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20年以来强调战略自主性和战略不可或缺性等新思想的日本经济安全战略逐渐形成，同时经济安全被深度嵌入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当中。随着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实施的进展，其能动性愈发突显。首先，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在防守中呈现主动性，这在其战略思想演化与制度建设、产业政策、企业经营思想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次，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在对抗中蕴含着进攻性，其实施过程中具有一定进攻性色彩的政策措施体现在诸多方面，最突出的是探索有效利用出口管制等经济制裁措施和愈发重视不可或缺性尖端技术的培育。日本加强经济安全战略能动性的内因源于其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以及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安全战略的根本性转变，同时普遍重视经济安全的时代特点以及美欧等主要国家的做法也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日本经济 安全战略 出口管制 技术培育 能动性
2018年以来，受大国博弈、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多种因素影响，世界各国普遍高度重视经济安全问题。日本也从2020年开始通过建立组织机构、颁布法律以及制定政策等方式，形成了体现其新思想的经济安全战略。总体来看，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是由三大目标(优越性、自主性、安全性)和三大举措(保护、振兴、合作)构成。最初，日本学者更愿意从面临外部经济胁迫的角度极力将新形势下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打造为被动防守的形象，认为日本实施的经济安全措施基本上是贯彻防守思想，其目的是应对来自他国的经济胁迫，通过强化供应链韧性和防护重要基础设施等措施维护自身经济社会秩序稳定。同时，日本学者并不排斥经济安全战略所具有的主动性和进攻性，认为日本经济安全战略不应仅限于被动防守，而应该在产业和技术政策以及国家安全战略等方面呈现出应有的主动性和进攻性，且这样的观点在近两年越来越多。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变化也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关注，2021年以来关于日本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成果出现“井喷”式的爆发。中国学者最初更关注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思想、内容、政策措施等的变化及其原因和影响，近两年转而重视对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本质或特性研究，认为日本会不断强化经济安全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的融合、互动，进而产生一系列问题，甚至导致日本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发展困境。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成果更关注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强化的趋势、政策或战略范式转变等特性，而对更深层次的内容，诸如其战略思想或观念上呈现出的能动性的分析还有所欠缺。鉴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实践表现以及日本学术界研究动向，有必要从能动性角度深入分析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特性。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在实施当中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能动性。简单来说，能动性是指主体对外界或内部刺激、影响做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之特性，它会激发主体的创造力和动力，使其能够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能动性与主动性、进攻性存在密切联系。主动性是指主体按照自己规定或设置的目标行动、不依赖外力推动的行为特性，可以被视为能动性的一种主要表现。从经济安全战略来看，主动性更多地体现在涉内角度。进攻性则是指在冲突或竞争中发动攻势的行为特性，可被视为能动性在现实中的实际应用，更多地体现在涉外角度。因此，本文拟分别从主动性和进攻性两方面深入分析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能动性。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很大程度上指向中国，对其能动性进行深入分析，或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及其产生的影响。
一、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形成与实施进展
2020年以来，日本通过法律制度建设、组织机构调整等，逐步构建起体现新思想的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并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基本导向、《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为基本保障，全面推动该战略的实施。
(一)重视发挥经济力量、技术力量能动性的经济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日本形成了围绕能源、粮食等领域的经济安全政策，80年代又进一步形成了以经济安全为主的综合安全战略。这些政策或战略当中都包含了对经济力量、技术力量的运用，但总体来看还是将经济安全政策定位于综合力量或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刻意强调其能动性，更没有将其延伸到国家安全领域。进入21世纪，日本比以往更加重视经济力量、技术力量的作用，并强调其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能动性。村山裕三认为，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的经济安全政策強调运用综合手段维护经济领域的安全,但在新形势下经济安全政策应该更加重视运用经济力量、技术力量维护日本的国家综合安全(包括军事安全)。PHP地缘技术战略研究会在2020年4月发表报告阐述了“战略不可或缺性”思想,即:在重要决定性领域,日本必须取得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地位；通过确保在技术上的战略不可或缺性，能够明确向大国展示日本的存在价值，使夹在大国之间的日本的地位突出。2020年12月,日本自民党“新国际秩序构建战略本部”(后改称“经济安全推进本部”)提出了《制定经济安全战略的建议》,全面阐述了战略自主性和战略不可或缺性思想，并且提出无论是战略自主性还是战略不可或缺性，最重要的就是对技术的保护和培育。这些思想不仅体现在2022年5月通过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当中，而且进一步渗透到国家安全领域。2022年12月日本公布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强调综合运用外交力量、防卫力量、经济力量、技术力量与信息力量共同保障国家安全，正式明确经济力量、技术力量在国家安全领域中的运用。
