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昆仑文化承载“万山之祖”的地理意蕴、“天下一统”的价值追求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文本以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为研究载体，从空间关联、价值共鸣与民族认同三个维度探析昆仑文化与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时空耦合与文化共生关系。昆仑以江河之源、疆域象征、精神图腾的多重身份同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形成深度联结，昆仑文化蕴含的“大一统”理念、奋斗精神、天人合一智慧同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承载的文明特质高度契合，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共同凝聚疆域共识、促进文化交融、夯实发展根基。昆仑文化是串联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精神纽带，二者共同彰显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明特质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关键词：昆仑文化；国家文化公园；时空耦合；文化共生；中华民族共同体
昆仑，作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在中华文化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既是文化地理中的“万山之祖”，又是中国神话中的“帝之下都”，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原乡。从《山海经》“河出昆仑”的原始叙事到汉武帝钦定于阗南山为昆仑的实践，再到毛泽东同志“横空出世，莽昆仑”的革命抒怀，昆仑意象贯穿中华文明演进历程。“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掘好、利用好丰富文物和文化资源，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确定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骨干工程，也是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示范工程。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提出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2022年1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 ，标志着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三长两河”的建设格局正式形成。“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就是要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等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昆仑与黄河、长城、长征、长江、大运河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黄河、长江发源于昆仑山脉，昆仑如“巨龙”孕育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昆仑与长城遥相呼应，共同构筑起中国西部与北部的地理屏障与文化地标；长征精神像巍巍昆仑一样令人仰止，彰显出不畏艰险的民族品格；大运河沟通南北、江河互济，与昆仑文化的包容性共同书写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以不同形式承载历史记忆，昆仑文化如同无形的纽带，串联其精神内核，实现双方的时空耦合与文化共生，共同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
一、昆仑文化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昆仑巍峨雪峰奔涌而下，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昆仑山作为其源头，与黄河共同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原点与地理脉络。二者从神话传说到实证探索，从多元信仰到共同历史，共同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一）空间关联：以昆仑为源、以黄河为流的地理谱系
历史上，昆仑与黄河的文化地理关系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山海经·西山经》：“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无达。”《山海经·海内西经》亦载：“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这些记载奠定了“河出昆仑”的地理观念。《尔雅·释水》篇云：“河出昆仑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即昆仑为黄河的源头。《淮南子·地形训》中有“河出积石”的记载，汉人高诱作注：“河源出昆仑，伏流地中方三千里，禹导而通之，故出积石”。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提出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地区的和田河、叶尔羌河等塔里木河支流，认为其注入罗布泊后潜流地下，至积石山复出，形成黄河，此即“重源说”。汉武帝采纳其说，将于阗南山正式命名为“昆仑山”，强化了昆仑与河源的联系。《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汉书·西域传》记载：“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河北流与葱岭河合……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上述记述确立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潜流地下后出积石山的观点。隋朝，隋炀帝平定吐谷浑后，于青海等地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其中，河源郡位于积石山以西、古赤水城（今青海省兴海县东南黄河西岸），临近黄河源头。唐代通过军事、出使与地理考察，实现对黄河源头的实地探察。侯君集、李道宗于征讨吐谷浑时亲至河源，唐蕃和亲亦在此附近完成；贾耽、刘元鼎等人进一步考证，将河源明确至巴颜喀拉山区域，时人对“河出昆仑”的地理认知已逐渐接近实际。现存宋代《历代地理指掌图》所收唐代“唐十道图”中已标注“星宿海”这一河源地名称，表明中原对黄河源的认识最晚在唐代已准确抵达该地。
