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中古文学研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何谓中古、何谓中古文学。虽然这一时间断限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但自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开始，大体上是指汉末至宋、齐、梁、陈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中古”的断代架构超越了以朝代为划分依据的传统，表现出四百多年的共同时代特征，显示出文学研究范式新的转移。“中古”与“文学”的结合隐含了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但在相对稳定的共识背后还潜隐着原发性问题。具体而言，“中古”的分期方式源自近代内藤湖南的“上古—中古—近世”说以及西方“上古—中世纪—近现代”的分期惯例；文学与英文Literature也是一对纠葛已久的概念。
既然“中古文学”并非中国本土原生性的概念，那么如何处理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发掘中古文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杨晦《论文艺运动与社会运动》：“要是打个比喻来说，文艺好比是地球，社会好比是太阳。我们现在都知道地球有随太阳的公转，也有地球的自转。其实，就是文艺也有文艺的公转律和自转律的。文艺发展受社会发展限定，文艺不能不受社会的支配，这中间是有一种文艺跟社会间的公转律存在；同时，文艺本身也有自己的一种发展法则，这就是文艺自转律。”下面接着杨晦“自转”“公转”的说法，思考中古山水文学研究中本体与他者的关系。
那么，何谓山水文学研究，山水文学研究的对象又是什么。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即山水文学研究就是对山水和山水文学的研究。但是，习以为常的“山水”和“山水文学”概念恰恰是值得反思的地方。“山水”并非自始至终的概念，它身上带有传统与现代的烙印，进而引发了诸多问题。比如学界对中国山水文学起源问题的争议，还有采用山水的“书写”“话语”“符号”等语汇来回避“山水文学”的情况等。本体与他者的关系不仅关乎研究对象，还涉及研究方法。中国文学研究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影响甚广的“文学史”路径，二是以王国维代表的“美学”路径，三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语文学”路径，使美学、语文学和史学交相兼摄，有助于文学研究在上述这三个维度相互沟通。“文学史”“语文学”路径都呈现出历史维度，“美学”路径则与此不同。立足于超功利、非实用的美学路径，受到鲁迅基于近代“纯文学”立场所提出的“魏晋文学自觉”论的深刻影响，学界形成了中国文艺在魏晋时期走向成熟自觉的“中国艺术的自觉”论。如宗白华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但在山水独立之后，再将之回归全体意义之中，我们就会发现山水的内涵也随之狭义化了。在西方古典美学传统的思维模式下，“山水美”一般作为同艺术美相对的外在自然美研究，凸显出自然美、山水美的纯粹性，表现为与山水共在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被弱化，六朝山水“畅神”所带来的身体感官与精神超越被强化。“山水”成为非历史、超历史的存在，构成了山水文学的“本质化”想象。
这引发了笔者对其中“审美性”与“历史性”关系的思考。这一关系看似与现代文学理论所谓的“外在的”与“内在的”的文学研究之说有所重合，但本文将“审美性”与“历史性”视为整体来看。“文学史”路径作为山水文学研究的主流方式，已经展示出二者关系的复杂性。追溯源流大致有两派：一是“审美性”指向的诗化研究方法。比如朱自清称林庚《中国文学史》是“用诗人的笔写他的书”。这种诗化的研究倾向亦见于其文，即“这正如谢灵运的山水诗里往往拖个玄言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却并不是他的山水诗产生的基础，相反的，却是山水诗产生的障碍。谢灵运正以其能摆脱了玄言诗的束缚，能从深居简出里跑了出来，从园林里跑了出来，而且跑得很远，才写了那么多较好的山水诗”。二是“历史性”指向的史化研究方法。比如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中谈到鲁迅以“酒·药·女·佛”四种文学现象为章名，并指出其方法论性质的启发意义，即“它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王瑶也发挥此法的“综合性”，论述了诸多中古时期典型的文学现象，比如《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等。然而，这种重视政治社会背景的史论方法也被认为“未能自士之内心觉想立论”。无论“诗化”还是“史化”的研究方法都能够展示出研究者的学术旨趣与特色，却总是难以协调。此外，王锺陵《中国中古诗歌史》颇具启发性，他试图以“整体性”融合美学史与文学史，却依旧属于“文学史”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也产生了诸多山水诗史的著作。
回到“美学”路径，美学属于舶来学科，美学理论又具有自身的学理逻辑，“审美”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原因及其生成过程反而成为“他者”。在康德式的自主/他律二元区分下，西方现代艺术存在论大致存在三大向度：自主论、他律论和互动论，与前两者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不同，互动论采用“历史文本化”的理论消解了对立。在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下，互动论发掘社会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这同样见于山水文学研究之中。如田菱、宇文所安等学者从文本知识的视角研究谢灵运的山水诗。此外，商伟《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探讨书写的名胜所构成的文本化风景。此外，在系列讲座基础上形成的论文集《江山胜迹：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凸显出文化风景研究的意义，蕴含时间和历史的维度。然而，在广泛互文关系中的知识和风景，却跳脱出自主/他律的关系。除了景观学意义上的互文以外，萧驰还受到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启发，融合了事物的知识性与审美性，关注对象是中国中古诗歌文本中的山水美感话语形构和意义系统，并且追寻实地山水与话语山水间的重叠、不合和断裂。但是，用话语建构对象是一种生成意义上的历史，自主/他律的对立也随之消解了。
上述“文本”与“话语”的研究视角，折射出反本质主义以文化生产和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地方性、实践性、语境性为重心的特点。然而，仅仅探讨“山水如何是”，难以穷尽“山水是什么”的追问，在一定程度上也让山水文学缺失了规定性。不过，萧驰从中国景观文化的根脉——“一元双极”的“山水”开始，观察中古诗歌中山水美感话语树的生长，这种树喻思维既隐含着同一性，又在“根—树”原则中分化和不断生发话语的多元性，展现他对“山水如何是”“山水是什么”双重维度的探索。然而，二者的结合似乎还有未尽之处。李泽厚的“审美积淀说”强调历史的积累性和动态性，包含了集体心理结构与个人意识，指向了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内在方面，贯穿着“情本体”的主线。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积淀下，山水文学可以被视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既从历史研究出发探讨审美结构，还需要靠历史阐释理解审美结构的整体意义。山水文学作为“被发明”的传统，呈现出相对稳定的、一致性的特征，建立起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续性。
在“美学”研究路径下，山水文学研究应该以“他者”的转向打破边缘化、私人化的研究格局，扩展相应的文献资源，并且能够为中古文学研究的内在一致性提供例证。魏晋南北朝在四部学方面成就颇多，其间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史与诗。也就是说，诗性与史性本来就植根于中古时期的历史语境之中。但是，在山水审美中的“历史性”不同于历史事实与叙述的本质，也不同于把美单向设定为实践、历史、社会等领域的“泛美论”，而是山水审美中深蕴的一种诗性的历史。如何处理社会历史现实与山水书写艺术的内在张力，尤其是客观现实中的历史性与主观诗意的历史性的张力，评估中古山水文学在中国古代山水审美进程中的特殊价值及其对后世山水美学的影响，尚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作者刘睿，1992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
来源：《南方学刊》2026年第1期（总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