同时，日本学者在近期对经济安全的研究当中也不断阐述发挥经济力量、技术力量能动性的思想。藤猪正敏、新井克彦认为经济安全应该是国家综合安全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要以经济或经济力量为核心武器，或从经济的视角出发考虑国家安全。同时，应该发挥技术力量的关键作用，不管在军事还是非军事领域，尖端技术都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因素。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目的是相同的，即确保国家的领土、行业领域、产业等社会经济基础以及国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因此，窃取或侵害某个国家民间企业的敏感技术并将其应用到军事领域的做法等同于对这个国家进行军事攻击，差别只不过是在攻击手段上使用军事手段还是经济手段。船桥洋一认为，日本要积极运用经济力量、技术力量来改变其在经济安全上作为“赤字国”的地位。实际上,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在经济安全上处于“黑字国”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在战后得益于由美国主导并构筑起来的国际秩序和规则所带来的巨大红利。当前，美国推崇本国优先主义，其民粹主义和撕裂的国内政治正在蔓延，经济相互依存武器化的做法在国际上大行其道，导致日本在经济安全上的“黑字”结构正在演变成“赤字”结构。这就促使日本想要在经济安全上再一次转换成“黑字”结构,因此其认为有必要在战略上积极主动地运用经济力量来重新构筑于己有利的国际秩序和规则。换言之，不仅要防守，进攻也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日本在持续改变经济安全“赤字”结构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经济与产业的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着眼于未来应用，培育创新性技术以及人オ。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经济力量、技术力量的运用在涉内安全方面(以自身稳定发展为前提)更多地体现为主动性，在涉外安全方面(以对抗、竞争为前提)则更多地体现为进攻性。由于涉内安全与涉外安全紧密相连，所以经济力量、技术力量的主动性和进攻性也是相互支撑甚至相互转化的。
(二)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形成
如前所述，日本自民党“新国际秩序构建战略本部”提出《制定经济安全战略的建议》,这一般被视为经济安全在日本再次备受关注的开端。该建议认为，当前已经处于经济因素能够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的时代，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仍然缺乏对经济安全的考虑，为此建议把“经济安全”定义为从经济层面确保日本的独立、生存及繁荣，并将“战略自主性”和“战略不可或缺性”确定为其基本思想。根据该建议，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应该涵盖的领域，从能源、资源、海洋开发、食品、金融基础设施等到大规模传染病对策、基础设施出口、通过国际机构参与规则构建等，范围非常广泛。
该建议提出后，日本政府文件(如《增长战略实行计划》等)中频繁出现“经济安全”的字眼，但并没有明确对经济安全的定义。2021年10月8日，岸田文雄在日本国会发表上任后首次施政演说，将经济安全定位为日本增长战略的第三支柱，提出要设立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推进确保战略物资供应和防止技术外泄的措施，实现自主的经济结构，以及构筑坚韧的供应链，制定推进日本经济安全的法案。同时，他提出将实现“科学技术立国”作为增长战略的第一支柱，可见岸田文雄最初把尖端科学技术研发投资等视为有别于经济安全的事项，主要关注确保战略物资供应、防止技术外泄、强化供应链韧性等。这与上述自民党的建议相比，对经济安全范围的理解是相对狭义的。随后，日本政府又召开了以内阁总理大臣为议长的第一次经济安全保障推进会议(2021年11月19日),将经济安全的目标确定为：(1)通过强化供应链、确保核心基础设施的可靠性等，提升日本经济结构的自主性；(2)致力于培育人工智能(AI)、量子技术等重要技术，确保日本技术的优越性乃至不可或缺性；(3)维护和强化基于普遍价值观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与之前岸田施政演说中涉及的经济安全相比，涵盖范围有所扩大。
2022年2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并提交国会。该法案明确规定了四项新的法律措施，即“确保重要物资稳定供给制度”、“确保特定社会基础功能的稳定提供制度”、“尖端重要技术研发支援制度”以及“专利申请非公开制度”等。该法案于2022年5月获得日本国会通过并在两年内逐步实施，日本政府还为提供必要的支持做了预算准备。
2024年5月，日本又颁布并实施了《保护和利用重要经济安全信息法》。在日本，“安全许可”问题被认为是经济安全战略中的关键点，并一直处于激烈讨论当中，该法的出台标志着“安全许可”被正式制度化。根据该法，日本政府拥有的非公开“重要经济基础保护信息”,如果其泄露有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则被判定为需要特别保密，并指定为“重要经济安全信息”;同时规定，只有通过资格认定、被确认为不存在泄露危险的人员，才能获取这些保密信息。简言之，“重要经济基础”主要包括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物资供应链，“重要经济安全信息”则主要包括对“重要经济基础”的网络攻击、重要物资供应链的脆弱性以及创新技术等信息。
在加强经济安全法制建设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在推进经济安全组织机构建设。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于2020年4月成立了专门从事经济安全工作的“经济班”。2021年10月，岸田内阁新设立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2022年8月，为配合《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实施，内阁府设立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室”;2024年7月，经济产业省把“贸易经济合作局”改为“贸易经济安全保障局”,并新设“经济安全保障政策课”。通过这一系列组织机构建设，日本政府致力于以统一整合的形式展开跨省厅的经济安全战略。在此基础上，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伊始，便着手将原本分散于经济产业省、防卫省、内阁府的产业和科技计划进行整合，努力打造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一体化战略结构。
(三)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实施进展
1.稳步实施《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所涉四项制度
第一，“确保重要物资稳定供给制度”,是将维持国民生活、经济活动不可或缺而特别需要保证稳定供给的物资指定为“特定重要物资”,通过为供给这些物资的企业提供帮助来谋求稳定供给的制度。最早被指定为“特定重要物资”的有抗菌性物质制剂、肥料、永久磁铁、机床和工业用机器人、飞机零部件、半导体、蓄电池、云程序、天然气、重要矿产、船舶零部件等11种物资，2024年2月又追加了尖端电子零部件。这些都是日本严重依赖外国进口，或者担心今后对外依存度会提高的物资。截至2025年8月，日本相关省厅已为保障这些关键物资供应安排了总计约2.4万亿日元的预算，用以支持企业设备投资和技术研发，已批准的确保供给计划共135件，涉及金额总计约为1.44万亿日元。其中，针对半导体、高端电子零件等日本具有优势的物资及其材料，企业采取防止技术外泄的措施，是其获得政府支援的必要条件。