元朝政府派都实考察黄河源，其绘制《黄河源图》并撰写考察记，后由潘昂霄整理为《河源志》，确定黄河源头在星宿海，并指出旁有大雪山即昆仑，亦被明朝《大明一统志》《河防一览》等文献及高僧宗泐验证，形成对河源昆仑方位的清晰认知。清朝通过大规模测绘，首次较为系统地廓清了昆仑山系的走向。康熙年间，拉锡、舒兰等人奉命探寻河源，记载黄河源头为星宿海，并指出环抱此地的山脉蒙古语称“库尔坤”，即昆仑山。至乾隆时期，阿弥达再赴河源测绘，清廷据此编纂《河源纪略》并绘制《黄河源图》，最终确认黄河正源在巴颜喀拉山北麓，然其仍沿用“河出昆仑”的传统表述。由此可见，昆仑山与黄河的关系经历了从神话传说到逐步实证的漫长过程。尽管科学认知不断推进，黄河源头得以明确，但“河出昆仑”作为根深蒂固的地理、文化与政治观念，始终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
从自然地理看，昆仑山作为“万山之祖”，横亘中国西部，从喀喇昆仑向东延伸至祁连山、秦岭、大别山，构成地理学上的“中央山系”，是我国生态系统的源头和核心。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源头是位于昆仑山系中的巴颜喀拉山。昆仑山与青藏高原共同构成中国地势的第一级台阶，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被称为“地球第三极”和“世界屋脊”。其不仅是山宗，而且是水源，孕育众多重要河流。黄河从昆仑山发源后，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9省区后注入渤海，形成广阔的华北平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水资源。昆仑山及其周边的青藏高原地区拥有丰富的冰川和积雪，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此外，昆仑山地区的生态环境对黄河流域的气候调节、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从具体流域看，黄河上游流经昆仑山支脉阿尼玛卿山，在“几字弯”处接纳来自昆仑北麓的湟水、洮河等支流。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是昆仑文化与黄河文明交融的核心区域，位于此处的二里头、殷墟等遗址既是早期“中国”的核心，又是昆仑文化“中”观念的诞生地。黄河中下游区位居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密切，较早形成“中”的观念，“中”观念的源头与昆仑文化蕴含的“天地之中”的宇宙观相契合。黄河下游的黄淮海大平原是“大一统”理念的实践场域，从夏商周的“中原一统”到秦汉以后的“全国一统”，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地位始终以昆仑为“精神源头”，形成“源在昆仑、流在黄河、以中为中”的空间谱系。
（二）价值关联：昆仑文化与黄河文化的价值
传承昆仑文化在历史上蕴含的“大一统”基因、奋斗精神与黄河文明的秩序建构、治黄实践高度契合，形成“精神同源、实践同流”的价值传承。
第一，“大一统”理念的共同构建。自汉代起，昆仑与黄河被共同纳入“大一统”政治叙事，二者成为象征疆域完整与文化正统的核心符号。汉武帝将于阗南山命名为“昆仑”并认定其为黄河源头，不仅是对河源的地理确认，而且通过将“河出昆仑”这一文化信念转化为政治实践，将西域纳入“中华天下”体系。至此，昆仑山与黄河源头被合铸为象征“天之中柱、地之轴心”的国家地理标志。至元、清两代，通过系统性的国家勘探与地图绘制，昆仑与黄河的符号意义被进一步强化为对边疆地区的主权宣示。元世祖忽必烈遣都实探查河源并绘《黄河源图》，首次以中央勘察的形式将青藏地区纳入国家地理认知框架。清代更是将此推向制度高峰：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帝命拉锡、舒兰“直穷其源”，勘察后确认扎陵湖以西三河为黄河正源，绘成《星宿河源图》，并将河源地区精确载入《皇舆全览图》。这既是科学探索，又是通过地图测绘实现的疆域主权宣告。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帝遣阿弥达“恭诣河源致祭”，《清实录》记载其谕旨：“兹特遣伊子阿弥达驰往西宁，同留保住并章嘉呼图克图之弟吹卜藏呼图克图，恭诣河源致祭。仰祈神佑，庶得迅奏成功。”此举将政治勘察与祭祀仪式相结合，以神圣化的方式重申中央对河源及昆仑所在边疆地区的统治权威。这一历史进程表明，从汉代的命名定源到元清的勘探制图与祭祀，昆仑与黄河始终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政治符号，共同服务于“大一统”的构建。历代王朝通过对“河出昆仑”这一文化母题的不断确认与仪式化实践，将地理探索转化为疆域认同，将文化想象巩固为政治现实，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国家认同与文明延绵不断的空间基础。
第二，奋斗精神的共同彰显。昆仑神话是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文化源头与价值典范。从《淮南子·览冥训》所载“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 的创世神话，到《史记·夏本纪》中“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的大禹治水叙事，昆仑系神话构建了面对巨大挑战时“主动担当、百折不挠”的原始意象。这种神话精神深刻驱动历史实践：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到元代都实奉忽必烈之命探寻河源，再到清康乾时期持续组织拉锡、阿弥达等进行大规模勘察并绘制《河源图》，历代对昆仑河源的执着探索是自强不息精神在国家文化、地理认知与疆域构建层面的延续。黄河治理是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千年实践与精神升华。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是一部制度化、体系化的集体奋斗史。秦统一六国后，为建立全国性治水体系，推行“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政策，即拆除原列国边境阻碍泄洪的堤防与关卡，此举标志着黄河等大河的治理首次超越局部地域限制，从国家整体层面进行统一规划和系统管理。东汉王景通过“筑堤、修渠、建立水门”系统工程实现“汴渠分流”，使黄河安流近800年。《汉书·沟洫志》记载，汉代已形成“堤防岁修”制度。宋代采取分段筑堤、建设埽岸工程、及时堵塞决口及利用河道改道等综合措施，逐步建立了系统化的堤防体系。明代潘季驯提出并实践“束水攻沙，以水治水”的治河措施。清代通过加高培厚旧堤、创筑临河与缕堤等新型堤防，并依据河势变化持续增筑，建立了系统化的堤防体系。道光年间的治水名臣栗毓美在河道总督任上积劳成疾，以身殉职。《清史稿》载“实心实力，卓为当时河臣之冠，不独砖工创法可纪也。”近代以来，治黄精神在科学组织与集体奉献中达到新高度。1946年成立的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开启“人民治黄”新纪元。面对1949年特大洪水，涌现出以特等功臣戴令德为代表的“人在堤在”的英勇事迹。由此凝练的“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的当代治黄精神，其内核与大禹“疏川导滞”的奋斗原型一脉相承。昆仑神话为奋斗精神提供了崇高的文化意象与价值源头，黄河治理将其转化为国家与民族的集体实践，共同彰显中华民族不畏艰险、生生不息的坚韧品格。
