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8 次 更新时间:2014-12-08 10: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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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 (进入专栏)  

  

   近年来,学术界对南朝山水文学的研究日益深入,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然而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山水诗,而对南朝山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水文,则很少注意。我们认为南朝山水文自身的成就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应该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且弄清南朝山水文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亦有利于加深对山水诗的理解。本文拟对南朝山水文的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及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试作初探。〔1〕

     一

   山水诗兴起于晋宋之际,成书于南齐末年的《文心雕龙》中已经有所论断。《文心雕龙·明诗》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这一段话虽然主要是指诗而言,但同书《时序》篇又云:“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可见刘勰认为东晋以来诗、赋的题材走向是同步变化的。今人在论及南朝山水文时也大多持类似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山水文的兴起除了受“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的时代风气影响之外,还有其文体自身的一些因素,所以南朝山水文的发展轨迹并不与山水诗完全重合。

   如果不计涉及山水的零星字句,则最早的山水诗要算是曹操的《观沧海》。但是山水题材早在西汉辞赋中就已大量出现了。所以当晋宋之际的文人把主题由玄言转向山水时,他们在辞赋方面所能继承和借鉴的前人创作经验要比诗歌方面更丰厚一些。孙绰、许询是著名的玄言诗人,虽说他们的诗中已出现了山水内容,但在总体上则被钟嵘评为“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然而赋的情形则稍有不同。孙绰作有《游天台山赋》,此赋虽然在结尾时转入玄言,“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恣语乐以终日,等寂然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但全篇的重点无疑是描绘天台山的“峻极之状,嘉祥之美”。文中写游山赏景的篇幅达四分之三,而且出现了“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跨穹窿之悬磴,临万丈之绝冥”等佳句。孙绰自己对此赋颇为自负,曾以之示范启,说:“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世说新语·文学第四》)。他所得意的肯定不是赋中的那几句平淡寡味的玄言,而应是赋中大段的山水描写。这说明孙绰笔下的赋作已初步摆脱玄言的笼罩,而接近于谢灵运山水诗的情形了。

   晋宋之际的地理著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模山范水的文字,如袁山松《宜都记》、罗含《湘中记》、张僧鉴《浔阳记》、刘澄之《鄱阳记》、鲍坚《武陵记》、盛弘之《荆州记》、孔晔《会稽记》等。这些著作虽然大多已经残缺不全,但我们从《水经注》等书的征引中仍可得见其中的片断,例如《水经注》卷34中最脍炙人口的描写三峡的一段文字,《太平御览》卷53即作《荆州记》录入,在杨守敬、熊会贞合撰的《水经注疏》卷34中,熊氏按曰:“‘自三峡七百里中’以下,盛弘之《荆州记》文”,当是可信的。因为郦道元没有到过长江流域,他对南方水系的叙述大多是转述、改写他书而成,《江水注》中多处引袁山松《宜都记》,即是明证。地理著作中的山水文具有两个特点:首先,这些著作都是以散体文写作的,它们不象辞赋那样讲求铺陈排比,在形式上比较灵活自如,适宜于随物赋形地刻划山水。其次,这些著作是学术著作,它们一般都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而且它们的写作目的本来就在于记述各地山川之异,所以它们描写山水时就格外注意各处独特的地形地貌,而不象辞赋那样多凭想象。这样就避免了描写的类型化、公式化的缺点,而对齐梁时代吴均等人的山水小品产生过较深的影响。

   此外,历来不为文学史家所注意的东晋僧人的作品,也不乏刻划山水之作。例如支遁作《天台山铭》,支昙谛作《庐山赋》,慧远作《庐山记》,都可看作是山水文。例如《庐山赋》中的一段:“若其南面巍崛,北背迢递。悬霤分流以飞湍,七岭重(山票)而迭势。映以松柏,蔚以柽松。萦以三湖,带以九江。嗟四物之萧条,爽独秀于玄冬。美二流之潺湲,津两川之所冲。峭门百寻,峻阙千仞。