第二，“确保特定社会基础功能的稳定提供制度”,其核心是将那些为国民生活及经济活动提供基础功能、一旦中断便可能发生损害国家及国民安全的事业指定为“特定社会基础事业”,并努力确保其安全性和可靠性。具体来说，该制度在提供这些基础功能的经营者(包括企业和地方自治体等)中，将那些一旦停止服务就会带来重大影响的主体指定为“特定社会基础事业者”。为了防止“特定社会基础事业者”把重要设备的引入和维护管理等进行外部委托时遭受网络攻击等风险，政府可以对其进行事前审查，对风险较大的行为可以劝告或责令停止。最早指定的“特定社会基础事业”包括电气、煤气、石油、自来水、铁路、汽车货运、远洋货运、航空、机场、电气通信、广播、邮政、金融、信用卡业务等14种，2024年5月又追加了一般港湾运输事业。截至2025年7月31日，日本全国共有257家经营者被指定为“特定社会基础事业者”。
第三，“尖端重要技术研发支援制度”,通过将那些对未来民生经济而言不可或缺、可能因外部不正当利用而威胁国家安全的技术指定为“特定重要技术”,为其研发和成果有效利用提供支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22年9月日本政府公布的“经济安全保障重要技术培育计划”(K-Program)，旨在为中长期确保日本国际社会稳固地位所不可或缺的尖端重要技术提供支援。K-Program确定了海洋、宇宙和航空、网络和交叉技术、生物工程等作为重要技术领域，将予以重点支持。截至2025年4月，该项目已经特别指定51个具体领域，并提供了规模达5000亿日元的援助资金。其中包括小型无人机的自主控制、分散控制技术以及新一代半导体微细加工工艺技术等。
第四，“专利申请非公开制度”,其核心是针对那些公开后可能损害国家及国民安全的发明,通过将其纳入“指定保护对象”来限制其专利申请的公开或向外国提出申请。该项制度于2024年5月开始实施,“与武器等相关的无人机、自主控制等技术”“与通信干扰等相关的技术”“铀、钚的同位素分离技术”等25个领域作为保护对象被指定为“特定技术领域”。同时,该制度也规定政府将对因保护指定而给企业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
2.逐步深度嵌入国家安全战略
日本政府在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为经济安全设立单独章节,并明确提出“经济安全是实施经济上的措施来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以及经济繁荣等国家利益”。这个定义更加明确地将日本的国家利益从传统的和平与安全扩展至经济繁荣等维度，并通过日本内阁层级的正式文件获得确认。
在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政府还首次提出通过拥有“反击能力”来抑制其他国家行动的战略，并且更加强调经济安全在其中的重要地位。细谷雄一认为，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出了日本维护国家安全的七条战略路径，其中第五条就是促进为实现自主经济繁荣的经济安全政策。同时，在近几年日本发布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关于经济安全的内容也越来越多。这说明经济安全已经被嵌入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成为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谷川将规更明确提出,经济安全是指“为了国家安全而在经济方面的利用”,即“为了国家安全的经济手段”。曾经担任日本经济产业省贸易管理部部长、大臣官房经济安全政策综合协调官的风木淳也认为，应该从上述的一般意义出发来把握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措施与实践，日本也应该像欧美那样制定并实施在维护经济安全尤其是技术研发上的“保护或防守政策”与“培育或进攻政策”。
二、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在防守中呈现主动性
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是其经济安全的基础和保障，因此其经济安全战略必然包括保护和加强国内经济发展的政策。尽管日本不断渲染自身出于经济安全考虑，故在供应链调整、基础设施功能维护等方面被动防守，但实际上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在防守中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主动性。对日本政府来说，经济安全不仅仅是“保护经济的政策”,更是“加强经济的政策”。
(一)战略思想演化与制度建设呈现的主动性
直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经济安全上的主动性都主要体现为“经济安全=确保石油航线安全”这样相对狭隘的意图，90年代以后扩展到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来维持与一些国家的良好关系，并据此得到它们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改革问题上的支持，但缺少“在促进使他国的政策向有利于日本国家安全方向发展的同时，也使日本企业收益机会增大”的经济安全思想。即便是2013年12月日本首次公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也没有涉及这一理念。2018年美国开启了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逐渐展现出全面深度追随美国、对抗中国的立场。但是，由于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关系，日本不希望损害与中国经济交往所获得的商业利益，也不希望中国强化技术管理而使双边商业往来变得困难。在这个意义上，2020年4月，日本在国家安全保障局中新设“经济班”,出身经济产业省的官员正式参与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由此开始体现出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思想，即在国家安全政策制定中主动应对经济安全，有效发挥日本企业在产品和服务、经营管理以及价值链等当中蕴含的真正优势，借此主动地探讨实施针对他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随后，日本出台《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设定了以加强供应链韧性等为核心的四类支柱性制度措施，并将推进尖端技术研究开发的制度措施作为关键点。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认为经济安全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提高能够应对其他国家经济胁迫的能力，为此需要以战略层面的自主性为基石，但这也只是为规避他国影响，并不能抑制对方的行动。于是，战略不可或缺性变得更加重要。其逻辑是，凭借日本在特定技术和产品上独一无二的优势，塑造出“对日本施压将招致自身被‘卡脖子’”的明确预期，从而抑制对手对日本采取不利行为的动机。