第三，天人合一的共同智慧。昆仑文化构筑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文化原型。汉代《河图括地象》记载：“昆仑之墟，下洞含右……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古代星图中多将昆仑与紫微垣等天区对应，形成“天形昆仑”的天地同构观念，衍生对自然的深层敬畏与和谐共生实践。《尚书·禹贡》载“黑水河西惟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表明昆仑美玉在先秦时期已成为沟通天人的礼器与贡品。汉代以来，国家祭祀体系中多将“河源”与“昆仑”并列为祭祀对象，《汉书·郊祀志》所载的祭祀礼仪，是“敬畏自然、崇拜源头”生态伦理的制度化体现。黄河治理是“天人合一”智慧的动态实践典范。历代的治黄不仅是一项技术工程，而且是一套调和“人之力”与“天之数”的哲学体系。西汉贾让在《治河三策》中提出“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不与水争咫尺之地” 的顶层设计思想，是顺应自然规律的鲜明体现。历代王朝通过制度化的“河祭”，将技术实践提升至伦理高度。秦统一六国后，于今陕西大荔县境内之黄河岸边确立固定祭祀地点，并兴建“河水祠”。汉承秦制，《史记》载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天下平定，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三国曹魏承汉制以国家礼制祭祀黄河，构建起规范化的祭祀秩序。隋开皇十四年（594年）闰十月，文帝下诏强化河渎祠的管理规制。唐代《开元礼》载有祭西渎大河的祭文：“唯神上通云汉，光启图书，分导九枝，旁润千里，素秋戒序，用率典常”；唐玄宗时期，开创了遣使特祭的先例。元明清三朝延续对五岳四渎的尊崇，康熙帝曾为河渎庙御书“砥柱河津”、为西海神庙御书“源远流长”。“治”与“祭”的结合诠释了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保持敬畏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从昆仑的宇宙观原型到黄河治祭并重的千年实践，“天人合一”的智慧构成一条连贯的精神与实践脉络，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范式。
（三）民族认同：昆仑符号与黄河载体的共同体建构
昆仑山作为万山之宗、江河之源，是各民族共同崇奉的精神原点；黄河自西向东贯穿中国腹地，孕育多元一体文明生态，二者共同奠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精神基础。
第一，共同信仰的纽带作用。昆仑山与黄河在中华民族认同中共同构筑“神圣同源”的信仰体系，是凝聚多民族精神认同的重要基石。昆仑崇拜本质上是“天崇拜”的体现。这一信仰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一脉相承：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将圣山宝木巴视为“宇宙中心”，这一意象与昆仑神话高度同构。北魏政权“立五岳四渎庙乾桑干水之阴”，其郊祀礼仪融合了北方民族的天神崇拜与中原山河祭祀传统。清代乾隆帝为多民族共尊的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御赐“梵教法幢”匾额，该寺恰位于昆仑东脉与河湟文化区交汇之地，均体现了各民族对天地秩序与宇宙本源的共同敬畏。“河出昆仑”是这一信仰体系的核心地理认知，基于此，各民族形成“同饮黄河水、同溯昆仑源”的集体意识：藏族尊巴颜喀拉山为神山，其水流为圣泉。藏文古籍《西藏王统记》记载吐蕃赞普迎请尼泊尔工匠于“雪域圣水之源”建寺，其蕴含的水源神圣观念与河源崇拜相通。羌族古歌《羌戈大战》将河湟谷地记述为先民迁徙与生存的族源空间。回族在黄河滋养的宁夏平原建立家园，清代《宁夏府志》中多有引黄灌溉形成“回汉共利”的渠务记载。这些实践构成持续的共享精神场域，将昆仑与黄河信仰从观念转化为具身的集体记忆，不仅是维系民族情感、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的深刻见证，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共同历史的记忆沉淀。昆仑文化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符号”，贯穿黄河文明发展脉络与东西交流千年历程。河南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新疆和田玉器，证明在至少3000多年前，源自昆仑山系的“昆冈之玉”已跨越千里，进入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玉出昆冈”记载得到实证。这条绵延不绝的“玉石之路”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早期纽带，同时为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北宋时期，李元昊在黄河上游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农业；元代，官员都实率队探察河源，开启国家主导的河源勘察；清代，康熙、乾隆主持黄河治理与河源测绘，将河源地理正式纳入国家舆图。这些实践不仅推动了黄河流域的开发与治理，而且构筑了多民族参与的文明图景。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共同缔造了黄河文明的深厚积淀，形成不可分割的共同历史记忆。
第三，共同未来的实践基础。新时代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各民族共同追求的发展愿景。以黄河上游为例，“三江源国家公园自体制试点启动以来，创新建立‘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1.7万名牧民加入生态管护队伍，从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管护者和获益者，人均年工资性收入2.16万元，让世代放牧的牧民不仅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也让他们端上了绿色饭碗、吃上了‘生态饭’”。各民族积极参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守护中华水塔的生态安全，体现了“生态优先、共同发展”的治理理念，与昆仑文化中“守护源头、共守天下”的整体性生态观一脉相承。以黄河为纽带的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平台为各民族共同参与国家建设、共享发展成果提供了现实路径，强化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昆仑文化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长江与黄河同源昆仑、共育中华，自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奔涌而下，横贯东西，润泽四方，滋养了灿烂的稻作文明、舟楫之利和城市繁荣。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长江流域孕育了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多姿多彩的地域文明，与黄河流域共同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一）空间关联：昆仑为脉、长江为流的地理联动