   香炉吐云以象烟,甘泉涌泉而先润。”写景鲜明,充满生气,读之欣然,简直难以相信作者竟是来自西域的僧人。

   到了谢灵运手中,山水文就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了。谢灵运是以山水诗而享盛誉于文学史的,但他的山水文的成就也同样值得重视,尤其是其代表作《山居赋》。此赋在手法上虽受左思《三都赋》等京都大赋的影响,但题材则纯粹属于山水文学,正如其序中所云:“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作者在这里明确地宣布了对辞赋传统题材的变革。《山居赋》的山水描写是相当成功的,它翔实而生动地描绘了浙东山水的清幽秀丽。赋的结构仍是汉代大赋的旧模式,即按着空间方位的顺序铺陈描写。但是《山居赋》的描写基本上是以即目所见为基础的,其中较少凭空虚饰的成分,描写也一改大赋的那种堆垛呆板之弊,而出之以清丽的字句和流畅的意脉。叙事、写景都生动优美,已接近齐梁山水小品的艺术境界了。当然,《山居赋》中也还有玄言的成分,但与谢诗中的玄言有很大的不同。第一,谢诗中的玄言往往是纯粹的论述玄理,而《山居赋》中的玄言却与写景、纪游结合在一起。第二,谢诗中的玄言有时是生硬地叠加在诗中的,与全诗旨意相乖离,而《山居赋》中的玄言则是全文的有机组成部分。试看《山居赋》中包含玄言的主要段落:

   贱物重己,弃世希灵。骇彼促年,爱是长生。冀浮丘之诱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颓形。羡蝉蜕之匪日,抚云霓其若惊。陵名山而屡憩,过岩室而披惰。虽未阶于至道,且缅(纟邑)于世缨。指松菌而兴言,良未齐于殇彭。虽然充满玄理,但这是与游历过程(陵名山、过岩室)及所见景物(云霓、松菌)密切相关的,并且与全赋的隐遁主题相吻合,所以插在记游的上下文之间并无突兀之感。再如“析旷劫之微言,说像法之遗旨。乘此心之一豪,济彼生之万理。启善趣于南倡,归清畼于北机”以下一段,多涉佛理,但它的前文是“安居二时,冬夏三月。远僧有来,近众无阙。法鼓即响,颂偈清发”,叙述了僧人做法事、讲佛理,这是作者在山居时亲历的生活场景,由这样的叙述而引发一段阐明佛理的“玄言”,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所以我们认为,无论是描写之生动程度,还是结构之完整浑成,《山居赋》的成就都不低于谢的山水诗。

   谢灵运之后,许多南朝作家都既写山水诗又写山水文,其中在山水文的写作中取得较好成绩的有鲍照、谢庄、江淹、沈约、陶弘景、吴均、刘峻、萧纲、萧绎、萧子云、张正见等,可谓代不乏人。由此可见,南朝山水文的兴起略早于山水诗,其繁盛局面也不逊于山水诗,理应受到我们的重视。

     二

   长期以来,人们对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的山水描写的成就大为叹赏,并由此而认为北朝山水文的成就胜于南朝。明末张岱云:“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跋寓山注二则》,《琅嬛文集》卷五)。

   现代的文学史著作在谈到南北朝山水文时也常常把《水经注》置于很突出的位置,对南朝则仅提一下几篇山水小品而已。我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作为山水文学的《水经注》在北朝的出现是一种偶然现象。北朝文坛上除了《水经注》以外,山水文的写作是相当寥落的。作品的总数很少,艺术水准高的更是寥若晨星。象北齐祖鸿勋《与阳休之书》那样写景生动、文笔清丽之作,简直是空谷足音。

