会换一种形式卷土重来。可以说，中考不取消、分流机制不改革，“双减”政策就永远无法真正落地，未成年人的成长压力就无法得到根本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