昆仑山与长江在地理空间上存在密切深远的关联。昆仑山位于中国西部，横亘青藏高原北部，是亚洲多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源头位于昆仑山脉南麓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附近。从地理空间看，昆仑山与长江流域通过水系紧密相连，昆仑山的冰川融水一路汇聚百川，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等11个省区市，形成浩荡东流的长江，滋养广袤的土地，孕育灿烂的中华文明。昆仑山的高寒气候和丰富的冰川资源为长江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保障，长江将这些水源转化为生命之源。此外，昆仑山与长江流域在地理上形成鲜明的对比与互补：昆仑山地处高寒干旱的西部高原，气候严酷，生态脆弱；长江流域地势相对低平，气候温和湿润，适宜人类居住与农业发展。昆仑与长江在地理空间上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中国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孕育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灿烂的华夏文明。
（二）价值关联：昆仑文化与长江文化的精神契合
昆仑文化与长江文化共同奠定中华文明的价值根基。从具体流域看，长江上游的金沙江穿越昆仑山系的横断山脉，与澜沧江、怒江共同构成“三江并流”奇观，这一区域既是昆仑文化向西南传播的“通道”，又是长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其中，三星堆青铜神树的“十日”造型，与《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高度契合，扶桑与昆仑建木同属“宇宙树”体系。
长江中游的楚文化素有“信巫鬼、重祭祀”传统，其宇宙观念与神话系统深受昆仑文化影响。例如，《离骚》中“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九章·涉江》中“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九歌·河伯》中“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这些诗句赋予昆仑以神圣崇高的象征意义，也深刻反映了楚文化对昆仑神话体系的吸收与重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T形帛画中指示灵魂飞升路径的观念，与彝、羌等民族《指路经》灵魂归天的昆仑叙事一致。长江下游长三角地区的良渚文化与昆仑文化在精神信仰、礼器形制和宇宙观层面深度关联。良渚核心礼器玉琮，外方内圆、侧呈“亞”形的形制，与《山海经·海内西经》载“昆仑之虚，在西北，方八百里，高万仞”的特征高度契合，是昆仑宇宙观的物化载体，其上纹饰与昆仑“百神所在”的神圣叙事呼应。“玉琮王”的神人兽面纹，其虎形元素与《山海经·西山经》载昆仑神陆吾“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形成呼应。良渚玉琮“祀天通天”的功能与昆仑文化的核心内涵一脉相承。由此可见，长江流域参与并丰富了昆仑神话的跨地域建构。
（三）民族认同：昆仑叙事与长江记忆的共同体塑造
昆仑文化作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符号，与长江流域承载的历史记忆相结合，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迁徙记忆凝聚民族情感。昆仑山系所在的青藏高原东部及横断山脉区域，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地理源头与精神原乡，自古以来是多个民族迁徙出发或途经的关键地标，由此形成以“溯江（河）而下、逐水而居”为特征的民族流动图景。从历史源流看，西南多个民族的口传史诗与汉藏语系比较语言学证据均指向这一共同的历史记忆。例如，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卷一《创世志》记载彝族先祖“始祖居北方，寒冷初降临，迁徙往南方”，直接指向族群的北来渊源。纳西族东巴经《创世纪》（《崇般图》）中详细描述了其祖先从“北方高原”沿江河向南迁徙的路径。具体到迁徙过程，各民族的路线与长江水系高度重合，并与茶马古道、藏羌彝走廊等历史通道交织。据《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记载，彝族“六祖分支”后的迁徙主体沿长江上游（金沙江）及其主要支流由北向南推进，其中，武、乍、布等支系的南下路径尤为典型，体现了古代族群迁徙与江河流域的密切关联。综上所述，从“昆仑余脉”这一共享的祖源地意象出发，经由“沿江南下”这一共同迁徙路径，最终在西南山地形成交错聚居的格局，强化了“同源共流、共迁共居”的集体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深厚的历史情感基础。
第二，文明共创彰显民族智慧。昆仑文化蕴含的宇宙观与秩序理念，深刻影响长江文明的创造，形成一系列融合多元智慧的杰出成就。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核心意象深刻体现了昆仑神话体系的跨地域影响。例如，高达3.96米的青铜神树，学界普遍认为其原型是《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的“扶桑”“若木”或“建木”。《山海经·海内经》载：“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太皞爰过，黄帝所为”，描述了位于“天地之中”的通天神树；《淮南子·地形训》明确“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都广”之地望历来被认为在古蜀区域。 三星堆神树九枝栖鸟、龙蛇缘树而下的形象是“宇宙树”神话的立体化、仪式化呈现。同时，神树上的鸟、璋器上的山形纹饰，也可能融入川西高原古羌、氐族群对太阳、神鸟与圣山的自然崇拜元素。因此，三星堆文明并非“外来”或“单一源头”的产物，而是昆仑宇宙观南下传播后，在长江上游与本地信仰、周边族群智慧相遇，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动态、开放、相互启迪的共创模式。
第三，协同发展共筑民族未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为流域内各民族共同参与现代化进程提供系统化平台，形成多层次、跨领域的协同发展格局。例如，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居住着26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9.3%。各族群众既能讲普通话，又能行藏家礼、唱傈僳歌，藏式建筑、傈僳风情、纳西瓦房交相辉映，形成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局面。2023年，全州累计接待游客总人数2522万人次，文旅产业增加值达41.72亿元”，实现了生态价值向民生福祉的有效转化。这种“发展共担、成果共享”的实践模式是昆仑文化“天下共守、生生不息”精神在当代的生动体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三、昆仑文化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不仅 是古代军事防御的宏伟工程，而且是中华民族守 护家园、坚韧不屈的精神图腾。从昆仑山脉到东 海之滨，长城跨越千山万水，连接起农耕与游牧 文明，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壮阔历程， 凝聚着中华儿女对疆域认同、文化传承的共同情感。