   其次,《水经注》是一部学术著作,郦道元写此书时广泛地引用了各种文献资料,据陈桥驿先生的统计,《水经注》指名引用的文献和金石资料达834种〔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水经注》中引用了大量南朝人的地理著作,例如《吴地记》、《钱塘记》、《会稽记》、《东阳记》、《南康记》、《豫章记》、《庐山记》、《浔阳记》、《襄阳记》、《宜都记》、《荆州记》、《湘川记》、《湘中记》等等。郦氏终生未能亲历南方,《水经注》对南方水系的叙述大多经抄缀、提炼上列著作而成。所以《水经济》对山川景物的描写其实不尽是郦氏一人的功劳,而应该被看作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作家的共同创作。因此我们认为,在比较南朝与北朝在山水文创作方面的成就时,应该把《水经注》剔除在外。

   北朝山水文成就较低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北朝士人不象南朝士人那样性喜山水。北魏裴衍上表请求归隐嵩山,称:“伏见嵩岑极天,苞育名草。修生求疾,多游此岫。臣质无灵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轻举,仿佛高踪。诚希药此沈疴,全养禀气耳”(《诸隐嵩高表》,《全后魏文》卷49)。甚至郦道元在《水经注序》中也自称:“余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四部丛刊本《水经注》卷首)。归隐名山的裴氏和撰写《水经注》的郦氏尚且如此,遑论他人!所以那些关于名山大刹的文章,若出南朝人之手十有八九是要写到山川之美的,但在北朝文士笔下却常常与山水无关。例如温子升的《印山寺碑》、《大觉寺碑》、《定国寺碑》乃至享有盛名的《寒陵山寺碑》,都未及山水。又如北齐郑述祖的《重登云峰山记》和《天柱山铭》,从题目看都应是山水文,但事实上前文仅写此山为其父命名,故睹山而兴思亲之念云云,只字未及山中之景。后文中也仅有寥寥数言及于山水,主要篇幅仍与前文一样写思亲之意。东晋孙绰说:“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3〕这种想法在北朝文士心目中从未出现过。二是北朝文学的整体成就较低,这限制了北朝文人写山水文时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众所周知,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文学技巧的提高,而描摹景物就是文学技巧的一大服务对象。北朝的文学总体水平较低,而且文风倾向于质朴,文士们即使想要模山范水也缺乏必要的手段。象北魏元苌《振兴温泉赋》、姜质《亭山赋》等,虽刻意写景,但文字鄙拙,难以传达山川之美。

   南朝的情形则与之相反。首先,南朝的士人对山水有由衷的喜爱。本来,秀美的山川是最早进入人们审美视野的自然对象。孔子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庄子云:“山林与,皋让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庄子·知北游》)。这些先秦哲人的话虽各有所指,但说明他们都已注意到山水使人愉悦的事实。到了东汉,士大夫因避世而隐遁山林,就更主动地投入自然的怀抱。仲长统向往“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的生活(《后汉书》卷49),李膺则“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家于阳城”(《后汉书》卷67)。西晋士人发展了这种传统,羊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晋书》卷34)。阮籍“登临山水,经日忘归。”(《晋书》卷49)嵇康则自称“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文选》卷43)。可是这种情形在晋室南渡后出现了南北之间的巨大差异:一方面,随着高门士族“衣冠南渡”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北方的文化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残存于北方的士人也弃玄风而崇儒素,轻文学而重经术。这样,原来与士大夫的优游生活及玄学思想密切相关的喜好山水的风尚就基本上消歇了。另一方面,南渡的士人却把这种风尚带到了江南,中原板荡的严酷事实使士人们更加逃避现实而耽于玄思幻想,南北对峙的实际政局引起的偏安心态则使他们更加渴求内心的安宁、愉悦,带有如上心态特征的南朝士人又身处江南的明山秀水之间,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就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喜好山水就必然成为一种风尚。谢灵运《游名山志》中声称:“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这不是谢氏个人的独特癖好,而是南朝士人的共同心声。

对于南朝士人之喜爱山水,今人论之已详,本文只想提出两点与时贤稍有不同的看法:第一,今人考察南朝士人与山水的关系时,多将目光集中在会稽一带的浙东山水,并强调浙东山水的奇秀景色对士人审美心理的触发作用。我们则认为南朝士人所欣赏的是整个南朝版图内的山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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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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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研究》(长沙)199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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