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曾嵘，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段博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刊发于《泰山学刊》2025年第6期。

［摘　要］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吸收世界优秀思想资源而形成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所取得的伟大理论创新。它通过正确把握人文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对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趋势形成了规律性认识，在理论和实践互动中独立自主创造了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和原理，并构建起了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知识体系，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有机整体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指引作用。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五位一体”；人文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两会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由此提出了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学术命题。该命题甫一提出，立刻在国内学者中引发强烈反响，对人文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日益丰富。截至目前，学者们在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属性、研究方法、重要意义、理论基础、历史发生以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人文城市与人文乡村的建设经验、人文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等众多具体研究方向上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为人文经济学的科学性、系统性构建奠定了基础。但已有研究中存在亟待厘清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将人文经济学单方面解读为“文化经济学”，继而将人文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窄化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二是将作为全新理论范式的“人文经济学”与作为经济现象和研究对象的“人文经济”混淆，造成对人文经济学的理解混乱；三是将人文经济学视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子学科或新阶段，造成了人文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语义混同；四是将人文经济学与西方人文经济学的内涵相混淆，造成人文经济学应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无法得到澄明。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当前学界对人文经济学的理解仍有待深入，还反映了学者们对于人文经济学的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有鉴于此，在充分凝聚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当前人文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深入思考，显然对进一步推动人文经济学研究大有助益。

一、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项最新成果

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之一，这是当前学界对人文经济学理论定位的基本共识。从名称上看，人文经济学与西方人文经济学非常相似，但实际上两者存在根本性的不同。西方资本主义人文经济学的提出是基于对以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叛，它不满西方主流经济学大量使用数学量化的研究方法，认为这种单一方法排除了经济学中难以被量化的人文思考和伦理维度，但其本质仍然是部分西方经济学家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和永恒性所作的辩护，是资产阶级为营造所谓普遍适用的经济学真理而提出的抽象理论。人文经济学恰恰与之相反，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深入而进行的理论创新；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已经表现出的不可持续的深层次问题，为应对全球经济发展遭遇困境的现实状况而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基于中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在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模式的全新历史变化中孕育的智慧结晶。事实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积极回应的时代课题。可以说，人文经济学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面对时代课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这不仅体现在人文经济学以“文化的人”代替西方经济学被资本逻辑物化的“抽象的人”的理论维度中，还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实践维度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文化的人并不是一种假设或抽象，其本质上是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的人，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已经不仅是包括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内涵的小文化，也不仅是代表人类精神财富的中文化，而是综合考虑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总和的大文化。此时，文化也就具有了人类文明的内涵。以此为基础，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文经济就必然与为发展而发展的资本经济相区别，并且在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中展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进程。因此，如果只从小文化和中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其中最核心的关系，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相结合的重要内容；但如果从大文化的角度来看，人文经济学实际表达的是文明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是整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

二、人文经济学的创生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一个学科或理论的创生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某一社会群体或者其他社会力量，人文经济学的创生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不是毫无依据的，这既不是思想或理论自身演变发展的结果，也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些“天才学者”个人头脑中的“灵光一现”。事实上，每一个具体的学科或理论的提出都是该学科或理论的创生主体结合自身的认识水平、人生经历和思想资源对自身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时代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现实矛盾和认知困境的回应，并且在具体的回应中一定会渗透着创生主体的价值立场。正如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文经济学的产生也是如此，只是它的创生主体不是个人，而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文经济学绝不是由少数专家教授或精英人士在忽略社会实践的书房里构想出来的所谓“真空中的球形鸡”，而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深入的历史关键期，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已经表现出不可持续的深层次问题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根据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实践提出的一种新经济理论，既用以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也为已经陷入发展困境的全球经济提供借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实践基础，人文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现实根基，而中国人民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因而也就是人文经济学的实践主体。人文经济建设要依靠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体现在人文经济学中就是人民群众的创生主体地位。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中国人民无疑是人文经济学的创生主体，但是只有人民群众又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样不可或缺。一方面，如果没有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就只是一个自在自为的群体，其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实践很难与理论认识形成有效的互动和转换，人民群众的自发实践就无法转变为自觉认识和理论探索；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奋斗进程中，为人文经济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从“群众观点的生产学说”到“新发展理念”，从“十大关系”到“高质量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文经济学才逐步拥有了创生的前提和条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其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二者的水乳交融共同推动了人文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二者共同构成了人文经济学的创生主体。