（一）空间关联：昆仑为脉、长城为屏的共生格局
第一，从空间维度审视，昆仑山脉与长城构建起自然屏障与人工屏障的协同格局，共同勾勒出中国北方的文化边界带与疆域守护线。昆仑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的喀喇昆仑，向东延展至青海、甘肃，与长城西端（新疆喀喇昆仑段、甘肃嘉峪关段）直接相连，与长城的人工防御体系形成联动之势。长城东起渤海之滨，西至甘肃嘉峪关，横跨 15 个省区市，其走向与昆仑山紧密关联。
第二，从具体路段深入分析，长城西端的“葱岭守捉”（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位于喀喇昆仑山脉东段，是唐代安西都护府管辖的重要军事据点，既是长城防御体系的“西起点”，又是昆仑文化“疆域认同”的实践场域。昆仑山北坡的冰雪融水汇成多条河流，在塔里木盆地南侧孕育出许多沙漠绿洲，这些绿洲为古代丝绸之路南道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水源和物资补给。自西汉以来，各朝统治政权为维护该段丝绸之路的通畅，陆续修筑了烽火台和城堡，其相互串联构成新疆境内长城体系的西段南线部分。西汉时，这条长城线路自河西走廊延伸，顺祁连山、阿尔金山与昆仑山北麓，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向西推进，途经嘉峪关、玉门关、敦煌、若羌、且末、和田（于阗）等地，最终通往中亚，奠定了新疆南部长城的基本脉络。及至唐代，新疆长城的南线主要延续汉代的走向与既有设施。清代进一步对昆仑山北麓的长城西段进行扩建与维护，强化了清政府对这一区域的治理与管控。
第三，从地理功能层面看，长城、昆仑山脉共同塑造了中国北方“半干旱=干旱”区域的人文地理格局。长城作为“因中而生的秩序纽带”，昆仑是这一“秩序”的地理根基，正是昆仑山脉界定的“西部疆域”赋予长城西向延伸守护中华疆域的象征意义。
（二）价值关联：昆仑文化与长城文化的理念传承
中华文明具有统一性特征，昆仑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性文化符号，兼具“大一统”精神。昆仑文化倡导的“大一统”秩序及守疆精神与长城文化体现的疆域守护及多元融合理念高度契合，共同构建“精神同源、实践相承”的价值体系。
第一，共同建构“大一统”秩序。昆仑在传统认知中被视为“河源所出”与疆域象征，自汉代“案古图书”定昆仑为河源之山至元代《河源志》、清代《河源纪略》系统强化其地理政治意义，昆仑逐步成为王朝正统叙事的精神坐标。与此相应，长城成为“大一统”秩序的空间实践载体。汉代将亭障体系西延至西域，《汉书·西域传》载“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以长城设施保障丝绸之路及郡县治理；明代“九边重镇”发展为融军事、屯田、贸易于一体的边疆治理框架，长城从防御工事转化为国家秩序的实体象征。昆仑山与长城形成虚实相生的互动格局。清代在昆仑山北麓设立卡伦驿道，与东部长城防线协同构建边疆管控网络；《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详述了清军格登山之战胜利及汉唐至清对西北边疆的治理，宣扬清朝“大一统”理念，暗合以昆仑山为精神依托、以长城为治理手段的政治逻辑。在地理认知中，从明代《九边图说》到清代《皇舆全览图》，昆仑山脉与长城防线始终并置呈现，体现了其在国家疆域叙事中的结构性关联。昆仑以其神圣性赋予政权天命合法性，长城以人力工程将秩序落实为可防卫、可治理、可交流的空间现实。二者在历史进程中持续对话，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维系疆域完整、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化基石。
第二，共同彰显守疆精神。昆仑文化中的守疆精神，体现在历代对西部疆域的探索、治理与象征性建构之中。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路通道以及《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将昆仑山脉及其以西地域纳入汉王朝的地理认知与政治想象。《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在西域30年的经营“终使西域五十余国纳质内属”，体现了中原政权对边疆的持久经略。至元清两代，守疆实践趋于系统化。清代通过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叛乱、设立伊犁将军，维护西域稳定，为后世边疆治理奠定了基础。长城以更为直观的防御形态与历史事件承载中华民族守卫家园的集体记忆。汉代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依托长城沿线关塞实施“塞外出击、塞内固守”的战略，《汉书·匈奴传》详细记载了“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 的边防建设。明代戚继光镇守蓟州时不仅加固长城防线，而且撰写《练兵实纪》《纪效新书》，创新战术与戍守制度，使长城成为集军事、屯田、讯息传递于一体的防御体系。及至近代，在长城抗战（1933年）中，中国军队在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浴血抵抗，使长城升华为全民族共御外侮的精神符号，《申报》《大公报》等以“血肉长城”为题报道，强化了其作为中华民族韧性象征的现代意义。昆仑的崇高象征与长城的实际守卫相互支撑，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对领土主权与文化认同的深层认知基础。
第三，共同践行多元融合的治理智慧。历史上，长城并非隔绝内外的壁垒，而是沟通南北、促进交流的走廊。汉代在长城沿线系统设立“关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允许匈奴与中原在边境进行牲畜、织物、铁器交易，形成制度化的互市体系。明代长城沿线的“马市”发展为更加成熟的各民族贸易平台，《明实录》详细记载了在大同、宣府等地开设官市与民市，蒙古的牧民以马匹、毛皮换取中原地区的粮食、布帛与茶叶。隆庆五年（1571年）俺答封贡后，准许各部向明朝通贡，双方在大同、宣府、山西三镇的长城互市，《明史》卷三二七《外国·鞑靼传》记载：“自是，（俺答汗）约束诸部无入犯，岁来贡市，西塞以宁”，贸易规模与社会影响深远。这类经济往来不仅缓解了军事对峙，而且催生独特的文化生态。例如，明代宣化一带出现兼具汉蒙建筑风格的寺庙与民居，在语言上形成“蒙汉合璧”的商贾用语，生动体现了长城作为文化接触地带的功能，与昆仑文化倡导的“天下一家”理念形成跨区域呼应。昆仑山所在的西域自古便是多元文明交汇之地，唐代于阗（今和田）的佛教壁画融合印度犍陀罗风格与中原线条技法，元代西域学者察罕将汉、蒙、回历法知识系统整合编纂了《帝王纪年纂要》，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文明智慧。长城与昆仑山以不同的地理形态践行相似的治理逻辑，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构建共享秩序。