(二)产业政策呈现的主动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日美半导体摩擦、泡沫经济的形成与崩溃，在对自身产业发展的反思与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压力共同作用下，日本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逐渐减弱，以放宽规制为核心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开始成为日本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时的优先考虑方向。这样的政策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当时自由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基调，全球化迅速发展。但是，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发展受挫，经济安全泛化、经济武器化大行其道。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曾以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著称的美国也开始实施产业政策，诸如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货膨胀削减法》等为相关企业提供补贴和优惠税收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也随之复活。以往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注重战略自主性，把加强供应链韧性、防护关键基础设施等作为重点，被动防守的色彩更浓，但现在其主动性日益增强，并重新强化产业政策。
第一，支持尖端技术研发，提高产业竞争力。日本的产业要想成为国际上不可或缺的存在，需要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工程、宇宙等尖端领域确立技术领导力。为此，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了“RunFaster战略”。该战略不是单纯的防守性对策，而是积极寻求“更快地跑”,即强化在尖端技术研发上的投入，确立技术优势以扩大对他国领先差距的政策。例如，AI不仅可以在产业界和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前所未有地提高效率性和便利性，还可以应用在科学研究和军事领域，因此世界主要国家都在想方设法抢占AI技术高地。日本当然也不甘落后，努力在政策上向创新发展的领域倾斜，扩大技术优势，争取在更多不可或缺的科技领域占据优势地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加强调对重点领域实施国家主导型战略投资，凸显产业政策导向与干预色彩。2025年11月4日，在高市主持的内阁经济决策机构“日本增长战略本部”的首次会议上，确定了优先向17个战略领域集中投资，涵盖AI、半导体、造船、量子技术、航空航天及防卫产业等。
第二，推进重要战略产业供应链本土化。此前，由于国内生产成本过高，日本各界普遍认为供应链友岸化比本土化更有效。但是，当前半导体、防卫产业等重要战略产业应该在国内完成生产的意识逐步提高，日本政府也为重要战略产业供应链本土化提供了巨额补贴。例如，日本政府为吸引台积电在熊本县投资，对其第一工厂和第二工厂建设提供总额达1.2万亿日元的补贴，以扩大国内半导体生产。另外，对为了承担下一代半导体国产化而新创立的Rapidus公司，日本政府也已经提供了3300亿日元的补贴，预计还将进一步扩充，最终总额达到约9200亿日元。诸如此类日本政府支援半导体产业的补贴，从2021年度到2023年度的三年间达到了约3.9万亿日元的规模。
(三)企业经营思想转变中呈现的主动性
经济安全战略的实践主体是企业。在经济安全重要性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企业的经营环境将发生很大变化，其经营思想也会随之发生转变。世界各国在经济安全名义下实施的出口管制和提高关税等措施，以及以为本国企业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措施为代表的产业政策等，既给日本企业带来了风险，也提供了机会。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23年10月制定了要求企业实施经济安全战略的行动计划，旨在通过与产业界对话，增强企业对合规性的意识，确保重要物资和技术的稳定供给；同时，也明确提出经济安全战略并不限制企业的活动，而是在国际形势严峻性和复杂程度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希望企业能将经济安全战略视为营造创新环境的必要前提。
很多日本企业因此转变经营思想，将经济安全战略视为业务变革的机会，积极主动地寻求变化。普华永道日本集团从2019年开始实施关于地缘政治风险、经济安全战略变化对日本企业的影响及其应对的问卷调查。2025年7月31日公布的第六次调查结果显示，84%的受访日本企业表示，地缘政治风险和经济安全形势给其经营带来重大影响，并认识到地缘政治风险管理的重要性；70%以上的受访日本企业表示，在国内外已经或预计实施的经济安全相关产业政策、优惠政策对其事业造成影响，并正在积极探讨应对措施。进一步而言，在受访日本企业采取的应对措施当中，选择“变更供应链”的居首位(31%),位居其后的选择措施依次为“变更业务计划”(29%)、“把握主要政策内容”(27%)、“变更生产和销售计划”(21%)等。一方面，企业遵守经济安全相关法律、政策等规范，可能会导致其经营成本增加；但是，不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各国推行的经济安全政策的话，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先于其他企业捕捉到各国经济安全政策动向，甚至将本企业先行的经济安全应对措施升华为业界规则，或许能够创造出先发优势，提高企业竞争力。因此，很多日本企业不是以被动的姿态应对各国的经济安全措施，而是主动抓住这些变化，将之作为业务变革的契机(参见表1)。目前，日本企业为进行与经济安全相关的各种风险管理，正在推进企业内部体制建设，具体来看，突出表现在设立经济安全专门部门、组建由相关部门参加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协商的委员会或将已有贸易管理部门(如出口管理办公室等)的业务范围拓展到经济安全事务等形式。
三、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在对抗中蕴含进攻性
经济安全还具有外部属性即涉外方面，并且随着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的交织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安全涉外方面的边界也在不断扩展。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把日本经济安全涉外方面的主要特性表述为进攻性。经济安全具有相对性，判断国家经济是否安全时，不仅要从自身发展视角做纵向的绝对收益比较，而且要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在根本利益上激烈竞争的国家进行横向的相对收益比较，所以经济安全战略本身具有天然的对抗性。对抗性主要体现为在双方或多方之间处于竞争或冲突状态下，利用经济、技术等优势采取反制、遏制、威慑等强有力措施，可以分为防守型和进攻型。当前日本经济安全战略进入新局面，逐步从加强供应链韧性和能源稳定供给政策等“防守型”策略转向重视尖端技术培育、实施贸易投资管制政策等“进攻型”策略。
曾经担任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的北村滋认为，当前日本实施经济安全战略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把经济作为国家安全政策的力量资源加以利用的政策；(2)应对国家和国民经济体系存续、维持、发展所面临威胁的管控政策；(3)维持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第一种政策措施明显地具有进攻性，一个国家把经济力量作为强化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加以利用的做法往往被称为经济方略。换言之，就是将经济措施武器化以替代军事手段，是一种进攻性行为，而经济制裁是其中最极端的表现形式。日本单独使用经济制裁的例子并不多见，近些年只是针对朝鲜、韩国等使用过，更多的则是跟随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朝鲜、伊朗、俄罗斯等实施经济制裁。第二种政策措施相对来说更具有防守性。这是为了防止本国尖端技术外泄、保证重要物资供应链的自主性等而实施各种各样的措施。第三种政策措施具有防守性和进攻性兼备的特征。日本谋求与能够共享法治、自由和公正贸易、民主主义等价值观的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构建不允许非法获得技术、信息、人オ等的国际规则。通过与作为同盟国的美国展开双边对话、构建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日本积极推进此类规则的构建，防止尖端技术外泄、防范网络攻击等措施均体现了防守的特点。同时，日本也在探索与在特定领域具有较强能力的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实现关于特定事项的机动性合作，灵活运用“有实效的国际协调”。比如，牵头《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参与美国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等做法，就蕴含着一定的进攻性。