三、人文经济学是在“两个结合”基础上吸收世界优秀思想资源实现的理论创造

如果说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的最新成果，那么这一创新所遵循的基本路径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百年来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造的基本路径就应该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两个结合”构成了人文经济学创生的基本路径，人文经济学是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吸收世界优秀思想资源所进行的理论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彰显了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回溯历史，毛泽东同志早已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实践历程中，“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始终贯穿其中，成为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正是我们党能够区别于其他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政治力量，成功找到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上，无论是陈序经、胡适所力倡的“全盘西化论”，还是梁漱溟、晏阳初所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抑或王新命、何炳松等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这些方案不是过于痴迷西方舶来的理念，就是过于相信中国自身的传统，或者因为没有主导思想而使得理念与实践只能成为一纸空文，都没有真正找到可行方案。回顾党的百年理论创新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历史实践中，始终以“第一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原则。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个结合”并非凭空产生，其本身就暗含于“第一个结合”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作为“第一个结合”的内在构成和具体表现而存在，并未上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原则。在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党在持续结合实际、总结经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将原本作为“第一个结合”内在构成的“第二个结合”上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自觉主题和根本原则。这一理论演进过程，不仅让马克思主义既扎根中国大地又深度融入中华文化血脉，更鲜明地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认识的质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论支撑。理所当然，人文经济学的创生路径同样也遵循这一根本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以“两个结合”为基本路径并不意味着人文经济学拒绝世界甚至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优秀思想资源。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曾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优秀成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优秀成果，人文经济学同样不会故步自封。一方面，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发展中所进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经验，必然不会将自己困于某种狭隘的、机械的、局部的“科学论”或“实证论”中；另一方面，面对西方经济学提出的新兴数据处理技术，它也同样会选择性吸收其中优秀的前沿成果。事实上，真正有问题的从来不是实证计量方法本身，而是西方经济学脱离现实、脱离历史、脱离具体社会形态去追求所谓的普遍适用于一切时空的纯粹科学的唯心史观。因此，人文经济学在吸收并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同时，在批判西方经济学割裂科学性与价值性并着力促进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基础上，也会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广泛的借鉴。人文经济学要在批判和借鉴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对于研究文化异化、社会分层、信息交流、跨文化等重要领域的西方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应采取学习的态度，这也是当前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四、人文经济学是面向时代课题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一个学科或理论的理论态度与该学科或理论的目的、方法和价值息息相关，它决定了这一学科或理论的基本立场及其与研究对象的互动方式，是贯穿整个研究进程的基本认知纲领。就此而言，人文经济学是为解决时代问题，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人文经济学不应成为“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理论”，而是要在立足中国实际的基础上解决时代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对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既是鼓舞也是挑战。一方面，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要面临新的考验，即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从过去重视发展之“量”向要求发展之“质”转型。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质”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从低端产能向高端产能的转型，还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更加趋向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所面临的历史课题正在于如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人文经济学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具体的实践中面对现实问题，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不断促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结果。