（三）民族认同：昆仑象征与长城载体的共同体凝聚
昆仑文化作为各民族共享的疆域象征，与长城承载的守护功能相互呼应，共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与传承。
第一，疆域认同凝聚多民族共识。不同民族的互动与实践基于其与中原的互动，赋予长城与昆仑多元认同内涵：蒙古族在历史上长期活动于长城沿线，将长城视为与中原交流的重要通道。《大元一统志》明确将昆仑山脉纳入疆域记述，通过驿路体系连接漠北与中原。例如，居庸关、古北口等长城关隘成为蒙汉互市、使臣往来的枢纽。回族在明清时期广泛定居甘肃、新疆等长城西端地区。清代乾隆平定准噶尔后，大量回族军民随清军驻屯于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修建屯堡，形成“回屯”与长城军事体系相辅相成的定居网络。历代王朝通过地理认知、政治实践与文化整合，使昆仑与长城成为跨越族群的疆域共识，构起各民族共享的疆域记忆空间。
第二，经济贸易促进民族交融。长城与昆仑山不仅是地理标志与军事防线，而且是连接各民族的商贸网络与经济纽带，频繁的物资交换与人员往来为民族交融提供了持续动力。长城沿线形成规模庞大的互市贸易体系，明代隆庆和议后，宣府、大同、张家口等马市开放，蒙古族以马匹、皮毛、牲畜换取中原的茶叶、布匹、铁器。清朝在继承明朝部分政策的基础上形成盟旗制度、驻防将军与边贸结合的边贸体系。新疆地区的昆仑山北麓与长城西端成为丝绸之路南线的咽喉要道，和田的玉石、喀什的丝绸、吐鲁番的瓜果通过这条商路源源不断输往中原，中原的茶叶、瓷器、农具通过此道流入西域。各民族在这一带形成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这种以长城与昆仑为轴线的商贸网络打破了地理阻隔与族群界限，为文化融合与社会交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共创共享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新时代，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成为各民族共同的发展愿景。在新疆尉犁县，维吾尔族文保干部吾甫尔·库尔班坚守 28年，与汉族青年邓琪军等18名巡护员组成巡护队伍，顶着沙尘暴、酷暑巡查150公里沿线的孔雀河烽燧群，尉犁县已建成孔雀河烽燧群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内蒙古固阳秦长城旁，各族群众共同修缮墙体、收集文物。2003年至今，固阳已连续举办21届以“固阳秦长城”命名的长城文化旅游节，切实加深各民族对秦长城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凝聚文化共识。这些实践体现的“保护传承、共同发展”理念与昆仑文化中“守护源头、共守天下”的精神传统一脉相承。
四、昆仑文化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大运河，自春秋肇始，历隋元臻于完善，以绵延3200里的水脉串联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运河沿岸的一座座城市，实现物资的顺畅流通与文化的深度交融。这条人工奇迹不仅承载“南粮北运”的漕运功能，而且成为连接不同地域、融合多元文化的纽带，为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民族融合发挥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一）空间关联：昆仑为源、运河为网的互通格局
从大尺度空间地理格局审视，昆仑与大运河并非依托直接的地理接壤形成关联，而是以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为纽带，构建起间接延伸、辐射叠加的空间关系。昆仑山脉作为长江、黄河的发源地，是两大水系的地理源头与文化母体。大运河贯通五大水系，其核心功能为串联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由此，大运河与昆仑形成间接的空间关联。昆仑与大运河以黄河、长江为纽带，实现跨越千里的辐射与叠加，共同建构起基于辽阔疆域视域的深广空间关联。《左传·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载“吴城邗，沟通江淮”，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沟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河流，开启跨流域连通的先河。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构建起连接黄河、淮河流域的水运要道。同年，隋炀帝下令“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使河道与长江水系实现贯通。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发河北军民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北抵涿郡；大业六年（610年）修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至此，永济渠、通济渠、邗沟与江南河首尾相连，形成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体系，首次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构建了统一的水运网络。元代郭守敬主持裁弯取直，最终形成京杭大运河。昆仑文化以长江、黄河为天然媒介，与大运河形成跨越地理空间的辐射效应。
大运河推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在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的深度一体化，促进两大流域优势互补、发展互促与资源互济，并通过整合长江、黄河流域的资源与文明，强化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水路命脉。这与昆仑文化秉持的天命观、天下观、共同体理念形成了内在的文化同构，共同勾勒出中华文化从源头辐射到流域整合的宏大空间图景。
（二）价值关联：昆仑文化与运河精神的价值共鸣
昆仑文化与大运河文明虽内涵各异，但在多个层面高度契合，共同指向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形成“精神同源、实践相通”的价值传承脉络。
第一，共同构建起大一统的家国情怀。昆仑文化的核心价值锚点在于“大一统”的文化认同建构。从汉武帝将昆仑定为“河源之山”到元清两代通过河源探索与疆域勘测进一步强化“天下同源、疆域一统”的共识，昆仑被纳入“天下一统”的精神图腾。大运河的开凿与存续本质上是“大一统”理念的实践表达。大运河构建起连通南北与关中地区的庞大水运网络，有力推动南北经济、社会、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强化了中央对南方的治理，实现全国政治经济统一。元代裁弯取直后，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重要枢纽，不仅发挥漕运保障中央供应的功能，而且成为南北政令传递、文化交融的核心通道。昆仑与大运河共同夯实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文化根基。