日本在实施经济安全战略的过程中，具有一定进攻性色彩的政策措施体现在诸多方面，本文将聚焦于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一是探索有效利用出口管制等经济制裁措施；二是愈发重视不可或缺性尖端技术的培育。
(一)探索实施有效的经济制裁措施
经济制裁是经济安全战略中最具有进攻性的手段。关于经济制裁，学界并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但一般认为其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理解。从广义来看，经济制裁是指国家利用经济手段来使其对外政策得以具体体现的做法；从狭义来看，经济制裁可以理解为实施国向对象国施加经济压力，以使对象国改变其政策的做法。尽管这两种解释中涉及的范围、手段、目标等存在很大不同，但都带有通过经济制裁实现预定政策目标的含义。以往对经济制裁更为狭义的研究只关注通过经济压力实现有利于实施国的政治目标或者迫使对象国改变政治外交政策的做法，而把有利于实施国的经济目标或者迫使对象国改变经济政策的做法排除在外。但是，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在现实中很难将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明确区分，所以应该从更广义的范围理解经济制裁。在2022年备受关注的强化半导体供应链管理等规制的政策目标中，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两方面的意义都很强。于是，佐藤丙午认为，当前日本针对中国强化半导体出口贸易管制等措施，其目的并不是寻求中国改变经济或政治外交政策，而是为维持日本自身的相对优势、强化日本自身经济安全而采取的惩罚措施，其也可以被视为经济制裁的手段之一。由此，可以认为日本通过安全保障贸易管理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属于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制裁。
近些年，日本不断强化作为经济制裁手段之一的出口贸易管制措施。例如，2019年7月，日本开始实施限制对韩国出口部分半导体、OLED材料，并将韩国从出口对象国“白名单”中剔除等制裁措施；2023年7月，日本开始把与尖端半导体制造有关的23种设备追加到出口管制对象当中；2025年4月，日本再次升级半导体制裁范围，宣布追加对十余种半导体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此类日本强化对半导体及其相关物项的出口管制，看似是在美国政府的压力或游说下推进的，但不能排除日本自身的战略主动。况且，无论其动机是主动还是被动，这些政策对相关对象国产生的实质性进攻影响，都是客观存在的。
(二)重视尖端技术的培育
在尖端技术培育方面，日本的核心目标是追求“战略不可或缺性”,即实现日本在全球技术格局中不可替代的地位或存在。如前所述，这是经济安全涉内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当前尖端技术军用与民用属性日益模糊的背景下，尖端技术培育又呈现出对抗性的一面，亦具有经济安全涉外方面的属性，含有明显的进攻性。
日本政府将经济安全与尖端技术开发培育密切关联的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以《外汇及外贸管理法》为基础的出口管制和以《不正当竞争防止法》为基础的商业秘密管理为代表的尖端技术管理政策；(2)在《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简称“骨太方针”)和《经济增长战略》中提出的与强化制造业供应链相关的支援等政策；(3)以《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和《综合创新战略》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创新政策；(4)以《防卫计划大纲》等为基础的防卫技术、装备政策。在这些制度安排中，一方面，科学技术创新政策以“技术种子”为中心，着眼于未来社会应用来展开；另一方面，防卫技术与装备政策则是根据防卫需求来展开的。风木淳认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日本要更加重视防止技术泄露的“防守”与推动技术创新的“进攻”相结合，同时也要强调“技术种子”与“防卫需求”的匹配。
1.培育着眼于未来实用化的“技术种子”
在2019年10月“产业结构审议会安全保障贸易管理小委员会”发布的中期报告中，日本根据美国等主要国家的最新动向，把科学技术创新政策措施分为“了解”“保护”“培育”三类。2020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综合创新战略2020》,提出日本在“了解”“保护”“培育”三个方面采取应对措施的综合方法。针对在经济与国家安全不可分割领域中的重要技术，在“保护”层面，必须探讨公开研究成果、专利制度、接受外国资金、接收留学生和外国研究者等方面的改进办法；在“培育”层面，必须探讨与重要技术情报相联系的资格认定，即安全许可制度的改进办法，这是更为重要的。为了共同有效推进经济安全战略和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贯彻落实，日本政府不定期召开“经济安全保障推进会议”(议长为内阁总理大臣)与“综合创新战略推进会议”(议长为内阁官房长官)的联合会议。2022年9月16日召开的联合会议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重要技术培育计划研究开发愿景(第一次)》,明确提出作为确保日本在国际社会中长期保持稳固地位的不可或缺要素,日本要格外重视“特定重要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成果有效利用。即,通过努力促进“特定重要技术”的研发与成果转化,持有比他国更具优势的技术并使其与社会应用密切联系在一起，不仅能提高日本国民生活水平，还可以为解决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做出积极贡献，这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不可或缺性地位密切相关。
随后，日本政府在2023年8月28日召开的联合会议又通过了追加新的技术支援对象等的《经济安全保障重要技术培育计划研究开发愿景(第二次)》。根据联合会议精神，日本内阁官房、内阁府与其他相关部门共同推进“经济安全保障重要技术培育计划”。该计划有效利用基于《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第六十三条建立的基金,由政府连续提供资金支持,以推动“特定重要技术”的实用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日本政府不断追加资助金额，2021年度补充预算2500亿日元，2022年度又第二次补充预算2500亿日元，累计规模已经达到5000亿日元。
2.重视“技术种子”与“防卫需求”相匹配