五、人文经济学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经验所做的科学总结

如前文所述，人文经济学的提出有其历史背景和时代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具体实践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结果，而“具体实践”在这里指的就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这构成了人文经济学的实践基础。事实上，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现代化的探索历经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四个历史阶段。从提出“四个现代化”到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更高要求，从布局“三位一体”到统筹“五位一体”，我们党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具体实际而进行的系统性历史实践。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在自身的现代化实践中与西方现代化毫不相关，恰恰相反，我们在改革开放早期所进行的城市化、工业化、私有化、市场化等一系列举措，无不显示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对于西方现代化经验和理论的大量借鉴。但值得注意的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借鉴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社会矛盾与现实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城乡二元对立、人口老龄化、腐败与官僚主义问题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以往只重视GDP增长速度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时代的中国经济，而套用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也绝不是凭借“继续发展经济，做大蛋糕”就能够简单解决。概言之，结构性问题与总量问题无法等价。当发展方式出现问题，现实就反过来促使我们进行系统性反思，这也是中国开始自主探索、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和理论的契机。目前，中国既面临着因借鉴西方现代化模式所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型、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传统问题，同时还面对着进一步探索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课题，这都需要以“两个结合”为基本方法，系统总结我国百年现代化实践经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未来发展。当前，现实的压力和发展的需求都在迫切呼唤一个既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现实实践、又能指导其未来发展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新理论范式的出场。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文经济学正是这样一个应运而生的理论成果。它诞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也必须在这一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开展系统研究，才可以更好地肩负起指导中国未来发展的时代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需要将人文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区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被视为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经济规律，并更好指导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实践的理论。有学者将人文经济学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子学科 ，或是一种更具民族特色的表达方式 。但是从现实发展来看，这种混淆是存在问题的。首先，从研究对象看，人文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回答的社会问题并不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聚焦到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具体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确定基本战略方向。人文经济学则超越了纯粹的经济领域，要处理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多层次、多维度辩证关系的现实问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人文经济学并不构成简单的隶属关系。其次，从理论特质看，二者也并非前后相继的阶段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就蕴含着民族形式与历史底蕴，这正是“两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根本路径的必然要求，因此，不能因为人文经济学同样强调民族形式、研究民族历史便将其视为对前者的继承性发展。综上，我们认为将人文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混同的看法难以成立。

六、人文经济学是围绕人与经济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的理论建构

人文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人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较之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为发展而发展、为经济而经济”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实现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人的发展。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人的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基础的人文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同样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文明学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经济当然在社会有机体的运动中起到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但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就是机械僵化的“经济决定论”，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历史中，在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都已有清晰体现。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是基于经济发展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反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就具体表现为“五位一体”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这里所揭示的正是人文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目前，很多学者在解释人文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时经常将人文等同于文化，并且将文化的内涵局限于小文化和中文化的意义上。但是，无论是从反抗神权、资本和科技异化，重视对文明本身进行反思的西方人文主义（Humanism）出发，还是从中国传统的向天文学习以致力于指导生产生活，从而形成一整套社会文明秩序以“化成天下”的人文传统出发，我们都会清楚地发现“人文”的意义并非指向单一的狭义文化概念。当我们结合中西方的人文内涵并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所塑造的现代性语境之中，就会发现人文一方面代表着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内涵，另一方面又代表着不满足于仅在事物概念系统之内解释其意义，而是在此基础上跳出这一概念系统对其意义进行人文反思。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语境中，人文实际上就体现为如何综合统筹“五位一体”来服务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如何跳出经济发展看待经济发展。此外，由于人文反思所体现的本质是人的主体性，是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决定作用和引领作用，所以人文与经济的辩证关系问题在实质上就是人与经济的辩证关系问题。而“人”在社会主义中国又特指广大人民群众，人与经济的辩证关系问题也可以被称为人民与经济的辩证关系问题。因而，这一问题也就成为人文经济学必须要思考的基本问题。