第二，共同彰显互通精神与交流融合。昆仑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精神的象征，其所在西域与河西走廊的地理空间是中华文明向外联通、向内融合的历史通道。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使昆仑从神话走向现实，使西域成为东西文明交汇之地。唐代敦煌壁画中的西域乐舞、胡商形象以及长安出土的波斯银币、粟特墓志，均体现了当时“胡汉杂处、商使交属”的繁荣景象。大运河将“互通精神”转为南北轴向的内部融合。自隋代开永济渠、通济渠实现“南粮北运”至宋代漕运推动商业兴盛，《清明上河图》再现汴京漕运之盛；明代漕运制度完善，催生《河防一览》等水利著述。运河不仅是经济动脉，而且是文化走廊：北方儒学南传与江南文教结合，形成扬州学派等融合性思想；南方戏曲、园林艺术北上，促进京津市民文化发展。明代杭州刻书经运河畅销全国，清代扬州盐商资助的戏曲融合昆曲、徽调催生京剧。这种南北互动体现了昆仑与大运河共同承载的“和而不同、互通共荣”的文明发展逻辑。
第三，共同蕴含多元融合与文化认同智慧。西域作为多民族迁徙、贸易等的交通要道，形成独特的“多元包容、和合共生”传统。《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三十六国的不同风俗；唐代敦煌藏经洞文献包含吐蕃、回鹘、粟特、于阗等多文字写本。昆仑神话中的西王母形象从《穆天子传》《山海经》到道教体系的演变，折射出多元的交融与再造。大运河通过持续的人口流动与商贸往来，将“多元融
合”的智慧植入东部社会。沿运城镇形成“五方杂处”格局，催生丰富的文化融合实践：漕帮信仰同时供奉妈祖、金龙四大王及关羽，形成跨族群的祭祀传统；杭州、扬州等地饮食文化也展现出西北技法与江南工艺的交融。大运河承载的多元融合实践与昆仑文化蕴含的“和而不同”智慧一脉相承，二者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多样多元的深层智慧。
（三）民族认同：昆仑区域与运河廊道的共同体建构
昆仑山脉地处西域，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贸易通道与文化前沿，与贯通南北的大运河长期互动，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在物资流通层面，昆仑区域是玉石、马匹等资源东输的源头，大运河是其向中原及江南扩散的关键通道。汉代至唐代，和田玉料沿“玉石之路”运至长安、洛阳后，经运河转运至扬州、苏州加工，跨区域物资流动在不同族群间形成互利共生的经济纽带。在文化融合层面，昆仑区域是佛教、伊斯兰教东传的枢纽，文化要素借运河融入中原。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后，隋唐时期沿大运河传至江南，洛阳白马寺造像艺术影响扬州大明寺，鉴真在此融汇西域律宗与江南禅学。元明清时期，回族民众沿运河从事商贸运输，形成“以儒释伊”的思想融合，北京牛街礼拜寺等建筑融合中西元素，见证文化交织。新时代，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延续共同体建构逻辑，沿线多民族共同参与生态修复、古镇保护等活动，践行“共同保护、传承、发展”理念，昆仑文化与大运河的互通共享内涵跨越时空对话，为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持续支撑。
五、昆仑文化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用鲜血与信念铸就的宝贵精神财富。其象征着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英雄气概，体现了坚定理想、不畏牺牲、团结奋斗、勇于胜利的革命品格。
（一）空间关联：昆仑支脉、长征路线的革命格局
昆仑与长征的空间关联是地理范围的深度嵌套、文化空间的双向互嵌以及精神符号的历史呼应。
从地理空间看，长征核心路段完全嵌入昆仑山脉东延的广阔疆域。昆仑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横贯新疆、西藏、青海，东延至川西、甘南、滇北等区域，形成广袤的地理单元，红军长征途经的若尔盖草原、松潘地区及甘孜、阿坝等区域，均属于这一广阔的空间范畴。红军长征进入川西后，翻越的岷山是昆仑山脉东延的重要支脉，途经的若尔盖草原、松潘地区是昆仑地理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这一区域流传着与昆仑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信仰传说，祭天神的观念更是深植其文化中，与昆仑文化一脉相承 。例如，岷山区域的羌族先民将最高神山“尕尔昆勒”视为天神居所，“昆勒”与“昆仑”属于同音异写。纳西族传承《祭天古歌》，将祭天奉为族群头等大事。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长征路线形成空间叠加，使昆仑从自然地理概念延伸为文化地理符号，成为红军与当地民族文化对话的隐性纽带。
1935年10月，红军翻越岷山后，毛泽东同志远望昆仑东延的苍茫群山挥毫作赋，写下《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词中“飞起玉龙三百万” 既写实描绘了昆仑支脉岷山的雪岭奇观，又以昆仑的雄浑气魄喻指革命理想，“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以昆仑为喻，抒发战胜艰难险阻的革命意志。这首词成为昆仑与长征空间关联的文学实证，标志着昆仑文化与长征精神在空间与象征意义上深度结合。
（二）价值关联：昆仑文化与长征精神的理念传承
昆仑文化蕴含的奋斗信念、抗争意志与天下情怀，与长征精神“不畏牺牲、排除万难、为人民谋幸福”、以民为天的人民史观高度契合。
第一，自强不息的精神赓续。昆仑文化承载人类挑战极限、超越困境的集体记忆，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的神话，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的传说，张骞凿空西域、元清时期探索河源的实践，均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奋起抗争的文化品格。这种精神在长征中历史性再现：红军翻越夹金山时，在零下数十度的严寒中身着单衣、拄棍前行，征服“鸟兽绝迹”的生命禁区；穿越松潘草地时，以草根树皮充饥，在泥沼中相互扶持，展现与自然抗争的顽强意志。长征途经的岷山、巴颜喀拉山等昆仑支脉不仅是地理屏障，而且是精神淬炼的象征空间，昆仑神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情怀在红军战士身上转化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实现了从神话精神到革命实践的创造性转化。
第二，突破困境的意志传承。昆仑文化蕴含强烈的抗争与变革意识，共工怒触不周山、后羿射日等神话表达了中华民族对不公秩序的挑战与对生存环境的改造。这种“敢于突破、勇于革命”的意志在长征中表现得尤为深刻：红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过松潘草地，以超凡智慧与勇气完成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突破思想桎梏的政治勇气。这些实践不仅仅是军事突围，更是思想与体制变革，与昆仑文化“破旧立新”的精神内核相呼应。