2014年以前，日本防卫省与民用部门的合作主要体现在防卫装备采买中有效利用民用产品和技术。日本主要的防卫相关企业均是由民用需求所支撑的综合性企业，有效利用民用产品和技术对防卫产业来说是自然而现实的选择。然而，产学官合作本质上是实现科研人员的主体性参与，而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采买与利用模式，亟须实现在技术创新上的深度融合。2015年以后，日本防卫省的军民两用技术开发规模进一步扩大，也更加正规化。
首先,相关组织机构建设得以強化。为了更有效地把“技术种子”与“防卫需求”相匹配,2015年日本防卫省在“技术研究本部”基础上成立了防卫装备厅，旨在进一步促进包含军民两用技术在内的技术振兴，强化技术力量在日本经济力量和防卫力量上的基础作用。2024年日本防卫省又提出要在防卫装备厅内部新设“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该机构以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国防创新单元(DIU)为模本，采取与以往不同的路径和手段，以快速变化的各种科学技术为基础，着眼于将极大改变未来作战方式的新功能和新装备的突破性研究。
其次，在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2015年日本防卫装备厅推出“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明确可以利用防卫费资助大学、民间科研机构等与军事技术研发有关的项目，实现了制度上的突破。该制度通过接受来自防卫省以外科研人员的广泛技术提案，采纳防卫省没有考虑到的有前景的技术项目，并通过在萌芽阶段对这些技术的培育，实现有效利用尖端技术来创制先进武器装备的目的。②“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实施之初的预算规模比较小，2015年度和2016年度分别为3亿日元和6亿日元，2017年度猛增到110亿日元，此后基本维持在100亿日元稍高一点的水平，2025年度进一步跃升到143亿日元(参见图1)。
另外，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预算，从2022年度开始还增加了“先进技术接力性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从民用领域和政府科学技术投资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中，选择对那些有助于创新性武器装备研发的潜在先进技术继续提供资助，强力推进能够融入军事用途的先进技术的接力性研究。2022—2025年度，该项目预算额分别为9亿日元、188亿日元、196亿日元、185亿日元，其规模明显大于同期“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的预算。
四、日本加强经济安全战略能动性的动因
日本加强经济安全战略的能动性，从内因来看，主要是因为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及其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战略的根本性转变；从外因来看，则与国际形势密切相关，普遍重视经济安全的时代特点以及美欧等主要国家的相关做法都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日本政坛右翼势力崛起
随着日本社会的总体保守化与政治右倾化特征日益显著,不只是保守政党牢牢控制了日本政坛，日本社会更呈现出各党政策、舆论导向和选民价值取向靠近保守政党理念的趋势。②战后自民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保守派“本流”与“支流”的长期拉锯。今天的日本右翼，正是当年“保守支流”思想的直接继承者。长期以来，自民党的运作逻辑由各大派阀主导。这些派阀并非意识形态团体，而是以派阀领袖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派阀领袖的权力源于其对政治献金与党政职位两大核心资源的掌控；派阀成员通过效忠领袖，换取竞选支持和未来在内阁或党内担任要职的机会。然而，自民党传统的派阀政治因政治献金丑闻而瓦解，在强大的舆论和政治压力下，主要派阀被迫解散，其权力逻辑也从基于利益交换转向意识形态主导。在这场权力重组中，由安倍晋三奠定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凭借其清晰的政策主张成为新的集结点。其核心议程包括：修改“和平宪法”、将防卫费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并在外交上采取强硬的对华姿态。具有明显右翼标签的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并且拉拢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组建执政联盟，致使日本政府中的右翼势力进一步增强。日本政坛右翼势力正在加快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约束，实现“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目标，其核心在于实现“安全自主”。目前，经贸、科技、供应链、基础设施等经济议题已被全面纳入日本国家安全框架，包括经济安全战略在内的全战略领域的安全要素比重逐步提升，各方面资源通过战略安全化这一路径汇合并转化为国际政治地位与战略行为能力。同时，面对不断加大的地缘政治风险，日本政府也将经济及安全议程综合嵌入地缘战略当中。由此，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总体呈现出的能动性日益明显。
(二)经济安全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突显
2013年12月日本政府首次公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把应对军事威胁和对领土所有权的挑战正式列为重要课题，与经济安全有关的课题却较少涉及。同时，维护经济安全的官民合作在这个时期也仍然被限定在有限的范围，日本政府并没有表现出积极推进的态度。总之，在这个阶段，日本还没有把经济安全视为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必需课题。藤猪正敏、新井克彦认为日本的总体国家安全由政治和外交力量(单独+国际协调)、军事安全(根据世界形势所具备的自卫力量+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的日美协动)、非军事安全(主要指经济安全，包含采取进攻性的经济制裁措施)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经济安全属于非军事安全的领域，在国家安全中应该占有重要地位，并且随着国家安全边界的扩展以及经济力量、技术力量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安全会变得更加重要。
基于此，在2022年12月日本政府公布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突出强调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当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加强供应链韧性的维稳作用。“降低对特定国家的过度依赖”“下一代半导体的开发、制造基地建设”“确保稀土等重要物资的稳定供给”等措施，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发挥着维稳作用。(2)确保重要基础设施领域安全的基础作用。从经济安全视角出发，采取“加大政府采购”和“扩大事前审查对象”等措施，保证与防卫有关重要基础设施的稳定供给，夯实日本国家安全的基础。(3)严控信息安全的保障作用。当前维护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体现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重要因素，日本比以往更加强调信息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因为网络攻击等不法手段导致政府机密和民间敏感数据泄露以及知识产权侵害等问题，日本政府加强对数据、信息的保护措施，从经济安全角度不断探讨强化敏感数据的管理和确保信息通信技术服务的安全性、可信性等政策措施。(4)强化对尖端重要技术的信息收集、开发、培育提供支援的联动作用。当前技术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在尖端技术军民两用性日益模糊的背景下，日本比以往更加重视技术力量在民用和军事两个领域的相互促进、转化，从而形成良性的联动效应。(5)提升应对和化解外来经济胁迫能力的支撑作用。经济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支撑力量，面对外来经济胁迫产生的巨大困难，主要还是依靠自身经济力量来应对和化解。