七、人文经济学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经济运行规律的重要学说

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运行规律。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对该学科的构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科性质、基本特点、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方法都围绕着研究对象展开。比如新古典经济学聚焦于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生物学聚焦于研究生命现象及其规律，心理学则聚焦于研究个体与群体的心理活动、行为背后的机制及影响因素等。一般而言，学者将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人文经济，即人文经济学是对人文经济现象的研究和对人文经济实践经验的总结。但是，这并没有说清楚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因为人文经济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同样没有得到阐明，甚至当前很多学者还存在将人文经济与人文经济学混淆使用的情况。因此，有必要首先对人文经济进行意义内涵及其存在语境的澄清。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苏州考察时指出：“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不仅有历史文化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将人文经济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联系起来，并把苏州作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与人文经济发展的样本城市。这一方面说明了人文经济是一种可以视为未来发展方向的经济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文经济的存在语境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而如前文所述，人文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人文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语境中又表现为“五位一体”与经济的辩证关系。那么，人文经济所内含的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发展逻辑。也就是说，人文经济学对人文经济的研究在本质上应该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将人文经济视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经济形态或文明形态 ，认为其实质依然是一种在小文化和中文化意义上发掘文化作为经济发展深层动力的文化经济，旨在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互融互促。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是并不准确。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自觉探索出的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如果仅仅把文化作为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表达并阐释其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显然无法给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整体性的内涵解释。我们认为，这种整体性本质上是一种文明的整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文明秩序建构的意义上与西方现代化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旧文明秩序相区别。唯有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表现为一个整体性的实践过程和体系建构，它固然可以呈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种具体形态，但是这些具体形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动态发展的复杂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经济的确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的一种经济形态，但是这种经济形态并非仅是文化与经济互融互促的文化经济，而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在内的文明经济语境。

八、人文经济学是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主知识体系

人文经济学是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知识体系，人文经济学的出场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成果。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在经济发展上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中国奇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在科技领域中迅速缩小着与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甚至在一些具体领域已经做到了世界领先，但依然要承认的是，中国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并没有如经济和科技领域一样耀眼。事实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世界把持着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话语权有关。西方将混杂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仅适用于特定时空的发展经验包装成普遍适用于一切时空的绝对真理向发展中国家兜售，并制定相关的国际学术体系和学术规则，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都不得不参与进这种学术共同体之中，不顾本国的具体情况和文化传统，强行照搬西方理论，盲目使用诞生自西方历史背景下的概念、范畴、命题和原理，造成了在思想领域受制于人的现象。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就需要我们秉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而人文经济学正是基于“两个结合”的基本方法，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础，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出的拥有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知识体系。之所以说其是一个知识体系，是因为人文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命题和原理均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这一体系既回应了中国自身发展的时代需求，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深刻启示，是中国根据自身文明建设经验向全世界提供的有益借鉴，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就此而言，诞生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经济学已然超越了国别范畴，成为一个关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大命题，它从根本上重塑了自19世纪以来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叙事。从这个角度出发，人文经济学所创立的自主知识体系就必然与西方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存在本质差异，加之如前文所述，人文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亦存在较大区别。因此，我们认为，人文经济学虽然从学科划分上仍然是一种经济学理论，但是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已经跳出了单纯的经济学维度，是一种“五位一体”的文明学视域，并且为了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相区分，我们可以将人文经济学所探索和形成的知识体系称为关于人文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

九、人文经济学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有机、整体、健康发展的理论指南

从理论功能来看，人文经济学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有机、整体、健康发展的理论指南。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模式，它所建构的社会主义文明秩序与西方现代化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旧文明秩序相区别。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一个整体性的实践过程和体系建构。它所呈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具体形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动态发展的复杂结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具有社会有机体的内涵。与斯宾塞抹杀生物有机体与社会有机体的本质区别并以生物学规律为资本主义的永恒存在背书不同，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的重点并不在于将社会比附为生物有机体，而是从“有机体”这一概念的整体性内涵入手，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存在性，即“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以此为基础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会发现中华文明的社会有机体意涵的发展就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三位一体”逐渐向“五位一体”演进的过程，且通过经济再生产、政治再生产、文化再生产、社会再生产和生态再生产活动使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因素交互作用，并逐渐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以及生态文明的有机协调。因此，人文经济学所研究的既是一种人文经济，又是一种社会有机体经济，它探索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实践过程中的经济运行规律。人文经济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给予中国式现代化以理论指导，促进其有机、整体、健康发展。

十、结语

结合以上关于人文经济学的九条基本观点以及对学界当前存在的争议话题所进行的回应，我们认为可以对人文经济学进行界定，即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吸收世界优秀思想资源而形成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所取得的伟大理论创新。它通过正确把握人文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对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趋势形成了规律性认识，在理论和实践互动中独立自主创造了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和原理，并构建起了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知识体系，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有机整体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指引作用。从此定义出发，或可为学界进一步深化对人文经济学的理解提供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