其三，天下情怀的使命践行。昆仑文化蕴含“四海一家”“协和万邦”的宇宙观，毛泽东同志《念奴娇·昆仑》中写道“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将昆仑意象升华为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怀。这一情怀在长征中转化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红军坚持群众路线，在贵州遵义、四川阿坝等地建立基层政权，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传播革命思想。昆仑为精神原乡，长征为历史征程，共同诠释了中华文化从“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到“为民造福”革命担当的内在延续。
（三）民族认同：昆仑文化与长征精神的共同体建构
昆仑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象征，与长征这一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实践实现历史性交汇，赋予昆仑新的时代内涵。昆仑文化“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基因，与长征“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革命品格深度融合，成为各民族共同认同的精神坐标。
第一，革命历程中的多民族参与。在长征时期，昆仑区域的藏族、羌族、彝族同胞给予红军重要支持。1935-1936年间，甘肃藏族土司杨积庆主动让道并提供粮食；甘孜炉霍头人益西绒布捐献数万斤粮食及牲畜；觉日寺扎日活佛捐赠藏洋、茶叶等物资；藏族群众积极承担运输、掩护伤员、向导引路、配合作战等工作。1935年4月，羌族土司安登榜在北川参加红四方面军，协助劝降旧部、宣传政策，并担任番民游击队队长，为红军在羌区打开局面作出重要贡献。1935年5月，中央红军为强渡大渡河，刘伯承同志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冕宁彝海结盟。小叶丹获授“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红旗，并护送红军通过彝区，为红军突围赢得关键时间。长征的胜利离不开各族同胞的支援与牺牲，这段多民族并肩前行的历程生动诠释了民族团结与共同奋斗的力量。
第二，精神谱系中的多民族共建。昆仑精神在长征历程中完成了从神话到革命实践的伟大转化，这一精神升华是各民族深度参与和共同铸就的。昆仑文化蕴含的“天下一统、坚韧不拔”的精神内核，与沿途各民族的生存智慧、抗争精神相互交融，凝聚为跨越民族界限的革命力量。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中央红军翻越岷山后，创作《念奴娇·昆仑》，以“横空出世，莽昆仑”的意象将山脉的雄浑升华为反对帝国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革命理想，其以“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描绘了多民族共同奋斗的美好图景。在彝族聚居的四川大凉山，红军以朱德同志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 , 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 , 都是兄弟骨肉。1936年，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进入云南中甸（今香格里拉），尊重藏族宗教习俗，公平筹粮，归化寺喇嘛主动开仓支援，藏族群众积极协助救治伤员、修补物资。同年，红二十五军在甘肃兴隆镇回族村寨严格执行“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政委吴焕先与阿訇恳谈团结抗日，回族群众帮助筹盐补衣，体现了各民族共济的深厚情谊。这些生动实践使昆仑精神从历史图腾转化为团结各族群众共赴国难的行动力量，塑造了长征路上多民族共建的精神丰碑。
第三，新时代，长征精神的协同传承与共同体建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推动沿线多民族地区形成遗产保护、区域发展与精神传承相协同的实践模式。以四川凉山彝海结盟遗址为例，“凉山严格按照‘主题定位精准、总体路线严谨、规划实施可行’方针，坚持‘国内经典、四川特色、民族团结典范的长征精神展示地’定位，高水平规划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冕宁段），打造了一批红色文化主题公园、红色教育培训基地，先后建成彝海结盟景区、红军文化广场、红军草地公园、结盟新寨等红色地标”。从共同守护历史遗产到共创发展成果，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联结历史与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彰显各民族命运与共、团结奋进的时代格局。
六、结论
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地理布局蕴含以昆仑为核心的“弓箭形”空间密码，是中华文明“天地相参”的空间投射。在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宏大结构中，长城如坚实的弓背横亘中国北方，自辽东延绵至嘉峪关，勾勒出历史上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交融互动的地理轮廓；大运河如绷直的弓弦，纵贯南北，串联起国家经济文化的血脉长廊；长征路线如蓄势待发的箭杆，穿透西南腹地，从瑞金指向延安，标定了中国革命精神艰苦卓绝的传播轨迹；黄河与长江如舒展的双翼，自西向东滋养哺育流域内的文明根系。昆仑居于这一意象的核心枢纽，作为黄河源头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既是地理“万山之祖”，又是空间叙事的精神原点，恰似拉弓受力之核心，将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能量凝聚为有机整体。
五大国家文化公园蕴含的昆仑文化基因揭示了中华文明在空间结构和精神价值层面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昆仑以“天”之崇高承载先民对宇宙秩序的敬畏与哲思；黄河、长江以“地”之滋养孕育绵延的农耕文明与生命律动；长城、长征、大运河以“人”之创造彰显中华民族坚韧的抗争精神、改天换地的实践力量与融通南北的智慧担当，共同凝铸为中华文明存续的精神标识。
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长征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框架下形成文化共同体，实现从“历史记忆”到“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升华。昆仑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将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激励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彰显蓬勃的文明生命力。
韩子勇，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高琰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1月23日