(三)日本防卫技术研发战略的军民融合趋向明显
在21世纪之前，日本防卫厅(2007年升格为防卫省)的技术研发是由“技术研究本部”(2015年改为防卫装备厅)独自实施的，进入21世纪以后则愈发重视优秀民用技术的利用与融合。2001年日本防卫厅制定了《防卫研究开发指针》,正式提出要积极引入、应用优秀的民用技术。2016年防卫装备厅制定了《防卫技术战略》和《中长期技术展望》,重点提出了“智能化、网络化”“无人化”“高功率能源技术”“提高现有装备的机能和性能”等四个重要技术领域，并期待优秀民用先进技术的融入。同时，防卫装备厅还制定了《保证日本防卫必要能力的研究开发愿景》,旨在通过为民间机构提供清晰的业务可预见性，激励民间机构进行先行投资，从而最大限度激发和利用民间科研力量。为了贯彻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指导思想，日本制定了《防卫省技术指针2023》,明确提出通过公布防卫省重点研究开发领域来提高可预见性，构筑与防卫省以外的技术合作体系。
2016年的《防卫技术战略》是由日本防卫省下属部门防卫装备厅制定，而《防卫省技术指针2023》则是由防卫省直接制定，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军民两用技术研发已经成为防卫省强力推进的制度安排。为确保军民两用技术的优越性和先进能力，日本防卫省正在致力于强化相关政府机构、研究机构、企业、大学等的意识，通过持续、自主地合作来构筑共同稳定增长的环境。
日本政府原计划在2027年度将防卫费占比提高至GDP的2%,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了这一进程，提出通过编制补充预算与2025年度预算合并，提前落实这一目标。玉井克哉、兼原信克认为，这些措施为日本的优秀防卫技术官员带来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机会，他们从国家安全视角出发，强烈关注以往没有被有效利用的高水平民间科技工作者，以及被埋没在民间实验室的技术，对此进行积极发掘并加以有效利用。为此，日本迎来大幅扩充防卫装备预算、汇集官民技术力量、有效服务国家安全的时代。而技术研发一旦和军事联系在一起，便自然地会呈现出进攻性特性。
(四)世界范围内围绕经济安全的博弈与斗争愈演愈烈
当今世界围绕经济安全正经历多个方向的深刻变革，许多以往的常识性认识也随之被改写。首先，发端于民间部门的尖端技术大多能够被转用于军用，民转军在军民两用技术相互转化中已形成压倒性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方面，民间部门的研发能力开始超过军事部门，相关技术创新的重心也从政府转移到民间。这种转变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第一，技术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了核心地位。现在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格外重视技术研发，民间部门的投资主导了5G、AI、生物技术、量子计算和替代动力源等领域的新技术研发。第二，由于政府的研发支出增长缓慢，技术创新转移到了民间部门，这有助于激励对商业市场的关注。第三，冷战后的和平带来了一波全球商业机会，军工产品市场相对萎缩。这三个因素导致了现在大多数技术创新都发生在民间部门，并以商业发展为重点。这种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变化要求国家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如何开展技术创新、保持竞争优势。换言之，国防部门不能再考虑在所有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内部研发，相反，在某些领域，国防部门必须依靠民间产业界的研发。由于军事本身具有天然的进攻性本质，相应地，能够转为军用的民间技术及其培育和研发也就具有了一定的进攻性特性。
其次，新兴技术(包括新的用途)愈发具有对抗性，其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不断增强。当前数字技术逐渐普及，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未知的服务和利用形态。例如，“脸书”(facebook)宣布发行加密数字货币“Libra”,此举引发了对其可能动摇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的担心；3D打印技术使手枪等武器的制造变得更加容易；比特币的普及扩大了金融制裁的漏洞；AI技术使图片和图像等深度伪造成为可能，社交媒体“武器化”又使其破坏性无限放大；等等。目前，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预见新兴技术产生的所有威胁，也无法提前采取措施对新兴技术施加规制。
再次，经济安全导致经济竞争的主要对手由企业转向国家。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以本国经济繁荣为目标的竞争就是对技术、资金、人才等的争夺，拥有这些竞争优势的企业自然成为争夺的主战场。以往企业经营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竞争与合作，当然其竞争对手也是企业经营者。但是，在普遍重视经济安全的时代，经济活动与国家安全密切联系在一起。国家既可以为本国企业提供政策后盾以增强其竞争力，也可以对有竞争优势的他国企业实施制裁以削弱其竞争力。国家对经济竞争的参与以及通过改变竞争规则来确保本国企业优势的做法，自然带有一定主动性和进攻性，为使自己国家获得优势而抢夺规则制定话语权的斗争也就愈演愈烈。
(五)美欧国家都在强调经济安全战略的能动性
在美国，经济安全虽然是由“经济”和“国家安全”两个要素构成的，但实际上还是被框定在传统的国家安全之内。因此，经济安全明显具有为了国家安全而把经济作为武器来使用的特性，通常会采取对他国具有攻击性的出口管制等经济制裁措施。进入21世纪，以AI、量子科技为代表的尖端技术迅速发展，美国强化贸易、投资管制等措施大多围绕尖端技术展开。前已述及，尖端技术的保护和培育既包含涉内方面的主动性，也体现涉外方面的进攻性，美国也不例外，在内外两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其尖端技术乃至经济安全的举措。涉内方面，2018年8月《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生效，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引进外资的审查范围；2019年，美国颁布《国防授权法》,除了强化贸易和投资管理之外，更强调对培育尖端技术研究开发的财政援助。此外，以《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为基础，美国在2019年和2020年连续强化对利用出自美国研发技术的半导体及其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甚至引入了对特定主体域外适用的单方面措施。2022年8月，美国又颁布《芯片与科学法案》,决定五年间向美国芯片领域提供527亿美元的援助。涉外方面，美国在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先后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概要》,把中国的技术进步视为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由此，美国的经济安全政策从以往促进对华相互依存和技术合作转向了推动经济和技术上的对华“脱钩”。2022年10月，美国公布了针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新规的声明，加强了在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制造相关领域的限制措施，还要求日本和荷兰在这些管制对象和措施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步调。2024年12月，美国又发布了进一步升级对半导体制造设备、存储芯片等物项的对华出口管制措施。2025年1月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以来，也不断实施关税制裁措施，先是连续向中国、欧盟、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施加高额关税，然后制裁措施不断升级，4月2日签署了两项有关“对等关税”的行政命令，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实施最低10%的基准关税，并对部分国家和地区加征更高的关税。
再看欧盟，2023年6月公布的《经济安全战略》提出，面向比以往更充满竞争性和地缘风险的世界，要把经济安全作为优先考虑的事项。从贸易、投资管制政策来看，欧盟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过度强调国家安全的视角，但从2021年开始陆续实施与网络监视技术、人权侵害、接受外国补贴等相关的出口管制、公共采购管制等政策。从对华政策来看，欧盟虽然没有接受美国主张的“脱钩”做法，但为了减轻在供应链上对中国的依赖，还是采取了“去风险化”措施。从尖端技术培育来看，2022年2月欧盟发布《欧洲半导体规则案》,设定了到2030年把欧盟占全球半导体的市场份额提高到20%以上，以及实现官民投资430亿欧元等战略目标。总体来看，在经济安全战略能动性方面，初期为美国引领，欧洲借鉴补充，日本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紧紧追随，总的趋势是美欧日三方政策日益趋同。
五、结语
当前，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已经全面实施，并被深度嵌入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在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其能动性愈发显现，突出表现为在防守中呈现主动性、在对抗中蕴含进攻性。随着日本不断强化经济安全战略的主动性、进攻性，出现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一，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有待观察。积极运用产业政策是日本经济安全战略主动性的突出表现之一。从历史来看，日本是比较善于运用产业政策的国家之一，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恢复期、高速增长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崩溃后，日本出现了对产业政策有效性进行反思的浪潮。如今，在经济安全战略下，产业政策再次受到重视，但其有效性还有待检验。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自主性，主要做法是通过政府提供补贴和优惠政策等来努力维持和强化战略基础产业，但这势必会加大本就难堪重负的日本财政支出压力。如果获得巨额补贴的企业不能通过缴税来回报或补偿财政支出，产业政策有效性就会受到质疑。
第二，企业成本上升、收益下降。经济安全战略下，企业不得不把维护经济安全作为其生产经营的既定前提，根据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移动原则得以最优化的生产体制和供应链也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进行修正和限制。为了响应政府发展战略性产业、强化供应链韧性等号召，一些在海外投资的日本企业不顾经济效率和成本，纷纷撤资回归国内，寻求资源的国内配置。这意味着，这些日本企业要用国内采购代替国际采购，即廉价的进口产品、服务被高价格的国内产品、服务所替换，自然会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另外，一些日本企业为了遵守和应对经济安全法律、政策的变化，在供应链重构中设置“小院高墙”、增设相关部门与人员等，也会增加其经营成本。日本企业为了适应经济安全战略的变化，不得不承担责任、化解风险从而改变自身行为，甚至做出与经济合理性相违背的选择，企业收益必然受到影响。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制造业企业的营业收益在2025年第二、第三季度连续下降，降幅分别达到10.2%、6.9%。
第三，技术创新受到干扰。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日本更加重视把着眼于未来实用化的“技术种子”与实现新性能和新装备的“防卫需求”相匹配，把防止技术泄露的防守性措施与推动技术创新的进攻性措施有机结合。为防止敏感技术外泄，日本不断强化对外国投资和出口的管制、约束国际科技合作，这既会限制日本利用自身拥有的先进技术获取更大收益的机会，也会对日本的科技创新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同时，随着日本在尖端技术研发领域的军民融合倾向愈发明显，在大学、民间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等当中产生关于军事技术研发的科研立场、科研诚信、科研伦理、科研风险等问题，阻碍了科研的跨国合作和开放式创新的发展。
第四，单独实施经济制裁措施的可能性。当前，日本主要实施着多国联合的经济制裁，但这不排除日本单独实施经济制裁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根据“外汇法”的相关规定，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日本可以单独实施针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也有2019年日本单独对韩国实施部分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的制裁措施实例。所以，在美国及其盟国可能会发动更多单独经济制裁的前提下，日本也有可能在必要时单独发动经济制裁。
总之，强化经济安全战略的能动性，对日本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安全战略呈现出适度的能动性，会有助于化解冲突或提高竞争力，从而有效维护日本国家安全；另一方面，能动性尤其是进攻性具有双向甚至多向的特点，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进攻性会对相关国家和地区造成影响，而其他相关国家所采取的相应反击措施也必然会对日本造成影响。如果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呈现出过度的主动性、进攻性，势必会导致相关国家的强烈反制，最终可能危及日本国家安全。因此，在大国战略博弈日趋常态化和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经济安全战略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一定的进攻性，国家作为行为主体需要把控进攻性的尺度，避免深陷“负和”博弈的恶性循环当中。
本文注释、参考文献略
崔健，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东北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钟艺，吉林大学东北亚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日本学刊》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